宋代“三冗”问题研究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宋代“三冗”问题研究》全面系统、深入准确地梳理这一课题，并进而进行反思性研究，既是宋朝“三冗”问题本身研究的需要，又是推动宋史纵深研究的需要，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书稿在全面掌握前人对“三冗”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两宋“三冗”现象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和当时人的议论。不仅分章详论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现象，还强调在整体上要把“三冗”视为一个互相关联的系统，重视从北宋到南宋各个发展阶段“三冗”问题在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转换。

绪论

第一章 宋代“三冗”问题概述

第一节 宋代冗兵问题及其表现

第二节 宋代冗费问题及其表现

第三节 宋代冗官问题及其表现

第二章 宋代冗兵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第一节 宋代冗兵的形成过程

第二节 宋代冗兵成因

第三章 宋代冗费及其相关问题

第一节 宋代冗费的形成过程

第二节 宋代的冗兵与冗官之费

第三节 宋代的郊祀冗费

第四节 宋代大兴土木之冗费

第五节 宋代的公使冗费

第六节 宋代冗费之成因

第四章 宋代冗官及其相关问题

第一节 宋代冗官的形成过程

第二节 宋代冗官的构成与表现

第三节 宋代冗官的成因

第五章 宋人对“三冗”问题及应对措施的讨论

第一节 包拯对“三冗”问题的认识及对策

第二节 蔡襄对三冗问题的认识及对策

第三节 黄震对三冗问题的认识及对策

第六章 宋代三冗问题的历史教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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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宋代“三冗”问题研究》全面系统、深入准确地梳理这一课题，并进而进行反思性研究，既是宋朝“三冗”问题本身研究的需要，又是推动宋史纵深研究的需要，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书稿在全面掌握前人对“三冗”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两宋“三冗”现象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和当时人的议论。不仅分章详论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现象，还强调在整体上要把“三冗”视为一个互相关联的系统，重视从北宋到南宋各个发展阶段“三冗”问题在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转换。

• 作者：脆弱社畜晴阳阳 发布时间：2013-10-23 16:44:11

  续茶经没看，只看了茶经~

• 作者：stargazer 发布时间：2011-12-13 20:19:23

  一如既往

• 作者：DevilDolores。 发布时间：2013-12-04 18:09:37

  想到這本：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9879313/ 都是很莊子式的思維模式。

• 作者：的云 发布时间：2008-04-23 17:22:38

  看完本书，我想能有机会去这家时尚的折扣店体验一把绝对会是件乐事儿。

• 作者：graceee 发布时间：2014-03-20 22:45:25

  戒躁，宁神，静坐，动静结合

• 作者：Leonard 发布时间：2012-09-11 09:27:51

  可读性不强

• 陈来丨我为什么写《古代宗教与伦理》？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19-11-22 12:52:21

  首先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举办这次活动，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学术讲座，更重要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我的两本书，接下来还要出版系列。先出的这两本一本是《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个是《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我想今天这个会更多的意义是推介，所以非常感谢出版社的领导。其次，我也感谢立华来为我站台，他自带能量，这对我是非常大的支持。

  但是，学术方面我不想讲那么多，而且这本书讲起来恐怕也很枯燥。我想回顾一下写书的过程，来跟大家分享。

  我什么时候开始下决心写这本书呢？我现在也不是非常确定，我在三联最初出版此书的时候，1996年的第一版有个后记。后记中说1987年12月份我在哈佛燕京大讲堂，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研讨会。其实1986年12月的会我也参加了，我是1986年去的哈佛。这个会是由郑培凯教授特别推动的，每年在哈佛那里举办一次文化研讨会。主要是请北美地区有卓越成就的华人学者，作关于中国文化的讲演。听众一部分是波士顿地区各大学的学生，但是更多可能是华人听众，不一定是学文科的，可能是工程师，也可能是大夫。我去的那年，第一年就碰到张光直先生，还有普林斯顿来的高友工先生讲演。高友工讲的是“中国美典”，当时我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提了一两个问题。好像我提的问题有点尖锐，当时我不太熟悉美国的提问习惯。到第二年1987年12月又开了一次会，几个人讲演，除了王浩先生是研究逻辑的，他应该也算我们北大哲学系的校友，因为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他几位是张光直、许倬云、余英时作的讲演。当时张光直讲的是，他认为中国夏商周三代巫文化，特别以商代作例子。许倬云先生是研究西周史的，他特别讲西周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余先生从春秋时代讲起，讲突破的概念，讲中国思想史的五次突破，他从周秦时代讲到明清时代。会议主办者事先指定我作为评讲人，还有一位是香港大学的评奖人。我就评讲了一番，大家的反应还不错。晚上吃饭，在饭桌上，余先生和许先生说你也不用回去了，他们讲这个话我的理解是，在他们的帮忙下，我在美国找个工作还是可以的。许倬云先生特别说，英时是新加坡的“国师”，意思是你去新加坡工作也没问题。那时候很多学者都是奔着留在美国不回国了，不过我当时也没想过这些事。总的说，我的那些评论和提问，还是受到这些学者的肯定。

  这本书最早是在三联哈佛燕京出的。三联本后记我也说了，我写完这本书才突然意识到，写这本书的根子就是1987年12月在哈佛。但是那时候我正在准备阳明学的研究，王阳明的书我是1990年4月交稿。然后张岱年先生让我写《宋明理学》，大概到了1991年完成。今天我就找到一个老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后面出版日期是1990年12月。我在笔记本第一页写“1991年6月启用”，上面两行字我写的是“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伦理学、考古学笔记”。这个笔记本就是我写这本古代宗教与伦理书的笔记。里面是为了写作本书读重要的文史方面的书、人类学方面的书时的感想和评论。这样算起来，我应该是1991年6月份正式开始准备写这本书。我今天早上才找到这本笔记，打开没看几页发现，“1991年7月15日下午访李学勤先生。”当时为准备此书的研究，我访问过李学勤先生，那是1991年7月，那时候他住紫竹院南面的社科院宿舍，跟他谈的内容我记了七八条。其中里面说儒家的“儒”字，说儒就是师。我又发现1991年12月份张光直先生回我的一封信，因为我写信告诉他，我要写一本新书是跟三代文化有关系，请教他。所以他给我回了信，信里问你现在要写的新书是什么书，又说什么时候来美国一定好好谈谈。他信里面有一段话，是他对三代巫文化的想法，我在书里面写了他的这个观点，但是我没写出处在哪儿，其实就是张光直先生的信。有些前辈在引用我的这本书的时候，他不引用我的观点，他就引我书里面没有说明出处的张光直的观点，因为他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到了1992年9月份我到哈佛开会，那个会是杜维明先生主办的，因为那个会讲诠释，并没有邀请张光直先生参加，所以我就专门跟张光直先生吃了一顿饭，还是讲三代文化。这是最早的缘起，应该是1991年的时候，开始用笔记来做准备。

  从我这本书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一开始使用的方法就是多学科、跨学科的方法。因为书里研究的时代是前哲学时代，哲学还早着呢，不可能用哲学的方法，所以使用很多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当时我就找人类学的书，人类学的书大部分是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80年代人类学的书都是民间文艺出版社出，民间文艺出版社社址在西单。后来我就到他们社去找，当时那个社已经基本上停摆了，可是他们出的书还堆在旧址里面，我到那儿挑了很多人类学的书。考古学的书也看了一些，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去看那些太专业的考古发掘报告。2004年我去台湾讲演的时候，当时许倬云先生也在，他没有提问，只是做了评论，说还是应该多看考古学的书。其实我该看的也都看了，最重要的是三大本，第一本是《新中国的考古收获》，60年代出版的，第二本是80年代出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三本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以考古学里真正能够对思想史有参考作用的、大的研究和结论，在这三书里应该说都包括了。因为考古学有很多细节，跟我们思考的很多问题没有关系。所以考古学方面我也做了一些文献的调查和了解，当然最多的还是那几本书里面的。

  大概在1992年夏天，我到大连住了两个星期，我一路看的书就是弗雷泽的《金枝》，一个夏天我就是在看《金枝》，开始确立了书的结构框架。中间因为我又编了其他的书，编了冯先生的语录，还编了一本上海文艺的出的冯先生的文集，花了一些时间，在台湾也出了一本书。我本来的专业当然是宋明理学，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宋明理学已经出了四本书。但是我离开宋明时代，开始同时开展前轴心时代和当代儒学的研究。这本书真正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994年，是从夏天开始集中写，一直到1995年春天，春夏之交5月份写完的。本来没想那么早停笔，本来还想继续写的。但是因为当年9月份要到东京大学讲学，所以我就想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

  稿子写好，我本来是想拿到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王阳明的书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所以先去跟他们聊了一下。我还没拿去稿子，这时候三联许医农先生来电话了，许医农她是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当时三联的领导董秀玉女士把她从贵州请来帮忙。她给我打的电话，说你拿书稿支持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吧。三联哈佛燕京丛书成立的时候我去开过会，他们的宗旨是为新进学者服务的，我那时已经不算新进了，所以想应多给青年学者留一些出版空间。老许说不行，这样的话赶不上上海三联的那套书。我说好吧、那就给三联出吧。后来人民出版社说我只是去人民出版社虚晃一枪，就转身拿给三联了，其实我本来是想给人民的。不管怎么说，促成和三联的合作，老许功不可没。确定在三联哈佛燕京出版后，需要先请专家推荐，赵一凡是学术委员会常务，他让我就近送季先生写推荐。季先生是老先生，也是此丛书的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本来是不好意思请他的，但一凡如此说，我就拿了头尾两章稿子去找季先生，也不敢多带，怕太劳动他。见面后，季先生说：“有的稿子，看了也不敢写；你的稿子，不看也敢写。”季羡林先生写的推荐中有一句“陈来教授是一位既能博通古今、又能融汇中西的学者。”这是老先生的提携，但季先生的表扬，我实在不敢当。由于推荐意见要登在书的封底，于是我和老许商量后，她把这一句改为“是一位沿着博通古今、融汇中西之路奋进的学者”，这才觉得安心一些。

  然后到1996年5月出版了，出版的前一个星期，我在韩国开亚洲哲学会议，中国大陆只有我一个，台湾是黄俊杰来参会，海外是李泽厚。回到北京这本书就出了，出了之后就寄给了李泽厚。李泽厚打电话来说，你这本书一定是一部有重要影响的书，我就记住这句话了。李学勤先生收到我的新书，回信中用了“体大思精”来鼓励我，我觉得很受鼓舞。书出了以后一段时间，我就想，老许怎么不跟我说稿费的事？等到8月份，我就给老许打电话，我说老许我的书都出了三个月了，稿费怎么着了？他说你老先生不看合同吗，我们现在都改版税了，到年底才结算呢，我说那行吧。第二天老许打电话说你来一趟吧，让我去拿钱，说董总看了一下，印了一万册，已经卖了8000多，就说给他结了吧。

  当时我把新书送给牟钟鉴和吕大吉，牟钟鉴在宗教所待过，因为老牟研究过古代宗教，对道教很有研究，对原始文化也很有研究。而吕大吉是宗教学科的带头人，研究西方宗教学史，出版了几部重要的宗教性著作，我都参考过。吕大吉就对牟钟鉴说，陈来的书写得很好。老牟说没见他研究过原始文化啊，没见以前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因为那个时代有些人要么是做原始文化研究，要么是做原始思维研究，我的研究路数其实与这些有所不同。吕大吉说，他对西方宗教学很了解。所以吕大吉就到处宣传我的这本书。我记得当时96年的时候，我们在密云白龙潭开朱先生的会，当时牟钟鉴和我们北大哲学系一位研究西方哲学和宗教的学者议论说，说宗教学这个概念不知道谁先提出来的。我当时就说这是麦克斯﹒缪勒最早提出来的。可见当时我们有些研究古代宗教、中国宗教和西方宗教的人，对宗教学历史本身还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我已经摸过一遍了。所以，李泽厚这么一说，李学勤先生的肯定，吕大吉一表扬，前辈的肯定增加了我对此书的信心。本来我还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我的写法跟以前的研究确实不一样。

  一开始我本来想单纯做儒家思想的探源研究，我觉得以前的研究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一个是把它归结为对“儒”这个字的研究，一个是对“儒”做职官的讨论，一个是语学的，一个是史学的，容易产生混淆，把儒家思想根源的问题，混淆为“儒”的字源问题和职官问题，而跟儒家思想没有关系。后来我的研究就不是仅仅讲这个，而是把它放在整个三代文化，古代文化，特别是古代宗教的演进中，把它放在这个脉络里讲的。我的思路首先是受到张光直先生的人类学研究的影响，重视三代的巫文化，由此入手。所以我命名古代早期文化为巫觋文化，从宗教学上来讲相当于原始宗教。

  因此我讲的并不是破天荒提出一个框架，也是参考了各个学科已有的研究。但是我不赞同张光直先生把三代文化统称为巫文化的主张，主张要讲出了个文化的理性化的进化过程。在1994年的时候，邓正来当时办一个杂志叫《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邓正来先生已经去世了。他当时想成立一个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基金，我记得基金是六七千块钱，他说第一个要发给你，结果第一个就给了我。我得提出一个研究的东西，这就是我在他的杂志发表的文章，叫《殷商的祭祀文化与宗教类型》。我提出殷商文化已经不是巫觋文化，我把它命名为祭祀文化，从宗教学来讲相当于自然宗教。海外学者很关注这个杂志的文章，后来我95年到哈佛开会，当时在哈佛念学位的周勤就告诉我，她是杜先生的学生，因为她的那个委员会里有张光直先生，张光直就曾把我的这篇文章复印给他的学生们，他把文章复印给大家，说“这是针对我的”。当然他是非常宽容大度的学者，并不是说对我有意见。97年我在哈佛的时候问周勤，你看完我的书以后觉得怎么样，她说我还没有找到问题，但是我总觉得有问题，因为你讲得太圆满了，不应该那么圆满，讲得太严丝合缝了，所以一定有问题，只是我还没找到。

  1996年到哈佛开会，我给张光直先生打电话，约他见面。他十一点到的，因为他的帕金森还是很厉害的。我带了刘东一块去的，张先生刚一上来台阶，就站不住了，我们赶快把他扶住。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就把刚出版的这本新书送给他，他说我已经有了，最近正在看，他说这是哲学家做的古史研究。后来我的第二本《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引了他的这个话。他说“这是哲学家做的古代文化研究”，因为这显然不是一个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作的，是理论性比较强的，这是哲学家的探索，比较追求理论性。我也觉得我的研究比较近于卡西尔。他说我八点钟就起来赶你的约，他十一点钟到，三个钟头的时间。当时我心里一沉，很明显他一个人住那么远，一个人独立生活，他还开车。他八点钟起来，他要把自己坐好，能坐正，把饭吃了，车还能慢慢开。应该说我各方面都受惠于这些前辈。

  2004年，我到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访问，作了一个讲演，就是讲夏商周文化的演进、宗教的演进。当时史语所的学者提了很多问题，但是没有什么有水准的问题。台湾学者说我们很能提问题，你要小心接招，他们多是为提问题而提问题，也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研究情况。当时许倬云先生也在，他是古史学者。可是，后来史语所要编的《中国史新论》，有一个思想史分册，其中从殷商到西周的部分还是请我写的。这就说明即使在史语所这样的地方，最后还是要肯定我们的这个研究。这个是我讲的写书的过程。

  第二本书的写作没有时间细说了，余敦康先生对此书有一段评论，已经印在这次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印本上了，也可以看到前辈学者给予的肯定。

  最后我引用一位海外著名前辈学者的话，《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那本书出版以后我寄给他请教，他给我回了信。信的内容我念几句：

  两月前接获大著《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为前著《古代宗教与伦理》之续，内容丰富，条理井然，融汇新知，以重明中国古代文化史之发展。较之三十年代以来前辈学人的研究，已推进甚远。尤可佩者，态度雍容，思虑深沉，此真学术史研究之进步，承前启后，厥功至大。

  我就不披露这位前辈的大名，否则好像我在借助前辈的大名来提高自己地位，这不太合适。我只是想说，《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这本书，包括《古代宗教与伦理》，许多学界前辈也还是很肯定的。

  以上我就用比较轻松的方式，也不介绍书里面的具体内容，跟大家分享我这本书出版的前前后后，以表达对本书给予支持的前辈学者们的感谢。

  2017/6

• 我们应该愉快的接受经济危机

  作者：邱小石 发布时间：2008-10-20 13:32:41

  经济危机发生的背后，其实有着社会价值观改变的推动：

  1、赚钱模式。社会整体形成一种趋势，追求短期利益日益加剧。赚钱复杂繁琐的实体经济被削弱，金融工具省事高效，人人可参与的股票交易加剧侵蚀人心。经济手段放纵了趋懒趋利的人性本质。

  2、消费模式。大量贷款，未来被提前消费，满足感传递出虚假信息。面对现实落差释放悲观彷徨空虚情绪，以至于破罐破摔，祈愿社会跟自己一同遭殃以寻求内心平衡。迫不得已减少消费，经济丧失活力。

  3、网络模式。网络产生大量免费获得价值的行为。一方面网络企业盈利羸弱，以活下来获得垄断作为商业模式，苦苦支撑，消耗真金白银，另一方面激起了社会大众占便宜的欲念并形成似乎理所当然的习惯，打破了市场经济公平的交换原则。

  当然，自由经济为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活力，人们为了追求利益，极尽聪明才智，但这里面需要平衡。政府救市，是一种平衡的技术手段吗？算不算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破坏呢？经济危机其实才是调节失衡迫不得已的方法，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生理现象。

  平衡是一个抽象的词汇，东方哲学的平衡是一种玄学，在理性的范畴显得荒谬，经济学家的使命就是找到其间动态变化的数学奥秘。但另一方面，人文学家也在抨击西方文化的技术性，就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说：人类不可知的部分都被理性所掩盖了。

  二元的矛盾和平衡就是人类的发展史，我们知其存在，但不可控制。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存在不能证明的东西。经济危机很可能不能预计发生，也根本不应该去阻止，相反，经济危机是社会观念纠偏的一剂良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应该愉快的接受经济危机，但这和乐观还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