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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Odair 发布时间：2018-07-23 18:31:35

  网上的内容也追了很久了。历史真的很有意思。难不成是《垫底辣妹》给的灵感？

• 作者：卡门刺客 发布时间：2021-05-25 13:04:20

  不太明白这本书的受众群体是哪些，总感觉对初学者太高深了，但是对高阶应用者又太初级了。

• 作者：红莲 发布时间：2009-12-14 15:48:57

  90年写的书，只能说出版商脑袋进水了

• 作者：皮皮一号 发布时间：2010-07-20 17:14:50

  我读过？

• 作者：JIDE 发布时间：2014-11-15 21:41:06

  一星给作者一星给译者~出版社您敢再黑心点么？这装订。。。这质量。。。还要42块？？？？

• 作者：lucas流窜地球 发布时间：2019-09-17 13:15:00

  像工具书。随便翻了一下，和前几天那本书基本重复，百科文体，而且一点也没有讲各塔的文化背景和相关故事。干巴巴的很无趣。

• 更衣记中的奢华之色

  作者：水丽 发布时间：2019-09-14 20:42:51

  2012年8月18日，听了扬之水先生的讲座《更衣记中的奢华之色》。

  那日，在上图四楼，室内响着隐隐的丝竹雅乐。扬之水先生面容清瘦，穿一身褚色中式衣服，留着一头清爽的短发，显得干净利落。一开口，便是如落珠玉盘的京音，令人入迷，不由在心里荡起悠远的涟漪……

  她此次前来，是欲为现场读者再现古器物的奢华之色及审美价值。在书店，早就见着她的《奢华之色》，是金元明时期的金银首饰器皿的研究系列。学者齐东方先生评说扬之水的《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一）》一书，特色是“实物与文献结合，还以绘画、雕刻、器物为辅证，考证时追源溯流”。赵园也说：“历宋、元至明、清，诗意传递并渗透入物质生活的漫长过程，将诗与器物间的关系，诠释得何等丰富多姿。”扬之水关于宋元明金银器的研究，精致、深细、博杂，又常能兼融学识与趣味，浑融透明，颇有清拔之韵。

  买过扬之水的《读书十年》、《终朝采蓝》等书，装帧得都颇为精致典雅，翻一翻，便有清雅的气息扑来。《奢华之色》一书虽没看过，但她的有关金银器研究的文章，有时会在《收藏》、《文物》等研究性刊物上看见，自然感觉颇为难得，也是谓一种福分。不是嘛？刻意去寻，大半会找不到，有时随缘遇着了，倒是一种福分。

  据扬之水的解释，她做名物研究的目的，一是与兴盛的文化创意产业有关，希望为当代的文化创意，可以多一点文化细节的支撑；一是指导当代人在正式场合的穿衣装扮，可从古代的审美文化中汲取更多营养，形成代代相传的服饰美。

  扬之水对金银首饰的兴趣，是由《金瓶梅词话》引起，里面日常生活史的细节索引，带她走入名物研究。此次讲座，她也是从此入手，讲在《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一回，提到有吉祥纹样，“十样锦”、“同心结方胜地”等，如何建筑起潘金莲的性格，然后勾勒服饰史的发展阶段。她讲解细致，时而引用《左传》“丰而艳”的赞语，讲古人用“深衣”裹出女子的体态，追求健康之美；也纠正了一些错误看法，如《三才图会》中，有一种金丁香，一般认为“丁香”是一个叮当作响的首饰；实际上，是一种很小的金钿小钉子的耳饰。解释唐代的帔帛，又称“领巾”，在当时是很重要的服饰，并以红拂女为例；还讲解宋代的抹胸，以及收在集子里咏抹胸的长诗，表明当时还没有受到理学的影响。她思路很快，特敏捷，对古代生活细节的关注和品味，始终有种诗意。语言也温婉，如她提及裤子，不说“条”，而说“胫”。这是用平易温婉的叙述，将古代日常生活的寻常事物，叙述出诗性的品质。

  听扬之水先生的讲座，真需要有些厚实的文史功底才行。所以来的读者中，年纪偏大，估计不是文史专家，也是文史爱好者。也有一些年轻的“水粉”，以女性颇多，许是因为女子素与服饰因缘相通的关系吧。虽只两个小时，但扬之水传递的信息量很大，她上来讲吴彬，沈从文的《服饰史研究》，还涉及古诗词，戏曲，考古，一连串的金银首饰名字，如珠玉落盘一般吐字清晰地说出来了。说来也巧，我同一阶段正在读相关服饰方面的书籍，所以对她提的深衣、步摇之类的，还有个印象，当然因为不是专业出身，有些只能听个大概，手里还拿着一个黑色笔记本，念兹在兹，欲记下她讲解的点滴。可说实在的，我的思路实在是跟不上，本子上只断断续续，摘记了一些要词，使现场记录，终究成为回忆的片断。

  扬之水颇娴熟于PPT的操作，数百幅实物图片，一幅接着一幅，神清气闲地展示她的名物研究，钗、钿，冠，簪，笏板，挑心，分心，翟件，小插，啄针，步摇，满冠，禁步，玎珰，绦钩，绦环，网巾圈，束发冠，螭虎簪，金累丝，叠杆菊，金梁冠……在方寸之间，颇显万千气象。这些寄顿情思的饰物，美不胜收，常是古人吟咏的对象，它们蕴涵着诗意, 也是诗的载体，既沉甸，也轻盈，现在全都化作了她眼中与笔下的爱物，一一列举起来，像是亲手拿过、抚摸过一样，有温度，有爱意，有牵挂，有爱惜。

  确如其然，作为一个惜福的研究者，她突显出那般的物恋之情味。书里的这些图片，有的是下载的图片，有的是从书上扫描，还有些是亲自拍摄。各地的博物馆也对她大开方便之门。据说在她的研究全过程中，曾走访各地博物馆，并走进手工作坊，观摩有上千件金银首飾，把每一件展品都拍摄成资料图片。扬之水即举例说，她到浙江博物馆时，可以进库房观摩，在江西博物馆，也是如此。这一亲历，可说从根本上深得文物之味，在亲略那些曾受冷落的实物的同时，也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服饰文化中厚重典雅的精神内核。 坐在我的不远处，有北京服装学院的学生，是特地赶来的“水粉”， 结束之际，向扬之水先生提问：讲座名为《更衣记中的奢华之色》，是否化用张爱玲的文章《更衣记》的名字得来，扬之水立刻对此作了肯定。这也证实了我的猜测。

  其实，扬之水对“更衣记”一词是颇为情有独钟的。早些时候，扬之水在《终朝采绿》一书中，就曾坦言，她从摩登复古的月份牌广告里，读出了半部“更衣记”。她说，那些摩登女郎长裙下摆剪裁出缀了排穗的圭角，是两汉魏晋燕尾式袿衣的一点儿遗意；又以为她们穿的短上衣、长裙子，栩栩然颇有唐风；还说那穿着的敞袖短袄、上罩齐肩紧身长袍，或者是从宋明以来流行的比甲化身出来。从服饰的点滴演绎中，可以见出，她对民国女子的更衣研究，也颇有些许心得，又聊将彩笔写衣缘，一脉沿续至今。

  扬之水对张爱玲的文字，也确有推崇的一面，并在张爱玲的“物恋”中发现一种持久的古典趣味。但她却知，“张爱玲的灵气是天才，学她的所有人永远低她一等，我没那个天分”。 又说，“以我的‘物恋’之深，却无论如何造不出张爱玲那样的句子。”所以她没有刻意去学张，虽然依旧认同和喜欢。所喜的是，才女们的悟性均是相通的，她与张爱玲“物恋”的区别是，“一种物恋是用来丰富人生，另一种是打捞历史”。她因浸淫在钱锺书、周作人等人的文章里，慢慢陶冶，却熏出了另外独特的文气，在一钗一簪的学术考据的字里行间，竟蕴含着一股活泼泼的生气。

  扬之水的传奇故事遍晓学界，但看她初入读书界，衣着却朴素、家常。在张中行的笔下，扬之水是这样的：她说其他方面尽量节省，比如办事赶不上回家吃饭，就在路旁随便买点什么，吃到不饿得难过就得。食如此，衣是我眼见的，不只陈旧，而且不合身，以鞋为最，像是总比脚长半寸。脂粉、唇膏之类当然更没有。总之，是名为青年妇女，外表却像个蜷伏街头的流浪汉。诙谐文字里，扬之水是个不修边幅的女人，也有着约略的学者寒俭形影。

  所见着的相片，虽不至如张老先生笔下如此，却也朴素的平常，无甚可以夸衿之饰。比如，《读书十年》（二）中：一九九二年，她与萝蕤师、梵澄先生、负翁夫妇、姜德明先生等人的合影，上身穿的是件带拉链的深色运动服；一九九一年，扬之水与负翁、启功的合影，上衣穿了一件花衬衫，则是塞进裤腰的。这两幅相片，仿佛还保留着她当年开卡车司机时的英姿飒爽。唯有烫花头，将她的脸型衬托得圆美。这也是做学问之人，不需要用太多的华丽去装饰自己吧。

  再看现在的扬之水，人虽年纪大了，所穿的衣服，却典雅，富于清韵，很有学者的温婉风姿。而于讲座中，她时而点评当下艺术家的发型，时而品析男女定情之物，虽然不能淬尽古物繁华，却谁说不是一种雅人深致呢？

  也许因为长久熏陶于古香古雅之中，也因而全方位的改变了一个人。据说扬之水待客，说话也古雅有味，她曾热情地对友人说：你来京，我会煮雪烹茶招待你。虽然生活依然简洁平实，但却又可以如此温婉工致，在如今物欲横流的当代，也是沉醉于名物研究的学者所感觉到幸福着的事吧。

  这是扬之水先生自己的更衣记，其间审美趋向的变化，是如何细致完成的，虽只有她自己知晓，但却让人有点私心的猜想。即便是学术研究，也需心灵澄澈，作为学者的扬之水，因为心无杂念，浸淫于书画诗文中，又用诗词曲中的幽美意象，来解读风格妩媚的首饰艺术，当然“我思古人，实获我心”，终究也不免会“翠笼薰绣衣”，因而她的着装气息，必渐趋温婉清奇，显示出现今的古典慧心，予人留有深刻的印象。

• 哀诉之音成绝响，世间不见辜鸿铭

  作者：嘿兮兮 发布时间：2010-04-05 15:15:51

  哀诉之音成绝响，世间不见辜鸿铭

                                                记东方喻义，西方喻利

    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因为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 ——辜鸿铭

    在近代中国，洋枪洋炮以不可压制的态度强硬撕开中国大门。大动荡，大变革之下的东方国民，逐渐以波动的态度接受西方思想，西化强国，成为主流，甚而有者，在资本主义盛行下的世界，认为东方思想不再适用于整个中国的发展，主张全盘西化，减辫易服乃最低层次之变革，中国应除汉字而用拉丁，废论语而习圣经。以底层民众西化教育，提升整体国民性。衮衮诸公在西化过程中以弱势的角度思辨强国之路，不免陷入骑虎难下之感。传统士子求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论不无道理，解决中国自身问题，自应从中国着手，盲目强以西学置入，收效必微。海归学子在目睹工业革命后的英法各国发展迅速，西方宗教熏染下的社会秩序井然，而中国在封建管制下的种种问题频频发生，封建，八股，孔孟思想，愈发不适宜在中国根植，采取西化教育，亦有其道理。救国无路，报国无门，正是那个年代知识份子最普遍的想法。

    在欧洲，却有一个孤独的中国人以理性的态度思虑东西方时局的走势，希冀用东方的孔孟思想去教化群氓崇拜盛行的欧洲，他以亚洲人犀利的眼光，欧洲人缜密的思维，用儒家思想中的义与利的对比，反映到这个东西方日益融合的社会。他就是辜鸿铭。

    哲人往往是最孤独的，最容易的被世人所误解的，他们的脚步迈的太快，环顾四周却发现无人跟上，他们想的太深，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辜鸿铭又是多么典型的一个例子。东方人重于义，才有燕赵豪强之士的产生，西方人重于利，才有欧美智人之灵秀，他所倡导的学英文就是去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从西方的经济思想中获取强国的可能，是多么深刻而不失传统的救国强民之良方。

    在其最有名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中，把欧洲社会发生第一次世界战争的根源归于英国的群氓崇拜。在欧洲总共有三次文明，古代的欧洲文明即“异教文明”，中世纪是基督教文明，而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开始了第三次文明，即“民主主义文明”。宗教的劝佑力开始下降，欧洲人希望借助民主的产生，实现欧洲文明的再一次进步，但自西葡二国新航路的开辟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精明的欧洲人打开了一条快速发展民主的道路，以经济带动政治，但这却使整个世界的平衡打破，西方以东方不可想象的速度前进，新航路的开辟不再能满足欧洲人对利益的需要，于是对武力掠夺的崇拜开始了，这也就是辜鸿铭先生所说的武力崇拜主义。伴随着武力崇拜发展的就是殖民掠夺，这就导致了几个欧洲大国矛盾的加深，武力崇拜主义发展成为军国主义，而先前的经济利益冲突也逐渐演变成争霸世界的矛盾，而矛盾的最终扩大化造成了整个欧洲社会秩序的崩溃。欧洲的精神文明在其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时候没有与其协调发展，相反走向了极端，而一旦真正丧失自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文明，后果将是难以用数字去计算的。

    少年时期游历西方，并深刻学习过西方文化的辜鸿铭，在其归国效力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时，为欧洲文明如何走出秩序崩溃开出了良方，即用东方孔孟思想中的仁与义去消除武力崇拜及军国主义。

    中国思想的精华被儒家大学篇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而纲领条目之间尤其不可分的关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自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之法门，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末，修身的目的在止于至善。而儒家思想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在于其国民的品德心性，这与欧洲的基督教的教义有想通之处，都希望通过后天由教育或宗教等手段平衡人心中的善恶。宗教信仰通过对神的信仰，教徒通过教义去改变自身，却忽略宗教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曾提到“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道德的、理论的关系变成人的一种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撕毁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了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这就必将引起非宗教人士对宗教的讨伐，欧洲的物质文明并非是在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发展，而是以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发展开来，随着群氓崇拜及军国主义的迸发，宗教慢慢变成了鸡肋式文化。而东方的儒学思想是从稚童幼子时期以蒙学四训为起点，灌输忠、信、礼、义、慈的伦理化思想，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温饱是其生活的目的，和平是辜鸿铭所谓中国人个性中“温良”的保障。西方人的历史主线是以“民主”的关键，东方人的历史主线是以“和平”为关键。这当中自然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但笔者认为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句话“东方喻义，西方喻利”。西方有一系列以民主为口号的革命与战争，但什么是民主，笔者举一个小例子，就是当雇员积累到对雇主具有很少的依赖性时，雇员会脱离雇主，成为新的雇主，这当中会导致雇员—雇主—新雇主之间矛盾的激化，而新的雇主因为利益上的冲突必须要选择民主，只有民主，才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于是越来越多的小生产者为了与大生产者平衡而选择民主。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西方发动战争和获取利益之间的关系。但在东方，战争的发动无非两个原因。

  一、

  保卫家乡，以太平天国为例，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主力并不是满、汉、蒙的八旗兵，更不是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常胜军，洋枪队。而是以湘、淮、楚为代表的地方团练武装力量。虽然府兵制在安史之乱后消亡，但保境安民的思想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战争的目的并非是侵略，而是确保和平。

  二、

  揭竿而起，这一点在历代农民起义中更加明显，在阶级压迫过于激烈的时候，生存遭到了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才会揭竿而起，若是在太平盛世，起义者没有响应的对象，战争自当不会成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清朝初期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具有广大的号召力，但自康雍乾三代盛世后这种思想的没落。

  当代人介绍辜鸿铭往往言其腐，言其狂，的确他的思想在一百年后中国有些与世界脱节，显得不那么适用，但当我们以百年前人的眼光去审视他的观点，是不是又觉得他很超前，他所谓的中国人“温良”的特点是不是在数次革命，战争，思想变革的淘洗下依然存在，但我们可不可以说一旦儒学思想遭到破坏，中国人就失去了“温良”的品质呢，这个答案我想是辩证地看，儒学在中国自汉后融合道、法等各家思想成为大一统儒学，传承千年，根基稳固，类似内圣外王，兼济天下等思想被知识分子人格化，而经过英雄崇拜后，这些人格化的东西又被潜移默化到中国的传统美德中，经过爷传父，父传子，代代相传，这些东西融汇进中国人的血液中。但是自新文化运动后国民政府废除了读经这一门课，不仅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巨大断层，更使儒学遭到了灭顶之灾，系统化的儒学理论逐渐淡出人们视线，取而代之的西化教育由于本身在中国基础薄弱，收效甚微，除理工类学术颇有建树，文史类很长一段时间还沉浸在顾影自怜的悲哀之中，而目前社会中流行的“大学论”，屡次怀念蔡元培，梅贻琦办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时那种师生坐而论道对学术无比热爱的探究，大学问题再次进入人们视线，当今的大学却除大楼外无大师，无大师则无厚学。固然这其中涉及到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但更加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却在百年前自辜鸿铭先生嘴中所出，丢掉了孔孟，也就丢掉了中国人的祖宗，试问没有了祖先的滋养，中国人又拿什么去标榜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笔者亦非历史专业及文学专业的学生，但当我对比东西方文化时，却发现一个定理，当政治，经济，文化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时候，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团结。西方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精神文明匮乏导致了群氓崇拜。而中国胡适等人倡导的“好人政府”虽然以中国传统的帝王学和西方民主思想相结合，但缺乏和平的政治条件，必然导致“好人政府”的昙花一现。正所谓“根稳花方开，根浮叶飘落”正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