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黄昏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紫禁城的黄昏》描述了从1919年到1924年的那些特殊岁月里，庄士敦在其人生高峰时期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庄士敦描绘了在紫禁城那个奇异、封闭的世界里独特而令人憧憬的生活图景。庄士敦谙熟中国历史与文化，于是，那个几近为人遗忘时代的丰富的历史细节，雪泥鸿爪般跃然于庄氏之笔端。

中译本序

英文版扉页

英文版序言……佩梅拉·阿特韦尔

溥仪序文

自序

一 1898：戊戌风云

二 维新运动的瓦解

三 再次垂帘与义和团

四 光绪皇帝最后的岁月

五 慈禧皇太后

六 1911：辛亥革命

七 体面逊位与清室“优待条件”

八 大清与洪宪皇帝

九 1917年的张勋复辟

十 《松寿老人自述》

十一 1919-1924年紫禁城的生活

十二 皇帝的师傅们

十三 黄昏中的满清宫廷

十四 皇家事务部——内务府

十五 羽翼未丰的龙

十六 君主制的希望与梦想

十七 龙的躁动

十八 龙振其翼

十九 龙与凤

二十 阴谋与对策

二十一 御花园的宾客

二十二 颐和园里的风波

二十三 十一月五日

二十四 龙的困顿

二十五 真龙启飞

尾声 龙归故里

姓名索引

总索引

庄士敦，1874年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

富强，满族，文学硕士。曾任大学教师、自由撰稿人、编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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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项职责是处理皇上的外文信函。在北京邮局的安排下，皇上的一切西方来函都送到了我这里。坦白说，大部分信件的旅程到我这里就结束了。信函内容林林总总，并非全都有益。有的是一些无名女士想入后宫，成为皇妃；有的是一些无害的请求，比如想要皇帝的亲笔签名。有一封信中，他自称是正在美国流亡的合法俄国沙皇，他想建立一个退位君主协会，以协调复辟行动。他劝皇上加入协会，成为终身成员。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了皇上。皇上觉得建立一个由退位君主组成的协会这一想法非常有趣。他幽默地说，如果每个退位皇帝都会一项乐器，就可以组成一支管弦乐队，其成员全部是曾戴过皇冠的首领，这肯定能给世界各国带来不少乐趣。我们一致认为，用紫禁城中御花园里相当有名的牡丹来代替失去的皇位非常恰当。而皇上用在乾清宫大典使用的乐器——锣、钟、鼓和编磬中选择一件乐器。他们奏出的“韶乐”可能并不那么好听，但也不会比我教过他历史上的管弦乐队的演奏差到哪里去。我还提议，那个由退位君主组成的协会可隐居到一个荒岛上，在那里建立一个政权。如果采用共和制，选举一位总统，那简直是太有趣了。皇上当场就批准了我的这个提议。

从理论上讲，慈禧太后拥有更高的等级，但她之所以获得如此之高的等级，不是因为能力出众，而因为她是长辈；从现实方面看，她的地位使她凝聚了帝国中所有的保守派，共同反对维新。保守派围着她转，不是因为她治国有方或者充满智慧，只是因为她可以成为一个好斗的保守派领袖。

中国缺少真正的男子汉，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慷慨大度地对光绪表示尊敬和怀念。

有清以来，在官方语言中，一直称自己为“大清国”而非“中国”。满族君主在入关之前就自称“大清”，在占领了整个中国的广阔疆域之后仍然沿袭旧称。如此代代相袭，“大清国”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中国人并不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中华帝国”，也不称他们的皇帝为“中国皇帝”，否则就违背《大清律》。只有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中国才称作“中华帝国”，皇帝才叫作“中国皇帝”。这种内外有别的称呼令人无所适从，也让日本人有机可乘。

慈禧的确是一个工具，但她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工具。捉弄她的不是命运，而是那些狭隘而阴险的顽固派官僚。他们利用慈禧达到自己卑劣的目的，而慈禧的眼界、见识和修养都很有限，这使她很容易被顽固派所愚弄，成为他们的保护伞和替罪羊。

威海卫人的愚昧和冷漠，似乎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反应。为数众多的中国民众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共和制的建立会对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

政治气候阴晴不定，一会儿东风，一会儿西风，今天还作为英雄和爱国者被夹道欢迎，明天就可能被当作罪犯和卖国贼，而后天可能又成了英雄和爱国者。

虽然清朝实际上统辖了全中国，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大清皇帝”理解为“某个朝代”的统治者而不是“某个区域”的统治者。

为了实现宏图霸业，袁世凯和他的奉迎者们不择手段。他们制造了数以千计的请愿书和电报，谎称代表国民公意，要求民国恢复帝制，将“洪宪”作为新王朝的年号。这些人还一再声称，新王朝的第一个皇帝非袁世凯莫属。随后，袁世凯的代理人召集了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君主立宪制正式获得通过。几天之后，袁世凯发布公告，宣布称帝，同时一再强调这是为了顺应民意，并不是他本人的意思。

其实，人生就像是一个蓄电池，电量都是一定的，如果你过早地将其消耗殆尽，那么生命也就结束了。为此，我曾向朱先生写过一封道歉信，不过他没有回信，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

每天清晨，夏天是早上五点半钟，冬天是六点钟，一直到七点半钟，是陈宝琛老师的课，这样安排也符合皇帝每天要早朝的习惯；八点半左右到十点，是满文师傅伊克坦的课；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则由朱益藩老师讲授；到下午一点半钟的时候，是我的授课时间，照例是两个小时。早上七点半过后，是师傅们特定的膳食时间。一般来说，师傅们想吃什么，只要说出来，御膳房就会准备好端上来。师傅们的膳食是非常好的，大都是山珍海味。御厨做菜很卖力气，当然，他们从中得到了不菲的收益。

其实，他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孩子，但是命运偏偏把他推到了一个不平凡的位置上。有些时候，他自己也知道被人耍了，可是没办法，谁让他必须维持起所谓的君权神授呢？有时候，某些满清遗老历尽千辛万苦前来紫禁城参拜皇上，他虽然感动，却没有欣喜，因为他比谁都明白自己是一个平凡人。

那个时候，皇上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够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就连这个小小的愿望，在当时的处境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常常看到他在空闲时，爬上御花园最高的假山，偷偷地眺望外部的世界，那样子让人看了眼睛发酸。偶尔获得一点外部世界的消息，他都会欣喜若狂。越是不让他出去，他心中的欲望就越强烈。

有了电话以后的皇上开朗了许多，他不仅利用电话和身边的人开玩笑，而且还和京城里面的一些菜馆联系过。

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情味的事，在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皇上被驱逐出紫禁城后，一直束缚他的内务府消失了，他终于堂堂正正地成了一个自由人，虽然这份自由现在还没有得到。遗憾的是，这个自由并不是他靠自己的力量争取过来的，而是被武力逼迫着接受的。

以往在紫禁城里面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囚徒，如今离开了那里，他又发现自己成了没有家的可怜小孩。

书籍介绍

《紫禁城的黄昏》描述了从1919年到1924年的那些特殊岁月里，庄士敦在其人生高峰时期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庄士敦描绘了在紫禁城那个奇异、封闭的世界里独特而令人憧憬的生活图景。庄士敦谙熟中国历史与文化，于是，那个几近为人遗忘时代的丰富的历史细节，雪泥鸿爪般跃然于庄氏之笔端。

• 作者：张尼玛 发布时间：2023-10-17 15:02:48

  作者写完自己检查过吗

• 作者：王不了 发布时间：2017-09-19 13:21:52

  领导说什么都对系列

• 作者：木夕兔 发布时间：2009-04-27 23:56:56

  看來我果然很O。

• 作者：大疯子和小包子 发布时间：2020-08-18 12:59:12

  对照这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当史料看吧，文笔就算了。

• 作者：黄三一 发布时间：2020-12-30 10:26:21

  编译质量堪忧。

• 作者：Heather 发布时间：2023-04-25 11:46:01

  历史啊，真是任人打扮的小丑吧

  众说纷纭~

• 民心向背

  作者：剪 发布时间：2009-02-22 16:42:37

  1、庄士敦连帝制复辟者都很难称得上，他只是带着对一个伟大国度和一个曾经伟大王朝的崇敬之心开始对溥仪的教学。庄士敦的教育着眼于培养学生健康的身体和人格——能够这样做，一是基于他的品格，庄比很多中国人更像儒者：忠诚、正直；二是由于他的西方民主政治和教育的生活背景；另外也因为他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当时的利益集团没有多大瓜葛。

  2、君主立宪制在当时（清末、张勋复辟时）的中国未尝不可行，虽非一劳永逸，但代价可能最小。就像如今从当政者内部的经济、政治改革代价也许最小一样。

  3、立宪制、共和制只不过是各军阀获取利益的随时变化的手段，很少有人秉持理想而握有重权。

  4、老百姓需要的是一个好政府，不管政体如何，不管你宣扬的理念如何，谁给好处就拥护谁。

  5、什么革命是人心所向，帝制是人心所恶，这是臆造的舆论。民众中有的是帝制情结，只不过帝制分子没有在争斗中取得足够胜利。“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值得警惕。国民党溃逃台湾后，我党说是人民抛弃了它，民心在我党。In fact，to a large extent，抗战掏空了国军力量，我军茁壮成长，是力量之悬殊造成了如此局面。胜者王，败者寇，如此而已。

• 译笔中的家国心事

  作者：书白 发布时间：2020-01-20 11:56:37

  （刊于2020年1月18日“上海书评”，发表时题目改为“庄士敦的帝制情结与高伯雨的家国心事”）

  《紫禁城的黄昏》是英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的名著，迄今已有不下五六个中译本，但是最早的中译本却是最近引进大陆的高伯雨（1906-1992）的译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引用该书不再注明出处，只标出页码），该书初版于1968年1月，由香港春秋出版社推出。详尽的译注，和出自掌故大家高伯雨之手，是它迥异于后出译本的两大特色，亦使其历经半个世纪而精彩不减。此外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完成于特定时空的这部译作所包含的超乎原书之外的历史信息，以及其中透露出的译者自身的怀抱。

  寓掌故于译注

  据高伯雨后来的回忆，翻译《紫禁城的黄昏》一书的缘起是出于报人陈彬龢的约请。1964年，陈氏邀他为《春秋》杂志写稿，并建议他翻译此书。高伯雨早就读过该书英文版，动手便译，“因为书中的历史人物和提到的风俗习惯，我都很熟，围绕在紫禁城和心向‘宣统皇帝’的那批人如梁鼎芬、陈宝琛、郑孝胥、金梁、张勋、徐世昌、宝熙、朱益藩等等，他们的生平，我随时可以详详细细的道出来，而且陈宝琛、金梁我也相识的。所以下笔翻译时，不便说‘倚马可待’，倒可以说运笔如飞，十分顺利”（《〈紫禁城的黄昏〉的版本》，《听雨楼随笔》第一卷，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271-272页）。译稿先是在《春秋》上连载，然后结集出版，在高伯雨写的译者“前言”中，落款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在香港”，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完成这部译作，确实可谓神速。不过，笔者查阅《春秋》杂志，发现译稿正式刊载是从1965年1月16日出版的《春秋》第一百八十一期开始，至1966年5月1日第二百十二期全部登完，共连载三十二期。刊布的内容与出版的单行本别无二致，包括全部译文和译注，故“前言”中的落款标注的应该只是译文完成的时间，而大量译注则是此后随刊添加的。

  

  高伯雨译《紫禁城的黄昏》初版本封面

  高伯雨说“这部《紫禁城的黄昏》所记述的大都是我三十年前所闻所知的事情，因此还不至觉得困难重重”（“前言”，第8页），并非自矜之辞。1934年至1937年间，高伯雨在北平居留数年，跟随溥儒学画，溥儒是恭亲王之后，熟知清宫掌故，当时仍住在恭王府后花园，“每年丁香盛开，心畬兄弟[指溥儒、溥僡]必约一班文士为赏花之会”（《北平特别市首任市长》，《听雨楼随笔》第五卷，236页），高氏应该从中获知不少清室佚闻。此外，他还经常参加曾做过国务院秘书长和清史馆编纂的陈汉第组织的伏庐雅集，与马叙伦、夏仁虎等老辈常相往来，从他们那里得知清末民初的许多史事。我们读高氏的随笔，包括这部译作的译注，会发现其中经常穿插译者的见闻，给读者一种回到现场的历史感，读来亲切有味。

  当然，高伯雨作为掌故大家的声名，更多借重于他对近代史料的熟稔与把握。《紫禁城的黄昏》的译注，所引用的史料包括专书、报刊、公私函件、新闻报道、典章、日记等等，种类之多令人惊叹，篇幅之巨，几驾正文而上之。考虑到这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完成的工作，译者用力之勤确乎值得钦佩。这些详赡的译注，或补充史实，或纠正谬见，加之文笔灵动飞扬，本身即可当文章来读。姜德明很早就读到高伯雨寄赠的译本，他特别看重这些译注的价值：“我认为更加精彩的是他为本书加的注释，不仅显示出他治学的严谨，如果只看他的释文，亦如读他的随笔一样，非常有味道”（姜德明：《听雨楼书简》，收入《拾叶小札》，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17页）。实际上，我们翻阅皇皇九大卷牛津版《听雨楼随笔》，会发现高伯雨在翻译这部名著的前后，都写过与溥仪和逊清皇室有关的随笔，其中不少内容都出现在译注中，如《溥仪与庄士敦》（收入1956年版《听雨楼随笔》）《清朝皇帝的账房——内务府》《溥仪册封“皇后”的笑话》《溥仪结婚演戏记趣》（均发表于1966至1968年的《大华》杂志上）等文，从中一方面可见高伯雨很早就在积累相关素材，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译注确实带有掌故的性质，其中很多又被译者转写为单篇的随笔。

  “掌故”作为一种历史书写的体裁，可以包含诸多不同的体式，但要以随笔杂记为大宗。1944年瞿兑之为《一士类稿》作序，对“掌故学”的方法与旨趣做了详尽的阐发。他将掌故定位于与正史相对的杂史，而正史与杂史之分途，则发端于陈寿《三国志》。在瞿兑之看来，裴松之的注里包含许多《三国志》未载的遗闻佚事，“许多隐情是陈志所未显言而裴氏以一片深衷，极周慎的博引群书替他衬托出来的”（瞿兑之：《论掌故学——〈一士类稿〉序》，《古今》第五十五期，1944年9月16日）。做一个未见允当的类比，高伯雨为《紫禁城的黄昏》所作的译注与原书的关系亦约略仿佛。在裴氏和高氏那里，“注”作为次一级的体例，反而有着不受正史约束的更大的自由度，得以容纳琐碎繁杂的记述，反而更接近历史的本来样貌，这也正是作为杂史的掌故价值之所在。

  

  高伯雨

  不过，与裴注对陈志的烘托映衬相比，高伯雨的译注与庄士敦的著作之间毋宁说是一种紧张的关系，充满了论辩甚至尖锐的驳斥。这或许源于《紫禁城的黄昏》一书本身的特殊性质。一位英国殖民地官员对末代皇室之命运的记载，处处见出列强在其中上下其手的身影，某种帝国主义的视角已然隐含其中；而高伯雨在六十年代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翻译这部书，很自然地会调动起个人身世与家国命运的历史经验。透过其译注中史料的别择和史实的论断，高伯雨的家国心事昭然可见。

  别有怀抱与独抒心曲

  高伯雨对掌故有自己的理解。1949年以后，高伯雨在香港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谈近代史事的随笔，颇受读者欢迎，“有朋友写信来问，为甚么不多谈今时今日的事，我答他道，今时今日的事不是‘掌故’，未必为读者所乐闻，还有，在此时此地，月旦人物，批评社会，易招愆尤，甚违古人明哲保身之道，暂时敬谢不敏”（《〈听雨楼随笔〉自序》，《听雨楼随笔》第二卷，159页）。后来瞿兑之为高伯雨的《听雨楼丛谈》作序，对他的这番观点提出异议：“高先生自己说过，他不多谈今时今日的事，因为今时今日的事不是掌故。这话未必尽然。今时今日正需要与过去对比，对比恰恰不是留恋，我们不是为了消遣而爱读他的书，也不是仅仅为了扩充知识而爱读他的书，为了作一个新时代的人，更应该读他的书。”（瞿兑之：《〈听雨楼丛谈〉序》，《听雨楼随笔》第二卷，304页）生活在新中国的瞿兑之，对“此时此地”的香港文坛的情形不免有些隔膜，高氏的顾虑自有其缘由。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报刊，大多带有政治色彩，左右之间壁垒分明，甚至互不往来。而高伯雨则不受党派框架的束缚，“除了特别左倾和坚决反共的报刊，他都投稿”（何家干：《随笔大家高伯雨》，《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0日）。然而这并不代表高伯雨没有自己的立场，根据许礼平先生的观察，“从三十年代直到六十年代，高氏一直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但许多事又是不肯苟同的”（许礼平：《高贞白和鸳鸯蝴蝶派》，《掌故》第三集，中华书局，2018年，225页），高伯雨曾自言：“六十年代初我仍是‘左’的。”（许礼平：《掌故家高贞白》[增订本],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60页）这种特别的姿态，确实很容易招来是非，为此高氏采取的策略，一是不谈今事，只谈故实，二是变换笔名，“各派用各派的笔名，河水不犯井水”（《〈紫禁城的黄昏〉的版本》，《听雨楼随笔》第一卷，273页）。

  

  《春秋》第181期封面

  《紫禁城的黄昏》译稿最初在《春秋》杂志上连载的时候，用的便是“秦仲龢”的笔名，之所以采用这个新笔名，跟《春秋》杂志自身的色彩不无关系。《春秋》创刊于1957年7月，创办人姚立夫是国民党将领，曾担任热河省政府副秘书长。大体而言，这是一份以流亡香港的国民党公教人员为主要作者群、以民国史事和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文史杂志，虽然其宗旨宣称“公正，超然，独立而具有建设性，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参见胡志伟：《〈春秋〉杂志的史料价值》，“香港文化资料库”网站），但总体而言偏于右边是毫无疑问的。

  为这样一份杂志供稿，自然要慎重从事，变换笔名是最方便的办法。在新笔名的“保护”下，高伯雨可以自由发抒自己的见解，乃至对原文作删削的处理。实际上，高氏译本初版的署名是“秦仲龢译写”，译者在前言中也明确说明，自己采用的是意译的方法，而且略去了原书的第一章至第七章，理由是这些章节“所记的多为国人所知的事，平平无奇”（第7-8页）。然而，如果我们对照原文，会发现也许其中还有更深微的考虑。庄士敦在书中追述他入紫禁城之前的历史事件，不只是交代背景，也表达了他对辛亥革命以及清室与民国的关系等重大论题的看法。他对溥仪和逊清皇室的同情，与固守传统纲常伦理的遗老迥然有别，是有一套理论作为支撑的。他特别强调“清朝”与“中国”的区别，作为朝代的清朝并没有现代中国的领土边界意识，统治范围随其权力扩展的空间大小而变。这就是为什么溥仪在紫禁城小朝廷里享有皇帝尊号并不会挑战和伤害民国的权威。反之，若清室的权力能伸展到紫禁城之外，亦可与中华民国并立，他认为若辛亥革命时清室退居关内，东北未必会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是他支持清室复辟或建立新的“满蒙帝国”的理论基础（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93、100-103页）。高伯雨对这套论述显然极为抵触。在“复辟派的希望与梦想”这一章，当他翻译到庄士敦对“满蒙帝国”的想象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译注：

  庄士敦这种荒谬绝伦的言论，在这一章里真是说得头头是道，并且处处为“满洲国”辩护，暗示溥仪在日本人牵引下做“满洲国皇帝”是合法、合乎人民期望的。这些废话，似乎不必再替他说一遍，译到这里便够了。（98页）

  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实际上，原书此后还有十页的篇幅（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245-255页），庄士敦连篇累牍地引用《李顿报告书》和各种英文报刊，来为他的理论张目，高伯雨一概删去，可见他对原文的处理，并不完全出于技术性的考虑，或许更多还是民族情怀的义愤使然。

  

  《紫禁城的黄昏》连载第一期

  高伯雨对庄士敦殖民地官员的身份了然于心。他在“前言”中介绍作者时，明白写出庄士敦1898年起在港英当局服务，历任总督府秘书、辅政司助理等职，后来又担任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的经历。也许不能说庄士敦怀有分裂中国的政治意图，但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多个割据的政治实体，符合英国殖民统治的逻辑，也有利于英国的利益，这是可以想见的。在本书的另外一处译注中，高伯雨写道：

  庄士敦在本章中说到1925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反英剧烈行动，乃是直接或间接受到苏联大使馆的鼓动云云。这是含血喷人之词。1925年中国人反英行动，乃系五卅惨案及六二三沙基惨案引起的，当时全国人民完全是基于爱国行动和正义感，起而反对，是乃良知，无须受什么人鼓动的。译者注此之时，恰为1965年5月30日，五卅之四十周年纪念也。（144页）

  这段话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很值得细细琢磨。高伯雨秉持民族大义，驳斥庄士敦的不实之词，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情怀，这一点自不待言。有意味的是，六二三沙基惨案发生于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伤亡者中亦有返回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此时此地”身处香港的高伯雨，以译注的形式纪念中国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的历史，格外令人动容。更值得玩味的是，译注中提到庄士敦说的那番话，其实并未出现在译文正文中，高氏的译文是“中国的智识青年对于英国在华种种行动，已极端憎恶，他们骂英国为帝国主义者”（140页），而完整的原文应译作“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对英国的非理智的敌视已经很明显，这种敌视在苏联大使馆直接或间接的鼓励下，在1925年爆发的极端的反英运动中达到了极点”（参见陈时伟等译：《紫禁城的黄昏》，求实出版社，1989年，238-239页）。译文的删削改写与译注的直抒胸臆，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也透露出置身于特殊舆论环境之中的高伯雨曲折的心境。

  夹缝中的身世与身份

  

  头戴“头品顶戴”的庄士敦

  《紫禁城的黄昏》原书“序言”开篇，写的是1901年7月庄士敦和其他殖民地官员在香港，接待前往德国为克林德被害向德皇谢罪的醇亲王载沣的情景，由此引出庄士敦与清室的因缘。香港湾仔有一条庄士敦道，是纪念另一位做过香港总督的庄士敦的，不过高伯雨每次从这里经过，想到的却是这位“帝师”庄士敦（《溥仪与庄士敦》，《听雨楼随笔》第二卷，82页）。比起庄士敦，高伯雨与香港的缘分要深切得多，他虽然籍属广东澄海，却出生于香港。高氏祖父高满华所创办的元发行，实为香港开埠早期南北行街最老的老字号，高伯雨父亲去世后，他于1912年夏天随大哥回到澄海老家。此后他在内地求学谋生，除1928至1930年间在英国留学外，仍经常往来于大陆与香港之间。1937年6月，高伯雨从北平至上海，在一位同学的私人商业机构里供职。抗战爆发后，该机构内迁汉口，高氏未与同行，打算先往香港住上一年半载，再作打算。8月27日，高伯雨来到香港，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到香港，觉事事皆陌生好像从未到过的地方一样，其实今年二月我曾来过两次，虽是路经，但也住了几日，何以今日忽有凄凉彷徨之感，岂非以祖国为敌人侵略，而有今昔快乐哀愁不同之心理耶？浴后就寝，竟夕不寐。（《上海二月记》，《听雨楼随笔》第三卷，305页）

  这是家国破碎时高氏心境的写照，今日读来犹觉真切动人。高伯雨原来只打算短暂居留，没想到从此便在香港扎下根来（除了1942至1945年间为谋求生计，曾在广州、澳门等地经商外），开始其长达六十年的文字生涯。

  

  高伯雨（后排右一）、林翠寒（前排右一）夫妇与友人来维思（后排右四）及古琴家汪孟舒（后排右五）、郑颖孙（后排右三）等合影，1934年摄于北平东兴楼。

  高伯雨出身商人家庭，其家族生意遍布内地、香港及东南亚。高满华年轻时远赴泰国经营米业，致富后创办元发行，高伯雨的父亲高学能十二岁才从泰国回国。或许正因为这种侨商的背景，高氏对民族身份格外敏感，他曾特意撰文反驳其兄高绳之是“买办”的说法：“我的大哥从未做过买办，就是他的父亲、祖父，也不是买办。我的祖父是澄海县一个淳朴的农民，二十多岁时远走暹罗谋生，发财后回国。自先祖发财后至今一百多年，不止未有一人做过买办，就是子孙中也没有一个人打过‘洋行工’。”（《辛亥潮汕革命与高绳之》，《听雨楼随笔》第三卷，410页）不给外国人做事，这也是先人的遗训：“先祖在世时，常告诫先父兄弟，我们侨居外国地方，只好做生意，做有利侨胞的事情，在外国人旗下为官作宰，协助统治，万不可为，让别人去做好了，所以先父只肯做做东华医院总理这些慈善性质的职位。”（《香港东华医院与高满和》，《听雨楼随笔》第三卷，377页）

  在华洋杂处英国统治下的香港，高伯雨始终坚持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1982年高伯雨密切关注中英谈判进展，他批评英人所谓《南京条约》合乎国际法的论调：“盖香港本为中国地方，三尺之童皆知之（不过，今时今日这儿有些五尺之童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在学校读不到那一个时期的地理和历史），收回原有地方，正义也。”（《小学生论香港》，《听雨楼随笔》第五卷，297页）所谓“五尺之童”，当是有感而发。

  高伯雨译注《紫禁城的黄昏》，发抒家国情怀，果然在香港曲高和寡。《香港笔会》有一篇评论，称“高伯雨边译边评，夹叙夹译，表露出极鲜明的政治立场”，言语间颇不以为然，最后总结道：“对于庄士敦的思想、品行，译者颇多指摘。其实英国本系君主立宪制国家，庄氏醉心帝制，且对逊帝有知遇之恩，这一切都不难理解，我们不必苛求于他。”（季姜：《一本按语多于原文的奇书——重读庄士敦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香港笔会》第十七期，2000年12月31日）作者对庄士敦网开一面，对高伯雨却未免“苛求”。这篇文章发表于2000年，已经是高氏去世八年以后了。

  若以译文的忠实程度为标准，高氏译注本未见得完美，后来的译本可能更臻完善，后出转精，本为通例。即就译注中的史论而言，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如高伯雨提到所谓易培基、李宗侗故宫盗宝一案（145、276页），吴瀛后来撰有《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一书，证明这是一桩冤案。译者未加考辨，囿于陈说，亦无足深责也。半个世纪后再版高伯雨的译注本，其意义与其说是通过增加一个译本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庄士敦的原著，毋宁说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理解一代掌故大家高伯雨的心路历程的窗口。拂去历史的云烟，高伯雨以翻译这种不寻常的方式，所表达的既隐曲又畅快的家国心事，仍值得我们致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