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课3练 九年级下册 初中科学 浙教版 2022年春新版教材同步单元达标测试卷练习册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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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Covfefe 发布时间：2021-08-12 14:40:54

  宁古塔是满语，指的是中国清代统治东北边疆地区的重镇，清代宁古塔将军治所和驻地，后来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乌拉（今吉林市）。宁古塔是清政府流放中原文化人士的重要流放地，而这些文化人来到东北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文化发展。长白山是纵卧在祖国东北边陲的第一名岳。它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中朝两国交界地带，其山体为西南走向。它以独特的火山地貌景观闻名中外。远在周朝以前，长白山称为不咸山，汉朝时叫单单大岭，魏时称盖马大山，唐朝时叫太白山，到了金朝始称长白山。它的主峰白头山（在朝鲜境内，称将军峰），海拔2749.2米。在我国境内的白云峰，海拔2691米，是东北地区的第一高峰。

• 作者：Mlle Zèbre 发布时间：2011-01-05 18:22:45

  大叔你是来搞笑的吧= =

• 作者：咏叹调 发布时间：2010-11-01 16:08:27

  不错的理论史~

• 作者：麻豆 发布时间：2019-06-23 20:20:06

  经典的中华神话故事都改的太简化了

• 作者：天马 发布时间：2023-06-18 09:42:35

  读了一遍，个人感觉一般，不是非常吸引人，就是讲述5个人在荒岛的故事，强迫自己读下去了

• 作者：方方土君 发布时间：2013-09-04 15:28:37

  20130904读完：据说这是一本拖了15年才写完的书……绝对的资深拖延症患者啊……那么他慷慨的战拖心法，我们是要读还是不读呢？大家可以看我的书评！我计划15年后把书评写出来……20130901开始：我不是一个人！

• 一腔赤诚写生命

  作者：doudou 发布时间：2005-10-28 12:38:10

  翻出去年所购《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个晚上，5个小时，读毕全文。最后一夜，读到林洙所写梁思成的最后岁月，泪水汩汩而下，这样一个坦白、真挚、严谨、善良的人，遭受了这么多的打压和冤屈。过往岁月里，有多少人就这样遭受精神的折磨，湮没在一片欣欣向荣之中。

  费慰梅是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本身亦是资深汉学家。他们与梁氏夫妇对于中国历史的共同志趣，以及在研究旅程中的同甘共苦，使得两对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通过书信紧密地延续着。费慰梅的叙述充满深情，却又保持着学者冷静而中立的态度。成寒的译笔朴实冼炼，流畅有致。这是一个学者对于她异国异质文化背景的亲密友人的怀念，是她对他们最深情的思念，对他们友谊最真诚的铭记。

   

  对于生命和事业的无比真诚和无限热爱如此生动地体现在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身上。他们出身世家，幼学谨严，游学欧美，学贯中西。家学教养使得他们既能深入严谨地进行理论探究，又能敏锐充分地体认生命中的一切美好。建筑学既需要缜密精细的测绘、计算、操练，又需要敏捷、典雅、脱俗的审美情趣，是两种气质的完美结合，而这种结合又在梁、林二人身上获得完美的体现，展现出内涵丰富又意趣横生的人格魅力。他们在战乱的年代，撑持着病体，跋山涉水，寻找中国古代建筑，测量、绘制、保护、备案；他们在物质匮乏的时期，绞尽脑汁，四处奔走，维系着中国建筑的学脉。他们的努力为中国古建筑研究留下宝贵的材料，赢得世界声誉。

  梁氏夫妇是建筑师、艺术家和学者，对政治的敏感与洞悉几近空白。他们怀了一颗赤子之心，抱着满腔的爱与坚毅，捧出一切来献给挚爱的事业。早年充实紧张的求学时代如是，青年动荡颠沛的逃难生活中如是，中年汹涌潮来的否定中亦如是。然而，几多的不白与曲解，几多的漠视与侮辱，将他们的忍耐和坚毅一再地推至边缘，让内心深处的热爱与坚信频遭摧残。望着照片中那淡定而安详的笑容，想到他们所经历过的最美与最恶的时光，掺和了敬慕与爱戴、同情与愤慨、无奈与遗憾的情绪久久不散。

  史景迁的序言题为“笑靥如花，任她娇枝凋零”，叹息着那个时代对于梁思成夫妇生命与才华的虚掷。还有多少人，在这阴晴不定的路上，怀抱一腔赤诚，行行复行行。

• 失行孤雁逆风飞——违抗进化潮流的王国维

  作者：倒悬之民 发布时间：2016-07-04 08:36:01

                                 浣溪沙

                                 王国维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陌上挟丸公子笑，座中调醯丽人嬉。今宵欢宴胜平时。

  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谈及词中的“造境”与“写境”，“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浣溪沙》之“天末同云”便属于王氏典型的合乎自然所造之境。而此“自然”，也刻画了一只逆风飞的失行孤雁，无家可归，遭到了陌路上携带弹丸的“公子”所击落，最终也因符合“弱肉强食”的“自然”之理，而成为欢宴中的一味加料菜。熟悉自然进化之理的王国维，对于“弱肉强食”之境，也曾作出过客观之介绍，他赞扬《列子》“齐田氏祖于庭”一篇中的“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生之”是“不可谓非一卓见”而“别开生面之见地”。对于中国传统所流行的人本主义目的论而言，自然进化之理，也代表着一种超越人本中心的立场而客观看待万事万物的超越思路。然而，“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王国维，对于那“客观可信”的自然进化之理，也不能让他捕获到情感中的“可爱”，只因它缺了点人情味，虽然这人情之理并不能用那冷冰冰的科学进行证明。失行逆风飞的孤雁，作为弱者的一方，如若也注定了被自然天理所淘汰的命运，这一自然的正确，所带给王国维的，也只能是又一次的悲叹了。

  词人所造之境，再怎么贴合词人自己之心境，那刻画出来的外境，毕竟也只是与己无关的他人之遭遇。虽然王国维也曾在《红楼梦评论》里，论述求得解脱的两种路径——天才之解脱与通常人之解脱。观他人之解脱而求得自己之解脱，此为天才之解脱，就如惜春与紫鹃，这种解脱是超越的，神明的解脱。而通常人之解脱，一定要觉自己之苦痛，自己亲身经历着世间的冷暖与苦痛，疲于世间之是是非非而求得解脱，就如贾宝玉一般，这种解脱是人类的解脱，美学式的解脱。王国维自己也正如他所构造出的理论一样，走了一条通常人之解脱方法，同时，也违背了他自己的理论，用自杀的方式帮助自己走上了解脱之路。深谙世事炎凉的王国维，可以创造出孤雁的惨剧，也可以分析出解脱之道的路径，而却无法在自己的生命信念遭到危机之时，为自己寻求到解脱之境，而不得不求死以求解脱。王国维理论否定死亡，而为何选择了死亡，这成为了一个思想之谜。

  要解答这一思想之谜，恐怕又得回到“进化”一词上来理解。自从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进化一词成为了知识界的一股全新的浪潮，并成为了用以改造社会的理论依据。而又在不知不觉之间，进化与科学成了一对孪生兄弟而相互依托。进化符合科学之理，反之遵循科学又必须去追求进化。而吊诡之处在于，我们整天把科学挂在嘴上，而百年来中国又几乎未在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上获得哪怕一丁点的突破，而同时科学却又几乎成了每个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世界观，并用这样一套科学的世界观来解释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历史的发展进程被解读为科学理论式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科学理论在当时的中国以至于今天，都迅速地僭越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不在于解释自然的变迁，而毋宁是用来解读社会与改造社会。第一个明确把科学与进化的历史观糅合在一块的思想家，非黑格尔莫属。黑格尔自信着自己的体系是一种科学，他一生的工作都是要将哲学上升一个台阶，达到科学的境界，他借助着辩证的发展，使得科学成为了一种必然发展的进程，进程的前端也正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乌托邦。科学与进化，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了一股全新的信念，自信着要走向那没有硝烟的人间天堂，为了快速实现乌托邦而大步向前走，并需消灭掉现世间不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阻碍。对于进化的狂热，对于未来的自信，整个国民都为之疯狂。在那个年代里，少数清醒并明确摆脱进化至上观这一思想的思想者之中，章太炎算是鲜明的一位。章太炎对于进化的解构是彻底的，他不是直接地否认进化，而是在肯定进化的前提之下，看到了进化的双向性，以不同于其他进化论中的单向性。单向的进化论塑造了由恶向善的进化，由不完整向完整的进化，由欠缺向完美的进化。章太炎却站在进化的立场上，发现了善在进化的同时，恶也在进化；道德在进化的同时，不道德也在进化。章太炎揭示出了二元对立的双方都在共同进化，这一思想突破了单向进化的空想性，也把进化极点的那个至高无上的终极目标给瓦解，使得进化无法抵达到一个彻底完美而无恶的乌托邦。章太炎的思考是理智的，然而章太炎一个人的理智又怎能扭转当时为进化所驱使的民众与精英们的狂热感？

  而早已深谙进化之理的王国维，却在进化这一观念成为席卷全国的浪潮之际，虽未能如章太炎这样明确地用学理来瓦解掉进化论，而他的一系列举动，更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违背着当时社会的潮流，成为了他在《浣溪沙》中所创造的那无家可归，又在逆着风向飞行的“孤雁”。如果大风猛烈吹行的方向正如历史进化的潮流的话，那逆风飞的孤雁，不就犹如违背这一潮流的孤寂者吗？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在名义上灭亡了，同时中国也在名义上实现了共和。当时事实的进化与否或许未必能做出立刻的断言，但观念上的进化已然成为了知识界和民众的信念。而一直以来引进着西方近代先进思想的王国维，在清朝覆灭之后，没有走上那顺应观念中的进化的潮流，而是毅然当上了清朝的遗老，留着那根遗老象征的辫子。辛亥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避难，在日本的他也时刻关注着国内局势的演变。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后，袁世凯按耐不住寂寞，终又洪宪称帝，过了一把皇帝瘾后在全国的唾骂声中死去。王国维自然也隶属于倒袁者之一，只不过王国维痛骂袁世凯不是因为他称帝，而是因为他称着和清不一样的帝。1918年，王国维满载着学术成就和心中些许的不安，拖着那遗老象征的长辫而回国。辛亥以后，王国维的学问做出了最终的转向，经过了这一次的转向，他彻底抛弃了可爱的人生哲学和文艺理论，转向了可信的历史考据，在一个他理应相信而在情感上又完全不爱的时代里，王国维把自己的情感用故纸堆与古文字进行了掩盖，在金石甲骨与历史考据中获得了惊人的成就，每一项研究都足以开历史研究风气之先，王国维成就之高以至于被胡适认定为当时旧学功底极强的四人之一，另外三人则是梁启超、章太炎与后来被农民革命军所处决了的叶德辉。他的学问转向了旧学，他的政治寄托也停留在旧的清王朝，在旧时代曾经“先进”的王国维，到了新时代却突然变得“落后”。而先进与落后，这样的言说方式，又是彻底进化论式的思维方式。对于秉持着进化思维的我们而言，终究难以理解，王国维为何甘于守旧，旧时代对于王国维究竟又有什么值得他去迷恋的地方？从利益上而言，他与那些因大清灭亡而失去自己曾经优越地位的遗老们不同，王国维本是科举考场的失意人，清王朝时期也未能谋得一官半职，旧时代没能给他带来一点的利益。在时务报馆工作之时，还一度落魄到生活拮据，亏得罗振玉的赏识与救济才摆脱了生活的窘迫。从功利的角度而言，王国维没有任何守旧的必要。从思想的先进性而言，他又早已在1904年批驳张之洞“废哲读经”的教育理念之时，提出了“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并且于1905年，在批判张謇“废庙立学”的文章中，最早地呼喊了正义与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这些思想的公开发表距离清朝灭亡还有六年，距离新文化运动还有十年，王国维真可谓是最早地触碰到西方政治思想精髓的中国学者。可就是这样一位曾经超越时代的学者，在清王朝灭亡后，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清王朝这边，进了紫禁城，当上了南书房行走，成了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整日陪溥仪皇帝读书。当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之时，直系军阀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皇帝驱赶出紫禁城，一件在进化者眼里大块人的一次事件，在王国维心目中却是一次毕生之大耻，还一度要拉罗振玉一起去投河自杀，亏得家人阻止方才幸免。这一系列看似愚昧守旧而不可理喻的观念与行为，发生在他的身上，也确乎难以理解。然而，我们虽很难理解王国维的守旧而不先进，却能明确看到王国维那股守旧的决心，与一般的因清朝灭亡而利益丢失的遗老决然不同。

  因此，对于王国维的守旧，也就难以用“奴才”或“落后”等言语来解释。较为合理地理解依然是陈寅恪所解读的“文化”信念，“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爲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而旧式的清王朝，又是旧文化所依托的国家制度，制度的灭亡也势必象征着文化的灭亡。陈寅恪的解读可以比较地具有着通透性。然而，又难以为时人所理解的是，陈寅恪为何又将王国维的自杀与“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相关联。王国维所迷恋的旧制度与旧文化，在五四以来的叙说话语中，与现代的民主、自由等理念决然对立，对于旧文化迷恋的王国维，在哪一个角度可与“独立”与“自由”相联系？

  实则陈寅恪所甚赞的“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只能用以针对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类群体即文人士大夫。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自古就有一股违逆潮流的犟劲，他们从不担忧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是否符合着时代发展的潮流，也从不因为自己的“落伍”而惊慌失措，相反他们在意的只是理念是否符合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理想是否在现实的世界中得到实现。时代的潮流往往演变成为一种典型的政治正确，顺应这一潮流也就成为了向时代作出低头与屈服。而在进化观念猖獗的百年中国，历史进化的潮流不仅是历史事实，更是每个人所必须秉持的信仰，成为了一种伦理。在这一信念之下，任何不符合潮流的旧文化、旧人物与旧事物都相继遭到了淘汰。而淘汰的过程，在进化信念的执有者这里不再是一个苦痛的过程，相反是一个激情亢奋、迈向新时代的理性自信感的彰显。孙中山用最为通俗的话语将这股自信表达了出来，他在王国维的家乡海宁县题下了“当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著名历史预言。这样的断语开启了百年激烈的革命历程，革命成为了进化和顺应历史潮流的根本推动力，只因革命能迅速地将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存在给消灭，迎来新时代中的新事物，正所谓“不破不立”。同时，革命的至上也使得革命成为了一种伦理，违背伦理甚至成了一种罪责——反革命罪。反革命罪出现于20年代的北伐，结束于改革开放的90年代，在90年代反对“反革命罪”的学者议案中，学者指出“反革命罪”成为了政治上对于不同意见者压迫的法律工具。“反革命罪”在它演绎的最后命运退化为单纯的权力斗争工具，但如若在“反革命罪”形成的初期就将它理解为单纯的“权力”之间的斗争工具，就未免太轻视了“反革命罪”这一法律背后对于革命的那种信念感，那种自认为自己抓住历史潮流的自信感，对于孙中山历史断言的尊崇感，这样的一种信念中，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旧事物，都顺理成章地必须被消灭，这种信念所带来的危害，不是信念中的邪恶感，反而是信念中的善良感。

  在推动国家未来善良感的驱使之下，善良的信念在进化的科学原则指导之下施行着革命中的杀人这一邪恶举动，目的的善良与行动的邪恶，成为了百年革命历程中的最大的悖论。于是，任何行为中的罪恶，因为目的的合理，开始变得顺理成章。反对农民革命的叶德辉，在这一善良的目的中，被善良的革命者用邪恶的手段所处决，这不得不说，深深地刺激了北京的王国维，或许他已然感到，留有辫子的王国维，等待他的也将是被善良的目的所“拯救”——改造思想或消灭。这对于尊严至上的士大夫而言，不得不说是一种屈辱命运的必然，为此，王国维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内心早已认定自己饱受屈辱的王国维，已然不能接受那善良的感化与消灭，对于一个独立人格的士人，莫过于最大的耻辱。作为孤雁的王国维选择了死亡，选择了违逆历史的潮流。而历史却又证明，在历史进化疯狂的革命年代中，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紧跟时代，终究也被时代的狂飙所吞噬。

   

  进化啊进化，多少罪恶借汝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