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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还是青少年时，梦想成为拿破仑。数年后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担任下级军官。他的士兵每月薪饷十二元，但如果携带一挺轻机关枪投奔附近山头的土匪，每人却能领到七千元。情势如此，黄仁宇无法成为军事英雄也不足为奇了。

他之后去过印度及缅甸。在《黄仁宇作品系列·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西方世界的读者将有第一手机会了解，史迪威将军的美国幕僚群及中国野战部队之间如何进行恶意竞争，而且是站在后者的角度观察。我们的作者就在现场。

编者说明

本书和作者

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

中国内陆

印度与缅甸

上海

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

普林斯顿，新泽西

安亚堡，密西根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

剑桥，麻省

剑桥，英国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

新港，康涅狄格

纽约，纽约

译后记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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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中国已进入一个新领域，深刻感受到中间阶层的缺乏，未来必须同时从实务和制度着手。我们应该让中国的年轻一代意识到他们与命运之约，而不是煽动他们要求全世界没有人可以给予的自由。他们必须自己去创造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切从基础开始。

在1945年末，我遇到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个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签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佣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还有一次，她甚至邀请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

生活照例会有一些无法预测的因素，可能带来一些不便，因此，我们最好能准备好去迎接。当时我白天轮流当着绘图员和洗碗工，晚上念杰伯·斯图亚特和约翰·李尔本。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呆在安亚堡的我，其实正在享受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自由。

在孟拱河谷的第二天，我在桥下看到一具日兵的尸体。他的右手似乎握紧喉咙，以倒栽葱的姿态俯卧在河里。他的双脚张开，头浸在水里。我赶上距离不过两百码的前线部队时，连长邱上尉告诉我，死者官拜上尉，一个小时前被我们巡逻兵开枪射死，邱上尉拿走了死者的手枪，他给我看死者的军徽为证。死者身旁还有一张地图及一本英日字典，两件物品都湿了，被邱上尉放在矮树丛上晾干。

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已经烧毁的卡吉（ Kachin）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从上，兀自滴着水。

婚姻是神奇的字眼，却很有威胁性，一定使许多好冒险的年轻人突然变得胆小，立刻停止不成熟的举动，当时更是如此。我因此就僵在那里，在一刹那间，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部消失。穿过我脑中的，反而是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中断的学业、经济状况、职业及未来。成都城外的甘蓝菜田再度浮现脑海，孟拱河的冷冽也再度贯穿心中。

……

下一次安来电话问我近况如何，我又和她出去了。这次约会确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爱的是这女孩，还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两者是一样的。安不像白种妇女那样有外显而非内缩的下唇，但她的双眼并不细长，而且又亮又大。她的化妆恰到好处，刚好突显她细致的颧骨，在像我这样受到西方电影和杂志制约的眼睛中，显得非常吸引人。我们已习于欣赏雕刻般轮廓分明的线条，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国式的柔和脸孔。安穿上高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时，衣袖飘飘，转身时长发宛如波浪，一切再自然不过了。她也很有主见，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安很能掌握状况，她强调我应该加强英语及西方文明的基础。“对于一个年近三十多人来说”，她警告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学外语了。”我不能再愚蠢卖弄我在大学学的一点点德文，在军校听来的一丁点俄文或日文，拿来炫耀更是完全不智。我应该练好英语，集中火力，专心学好英文。

……

三十八年后，我仍然还在和英文搏斗如果你是长期东学一点，西学一点，而不是持续而又系统地学习一种语言，你就永远搞不清楚这些字句的排列组合。不过也很有趣，如果我告诉安，我是受了诱惑，不知不觉去做，不知她有何反应。无论如何，之后我只在纽约见过她一次，而那又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的热情一顶已经冷却，完全没有当初在她身边时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觉。

我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 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在过去，美国观察家对中国的立场从偏爱摆荡到不友善，因为他们对两国之间结构上的差异深感不耐，常常低估问题所在，不论就本质或就面向而言。因此，他们可能轻易被虚假的希望点燃，希望破灭时，也很容易产生情绪上的反应。但事实上，传统中国有非常长的茎梗，无法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来隐藏。其次，历史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律专家自居，这些标签和分工手法必须置于历史真相之后，历史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现行的学院派分工模式中，将人类努力成果分为法律、政府、经济、社会学等等，反映出现代西方固定的状况，却无法有效用以测量中国的深度。在中国，哲学理念可能转成法理学，政府运作总是和家族扯上关系，国家的仪式化过程含有宗教力量。也就是说，双方的结构不一致，不能做水平的延伸。这样的差别一开始就将中国和现代西方世界分开，如果忽略此种根本上的差异，却问中国为何不符合西方的期许，是很笨拙的。

书籍介绍

黄仁宇还是青少年时，梦想成为拿破仑。数年后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担任下级军官。他的士兵每月薪饷十二元，但如果携带一挺轻机关枪投奔附近山头的土匪，每人却能领到七千元。情势如此，黄仁宇无法成为军事英雄也不足为奇了。

他之后去过印度及缅甸。在《黄仁宇作品系列·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西方世界的读者将有第一手机会了解，史迪威将军的美国幕僚群及中国野战部队之间如何进行恶意竞争，而且是站在后者的角度观察。我们的作者就在现场。

• 作者：Z 发布时间：2017-05-10 00:09:37

  至此将黄仁宇先生的所有著作草览完毕了，读第一本是在考研的过程中，读完的时候已经落榜调剂一个多月了。之前之后，读的心境不一样，但是所受的鼓舞一直在。黄先生在家国破碎的情境下渡过整个青年时代。而后为求索而转而读历史系。无论其观点所受之褒贬争议，单是这经历已足够激励我了。读《黄河青山》人是俗人，事是俗事，但后面有家国情怀，有上下求索之心。我是俗人，也耽于俗事，但我自认有向学之心，以此为支撑，足以让我走下去了。

• 作者：埃莉诺 发布时间：2024-04-12 18:00:52

  挺sb的书，但不得不说三观还挺正的

• 作者：土猫领地 发布时间：2016-07-22 08:28:51

  这几年一直在寻思，为什么中国走不出朝代更替的怪圈？为什么中国老百姓总是在受苦？为什么中国在19世纪面对世界的挑战时会一败涂地？为什么我们的法治社会建立的这么艰难？我知道这一切不能归之于道德，但到底是为什么呢？找不到答案。《黄河青山》给了我一个答案，即使这是一家之言，但其能做到自洽，是我见到的最好的解答。又：现在想来，答案其实早在我看过的《五历十五年》中，可对于鲁钝的我来说，不看《黄河青山》根本无法了解《万历十五年》的深意。————||———— 如果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分成两个阶段，那可以说中国正在跨过第一个阶段——底层的货币管理，而第二个阶段——法治社会的建立——确是任重道远，现在看来是远未开始。————||————不，其实已经艰难的开始了。但法治社会不是指法律条文的制定，更多的是法律意识。

• 作者：doubleaf 发布时间：2016-06-20 13:37:49

  书很好，翻译不行

• 作者：怀疑的一代 发布时间：2018-07-18 12:02:17

  黄氏趣在生平，不惑之年改从历史学，四十六岁得博士学位，获得教席纯属因缘际会，美国中国学扩张、余英时的帮助。选择历史学只是为了解答四十年历史在他身上碾压后的疑惑，这也使得他的观点不为主流所接受。过往的经历给了他极强的问题意识，美国社会对他曾经效忠的党国的误解成为了治学冲动。他的史学研究于此出发，也造就了他的学术成果。由于边缘人的角色，他在学术界战战兢兢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像小学生一样猜度学界大佬对他的态度。前期在美国的艰苦生活为他战战兢兢的心境以及写作本书的心态作了充足说明。四十九岁得子说明了历史对人造成的无声影响，如果历史改写，抗战没有发生，那末他会在南开完成学业。一个有着强烈爱国之心的技术人员会取代在大陆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福兮祸兮？这对他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历史也是最好的选择。

• 作者：斐君 发布时间：2016-05-10 23:36:06

  意外的好，学术生涯的部分比《斯通纳》更精彩，戎马生涯的部分也不赖。总而言之，即使不谈学术观点的对错，黄仁宇先生的执着、专注、真诚也配得上我们这些个凡夫俗子的尊敬。

•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作者：瞎子 发布时间：2007-09-26 01:57:25

  一个寒冷的周末，我去图书馆借一本幽默故事《ALL I KNOW ABOUT ANIMAL BEHAVIOR I LEARNED IN LOEHMANN'S DRESSING ROOM》，一本书名长得让人发笑的书。这要归功于我在纽约的好友张建无意的推荐。他贴出的其中一段翻译立刻让我对这本借动物调侃人类可笑行为的册子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它应该在的地方，我没有发现它，只好满图书馆乱窜，结果在三楼找到了。但同时我发现那里有一个不大的中文书架。很快，我就翻到了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和这本黄仁宇的《黄河青山》——它的厚度在一堆薄薄的台湾言情小册子里非常显眼。我至今仍然记得《万历十五年》那个简练从容而遥不可及的开头——那是朋友贴在尚书屋（一个我最喜欢流连的文化网站）上的。我没找到《万历十五年》，决定把这本更厚的《黄河青山》借走，虽然我对自己能否在三个星期内看完它毫无信心——那本长名字的英文幽默故事和《西藏生死书》已经足够重了，况且我记得自己刚刚花了两个多月才看完不算厚的《今生今世》。好在妻子安慰我说借的书看得会更用心更快，我觉得好受了一些。

  实际上，我读书的速度让自己都很吃惊：我一天就看完了《西藏生死书》，而《黄河青山》我看了两天。它们不是被走马观花地翻阅完的，而是我一字一句在脑子里读完的。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是这个星期我的上司正好在阿姆斯特丹那个著名的性都出差，我在办公室自己的小格子间里看得如此入迷甚至电脑屏幕保护启动了都恍然不觉。

  在第二天《黄河青山》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兴奋得要写点什么，纪念对这两本书的阅读情绪，它们虽然毫无关联，但弥漫着一种安静从容和让人喜悦的氛围，但当我把《黄河青山》继续下去的时候，它很快占据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并不断改变着自己的阅读情绪。直到今天我已经把它翻到了最后一页，我才能长长地吁一口气，说：现在，我可以说说自己的感觉了。

  黄仁宇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历史学家，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历史观与众不同上，也表现于他别致的写作手法，事实上，《万历十五年》就曾经因为如此富有文学性而遇到过窘境：大学出版社觉得这样气质迷人的书应该由商业出版社出版，而商业出版社却觉得它的专业知识更适合大学出版社，《万历十五年》因此拖延了不少时间。

  我想，黄仁宇一定将自己看成非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他的书往往从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小事件出发，《黄河青山》也是如此。他从平静地叙述自己在上海失败的恋爱开始，倒叙进入自己在国民党军队的生涯，中间穿插自己在云南、缅甸、印度、上海、东北、日本各地的经历，以及和郑洞国、廖沫沙等高级将领和共产党先驱的交往，却把第一部终结于自己晚年在纽约的浴室。

  在阅读中，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黄仁宇显然不打算遵守任何时间顺序，哪怕这是他的自传。在相比起来简短的军旅生涯回顾之后，第二部里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在历史学上和无数权威的交流，更多的则是抗争。基本上他用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按时间顺序作为这部每一章的标题，但这说明不了什么，第二部的开头就是从1979年他被解聘遭遇生活困难开始倒叙。哪怕在他叙述自己在安亚堡艰苦打工读书的时候，仍然会笔锋一荡，论述自己的历史观点，大段大段地讲解明朝的赋税制度，甚至回忆过去在国内的生活经历，和第一部里的时空完全混杂，更不要说在不同时期和许多历史权威的争论，以及出书的坎坷了——我知道，他通过这些在对读者阐述他历史观是如何形成的。

  基本上来说，他的史学研究很不顺利，除了在英国剑桥和李约瑟有亲密无间的合作之外，他几乎和西方每个中国历史泰斗起过冲突：费正清、莱特、狄百瑞等等。他虽然极力赞美这些人良好的个人品德和对他的无私帮助，可仍然掩饰不住因为观点分歧而造成的著作出版困难从而对他的学术和生计带来的影响，黄仁宇毫不讳言由于热切和急迫使得自己的有些行为看起来象个投机者，并对费正清表达了深深的歉意，但他骨子里从来没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很多事情只是迫不得已，并且他也不打算修改自己为众人所反对的“大历史观”。整本书读下来，我仿佛看见他在美国的中国历史学界孤军奋战，到处是充满敌意的冰冷的眼神，远在英国的李约瑟也只能带来少许温暖，而中国历史在美国大学里的地位可有可无，使得他的学术生涯一直踉踉跄跄，时常为生计所困，直到写完这本书的1983年，他似乎都在贫困线附近挣扎。他的心情，完全可以用第二部的总标题来表达：“我所付出的代价”。

  合上书，我似乎能看到这个面容温和却情绪容易冲动的湖南人和金发碧眼的西方中国史专家们激烈辩论的情形——他真诚地希望他们相信自己的历史观是超越意识形态和过度的中华民族自豪感的，却同时不打算对自己的大历史观做任何一点退步或者修改。这不禁让我想起他在第一部中描写在报社共事的共产党人：他们热诚善良，唯一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争论，否则他们会把你追到天涯海角，直到你同意他们的观点为止——黄仁宇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

  他如此旗帜鲜明地捍卫的主张大体上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国近代的一团糟要从更大的格局来看待，不是清末，而要上溯几百年到明朝的中叶，中国以文化统治的政体要变革为现代以商业统治的政体是一场空前的革命，这场革命仍然在进行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体制是潜水艇三明治的说法。这场大变革中，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都是被历史决定了的人物，而不是他们决定历史。因此，黄仁宇反对截取几十年做精确数据的研究方法，而强调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某个现象背后的意义，在这样宏大的背景中，片面的数字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但他却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从他的大格局出发，取得相应的对比数据实在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政体并不重视精确数据的纪录而将全部子民看成简单同一性质的整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样的体制和西方相同时期的体制截然不同，没有任何可比性。他因此说中国的政体不是“失败了的西方原型”，而是一种特殊的体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就开始建立而在汉朝就已经稳定从此千年不改的体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主张对短期精确数据的扬弃而重视大格局使他的中国历史学说在西方中国史学界遭到冷眼和蔑视，而他从历史角度所鼓吹的中国变革的真正体现正是 “数字化”。《黄河青山》侧面告诉我，这个观点已经在我那本神往已久的《万历十五年》中明确阐述了。

  他说的“数字化”绝非当今流行的“数字化”科技，而更象一种经济学说。在他看来，中国适应现代社会的精髓，无非是用“非人治”的商业管理模式代替以意识形态和道义统治的组织模式。他明确指出，所谓资本主义不是一种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财产权至高无上”为核心的商业模式，而财产权最大的特色就是数字，当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成商品，变成数字进行交易买卖积累转移信托，那么商业积累就能开展，财富就能累积，竞争就能激烈，社会才能充满活力，而传统的中国政体则是取消竞争的让所有的人“普遍贫穷”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满清的制宪、民国的北伐、军阀的混战直到国共战争都没有消除，从而无论有多先进的技术多聪明的人民，中国依然屡屡败于列强手下。

  如果按照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让我们把视野放远到几百年来的全球，就能看见东西方的文明进程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正成为欧洲和新大陆的金科玉律时，古老的中国却一直奉“天下为公”为圭臬。于是，一边围绕着私有财产不断进行累积置换，以及发展这个核心之下的纷繁芜杂却又周密详尽的法律规范，另一边则从上至下耳提面命地完善着仁义道德；一边视竞争和超越为自然规律，另一边则致力于消灭任何可能存在的竞争机制，让所有的人安逸于普遍的贫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终于，在西方的重商主义成为主流的时候，中国以程朱理学为标志的道德规范也到达了顶峰，讽刺的是，相伴这种道德而来的虚伪也达到了极致。

  写到这里，我能深深体会到黄仁宇摒弃道德或者意识形态而单纯从技术角度研究历史的苦心和努力。对于一个从视轻视自我为理所当然而从心底鄙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国度出来的人，承认私利的本能和正当是无比困难的。中国人总是在追求一种圣人境界，因此重要的技术性法则容易大而化之，仿佛承认私利的存在会带来一个狡诈无情的社会，很少意识到在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制下对私有的承认会给予人民一个更公平和透明的环境——如中国的历史所展现的那样，践踏和抹杀私有只带来了一块富丽堂皇的遮羞布，狡诈和倾轧不仅没有杜绝，反而以更见不得人和变本加厉的方式进行。

  我无法不惊叹和赞赏黄仁宇的远见卓识，在《黄河青山》里，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财产权的至高无上”这个主题，我立刻想到最近引人注目的消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入宪。在二十年多前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指出了中国走向强盛的关键之路。实际上，在书的末尾，他对中国是充满希望的。他大声呼吁，如果不能实现私有财产的神圣化，至少要让“共同财产”至尊无上，他在改革初期看到了这个萌芽，我想，他在两千年溘然长逝时，内心应该是欣慰的。但我至今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他在1983年将这个自传删减到草稿的四分之一从而定稿后，就不再修改，也不出版它，直到他去世。他难道没有想到这20年来中国会飞速发展，并且正按照他的预言继续这场空前的革命么？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觉得再度的补充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所有的都证明着他的正确。在《黄河青山》的结尾，他明确阐述：中国从明朝开始的这场深刻革命即将结束。如果真是如此，中国这两年的崛起就不是简单经济意义上的泡沫，而是摆脱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下的起飞。实在没什么能比这更让人高兴和鼓舞的了。

  黄仁宇从来不讳言自己做过十多年的国民党军官，虽然上过前线，但没怎么经历过生死战斗，多半作为副官或者参谋呆在司令部里，但他在《黄河青山》中更加极力地阐明这段经历带给他的不是偏见，而是平衡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历史观。他不止一次地为蒋介石辩护，但同时也赞扬毛泽东，称他们为同样伟大的领袖，但更高的层次上，他认为他们的作为都是历史的趋势所决定的，而不是他们创造了历史。他对文革涉及很少，也许是因为那时他埋头潜心研究的缘故，但他的确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关键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538页，《黄河青山》台湾联经版，张逸安译）。在卜居剑桥的时候，他和李约瑟为了探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应用问题，甚至详细研究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作为同期的对比。他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优越不在其道德价值，而在其技术优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轻视资本主义进入中国所带来的道德上的冲击，而更关注其本质：技术上的良好操作性。这让我想起，在美国的这四年间，看过的对于中国政府领导人，自邓小平以来，客观形容词中最常见的就是“技术官僚”。实际上，中国政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确来自理工科的技术领袖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而来自人文领域的领袖日渐式微，统治中国不再靠毛泽东式的个人魅力和道德权威，而是靠精确的数字化的经济调控和法律规定，而我身边最亲近熟悉的国内朋友们也有着与此相一致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不啻是中国最重要的进步。

  在他的大历史观中，黄仁宇非常小心地区分技术分析和道德指责，哪怕在赞扬杰出人物时，他也不曾片刻忘记把他们放进他的大历史中，用他的话就是：尽管这些官员殚精竭虑，为民操心，但他们所处的潜水艇三明治（我很怀疑这是SUBWAY，一种美国很流行的长条面包做的三明治的生硬翻译）政体中，他们的努力没有太大的作用。这个潜水艇三明治的定义早就耳熟能详：庞大而单一的官僚体制直接面对庞大而单一的贫困农民阶层，中间缺乏生性活跃流动的商业和相关服务机制——更重要的，缺乏相关阶级。一旦他的分析涉足到意识形态，他会立刻停下，说这是道德或者神学问题，无法成为专业历史学家考虑的范围。我想在他看来，道德问题是无法争论出个对错来的，但技术问题可以。

  他对历史超越道德的苛求到了使他自己进退两难的地步——在学术上，他饱受怀疑和漠视，在教学上，这个态度使得他在学生中不受欢迎，他反复讲述自己在学校里打消学生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贪污腐化无能”的“偏见”，也劝阻学生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神圣完美的天才，他努力让学生看到他们都只是在做大历史交付给他们的任务，如此而已。这从一个侧面强烈说明了在70-80年代，美国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中国抱有多么大的好感。（在他描写的一则逸事中，中国史学泰斗莱特的前妻（也是一个中国历史专家），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如此狂热以至于每天清晨起床呼喊口号——看来，激动人心的神圣的能量甚至可以传递到太平洋对岸，即便是专家有的也不能免疫，何况位于地层的普罗大众。）对此，黄仁宇尖刻地说，这些都来源于尼克松政府和中国互相敞开大门后，发现中国是“可以利用” 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从“老巫婆”的极端变成“白雪公主”的极端是一种有意识的倡导。我不能赞同这种完全抹杀友善和好奇的说法，但却认同他对这种在极端间互相转换看法有害的提醒。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有他所叹息的对中国的完全不了解，正如中国威胁论是一种茫然不明底细下的本能自我保护——美国并不知道中国这个巨大的实体将发展成什么样子，实际上，中国发展得如此之快，前几年许多权威经济学家还在公开嘲笑把中国视为巨大消费市场是多么愚蠢的行为（他们的借口是中国人口虽然多，但普遍贫困，没有强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在当时，不能说这种论点完全错误），而今天，中国已经事实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地和家用电器消费地，在五年内，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简言之，这是世界增长最快的消费天堂，即便中国派出一个法国人敷衍的2004年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举行），大家谈论的仍然是中国。难怪美国权威经济评论说，美国并不知道中国将发展成什么样，事实上，中国自己也不知道。

  但这样的对于不理解的理解，已经远远好过极端化的道德反应。毕竟前者带来审慎和观察，而后者往往带来冲动和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看过他不断重申对意识形态和道德的超越之后，我不免想，这样的超越本身、这样强调大历史的至高无上本身是否落进了另一种隐蔽的道德桎梏？或者变成了另一道神学命题？我犹豫了很久，仍然决定否决掉这种反问。我意识到这样的反问是无穷无尽的，因为这样的怀疑和反问何尝不是一种道德的桎梏和对于虚无的神圣崇拜？这样的反问和否定本身是似是而非和蛊惑人心的，是一种全盘抹杀直到虚无的陷阱。我也要小心这样的反思不要陷入一种哲学上相互映射的无穷无尽之中。其实黄仁宇的思路很明确：历史可以用技术来诠释，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地步则辩论无休无止。

  他对意识形态的反感似乎与生俱来，在抗战时期，处于人生交叉口的时候，他辍学，参军之前曾经在报馆做过一阵，和廖沫沙等共产党人结识。他的许多同龄人后来去了延安，但他没有。他虽然觉得国统区腐败黑暗（顺便说一句，这种腐败在他看来，源于体制，而非个人品德），但也不喜欢无时无刻被浸泡在“主义”之中。他显然珍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一直处在大动荡的夹缝之中，而游离它之外。我想这也是形成他最后近乎冷漠的大历史观的最初端倪。他在《黄河青山》里为此辩解说，他不是缺乏同情心和热情，但历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他也许并不缺乏丰富的情感（这点我要在后面谈到），但不能因为他这种超越就认为他是西方流派的历史学家，至今我仍然认为他的思维方式是传统中国的，虽然黄仁宇先生他自己绝对不会这么认为，并且通过对自己归化美国国籍和儿子对美国的认同来暗示他已经习惯于西式思维。实际上，我倾向于他大历史观本身正说明了他典型的中国传统性思维方式：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综合的，难以精确表达的互动体。他在学术上的不断困厄也从侧面反应了他和西方流派的学术方式是如何的不能融洽。

  很多例子可以证明他看待历史时有全局式的无动于衷。比如对于文革，他就认为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大倒退，从力图现代的变革中缩回到传统的文化统治下的简单模式。但他把这看成一种结构调整的痛苦，也认为这种极端的措施可以摧毁旧体制的传统根基，从而为建立新的体制创造一大片空地——从文革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变迁来看，不能说他不是正确的，我们和旧体制在思维和信仰上的联系的确被割裂了。但他如此轻描淡写谈到文革的残酷未免太不近人情。在我看来，这更多是因为他没有感同身受，在这点上，谁都无法免俗。有意思的是，黄仁宇对林彪的残暴耿耿于怀，虽然林彪在中国将领中绝对算不上凶狠残暴的——他的印象纯粹来自四平保卫战，那场初次尝试的攻城战中，共产党的民主联军死伤惨重。黄仁宇对林彪使用的“人海战术”密集冲锋印象深刻，觉得这样驱使大批生命进入死亡地带无法让人忍受。我想这个事件大概做为他年轻时候的一个印记，永远留在他心理了，即便他习惯用大历史来看待国共战争，但仍然不会原谅林彪。

  在最后，我不得不再次赞扬一下他的文笔，那种洗练悠长视野开阔的叙述方式迷人极了，他仿佛从万里长城某块砖上古老的花纹说起，目光却涵盖了整座长城，同时又不忽视任何细节。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不带任何哀怨地叙述他不成功的打工生涯，因为笨拙而不停地换工作，他的大学教授莫勒讲授《法律与新闻》课，说到诽谤案时，可以用没有恶意来答辩，但不能用事实真相，他说：“有时真相越多越诽谤”，在另一堂课讲到色情刊物时，他忽然想到这个句子，于是又语带双关地说到：“有时真相越多越猥亵”，引起班上女生的放浪大笑。

  而这些细节被他随意而自然地融合进整个回忆当中，使得我们在不断认知他发展他的大历史观时，一点也不乏味地看到他真实自然的生活以一种交错闪回的方式展现。

  很遗憾这本书只写到1983年，之后他就没有在继续回忆下去，因此我无从知道他后来的历史思维有无新的发展，对中国的变迁看法如何。在封面上，他闲适地坐在帆布椅子中，望着远处的青山绿水，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他的姿势很从容。我合上书，想到的却是：“这个倔强的湖南老头。”的确，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正是他这种决不妥协的态度从困顿中争取来的。

• 黄河青山

  作者：wizard 发布时间：2005-09-03 22:3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