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社会问题的社会化 社会学研究方法著作 社会学概论新修政治学通识原理政治学概论社会契约论社会学书籍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本书是一本关于社会危机的社会学著作。作者杰弗里·亚历山大在书中发展了一种关于社会危机的新的社会学理论，并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理论如何使我们能够以新的方式理解近年来的一些重大社会危机，包括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2年出现的教会恋童癖危机、2011年在英国爆发的电话窃听危机，以及始于哈维·韦恩斯坦2017年被曝光、至今仍在继续的、反对职场性骚扰的MeToo运动。

全书共分七章。前三章专门讨论社会化理论，作者称之为社会化。主要观点是：引发危机的不是客观的社会紧张关系，而是公民领域的话语体系和公民机构。当紧张关系遭遇公民领域乌托邦式的理想审视，就会引发人们关于社会正义及民主生活的未来何去何从的普遍焦虑。曾经受人敬仰的机构精英如今代表作恶多端者，于是公民领域合法且有组织地介入，以公民净化的名义要求开展公民修复。与公民修复对抗的机构精英随后发起反击，一场领域之战接踵而至。后四章则深入探讨和研究英美的四个危机案例，对前述理论进行阐释和发展，

以原始资料为基础，提出了对社会危机的新的、实证的和理论的看法。

序言与致谢 1

导 论 社会中的社会化 1

第一章 社会化的定义及其产生 6

第二章 谁是社会化的代理人? 14

第三章 为什么社会化没有发生? 25

第四章 教会恋童癖危机 33

第五章 金融危机 50

第六章 电话窃听危机 69

第七章 #MeToo运动 90

第八章 结束语:社会化理论 140

参考文献 150

译名对照表 190

译后记 194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化社会学中心主任。于1969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78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曾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耶鲁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瑞典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委员会、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从事过研究工作。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理论、文化和政治。主要著作有：《现代性的黑暗面》、《创伤：一种社会理论》《政治的表演》《公民领域》《社会表演》《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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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是一本关于社会危机的社会学著作。作者杰弗里·亚历山大在书中发展了一种关于社会危机的新的社会学理论，并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理论如何使我们能够以新的方式理解近年来的一些重大社会危机，包括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2年出现的教会恋童癖危机、2011年在英国爆发的电话窃听危机，以及始于哈维·韦恩斯坦2017年被曝光、至今仍在继续的、反对职场性骚扰的MeToo运动。

全书共分七章。前三章专门讨论社会化理论，作者称之为社会化。主要观点是：引发危机的不是客观的社会紧张关系，而是公民领域的话语体系和公民机构。当紧张关系遭遇公民领域乌托邦式的理想审视，就会引发人们关于社会正义及民主生活的未来何去何从的普遍焦虑。曾经受人敬仰的机构精英如今代表作恶多端者，于是公民领域合法且有组织地介入，以公民净化的名义要求开展公民修复。与公民修复对抗的机构精英随后发起反击，一场领域之战接踵而至。后四章则深入探讨和研究英美的四个危机案例，对前述理论进行阐释和发展，

以原始资料为基础，提出了对社会危机的新的、实证的和理论的看法。

• 作者：别字大王 发布时间：2022-12-11 16:58:21

  “社会科学必须削弱紧张关系和社会反应之间的假定关系。产生社会危机的不是紧张关系，而是社会化过程，一个由文化逻辑和媒介表征引发的过程。”

• 作者：呼吸、尘埃 发布时间：2011-12-08 20:36:41

  uicf

• 作者：Nelly.L 发布时间：2022-11-26 18:59:20

  “产生社会危机的不是紧张关系，而是社会化过程（societalization），一个由文化逻辑和媒介表征（media representation）引发的过程……社会化唤醒了柏拉图所说的正义记忆。对于哲学家来说，正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理想化形式，也是共和政体效仿的对象。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正义记忆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人来书写。”

• 作者：一一 发布时间：2022-11-26 20:51:09

  本书部头不大，很容易一口气读完。由于原著出版于2019年，所以书中采用的都是近年来比较新的例子，使得本书讨论的问题更贴近今天，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作者运用自己的“公民领域”理论，并结合其他理论，对于社会危机做出了精彩的分析，所有对今天社会危机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认真读一下这本书

• 作者：神魔无用 发布时间：2022-12-15 22:28:03

  有删减篡改最好对比英文版看……

• 作者：海风 发布时间：2022-11-24 19:57:02

  蛮短的，中规中矩的三明治结构（理论框架+案例），封底有霍耐特和伊洛斯背书。

  作者将“社会化”定义为社会问题在较大范围产生威胁并由此引发各类反应，以至于演变为社会危机的过程，并提出“稳定状态-符码转向-实质性监管-反击-回归稳定状态”的“社会化序变模型”路线。他把社会化看作一个社会理论问题，而非社会问题。而后，基于经验材料整了四篇案例分析，具体化其理论。

  启发性一般。莫名感觉相似逻辑在危机管理课上提到过。第二章“社会化的代理人”，作者认为是秉持理想化利益的新闻记者和公诉人，作为读者只有苦笑了。

• 王小章：内部紧张如何转化成社会问题？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3-04-14 17:25:19

  （《读书》2023年4期新刊）

  回望历史，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现象，有些问题，一开始只是某个群体、某个机构，至多只是困扰某个特定领域内小部分人的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象，却因某个偶发事件而引起了公共社会的普遍关注，并演变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最终带来社会的重大变革。远一点的，如左拉、涂尔干等积极参与其中的“德雷福斯事件”，近一些的，如带动了广泛的反职场性骚扰的“＃MeToo”运动。当然，更为常见的是，类似的问题或事件发生了或一直存在着，却没有引起相应的社会关注，至多只是死水微澜，旋即归于沉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美国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者杰弗里·亚历山大的《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社会问题的社会化》（

  What Makes a Social Crisis? : The Societalization of Social Problems

  ，2019）一书对此给出了一个解释、理解的模式。

  

  杰弗里·亚历山大（来源：sociology.yale.edu）

  一

  二〇〇六年，亚历山大出版了《公民领域》（

  Civil Sphere

  ）一书，提出了他的“公民领域”理论。《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可以说就是他尝试以“公民领域”理论解释社会危机的产物。所谓“公民领域”，按照亚历山大的阐释：“既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社会力量，也是一个由自主而又分享共同义务、尊重彼此的独立性而又相互依存的个体组成的理想化团体。”（《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6页，下引该书只标示页码）从文化的角度看，“公民领域”是围绕旨在维护自我管理和社会团结的话语体系而形成的；但它不仅是一个话语体系，还具有很强的实体性（materiality），即它还包括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实体机构和制度，如能够对某些事件、机构、团体加以美化或丑化的各种传播机构，以及能依仗国家强制力来实施制裁并制定文化评价标准的法律机构、政府机关、竞选制度等监管机制。“公民领域”容易让人联想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既有联系或者说共同点，也有明显的区别。共同点是它们都遵循非市场、非权力的运行逻辑，都崇尚和维护一些基本的公共价值，如诚实、理性、开放、独立、合作、平等、参与等；区别则在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从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中分化出来而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一个领域，它虽然沟通了市民社会和国家，但本身却并不将任何国家机构包涵在内，而亚历山大的“公民领域”则包含了能使用国家强制力的国家监管机构，并且，这种监管机构的有效介入是“公民领域”有效运行从而使社会问题成功“社会化”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油画《雅典学院》（来源：nbfox.com）

  如果说，“公民领域”是亚历山大解释、理解“社会危机”最关键的结构性范畴，那么，“社会化”（societalization）则是他诠释“社会危机”的最基本的过程性概念。亚历山大自陈，他关心的核心问题是，领域内久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如何突然爆发并打破特定界限而成为整个社会的爆炸性丑闻。他认为，机构或领域内部的问题本身并不会触发广泛的社会冲突，即使内部的紧张关系已经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在内部管理部门的处理下，常常也能趋于缓和而不为外界所觉察，更不会对外界产生困扰。只有当问题超出其本身所属的领域，并且看来要危及整个社会时，社会问题才演变为“社会危机”。这种广泛的受威胁感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反应，就是“社会化”。而只有当“公民领域”话语和“公民领域”的实质监管开始介入并发挥作用时，“社会化”才登场。在此需要说明，在亚历山大这里，“社会危机”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与其说它是麻烦、是坏事，不如说它是转机，是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紧张、不公或社会压制得到化解的契机。只有当属于某个特定领域的内部问题变成“社会化”问题时，那些被忽略的常态化紧张关系才会被认真审视，曾经为人们尊重的机构和机构中那些施加压制、侵害等的精英才会受到谴责和制裁，影响深远的变革才会启动。

  亚历山大将“社会化”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在第一阶段（T1），“公民领域”和非公民领域之间处于一种假设的稳定状态，但在特定的非公民领域内部却存在持续甚至严峻的紧张关系，只是大部分“公民领域”的成员都不认为自己会遭到破坏性干扰，不认为这种领域内的紧张冲突会对整个社会构成威胁，因此不打破现有领域界限而去抨击、修缮这种特定领域的内部问题。但是，稳定状态会随着“社会化”进程的真正开始而终结。在“社会化”的第二阶段（T2），原先一些不会激起机构外人士兴趣的现象（如办公室内男上司对女下属暧昧的“动手动脚”），现在成了对社会本身的威胁。在这个阶段，会发生一个从机构内部标准来看待紧张到从公民标准来审视紧张的“符码转向”（code switch），这一符码转向不仅将公众注意力从机构内部转移到“公民领域”，还带动批判性和解放性的话语，并搅动实体性资源特别是传播机构的介入。当传播机构把机构内部的紧张解读为对“公民领域”、对基本的公共价值的冒犯时，原本习以为常之事就成为社会重大事件。由于在“公民领域”中传播机构通常和国家监管机构紧密相连，因此，当前者通过把机构内部的紧张解读为对“公民领域”、对基本的公共价值的冒犯从而引发了社会普遍的惊恐、不安、愤怒，并唤醒“社会良知”时，监管干预就会紧随而来，“社会化”于是进入到第三个阶段（T3）。当然，那些遭到批判性和解放性话语抨击的机构及其精英们不会束手待毙。“反击”构成了“社会化”的第四个阶段（T4），在这个阶段，双方围绕领域之间（机构或非公民领域与“公民领域”之间）的界限划定展开激烈冲突，冲突僵持的结果，则是最终回归新的稳定状态（T5）。

  

  社会化的五个阶段（编者绘）

  社会问题的社会化意味着对既有秩序的挑战和打破，社会化因而需要具有特殊战斗精神的代理人。质言之，“公民领域”中的媒体和监管机构本身不会行动，只有那些秉持“公民领域”的理想价值和公民精神的人，才能给机构赋能，推动社会化。一旦他们的行动获得成功，他们的物质和社会地位也会相应地得到极大提高，他们将成为人民景仰的“公民英雄”。这些人，亚历山大指出，在美国主要来自独立的新闻人和公诉人。

  二

  亚历山大用上述社会化模型解读了“教会恋童癖危机”“金融危机”“电话窃听危机”和“＃

  MeToo”运动四个实例，或者说，以这四个实例诠释了他的社会化模型。在此，不妨以“

  ＃MeToo”运动为例略加说明。

  

  “#Metoo”运动（来源：twh.org.tw）

  长久以来，职场性侵害与“公民领域”几乎完全隔绝，从而安全隐身。早期女性主义运动虽然发起了对父权制的公民修复（civil repair），对两性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义，使女性得以走出家庭、进入职场，但是父权制衍生的社会问题或偏见依然存在，比如，认为女性员工在智力上要逊于男性员工，在情感上不够成熟，等等。由于这些问题或偏见的持续存在，从另一个角度看，女性走入职场恰恰使得男权统治、性别不公从家庭生活领域延伸到职业机构和场所。但由于一直以来这种职场内部的紧张与“公民领域”的隔绝，那些关于职场中女性受害和愤怒的故事，惯常被忽视，诉诸法律的努力甚至会被嗤之以鼻，因此职场性骚扰作为职场内部的紧张虽常常发生，却处在稳定状态的绝缘保护之下。

  这种情形在二〇一六年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年，特朗普以极右翼的面目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竞选期间对主流新闻媒体的猛烈攻击使后者感到巨大的威胁，后者于是谴责右翼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反公民，而特朗普侮辱女性的自我吹嘘之词则使媒体进一步抨击他实施性别统治。从二〇一六年七月到二〇一七年四月，主流媒体先后三次曝光职场性侵害丑闻：二〇一六年七月，《纽约杂志》的一名调查记者揭露了保守派电视频道福克斯新闻创始人兼总裁罗杰·艾尔斯数十年来的职场性侵事件，最终导致艾尔斯被迫辞职；二〇一六年十月，在总统竞选白热化之际，《华盛顿邮报》揭露特朗普侮辱女性事件；二〇一七年四月，《纽约时报》披露，福克斯新闻为了保护其人气超旺的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比尔·奥莱利免受女员工的性骚扰指控，秘密支付了一千三百万美元，最终导致奥莱利辞职。十个月中的三次密集曝光，打破了“公民领域”与非公民领域之间的界限，打破了原先的“稳定状态”，暴露了职场性侵这一社会问题。但是，这三次被曝光的都属于右翼保守派阵营，因而，职场性别统治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被扭曲成了政治分化的表现。转折出现在二〇一七年十月五日——《纽约时报》发布了记者乔迪·坎特和梅根·图伊对好莱坞核心圈不端性行为长达一年的调查结果，其中特别披露了好莱坞大亨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丑闻。与前面三位不同，韦恩斯坦是有名的自由派活动家，与左翼有着密切往来。于是，公众开始意识到，先后四位被曝光的性丑闻当事人，其共同点不在于政治意识形态，而在于利用职权满足性别统治的欲望。坎特和图伊的报道像一枚炸弹炸碎了“公民领域”与职场之间的屏障，扯掉了职场性侵害的遮羞布。该报道发表十天后，一名叫爱丽莎·米兰诺的电视明星兼活动家发布了一条推特：“Me too。一位朋友建议：‘如果所有遭受过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女性都写上Me too表明遭遇，也许会让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你受到过性骚扰或性侵害，请在这条推文下面回复Me too’。”声势浩大的“＃MeToo”运动正式开始。不同地区、不同阶级阶层、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性别的人们纷纷加入进来。运动的展开逐步颠覆了以往的性别文化：曾经被认为男子汉气概十足的男主角，如今成了恶棍；曾经被认为软弱无能的女性，现在成了巾帼英雄。女性对于自己被性侵遭遇的讲述曾经或者被无视或者惹人耻笑，现在则成了严肃的公共事务，成了关乎权力、创伤和生存的深刻话题。

  

  美国《时代周刊》2017年度人物揭晓，这项殊荣亦被授予那些敢于“打破沉默”，揭露性骚扰和性虐待的女性（来源：lx.huanqiu.com）

  随着运动的展开，职场性骚扰的社会化开始进入需要实质性监管介入的阶段。实际上，早在职场性骚扰社会化开始之前，已存在反职场性骚扰的相关法规，只是一直以来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这里的关键是，法律的激活需要“法规与一个共同的文化核心产生联动”（121页），也就是说，只有当职场性骚扰的反公民性、不可容忍性成为“公民领域”的普遍共识，反职场性骚扰的法规才能真正发挥作用。“＃MeToo”运动提供了这样一种普遍共识，从而推动了反性骚扰法规的强化。这种强化既包括对相关法律在实施中的修正，比如对性骚扰事件取消诉讼时效；也包括一系列新的立法：据美国全国州议员会议数据，在二〇一八年的前五个月，三十二个州“关于性骚扰和性骚扰政策的立法数量前所未有”。

  “＃

  MeToo”运动的展开使得二百多名权贵丢了职务，其中近一半职位被女性取代；与此同时，一些机构组织也迫于来自公民领域的压力而对组织内部进行重构。不过，抵制和反击也没有缺位。如上所述，早在“

  ＃MeToo”运动一开始，职场性别统治问题就曾被刻意曲解成政治分化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性骚扰指控，受指控者的抗拒也越来越明显。据一项粗略的调查显示，在二〇一七年十月五日到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所有受指控者中，只有约40%的人做出了道歉，而另外约60%的人，哪怕是虚假的道歉也没有。而且，随着社会化带动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反击的力量开始联合起来，并形成了一种“反动修辞”（rhetoric of reaction）。这套修辞质疑女性受害者控诉的真实性；把反性骚扰舆论说成是一种大众式的歇斯底里、一种无理性的“乌合之众心态”；“＃

  MeToo”运动已经演变成一场带有“麦卡锡主义色彩”的有针对性的污蔑，试图营造“集权主义的氛围”；而且，与“

  ＃MeToo”标签对抗的“＃

  HimToo”也出现了。总之，按照这套“反动修辞”，如果还想让民主存续，就必须保护“公民领域”不受“

  ＃MeToo”运动的影响；新兴的文化结构是反民主的；必须远离它们，如果可能，最好直接摧毁。“反动修辞”的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卡瓦诺事件”，即被特朗普提名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布雷特·卡瓦诺法官和指控他性侵自己的布拉西·福特博士之间的对抗。卡瓦诺的提名最终获得了批准，不过，如同许多观察家指出的，这不意味着反击力量的最终胜利，而只表征着“反动修辞”与“＃MeToo”运动对抗的一个高潮。

  诚如亚历山大所说，到他写作本书时的二〇一八年岁末，推动职场性骚扰社会化的“＃

  MeToo”运动尚未退潮。实际上，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看，一直到今天，“

  ＃MeToo”运动的余波也未完全平息。不过，亚历山大认为，回归稳定状态是迟早的事，问题在于，回归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回到“＃

  MeToo”运动开启之前的状态码？这当然不可能。在“卡瓦诺事件”之后，一些被赶下台的受指控者曾经蠢蠢欲动，试图回归“正常”，但是，现状就是正常，他们的每一次努力都引发了暴风骤雨般的谴责。“‘

  ＃MeToo’运动已经深深扎根于美国的集体意识之中”（131页），职场性骚扰的社会化所产生的，不仅仅是群情激奋，更是一种新的文化结构，“一个强大的新性别关系在公民领域中已经存在”（134页）。

  三

  回头看，“＃MeToo”运动的展开曾有很大不确定性。假如没有特朗普对主流媒体的攻击以及侮辱女性的言论，职场性骚扰的问题很可能不会一下子吸引公众的关注；而将职场性别统治问题解读成政治分化问题也差点让运动夭折；在运动高潮阶段，特别是在“卡瓦诺事件”中包括特朗普、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和保守派在内的强大势力再次借助“政治分化”策略而展开强势反击，更是使得运动的前景迷离莫测。质言之，像职场性骚扰这样的社会问题的社会化并不是必然的，许多“应该”的社会化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亚历山大指出，理想的社会化模型会经历“稳定状态下机构内部的紧张关系—符码转向—监管重构—反击—回归稳定状态”这样一个系列过程，但是，像这样有着清晰的先后顺序的社会化进程其实并不多见，是例外而非常规。即使机构内部紧张关系严峻，通常也不会引发社会化。而且，即使触发了社会化，也常常会遭遇阻碍而停滞不前。这种阻碍的具体表现各式各样，但亚历山大认为，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即边缘化和分化。边缘化是指，如果受到机构或领域内部体制性压力和功能失调影响的是次等群体，甚至被污名化的群体，那么，社会化就会受阻或停滞。边缘化的群体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各种被强加的不公要求，不太容易被主流媒体报道，即使报道了，也很难引起符码转向。因为核心群体和边缘群体之间，很难产生认知和情感的共鸣，前者认为后者缺乏公民能力，甚至并不视后者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分化是指，如果社群内部存在严重分歧，或者说，只有分歧，没有最基本的共识，那么，即使人们认识到反公民的紧张和压制的存在，也不足以引发健康的社会化。因为，这种情况会将社会愤怒分流，从而无法完整地呈现人们的共同关切。也即它会使社会撕裂：没有任何基本共识或默契的纷争不会强化、修复公民领域，反而只会削弱甚至摧毁公民领域。

  要克服社会化的边缘化阻碍，亚历山大认为，需要一个理想化的公民领域，这个公民领域的开放度足以容纳对那些边缘化群体所遭受的制度性压力和不公表示同情、抗议的声音，并能将这种抗议积蓄起来。只要这种抗议之声蓄积到足够的力量，它们就会改变文化表征的不对称，从而人们能够公允地审视边缘化群体所遭遇的压制和不公，进而在社会化的推进中改变这种压制和不公。而要克服分化对社会化的阻碍，则公民必须感受到“即使他们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利益和制度利益，他们也有共同的公民评价标准”（32页），也即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公民价值共识。而这显然也是一个健全的“公民领域”的条件。总之，社会问题之社会化的展开推进，与一个兼具话语性和实体性、兼容并连接市民社会机构和国家监管机构的“公民领域”密不可分。

  谁也不会否认，压制、紧张、不公、剥夺等，在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中都存在，问题在于如何应对这一切。总的来说，试图解决、摆脱这种问题的途径，不外乎三种。一是“政治的”途径，这种途径将问题看作现有制度本身所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因而采取一种与现有制度激烈冲突对抗的方式来试图解决和摆脱，这种方式必然是付出巨大社会代价。二是“行政的”途径，这种途径将遭遇问题困扰的公民变成了相关权力机关的“当事人”，这些当事人在权力机关的办公室和接待室里与国家（state）接触，填写相关表格，证明自己符合当局规定的相关救助标准，以此申请相关救助来摆脱困境；这种途径当然是必须的，而且也是现实中运行着的主要途径，但是，这种途径是以肯定现行制度的正当性为前提的，因此，就没有推动制度变革的可能性。第三种途径，就是亚历山大所阐释的这种与一个活跃的“公民领域”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化”途径，笔者以为，这相对而言应该是一种兼具秩序和弹性，同时又向变革的可能性开放的途径：“公民社会的话语是乌托邦式的、呼吁团结的，而公民领域的媒体和监管机构有能力跨越边界，将这种道德语言投射到各纷争领域之内，并对其进行有力重塑。”（146页）

• 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答案就在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这本书里

  作者：弄墨忘疲 发布时间：2023-01-16 13:55:54

  何为社会？何为公民？中国的社会和美国的社会不同，中国的百姓也不能算公民。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我们读到了中国的乡土社会，但它和现代社会不同。要看今日之社会，还是要看看美国。

  《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是一本关于社会危机的社会学著作。

  作者杰弗里·亚历山大大(Jeffery.C.Alexander)是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

  01 什么是社会化？

  乡土社会的特点是稳定，现代社会虽然变化快，但从政治的角度，也希望公民能保持稳定。

  社会化，恰恰能够破坏这种稳定。当然，社会化也有其按部就班的过程。

  

  首先是稳定状态开始慢慢动摇，然后就爆发了社会危机，接着就要想办法修复危机，最后重新达成稳定。

  02 社会化的原因

  社会分化并不是社会化，它恰恰是社会化的原因。

  西方社会很喜欢使用代理人，比如人们不能直接和上帝联系，于是就找了牧师、神父之类的代理人。

  

  社会化有没有代理人呢？正所谓时势造英雄。社会化的代理人应该就是公民中的英雄。

  公民英雄有很强烈的使命感。

  他们可能是首先把社会丑闻曝光的人。

  03 以“性骚扰”危机为例

  我曾经看过一个TVB的电视剧，其主题和性骚扰有关。剧中的女主为了给自己的闺蜜报仇，特意加入了闺蜜的公司。她的闺蜜可能是因为遭遇了职场性骚扰，才选择自杀的。

  美国的女性也曾遭遇性骚扰的烦恼。

  

  《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的第七章标题是《 #MeToo运动》。MeToo运动是指2017年被曝光、至今仍在继续的、反对职场性骚扰的运动。

  我们就以它为例，看看这一运动是不是和之前说的流程一样。

  

  稳定状态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被性骚扰了，但是却不敢声张。因为很多作恶的人是这个社会鼎鼎大名的人物，或者是你的领导。而且，还有很多人帮忙掩盖恶行。

  稳定状态的动摇就是被曝光了。被报道后，有人提议所有受过性骚扰的女性都跟帖，写上MeToo。

  接下来，就是如何修复的问题。推翻男权精英？公民领域非常愤怒，她们想把男士赶下台。

  男性掌握更多的权力，所以才会有不良的动机。

  西方是法治社会，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立法会应该尽快出台防止性骚扰的法律。然而，法律毕竟是外部约束。如果像中国那样靠礼治，反而可以内化于心。

  最后，什么时候能回到稳定的状态？这里当然不是回到我之前说的那种稳定。社会化会产生新的文化结构。

  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一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用一句话来概括。因为，如果一句话就能说完，为什么作者还要写这么厚的一本书呢？引发危机的不是客观的社会紧张关系，而是公民领域的话语体系和公民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