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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memory 发布时间：2020-01-13 00:06:36

  温暖治愈系的文字。有些书你只需要看书名就知道它值得一读，比如这本。勇气、接受、改变、接纳、打开自己、善良还有爱。像loveday这样的女孩幼年时经历了原生家庭的不幸、寄养家庭的辗转、成人后的社交恐惧症、遇人不淑在艾奇和内森的呵护下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新年里读到这样的文字让人又重新对生活点燃了热情，寄语2020，温暖他人的同时也温暖自己。

• 作者：吕何甲 发布时间：2017-11-07 16:39:01

  1 Matilda的父母真的是恶毒，她用充满想象力的方式进行了报复。（苗苗看完了书，抱住我对我说，爸爸妈妈对我真好）。最后Matilda用特异功能为帮助Honey老师夺回了属于她的财产，我一开始以为她会把坏人抛在空中之类的武力的方法报复，没想到她用的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佩服！

• 作者：Wind.mars 发布时间：2016-10-07 16:27:16

  讲的比较细致，根据上面的内容努力提升自由泳技术中

• 作者：阅微草堂 发布时间：2017-02-15 04:15:43

  有很多字与其他字帖相悖。果断弃之！

  这个系列都不能买：印刷纸张和版本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 作者：愚公 发布时间：2015-02-26 11:48:10

  这不说一区叫论历史不如论史学。霍布斯鲍姆对于二十世纪的各种史学流派和社会科学进行了逐一点评。从点评中霍布斯鲍姆虽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是他的心态相当保守。对于计量史学社会史学经济史心态史学都进行了近乎于毒舌的评论。

• 作者：阿玛德乌斯 发布时间：2022-05-26 21:14:57

  是我太浅薄，对于庄子和傅佩荣的思想境界完全跟不上

• 书名问题

  作者：haokanshuderen 发布时间：2016-02-07 17:15:04

      这一集书名译成《大雄与风的使者》似欠妥。日文原版书名为《のびたとふしぎ風使い》、意思是”大雄与奇异的利用风的人（或“人们”）“。“风的使者”与“使用风的人”意思完全不一样。

      书名我觉得可以译成《大雄与御风者》或《大雄与奇异的御风者》。

• 寻找巨人的肩膀 ——读《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

  作者：精酿 发布时间：2015-01-31 00:24:31

         卡尔维诺曾为文学作品编辑了《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他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哪怕与它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至少成为一种背景噪音。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经典都在那里。

         任何一本关于“经典”的书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读经典？或者在这里这个问题应该置于更为明确的语境下——为什么要读传播学的“经典”？这门学科成立的时间还不到一百年，确定“经典”显得有些为时过早，并且遇到了发展的瓶颈 ，以至于这个学科内的许多人没有闲暇挖掘陈年旧账，而是埋首于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研究“新媒介”并且提出“新对策”。在某种意义上，经典意味着权威，意味着回到过去，在另一个意义上，经典则意味着阻碍创新。对于传播学这样年轻却又面临自身困境的学科，回到经典和创新都是难题。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回到经典？

         每当思想的探险进入一种眩晕的失重的状态,就必定会产生一种对当初的出发点的回归,以便弄清这一路是如何走来以及在何处误入岐途。那个出发点通常被称作"经典"。传播学的危机自不用赘述，从贝雷尔森开始，危机的提出与应对、悲观或乐观的争论在学界从未消失，无可否认的一点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在理论创新层面确实出现了危机，于是弄清传播学如何而来及其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没有学者可以跳过已有的传播学成果而大剌剌地宣布传播学从自己开始。何况，阻碍与瓶颈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来自对于历史的误读，而经典的回顾可以帮助人们厘清一些疑问，探索一些新的可能——传播研究作为一个领域并不是有固定的木条封起来的箱子，所以，经典的回顾并不在于我们需要熟读牢记某些金科玉律，其意义在于它将成为现在这一领域研究者的思想图底——的确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看得更远。至于传播研究短暂的历史与边界，时间再短、边界再模糊，也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个领域的存在，它曾经有过耀目的时刻，而回到经典无非就是要拂去微尘甚至可能从一堆无人问津的文物中扒拉出宝贝，重新审视这一领域的面貌。

         不过,关于“经典”的空间隐喻会带来一种空间联想,它似乎是处在历史之外的，自身具有稳定意义 。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会因为它曾经是就必定永远是，尤其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寻找巨人并不是膜拜过往的任何一个大神，否则眼前这本关于传播学经典著作的编汇，会成为一本清单的罗列，而这种书单并不需要大费周章得折腾一本书。《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以传播学五大学派即哥伦比亚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多伦多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为脉络，同时以研究主题为轴，呈现了不同风格的研究并进一步挖掘了这些研究的影响。这么概括依然显得这本书似乎意义不大：传播学界内并不缺乏对以上五大学派名家以及相关作品的介绍与研究。一个需要报考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甚至可以报上许多名家作品的篇名，四大奠基人和施拉姆更是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最为耳熟能详的“名家”。然而，再看这本《经典文本解读》，从文章分布以及主题分类来看，这本“经典文本”不同于教科书意义上的“经典”。

         经典显然不意味着可以拿来就用。经典文本并不等于权威或是出名。否则这本书可能与国内已出版的《传播学经典文本》会有大量重合，尤其是在经由施拉姆划定边界之后。既有的学科史告诉我们哪些人是大师是名家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于是一些篇目被奉为“经典”。所谓经典总是有选择地被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种选择，如果等同于权威，就会带来太多危险，包括准则、传统以及束缚。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哪些文本能够成为经典？它也许已经驻留在集体记忆中，亦有可能从未得到知识共同体的认识。《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的意义不在于使我们牢记些什么，而是成为思考的图底与基石。

         比如芝加哥学派的经典文本的选择，着实破除了笔者对于该学派之“经典”文本的固有印象。 在质疑美国传播学的主流意识形态、试图重新挖掘传播学源头时，芝加哥学派被学界所发现， 比如凯瑞在应对学科危机的时候认为应当回到芝加哥学派，比如切特罗姆认为是芝加哥学派的库利、杜威和帕克引领了学界对媒介的研究。而芝加哥学派有关传播的理念以及相关研究丰富了“传播”的内涵——传播是社会得以维系的方式，传播与公民之平等、民主秩序密切相关。正因如此，在国内外大量的文献及著作中，该学派的经典文本似乎无论如何都应该与杜威、米德、帕克等人的名字相关。在本书中，芝加哥学派的经典代表作选取了沃斯的《共识与大众传播》、朗格夫妇的《芝加哥的麦克阿瑟日》以及霍顿与沃尔的《大众传播与人类社交互动》——多少听起来并不热门的作者及作品。

         就沃斯的《共识与大众传播》来说，如编者所言，“已被人们长久遗忘，却值得重温”，事实上这确是篇名作，且其内容体现了杜威、米德和帕克这些芝加哥元老级人物的传播观念， 它的核心概念依然是传播，而这一点正是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文章的关键词之一“共识”，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美国传播学界（而非仅仅芝加哥学派）一直试图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影响着美国的立国之本。如果民主取决于共识，那么民主就取决于观念形成的过程，那么对于与媒介相关产品及组织的控制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种“控制”观念指导的研究早在帕克那里就得到了充分体现，从《人群与公众》、与伯吉斯合作的对集体行为的研究，到《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帕克研究的主题正是传播工具的控制问题。另一方面，沃斯所谈的共识并非一致性意见的形成，它包涵的是芝加哥学派一贯推崇的“过程”理念，即共识不是一致，而是一个传播与互动的过程。

         这篇文章是沃斯发表时的“应景之作”，内容重要、有影响力，即便这样也不意味着这篇文献的重要与经典程度一定超越了以上几位人物的代表作。编者也在为文章的入选寻找理由：其价值体现在文章讨论的问题重构了芝加哥学派的一些广为人知的概念，并且，社会科学语境下的“经典”与宗教语境下的“经典”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涵 。编者并不认为社会科学语境下的“经典”会永垂不朽或是成为永恒的真理，以《共识与大众传播》来说，其价值在于文章所呈现的关于传播研究领域的历史观，而不是什么细枝末节的描述，它是更多经典文本之间的桥梁，将自杜威起始的芝加哥学派的传播观念及相关研究串联在一起。对于现在的传播学来说，它勾连起传播研究的历史，理论的问题往往源自历史，而这一领域一向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这样一来似乎对后两篇芝加哥学派经典文献的入选更容易理解——不论是朗格夫妇还是霍顿与沃尔，他们的经验调查反映的是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将媒介技术与内容产生的共享经验理论化的努力，是对库利、帕克、布鲁默等人所提概念的进一步阐释。发掘被弃置的“经典”文献大约是编著经典文本书籍最重要的贡献，而这种挖掘与发现，无疑离开了人们早已习惯的传播学科史的视角。经典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制度性建构，对于芝加哥学派系列文献的批判性解读，不仅是对该学派的重新理解，也在提醒人们跟随潮流溯芝加哥学派的源时，忽视了太多丰富的素材——而回到芝加哥学派的最初目标就是为了丰富传播学的源泉。

         不仅是对被视为“源头”的芝加哥学派进行了新的理解，如果说这一学科存在什么神话，那么最大的神话大约是以哥伦比亚学派为代表的主流范式。对哥伦比亚学派的解读与界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新的学科史的生成。拉扎斯菲尔德领衔的哥伦比亚学派最为人诟病的就是拉氏自己界定的“行政研究”——被批评为忽视了政治与商业力量相勾结的社会大环境，沦为强化意识形态对媒介研究的帮凶。就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学派，在《经典文本解读》中以“哥伦比亚的批判研究”为标题出现。从“历史的谬误”开始，该书对于哥伦比亚学派“经典”的解读并非是传播学专业学生死记硬背的“有限效果论”的主导范式，也不是学界诸如吉特林、凯瑞、切特罗姆等人批判的狭隘的效果研究地图，甚至也不是伊莱休.卡茨为捍卫自己老师拉扎斯菲尔德而提出的宽泛的媒介效果研究，而是多种学术概念与研究的集合：“卡茨与吉特林认定所有的研究都瞄准效果是以偏概全，极易误导后人；而吉特林与霍尔过分强调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之间的矛盾对立则是一个历史错误。认定拉扎斯菲尔德团队否认‘媒介在舆论形成中的重要性’，或认定哥伦比亚学派的理论体系‘全然罔顾社会结构与经济关系的问题’，极易让我们忽视该学术机构在40年代生产的那些最重要的论著，尤其是《大众传播》。” 主导范式如何以及为何被设立，对于传播学来说是个重要问题。

         除了研究范围与概念的清理，默顿的位置被放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对于传播学的影响远不止仅仅在拉扎斯菲尔德后面挂个名。在《大众传播》中，或者说在许多传播学名篇中，在传播理论的提出中，默顿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四大奠基人里没有他，可是在某种意义上没有默顿也不会有拉扎斯菲尔德在传播领域的贡献，施拉姆如何跳过了默顿或者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的默顿，甚至透露出凯瑞传播仪式观的影子，其地位并不亚于杜威、米德这样的鼻祖级人物，后来的学者在重新寻找传播学源头的时候一定也注意到了默顿的贡献，默顿依然没有被抬到一个应有的高度，这似乎又是一个问题。

         在传播学界一贯的“刻板印象”的当中，哥伦比亚学派的对立面是以批判研究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哥伦比亚学派所做的许多研究都成为被批判的靶子。然而，早在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合作论文中，就出现了哥伦比亚研究所的“异类”：在《大众传播》一文中便展开了对美国传媒商业所有制、对所谓的资本主义霸权，以及对方抗体制的批评如何被“结构性消音”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反思 。更重要的是，这一论文告诫人们不可将“批判”与“经验”的二元对立具体化，而这种对立在很大范围内成为传播学领域的一种默认与共识——这意味着，所谓批判与经验的对立不过是后来人在尚不了解历史的情况下竖起的招牌，对批判研究的欣赏也好、试图吸纳批判研究的努力也好，早在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那里便开始了。更讽刺的是，从媒介效果研究到传播批判与文化研究，二人的论点都可以得到共鸣，那么所谓“狭隘”与“对立”的评价又从何而来？

         关于哥伦比亚学派的另一项经典文本解读是赫佐格的研究。这一看似典型哥伦比亚风格的研究在编者看来，更适宜归置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范式内，而所谓“使用与满足”的总结竟是学界的刻板成见与误读。赫佐格的研究之所以被归结为“使用与满足”理论并被视为经典及其所属阵营的归类，竟然是因为研究方法的选择。学界的刻板成见是焦点小组访谈必然强调“主动消费者”，而文本分析执迷于“强大”效果 ，于是这项研究被视为“使用与满足”研究。这种以方法来归类的逻辑显然过于脆弱，理论视角的选择才决定研究的方向。赫佐格的研究在回归受众以后，重新发掘无意识机制如何在个人心智的原初语境中进行，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兰克福学派对流行文化的观念保持了一致，完善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消费主义文化如何折磨与欺骗受众。至此，传统的“哥伦比亚学派”这一名词背后所蕴含的所谓“短期效果研究”、“行政研究”等等内涵都被消解，甚至是重构这一名词——它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和批判研究有诸多共通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对“经典”文本的选择不是知识界话语的垄断，更不是巩固神话，而是以新的角度重组过去，使得发现或创造起源成为可能。

         科学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为了看得更远。然而，巨人并非俯仰皆是 。这才有了编纂经典文本的必要。我们已经提到了经典的危险，经典理所当然是保守的，同时经典是创新的开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需要同过去“对话”，经典作为被选择出来的杰出的“过去”，其实亦是边界模糊的分类，它本身也可能消失于经典的行列，“新作品的出现会改变旧作品的序列” 。经典之于创新的可能，在于促使反叛意识的产生。于是，这本“经典”的汇编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你必须全然牢记并认同入选篇目，恰恰是循着编者的视角，审慎对待所谓“经典”，以便重新发现这一领域被忽视的东西。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典文本清单”，当你读完《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或者会发现传播学的经典有另一番容貌。用卡尔维诺的话说，经典之所以经典，在于它不断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