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便携·宣誓版）（64开）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掌握宪法内容，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我们特出版了本书。本书为64开口袋本，携带方便，内容包含根据修正案修改的全新宪法文本，附历次修正案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宪法日、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和宣誓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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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掌握宪法内容，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我们特出版了本书。本书为64开口袋本，携带方便，内容包含根据修正案修改的全新宪法文本，附历次修正案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宪法日、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和宣誓誓词。

• 作者：九千太岁 发布时间：2014-06-06 08:52:14

  书是没有问题滴……但是……矫情，宋词就是矫情！越看越不喜欢……

• 作者：武侠 发布时间：2019-05-16 02:09:27

  沙花

• 作者：陈阿荣 发布时间：2024-01-29 16:57:49

  呜呜呜呜，太喜欢这本了！接受自己的与众不同，以及老外的习惯真的可爱，书的开头都会写“献给xxx”！色彩丰富，适合小朋友和大朋友，第一页就被逗笑了！

• 作者：DONG 发布时间：2013-10-23 23:04:22

  建筑奇才，在在自然中找寻创新与永恒。。。

• 作者：云游客 发布时间：2022-02-24 11:54:21

  3.5；都市永远为男主人公的苦闷情欲服务，无法自然生长。其实和西方现代派还差了好多。不是以记忆、感觉创造出人的感情肌理构成的世界，而是个体情绪和意识流动的展示，也因此太私密、狭隘，即使拓成长篇也可以想见其样貌。有些篇目充其量是心理描写的大扩写，大部分篇目色欲驱动，性臆想和自怜到过分了，实在是看得不太舒服。试图制造出快节奏蒙太奇，其实在白话还未成熟的三十年代，过分雕琢和精巧且几乎没有口语流利节奏的书面语正和作者的企图强烈排斥。反倒是有现实主义味的那几篇最好，《春阳》《面包师的面包》。

• 作者：k-pax 发布时间：2013-10-26 15:52:01

  人，事，环境。文化，行动。

• 书摘 古人也养宠物吗？

  作者：上海中华书局 发布时间：2022-12-16 13:37:32

  古人喜欢宠物，上至皇家宫廷，下到平民百姓，这种风气都非常流行。动物与人之间，原本只是实用或敌对的关系，但人与宠物之间更多的是情感关系，养宠物也成为人们怡情养性的休闲方式。养宠物行为本身，因此也富有了更多的文化和情感意味。而沉迷于养宠物，人为“物”役，也常被批评是“堕落”的标志。就如许多著述在批评八旗纨绔子弟时，都会提到他们整天就知道提笼架鸟、斗鹰走狗。其实在明清时期，鸟与狗也都成了百姓喜欢且能养得起的宠物。

  

  

  周昉《簪花仕女图》中的宠物

  古代宠物大致可分为猫、狗、禽鸟、鱼等几大类，也有其他不常见的宠物，如虎、豹之类。

  禽 鸟

  禽鸟讨人喜爱，活泼有趣，生机盎然。白鸽、鹦鹉、雀、鹤、鹰等，都是古人喜欢养的禽鸟。

  古代帝王尤其有养鸟的条件，如最有文艺格调的皇帝宋徽宗在“艺文之暇，颇好驯养禽兽以供玩”（宋岳珂《桯史》卷十）。

  宋高宗也喜欢养鸟：“好养鸽，躬自放飞。”（《古杭杂记》）

  养鸟的乐趣之一在于听其鸣叫，鸟能通过人的调教训练，发出复杂的声音。

  

  禽浴

  据说明武宗喜欢画眉鸟，他听说以鹅脑喂养画眉，能令其声巧善鸣，就下令光禄寺每天供应300只乳鹅脑来喂画眉。这种劳民伤财的养法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谈到其祖父母喜欢养鸟，共有舞鹤三对，白鹇一对，孔雀两对，吐绶鸡一只，白鹦鹉、鹩哥、绿鹦鹉十数架。

  其中有一只叫“宁了”的异鸟，“身小如鸽，黑翎如八哥，能作人语，绝不含糊”。

  当祖母叫使婢时，它就应声曰：“某丫头，太太叫！”有客人至，则叫：“太太，客来了，看茶。”

  家里有一个新娘子嗜睡，此鸟黎明即叫：“新娘子，天明了，起来罢！太太叫，快起来！”新娘子不起，就骂道：“新娘子，臭淫妇，浪蹄子！”新娘子由此怀恨在心，用毒药将此鸟毒杀。

  张岱怀疑宁了就是秦吉了，这种鸟又名鹩，主要产于云南南部、广西南部及海南岛等地，灵敏聪明，训练后能模仿人语及动物叫声。

  鸽子也是较为常见的禽鸟。

  宋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说：“东南之俗，以养鹁鸽为乐，群数十百，望之如锦。”

  其实不只是东南，全国各地都养鸽子，古代还有信鸽，用以千里传信。一般的鸽子都是群养群放，场面壮观。

  人们还把哨子挂在鸽子尾部，鸽子飞翔之时，哨子能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燕京岁时记》就记载：“凡放鸽之时，必以竹哨缀于尾上，谓之壶卢，又谓之哨子。壶卢有大小之分，哨子有三联、五联、十三星、十一眼、双筒、截口、众星捧月之别。盘旋之际，响彻云霄，五音皆备，真可以悦耳陶情。”

  北宋名士林逋隐居西湖孤山，不仕不娶，喜欢植梅养鹤，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以有“梅妻鹤子”之说：“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尝以鹤飞为验也。”（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

  养鱼和钓鱼

  

  清虚谷所绘金鱼

  金鱼是家庭中常见的宠物。园林的湖溪之中，往往有金鱼点缀，室内也可用鱼缸蓄养。

  养鱼之风始于北宋，理学家程颢说：“养小鱼，欲观其自得意，皆是于活处看。”（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三）看重的就是小鱼身上的生机与活力。

  宋代最流行养的就是金鱼，民国时人胡怀琛在《金鱼谱》中考证说：“金鲫鱼，宋以前未见于诗人咏吟，大抵宋后始盛。”

  宋代也流行钓鱼，有些皇帝喜欢钓鱼，与侍臣同钓，侍臣虽先得鱼，但因为皇帝还未钓到鱼，就不敢举竿。

  动物斗戏

  古代动物斗戏很多，如斗鸡、斗蟋蟀、斗鹌鹑、斗牛等。

  斗鸡起源很早，《战国策·齐策》中谈到齐国的繁盛：“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古代民间很喜欢斗鸡，斗鸡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汉学家高德耀还专门写了一本名为《斗鸡与中国文化》的书，详细梳理了斗鸡的形式、特点及其文化史意义。

  斗蟋蟀在吴、越等地非常流行，早期人们只是通过斗蟋蟀来休闲，“金盆玉笼，聊寄闲情云尔”（清诸联《明斋小识》卷九）。算是一种闲人雅事。

  《燕京岁时记》说：“当秋令时，一文可买十余枚。至十月，则一枚可值数千文。盖其鸣时铿锵断续，声颤而长，冬夜听之，可悲可喜，真闲人之韵事也。”

  但后来为势利之徒利用，逐渐成为赌斗的工具，“自以财帛角胜负，而网利之徒设阱以诱，则戏而为博也”（清诸联《明斋小识》卷九），由游戏而变为赌博了。

  秋天斗蟋蟀时，聚集各色人等，慢慢形成了一个与常态社会不同的“隐遁的社会”。（牟利成《隐遁的社会：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斗蟋》）

  清孙珮《苏州织造局志》记载：“吴俗，每岁交秋，聚斗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择旷僻之所，搭厂排台，纠众合斗，名曰‘秋兴’。无赖之徒及无知子弟，各怀银钱赌赛，设柜抽头。邻省别属，罔不辐辏，每日不下数千人，喧声震动闾闬。”

  因为蟋蟀难得，有人专门捉蟋蟀拿去卖钱：“秋七八月，游闲人提竹筒、过笼、铜丝罩，诣丛草处、缺墙颓屋处、砖壁土石堆磊处，侧听徐行，若有遗亡，迹声所缕发而穴斯得。”（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三）

  古代有些地方流行斗鹌鹑，一般在秋冬时节进行。

  鹌鹑“又名‘早秋’，笼至次年，尤善斗，恒在把握间玩之”（清李声振《百戏竹枝词·斗鹌鹑》）。京城之中“膏粱子弟好斗鹌鹑，千金角胜。夏日则贮以雕笼，冬日则盛以锦囊，饲以玉栗（粟），捧以纤手，夜以继日，毫不知倦”（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中国古代亦有斗牛之风，如清代浙江一带尤为盛行，以金华最为有名：

  “金华人独喜斗牛……每逢春秋佳日，乡氓祈报祭赛之时，辄有斗牛之会。先期治觞延客，竭诚敬。比日至之时，国中千万人往矣。”

  斗牛之日，组织者会专门辟出场地，搭设台子，围观者簇拥而至，牛头簪花，红绸披身，锣鼓开道。

  参与的牛数十头，两两相斗，最后决出胜负，场面有时血腥残酷：“苍黄抵触，血肉淋漓，奔逃横逸，溅泥满身，冲出堤塍，掀翻台凳，不可牵挽。于是老妇孺子暨粉白黛绿者，哗然争避。或失足田中，或倒身岸下，遗簪坠珥，衣服沾濡，头面污损，相将相扶而去。”（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五）这场面简直可与西班牙斗牛节相比了。

  也有主人不服气而相互争斗者，更是增加了场面的混乱。“金华近例，正月，乡人买健牛，各赴场相角，决胜负，至群殴，不能禁。”（清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宠物店

  古代就有宠物店和专门驯养动物的机构，如在北宋开封最繁华的商业街潘楼，就有专门驯养鹰的“鹰店”。

  大相国寺是“万姓交易”的地方，“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

  也有专门豢养动物的地方，类似今日的动物园，供人参观游玩。

  北宋的玉津园，乃是皇家林苑，“诸国所贡师（狮）子、驯象、奇兽列于外苑，谕群臣就苑中游宴”（《玉海》引《祥符诸国奇兽》）。

  调教动物的现象，在宋代被称作“教虫蚁”。

  古代的宠物很多，除了猫、狗，还有鹦鹉、孔雀、白鹇、鹭鸶等。尤其是鹦鹉，因能模仿人言，给人增添了很多乐趣。

  文人雅士还调教鹦鹉读诗：“等候大家来院里，看教鹦鹉念新诗。”“碧窗尽日教鹦鹉，念得君王数首诗。”（五代花蕊夫人《宫词》）

  还有人调教动物用以表演赚钱，如直到近现代还在流行的耍猴、海哥（海豹）表演、斗鸡、驯象、耍蛇、斗蟋蟀。

  （本文选自王宏超著《古人的生活世界》彩图修订版，中华书局2022年出版，略有修改）

• 【转】安东强：张之洞《书目答问》本意解析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8-21 14:18:02

  作者简介：安东强，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载于《史学月刊》2010年12期。

  光绪初年刊行的《书目答问》一书，对晚清民国学界影响深远，迄今仍是研习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书籍，学人亦多有研究。因问题意识与研究角度的差异，既往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该书所涉版本目录学内容。不过，晚近以来的版本目录学家已注意到，《书目答问》的取材编排，较多列举清人著作和通行常见版本，与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并不一致。版本目录学家对此颇为费解，甚多质疑与指责，如叶德辉著《书目答问斠补》，专对《书目答问》收录书目的版本指摘订补，以为原书所列多非善本，又称《书目答问》“讹误甚多，鄙人有校正之本”。更多学者从校勘角度对《书目答问》进行了大量的校正与补充工作。

  其实，版本目录学家的批评，恰好可与张之洞早年对《书目答问》的定位相互印证：“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这说明，作者在编写《书目答问》时，本意已与一般的指示学术门径的目录学著作有异。但众多研究者纠缠于《书目答问》著作者问题的争论，忽略了深入考究《书目答问》的编纂旨意及其回应对象。所以，如何理解张之洞称《书目答问》“作公牍观”的深意，需要将《书目答问》置于晚清文教盛衰的时局下整体考察。而深入探讨这一问题，重新检讨解读相关史料之外，尤须注意张之洞当时的“四川学政”身份。

  笔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追溯《书目答问》的编纂原委、厘清晚清学政职能转变的史实，进而剖析张之洞刊刻该书的真实意图。

  一、问题的提出

  光绪二年（1876年），《书目答问》首次刊于四川，此后颇多翻刻本与校补本。民国以来的学人往往把《书目答问》视为目录学著作，以为读书治学的门径。这种认知，在张之洞有生之年便已出现。张之洞在湖北两湖书院的门生江人度曾作《书目答问笺补》，称：“目录者何，即读书之门径也。张南皮师《书目答问》，尤门径之精者也。”他还上书与张之洞讨论目录学体例问题。

  有学人已注意到，张之洞本人对《书目答问》的态度在早年与晚年也有所不同，早年曾自嘲说《书目答问》“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晚年则称此书，“宗旨纯备，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实际上，张之洞早年的“公牍”之说，可能更接近事实，晚年所论则显有偏差。然因其早年所论常被后人视为谦词，多有忽略；晚年的说法，与后人视《书目答问》为指示门径的目录学著作的观点颇多暗合（尽管后人对《书目答问》体例与取材编排有所异议），所以被接受度反而较高。

  揆诸史实，后人对《书目答问》的这种认知实有偏差，其原因除张之洞本人态度的转变外，后人对《书目答问》做目录学的诠释当是重要原因，又或虽交代成书与刊刻的时代背景与张之洞当时的身份，而不能解析时局与文本的具体联系。因为上述局限，后人往往不能深入考察张之洞早年视《书目答问》为“公牍”的历史内涵，以致无法探知张之洞的本意。

  欲深入了解张之洞《书目答问》的本意，必须明了编撰者的角色与身份。虽然《书目答问》在光绪二年问世时题署张之洞撰，但关于该书的真正作者，目前仍有分歧。大致而言，观点有三类：其一，张之洞自撰；其二，缪荃孙代撰；其三，张之洞立意，缪荃孙等人襄助，由张之洞定稿。自撰说可信度不高；而代撰说虽为缪荃孙、叶德辉等人坚持，但经过陈垣据张之洞信札和缪荃孙自我陈述的考证，此说也难以成立。有学者综合众说，认为缪荃孙确实参与了编撰《书目答问》一事，同时还得到藏书家章寿康的帮助，但是，“三点应属历史的事实：第一，《书目答问》的总体构想出自张之洞的策划；第二，《书目答问》的学术取向顺应张之洞的爱好；第三，《书目答问》的取舍评骘经过张之洞的裁定”。

  问题的关键在于《书目答问》的成书过程。目前限于材料，只能见到某些片断。缪荃孙曾回忆该书的编撰缘起：同治末年，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时，“诸生好古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者为善，谋所以嘉惠蜀士，并以普及天下学人，于是有《书目答问》之编”。缪氏述说张之洞编该书的立意虽有待商榷，所述该书缘起则大体尚允，即出于张之洞的构想，当无可疑。

  《书目答问》成书前，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曾编纂过《发落语》，用以训饬应试生童，因“学政按试毕，集诸生于堂，行赏罚，申以董饬，名曰发落”。然学政发落时间有限，“不能尽言”，并且诸生众多，“到者不能共闻，闻者不能悉记”，遂把诸生应当谨记慎行的要点并为一书，分《语行》、《语学》和《语文》三篇，后鉴于《发落语》取名过俗，遂改称《穒轩语》。其中第二篇《语学》之中，已有指导诸生读书求学的门径，如特地指出：“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书目答问》一问世，便有人注意到张之洞接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意思。如《书目答问》刊行的次年，李元度便指出，张之洞督学四川，“作《穒轩语》，训士先行而后文。又因请业者众，为《书目答问》，其部分眂《四库书》稍变迁之”。张之洞在湖北两湖书院的门生也称：“南皮师……本《四库提要》之旨，斟酌损益编为是书（即《书目答问》——笔者注）。”

  不过，《书目答问》的取材却与《四库提要》多有不合。张之洞自诩《书目答问》：“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其书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朱维铮认为张之洞实有掠美之嫌。清代中期，邵懿辰曾将四库未收书目、后出书目及已收书的其他校注本签注于《四库简明目录》眉端，并广为流传。张之洞就十分熟知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一书。据缪荃孙回忆，编《书目答问》时，曾与张之洞论及邵著，张之洞“推为淹雅闳通，如数家珍”，深悔没有传录邵著，否则《书目答问》的条目按图索骥，事半功倍。由此可见，《书目答问》的编撰，在理念上固然与邵著有所差异，而在取材方面却与邵著相近。

  《书目答问》究竟撰于何时？据《〈书目答问〉略例》所署时间和缪荃孙的回忆，张之洞当是在光绪元年利用岁科两试的余暇，乘学政循例歇夏之时组织编撰《书目答问》，耗时不多。清代学政在任三年，须举行岁科两试，遍历省内各个考棚，甚为辛劳。同治十三年年底，张之洞在致京师好友王懿荣的信中，论及四川学政一差，叹道：“弟今年以来，终日劳烦，甚于在楚时数倍。”按试四川各郡，不仅事情繁琐，道路险远，而且弊端甚多，“此差殊非乐境，他日吾兄登第出使时，当自知之”。因为光绪二年举行恩科，张之洞在光绪元年七月回省城录遗（是科因顺天学政钱宝廉奏请随棚录遗，所以张之洞省城录遗的事情骤简），循例歇夏，至九月再出省按试。而在该月，张之洞已写定《〈书目答问〉略例》，详细说明本书所收体例及所收书目两千多部。大约在此三个月的时间里，张之洞和他的助手们基本完成了《书目答问》。

  缪荃孙当时在四川总督吴棠署中充幕僚，于光绪元年八月间拜入张之洞门下，帮助撰写《书目答问》，“考及两月，尚未惬心贵当也”。九月以后，张之洞出省按试，缪荃孙再度赴京参加会试。这时的《书目答问》虽“未惬心贵当”，大概已粗具规模，后经张之洞作“略例”，并裁定去取，于次年在四川刊行。书刊行当年，张之洞给北京的王懿荣寄去一本，请其教正，又托转交缪荃孙一本并一函，“属其订正”。可惜此函今尚未得见。

  二、教士之责

  尽管有学人认识到《书目答问》的所教对象原为治举业的士子，不过问题还在于如何教导，以及为什么选择此种方式教。《书目答问》刊行后，处在四川学政任上的张之洞一再强调此书只能“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之所以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是因为“职司所在”。张之洞此语道及晚清学政目睹时局艰难，愤然振发教士之责的尝试与努力。

  学政之责，本在于通过衡文校士，“考德行、讲文艺、广教化、美风俗”。清初，清廷敕谕学政“提督各府州县儒学，尔尚端执仪，崇经术、精藻鉴、勤课程、严饬责之条，公奖拔之典，毋眩华而遗实，毋避怨以市恩，俾学术还醇，士有实用”。在实际作为上，近人曾将学政分为上中下三类，“迻风俗，铸贤才，正学术，其上者也；尊耆贤，表先哲，励诸生，从其化者通经致用，袭其美者文采风流，此中者也；若文学足通诸生之为，奖拔不谬才秀之选，循故事，蹈常科，此下者也”。“循故事，蹈常科”即指仅仅专注于考校。事实上，学政在任三年，须举行岁科两试，“终岁不得与士子讲论劘切，神疲于驰驱，而精敝于考校”，或仅仅因循故事，于考试“去取无大差失，翕翕然群奉为能”。

  张之洞出任学政，立意取法乎上。早在湖北学政任上，他就深感“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张之洞进而将其立意落实，在学政任上的作为得到时人的肯定。曾国藩致许振祎函称：“往时祁文端、张海门视学吾乡，最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三人者皆宏奖士类，津津乐道。”至移轩巴蜀，张之洞第二次荣膺学差，“查四川省分人文素优，惟棚数较他省为多，弊端亦较他省为甚。至军兴以还，学额日广，品行实学尤须极力讲求。臣惟有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不愿仅仅以考校为是。

  光绪元年，张之洞岁考一周，有感于“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特编《书目答问》以告之。他有意指导士子们读书的门径，于诸书名及版本开示详明（尽管不无谬误）。既有研究在考订与补充书目及版本的问题上最为深入，然而，这种研究取向无异把该书当成一张读书单，不免误解张之洞指示门径的着眼点。张之洞早在光绪二年便说，其意不在于只是开一张读书单，于书目“去取分类，及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用以指示门径。

  真正理解张之指示读书门径的立意，不在于斤斤计较所开列的书目版本，而需要体会“类例”。近代目录学大家余嘉锡十分推崇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与其他学者有所不同的是，他特别注重《书目答问》的类例，认为该书与郑樵取前人“艺文志”、“经籍志”合为一编的用意相近，均在于“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实际上，《书目答问》在类例上确实有仿照郑樵的痕迹，甚至个别类例则直言仿效郑樵，如讲金石之学，便是“依郑夹漈（郑樵）例，别出一门”。因为张之洞与郑樵面对的读者对象不同，因而用意有异。概而言之，郑樵所作为古人之意多，而“张氏之类例，在慎择约举，以使初学者分别书之缓急，为今人之意多”。这是张之洞《书目答问》的本意之一。

  学政之责，除按试生童外，还有考核学校教官的责任。张之洞的本意之二，便是为诸生选择儒师。《书目答问》附录的一份《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历来被后人视为张之洞心目中的“清学史”。有学者甚至有意按照此篇目来编一部清代学术史。批评者亦往往据此讥讽张之洞学识不高，于清代诸家学人的流派安置不当。

  从张之洞的立意来看，这篇《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主要是在谈如何为诸生择师。学政既掌一省学校政令，岁科两试，整饬士风，同时亦有慎察师儒，举贤黜劣之责。但清代府州县学教官，职微薪薄，得人甚少。虽然朝廷从清初就强调整饬各直省府州县学的教官，但到清末都未见成效。无怪道光年间有御史奏请“教职一官向属闲曹，于岁科两试外，毫无所事”，请添其职任。但反对者以教官多老而迂腐，难以胜任为由拒绝。今人研究证实，清朝各府州县学的教官虽于教育之责甚重，却“往往位卑职微、年迈力衰，处于边缘地位，地方大吏亦往往视为无关紧要之职位而加以优容……而这种权轻责重的矛盾使得教官难以切实履行职责，既不能履行教导生员之责，又罕有管理约束管理生员之实”。

  张之洞巡考四川时，“屡有诸生求为整饬乡塾，选择良师”。他深知整饬此事不易，“无从措手”，几经考虑，量为变通，为诸生开列一份《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所列清代诸位学人，“即为诸生择得无数之良师也”。可见，张之洞的本意在于勉励诸生读书问学贵自得师。

  当时，浙江台州知府成邦幹读《书目答问》后，能得其意。他指出，“盖汉儒授受，首重师法”，张之洞“提举学校，教育人材，蔚然为根本之计，于是乎全蜀之士乐得有人师矣。岂惟蜀士，海内通人咸矜式之，然则先生是书，不第为学僮训也”。所以成邦幹在浙江重刊《书目答问》，裨益士子。

  晚年的张之洞在《抱冰堂弟子记》中直接称，编《书目答问》是要令有志于学的士子“读书即可得师”。这一点倒是与初衷不相背离。

  在四川学政任上，张之洞既编《穒轩语》、《书目答问》，又办尊经书院。形式虽然有別，用意却一致，均有感于“使者奉宣德意，诚欲诸生绍先哲，起蜀学，然岁、科两试能进退去取其所已然，不能补益其所未至，批抹不能详，发落不能尽，仅校之，非教之也”。张之洞出任学政，不甘心只是衡校文章，而是有心教士。经过他的苦心经营，一改巴蜀学风，成为近代“蜀学”兴起的重要原因。他本人也成为扭转晚清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

  三、“更有深意”

  《书目答问》问世之初，张之洞在写给王懿荣的信中声称：《书目答问》虽意在指示学术门径，但“更有深意，欲人知此所列各书精美，而重刻或访刻之”。在《劝刻书说》中，张之洞劝导“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事实上，刊刻书籍的事业欲达致不朽之境，也需要择秘籍、选精本、延请通人校勘正谬。虽非著述立说之繁难，实际亦不易为。但至少可据《书目答问》列举的书目、版本，“随举一类，刻成丛书，即亦不恶”。或许，张之洞还担心士绅不欲从事刻书，又称“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诱使士绅及书坊书商大量刊刻书籍以保存、传播文化知识，在追逐名利、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行善积德，正是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的“深意”。

  张之洞的“深意”与晚清时局大有关系。咸丰、同治之际的军事战争给晚清的文教秩序带来近于毁灭性的冲击，江浙及西南、西北各省较之于其他各省尤其惨烈。当晚清中兴诸臣逐步戡定乱局，恢复清廷统治秩序的同时，一些士大夫乐观地以为大清王朝的中兴时代到来了，奏请朝廷饬令各省督抚学政大兴文治，以润色中兴。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范熙溥认为清廷重新振兴文教的时机已经成熟。

  自咸同之际战乱以来，“各省士民流离转徙，学业半荒”，至东南诸省以次肃清，成为整顿各省学校书院秩序和振兴文教的有利时机。后经礼部议准，饬令“军务肃清省份”，将所属书院妥为整顿。次年，江苏学政鲍源深视学江苏各府州时，发现“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籍多散佚……如江苏松、常、镇、扬诸郡，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帙悉成灰烬。乱后虽偶有小书肆，所刊经书俱系删节之本，简陋不堪，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觅”。而“苏省如此，皖浙江右诸省情形，谅亦相同”。鲍源深意识到后果极为严重，指出：“以东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其何以兴学校而育人才？”因此，他奏请清廷敕令各省疆臣及所属官吏刊刻书籍，作为各省要务。清廷随即饬谕“各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购补，并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实学，用副朝廷教育人才至意”。清廷谕令详切，遭受兵燹的各省督抚次第办理，由此掀起各省倡办官书局的风潮。

  早在同治初年，一些督抚已有设置书局刻书的举措，但直至鲍源深的奏请提倡和清廷的饬令劝勉，各省官书局的创办和刊刻书籍才蔚成风气。其中，湖北官书局的成就令人瞩目。同治六年十月十五日，即清廷谕令各省办理书局之后，署理湖广总督李瀚章和湖北巡抚曾国荃即“开设书局，派委候补道张炳堃、候选道胡凤丹，妥为经理”。同治八年五月，新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再次陈明湖北省城书局次第刊刻书籍，以光文治的情形。湖北书局刊书的成绩为当时所称道。时人称，同治初年，当兵燹过后，清廷将“以文治润色中兴”，遂谕令“各行省设局刊布先儒遗书，以兴学道（导）俗。于是江浙、湖鄂皆次第开书局，总其事者多一时贤达。而刊书之精备，则以鄂之崇文书局为最”。

  张之洞于同治六年至九年（1867～1870年）出任湖北学政，对湖北官书局办理情形自有所知。抵川后，张之洞发现四川地处边省，经历咸同之际的兵燹后，尤其是“蓝、李之乱”的影响，书籍缺失较他省尤为严重，而引导士子读书需要一个前提，即有书籍可读。他在四川学政任上三年，除照常例按试各郡外，还与四川总督吴棠合议创办了尊经书院，“复以边省购书不易，捐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庋藏之，借供生徒浏览”。此外，张之洞还倡办书局，“刊行小学经史诸书流布坊间，以备士人诵习之资”。然而已经落后于江浙、湖广等省。

  张之洞本人在文治兴学方面争胜之心甚强，在学政任内的作为，虽然处处声言效仿清代中期的儒臣阮元，但意在超越汉宋，志在扭转清中期以来的学风士风，开创晚清经世实学。而政治上人存政举、人亡政失的例子不胜枚举，晚清政局上此类事例更是层出不穷。就官书局的办理而言，时人心中未必不知书局之难在于行之以久。

  张之洞虽未明言欲在办理书局刊刻书籍的事宜上争胜，其迫切心情透过《书目答问》显露无遗（后在广东办广雅书局亦可佐证）。张之洞倡导四川省士绅自发组织刊刻《书目答问》上所开列的书籍，希望借助民间力量来转变官府及个人的被动局面。这或许说明张之洞已经意识到晚清士绅及民间势力的上升与崛起。在《劝刻书说》中，张之洞及其同道者，陈述种种利益来规劝士绅刊刻书籍，希望能够引领刻书风气，兴文治而润色中兴。在这样的立意之下，后人视为《书目答问》主体部分的书目，反而成了张之洞所开列的一份有待刊刻的书单。近代目录学家叶德辉，尤精于书籍板刻，尽管对张之洞不无讥讽，却仍推崇张之洞的《劝刻书说》，称“文襄（张之洞）倡此言，故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

  张之洞倡导刻书的深意，作为门下士的缪荃孙和王秉恩均能领会。参与编纂《书目答问》的缪荃孙“生平刻书甚夥，嘉惠士林，有清末叶，无与伦比”。王秉恩曾在京师听张之洞讲《书目答问》，又于光绪五年在贵阳校正刊刻过《书目答问》（后称贵阳本），后来在张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助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办理刻书事宜，刊刻“广雅丛书”数百种，极一时之盛。进入民国之后，虽然张之洞已逝，但缪、王二人仍能继其遗志。据称，在民国时期，缪荃孙和王秉恩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邀请，襄助涵芬楼刊刻古籍丛书，二人“初拟按文襄《书目答问》所列诸本付印”，要把张之洞“劝人随举《书目答问》中一类，刊成丛书，以便学者”的立意进一步落实，后经叶德辉劝阻，“迄未有成”。叶氏认为：“文襄书目，行之海内数十年，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与其刻《书目答问》开列诸书，反不如“取世不经见之宋元精本缩印小册，而以原书大小尺寸载明书首，庶剞劂所不能尽施，版片所不能划一者，一举而两得之”，得到张元济赞同。这便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由来。虽然商务印书馆最终未能按照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列诸书来刊刻，但缪荃孙和王秉恩的原订计划却印证了张之洞《书目答问》不仅在于教人读书，更重要在于倡导刻书。

  这样看来，《书目答问》的编撰之所以既偏重类例，又详于常见版本，并特开“丛书”一目，便不难理解，是为了方便广大士绅按图索骥，照单刻书。从这个意义上讲，《书目答问》所列的书目，在张之洞当时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张刻书单。就此立意而论，《书目答问》的编纂远非当时仅为一名举人的缪荃孙所能驾驭。不过，光绪七年之后，张之洞为官愈贵，缪荃孙为学益深，《书目答问》的本意愈隐而不彰。

  四、余论

  宣统元年八月，张之洞逝世后，四川士绅在奏表其功时称：《书目答问》“流传海内，几于人手一编”。此说虽然夸大其词，但却形象地说明该书的流传之广与影响之深。据不完全统计，《书目答问》在晚清各省刊行的大貌如此：首次于光绪二年在四川刊行，为四川写定本，此后再版和修订版甚多。张之洞回京后在京师讲授《书目答问》，其门生王秉恩于光绪五年在贵阳重刻。光绪三年，《书目答问》刊于湖南；光绪四年，吴县潘霨刊于江苏；光绪五年，台州知府成邦幹刊于浙江；光绪三十年，江人度为此书作《书目答问笺补》，刊于湖北等等。此外，康有为在广西讲学，向听者推荐《书目答问》。晚清的一些士子们如广东新会的梁启超、陈垣，湖南的余嘉锡等人，因读《书目答问》而走上治学之路并成为著名学者。由此可窥《书目答问》在晚清传布影响之一斑。而张之洞在晚清历任山西、两广、湖广和两江等数省封疆大吏，后又入主军机，书借人贵，影响更不可计量。

  或许张之洞晚年已经意识到《书目答问》的流传、接受情况，出乎意料地是超出其最初的用心，在指示学问路径方面有更宏阔深远的影响。而因时过境迁，光绪中叶后各省官书局渐成颓势，以文治润色“中兴”徒具空想。晚清由变局而步入危局，此时的张之洞已由学差成为清廷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在学言学，在政言政”，晚年谈及《书目答问》，张之洞有意无意地略去了当时的其他用意，而专注于讲《书目答问》指导读书门径的意义，不再谦称此书是“公牍”。他的故作高深，加上抱冰堂弟子（张之洞晚年自称抱冰老人）的吹捧，这部尽学政“职司所在”的《书目答问》，被披上越来越浓厚的版本目录学的面纱，其立意与初衷，及其曾对晚清文教事业具有的影响反而让后来的研究者难以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