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律实务丛书——建筑房地产法律师实务（第5辑）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关注焦点、把握热点、研析难点，以深度的专业知识引领发展前沿。

历练实务、躬亲实践、直面实战，以高效的服务水平谱写业务新篇。

勇于探索、追求突破、精益求精，以积极的进取品格担当社会责任。

篇 土地篇

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件的必要性探讨

沿海经济带建设中滩涂和海域所有权、使用权的征收补偿法律制度

关于涉农土地纠纷处理的法律思考

对我国不动产征收立法的若干意见和建议

——我国不动产征收立法的现实困境、

缺陷和完善

闲置土地处置政策的法律依据评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公司的实

务性障碍分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民建设用地使用权

流转的法律探析

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问题探析

运用不矛盾律对证据进行全案综合判断

——某镇人民政府与杨某土地征地款纠纷一案

“城中村”土地征收法律问题研究

新形势下划拨土地转让、抵押与房地产开发

不动产登记机构设置探析

浅析国有土地净地出让中的法律梗阻

房地产商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注

意的法律问题

第二篇 建设工程篇

当前建设工程纠纷案件的新形势、新情况

和新特点以及律师提供服务的应对策略

建设项目中BT方式与带资承包方式的相

关问题探析

浅论情势变更在建设工程合同中的运用

——从一起因原材料大幅涨价导致合同

纠纷谈起

关于建设项目合同管理的讨论

装修管理协议纠纷的法律分析

关于项目经理行为性质的一般分析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共有部分的专用使用权论略

房地产项目建设阶段风险与法律规制

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的法律比较

律师为建设企业参与BOT项目融资建设提

供法律服务研究

承包人工期延误责任承担的探析

——兼谈律师帮助承包人防控该风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论我国工程受托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和委托权

力扩大化趋势以及对权力限制的特别约定

法眼看《08版清单规范》

施工企业要依法追讨工程欠款欠薪切勿陷入

“恶意讨薪”的沼泽

第三篇 房地产篇

房地产行业税种设置及各阶段税务筹划

论定向开发合同的效力

论商品房交付条件

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房屋的所有权人认

定问题

浅议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

浅论所有权保留制度

浅析产权式商铺的物权性质与保护

不小心“被约定”，业主如何收回屋面使用权

当前商品住宅典型交房纠纷及其应对

从车位、车库“配置比例”新规兼谈开发商

实务操作技巧

房地产企业股权激励机制法律问题研究

城中村改造涉及的法律问题浅析

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坡屋层高如何理解与约定之

法律分析

“小产权房”的性质和解决途径

我国开征物业税的法律思考

初探我国设立居住权制度

住房反向抵押的法律性质和障碍

对住宅采光权赔偿的法律思考

浅谈商品房买卖中的欺诈及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

灾后联建及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初步探讨

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法律问题浅析

异议登记制度探析

对城市房屋拆迁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

稿)》给房地产开发企业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解读《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

论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

暂无相关内容，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民商法律实务丛书——建筑房地产法律师实务（第5辑）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民商法律实务丛书——建筑房地产法律师实务（第5辑）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民商法律实务丛书——建筑房地产法律师实务（第5辑）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书籍介绍

《建筑房地产法律师实务(第5辑)》内容简介：专业领先：关注焦点、把握热点、研析难点，以深度的专业知识引领发展前沿。服务深化：历练实务、躬亲实践、直面实战，以高效的服务水平谱写业务新篇。开拓刨新：勇于探索、追求突破、精益求精，以积极的进取品格担当社会责任。

• 作者：栖筠 发布时间：2022-04-20 20:30:00

  图书馆只有无图版……

• 作者：suenhe 发布时间：2009-12-14 15:05:42

  也许都忘记了曾经都是孩子。

• 作者：飞花 发布时间：2021-12-23 16:25:28

  之前评价黑鹤的《黑狗》说，语言可以更精炼，这本确实有进步。类似于西顿的《动物故事集》给我的印象，《驯鹿六季》的重心并不是故事情节，而是以一种亲历者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大兴安岭地区的森林王国。在这个国度，鄂温克人和驯鹿、驼鹿、狍子、桦树等各种动植物，平衡有序地生活着。以秋鸟为代表的驯鹿鄂温克人，遵守自然法则，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这是一场自然和生命之旅。

• 作者：小雉哥 发布时间：2024-01-20 10:42:35

  信口胡说的地方实在太多

• 作者：Sarah 发布时间：2023-06-01 07:55:38

  济比的水粉作品，画笔柔和地搭配片段式文字回忆记录了他的父亲、它们曾经一家的生活，战争和死亡。他把故事写出来，是完全没有脚本的即兴创作，就像水彩画被放入了故事板中。书中用倒叙、插叙来讲述s，他看上去每日在做这做那，十分日常的举动，在不同人眼中也是不同的风景，看到最后才发现都是一个个温情又动人的闪光片段。这个故事并不复杂，但有很多济比以个人回忆来记录战争的敏感细腻甚至是恐怖，有些遭遇是无法磨灭的创伤，遍布在你的身体各处，也充满了一些奇特的比喻，是属于意大利人的幽默，如这本书里有好多放屁的比喻，S.特喜欢'屁股'这个词，他年轻的时候会说是因为母亲的屁股才娶她的。屁股是和平的旗帜。虽说是图像小说，整体更接近名副其实的自传体小说，相比其他图像小说，这部文字的比重、重要性要大得多。

• 作者：松露蛋卷 发布时间：2023-06-02 16:17:52

  还是写杜甫和里尔克比较动感情，写罗曼罗兰和哲学家们生硬得多

•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观点梳理

  作者：旧容颜 发布时间：2021-07-10 19:04:20

  这本书基于扎实的数据分析和文献细读，重新叙述西汉儒生群体的发展史。其观点具有启发性。

  第一章，作者系统分析了汉武帝统治时期内朝廷高级官员的家庭出身、学术背景、仕宦之路，指出汉武帝时期儒生无论是其社会出身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处于弱势的，并不像传统观念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获得了正统地位。儒生在政治上完全受到世袭贵族、军事将领、通晓法律与理财的技术官僚的压制。汉武帝时期构建官场等级制的主要标准是世袭高位、军功、法律理财等行政能力，能否通晓五经对一个人的仕途影响甚微。武帝时代举贤良与太学制度并不是任用官员的主要机制。

  而之所以产生汉武帝时期儒家获得官方统治地位的叙述，是因为人们过于关注武帝时期几个儒生的特例，把特例当成武帝时的常态了。进一步分析，那种传统的大叙事来自《史记•孝武本纪》和《史记•儒林传》，但《史记•孝武本纪》为后人篡改，非司马迁原著，《史记•儒林传》为司马迁对历史的虚构与重塑。

  第二章，作者探究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儒林传》，《儒林传》中隐藏的政治意图是什么？

  考察儒生官员在司马迁时代的境遇，可以发现西汉初年被称为“儒”的人尽管教育背景相似，但是并不一定是孔子的追随者，也并没有形成特定的利益集团，他们之间甚至相互攻击，儒者的身份被权力纷争所抑制。而司马迁通过《儒林传》，把杂乱的儒生们转变成了以相同教育背景、思想倾向而形成的群体——孔子之徒，并将他们塑造成为最适合担任官职的精英。其表现是司马迁第一次用“学官”来指代儒生官员。

  司马迁在《儒林传》撰写了关于儒生官员的神圣历史，并把武帝时代的儒生官员整合为一个阐释经典的同质团体，通过建立其经学传承谱系完成塑造。尽管这个被塑造的儒生共同体并不能反应当时儒生的存在状况。

  同时，司马迁还虚构了一个只要通晓五经就可以确保仕途并被迅速拔擢的乌托邦。在这个理想世界中，一个人的未来由其掌握的知识决定，而非其他。但实际上当时儒生官员在仕途上也依靠政绩和建立关系网来获得官位，这和司马迁所抨击的其他类型官员并无不同。将《儒林传》在与整部《史记》进行对话，可以发现司马迁建构的这个理想世界，实际上暗含了司马迁对《史记》中所记述现实世界（裙带关系、权力斗争、法律与理财官僚等）的不满，尤其是他对现实官员任用升迁制度的强烈批判。

  第三章，作者对西汉五经学派进行“知识考古”。司马迁对西汉初年（最初的120年间）的五经的学术谱系进行编纂，但是支离破碎。这一学术谱系在之后的几百年被不断修正，很多信息模糊的学者被补充进来。班固使这一学术谱系越来越清晰明确又毫无中断，并记载了昭、宣、元帝时期出现的新的经学派别。

  但是西汉前期120年的儒生群体和西汉后期90年的儒学群体差别很大。如司马迁并未对西汉前半期的儒学学术派别进行区分，但是西汉后半期的儒学派别特别注重“师法”。作者对前后期“春秋”的不同内涵的分析也很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西汉前后期的儒生群体的联系是很脆弱的。这种学者传承谱系的脆弱性普遍地体现在五经学者群体之中。

  通过对比《汉书•儒林传》与《史记•儒林传》，可知西汉后期经学学派的繁盛促使崇尚传统的学者将这一系列师徒传承的脉络投射到西汉初年，这种回溯性的建构在班固的著作中集大成。

  第四、五章，作者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西汉中后期新的经学派别出现并蓬勃发展？这一学术界的巨变和从武帝到昭帝之间的过渡期内发生的权力更迭密切相关。

  作者对昭、宣、元三朝高层官员的出身、思想倾向、仕途、社交人脉进行分析，并和武帝时期的高级官员、成哀平新时代的高层官员进行对比，发现武帝末年，高层官员大量消失，统治集团上层出现明显断裂，从昭帝开始，权力真空很快被起身卑微的新兴精英们填补。这些新兴精英保证其子孙后代在权力中心的位置，一直到新莽时代。在这一新阶层中，儒生群体一直牢牢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儒生官员异军突起，开始占据官僚集团顶层的位置。宣帝之后儒生官员在高级官员中的比例大为增加，这与武帝时代的状况决然不同。儒生官员持续进入权力中心，并且儒生官员之间基于师承、同门而关系密切。

  对于世袭贵族而言，一方面西汉侯爵制度的固有弱点削弱了侯爵的自主权力，另一方面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及一系列大清洗，导致从西汉建立之初就把持朝政的世袭权贵的覆没。

  巫蛊之祸后，出身卑微的霍光掌握朝政。霍光为了增强自身合法性，利用了儒家话语。儒生们用其掌握的经典中的故事（如周公故事）为霍光专权提供了合法性。故霍光摄政期间任用儒生，儒生群体迅速填补了之前大清洗留出来权力真空。

  同时，巫蛊之祸扰乱了皇位继承。宣帝继位后，急需增强自身帝位合法性及清除霍氏的影响。儒生们掌握的天人感应等理论为宣帝提供了合理依据，所以宣帝亦任用儒生。元帝时期，羽翼已丰的儒生群体依旧繁盛。综而言之，宣帝朝是儒学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不仅官方正式接纳了儒学思想，而且在官僚集团的最高层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儒生集团。

  另外，要瓦解儒学在武帝时代大获成功的宏大叙事，还牵涉到推翻另外一个重要观点：儒生和儒家话语在秦代与西汉初年受到了压制。如果武帝重用儒生是一种虚构，那么秦代和西汉初年的儒生拥有怎么样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秦代和汉初又推崇何种意识形态？

  柯马丁在其《秦始皇石刻》一书中指出，秦朝并非摒弃周代传统，反而延续了东周时代的传统思想与仪礼。辛德勇《生死秦始皇》中也有类似观点。如果秦延续周代传统，为什么武帝时期这种传统中断了？

  作者认为，东周礼崩乐坏，文化衰落之后，诸侯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最重要的官职依旧掌握在新旧权贵家族手中，而非那种“变法后诸侯国成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官员因其能力而非血缘获得职位”的叙事。所以秦朝一方面在祭祀仪式与行政文献中保留周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儒生们的政治主张无助于实现军事胜利或者搞好法律财政等行政事务而不被重用。至于汉初，新的上层集团崛起于社会底层，对周文化不熟悉，并不像战国和秦朝上层统治精英那样对旧价值观抱有留恋之情，所以儒生更加边缘化了。

  有的叙事习惯于把儒生官员的崛起归功于武帝时察举制度的建立与太学。作者认为，西汉官员获得官位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世袭爵位，二是为郎官，三是出任小吏。西汉儒生进入仕途大多任小吏或郎官。至于升迁机制，一是积累年资与政绩，二是察举制，三是举荐，四是皇帝亲自拔擢。察举制仅仅是官员升迁机制之一，其本身并不赋予儒生特别的竞争优势。

  察举制和保举制涉及人脉关系，这对于有显赫家世的人来说是有利的。在儒生崛起之前，只有很少儒生通过政绩及人脉关系等因素获得升迁。只有当旧权贵、大家族在巫蛊之祸中被消灭殆尽后，儒生们才填补高层的权力真空。在此条件下，儒生们充分利用现有的晋升体制，结合自身逐渐形成的身份认同与人脉关系网（师承、地域、同门等），与同侪相互提携。再加上儒生提供的历史先例与政治理念为政治危机提供合法性，儒生们在政治上不断进入高层。

  梳理西汉儒生掌握国家权力的历史，可知儒生在政治上的成功，归于他们的理论能在政治危机的时候为野心勃勃的辅政大臣或合法性不足的皇帝提供道德宇宙论上的合法性，并为诸多残酷的政治斗争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巫蛊之祸清洗官僚集团上层，则为儒生群体的崛起创造了良机。从此，儒学话语主导了未来几百年朝廷的话语修辞与帝国国策。

  作者又强调，儒家的崛起不仅源自一套政治话语的创立，更源于对儒生身份的厘定、认同和儒生集团的建构。在长期的内斗之后，儒生们终于团结一致相互推举。他们逐渐成为新的精英阶层，并在未来的若干世纪内同时控制政坛与知识界。

• 【转】刘成国：采铜于山——评顾宏义教授《宋代笔记录考》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04-07 20:55:37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刘成国

  原文载《中华读书报》

  多年以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顾宏义教授一直在宋代历史、文献领域孜孜矻矻，辛勤耕耘，先后出版了数千万字的研究著述与古籍整理著作（包括主编、合著）。其中荦荦大者，如《宋朝方志考》、《金元方志考》、《宋代<四书>文献论考》、《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曾公遗录》、《宋元谱录丛编》、《两宋笔记研究》等，广受学界赞誉，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等古籍整理类各种奖项。近日，中华书局出版的《宋代笔记录考》（以下简称《录考》），分上、中、下三册，共97万字，是顾宏义教授在宋代笔记整理与研究方面推出的又一力作。

  何谓“笔记”？学界向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此书采取了比较宽泛的定义，将宋代笔记界定为宋人“随笔记录、不拘体例”之作。与此同时，又采取排除法，将“笔记小说”、“专记某事之始末”的杂史、杂家类中的“杂学杂纂杂编”、“汇编或类编之语录”、“论诗品辨诗式”的诗话，以及其他地理书、典制著述、专题考证等排除在外。按此定义，《录考》共收录宋人笔记1100余种。对于每种笔记，此书皆著录作者、存佚、出版整理情况，以及历代书目之著录、解题，并考证笔记的成书时间。在此之前，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戴建国教授主编的《全宋笔记》十编，已经把现存580多种宋代笔记整理汇集出版。而《录考》所著录，除以上之外，还包括了600多种已经亡佚的宋人笔记。书中广征博引历代书目的著录、提要，爬梳剔抉残存在宋人各类著述中的佚文，将这些亡佚笔记的大致内容予以勾辑。由此，有宋一代笔记著述的整体概貌，得以相对全面地呈现出来，而学人也可以按图索骥，按照此书的指引，从事进一步的考证研究工作。可谓嘉惠学林，功莫大焉。

  在宋人笔记的作者及生平考证方面，此书颇多创获。书中所收1100余种笔记，“其著者姓名可考者近700人”，“著者题名情况颇为复杂”（P24）。《录考》将著者题名归纳为五种情况，分别予以著录、考订。第一类“题名者即编撰者”中，有个别误题著者，如《宋史·艺文志》著录史虚白《钓矶立谈记》一卷，实则撰者为史虚白之子（P30）。第二类“由某官员或学者之子孙、门人编纂者”。如《丁晋公谈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不知何人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疑为潘延之，而《考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注，考证为丁谓女婿潘汝士撰，又参以杨亿《潘公墓志铭》、韩琦《三兄司封行状》等钩辑潘之生平大概（P108）。第三类“误以撰序者为著者”。如《王沂公（曾）言行录》，《郡斋读书志》著录为王皞撰、李清臣序，《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王皞撰、叶清臣序，而《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叶清臣撰。《录考》予以辨析，指出序者为仁宗朝叶清臣，而非神、哲朝之李清臣（P110）。第四类“以别号题名者”。如《洛游子》，题为司马光撰，《直斋书录解题》疑之：“题司马光，非也。所称乐全子、齐物子，亦莫知何人。”《录考》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指出“齐物子”即司马光自号，进而考述此书书名当为《洛游录》，即《司马文正公行状》中《游山行记》其中一部分。第五类“编纂者姓名已佚而后世假托姓名者”，从而出现的著者误题。如《国老闲谈》二卷，《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夷门君玉撰”、“君玉撰”，皆不著姓，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曰“旧本题夷门隐叟王君玉撰”，《说郛》则载录为王铚所撰。然考王君玉（名琪）、王铚生平，俱与“夷门”、“隐叟”不合，明显为书贾妄加（P141）。

  特别是一些已经亡佚而作者又名不见经传的宋人笔记，《录考》时有精辟的考证。如《善谑集》仅题为“天和子撰”，姓名、里籍不详。《录考》据南宋郑樵《通志》所题“窦萃撰”，推断“窦萃”当为“窦苹”之讹，进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钩辑出窦苹生平的大致轮廓及著述情况。（P212）《回天录》作者秦湛为秦观之子，《宋史》无传，《录考》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许翰《襄陵集》中钩沉索隐，寥寥几条史料便呈现出秦湛与吕公著家族、梁师成等人的复杂人际网络（P418），为元祐党人后裔在北宋后期的仕途发展提供了珍贵线索。《归田后录》的作者朱定国，生平不详，《直斋书录解题》仅载其为“熙、丰间人”。《录考》自杨杰《无为集》中发现了《故朝散郎致仕朱君墓志铭》（P171），墓主即朱定国，其生平事迹遂由晦至显，而从中也可略窥欧阳修《归田录》在神宗朝士大夫间的影响。

  对于1100多种宋代笔记的成书时间，《录考》一一予以考订。一种情况是根据作者仕宦履历，予以考证。如李昉《南行记》，《通志》称撰于李“遣祠南岳时”；《录考》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乾德元年（963）四月丁酉“遣给事中李昉祭南岳”的记载，将《南行记》成书的具体时间予以确认（P22）；乐史《商颜杂录》，《录考》先引王禹偁《登郡南楼望山感而有作》“有唐名郡数商颜”、邵雍《寄商守宋郎中》“却类商颜啸傲时”，指出商颜即商州；继而据《宋史·乐黄目传》载乐史于咸平年间曾出知商州，将《商颜杂录》确定为乐史“在商州时所撰”（P28）；王伯虎《西府录》，《录考》指出“西府”为枢密院，而王伯虎于熙宁七年至元丰二年（1074-1079）期间检详枢密院礼房、吏房，“本书当撰于此时。”（P275）又或是根据笔记所载内容，予以推断。如王易《燕北录》，《演繁露》谓“国初有王易者著《燕北录》，载契丹受诸国聘觐”，然其中述及辽清宁四年（宋嘉祐四年，1058）戊戌岁行柴册礼事，《录考》据此曰：“当撰于其后。”（P142）。赵瞻《西山别录》已佚，然范祖禹《赵枢密瞻神道碑》略及其梗概“改太常博士，知威州。公以威、茂杂夷獠，险甚而难守，不若合之，而建郡于汶川，因条著其详为《西山别录》”。《考录》据此将《西山别录》确认为赵瞻知威州所作，“故推知本书约撰于仁宗后期。”（P200）众所周知，著述编年殊不易为，又何况数量多至上千余种，存佚参差。《录考》关于作年的考证，有若干条目尚难定谳，或者只能落实在某一时间段内；但笔记著述在有宋三百多年间各个阶段的撰写、编纂历程，毕竟从整体上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

  对于历代书目、类书中有关某种笔记的著录、提要，此书广泛征引，藉为考证之资。然并未盲目信从，而是针对其中若干讹误，随时予以考辨、订正。有时辨别重复著录，或同书异名之讹。如《宋史·艺文志》著录赵演《赵君锡》一卷，又著录赵寅《赵君锡遗事》一卷，《录考》引《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得赵演为赵君锡之子、吕公著孙婿，指出以上“乃一书重出”（P346）。王延德《西州使程记》，《宋史·艺文志》著录，而《遂初堂书目》作《西川使程记》。《录考》据《宋史》记载王延德太平兴国五年（980）出使高昌，指出西州即高昌，“‘川’当为‘州’之讹”，而《说郛》所载王延德《高昌行记》即《西州使程记》（P37）。有时则订正作者题名书字之误，如《说郛》载录晁迥《晁氏客语》一卷，“‘晁迥’当为‘晁说之’之讹”。（P359）《稿简赘笔》作者为章渊字伯深，《遂初堂书目》作“章深”，“当脱‘伯’字”。（P485）以上等等，虽多为细枝末节，亦可见出《录考》考证之严谨细密。

  不过，在引用以上各家书目或类书时，《录考》偶尔也会失于辨析，导致考证疏漏。如王子韶《鸡跖集》，“或云即宋祁《鸡跖集》，然其中有引‘宋王安石《水记》’云云，似非宋祁所撰”。（P293）然王安石并未编撰过《水记》一书。《录考》所引此条，出自清吴士玉《骈字类编》卷一百七十四“器物门”二十七“罗浮”：“《鸡跖集》宋王安石《水记》：‘太湖上，罗浮次之，天竺又次之，余为下。”自“太湖”至“为下”，实则钞自南宋王灼《颐堂先生文集》卷三《李仲高石君堂》“古来石品称上首，罗浮天竺乃其乙”句自注：“乐天作《奇章公石记》云：‘公嗜石，甲乙丙丁为品，太湖上，罗浮次之，天竺又次之，余为下。’”所谓“《奇章公石记》”，即唐代白居易所撰《太湖石记》，《文苑英华》卷八百二十九载曰：“古之达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书，嵇中散嗜琴，靖节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中略）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石有族聚。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可见，自《太湖石记》至王灼《李仲高石君堂》自注，再到《骈字类编》所引，文本沿袭之痕甚明。之所以有“王安石《水记》”之讹，或因《太湖石记》中“丞相”、“石”等字眼拼凑而成。

  除此之外，《录考》予人的最大疑惑是收入了大量的诗话、文话、四六话，如范温《潜溪诗眼》、王铚《四六话》、许顗《彥周诗话》，乃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尽管《录考》在凡例中已经区分“集以资闲谈”与“论诗品辨诗式”两类不同诗话而只收前者，但诗话类著述通常是作为“诗文评”而自成一类（如《四库全书总目》，而《全宋笔记》、“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均不收诗话、文话）。特别是南宋以后，诗话类著述的文体、体系意识愈加清晰，很多著者已刻意将之与一般笔记相别，如曾季狸、周必大、刘克庄等。窃以为笔记与诗话，合则龃龉，分则两美。学界、出版界既已约定俗成，还是不宜再加混淆。

  当然，瑕不掩瑜。《录考》的出版，为以后的宋代笔记研究，无论追溯文体演变，抑或考辨真伪、论述撰写意图等，都提供了新的研究起点。假以时日，相信此书将会成为宋代文史、文献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