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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扬琴的起源及其在清代的发展

扬琴传入我国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在扬琴逐渐中国化的过程中，其在乐器形制、音乐表演和乐曲创作上都得到很大的发展。清代是扬琴中国化的主要发展时期，本章以此阶段扬琴的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清代扬琴的传播与变迁，使人们了解扬琴这种乐器的历史价值。

节扬琴的起源的考证

一、扬琴的中国本土说

有关扬琴起源于中国本土的说法，在现有的文献资料记载中，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观点：①扬琴源于筑；②扬琴源于卡龙；③扬琴源于扬州。

（一）扬琴源于筑

关于扬琴起源，有人认为扬琴源于古代的乐器“筑”，这一说法与筑的演奏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筑的演奏方式为：使乐器一头着地，和地面形成夹角，演奏者用左手握住筑柄，右手持棍棒击筑。持棍棒“击”的演奏法与扬琴的敲击演奏相似，筑也因此被称为扬琴的前身，这种说法显然缺少理论依据。

将筑与扬琴对比来看：筑的琴体是由竹制作而成的，琴弦使用的是丝弦，与古琴、古筝相同，而扬琴的琴的，琴弦由铜弦、钢丝弦逐渐发展而来；筑的外形细长，一端呈长方体的盒子形状，另一端呈粗棒状，整体外貌更接近古琴，而扬琴的外形呈梯形，这与筑的外形大相径庭；筑的击弦工具是棍棒状，而扬琴是使用纤细的竹制签子演奏；筑演奏者的两手分工不同，而扬琴演奏者是两手交替演奏。从上述对比来看，筑与古琴的相似度更胜一筹，而与扬琴有很大的区别。筑在战国时期已流行，自宋代以后失传，而在明末以前没有出现类似扬琴的乐器，筑演变为扬琴的说法实在缺乏实证。

（二）扬琴源于卡龙

卡龙是的弹弦乐器，在宋代被称为七十二弦琵琶，在清代被称为喀尔奈。在整上，卡龙和扬琴十分相似；在演奏方式上，卡龙演奏者通常用一手冒拨，用另一手木拨弹，两手分工不同，扬琴则需要演奏者用双手交替击弦演奏；在发音上，扬琴的声音更为清脆，卡龙的声音更为婉转。它们是两种在外貌上相似，而在本质上有很大差别的乐器。

《清史稿·乐志八》记载：“喀尔奈，状如世俗洋琴。”这一记载显然把卡龙与扬琴划分为了两种不同的乐器。因此，扬琴源于卡龙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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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一〇二呀孔雀蓝 发布时间：2011-09-27 14:03:46

  看的第一本安妮日记，接下来又去看其他的译本才发现同一部作品在不同译者笔下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 作者：李松石Linden 发布时间：2018-05-27 20:53:48

  胖球队吴指导的微博问答结集，内容大多在微博上看过了，但还是买一本以保存和铭记自己追胖球的那段岁月……

• 作者：诸镇凝 发布时间：2019-08-04 21:53:41

  其实真的还挺好看的

• 作者：kayoko 发布时间：2023-02-12 22:17:45

  overflow属性讲得不错

• 作者：张作乐 发布时间：2022-01-16 15:51:30

  摘录主观性颇强，读此难以观止罢。

• 作者：人类学科研究员 发布时间：2014-11-25 22:28:22

  四星都是第一本的。

• 经济史与经济思维的启蒙书

  作者：奥派 发布时间：2013-07-15 13:03:56

  赖建诚（中国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

  为什么要读经济思想史？这是经济系学生的经常疑问。研究所又不考这一科，出国留学时也没人要看它的成绩，就业时更没人关心你是否修过这门课。我连最新的好理论都吸收不完，怎么会有时间和心情去读这两位过世之人的见解？是的，所以这门课在台湾的经济系里一直是个可有可无的小盆景，靠此业为生的教师，有时还要用分数来吸引学生，既侮辱了它的“价格”，也屈辱了它的“学格”。甚至有教师对学生说，这门课教的都是老古董，既不能用数学表达，也不能用统计工具验证，科学性非常低，基本上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以上的说法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在这个领域工作25年的亲身经历与听闻。

  我希望替这个学科讲些撑门面的话。先从学术市场的产品价值来辩解这个行业并不完全是在“制造垃圾”。以亚当•斯密为例，他的全集和传记于1976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重新编校印行，当初的用意是纪念《国富论》（1776）出版两百周年。这套全集在全世界的销售量，这35年来相当可观，还印成各式各样的版本销售。

  斯密在经济学理论上最有名的论点之一是“不可见的手”原理。它的基本意思是说：经济个体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未必会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但如果没有外在的干预，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能）调和众人的利益，使个人和集体（社会）都会得到最大的利益。这种说法在经济学界传承两百多年，也成为不同学派（尤其是主张政府干预者）攻击古典自由经济学派的箭靶：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只要自由放任，随它自生自灭，就能使个人和社会同时达到最佳利益？

  思想史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两百多年来我们都误解了“不可见的手”原理。William Grampp在2000年6月号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一篇翻案文章《斯密的看不见之手是什么意思？》（What Did Smith Mean by the Invisible Hand？）。作者的论点相当专业严谨，我不便在此轻易摘录。我只是要说，这篇纯用文字、没有数学、没有统计、不具科学外貌、题材古旧的文章，竟然刊登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多位得诺贝尔奖的现职教授编印的重量级专业期刊上，还放在当期的首篇。

  好吧，就算这个行业有些特殊人物，偶尔写些好作品，改变我们对某个观念的见解，但那总是少数的例外。为什么我拿起《国富论》时，总是无法从内心深处提起激昂的兴趣，再怎么读也看不出其中的妙趣与洞见？是我有眼无珠呢，还是你们这些做研究的人，借着引用斯密著作的某处段落，把自己的见解借尸还魂？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这些西洋古典名著写作的时空背景，以及作者当初的特殊切入角度和论点，对几百年或几十年之后的我们，确实有文化和时空上的落差，对西洋人也一样的。我们需要同时代的专业人士，用现代能理解的语言，换个角度来解说。如果不是历代有专家，不断地为我们注释解说《老子》、《墨子》，一般知识界大概很难直接阅读原典，遑论读出新见解来。

  经济思想史学者，基本上就是在做典籍整理与解说诠释的工作，所以你现在可以确定，这不是很具原创性的学科。我还要诚实地告诉你，古今中外每个学门都有“嗜尸癖”的怪人，就经济学来说，各国的同行都有这种怪人，在日本尤其多。

  现在换个角度，我希望从纯知识的观点，建议你去翻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或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台湾知识界对马克思的印象，有不少是通过三民主义教育间接得来，他常被视为反社会、提倡阶级斗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罪魁祸首。然而，如果你知道他曾经对女婿说：“我非常确定的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可能会重新思考，他的“外界”形象是否公平。

  如果因而想看看他的《资本论》为什么会“祸国殃民”，那你必然会大失所望。因为那是一本相当学术的硬书，对欧洲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有大幅长篇的深入探索，脚注中充满统计数字，引述大量的学术著作。换句话说，我们心中的马克思形象，是通过各种立场的人，“解读”与“扭曲”之后传达并印入你我脑中。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把马克思的各种人造面具摘除，以自己的眼光重读《资本论》，从原著来重新认识他。

  马克思是个被负面冤屈的例子，凯恩斯是被正面扭曲的个案。如果你是经济学的学士、硕士或博士，你一定熟悉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因为台湾经济学界受美国主流经济学影响很深，1950至1980年受美式经济学教育的人，大致不脱这种思考方式（到今天也还有不少人）。

  如果你很熟悉这个学派的理论，对“新”凯恩斯、“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也驾轻就熟，那我建议你重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你会惊异地发现，从美国凯恩斯学派文献里所得到的知识，为什么和凯恩斯本人的著作有这么大差距。这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的差别：太多人把自己的见解，沾上凯恩斯的一点边之后，打着他的旗号闯荡江湖。弄到后来，英国剑桥大学真正凯恩斯的弟子，鼎鼎大名的琼•罗宾逊就说，美国的凯恩斯学派是“私生子”，不是本家正宗的。

  我的用意不在传布这些八卦，而是要提醒说：如果你听某人在谈哪个学派，说得天花乱坠深动人心，那么请保持冷静，让自己回归“原典”，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个浅显的道理，可以普遍应用到古今中外的任何名著上。

  如果你不想一下子就陷得太深，想读入门、轻松愉快的书，那么这本罗伯特•海尔布隆纳的经典著作《经济学统治世界》是最佳选择。这本书可以在桌上、床上、马桶上随意翻阅，如果你觉得不好看，我愿意为它辩护。

  我对这本书的写作与修正过程，有些亲耳的听闻。二十几年来我不知读过多少次，每次重读这本书，还是觉得内容精辟，见解锐利，博学多闻。海尔布隆纳是写作高手，解说清晰逻辑顺畅，很会把深奥的原著用精彩语言重新呈现，不忘夹带几句讥刺的会心语。

• 创造的勇气

  作者：郭去疾 发布时间：2014-08-15 11:51:37

  我相信在我的周围，有很多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创造性天赋，比如我小学时的一个玩伴，会把各种电器上的零件进行组装，从而让他的新作品焕然一新，他是我儿时最崇拜的人。但是也仅仅是这样而已，在之后的年华里他还是过上了和一般人一样平凡的生活。这种创造性为何不能长久呢？这也就是这种表现癖的、逃避现实的创造性的宿命：有丰富的潜能，但只是为了谋求得到赞许和表扬，在后来的岁月里，创造性停留在设想上，而没有进行实际性的创造。之后，他们对创造的投入程度和全神贯注程度逐渐降低，从而渐渐地落入平常。

  这就是《创造的勇气》这本书所提出的一个我们周围经常发生的现象。作者罗诺·梅是美国著名的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以深邃的哲学智慧和心理学洞见，系统阐述了他所处的美国社会中人们的心灵现状，深刻剖析了美国社会现代人的心灵困境，提出了很多令人深思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思想和价值观念，阐发了他那独特而又与正统的科学心理学大不相同的“人的心理学”体系。《创造的勇气》一书中，作者以艺术家的独特视角，从存在主义立场出发，阐述了一种独特的创造心理学的新见解。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思想中自然而然地对“创造性”的理解有所颠覆，也对“创造性”这个主题的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启发。

  对于很多事，人们通常的观点是理性、客观对待，但是罗诺·梅认为，人们在有情绪参与时，他们才能观察地更加精确，理性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这里我觉得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个结论：中日关系。中日关系仅仅理性、客观看待是不足够的，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必须有情绪的参与。当然，这也是个见仁见智的例子，但从一个平民心态来说是理所应当的。凭借这个观点，作者给了创造性一个最终定义：创造性就是具有强烈意识的人与他或她的世界的交会。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频繁见到三个词：焦虑，交会，顿悟。我想我可以利用这三个字提供的思路对这本书进行系统的总结和介绍。

  （一）

  生活中的哪一类人容易焦虑呢？作者的研究发现，无产阶级的子女焦虑少，他们由于生活条件的原因，习惯于被拒绝；中产阶级的子女被父母假装深爱，却总是受到拒绝，所以焦虑要多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习惯于被拒绝的人会有两种分化，要么有诸多焦虑，要么心态会更加好。在我们的文化中，充满了疏离和焦虑的象征，所以尽管作者否认“天才是一种疾病，创造性是一种神经症”的观点，但是也没有否认艺术家的创造性与类似于焦虑、孤独等“症状”之间的紧密联系。俄狄浦斯破解了怪物斯芬克斯之谜，却杀死了父亲误娶了自己的母亲，在发现真相之后他痛苦至极，刺瞎双眼流浪而死。创造即伴随着毁灭和恐惧。

  创造是对不朽的一种渴望，是一种想要使生命超越其死亡的激情。普罗米修斯盗火以及亚当和夏娃的神话都可以作为很好的例证。另外，从苏格拉底、耶稣和圣女贞德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受到赞扬的人往往不是谄媚者和忠诚地坚守现状的人，而是反叛者，圣贤往往和反叛者就是同一个人。一种创造活动就是一种破坏活动—破坏原先的固有观念，反叛也许面临着惩罚甚至死亡，但是伟大的创造往往就从这里面诞生。

  意识控制着潜意识的那些狂野的、非逻辑的奇思异想，而潜意识则使意识免于在干枯、空虚和枯燥的理性中失去生机活力。如果我有意识地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某一问题的某一方面，我的潜意识就会倾向另一方面。然而我们越是在潜意识中对某种观点持怀疑态度，我们就越是固执己见地在我们的意识中为此而辩护。比如我在遇到一个数学难题时，会用尽脑子中的知识进行分析计算。这样经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取得进展。在这个时候，我的潜意识可能机会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另类探索，但是我依然对那种惯用的计算方法深信不疑。然而，在一个适当的情境下，我的这种被压抑的潜意识也许就可以奔涌而出，使形势发生变化。

  意识的紧张、意识的专注得到放松时，通常能够产生这种顿悟。如果我们想要体验到来自我们潜意识的顿悟，我们就必须能够使我们自己孤独。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会让自己产生更多的灵感。

  （二）

  创造性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就是艺术家的自由，没有自由必然缺少交会。艺术作品就是从交会中产生出来的。罗诺·梅引用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在一个人们为了学习而消除了激情的年代，在一个想要拥有读者的作者必须小心翼翼地进行写作，以使他的书能在人们下午小睡时得到仔细阅读的年代，现在的作家能够轻易地预见到他的命运。所以，无论是在苏联大清洗时期，还是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对艺术家的禁锢使得创造性被掩埋起来。另外，我想对如今的中国举一个例子，这样便于读到这篇文章的人更好地理解这句话：正如上面所说的，学生“为了学习而消除了激情”，这样创造性也是会被附上枷锁，创造的活力难以实质性得到突破。所以中国的学生一直缺乏创造性，缺少那种探索精神和实践能力。

  各种诗歌和创造性的顿悟是在放松的时刻降临到我们心头的。但是，他们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只是在我们强烈地投身于其中和在我们醒觉的意识体验里我们的集中注意的那些领域中才会出现。中国的现状，就是缺少给人放松心态并且依旧可以进行认真创造的环境。浮躁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对创造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理论甚至是简单的意识上，没有真正放松心态并全神贯注的实践，自然没有创造。

  （三）

  希腊的菲德尔神殿，供奉着太阳神阿波罗。在古代长期的生活中，阿波罗不仅仅作为太阳之神而存在，他亦是形式之神、理性之神、逻辑之神、光之神。类似于德尔菲神殿的象征、神话给人的顿悟，来自于个体的主观成分与神殿的客观事实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对真正的信奉者者绝不仅仅是心理学的，它也包括启示的某个成分。所以在古代，占卜和预言有时候确实也会让一个国家赢得一场战争。

  与预言一样，梦的价值并不在于他们能给出具体的回答，而是在于他们开辟了精神现实的新领域，使我们摆脱了常规，照亮了我们生活的一个新的部分。自我创造是通过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想象以及我们的高度集中注意时经常表现出来的所有想象构思而得到的。而这种预言和梦，就是让人重新审视自己，认识自己的潜能，对自己及其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启示。我们的顿悟，往往来自于这种平时我们并不太认同但不得不承认的暗示。所以，就创造性来说，我们不能忽视德尔菲神殿中蕴含的作用。

  （四）

  创造性本身需要有局限性，因为创造性活动起源于人类对限制他们的事物的抗争。比如，从封建思想到现在的开放思想，都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对限制和禁锢的抗争的结果。

  这种创造性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呢？当然不是，要不然圣人也就不会只有那么几个了。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我们的家庭背景和我们历史情境的局限性，但是这种超越只能在那些从一开始就承认其局限性的人身上出现。一些有价值的优良品质也从这种反叛的体验中产生出来—个人责任感及人的终极潜能，都是从孤独中、人类之爱中产生出来的。面对人的局限性，人格实际上反而得到了扩展。这样一来，限制的扩展便走到了一起。所以，苏格拉底、卢梭会成为他们那个时代打破限制的典型代表，而中国的诸如辜鸿铭之类的人，虽有学识才华和不凡的见解，但终究不能成为圣人。

  （五）

  说了这么多关于“创造性”的话题，似乎少了“勇气”。

  勇气并不是没有绝望，相反，它是一种尽管有绝望，但是依然奋力前进的能力，勇气需要的并不是纯粹的固执，而必须和别人一起创造。

  很喜欢作者的两句话句话：

  若没有勇气，我们的爱就会因为只成为依赖而变得黯然失色；若没有勇气，我们的忠诚就会成为遵奉。

  有人宣称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宣称这一点的人是危险的。这种深信不仅具有教条主义的性质，而且具有它的那位更具毁灭性的同伴（即狂热）的性质。它阻碍使用者学习心的真理，而且是对无意识怀疑的一种完全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