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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Chat Noir 发布时间：2020-11-03 23:40:24

  这本书并不需要修辞学。 莱希关注的是决策成形的过程，而不是满足普通读者的窥探欲望。

• 作者：张思源 发布时间：2023-12-13 23:04:35

  非常值得读给孩子听的振奋人心的故事。深埋骨子里的民族荣誉感油然而生，骄傲且自豪。带动了孩子对于宇航员，对于航天方方面面的兴趣。从兴趣入手仍然是科普的首要选择。

• 作者：N 发布时间：2018-04-29 12:54:24

  推荐这本书！面对复杂问题时，进化模式优于设计模式。不过，试错、容错、纠错知易行难，成功的关键在于获得来自可信人群的有效反馈，即及时、准确的信息，后者帮助我们更好地修正感觉和判断，做出决策和执行。我也需要反馈，感谢你的指正。

• 作者：[已注销] 发布时间：2012-07-06 13:15:52

  很复杂看不懂

• 作者：蟹堡王大厨 发布时间：2022-06-11 15:46:54

  老师的老师的著作 折磨人

• 作者：Seltty 发布时间：2024-01-07 13:04:19

  很棒的一本书，比较有启发性。让我对管理会计有了新的认识，也让我推展了对财务认识的外延

• (转载)《东方早报》：重读韩素音

  作者：颜悦 发布时间：2012-12-09 21:38:36

  作者：易大经

  　　星期六早上刷微博，刷出一条新闻：11月2日，韩素音在瑞士洛桑家中去世，终年九十六岁。很容易就找到了她的自传三部曲之《无鸟的夏天》，这是三联书店在1981年出版的小三十二开，精致素雅，当年同另外两部自传《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得自成都旧书店，一直带在身边——除了装帧可爱、文章值得重读，大概也有韩素音家世的原因。看过《伤残的树》的读者都知道，韩素音的父亲周映彤是四川第一代留学生，周家是郫县大族，周映彤回国之后是铁路工程师，他的妻子是比利时贵族；无疑的，我对周映彤这一代的杰出人物——比如留法的李劼人，留日的吴虞——很感兴趣：不仅要看他们在革命大潮中的表现与作用，也有必要长远地看待他们。作为留学生，他们都会先在自己家族内部引起改变，继而通过自己以及家人、后人，影响一个地域。我长久地记得弘一法师回忆他的留日同学、成都一位姓曾的话剧界人士，因为后来他再没有听到其消息，遂有寂寂无闻之感。但这样的新式人物在当时当地，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看吴虞的日记也可推断一二。所以当我读到更为条理、更有故事性的韩素音三部曲，就不得不为辛亥、民国间的故事所激动了。就在你生活过的地方，有过如此繁复跌宕的人生。这种惊奇，大概正是历史吸引我们的原因之一。而读者如我，又正好成长于这块盆地上。

  　　从若干有关韩素音的微博消息中，我又得知，她生于河南，而周氏家族是客家人，所以祖籍在广东。她的堂弟、著名物理学家周光地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而顺手在《无鸟的夏天》中翻到的，正是1946年韩素音在英国期间，她的三叔（在《伤残的树》里面亦有“出镜”）把两个儿子送出国，其中四弟就是周光地。他来到伦敦，在一所理工学院读书。某一天，正是周光地给韩素音带来了她的丈夫唐保黄战死东北的消息。作为国民党高级官员，唐保黄自然是与共产党作战；当时韩素音与丈夫感情破裂，也因为国际局势的瞬息变化，她没有回到中国参加丈夫的葬礼。

  　　当然，最值得一说的微博消息，还是韩素音的这三部自传以及自传体小说《瑰宝》近年都有重版，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我在一边刷微博一边重读《无鸟的夏天》时又发现，有关她丈夫的死，她的朋友芸玲从台湾来信，“说法最骇人听闻”，说“他们杀人的方法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也就是代表台湾方面给韩素音做“统战工作”。而众所周知，韩素音是亲共产党的。就在同一页，有这样一段：

  　　一九五八年，我在北京和我的朋友龚澎提起上述这种种说法，一方面是怀着悔恨的心情回溯以往，一方面也希望能最终确切地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龚澎对此却一句话也没讲。 （268页）

  　　中共高干龚澎是韩素音的燕大同学，在两个阵营之间的韩素音耐人寻味，但绝非简单而平面的“亲共”或者“左派”。如果不注意历史的幽微之处，又谈何知人论世？就像韩素音引西哲所说的，“人而无知一己民族的历史，终将在劫难逃。”

  　　这次重读《无鸟的夏天》，她所写的1945年夏天在英国威尔特郡乡村的生活尤其令人喜欢：

  　　由于骑车累了，我躺在茂盛的草地上歇息——英国的乡村真美呵！它是如此丰饶，如此安谧，一切都那样美妙，那样深邃……成群的轰炸机时常在这夏日的天空中飞来飞去……一枚V-1火箭从我头顶上呼啸而过。但是，柔软恬静的大地对此却毫不在意。我们一边用手遮着眼睛向上看，一边嚼着三明治，既不愤怒，也不害怕。

  　　我一下子懂了十多年前读的詹姆斯·希尔顿《偶然的收获》里，一帮子人在庄园里驾车的对话。那也是在大战胜利之后，他们谈论的其实是一种久违的生活：庄重的、固定的生活方式。只要你读过其中任何一本，我想都会对何为变动的、浮躁的、焦虑的生活有所察觉。

  原文地址：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2-11/11/content_698121.htm

  　　

• 《皮草装点的世界：清王朝治之下的野生生物、原始地带以及自然边缘》的导论

  作者：梁大人 发布时间：2017-06-30 13:09:46

  http://www.sup.org/books/extra/?id=27054&i=Introduction.html

  （不是翻译！不是翻译！不是翻译！）

  1886年，《满洲旅行记》的作者H. Evan James爵士被满洲的原始生态所震撼，他将眼前茂密的森林、花丛和草原报告给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同期其他欧洲旅行者也如此惊叹，满洲似乎从未被人类所接触过，千里杳无人烟，充满各种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在满洲，唯一的秩序就是自然。

  大约在两个世纪前，乾隆在《盛京赋》中赞美了满洲的馈赠，他不仅为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所折服，并指出满洲的原动力还体现在人文领域，这片土地孕育出统一天下的圣王。因此，乾隆与此地的生物共享着紧密联系，例如紫貂或水獭皮制的礼袍，进贡宫廷的草原蘑菇，以及镶嵌在冠帽上的东珠，这是皇帝在满洲的权力体现。

  乾隆和詹姆斯都认为满洲是特殊的，其环境和物产是如此瞩目。詹姆斯认为满洲是一个未被开发的土地，乾隆则认为它是永恒的生命源和世俗权力；詹姆斯将满洲视作边疆，对于乾隆而言，这里是孕育文明的故土。

  詹姆斯的观点具有普遍性。我们如何看待乾隆的视角？到底是满洲孕育圣王，还是皇帝制造满洲？是什么构成清帝国的原始生态，它又是如何变化的？这正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重写清朝统治之下的中国环境史。

  传统环境史都利用汉文史料将农业开发和人口迁徙作为叙事主线，这种理路忽略满、蒙文材料透露的另一半故事。本书揭示1760-1830年间满洲、蒙古环境所发生的变化，空前的商业扩张不仅造成自然资源的冲击，也改变了中国和边地的环境生态，塑造了人们的环境危机感，大量请愿书被递往北京：貂、狐和松鼠都从森林中绝迹了，人参在荒野里消失了，草原的蘑菇被连根拔起，湖中的贻贝不再产珠。朝廷不得不恢复土地的往日生态，建立巡查制度，禁止肆意入境，惩罚偷猎者，培养资源，“净化”环境。

  “净化”的结果反映国家性质；帝国并非保护边疆的自然，而是创造自然（The empire did not preserve nature in its borderlands; it invented it）。本书将通过满洲东珠贻贝的破坏、蒙古野生蘑菇的冲击以及清-俄边境的毛皮动物群的瓦解来讲述创造的故事。

  传统的满洲环境史受到“以中国为中心”的观念影响，侧重探究满洲如何变成东北，由此衍生出两种理路：其一，将清朝视作传统中原王朝，思考中国主权边界的历史基础；其二，将国家存在的基础定位为人类活动，具有强烈的人口学色彩。这些研究认为清朝将满洲作为“龙兴之地”，采取封禁政策压制移民活动。这些政策被证明是不可行的。特别是在18-19世纪末，庞大的人口和商业扩张压垮帝国的根基，朝廷不得不承认：边疆已充斥着大量汉人，必须得到有效管治。随着帝国的瓦解，民族国家就此诞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荒野代表着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自然边界，是中心已经无法再进行政治控制扩张的标志。农业作为汉化的代言，原始森林和草原是土著居民的象征。即便是在对上述叙事的批判中，中国与农业和发展结盟的观点仍然很有市场。一些蒙古民族主义者们认为汉族商人和农民是外来的少数人，蒙古人才是多数人：辩论的主题还是一样的，只不过道德框架发生置换。这种“反发展主义者”（antidevelopmentalist）的观点将蒙古和民间传统包装为一种历史环保主义（historical environmentalism），与同时代的美国和德国的环保主义者们有诸多相似之处。

  发展主义主导的中国环境史叙事存在很多问题，因为清朝的各个边疆并不都是等同的。例如，西南地区土司的地位相对较低，朝廷乐于教化；满洲和蒙古则截然不同。蒙古和满洲旗人并不需要文明，他们需要捍卫文明。满洲和蒙古人处于帝国秩序的顶端，他们的生活方式要得到保护。

  因此，移民和土地开垦固然是重要的故事，却不是唯一的故事。如果我们认为汉人是唯一的变革因素，满洲和蒙古人也就与其他土著居民没有区别，这不仅扭曲了区域史，也漠视帝国的性质和结构。

  近年来，历史学者意识到清朝的多元性，视清朝为一个帝国，如何确定、划分和维持族群的努力被纳入到帝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作为满人，皇帝认为需要维持族群和区域差异，既保持自身作为征服精英的地位，也巩固扩张。身份问题与帝国等级制度化密不可分，特权者越是失去特色，朝廷就越要维护。在此意义上，清帝国与其他帝国一样，自觉维护被其所征服人群的多样性。

  满洲和蒙古的特殊性在于其军事战略地位，也为士兵提供了理想的地域，以帮助他们训练战士的技能，皇帝有理由保持北方的原野。满洲和蒙古还因其与皇帝的特殊联系而有独特地位。皇帝为满洲起源而自豪，并通过制度提升满洲人和蒙古人的身份，垄断和保护自然边界，这反映出国家的多族群性格，从来没有单一的统治语言。

  如何研究这些事件？就外蒙古而言，资料多是以蒙文、满文形式记录，因此利用多语言档案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本书利用蒙古乌兰巴托中央档案馆、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资料，获取乌里雅苏台、库伦、内务府、军机处的一手资料，探究下面两个问题的相关性：第一，中国内地的商业扩张和资源枯竭的问题；第二，清帝国如何将族群和领土区分制度化。由此理解清帝国的经济、环境和政治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