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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小米=qdmimi 发布时间：2014-07-23 00:53:00

  倒是不算贵

• 作者：誤捣 发布时间：2022-01-12 22:12:32

  弃之，止损

• 作者：豆友TyWhwJ-rhE 发布时间：2024-01-29 13:13:59

  很好

• 作者：鱼崽要爱要自由 发布时间：2013-07-04 16:47:52

  高中追的连载！好像书最后都卖掉了呜呜呜

• 作者：头像不是本人 发布时间：2022-10-23 14:41:41

  据说这是袁老师的博士论文。。。

• 作者：闪烁星光点点 发布时间：2024-01-28 17:03:52

  很有帮助

• 柏拉图最后一部完整的伟大作品

  作者：harmonia 发布时间：2013-04-13 15:26:10

  这篇对话向来被视为柏拉图所有作品中最为重要，也是最难理解的一篇对话。甚至连那些相当奇怪地认为柏拉图这篇对话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开玩笑或消磨时光的人也一致认为其中还是有一处严肃的内容的，并且作者也是想有所表白的。

                      ——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菲丽布》是对他（柏拉图）的道德理论一种教科书概要。

                      ——格雷纳（David Grene）

  《菲丽布》进一步支持和延伸了对价值的这种（《会饮》中的）解释，使得我们得以深入理解柏拉图的这一伟业。这部对话的大部分内容明确地关注对人类生活各个组成部分的批判性评价，以及如何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来建构最好的人类生活。

                      ——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 启蒙的辩证法——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评《理性的暗面》

  作者：蓬蓬 发布时间：2023-04-20 22:12:26

  启蒙的辩证法

  评贾斯汀·E.H.史密斯的《理性的暗面》

  作者：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

  刊载于《纽约书评》，2019年5月9日

  翻译：蓬蓬

  原文网址：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9/05/09/irrationality-dialectics-enlightenment/

  （转载请标明出处）

  启蒙运动有多启蒙？不少批评家认为它是深度的蒙昧。对—些人来说，它是现代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温床﹔最近有学者指出，启蒙运动中的光明基本上意味着“白人”。伏尔泰明显相信黑人的天然劣根性，认为他们属于一个独立的物种，或者至少是一个与欧洲人不同的人种——他说，这就像西班牙猎犬与灰狗一样。康德在谈到一个黑人木匠的想法时说：“他从头到脚都是黑的，这就证明他说的话是愚蠢的。” 大卫·休谟在一个著名的脚注中写道，他“很容易怀疑”非白人“天生比白人差”，他们没有艺术和科学以及“巧妙的制造”。

  更为一般的批评关注18世纪的知识潮流大背景。这个时代对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分类的系统探索，为19世纪涌现的可怕的种族科学奠定了基础。唯物主义的兴起也是如此：要论证不同的身体躯壳里有上帝植入的同等灵魂变得更加困难。反过来，不顾一切的普遍主义可能会助长这样的想法：更先进的文明征服和殖民那些更落后的文明，只是在抬高它们。

  对于像约翰·格雷这样的批评家来说，启蒙运动自我满足式的理性主义和对进步的信念必然会助长种族和文明的等级观念，并且可以与20世纪的极权主义联系起来。它的代价还在继续:在格雷看来，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是一个贫瘠的信条，它扼制了更丰富的生活形式。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依赖自由主义启蒙价值观的西方社会“被混乱和虚无主义困扰”。

  但是，这些反对意见并没有解决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问题。康德和休谟的偏见言论值得注意，不是因为它们是所谓的启蒙运动计划所特有的，而恰恰是因为它们不是：这样的观点如此普遍，甚至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也不能免俗。伏尔泰与其他欧洲人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他对自己种族优越性的假设，而在于他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有力反对。那个时代宏伟的《百科全书》计划对非洲人态度粗暴，但也充满了废奴主义的热情。休谟不是奴隶制﹑重商主义或帝国主义机器的拥护者；他的同胞亚当·斯密对这些恶行更是直言不讳。

  至于康德，他的观点似乎有过变化。荷兰学者保利娜·克莱因吉尔德（Pauline Kleingeld）在她2012年的著作《康德与世界主义》（

  Kant and Cosmopolitanism

  )中令人信服地指出：在1790年代，康德摆脱了人类差异的等级观念，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受到了乔治·福斯特和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等对话者的影响。康德现在明确对奴隶制、帝国征服和大国统治发起责难。鉴于奴隶制和帝国主义历史悠久，这么多启蒙人物反对它们可能比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包容它们更值得注意。

  当时更广泛的观点又是怎样的呢？约翰· 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J。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开创的那种实证物理人类学最终是有害的，这千真万确；但布鲁门巴赫本人对离散的类型和它们之间的等级制度持怀疑态度。正如哲学家贾斯汀·史密斯在其2015年出版的很有价值的著作《自然、人性和人类差异》（

  Nature， Human Nature，and Humam Difference

  ）中所论述的那样，将人类视为与自然其他部分连续的生物的做法，为19世纪的种族科学铺平了道路。但人类在重要方面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是连续的。对坏科学的回答是好的科学，而不是没有科学。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使用最传统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一词。它指的是18世纪的跨国运动，该运动颂扬理性，以法国的哲学家和重农主义者为中心(les Lumières)，但在普鲁士（die Aufklärung )、意大利（l’ Illuminism）、苏格兰和美洲都有重要的分支。—些学者倾向于一个“长时段的启蒙运动”，它可以追朔到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另一些人则谈到了一个由不同运动组成的舰队，它将一个已经遭到遮蔽的现象分割成更小的云翳。在这一点上，就像在所有事情上一样，有聚合分类者（lumper）和过细分类者（splitter）。但做划分的学者们对“理性主义”本身有一个更大的担忧。那就是，如果支撑理性的努力招致了它的反面呢？如果光注定要产生阴影，启蒙运动注定要成为反启蒙运动吗？

  这是贾斯汀·E.H.史密斯的新书《理性的暗面：非理性的九副面孔》的论点。他认为，理性所带来的困难是：

  这个问题的辩证本质也很明显：希求的事情包含着与它相反的内容，每一个认真想要用理性建构社会的企图，或早或晚，好像是由于某种自然法则，结果都会转变成非理性暴力的爆发。看起来，我们越要为理智奋斗，就越会陷入非理智。

  《理性的暗面》不是一本宣传册、论文或系统的概述。这是一本情节松散的书，充满了迷人的沉思和小插曲——虽然是以出其不意的方式。除了关于逻辑和启蒙运动的章节外，还有关于梦和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梦的理解的章节﹔关于艺术的章节(包括对伊萨克·巴别尔所面临的致命冲突的辛辣描述）﹔关于伪科学（包括对创世科学博物馆和地平说性质的讨论；关于互联网（“湿婆似”的破坏者)﹔关于动物认知（包括对狡猾而难以捉摸的章鱼的评估）；关于死亡（包括对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的考察）。非理性的典范从雅克·德里达到唐纳德·特朗普。而超理性的典范——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人工智能研究员埃利泽·尤德考夫斯基——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阅读本书最佳的方式是把它当作一篇篇分主题的小散文来读——写得最好的地方就像出自没有旅居经历的塞巴尔德

  [1]

  之手一样。在书中的某一处，史密斯反思了极右派对表情包的使用，并想知道1960年代新左派中的非理性主义是否以一种相反的意识形态重新出现了： “青蛙佩佩的诞生更多要归功于艾比·霍夫曼，而不是威廉·F. 巴克利；从某些方面看，特朗普更像是威维·格雷，而不是理查德·尼克松或是罗纳德·里根。”在关于谎言的讨论中，他思考了“全部真话”这个麻烦的短语:

  全部真话意味着把几乎不相干的事实无限串联在一起……因此我们不会讲出全部真话；我们要小心翼翼地讲述精心编制的故事，即使当讲真话是我们的道义目的时，我们也要这样做。

  在其他地方，他把他对坐飞机的恐惧与种族主义相提并论，这可能看起来是另一种非理性的恐惧症。为什么我们坚持为第二种恐惧症提供智识上的理由，却随意地承认第一种恐惧症是非理性的？他猜想，这也许是因为，恐飞的患者带着深深的孤独感忍受着飞行中的动荡，种族主义者则享受着与不属于被鄙视种族的人的团结。

  书中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是关于1850年提出的“蜗牛交感罗盘”-———套用于远距离投射思想的中继电路，由心灵感应的蜗牛驱动。史密斯认为，我们的技术甚至在技术可行之前就可以被想象出来，这一事实表明了看似转变的背后的连续性。软体动物的互联网随后引发了对于俄罗斯通过社交媒体干预2016年选举的思考，以及圣彼得堡的巨魔动员左翼和右翼活动家的方式。他说，互联网“已经摧毁了，或正在摧毁着人们长久以来所熟悉的事物：电视、报纸、乐器、钟表、书籍。它还在摧毁着各种机构制度：商店、大学、银行、电影院、民主”。没过几页，他开始讨论朱迪斯· 巴特勒的性别理论，并为媒体对身份的关注、网上”取消文化”的兴起（援引毛和罗伯斯庇尔），以及温和派在一个极端时代的脆弱性感到惋惜。

  尽管有这些非线性的关联网络，这本书还是有一个固定主线的：它是史密斯所描述的 “理性与非理性的两极之间发生的持续运动——理智急转掉头变为它的对立面”。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向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1944年创作的《启蒙辩证法》致敬。《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加利福尼亚(根据史密斯的迷人描述：“在阳光灼人的陌生之地流亡”)时创作的战时巨著，书中广泛而多样地使用“启蒙”一词，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也可能追溯到荷马。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书的开头写道: “启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被理解为思想的进步，它一直旨在将人类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成为主人。然而，完全开化的地球却生出胜利的灾祸。”工具理性的弧线—直延伸到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他们预计，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必然会走上一条类似的恶性道路。

  史密斯的书尽管也有这些广泛的历史视野，却为辩证法找到了一个象征；书里常常想象出—种双盘的平衡，其中启蒙运动和反启蒙运动处于平等的地位。正如史密斯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由以赛亚·伯林在近半个世纪前推广的模式，并在15年前由思想史学家泽夫·斯汤奈尔赋予了新的论战罪名。史密斯扩大了斯汤奈尔的公式，其中，同—时期“不仅标志着理性主义现代性的诞生，也标志着其对立面的诞生”。

  在这个意义上，反启蒙运动不是指哲学家们的世俗对手，也不是指他们众多的教会或保皇派对手，而是指少数知识分子——据说他们发展了一套相反的思想体系，用特殊主义反对普遍主义，用活力论反对理性主义。在伯林的描述中，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在他们的胜利主义者的信念中犯了错误，这个信念即所有真正的价值都可以和谐共存。伯林曾说:“他们为反对迷信和无知打了一场漂亮的仗，所以我站在他们一边。”然而，他们的傲慢必须得到遏制：伯林认为，从反启蒙运动的敌人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维柯、哈曼和赫尔德身上，伯林看到了危险，但也看到了对价值观多元的真正洞察。伯林认为，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你不能简单地将几大主要的善协调起来——你不能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建立一个托马斯·库克式

  [2]

  的交换率。你可能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斯汤奈尔的《反启蒙》充满了激烈的二元对立思想，该书从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开始，但在伯林的灰色调上涂抹了黑白两色。从书中我们了解到的是，斯汤奈尔称之为法国-康德式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一个可以同时容纳伏尔泰和卢梭的舱位——为现代民主创造了基础，而以埃德蒙·伯克和赫尔德为代表的反启蒙运动则为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他认为赫尔德和希特勒之间只差了几个谱系。由于伯林发现启蒙运动有一些缺陷而赫尔德等人有一些价值，斯汤奈尔谴责伯林是一个非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保守辩护者。

  史密斯没有偏袒伯林和斯汤奈尔中的任何一方；或者说，他站在双方的另一边——启蒙运动和反启蒙运动(作为辩证联系的对立努力)的模式。毕竟，这种模式是对他书中论点的最清晰的说明。史密斯跟随伯林谈论启蒙运动的“虚伪和局限性”；跟随斯汤奈尔将反启蒙运动视为原法西斯主义。(史密斯认可“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是软的，而希特勒的是‘硬的’”，)但这种基本区别有多大的说服力？

  我们来看看两位18世纪的欧洲作家。一位认为犹太人不是欧洲人，而是”亚洲人”。“他们都是天生的狂热分子，就像布列塔尼人和德国人天生是金发。如果这些人有一天不会成为人类的致命敌人，我也不会感到丝豪的惊讶。”“黑人不是人，除了身材，他们的语言和思想能力与我们的程度相差甚远”。他鄙视民主，并与专制者为伍。

  第二位作家赞成全面赋予犹太人权利，他认为应该为几个世纪以来的虐待向犹太人道歉。他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于非洲人被虐待的人性他写得很感人，他赞成共和民主。他相信人类之爱高于祖国之爱，并珍视个人自主权:“任何个人都无权认为自己是为了另一个人的利益，或为了后代的利益而存在。”

  第一个当然是伏尔泰。第二个，则是赫尔德——伯林和斯汤奈尔等人眼中的反启蒙的完美例子。他们是如何将这位心胸开阔的人文主义者变成启蒙运动的大敌的呢？答案是：提供一个关于他的有倾向性的、如漫画般的描述。伯林认为赫尔德是“欧洲文化（以及最终各种）民族主义之父”，这种看法的驱动力是赫尔德“对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的憎恨”。在斯汤奈尔看来，“赫尔德对欧洲思想的控制，其对现代世界的重要性几乎不可能被夸大”，而且是非常糟糕的。赫尔德不仅是“反理想主义者”，而且是“反普遍主义者、反世界主义者、特殊主义者，以及因此是民族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他坚信“个人无足轻重”。

  事实上，赫尔德在1760年代初是康德的学生，他在康德的作品中发现了许多价值，这对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也热爱阅读休谟的著作和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早期作品)。他还是一个坚定的世界主义者，抨击狭隘的民族主义，厌恶普鲁士的狭隘主义。是的，他坚持文化多样性的多元化概念（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存在于世界的方式），但这一概念总是被持普遍主义立场的人文主义者概念抑制——共同的人性，共同的人类尊严。他非但没有推动“个人无足轻重”的思想，反而珍惜个性和个人发展，其方式—直延伸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赫尔德在《论认知和感觉》中写道：“如果一个人能够勾勒出他的热情和感觉、他的梦想和思维轨迹的最深层、最个别的基础，那将是一部多么好的小说！”

  有些人想象康德的普遍主义和赫尔德的多元主义之间有一条裂缝。然而，康德，特别是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认为好的世界主义者也应该是他们国家的爱国公民。他在《伦理学讲痤》中说：“尽职尽责的全球爱国主义和地方爱国主义……对世界主义者来说都是合适的，他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必须有一种促进整个世界福祉的倾向。”这些话是康德说的，但其情感可能是赫尔德的。把这样一个人作为“反启蒙运动”的代表，是对启蒙运动的讽刺。

  还有其他理由可以怀疑反启蒙运动的计划。该如何定位卢梭？对斯汤奈尔来说，他是启蒙运动的核心；对那个时代的一些知名学者来说，他是反启蒙运动的核心。卢梭当然可以成为地方习俗的捍卫者，但康德并没有把他视为敌人：他在书房里放了—张他的照片，并认为是他的作品唤醒了自己对人类共同尊严的真理的认识。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维柯被伯林视为反启蒙运动的人物，但在启蒙运动最详尽的现代记录者乔纳森·伊斯雷尔的作品中，维柯被视为激进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最佳和最大胆的形式——的主要人物。任何知识领域的划分都会有模糊的边界，但这些并不是边界争端：它们贯穿着中心地带。

  我对不完美地反映现实的模型没有意见：理想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理想化了。我们对这些模型的要求是它们能帮助照亮我们的道路。不过，鉴于“反启蒙运动”主要传播出阴影的强烈印象，我们很难抵制“这个概念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的想法。

  即使把启蒙运动等同于理性主义，等同于史密斯所说的“颂扬理智”，也是遮掩了它揭示的很多东西。史密斯告诉我们，反启蒙运动一直对将理性“作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保持警惕。但在其他地方，他又告诉我们关于启蒙运动的同样内容:

  大多数典型的启蒙哲学家都非常重视情绪和激情在指导我们日常行为时具有的重要作用，并且警告我们如果把理智的功能当作至上权威一味服从，会带来很多危险。

  的确，有人认为18世纪与其说是理性时代，不如说是情感时代，因为许多启蒙思想家都以认识到情感的重要性为荣，而他们的知识分子前辈往往没有这样做。（休谟的名言：“理性是而且只应该是情感的奴隶”)。建立一个理性社会的目标，意味着要与人类不是理性的创造者的方式进行斗争。而这又意味着，要有某种方式来决定理性所要求的东西。

  颇为大胆的是，史密斯写了一本关于非理性的书，却甚至没有勾勒出理性可能包括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现代思考来自马克斯·韦伯的区分，一方是形式的、工具性的、手段目的性的理性(Zweckrationalität)，一方是实质理性（Wertrationalität），后者将理性与规范和价值群联系起来。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理性的危险提出警告时，他们似乎想到了韦伯式的工具理性概念，即在一个失落的世界里，—个由无道德的科学家和技术官僚按照他们的喜好来安排事情的领域的世界，这个世界将所有的价值简化为一种——也许是市场的价值。因此，人们一直在努力充实一个包括道德判断在内的实质理性概念。

  不管是好是坏，现代理性哲学文献在史密斯这本涉猎广泛的书中几乎没有出现。未被问及的问题在地板下窃窃私语。对亲属的偏袒是对理性的背离（正如功利主义者威廉·戈德温著名的糟糕提议)，还是理性的构成部分？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的理论，必须如何与我们实际的情况相联系？信仰的合理性如何与它们的效用和它们的真理相关联？当我们采用经验法则时，是理性的缺失，还是对我们理性能力的限制的理性认识？

  史密斯在将牛顿对亚里士多德权威的拒绝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反疫苗主义者联系起来的一段话中，触及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很明显，反权威不是问题，问题是在错误的时间、出于错误的理由反权威。但我们怎么能确信我们有能力对此加以区别呢？光是说科学本身是清楚的，并以其自身清楚的声音，而不是借人类代表的口舌向我们指示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这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根本不懂科学。我们甚至没有读过一篇与科学相关的文献，即使我们想读，也读不懂，我们更没有亲手做过任何相关的科学实验。

  事实就是如此。我们要得出的结论是：理性，在批判性的意义上，并不是一种个人属性。在这里，我有时可以方便地区分理性（rationality）和合理性（reasonableness）的个人特质。我认为二者的区别是：涉及世界存在的方式，其认知和实践过程很可能是成功的，我称之为 “理性的”（rational）；涉及一个社会中的正常人没有理由怀疑会有效的过程，无论事实上它们是否有效的，我称之为 “合理的”（reasonable）。我的父亲是阿散蒂人，和他那一代的人都认为世界上有许多看不见的神灵。如果他遵守它们制定的规则，它们就能推动他的事业。他接受教导说，“避免吃野生动物肉”（这是他的特定阿散蒂氏族的规定）是这些规则之一，因此，他在避免吃野生动物肉方面是合理的。不过，从外部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并不理性，因为不存在这样的神灵(对不住了，爸爸）。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发达社会的认知分工为我们每个人提供的认识论资源远远大于我们两耳之间所能容纳的任何资源。我们可以随意谈论纠缠的电子、班图族的迁徙、革兰氏阴性的复合物和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因为有研究者群体知道这些事情。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曾经指出：“‘意义’不在脑子里！”也就是说，我们句子的意义既涉及与现实的特定关系，也涉及与其他的语言熟练运用者的特定关系。理性，更不用说，也不在脑子里。它是我们对彼此和世界所做的事情。为了了解一种疾病，我的阿散蒂祖先可能会询问一个信奉物神的祭司；而今天的我们可能会把血液样本送到实验室。在个人层面上，我的阿散蒂祖先在可信赖的权威基础上行事，并不比我们的理性差。但对理性的分析必须超越个人层面。传统信仰实践和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机构：探究的社会组织造成了所有的不同。

  史密斯写道：“结构性的非理性让特朗普最终坐到了他本不该坐的地方，这种非理性在某种程度上调动了社会个体成员的非理性。”

  但是他之所以能当选，部分原因还在于糟糕的制度设计和混乱的秩序：为一党私利，在民主的语境下毫无道理地改变选区；让选举团凌驾于民意之上；加上大众媒体让低资讯选民事实上无法理解选举中的相关政治议题究竟是什么。

  在这里，当危机感近在咫尺时，史密斯允许自己使用韦伯式理性化的技术专家语言。他说，造成“阴谋论”（如“披萨门”）和“QAnon”的花边新闻传播的原因是 “结构性的非理性，算法未能确保严肃的政治辩论”。

  这一观察是非常有可能的，但请注意，它是关于复合的非理性的。史密斯的中心辩证法（其中理性变成了它的反面）提供了什么指导？我们是否应该得出结论，理性的解决方案——改进的算法、更好的投票系统——必然会使潜在的非理性恶化？史密斯说，非理性是“人类不可避免的，而消除非理性的努力本身就是极其非理性的”；但他所想到的努力，似乎主要是管理人类非理性的努力，而不是消除它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可以被赋予老式的、理性主义的名称：善治以及谨慎的政策。

  史密斯在书中的一处建议，让我们“以一种比通常的二元选择（接受或拒绝）更谨慎的方式来考虑启蒙运动的遗产”。相比之下，如果只是呼应甘地对他如何看待西方文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为虚构的），那就很诱人了：“这将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启蒙运动是一个尚未完成也无法完成的项目。同样的道理，理性本身也是一个理想，无论是在它值得追求的意义上还是在它无法实现的意义上。然而，没有任何文化物理学的原则规定，每一个行动都必须产生一个相等的相反反应，以及规定理性本来是一个自我毒害的现象。我们不可能仅靠理性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但没有理性，我们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1]

  W.G.塞巴尔德：德国作家，代表作《土星之环》《眩晕》。

  [2]

  托马斯·库克（1808—1892）：近代旅游业的先驱，创办了最早的旅行支票，可在世界各大城市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