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自由卢梭与现代性教育困境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本书立足于教育哲学的辩证立场，对卢梭教育文本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扒梳与解释，揭示卢梭教育文本的内在逻辑与其中所蕴含的教育问题。观照当代教育，本书呈现了卢梭对教育的现代性问题思考的魅力，突出了这样一种思考在现今教育理念中的困境，表达了教育思考的艰辛与责任。本书重点分析了卢梭重要文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中所包含的教育意蕴，批判了现代性教育危机中人的精神的异化，提出了追寻美好教育的思想理路：良好判断力的培养。本书通过展示现代性教育困境来思考卢梭及其现代教育问题，避免了以往认识和理解的“或此或彼”之缺陷，力图全面地表达卢梭及其教育问题的复杂性。

前言

章泥古的，抑或现代的？1

一、作为一种现代薪火的历史

二、作为一种形式主义而崛起的自由的僭政

三、作为一个教育哲人的生存方式

第二章自然之转型自由之彰显

一、作为尺度之自然的追寻与发现

二、自然正当抑或自然主义化？

三、自然目的抑或自然起源？

四、寻于言抑或实之行？

五、自然为人立法抑或人为自然立法？

六、“自然状态”的重新发现

七、“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之人

八、感伤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勘误

第三章社会之改造自由之“完善”

一、人是否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社会？

二、进入政治社会是否必然地变坏？

三、政治社会并不必然成为极权和财产的奴隶

四、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并无好的替代品

第四章教育：个体自由的历险

一、教育：自然不足中的必要增补

二、寻己：个人生活意义的问寻

三、自由实践的教育历程

第五章知识人与道德人：敌人、盟友抑或其他？

一、在历史中：统一与分离相争

二、为什么要反对“知识人”？

三、仅仅如此这就足够了吗？

四、在历史中：从“教育全球化”到“教育民族自觉”

第六章通往群氓时代的无根基教育

一、作为一种自由异化的群氓取向

二、两种自由中的现代教育

三、损自由的平等化教育追求

四、角色混乱中的自我迷狂

五、去界限化中走样的“全面发展”

六、历史主义泛滥中的历史感的消失

第七章群氓时代的教育希望

一、为什么要用主权观念？

二、主权是否足够？

三、判断力之于个人美好生活的意义

四、教育何以为之？

未完的结论

参考文献

跋

   1977年生，陕西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与兴趣为教育哲学、教育思想史。先后在《教育学报》、《教育理论与实践》、《教师教育研究》、《社会科学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自我与现代性的教育危机》。主要代表性论文有：《‘谈’何容易——一种教育哲学的理论辩护》、《走向衰落的大学讲堂》、《教育研究的生命意识探寻》、《从信仰到职业》、《大学，你记住了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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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自然与自由:卢梭与现代性教育困境》立足于教育哲学的辩证立场，对卢梭教育文本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扒梳与解释，揭示卢梭教育文本的内在逻辑与其中所蕴含的教育问题。观照当代教育，《自然与自由:卢梭与现代性教育困境》呈现了卢梭对教育的现代性问题思考的魅力，突出了这样一种思考在现今教育理念中的困境，表达了教育思考的艰辛与责任。书中重点分析了卢梭重要文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中所包含的教育意蕴，批判了现代性教育危机中人的精神的异化，提出了追寻美好教育的思想理路：良好判断力的培养。《自然与自由:卢梭与现代性教育困境》通过展示现代性教育困境来思考卢梭及其现代教育问题，避免了以往认识和理解的“或此或彼”之缺陷，力图全面地表达卢梭及其教育问题的复杂性。

• 作者：斗室的碎玉 发布时间：2010-09-17 12:24:35

  最后部分有点广告之嫌，还有些错字，比如枨字，不过总体来说结构和内容都很不错。

• 作者：霜闕〆 发布时间：2023-09-18 20:31:44

  图片质量太差

• 作者：AshleyD 发布时间：2018-01-27 08:29:48

  曹永国老师该算是卢梭附体了吧，挺好。

• 作者：isaachan 发布时间：2012-12-24 07:16:00

  工具书 用的时候还得再翻翻

• 作者：酣放自若·安奈 发布时间：2016-12-15 15:07:03

  已扔。对女性的观点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关于平等的观点很怕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对于当代人的颓废状态和假自由写的充分且切中要害。

• 作者：over 发布时间：2022-04-05 20:38:54

  一些切切实实又触不可及的情绪。

  “《1.2.3．木头人》这本书收集了我从一九九六年到二〇〇一年之间，为不同媒体创作的彩图。

  虽然没有一个清楚的主题，但从这本书里收录的作品，可以看得出来，我曾经尝试过许多线条运用的方式，有率性的勾勒，也有比较精细的画法；颜色和调性上，也不那么统一。

  画短篇不仅有助于技巧的练习，同时也会不自觉地把潜藏的感受记录下来。如果日后我的画功或创作有一点小小的进步，我想我都该感谢这些短篇的训练。”

  ——《故事的开始》

• 【转】杨伯峻：我和《春秋左传注》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19 18:25:50

  我生于封建家庭，祖父以上三代单传，我祖父生男孩子三人，我父亲居长，我是母亲的第二胎，未足月而生，生来很瘦弱，却是长房长孙，所以祖父母生怕我像我姐姐那样又夭折，爱护倍至。从小不出家门，由我祖父亲自授读古书。读完《诗经》，便读《左传》（《春秋经》不读），同时兼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后来插班进了小学三年级，仍然在放学后到祖父书房受读《左传》和《东莱博议》。当时虽能背诵，却不很懂原文意义。直到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取《春秋左氏传》加以温习，才逐渐懂得一些，但离十分理解还差很远。

  我买了一部《刘申叔遗书》，其中有关《左传》的文字不少，感觉到刘师培之为人虽不可取，但对《左传》之熟，读书之多，却使我十分羡慕，无怪乎章炳麟能捐弃前嫌，要营救他，说是为中国留一读书种子。建国后，刘文淇等三代所著《左传旧注疏证》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同时章行严世丈（士钊）在《文史》发表一篇关于《黄帝魂》的文章，其中说，他和刘申叔相交时，不见他很用功，他家屡世以习《左传》有名，申叔的有关《左传》文字可能是剿袭他父、祖辈以至曾祖的遗稿。

  我当时正细读刘文淇的《疏证》，又细读刘申叔有关《左传》文章，认为行严世丈的说法未必可信。刘申叔一则承受家学，二则天资聪敏过人，所以虽然只活三十六岁，便著作等身，而于《左传》尤为精熟，能发挥自己的独见。我仔细比较《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和刘申叔的有关《左传》文章，有把握地认为，申叔的治《左传》，超过他父辈、祖辈甚至刘文淇，他的文章不可能是剿袭而来的。我这意见也曾当面告诉章行严世丈。

  我也曾读了一些有关《左传》的书，除当时坊间的所谓《左传白话解》一类的只图赚钱、丝毫没有学术价值的书以外，尽可能搜集有关《左传》材料。坊间有《杜林合注左传》，我也不用，直接用《十三经注疏》本的杜预注，林尧叟之说却不可取，便废而不用。

  清朝人对所谓“经书”，除《礼记》以外，都有整理本，有的甚至不止一种。但《春秋左传》，除一些札记式的书外，洪亮吉的《左传诂》分量太少，惟有刘文淇一家的《旧注疏证》，而且还没有写完，甚至难以令人满意。而《左传》一书，名为“经书”，实是一部春秋史书。在所有“经书”中，文学价值又最高。我既然阅读了一些必要的参考书籍，便决心整理这部著作。它在《十三经》中，分量最大，“经”和“传”将近二十万字，非全力以赴不可。

  我首先熟读本书，搞清“经”和“传”的体例。这是注解任何一部古书最必要的基础条件。我大致对《春秋经》和《左氏传》的撰写体例理解了，然后做第二步工作。这便是访求各种版本，除阮元作《校勘记》已采取的版本外，我还得了杨守敬在日本所见的版本，又得了日本的金泽文库本。金泽文库本是六朝人手写的，而且首尾完具，可说是最有参考价值的版本。用来互相校勘，并且参考各种类书和其他唐宋以前文、史、哲各种书籍的引文，取长舍短，作为定本。然后广泛阅览经史百家之书，除《春秋》《左传》的专著必读以外，《三礼》和《公羊》《穀梁》二传，也在必读之列。尤其是《史记》，如《十二诸侯年表》、春秋各国《世家》，必须一一和《左氏传》相对勘，说明两者的同异。

  我又重新温习了一遍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并且泛阅有关这类的书籍，有可以采取的，都摘录下来。又对历来从地下所得资料，都摘录在有关文字下面。把以上所说各种资料作为“长编”。可惜这个“长编”在文革时期丧失了一部分，又再没有工夫将它补全，只好就记忆所及，临时检书稍作补充。就凭这一不太完具的长编，删繁就简，淘汰无用部分，加以自己研究所得，写成《春秋左传注》初稿。再就初稿进行修改补充，因为原稿比较杂乱，只好请人誊正，就算基本定稿了。

  我发现近代人对《左传》最熟的，除刘申叔外，要数章太炎（炳麟）。他在日本时，曾用《左传》教授一些中国留日学生，著有《春秋左传读》一书。这部书是他读其他书的时候对《左传》的心得札记，不是依《左传》次序写的，是读书时，联想到《左传》某句而发挥的。他一定对《左传》极熟，并且能记得某句在《左传》某公某年，基本上是凭记忆札记下来。可惜这部书当时并没有印多少，后来他编《章氏丛书》时，只用这部书的《叙录》，可能他自己不很重视这书，没有收入《丛书》中。他的小弟子潘承弼影印了一百部，流传不广。我费了大力搞到一部，字迹比蚂蚁还小，又模糊得很，用放大镜都难看清楚，幸而我对他所引用的书大都读过，只要认识几个字，便可以检查上下文。这部书所说的，只有一小部分是正确的，无怪乎他以后不再提起这书了。但太炎先生对《左传》之熟，对著作之认真，这种精神，是值得后学景仰而学习的。

  《春秋左氏传》是一部中国重要典籍，刘文淇累代传授《左传》并且著作，因此《清史稿》替他三代立传。然而用功八十年，经历三四代，并没有写完，仅到襄公五年为止，成就比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我以一人之力，又遭十年浩劫，短期内赶紧完功，虽然凭借前人成果，但错误脱漏之处一定不少。桑榆虽晚，幸还能读书，决心在有生之年中，再加以补充修改，以期做到较为完善。

  再说几句，这本《春秋左传注》脱字、错字、衍字不少，第二次印刷本虽校正了一些，还有不少错、脱、衍文存在。现在我在重新校对，又得几位热心读者来信指出，打算校正完毕后，重新排印，以减少内疚。

  （原载《书品》1986年第1期）

• 评《叫魂》：传统国家权力运行模式及遗传的社会戾气

  作者：澈之 发布时间：2014-03-09 20:54:37

  一 铺叙“叫魂”案的目的所在

         在国外一群可拢括为“海外汉学家”的学者，他们身在西方却研究着千里之外、百年以前的中国，他们擅长讲故事，读起中国档案馆的存档和奏章甚至比中国的学者还要认真和深刻。他们中最善讲故事的一类被归入叙述史学，前几日来P大很火的史景迁老爷爷就是这批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讲的故事固然很有趣生动，但是也有国内的学者调侃这群洋人，说他们以西人的视角来研究乱象丛生的中国，如同隔靴搔痒，不切要领，好不痛快。然而这群洋人的著作却能能够引起学界的讨论，一些观点甚至引领了国内的史学、社会学研究，其正归功于他们的隔靴之便：他们拥有与中国学者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basic problematique）。

          孔飞力先生写书不多，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一文很早就在国内翻译了过来，是文从社会史军事史经济史等多角度切入发掘清王朝衰亡与传统中国社会衰亡的区别与联系，提纲挈领，结构上甚为精致。之后的两部书中，孔飞力也使用了铺叙历史个案的方法，故事讲得更为详细生动，《叫魂》能在中国起这么大的影响，与这点不无关系。但是故事总是引子，最后他形成的模糊的观点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贯穿孔氏三部书的最重要的线索，其实就是海外汉学家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关怀。“叫魂”案中三个角色对待妖术恐慌所采取的的不同态度与行为方式，构成了书中故事中三种叙述形式：普通百姓的恐慌与以讹传讹，并企图利用这一讹传的法术达致个人私利；官僚群体于公要维持社会秩序于私要避免因失序丢了自己的官位，故而对官官相护，对上方封锁消息；皇帝不知庐山真面目，凭着被误导的消息以及自以为是的傲娇希望能够操控整个系统。三方连带反应使得原本“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P231）[1]成了重现清朝“合法性焦虑”的社会危机。孔飞力这个故事讲得太细了，较真当然是好事，但是让我读起来却感觉有兜圈而不达要义之感（据说其他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互相看不起也是因为这点）。在序言中，孔飞力就提到了这个故事最终要回答的问题：“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如果故事的目的是这些，孔飞力在第九章的解答似乎也并不是那么明晰与肯定，这在本文第二部分中详述。为什么这样一件讹传会衍化成社会恐慌？为何盛世名主，且有言听计从的官僚体系，却摆不平一群作乱妖党？孔飞力正是想从这一引起一时恐慌的社会公案，来探寻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上存在的政治信息传达缺陷与行政失灵的根源，进而来追究在中国近代前夜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埋下了之后中国历史悲剧的种子，而不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到来才打碎了传统中国的秩序。这里的观点与《叛乱》一书中的观点一脉相承：清朝的衰亡与传统中国社会的衰亡是两码事，在17世纪早期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之后社会失序与社会结构剧变的因子。

         这一视角也就构成了孔飞力与数代中国学者的差异，从中国人意识到革新图强之后，所有的学人的一个导向就是寻找中国体制与文化中实现“现代性”（抑或是“西化”）所缺乏的因素，中国社会结构中缺乏什么没有发展处资本主义？何以会缺失？（12年三联版本书中译后记中有陈兼等关于黄仁宇与孔飞力的比较十分有趣推荐一读），进而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西人的枪炮，戊戌维新要立宪政制度，直到最后的全盘西化，大略就是取西补东，向没有从中国内部发掘起因，因为之前的学者都将传统中国的内质都将“现代性”当成两种完全不相容的东西。孔飞力的问题意识，从根上便是寻求现代性建构的普世性意义，因而之前在中国人看来不相容的东西便成为了可以互通有无的介质。

         孔飞力“内部导向”发掘传统中国社会及政治结构的缺陷大论述是发散的，可以导向很多方面。《叫魂》第九章中所述及的官僚君主制在处理社会恐慌时之掣肘就是一处，不过读过之后，却总有一种不甚了了之感。

   

  二 孔飞力的模糊阐释：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

         这种钝感或许直接来源于孔飞力并没有把他的核心概念阐释清楚，当他想解释其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却又诉诸了以经验事实论述的方式，而把结构化的分析弃置一旁。第九章中几个核心概念，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就是“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后者在后文中有多个相关联的词汇“官僚常规”、“法典化常规”、“公共法”、“常规化”，尽管多次出现。但是孔氏始终没有给两个概念作出非常明晰的阐释，而只是在使用而已，不免使人些许失望。

         其实，类似的国家权力类型划分在很多地方就出现过。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其著作《社会权力的来源》在论述近现代理性化国家建构过程中，曾经分析了传统国家向近现代国家过渡过程中，存在的两种意义上的国家力量，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能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2]“基础权力将国家确定为一系列中心的、放射的制度，并以此贯穿其地域”[3]，这种权力是“贯穿”社会的权力，它增强了国家和地缘政治的集体权力。在书中，迈克尔曼也特意提到了中国，指出兴盛的中国王朝是强专制力与弱基础权力的结合。而一个具有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则应该是两种权力类型双高且相互协调的模式。

         这里我们尝试将迈克尔曼笔下的专制权力与孔飞力的概念相对应，将常规权力与基础性权力作类比，二者确实有相通之处，孔的专制权力行使主体是专制君主，曼的专制权力行使者既可以是整体的官僚系统也可以是操纵整个官僚系统的君主，二者都是行使者依靠自己的权力意志来直接达成行政目的的，在清朝，可能一纸诏书直达地方就是一道行政命令（至于在乡绅社会是否有效是另一个话题）。孔的常规权力需要专制君主与官僚集团的协商，按照固定的“法典化常规”使得行政事务“程序”化，曼的基础性权力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体系，二者所共有的特质就是协商与制度。运行法典化“常规权力”的官僚系统因为自我保护的惯性与信息传达的钝性，在处理叫魂案的时候出现了一系列屈打成招瞒上欺下的现象，使得讹传一再辐射，最终形成一种社会恐慌，这是在传统社会末期“常规权力”已经腐化的初象。面对叫魂危机中的政治罪危机引发的隐藏在满清统治者心底的合法性焦虑，乾隆不得不超越对其报喜不报忧的官僚系统来直接操纵对叫魂案的处置，甚至在体制内的监察系统之内另设特务系统来获取情报，“他不得不持续斗争挣扎，以避免自身的官僚化”（P236），此即“专制权力”的运用。孔飞力也提到，在乾隆盛世之时，专制权力尚足够强大，常规权力也并非一无是处，因而这场叫魂恐慌并没有使得王朝出现太大的波折，而在专制权力逐渐衰弱之后，叫魂死灰复燃，皇帝却再也搞不起来什么案子。专制权力的衰弱，也是整个王朝的衰弱。文中提到两种权力的消长关系，我倒觉得二者关系不是二维的此消彼长，存在很繁杂的循环与交替，曾有文在前，此处不加赘述。这样，我们对于两个概念做初步的注释，或许更加明晰，算是对于孔飞力第九章中的一些补充。

  三 余论：中国社会戾气的由来与歇斯底里的反复

         孔飞力也指出，叫魂恐慌的泛滥，不单单是官僚君主制的结构性缺陷导致的，从社会心理角度看，这一危机来自于深藏在盛世骄傲外衣里的满清的种族自卑感以及对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焦虑，更重要的是，“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P284），这是一个受困扰的社会（impachted society），帝制后期从来哪个臣民设想努力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体看似和平相处，实际却处于互相猜忌的状态中。“官”与“民”，“满”与“汉”，“中”与“洋”实际上互相都不信任对方，中国人的戾气早已有之，只是这时却显得那么重（说起戾气加重，我总感觉是清初被杀得太狠了）。这种戾气，不只是对于他人的忌恨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仇恶，也不单单是对自己和整个体制的穷凶极恶，其更为近代中国的社会革命的残忍剧烈与歇斯底里埋下了了种子。这种戾气遗传后世，逐渐成了我们的民族性格。近代中国的改革，是一次比一次彻底的改革，改得面目全非丢失自我，近代中国的革命，一次比一次的惨烈，恨不得把中国社会的根基翻个底朝天，革命不彻底， “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4]本来中性的“革命”一词早已经成为现代人心中红色积极的语汇，殊不知要绞入多少血肉模糊才能真正积极得起来，似乎再绞点进去也无妨，戾气使然。

         文末，想想这年头内忧外患，无辜者的鲜血流得太多，大到一架飞机小到一条微博都足以让中国人的暴戾之气再次沸反盈天，吾等小民固然细思恐极，但想想这也不单单是祈福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一个学生，话还是少说为好。

  [1] 本文所有此类标注均指陈兼、刘昶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版

  [2] 参见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悖论“，

  http://csl03250.blog.sohu.com/83429206.html

  [3]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陈海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P69

  [4] 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版,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