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挥杆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世界著名高球教练大卫·利百特专业教授立足科学、突破传统的挥杆方式

◎ 编辑推荐

☆ “高坛教父”大卫·利百特集 40 余年教学经验，介绍简单实用、易重复的挥杆技巧。

☆ 美国畅销高尔夫球杂志 Golf Digest 编辑罗恩·卡斯普里斯克顾问编著。

☆ 高尔夫明星球手加里·普莱尔、魏圣美、高宝璟倾情推荐，实力证明 A 挥杆的有效性。

☆ 生物力学家 J. J. 里韦特对 4000 多名球手的挥杆动作测试研究，分析出 A 挥杆的普适及稳定性。

☆ 印制精良的大开本，附精致手绘插图，正误姿势对比，配合详细注释，满足新手到选手的学习需要。

◎ 内容简介

如果过去你一直尝试用传统挥杆方式提高球技，却屡试未果，那么 A 挥杆应该会是你的另一种选择。多年来，大卫·利百特致力于寻找一种有效、简单、易重复的挥杆方式，本书就是其心血结晶——总结其 40 余年的高球指导教学经验，配合生物力学家 J. J. 里韦特的相关研究，形成了 A 挥杆技术——比起传统方式，一种让球手更容易发力、提高动作准确度和流畅性的实用途径。

本书循序渐进，首先介绍 A 挥杆的 4 项基础要素——握杆、站姿和手臂位置、身体并行线以及球位。然后详细阐述构成A挥杆的两大核心要素——身体轴心运动和手臂、球杆的运动，以提升动作同步性。最后奉上A挥杆的精髓——“ 7 分钟练习计划”。只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努力好学的态度，加上持之以恒的勤奋练习，相信A挥杆一定会为你的高球生涯带来飞跃性的质变。

◎ 媒体推荐

A 挥杆可谓是高尔夫教学界的重要突破，理念简化不复杂，有效性也经过了科学验证，有可能打破高尔夫以往的教学理念模式，为这项运动带来重大改变——或者，普通球手通过练习也能迅速开始享受击出稳定好球的感觉。我们可敏锐得察觉到，这位致力于创新的专业教练对高尔夫已经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 理查德·西蒙斯，《高尔夫国际杂志》（英国）编辑

◎ 名人推荐

大卫为高尔夫这项运动增添了更多的趣味和魅力，我还没看到过谁会像大卫一样投注全部的热爱。A 挥杆只是他对这项运动的贡献之一。在我看来，再没有比大卫更出色的高尔夫球教练了。

—— 加里·普莱尔，165 项赛事冠军，9 个大满贯冠军，职业生涯全满贯

和大卫一起合作非常愉快，我在挥杆基础和身体肌肉运作方面收获了很多新知识。我对前路充满期待，在尝试大卫的A挥杆后相信你也会的，因为它确实能让球手有所提升。

—— 高宝璟，世界女子排名第一，多项 LPGA 巡回赛冠军

也许你目前还没达到较高水平，但我相信，如果你尝试下 A 挥杆并采纳大卫在书里给出的建议，你会实现属于自己的成功。你也将不再那么沮丧，发现自己能比以前打出更稳定的球。”

—— 魏圣美，高尔夫球明星球员，第四个挑战 PGA 巡回赛的女性选手

前　言

引　言

第 1 章　科学分析 A 挥杆的运作原理

第 2 章　完美击球的关键：动作同步

第 3 章　A 挥杆的基础要素

第 4 章　A 挥杆的轴心运动

第 5 章　A 挥杆中手臂和球杆的运动

第 6 章　A 挥杆的实际操作

第 7 章　7 分钟练习计划

写在最后的话

附　录：A 挥杆的完整顺序

致　谢

联系合作

出版后记

大卫·利百特（David Leadbetter）作为高尔夫教练界的领导人物和先驱者，被当今国际高坛誉为教父，培养了大满贯冠军尼克·费度、亚洲新星魏圣美等众多杰出的高尔夫选手。他的利百特高尔夫学院在世界范围内开设多所分校，享誉全球。大卫撰写、编制了多部相关高尔夫指导畅销书 籍和教学视频，现为《高尔夫文摘》（Golf Digest）每月定期供稿。

罗恩·卡斯普里斯克（Ron Kaspriske）是《高尔夫文摘》的长期编辑，已为该项运动编写 5 部相关书籍。

吴晓洁，女，广东揭阳人，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英语专业，大译象文化发展（天津）有限公司译员。

魏宁，女，硕士学历，毕业于北京大学翻译专业。大译象文化发展（天津）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译员。译著有《这不是你的错》《少年读·莎士比亚图文版》，合作译著有《爱情十讲》《美国供给侧模式启示录》《不成熟的父母》《微软Azure机器学习实战手册》《一本书读懂 FinTech》《一息之间》《终极跑步机健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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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世界著名高球教练大卫·利百特专业教授立足科学、突破传统的挥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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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西蒙斯，《高尔夫国际杂志》（英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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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圣美，高尔夫球明星球员，第四个挑战 PGA 巡回赛的女性选手

• 作者：后浪 发布时间：2018-07-17 16:56:38

  世界著名高球教练大卫·利百特专业教授立足科学、突破传统的挥杆方式

  帮助上千名球手解决常见问题，使击球更稳定精确、易重复、距离更远

• 作者：流水落花 发布时间：2012-11-25 11:31:32

  笺注很见功力，编年也很强大，资料翔实，参考方便。至于放翁的词，呃，还是小有非议的。

• 作者：三三 发布时间：2011-08-06 23:24:35

  很陈旧。感觉很像应付考试的书籍，对我现在的状况帮助不大。

• 作者：水果布丁娜 发布时间：2021-12-09 14:51:02

  漂亮的议政文 行文流畅 观点中规中矩 务实超然 身在江湖 牵制其中 推翻是没办法的 修修补补 过得去就是了

• 作者：掩杀 发布时间：2006-08-22 01:14:47

  这本书是琼瑶奶奶写的书里能看的一本

• 作者：天河星源 发布时间：2021-06-14 00:18:21

  学习高尔夫最佳著作之一

• 【转】周海建：地域、政派与文化竞争——《清史稿》被禁事件的再审视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7-26 08:25:10

  中国历来有官修史书的传统，唐代以后，设置专门机构纂修前朝历史更逐渐成为每个王朝政府的一种定制，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发起的清史纂修，其思想和历史依据即在于此。[①]然出乎发起者预料的是，北洋时期的清史编纂不仅未竟全功，就连仓猝间刊行的《清史稿》亦为彼时的官方——南京国民政府查禁，未能进入“二十四史”等所谓“正史”的行列，反而成为一部争议极大的“问题”史书。但就其成为“问题”的过程来看，《清史稿》被禁所牵涉的又绝非单一的学术问题，甚至还包含了一些个人恩怨。它所反映的政治矛盾，乃至政权鼎革之际的种种不确定性，需要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以既有研究而论，学者们对《清史稿》被禁事件的讨论多集中于该书内容上的政治和学术问题[②]，并旁及编纂该书的清遗民的思想和政治文化立场[③]，却忽视了这些问题在当时之所以会成为“问题”的深层原因，特别是不同的国民党人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另外，学者们对《清史稿》被禁事件“定性”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国民政府对外发布的查禁公告，却未充分注意到该公告的形成过程，导致过分强调了国民政府与清遗民的矛盾。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国民党人的视角来重新检讨《清史稿》成为“禁书”的历史，这样或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国民党人在执政初期的政治文化特点，也可以为研究北伐前后中国的思想学术转型提供一些特别的面相。

  一、政权鼎革与《清史稿》刊行

  《清史稿》被禁尽管发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但其中包含的一些矛盾却可以追溯至袁世凯时代。1914年，经袁世凯批准的清史馆开馆通令发布后，《申报》即刊登电文称，“新党中人恐该馆撰革命史必多偏袒，且将表明袁总统之大权非于革命后由国民公决予之，乃得诸清帝之禅让云”。[④]这说明，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影响下的清史馆能否秉笔直书持明显的怀疑态度，揭示出二者在清末革命史叙述层面的严重分歧。此外，清史馆长赵尔巽等人公开向清室袒露心曲的一些做法[⑤]，更进一步地加深了革命党人对清史馆的不良印象，为后来承袭革命党衣钵的国民党人审查并禁锢《清史稿》提供了理由。不过，或因二次革命后转入被动，革命党人在北京政变以前并未与清史馆产生直接冲突。期间，易培基发表的《〈清史例目〉证误》一文，也仅限于与缪荃孙进行学术商榷的范围。[⑥]

  然而，北京政变后黄郛摄政内阁针对逊清皇室采取的“革命”举措，却使得以李石曾为首的一部分北方国民党人开始与清史馆人士发生冲突。经黄郛与李石曾协商，李在溥仪出宫后组织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室公私财产及一切善后事宜。[⑦]稍后，清帝出宫事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部分清史馆员也卷入其中。他们在明确反对清帝移宫的同时，还试图联络其他支持清室的人士协力挽回局面，“共议一面由蒙、藏人力争，一面由外交团抗议”。在清史馆担任总纂的柯劭忞则偕同罗振玉、庄士敦谒见英国公使，寻求外交转圜。而且，有传闻称，担任馆长的赵尔巽亦“承东张（作霖）意来为政府任调人”，在清室正式承认修正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议还私产，保岁费”。此说未必属实，许多遗老也认为这样做“丧心病狂”，“或传者故甚其辞耶”。[⑧]但就传闻中做法的实际效果而言，它对李石曾等人清理清室财产亦有不利，实属两不讨好，或许这正是该说止于传言的原因。

  但北京政变后政局的不确定性，却加剧了李石曾等国民党人与逊清皇室支持者间的紧张关系。迫于奉系等军阀的压力，黄郛摄阁于1924年11月下旬解散，以李石曾为首的清室善后委员会随即失去政府方面的奥援，工作遇到困难。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后，一些清室支持者更利用其亲清室的态度煽动舆论，并于善后会议召开之际发行《各省市民维持优待清室条件函稿》，试图为溥仪“善后”，列名者包括了王树枏、马其昶、吴怀清、郭曾炘等多位清史馆员。对此，吴稚晖公开指斥，以遗老自命的“无一不就是瘟臭官僚，他的同类号称服官民国者，把民国闹成不知什么东西都由那种恶物”，倘王树枏等人的说法成立，则“‘中华民国’四字简直不过是一张灯花纸的薄层假面”。[⑨]李石曾等则利用查点清室公私财产的机会，检举清室密谋复辟的文件，并乘机向京师检察厅提起诉讼，但却被该厅驳回，间接加深了他们对所谓“遗老”的怨念。

  此外，李石曾等还因故宫博物院的管理权问题与赵尔巽为首的清史馆形成了直接利益冲突。1926年3月，李石曾、易培基等人因涉嫌通共鼓动导致“三·一八惨案”被段祺瑞政府通缉，不得不避居使馆区。之后，由他们组织创办的故宫博物院即受到“遗老”冲击。[⑩]7月，杜锡珪内阁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石曾等国民党人均被除名，稍后成立的故宫保管委员会也由赵尔巽出任委员长。这项任命显非正常的人事更迭，时在故宫任事并与李石曾保持联络的吴瀛即认为，赵尔巽就任该委员长“意在乘机以报故主”，“其目的在为清室中人谋相当利益，此固无可讳言”。[11]这使得李石曾等发起的故宫博物院事业就此中断，并成为他们日后接收清史馆的一种口实。

  不过，对赵尔巽而言，政治局势的发展却不容乐观，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的迅猛态势更给他造成了一定压力。故8月份《盛京时报》即传出消息称，“清史业已完全脱稿，亟待付梓”。[12]奭良则回忆称，1926年10月间，赵尔巽曾有修正纪传志表的举措，并要求“两月一交课，二年而视成”，但“较之前事少严少密”。[13]由此推知，《盛京时报》的消息虽不确，但清史馆的工作已较从前更为紧张。到1927年4月，赵尔巽又向袁金铠征询清史的善后意见，袁则提出“先以史稿付印，公布其有不合处，任人指摘，再加以修正”的办法，这样“既不致有毁稿之祸，又得舆论之公，是未脱稿而脱稿矣”，为赵氏所采纳。此后清史馆的工作开始照此进行。[14]5月初，赵尔巽患病，乃责成袁金铠总理“清史稿”发刊事宜。是月底，袁金铠入馆，并拟订发刊计划书十条[15]，“清史稿”的刊印遂提上史馆日程。

  孰料刊行“清史稿”的做法在馆内即引起争议。总纂夏孙桐写信给赵尔巽，明确表示反对。[16]他还向袁金铠提出，“俟馆长病间，面请收回成命”。[17]然而因赵尔巽之后病笃，此举并未奏效。迨馆中讨论清史善后事宜时，袁金铠则再次拒绝了夏孙桐“史稿如欲完全，应再修正三年”的提议，坚持先刊清史稿，并表示“刊稿是一事，修正又是一事”，若时局有利，“俟史稿印完即可从事修正”；如太过苛求，“恐清史无出稿之一日，而事变迭出，不堪思议矣”。[18]厥后经赵尔巽临终前向张作霖建议，柯劭忞接任清史馆长，袁金铠则得以专任发刊事宜[19]，“刊稿”之举于是定谳。

  揆诸赵尔巽临终安排的私衷，或有其调和纂修与发刊进度的考量，但馆中实际运作却事与愿违。首先，袁金铠的学术声望在馆中难以孚众，之后援引金梁担任史稿校勘更使得馆中人事愈发微妙。[20]其次，袁、金与奉张关系密切[21]，在馆内纂修诸老看来，“虽名列总理校刊发行，位居最末，然暗中操纵实为奉张之代表”。[22]他们对此心怀不满，却又不敢得罪。再次，发刊从速激化了袁金铠与纂修者之间的矛盾。迫于时局压力，袁金铠在刊稿过程中又将原定一年竣事的发刊计划缩短为十个月，致使史稿随修随刻，几乎“不复有整理之暇”。[23]他甚至“对交稿事发激烈语”，以致自己都觉得“此等冒险之举易于奏功亦易于误会，淮阴背水阵法亦万不得已之举也”。[24]这些情况引起纂修诸老的极大不满，激化了馆内矛盾，柯劭忞“不阅史稿即付金手”[25]，夏孙桐则以时间紧蹙为由将审订光宣朝列传的工作推出，许多工作更是无人接手，最后基本由金梁蒇事。至11月，《清史稿》上部五十册刊印完毕，由袁金铠运往奉天，“四百份售予三省”。[26]其后受北伐战事影响，紫禁城监闭，金梁遂将《清史稿》下半部的整理校刻由紫禁城内的清史馆转移到私人寓所，在修改一些内容的同时，还增加了张勋和康有为等人的传记。[27]

  在上述紧张的环境下，刊出的书稿实际上已经超出纂修者的掌控范围，这应是造成《清史稿》诸多学术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发刊清史稿所导致的史馆内部矛盾并没有随着史稿的刊刻完成而告终，且间接影响到《清史稿》的被禁，以往研究对此则重视不够。特别是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后，金梁等仍将经其改动过的《清史稿》运往东北这一化外之地进行传播，难免会引起纂修者的排斥，进而吸引了国民党人对《清史稿》的注意。

  二、故宫博物院与《清史稿》的审查

  从李石曾等人的视角来看，他们在北伐后接收清史馆的主要目的不是《清史稿》。易培基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长后甚至没有如期北上，而是委托沈兼士、马衡等人帮同办理故宫的接收事宜，并电请吴瀛接收清史馆，“以其为故宫一部分也”。[28]在此过程中，曾供职清史馆的朱师辙首先发现了《清史稿》的问题。据其回忆，他在受故宫博物院委托担任清史馆临时图书点查员期间，发现《清史稿》中自己编写的“艺文志”部分已被删改，与柯劭忞等以前的馆内同事调阅全书后，他们又发现书中所载清史馆职名混乱，金梁除自题为“校刻总阅”外，还增加了张勋、康有为等传。为避免带来政治麻烦，朱师辙即与柯劭忞等人商议，抽去金梁撰写的校刻记和敏感传记，并由他负责重印，以示与金梁运往关外的版本相区别。[29]《清史稿》因此出现了“关内”和“关外”两种版本。

  对朱师辙等清史馆员来说，《清史稿》的刊行此时已牵涉到他们与金梁的名利之争。夏孙桐即致函中途离馆的张尔田，请其利用在北大授课的机会介绍清史馆的始终情形，以免发生讹传。[30]而张尔田对新出笔记中夸大金梁修史功劳的说法也明显不满，称将在大学演讲中详告诸生，“无使金一人居功，而我辈代为分谤也”。[31]另外，因《清史稿》未采用其纂修的后妃传，张还请吴宓代为筹划，刊印他撰写的《后妃传》单行本。[32]朱师辙则修订了他负责的艺文志部分，并用“清史艺文志”的名义刊行，以示与《清史稿》立异。

  由于朱师辙等人的介入，故宫博物院开始注意到《清史稿》的价值。根据朱师辙的说法，他曾向马衡等故宫接收委员建议，将清史馆内所存《清史稿》下半部发给此前已付款的预购者，但吴瀛表示“恐与民国有抵触，当请示政府”，马衡等“遂不敢决，议暂缓发交”。[33]稍后，故宫方面就传出消息称，《清史稿》“系清孽赵尔巽等主编，甚多违背事实之记载”，该院要对其进行审查。1928年11月24日，马衡、吴瀛等即邀请朱希祖、陈垣等文史学者到故宫召开审查会议，到会者还包括李宗侗、张继等党派色彩鲜明的人士。会议讨论后认为，“清史内容，劣点极多，违背修史主旨，其挂一漏万之处，不胜枚举，如复辟等等重要事件，概未记载”，决定由各审查员负责审查，并推选朱希祖主任其事，“限定三月后审查完竣，再行呈报中央云”。[34]关于《清史稿》的纷争从此开始由学术层面的分歧转向政治文化的交锋。

  按照朱希祖的记录，故宫会议对《清史稿》的审查工作做了具体分工。其中，叶翰负责光绪、宣统两朝本纪、列传及艺术传；钱玄同负责太祖、太宗、世祖本纪和儒林传；马裕藻负责圣祖、世宗、高宗本纪和文苑传；李宗侗负责本纪和表；吴瀛、周作人负责列传；袁同礼负责邦交志；刘复负责乐志；朱希祖总阅全部。而且，会议还制订出审查的“重要条例”和一般条例。[35]然就其内容而言，“重要条例”大多与革命党人的特定历史记忆相关，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它们牵涉到清末以来革命党人反满宣传的观念之争，关乎清季革命的合法性，明显反映出组织审查者的政治意图。

  但实际的审查工作并未严格遵循所谓的审查条例，执行效率方面也颇显拖沓。首先，朱希祖对故宫博物院委员会某委员“不满于稿中书法叙论对于革命党有不敬之辞，欲扣留不准发行”的做法即不以为然，坚持审查应以学术立场为主，“惟略事审查其不妥及重要遗漏之处”。[36]其次，故宫博物院对审查工作缺乏有力配合，11月的审查准备会议结束一个多月后，朱希祖等人仍未收到用作审查的《清史稿》。朱遂于1929年1月“至团城见齐彦衡，请其速送《清史稿》至各审查员处”。[37]但即便如此，周作人到6月6日才收到故宫博物院送交的审查用书[38]，此时已超出故宫方面最初制定的审查期限，由此亦可推知组织者对审查一事的敷衍态度。再者，朱希祖等人的审查工作基本属于兼差，难以保证固定的工作时间，有时还向其学生假以援手。[39]在朱希祖看来，审查工作“校勘既不精，脱误无从校补，披览数月，时作时辍，虽略有所得，而分任各家尚未交稿，且实际交稿者不过三四人，亦仅能审一小部分，故所得必不能满众望”。最后，只能将“书法叙论之谬戾、重大事实之遗漏及错误分为三部，各举大凡，略举类例，作为报告书，聊以塞责”。[40]

  另外，朱希祖等实行的“审查”实际上更加侧重于他们各自的学术兴趣。朱希祖即因与学生共同研究鸦片战争史而特别留意《清史稿》中与鸦片战争相关的内容。因故宫博物院催缴审查稿件，朱氏还邀请了陈寅恪等参与。[41]但陈也未考虑所谓的“重要条例”，仍是从学术的角度审核《清史稿》，且反映出他的研究兴趣。[42]周作人在8月初提交审查报告时则说，其所担任的列传一部分“无甚悖谬之处”[43]，可能也是就其学术层面而言。这样的结果显然不能满足审查发起者的意愿，加之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对朱希祖主任其事存有不同看法，故朱等人虽“颇有纠误数百条，屡催开会报告”，“故宫博物院竟置之不理”，致使他们的审查终“无形消灭”。[44]

  这种情形对故宫博物院而言是不利的。社会上，特别是已向清史馆预付购书款的读者，对该院的审查之举更明显表示不满。有署名“空山”者即向天津《大公报》投书，公开质疑故宫博物院审查的合理性。他认为，《清史稿》“定名曰‘清史稿’，而不曰清史者，本有待于他人或后人补苴删订。虽个中人亦伤其谫陋，然宫﹝官﹞修书除则例会要等等，无所谓优劣外，余率苟且草率。自宋金辽三史以下，在所不免，故《清史稿》之不能正式列入正史，几于人人皆知。固不待专家为之品定而后卜也”。既然清史馆以发售预约，“自当一律销售，以正于多士，庶足以慰求购者期望之殷”。况且，金梁携去辽宁的数百部“已为书估高其价值，居奇出售，而外人之预定者，亦大都据理争到，独国内一般化冤钱而呼告无门者，至今尚未得梦见金﹝全﹞书。事理之不可解，实无过于此”。[45]

  空山所言《清史稿》“居奇出售”确系实情，这也进一步激化了求书者与故宫方面的矛盾。据时居广东的汪兆镛写给张元济的信中描述，他在1929年想要购买《清史稿》时，该书价格已经由发行时的一百元涨到一百七十元。8月底，汪氏请托为其代购该书的上海友人又告诉他“书价飞涨，距原订一百七十元数目所差甚远”，“未便代购”。无奈之下，汪兆镛遂向张元济求援，并嘱托“如在贰百元之内”可“迳运到粤”，“请即代定，以速为妙，恐迟更加昂贵，且不易得。如在贰百外，则棉﹝绵﹞力只可罢议”。[46]然而，张元济9月9日回复他说，据奉天分馆的消息，《清史稿》书价已经涨到二百五十元，且“尚系两月以前之价”，并称“此书全在东省政界要人手中，贪得无厌，故居奇竟逾常格，殊可憎也”。[47]尽管如此，汪兆镛仍尝试与广东省图书馆的友人协商，“或可筹款购买”，并且和张元济改由“电覆订定”，以免迁延时日导致书价再涨。10月3日，汪兆镛接商务沈阳分馆来电，“书价连邮费共贰百柒拾元”，旋于4日覆电照买。[48]此时，《清史稿》的售价已经较最初订价腾跃近三倍。[49]

  需要指出的是，故宫博物院此时对《清史稿》的审查尽管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意图，但却不具备对图书进行政治审查的基本权力。因而，院方借审查之名禁锢《清史稿》发行的做法显然缺乏法理依据。这样，在国民政府意外介入后，即引发了代表“地方”的故宫博物院与“中央”争夺《清史稿》归属权的风波。

  三、迁书风波

  起初，国民政府并未注意到《清史稿》的问题。1929年10月，因川边地方代表刘赞廷上书国民政府，请求启封发售故宫博物院封存的《清史稿》，以清还赵尔巽为该书刊印而筹垫的款项，《清史稿》开始进入国民政府的视野。11月，在刘赞廷的请求提交到国府第49次国务会议讨论时，戴季陶以听闻《清史稿》内容多有不妥为由，提议将该书及清史馆所存书籍移送南京审查，经胡汉民支持后，会议决议将包括《清史稿》在内的所有清史馆书籍悉数运往南京。[50]29日，国民政府正式训令故宫博物院，并派文官处彭晟等人前往北平接收。[51]获悉此讯后，刘赞廷又致函文官长古应芬，称除清史馆外，《清史稿》的承印局和经手人手中也有“握未交出者，以致函册零乱多寡不省”，故宫博物院对此则“无所稽考”，若无“熟习人与之接头，难免馆众同经手人遗漏隐匿”，故请求与古应芬或彭晟一晤，说明详情，避免“对政府方面获出言不实之愆，于赵故馆长方面受为谋不忠之咎”。[52]

  不难看出，刘赞廷的举动实出于为赵尔巽家属争取利益的目的，而以他对《清史稿》存贮情形的了解程度来看，其背后可能有赵氏家属的支持。但他不清楚的是，此时清史馆馆藏已经成为李石曾等人整顿故宫文化事业的重要一环[53]，国民政府接收清史馆档案和书籍的做法，无疑会打乱他们的计划，因而必定无法顺利推行。

  接到国民政府的训令后[54]，故宫方面即采取紧急措施，试图挽回局面。12月2日，李石曾致电国府主席蒋介石，称故宫博物院正在对清史馆中的书籍进行整理，且书籍多系史料，希望能将之暂存故宫。[55]4日，张继密电文官长古应芬，指出故宫博物院业已接收清史馆所存书籍，以备编辑清史长编之用，请国府暂缓迁移相关书籍，而《清史稿》的问题则请古氏与易培基接洽。[56]但他们的请求被文官处拒绝。[57]此时，负责接收的彭晟等人也抵达北平，并于5日向故宫博物院投递公文，商洽接收事宜。或基于刘赞廷的提醒，文书局长杨熙绩特别指示彭晟等人“向各友人处分别调查旧清史馆事件”。[58]这也反映出国府对故宫方面的不信任。

  故宫博物院则坚持斡旋。他们一面以易培基“复电云现正召集理事会商议移书宫外手续”等为由，对彭晟等人的接收百般拖延[59]；一面又由易培基与古应芬亲自交涉，称清史馆书籍已经分配到故宫各馆，将“共组一清史长编筹备会”，“此时全书提京，不仅手续繁重，且前功尽弃”。作为让步，易提出，可以先将《清史稿》百部及重复书籍先行运京，其他各书则等清史长编告成后再行移京。[60]

  于是，古应芬只好在13日将接收事宜提交给国府会议裁决。然而胡汉民在国务会议讨论时却提出，若等故宫博物院的清史长编委员会筹备成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坚持要把《清史稿》等移往南京方为妥当。谭延闿则从中缓颊，称“《清史稿》我曾看过一次，内容很不好，比二十四史恶劣得多了”，但“大约东三省也取去百部”，“是否待军事平定之后再说”，并再次提及赵尔巽家属请求归还筹垫款项的事宜。胡汉民则表示，赵尔巽等人编出的《清史稿》既不佳，本应予以拿办，“他还要钱吗？教育部对于这种请求，应该严重的批驳他才是”。古应芬也重申，“现存清史馆的书籍，非运来不可”。谭延闿遂提议，照前次决议案再次发电给故宫方面，“至将来是否要续修清史，由政府决定”。胡汉民亦指出，故宫博物院“不过筹备编修而已，并无什关系”。[61]最后会议议决，仍照此前决议案办理。

  但国府的命令发出后，故宫方面仍未对接收一事做出积极回应。彭晟在16日与故宫博物院各副馆长、秘书长等会商接收事宜时依然被告知，其事“须召集会议公同讨论，再定办法”。[62]而在同一天，该院院长易培基则呈文国民政府行政院，称审查《清史稿》“计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体例不合，简陋，错误等共十有九项”，且“除反革命文字以外，其中无非错误、忽略，及体例不合等项”，“如此文章体例之官书，已难颁行全国”，“况以民国之史官，而有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诸罪状”。所以他建议行政院永久封存《清史稿》，禁止其发行，并准许故宫博物院编辑清代通鉴长编，“一俟编成，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清史，一举而数善备矣”。[63]

  对于易氏的上述呈文，以往的研究多注意到其对《清史稿》内容和价值的否定，并将其视为国民政府的官方行为。但该呈文背后其实另有玄机。朱希祖事后即曾对张元济说：《清史稿》事颇多内幕，“其始因馆员索欠薪须售史稿以偿，故借审查之名以相拒，其实审查不过托辞耳”，“其后因赵尔巽家上呈国府催售《清史稿》，偿还赵氏印刷费二万元，于是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以‘反革命’三字禁止《清史稿》之发行，报上发表之审查报告十余条，即复呈国府之文，皆系李君一人所为，希祖等实未预闻”。[64]李宗侗后来亦承认，该呈文确系他的手笔，并指出坊间所传谭延闿因“不为其父谭总督（钟麟）立传”而提案查禁《清史稿》的说法实不可信，因谭“未向人言之，而故宫同人亦未闻也，与此提案绝无关连则可知矣”。[65]

  不过，李宗侗的看法却不准确。按，谭延闿曾在其日记中记曰：“翻《清史稿》，乃无先公传而有贻蔼人，始知蔼人丙寅已逝，可哀。余皆请托情面滥厕者，如张振卿之类，可叹，宜易寅村（易培基字寅村）之青﹝请﹞禁不隽出也”。[66]易于此时向行政院呈文请禁《清史稿》，谭（时任行政院长）应难脱干系。另外，谭延闿的反应也能佐证这一点。因为就在易呈文的次日（17日），行政院即议决永远禁止发行《清史稿》。且谭氏稍后（20日）还密呈蒋介石，称《清史稿》“立词悖谬，反对党国”，理应禁止发行，但应准许故宫博物院编辑清代通鉴长编，以备重修清史之用。至于国府的接收事宜，则只需将《清史稿》和清史馆中重复藏书运京即可。[67]明显表现出对故宫博物院的袒护。

  易培基呈文的当天，李石曾也再度致电蒋介石，请其调解国府接收之事。李在电中亟言，故宫博物院得蒋以经济援助后，“近已一改旧观，众深钦感。弟等亦正计划种种改善办法，期副盛意”，但“满清及北洋余孽时欲乘机破坏，其余孽赵尔巽等，前曾一再与博物院为敌，而近又有刘廷赞﹝赞廷﹞，藉发行清史为名，呈请国府奖励，赵逆此中真像，至为复杂，故国府对于刘呈，断章取义，容纳其意，派员来平接收”。他希望蒋能公告国府将此事暂缓执行，等其与张继到京面呈后再行处理。[68]蒋则私下回应李称，“关于故宫博物院诸事请待大驾来京面商，至赵尔巽国府必不奖励也”。[69]

  迄至此时，易、李等人的努力似已收到成效。但27日召开的国民政府会议却再次否定了将清史馆资料保留在故宫博物院的做法，其讨论的戏剧性则可从当时会议的速记录中窥见一斑：

  古文官长应芬：前天张委员（继）来电，说李委员（石曾）已赴太原，不日即将来京，此案待李委员来到再商量决定。

  主席（蒋介石）：那就等他们来再商量。

  戴委员传贤：此案关系清史，还以运至南京为宜，不必拖下去，愈快愈好。

  杨局长熙绩：原印部数很多，现在市面上还有出售的。

  主席（蒋介石）：那派人去搬运好了。

  杨局长熙绩：已派人去了。

  主席（蒋介石）：谁去的？

  杨局长熙绩：文书局科长彭晟去的。张委员来电说主席已允许不搬。

  主席（蒋介石）：搬来不要紧。

  杨局长熙绩：搬不动。

  孙委员科：这要找易部长（指易培基，时为农林部长）来商量才行。

  戴委员传贤：此事可即责成易部长，就是搬到南京，也还给他们办。

  主席（蒋介石）：那就限易部长于一月内搬到南京，毋得延宕。[70]

  由上述速记录可知，蒋介石在如何处理清史问题上并无主见，所以当戴季陶坚持将清史馆书籍运京时，他便放弃了支持李石曾的立场。而从戴季陶的发言来看，他似乎无意阻碍李石曾等人的清史事业，但其“搬到南京，也还给他们办”的主张却未写入会议决议，实际上等同空头支票。李石曾等对此更不知情。因此，故宫博物院与国府的矛盾仍然存在。

  四、《清史稿》的禁售

  就在故宫博物院与国府陷入僵局时，吴稚晖的介入使问题出现了转机。通过李石曾得悉清史事后[71]，吴氏于12月22日致函胡汉民与古应芬，请他们向国府会议转达他的意见，暂缓收缴，使故宫方面“克成（清史）长编之大望”。吴还在信中劝慰是年春季曾“欲以清史垂诿”他的胡、古二人，编修清史“最好莫如待恩怨稍泯之时期”，“此时与开国史等相同，皆止应广集材料”，但清史资料“旧清清史馆止有十分之三四，其十分之六七皆藏清宫”，而让故宫博物院结合该院收没的清宫资料，“再以清史旧馆之半附益之，必可成详尽之长编，所谓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他并特别指出，“若云以我国民政府附设一至不急之先代史局，袭封建之规模，甚而至于调剂闲散，如从前齿及不肖，则骈枝贻笑”；故宫同人则“均学界清闲好学材识尚富之人，以此相属，又不需款”，实为一举两得的办法。[72]

  吴稚晖的信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在故宫博物院掌握大量清宫史料的情况下，胡汉民等即使取得清史馆的资料，亦很难独立推行他们的清史计划。这不仅暗示了当时国府对故宫博物院的控制限度，也反映出李石曾等对清史事业的经营深度。事实上，故宫博物院在草创时期就已经有编辑《清通鉴长编》及《清通鉴纪事本末》的计划，“以与清史相辅而行，用垂不朽”。[73]1926年，陈垣还与时任内阁总理的许世英协商，将袁世凯时代迁出紫禁城的军机处档案及杨守敬观海堂藏书移交给故宫博物院。[74]此时面对唾手可得的清史馆资料及其背后的可观利益，该院更不会轻易让与他人。

  吴稚晖的书信寄出后，李石曾等又对他们的清史长编计划做了进一步统筹。1930年1月7日，吴、李等人出席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即就编纂清史长编事宜进行了讨论。针对张继提出的“国府派员索取清史馆之书籍，如一方面在京编纂清史，而我等在此从事编辑”存在的冲突，吴稚晖表示，清史长编“必须用多人工作，始能分配，且清史馆之材料亦不敷用”，建议“视政府之意思如何，并示以藏书目录”，由他与李石曾共同赴京，“同时进言，则必可以通融办到”。李石曾也认为，要保留清史馆资料“决非函电往来所能成功者”，但清史长编“最好能与故宫博物院合作，且合作之事，亦不仅限于此”[75]，极言故宫博物院对清史事业的重要性。

  李宗侗则在会上提出了编辑清史长编的基本步骤。即：首先，“用旧有之实录与起居注等，核对一次，即可为第一稿”；其次，“用各种档案，校对第一次稿本，无者增之，略者繁之，误者修改之，即成二次稿本”；最后，“再以私家著述，校对一次，是否相合，如此即大致就绪矣”。因“故宫博物院所存实录，共有四份，至少有一份完全者，起居注大半亦在故宫。各种材料书籍多数均在故宫”[76]，李的言外之意，无异于再次强调故宫对编辑清史长编的主导权。

  恰在会议当天，国府方面饬电彭晟等人，通知了吴稚晖的函件内容，并令他们暂停接收工作，等候第58次国务会议的讨论结果。可以推测，此时国府内部已因吴的去信而对接收问题形成了新的看法。于10日召开的国务会议证实了这一点。孙科即在会上提出，“吴先生既来信说的很详细，那可暂缓”。胡汉民则提议“或将《清史稿》及重复书籍先行运京”，并据此达成了会议决议。[77]这等于变相承认了故宫博物院此前的要求。

  上述决议下达后，彭晟等人的接收也转趋顺利。据天津《大公报》报道，故宫博物院奉到国府及院长易培基的电文后，即于14日开会讨论点交《清史稿》及清史馆重复书籍的手续，“以便着手点交”。[78]17日上午，国府代表彭晟、魏赞秋、杨立生、陈筱云等赴故宫博物院协商接收手续，该院旋即应允于18日起开始点交。此后，彭晟等约定“每日上午九时起，至下午五时止，为办事时间，即将《清史稿》先行点收”。[79]到2月7日，彭晟等人的点收工作基本完成，8日起开始督饬移书宫外和将书装箱等事，国府与故宫博物院对于清史馆藏书的争夺就此结束。

  不过，作为“官方”的国民政府与《清史稿》预购者的矛盾却并未解决。在彭晟等人办理接收期间，河北省玉田县教育局等机构听闻教育部曾向国府请示《清史稿》处理意见[80]，误以为清史馆的书籍等为该部完全接收，“现当拟议处理之际”，于是通过河北教育厅长沈尹默呈文教育部，请其补发该局自清史馆订购的《清史稿》下半部。董振洲、金珮鹤等也代表东北四省的订购者向教育部呈文，请求补发。董、金等人在呈文中指出：

  辽宁省各图书馆曾由北平运稿数百部，渔利出售，该稿虽未遍全国，已有多数流落民间，倘如禁止出售，缺者自缺，而流传者仍自流传。再订购者均将钱交足，如仅获半数，殊不平允。况我国史乘向有新旧并存之例，如新唐旧唐、新五代旧五代等类，是者见是，拒者见拒，又何必禁止。钧部必欲禁止，应得将该馆前收之钱，如数发还，并饬辽宁省政府收全部出售之《清史稿》，如数追回，能由钧部销毁，方足平已订购未收全书者之心，而免偏枯。[81]

  这些言论看似颇有道理，但教育部实际上却很难办到。这就使得国府要员们不得不再次开会讨论《清史稿》的处理问题。

  鉴于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的统治能力，国府要员们在《清史稿》问题上实已面临着一种执法者困境。国府文书局长杨熙绩在第63次国务会议讨论时就指出，金珮鹤等人的来呈“很有理由”，以至于“现在政府补发固不当，不发也不妥”。对于胡汉民提出的禁售办法，杨氏也怀疑在东三省未必能办到。谭延闿则认为，如果要禁售，可能会出现前半部的销毁问题。杨熙绩也担心，要收回订购者手中的前半部，国府还要面对一笔资金问题。胡汉民却表示，可以“通令各省”，“不管前半部后半部，通令禁售就是”[82]，刻意忽略了《清史稿》在辽宁出售渔利的事实。2月19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通令禁售《清史稿》，转饬所属遵照办理。[83]《清史稿》正式成为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一部“禁书”。

  就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而言，国民政府通令禁售《清史稿》的做法颇有些自欺欺人的意味。其禁令非但没有禁锢《清史稿》在国内的流通，而且还助长了民间私印盗刻《清史稿》的行为。更有甚者，该书的“关外本”大量流入日本，助益了日本学者的中国学研究，中国学者反而因禁令限制，无法自由利用该书，刺激了他们强烈呼吁官方解禁《清史稿》，从而又引起了新的风波。[84]

  结语

  王汎森先生曾据傅振伦的看法提出，国民政府检校《清史稿》的提议人虽是故宫博物院长，但其背后促动者或可能是北伐后到清华担任校长的罗家伦，“其提议检校《清史稿》，代表‘国家建构’过程中中央对历史诠释权的掌握”。[85]然而揆诸《清史稿》被禁的过程可知，造成该书被禁的主要因素实在于李石曾等掌握的故宫博物院，谭延闿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中既有利益争夺，又有私人恩怨。至于国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反而相对弱化[86]，对清史馆书籍的争夺更是以颇具“地方”（相对国府而言）色彩的故宫博物院的实际获利而告终，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中央”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对历史诠释权的掌握。

  反观故宫博物院组织的《清史稿》审查以及清史长编计划，中间虽带有为国民党人争夺历史诠释权的性质，但其主要目的仍在于维护该院的既得利益。[87]也正因为如此，才会造成故宫博物院与国府及《清史稿》预购者之间的种种龃龉。而从故宫博物院对清史长编的讨论来看，组织者对清史的认知未必就比《清史稿》的编纂者高明。吴稚晖即谓，“恐清史（长编）修完后，实录以及起居注等即将销毁。其实此种材料甚好，颇有互抄之必要，应存而留之”[88]，基本还是延续了以往的官史思维。这也提醒我们，清季以降梁启超等提倡的不以朝代立场为转移的史学革命，或不像一些宣传中所说的那样深入。

  就国民政府查禁《清史稿》的做法而言，其目的诚然是希望通过官方的权威来实现对该书的控制，但其实际效果却不理想，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在文化控制方面的弱势。另一方面，其查禁过程中所呈现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和地域分野亦相当耐人寻味。如前所述，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和李石曾对《清史稿》均存有不满，易培基更与谭、李两方都有联络[89]，但李在故宫的亲信李宗侗却不了解谭曾提案查禁该书的情况，足见国民党内派系关系之复杂。其时，二李已将故宫博物院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其他派系染指。然故宫博物院早已成为多种政治力量觊觎的名利场，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清史馆书籍引发的“府院”之争只不过是后来一系列纷争的预演罢了。[90]

  （本文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曾先后承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勇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汪朝光研究员指导，并承马忠文、周月峰和四川大学学报匿名评审专家等师长提供宝贵修改意见，受益良多，谨致谢忱！）

  注释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政府公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第24册，第269页。

  [②]相关研究可部分参见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前田司：《<清史稿>小考》，早稲田大学文学部東洋史研究室編：《中国正史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413-431页；伏传伟：《进入民国——清史馆的机构与人事》，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系，2006年；His-yuan Chen（陈熙远），“Last Chapter Unfinished: The Making of the Official Qing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Historiography East & West，Vol.2 Issue2（2006），pp.173-204。

  [③]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李思清：《清史馆文人群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系，2011年；等等。但这些研究多未注意到所谓“清遗民”与国民党人的交恶。

  [④]《北京电》，《申报》，1914年6月20日，第2版。

  [⑤]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92页。

  [⑥]易培基的一些观点正是前述《申报》电文看法的延伸。例如他认为，革命党人是清与民国交替的“一大统因”，“宜为党籍列传”，但缪荃孙所编《清史例目》却没有这一条目，在他看来正是“史例攸忽，本有成心”。参见易培基：《清史例目证误》，《甲寅杂志》1915年第6期，第31-36页。

  [⑦]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组织与驱逐溥仪出宫有着密切关联。与李石曾交厚的萧瑜曾回忆说，摄政内阁成立后，黄郛曾亲往李石曾寓所劝驾，请其出面做事，第二事（第一事为请李推荐一位教育总长）就是请李“作一社会事业。而与政府通力合作，发生联系。石老即提出溥仪出宫而以宫殿及其所藏组织故宫博物院。黄揆力赞，并许以政府之力，全力相助”。参见萧瑜：《李石老与溥仪出宫——李石曾先生传记之九》，收入朱传誉编：《李石曾传记资料》第3册，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⑧]金梁：《遇变日记》，《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95、97、99、105页。

  [⑨]吴稚晖：《危哉溥仪先生》，转引自吴景洲：《故宫五年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1-48页。

  [⑩]单士元：《故宫札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158页。

  [11]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67、68、71页。

  [12]《清史已完全脱稿》，《盛京时报》，1926年8月21日，第2版。

  [13]奭良：《清史馆馆长前东三省总督盛京将军赵公行状》，《野棠轩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78页。

  [14]袁金铠：《傭庐日记语存》卷4，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1941年铅印本，第23页。

  [15]袁金铠：《傭庐经过自述》卷2，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1941年铅印本，第5页。

  [16]《夏孙桐上清史馆长论清史稿现尚不宜付刊书》，朱师辙：《清史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17]夏孙桐：《与袁洁珊书》，朱师辙：《清史述闻》，第140页。

  [18]袁金铠：《傭庐日记语存》卷4，第26页。

  [19]张作霖的训令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政府公报》第236册，第191页。

  [20]袁金铠在清史馆开馆时就已入选馆员，但纂稿期间基本不在馆（袁氏初到馆在民国三年夏，民国四年辞馆职出京），此时到馆主要负责清史稿的发刊。他在是年有诗云：“岁华荏苒十三载，旧地重来有所思。败叶留阶犹待埽，繁华绕路尚含滋。一朝文献资初稿，全史轮舆作导师。报德酬知关此举，踌躇满志是何时。”袁金铠：《傭庐诗存》卷2，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1941年铅印本，第16页。

  [21]金毓黻：《袁金铠别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9页。

  [22]王会庵：《清史馆遗闻》，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古都艺海撷英》，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492页。

  [23]金梁：《清史稿校刻记》，《瓜圃丛刊叙录续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1935年版，第22页。

  [24]袁金铠：《傭庐日记语存》卷4，第26页。

  [25]夏孙桐：《与张孟劬书》，《观所尚斋文存》，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影印版，第189页

  [26]袁金铠：《傭庐经过自述》卷2，第5页。袁金铠还对《清史稿》在东三省的保存问题做了妥善安排，见《奉天省长公署为袁洁珊函饬各县订购清史事》，民国档案JC010-01-023007，辽宁省档案馆藏。

  [27]张尔田讲稿、王钟翰序录：《清史稿纂修之经过》，《史学年报》1938年第2卷第5期，第522页。

  [28]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93页。事实上，以故宫博物院的建院规模而论，清史馆不属于它的任何“部分”。易氏此说显然意在为故宫博物院谋取更多地盘和利益。

  [29]朱师辙：《清史述闻》，第60-62页。

  [30]夏孙桐：《与张孟劬书》，《观所尚斋文存》，第189页。

  [31]张尔田：《复夏闰枝先生书》，收入张尔田讲稿、王钟翰序录：《清史稿纂修之经过》，《史学年报》1938年第2卷第5期，第529页。

  [32]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4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7、100页。

  [33]朱师辙：《清史述闻》，第324页。

  [34]《审查清史 限三月竣事》，《北平日报》，1928年11月26日，第6版。

  [35]朱希祖：《审查<清史稿>杂记》，转引自朱乐川：《朱希祖与故宫博物院》，《紫禁城》2011年第2期，第118-119页。

  [36]《朱希祖致张元济》（1929年4月12日），朱元曙整理：《朱希祖书信集 郦亭诗稿》，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6页。

  [37]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6、117页。

  [38]周作人：《周作人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中册，第651页。

  [39]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1929年1月7日，第119页

  [40]《朱希祖致张元济》（1929年4月12日），朱元曙整理：《朱希祖书信集 郦亭诗稿》，第126页。

  [41]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第125-126、142-144页。

  [42]《陈寅恪致朱希祖》（1929年3月28日），转引自朱元曙：《关于清史馆及<清史稿>审查委员会二三事》，《万象》2006年第8卷第5期，第93页。关于陈寅恪此时对藏文化的兴趣，可参见陈寅恪：《与妹书》，《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2页。

  [43]《周作人致朱希祖》（1929年8月2日），转引自朱元曙：《关于清史馆及<清史稿>审查委员会二三事》，《万象》2006年第8卷第5期，第94页。

  [44]《朱希祖致张元济》（1930年2月7日），朱元曙整理：《朱希祖书信集 郦亭诗稿》，第129页。

  [45]空山：《清史稿之谜》，《大公报》（天津），1929年7月15日，第4张第13版。

  [46]《汪兆镛致张元济》（1929年8月29日），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40页。

  [47]《张元济致汪兆镛》（1929年9月9日），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140页。

  [48]《汪兆镛致张元济》（1929年10月5日），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6，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3-14页。

  [49]《清史稿》潜在的商业利益亦使得一些商人趋之若鹜，私下翻印、盗刻者不知凡几。其中有人则直接向袁金铠提出“欲将史稿重印”，但为袁所拒。参见袁金铠：《傭庐日记语存》卷5，第13页。

  [50]《国民政府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速记录》，国民政府档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速记录”档001-046100-0133，台北“国史馆”藏。

  [51]《国民政府训令北平故宫博物院》，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225页。

  [52]《刘赞廷为提取清史馆所存档案及清史稿事请拨冗延见亦或令彭科长与代表一晤》（1929年12月11日），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1/50046281，台北“国史馆”藏。

  [53]参见冯明珠：《故宫博物院与<清史稿>》，《故宫学术季刊》2005年第23卷第1期，第577页。

  [54]除训令故宫博物院外，国府方面亦于同一天致函张继，请其负责与彭晟接洽接收事宜。参见《国民政府文官处笺函张溥泉》（1929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1/50046226，台北“国史馆”藏。

  [55]《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主席》，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26页。

  [56]《中央委员张继电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26页。

  [57]《国民政府文官处复电北平故宫博物院李煜瀛及张委员继电》，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27页。

  [58]彭晟：《出差工作日记簿》，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2，台北“国史馆”藏

  [59]彭晟：《出差工作日记簿》，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2，台北“国史馆”藏。

  [60]《易培基致文官长古应芬函》，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27、228页。

  [61]《国民政府第五十五次国务会议速记录》，国民政府档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速记录”档001-046100-0134，台北“国史馆”藏。

  [62]彭晟：《出差工作日记簿》，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2，台北“国史馆”藏。

  [63]易培基：《故宫博物院长易培基呈行政院文》，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28-233页。

  [64]《朱希祖致张元济》（1930年2月7日），朱元曙整理：《朱希祖书信集 郦亭诗稿》，第129页。

  [65]李宗侗：《李宗侗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42页。

  [66]谭延闿：《谭延闿日记》，1929年4月1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档案馆藏。

  [67]《行政院密呈国民政府》（1929年12月20日），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1/50046285，台北“国史馆”藏。

  [68]《李石曾致蒋主席电》，《中央日报》（上海），1929年12月19日，第1张第4版。

  [69]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29，十九年（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06页。

  [70]《国民政府第五十七次国务会议速记录》，国民政府档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速记录”档001-046100-0135，台北“国史馆”藏。

  [71]《李石曾致吴稚晖》，吴稚晖档，稚05955，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

  [72]《中央委员吴敬恒致胡汉民古应芬函》，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34-235页。

  [73]陈垣：《故宫博物院致（北洋政府）国务院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5页。

  [74]单士元：《故宫札记》，第159页。

  [75]《在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言记录》，《李石曾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0年，第253页。

  [76]《在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言记录》，《李石曾先生文集》，第254页。

  [77]《国民政府第五十八次国务会议速记录》，国民政府档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速记录”档001-046100-0135，台北“国史馆”藏。

  [78]《大公报》（天津），1930年1月16日，第2张第5版。

  [79]彭晟：《出差工作日记簿》，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2，台北“国史馆”藏。

  [80]该消息见《中央社南京二十五日下午十时十分电》，《大公报》（天津），1929年11月27日，第5版。

  [81]《行政院呈教育部呈据董振洲等请补发清史下半部一案应如何规定请领办法请核示》，“抄呈一”、“抄呈二”，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1/50046301，台北“国史馆”藏。

  [82]《国民政府第六十三次国务会议速记录》，国民政府档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速记录”档001-046100-0136，台北“国史馆”藏。

  [83]《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清史稿严禁出售》，许师慎：《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38页。

  [84]参见周海建：《南京国民政府对〈清史稿〉的审查及其社会因应》，《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1期。

  [85]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376页。

  [86]北伐后北平特殊的军政环境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彭晟等2月中旬起运《清史稿》及重复书籍时，即因军政形势的变化受到了北平警备司令“别有用意”的“申述保护”。见彭晟：《出差工作日记簿》，国民政府档案“清史馆史稿书籍接收案”档001-015020-0002，台北“国史馆”藏。

  [87]故宫博物院事实上已经将其在北伐后接收的清史馆视为该院的私产，《清史稿》就曾被该院用作给朱希祖等从事审查工作的酬劳。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第143页。

  [88]《在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言记录》，《李石曾先生文集》，第254页。

  [89]谭、易同为湘人，时常在政治、学术上互通声气。故宫博物院接收清史馆后，易培基曾送给谭延闿《清史稿》。见谭延闿：《谭延闿日记》，1929年4月1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档案馆藏。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则是李石曾的侄子。

  [90]后来所谓的易培基“盗宝案”或在此时就已埋下了派系不和的因素。另据牟润孙回忆，柯劭忞即认为，易培基是书生，不适合做院长。在他看来，“或者李（石曾）正是想利用易氏好控制，能听从他的话，才用他作傀儡”。牟润孙：《谈故宫盗宝案》，《海遗丛稿：二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页。

• 我是一个想要退休的杀手，我有点怕我老婆

  作者：默扉 发布时间：2019-11-02 22:18:58

  我纵身一跃，飘在了半空，脑海中满是妻子和儿子的身影，甚至觉得时间都在一瞬间静止了、我的身体不断坠落，很快就会狠狠撞到地上，与灵魂一同碎裂。在飞速下落时，我眼前不断闪现出与家人一起时的美好回忆，心中充满温暖。——伊坂幸太郎《恐妻家》

  必须要讲，在没有阅读这本书之前，《恐妻家》一开始吸引到我不仅仅因为它的作者是我很喜欢的伊坂幸太郎，还因为腰封上的那句推荐语：

  “我是个杀手，在业界还挺有名的。这阵子，我发现有人想杀我。死亡并不恐怖，但想到一不小心死掉，妻子会生气，我就有点害怕”。

  一个怕老婆的杀手？好像还挺有趣。

  这本《恐妻家》，其实有点不那么伊坂幸太郎，可是仔细一想，这不就是伊坂幸太郎的“拿手好戏”！看起来悬疑推理的故事之中，又能够兼具娱乐性和脉脉温情。

  大概是伊坂幸太郎拿过太多的推理大奖，所以很多媒体和读者给他贴上了推理作家的标签，其实他这个标签或许早就该撕去，因为伊坂的作品和格局，从不止于推理，而是着眼于更开阔的一些方面，譬如生活和命运。

  就像他在代表作《金色梦乡》中说的那样：

  “逃吧，别输给他们！再黑暗的地方也能成为金色梦乡！”

  就是这样，伊坂幸太郎从不仅仅是在讲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他更想做的，是用这些故事来编制一个金色的梦，温暖人心，在黑暗中给人以前行的力量。著名作家止庵曾这样评价过伊坂幸太郎的作品的：他的书中有很多善意的东西，他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好。

  伊坂幸太郎也曾这样说：“也许说故事就能拯救一个人，这成了我写作的出发点。”

  《恐妻家》亦是如此，那个在业界颇负盛名的杀手——兜，却是个“怂”得有些可爱的恐妻家，甚至半夜吃宵夜因为怕弄出声响而影响到妻子休息，都不敢吃泡面，只敢吃鱼肉香肠。

  其实，杀手兜之所以“恐妻”，是源于他“爱妻”，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妻子并不是恐惧，更多的是爱护和尊重，才更愿意站在妻子角度去思考问题，尽其所能让她过的开心。

  

  01.故事的开始与结束

  《恐妻家》的故事严格来说其实并不属于典型的推理悬疑小说，虽然是杀手的设定，虽然男主人公有着接不完的暗杀任务，虽然也有着惊险又精彩的打斗，可是它既不用过分烧脑去进行推理分析，也没有太多迷雾重重的特定环境来烘托悬疑气氛，甚至还穿插很多幽默风趣的情节描写，阅读起来十分轻松，但想要完全理解其深意其实并不容易。

  所以《恐妻家》的意义不在于用眼花缭乱的推理情节去吸引读者，而是用一个迫不及待想要退休、然后可以完全回归家庭的杀手的内心活动来赠予读者无限感动和思考，这也正是它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点。

  以心看世界，以情动人心，这种冲击力其实远比情节的堆砌来的更加震撼。

  恐妻家是什么呢？这个日语中的词汇翻译过来的话，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妻管严”，“怕老婆”，可是把这个性格特点作为一个杀手的设定，那就很有趣了。

  兜是在业界颇有名气的一个杀手，天不怕地不怕，不怕腥风血雨，不怕危险暗杀，却唯独怕老婆生气，他在一家看似普普通通的诊所中，接下一个又一个被伪装成“手术”的暗杀任务，都只是为了早点凑够自己的“赎身费”，可以早一些从杀手这个行当里退休。

  杀手兜从来不畏惧职业生涯中的危险，但是在听到妻子打电话时说到家里进了黄蜂的时候，几乎吓得魂飞魄散，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黄蜂”是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杀手的代号，他担心因为自己的原因会给妻子带来危险，担心家里进去的那个黄蜂，正是来自于杀手“黄蜂”的报复。

  这或许听来有些好笑，大有草木皆兵的意味，一只小虫子吓倒一个英雄汉，可是转念一想，却颇为感动，大概只有爱到深处，才会时时刻刻念着一个人，才会连那样的一些小事都为她感到担心。

  

  《恐妻家》中有很多“妻管严”杀手和妻子之间的生活小细节，让人觉得好笑有趣却又深感温暖，譬如因为老婆爱吃甜品，买了六款蛋糕却每个“只吃一口尝尝”，然后他自己要装作很喜欢的样子把剩下的全部吃光。

  他想退出，想给妻子和孩子一个安稳平和的生活，想去参加孩子的家长会、参与他成长的过程，这所有的一切并不仅仅是因为“怕老婆”、畏惧老婆的责怪，而是因为太在乎。

  可是作为一个杀手，退出谈何容易？因为带着对家人的牵挂，兜的杀手生涯从一份“普通职业”，变成了“身不由己”，兜的退休之路困难重重，甚至让他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儿子克巳渐渐长大，也变成了一位父亲，可是他的父亲却早已离开多年，最后一部分中，长大克巳和已逝的兜交替重叠地出现，其实正是意味着，儿子对他的渐渐理解，以及兜的真正离开。

  他虽然早已在多年前离世，却用另外一种方式在保护着母子二人，直到用十年前布下的陷阱，为他们消灭了那个最大的隐患，直到儿子克巳已然真正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男人，在他离开之后，可以继续支撑起这个家。

  “你的父亲是……”

  “是什么？”

  “你父亲，就是你父亲，仅此而已。”

  “啊？”

  “他只是一个好爸爸，不是吗？”

  02.温暖给心以充盈

  伊坂幸太郎曾经在他的《死神的浮力》中写下过这样一句话：“就算一个人死亡后消失，就整体来说，并不会相应地减少什么。他们会融入某个人的记忆中，所以不会减少。”

  这就像已经离开的兜，他是所有人心中的那个“念念不忘”。

  对于《恐妻家》的故事，伊坂幸太郎自己都是这样说的：写《恐妻家》时，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这是一个会让人感到心里空落落，但又带有一股温暖的故事，非常打动我。

  而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这样被打动，如他所说，当兜终于脱离了杀手这个职业，却不得不放弃生命也要放手一搏的时候，真的让人心里空落落的，然后从心里空下来的那些地方，再慢慢升起一股又一股温暖的感动，直到把这颗空落落的心填地满满当当，无比充盈。

  其实，每个孤独的心，在被温暖所灌溉之后，都会变得柔软起来。

  杀手兜也是一样，对他来说，每天对妻子说的“你辛苦了”并不是简单的恭维，来哄她开心，他之所以对妻子百般尊重和爱护，是因为在多年前的一个下雨天，那个说话轻轻柔柔的女孩子，对着他留着血的脸庞说他“看上去不像坏人”，说他“以后会是一个好爸爸”，为了女孩的这些话，他努力了这么多年。

  温暖和善意能让一颗冰冷的心开出花来，哪怕是一个正跋涉于泥泞之中的人。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关于“恐妻家”的例子也并不少见，他们更是婚姻生活中的那个“爱妻家”，譬如邓超和孙俪之间幸福美满的生活，就被大家所津津乐道，邓超从不觉得他“恐妻家”的形象有什么不好，反而更是赢得了颇多好感。

  邓超在微博中经常出现的花式表白，我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不仅不会觉得做作和油腻，反倒感觉十分有爱，让人钦羡。

  还记得在一期《王牌对王牌》中，一次游戏的测试结果竟然是：郑恺最怕蟑螂，邓超最怕孙俪。十分好笑却又那么理所当然。

  邓超对孙俪的“怕”，和《恐妻家》中杀手兜对妻子的“怕”是一样的，那样的怕其实恰恰是爱老婆的一种方式，因为爱而产生的“怕”，非但不会给这个男人带来负面非议，反而会更让人感受到其修养，谁说“怕老婆”就一定是件丢人的事情呢？

  

  伊坂幸太郎：也许说故事能救一个人。

  他的故事，即便没有救人，也在温暖着一颗心。可能有人会觉得，伊坂幸太郎的小说里，推理的味道太淡了，其实正是因为他更希望用平凡的故事、用故事中为了生活而努力的人物，来治愈读者的心灵，给人以勇气和力量，所以他被很多人称为是“治愈系推理作家”，那些足矣让我们“笑着流泪”的故事，虽然冲淡了推理的味道，却让心中的温暖与感动，变成浓得化不开的蜜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