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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是一本机动车驾驶理论考试的辅导资料，适用于初次报考驾照的考生使用。书稿内容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题库及答案。书稿具有以下鲜明特色：一是讲解如何缓解考前紧张的方法；二是列出科目一至科目四的考试流程和考试细节说明及典型提型速记；三是列出摩托车驾驶证考试流程及注意事项、评判标准以及典型题例讲解；四是关于驾考新规出现的新题型汇总。本书稿图文并茂、语言精练、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能帮助学员提前熟悉考试题目和考试方式，是驾校学员顺利、快速通过考试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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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稿是一本机动车驾驶理论考试的辅导资料，适用于初次报考驾照的考生使用。书稿内容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题库及答案。书稿具有以下鲜明特色：一是讲解如何缓解考前紧张的方法；二是列出科目一至科目四的考试流程和考试细节说明及典型提型速记；三是列出摩托车驾驶证考试流程及注意事项、评判标准以及典型题例讲解；四是关于驾考新规出现的新题型汇总。本书稿图文并茂、语言精练、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能帮助学员提前熟悉考试题目和考试方式，是驾校学员顺利、快速通过考试的良师益友。

• 作者：赤道無風帶 发布时间：2020-08-10 17:25:13

• 作者：Koyota 发布时间：2023-11-12 20:04:16

  超喜欢

• 作者：Sakura 发布时间：2023-11-13 20:06:51

  如果大胆的说一句作者审美比较微妙会不会有事……搞来参考下找点脑洞灵感的，不得不说没什么顺眼的……

• 作者：足尊土亢 发布时间：2024-01-30 11:52:14

  #12 欢迎进入新美国人纳博科夫的“新话词典”——一个滑稽的乌托邦，专制带来的是平庸的混乱，当权者想要拿儿子的性命来要挟男主为自己背书，但却几乎立刻把孩子害死了，男主也欣然奔向自己的死亡。基本上无法不和《一九八四》（这本书甚至在46年就开始创作）或者《城堡》以及一堆反乌托邦小说联系一起比较，但在我心里，这这是在写一个有爱的男人在妻子病逝之后的心境——没有了爱，生活也就跟一个反乌托邦没有区别。

• 作者：一小片蓝 发布时间：2023-12-03 21:28:32

  我个人觉得它把哲学讲得太简单了。但孩子拿着这本书要我给她讲。看来作者是真懂怎么抓住孩子的注意力。挺厚一册书，吭哧吭哧讲完后，孩子说最喜欢塞涅卡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当妈的黑人问号脸）。我觉得这类书由于过于简化，所以最大作用是向低龄儿童介绍西方哲学家以及流派，但并不适合青少年读者以及成年人阅读。它只是通向哲学的第一级台阶。

• 作者：史历黑 发布时间：2016-03-15 15:17:25

  节奏流畅好读，但结尾反转草率无力，苏菲和班克斯的表现忽左忽右，没交代明白。前一半就是把目击者都弄死，其实篇幅挺浪费的

• 羑里斋杂评史著（7）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一个法国记者的大清帝国观察手记》——浅谈学界误用史料现象及外文史料书再版任务

  作者：沐恭朝夕 发布时间：2021-09-20 16:20:04

  一、作品基本情况

  本书是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新作，该系列因为选材新颖，意在通过西方留存的中国图像展现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故而笔者一直非常关注。得到新书后，发现本书文字部分同样别出心裁，遂仔细阅读了这本外文史料书籍，写下这篇书评来做一评价。《一个法国记者的大清帝国观察手记》在国内已经有过出版，即2004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译本不同，作者译后名字亦不同，山东画报出版社版的作者名直接使用了作者法文笔名老尼克，而新版将作者名译为埃米尔·多朗—福尔格。

  

  开放的中华

  7.8

  (法)老尼克 / 2004 / 山东画报出版社

  本书作为一本近现代西方观察中国的文学作品，在历史学界的使用反而并不少见了，是一件非常新奇的事情。从本书内容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因为本书作者记录的文本资料对于认识近代中西关系史有着很大帮助，另一方面本书中由法国旅行家、画家奥古斯特·博尔热加入的插画对于直观了解近代中国有益（该画家在中国经历丰富，著有游记《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那么本书除了内容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哪些能够引起中国学者们关注的理由，笔者在此再列出三点原因以供参考，作为可阅读本书的理由。第一点是目前国内史学界对于史料的关注从现代史学初建时期傅斯年提倡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演变为罗新教授提倡的“一切史料都是史学”，史料的范围大大扩展，像本书这样的文学性较强的西方观察手记、西洋版画均可纳入史料的范围批判使用。第二点是本书作者对于近代中国的观察可能是因为时间较早的缘故，相较于此后很多西洋报道来说已经比较客观了，比如作者会称赞中国人“像猴子那样灵巧，像海狸那样有耐性，又像蚂蚁那样勤劳”，在介绍中国比较朴素的善恶价值观时，批评之余也会对比基督教赎罪教义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等等，这种起码的客观态度增加了本书的价值。第三点，也是笔者难以置信的一点，那就是本书在中国史学界被误用的情况非常严重，反而大大增加了本书作为史料的使用频率，至于具体如何误用的，笔者会在最后一部分详细介绍。

  对于史料书来讲，重要的不仅在于考究其价值，还要发现其不足（包括原文的不足和重版的不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史料书自身的不足只需要批判看待即可，与出版方没有关系，不应该影响书籍的评价，笔者常常看到因为史料书自身的不足牵连出版方的情况，这是不必要的），这将是笔者接下来的任务——探究本版的史料价值。

  

  二、书中可信内容和研究价值

  本书能够吸引大多数读者的，自然是其中有趣的见闻，但鉴于作者未曾来华（对于这一点学界出现了误读问题，还是会放到本文最后一部分慢慢解释），相关内容是作者在欧洲通过各种渠道获知的，掺杂着大量文学性的叙事，本书的史料价值不甚高，仔细斟酌其中可靠且有价值的信息比较重要。如珠三角地区的情况，因为这里是西方接触最多的地方，作者可参考的资料多，虚构程度也就较低，读者可以仔细阅读，比如与这些地区相关的城市社会生活、海上生活的记载往往比较可靠的，这些集中在本书第一部分，像作者指出并非只有广州十三行才会参与外贸，有时为了蝇头小利他们也会私自将特权出让给朋友和熟人，这就不同于以往必须由广州十三行垄断外贸交易的印象。至于作者还涉及到当时清朝中国的习俗、宗教、艺术、文化、社会生活、科举等多个方面，作为中西交流的体现，其中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内容，比如对中国敬老恶尸习俗的记载，城市的表演，官员因为职位调动频繁如何影响购宅的见闻等，都有其独特价值，不过这些内容虚构部分也较多，对读者甄别能力的要求也较高。

  本书的文学性虽然影响了其史学价值，但也不乏从旁观者的角度，以趣味性的语言一针见血戳穿事实的部分，也是特别具有“以文证史”价值的地方。比如作者戏称不能与自己在书中虚构的朋友帕特里克“这样的蛮夷联系了”，反映出西方对于中国对外态度的清晰认知；又比如作者嘲讽中国的官员“在各个方面都受到限制，但唯独在欺压百姓方面可以放开手脚”，对于中国封建官僚制度的认识非常到位。同时，作者在阅读许多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新闻后，形成了自己对于中国的独特认识，这些认识与主流意见不同之时，作者就会进行反思，这些反思的内容也同样宝贵，像书中涉及到对早期传教士笔下中国传统印象的反思和对于鸦片贸易正当与否的反思，进行相关研究时对此应该格外注意。

  

  对于当时中国海上船只的描述应该也是比较可靠的

  基于本书有价值的内容，笔者思考据此可展开的研究工作有哪些，在此笔者结合书籍的可靠内容和自己的阅读思考，指出本书基于内容有哪些研究价值。

  本书的核心研究价值自然是为中西交流史的研究提供资料，但这么说似乎过于笼统，笔者认为在这方面可具体展开的研究有以下部分：作者在书中描绘了西方来华水手如何戏弄虎门水道上的女艄公的，还揭示了西方商人被中国鄙夷的原因是中国人认为他们唯利是图，抛弃了家庭和故土，由于来华的欧洲人主要是商人，中国人自然也会对西方产生偏见，这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早期来华的西人的基本素质是如何影响中国民众印象的角度。作者笔下自称或称呼欧洲人为夷、蛮夷、该受鄙夷的贱人等，更是在书名中就使用了番鬼一词，这些称呼以及其背景的记载反映着西方对中国彼时心态的了解程度。另外，作者笔下的人物在最初接触中国时面临着种种困难，如饮食方面对于广州食虫，吃燕窝的不理解，而语言方面，如果久仰大名被翻译为“久闻你那馥郁芬芳的大名”，想必有困惑是自然的（早期中外翻译的困难），还有礼仪方面，中文书信中自谦的称呼作者显然是不解的，才会把它当做揶揄的口吻等，这些由未曾踏足中国的作者记述的中西之间交流的细小困难，对于研究中西交流之间的障碍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另外，作者笔下两人对于鸦片贸易的正当性之争，少见的反映了鸦片贸易的域外之争，而作者将阿美士德在中国沿海的间谍活动当做商务探察，还坚称英国就是为了尝试对华贸易才不断尝试打破闭关锁国的，而且这种主张还得到了因闭关锁国而收入可怜的沿海官员支持的，并称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之所以能打打停停的原因是英国担心影响到中英贸易，这些言论反映了西方对于其在中国的鸦片贸易的宣传，对于研究鸦片贸易及战争史同样意义重大。

  本书还对研究中国史有其独特价值。首先是人物史方面，本书记录了一些真实人物的情况，比如书中记载了著名海盗郑一嫂在晚年隐居于澳门地区后，是以开设赌场为生的，完善了郑一嫂的人生经历，还有详细介绍了画家关乔昌（艺术史研究中已经多次使用本书对关进行研究）等；本书直观的记录了鸦片对于清朝民众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在船上，上至船长下至水手都在吸食鸦片，这应该是西方来华之人亲身经历过的，可靠性也较高；另外作者文中涉及到人物曹熹参与清茶门教一案，尽管人物曹熹有可能是虚构的，但从作者对于清茶门教教义、活动方式的了解，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一时期的清茶门教是否再次活跃了起来，甚至确实犯下类似的案件，而这些在目前对于清茶门教的研究中都没有被注意到，相关研究往往停滞于嘉庆朝清茶门教案；本书对于中国法律情况的兴趣尤大，除了关心中国官方的司法程序外，作者还谈到到了当时民间存在的一种临时“审判庭”，如果发现偷窃等情节不严重，不足以报官的行为，事发地点附近的民众就会临时组成“审判庭”来商议如何处罚（比如示众一个时辰），这种非正式的审判是相关方向的研究者很少注意到的；作者还将听闻过的中国渎神的民间笑话记录了下来，这种笑话与《聊斋志异》的内容颇为相像，作者以此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叙事者记载的渎神故事（如《十日谈》）对比，这提醒研究者可以就此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同样存在的渎神文化，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心态。

  三、相关史料的运用

  本书涉及到的史料有两种，从大的分类来看，一种属于文字史料，一种属于图像史料，而这里的文字史料也非一般的文字史料，而是一种近现代西方对中国的观察作品，近似于报告文学但又多出了虚构成分。这两种史料目前还很少使用于历史研究当中（尽管本书的内容已经常见于一些研究当中，但这是由本文一开始，笔者所说明的本书独特价值导致的，并非普遍现象），那么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两种史料就需要做一些理论层面的说明。

  近现代西方与中国接触增多后，诞生了不少类似本书这样观察中国的作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中国研究外文旧籍汇刊·中国记录》，还在陆续影印收录此类西文原版作品，目前已出至十二辑，其中有的作品纪实性较强，有的则像本书一样掺杂着大量的虚构成分，那么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如何使用此类作品充当史料，笔者认为要采取三种有效的措施。

  

  以该书评作为封面介绍文来说已经过时严重

  首先要对作品有整体上的把握，要求研究者必须通读此类书籍内容（误读现象很大程度就是出现于断章取义，直接使用）。最重要的是对作品的纪实程度有大体的认识，纪实程度如《红星照耀中国》、《番鬼在中国》、《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那般高的观察中国作品，其使用价值自然也高，如本书这样由文学虚构和二手资料混合而成的，其史料价值也不容低估，而那种以极少数史实虚构甚至污化中国的观察文学作品，已经脱离了史料的范畴，成为了纯粹的想象，代表就是英国小说家罗墨创作的《傅满洲》系列，这一人物形象的或许起源于义和团排外活动等史实，但他最终呈现出的实际是一个黄祸论的拟人化形象，此类作品自然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包括与此同时的另一个由美国小说家比格斯创造的中国人物陈查理，该形象反映了在美华工对于种族主义的反抗，但仍是一个由西方塑造的，可同化的且从属于白人的中国人物形象，没法反映出更多的史实，关于他的文学作品同样没有多少史料价值)。其次，要对此类作品的作者倾向有所把握，在记述过程中作者态度越客观的作品其史料价值越高，本书作者在书中对于主流观点的反思，就体现出了其客观的态度。再次，要对作者获取对中国认知的渠道有所了解，亲身的经历其史料价值自然最高，转述他人文本的价值次之，由西方毫无依据的道听途说编成的内容价值更次之。所以在使用本书之前，考察作者信息的获取方式本来是非常重要的，本书作者虽未曾到过中国，但本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于西方当时对于中国的报道和观察作品，有一定的转述价值。了解作品的纪实程度、作者倾向以及获取认知的渠道后，就能大致明白该书有无作为史料使用的必要。

  如果作品有作为史料使用的价值，那么辨别作品具体内容的真伪，应该是接下来最为困难但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像本书中对于中国历史有很多荒缪的认识，比如认为郑成功进攻清朝只是为了报父仇，相信明初的瓷器上会出现朱元璋放牛图（就算这件瓷器本身可能是虚构的，但作者将其描绘成值得纪念的、买不起的作品显然有违历史，毕竟明初敢造这样的瓷器怕是难逃罪责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件虚构的瓷器确实珍贵，但不是作者认为的那种珍贵。就算这一器物确实存在过，那它也和“放牛洪武”花钱一样假多于真），认为中国的乐手通常都是隶属于某个寺庙的秀才(应该是把太常寺这种官方行政机构理解为了寺庙)，认为蒙古攻陷的南宋最大城市是国都南京应天府（作者应该只知道高宗赵构最初定都应天府，不知道其后迁都行在临安之事，误把蒙古攻陷的国都也当做了应天府，也不知道南宋最大的城市是临安）等，这些内容都需要辨别真伪再使用的，否则笔者见到网上有人声称用这本书来学习中国历史，不知最终学到的内容有几分真几分假。还有一些内容绝非任何当时的西方人所能经历的，那就是作者纯粹编造的内容，这些部分读者千万莫要当真使用，比如作者笔下人物平西的很多经历连原型都不太可能有，如与晚清要员交往密切，参加科举取得功名，成为了官员交流的中间渠道，入京为官并参与了鸦片战争谈判等。这些内容虽然浅显但有人还是难以辨别的，笔者不希望以后听到有人以此子虚乌有之事为根据，写上一篇信誓旦旦的历史“科普”文章，类似于《震惊！洋人曾参与清朝科举并取得功名，清朝的闭关锁国或许没有那么严重》（然而已经有很多专著如《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中将本书虚构的人物甚至作者都当做了鸦片战争前后生活在广东的法国人，写下了不少研究，后文会谈到）。当然除了比较容易发觉的中国史实和人物经历中有不可信的部分，还有一些其他的虚构或错误之处也同样需要辨伪，比如简单的认为中医挑选药材的方式就是根据颜色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最后，在完成辨伪之后，需要做的就是从可靠的信息中再选择出有研究价值的部分，据此展开研究。本书可研究的内容笔者在前一部分大概列举了一些，而这些可研究内容的挑选过程，就是遵循了以上三个步骤。当然如果有些作品已经产生了额外的影响，比如《番鬼在中国》对于林则徐组织编修《华事夷言》产生了影响，还应该对作品的影响力进行研究，不过这并非每部作品都有的，也就不是必备的研究步骤了。

  

  不知道插画中头上有犄角的小孩是什么意思？

  本书的第二种史料——由版画家博尔热完成的插画，属于图像史料的一种。图像史料目前在国内的主要应用还不在研究领域，而在历史教育领域，包括中学教育和通俗教育当中，不过图像史料的研究方式也在逐步完善。蓝勇指出对于图像史料的关注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时空纬度”，二是“社会纬度”，笔者的观点与之相似但不尽同。笔者以为，对于图像史料的价值判断，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时空差异纬度考虑，在了解图像涉及的时空信息基础上，要判断图像完成的时空信息与图像有关史实的时空信息之间的差异，因为并非所有图像史料都是照片这种即拍即得的，时空信息的差异会影响图像史料的可靠性。二是从图像的纪实纬度考察，考察图像有无真实的反映史实，有没有篡改史实的迹象，如添加或删除信息等。三是从社会纬度考虑，通过对画师等记录者的个人经历，创作目的等进行考察，估计图像的史料价值。本书图像比相关文字更贴合史实，因为画者博尔热曾到达过中国甚至著有游记，游记中就留下了不少关于中国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与文中刻画的中国时空差异相近（都涉及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的中国广州十三行一带），这显然比文字作者脑海中的想象更加真实（不知二人有没有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交流，笔者总觉老尼克的一些中国印象就是来自于博尔热）。不过本书的很多插画只是对文字内容的反映，并非即时作品，有的画作有着明显的虚构痕迹，且画师创作的画作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欧洲读者的需求而非纪实，这自然影响了本书图像的史料价值。但笔者认为相较于文字史料，本书的图像史料可靠性稍强。

  

  与外人的伟岸形象相比，清朝人的形象普遍较小

  四、学界误用史料的乱像与外文史料书的再版任务

  最后一部分，也是笔者认为自己这篇小评最为核心的部分，笔者想谈谈对于本书的学术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乱象，这也是本书自初版后被史学界高频使用的一个原因。

  本书主要内容和创作情况想必认真阅读后的读者都有了解，就是法国记者、作家老尼克根据当时自己在欧洲能够了解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虚构了一位名叫德尔默（第二部分后改用中国名为平西）的人物，通过此人物在中国的见闻来展现自己对于中国的了解，所以本书除去对于当时大清国的客观观察部分有可靠内容外，这个人物的活动基本是虚构的，至少说在第一部分的一小部分内容后，人物的经历就完全是毫无借鉴的虚构了，目的就是将作者知道的中国信息用一个人物简单串联起来，而这个虚构人物更不可能是远在欧洲未曾听闻踏足中国的作者本人。然而在相关学术作品的使用中，平西成了一个真实来过中国的西洋人，甚至平西就是作者老尼克本人。比如在史学大家汤开健的《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中，将作者当做经由澳门、广州进入内地的法国人，还在书中误将作者笔下虚构人物作为作者，将虚构人物活动强按于作者身上使用；《闽菜史谈》称，“法国医生岱摩（后改名为“平西”）1836—1848年间，在中国游历数年，后著《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论文集《从深处看历史：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与经济社会》中收录的《近世西人眼中的清朝司法》一文称作者是“来华的老尼克”；《戏曲研究》中收录的《十三行行商与清代戏曲关系考》一文中甚至详细的写到老尼克在1836年七月初七被秀官邀请做客；《世界发现扬州》称“作者老尼克，生平不详。只知道他是法国医生，原名岱摩，后改名平西，在鸦片战争前后游历中国”，将书中人物的职业，姓名以及经历都加于作者老尼克；还有著作如《清代按察使研究》甚至将本书列为外国研究成果之中，殊不知本书只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文学作品罢了……只有少数作品正确使用了本书的信息，如《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尽管作者记错了主人公，但这在史学界使用本书过程中已经是“微不足道”的错误了）及罗仕龙的论文《从<补缸>到<拔兰花>：十九世纪两出中国小戏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

  学界非但没有深入挖掘本书价值，反而在一些基本信息方面就出现了问题，笔者以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研究者，另一方面来自于出版方。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笔者自己亲身体会过如今史学作品收集史料的过程，对于网络工具的过分依赖成为了一大弊病，相关资料往往依靠关键词粗略检索收集后，就应用于作品之中，缺乏对于引文出处的充足了解，本书的学术应用之乱象大概率也是由此弊病导致的，出现问题的作品应该只是粗略发掘了本书中与自己作品相关内容，却没有好好了解本书的基本情况，所以才会出现这些低级错误，以至于此后作品以讹传讹，学界的使用史料过程中的不仔细，应该是此乱象的出现的主要原因。从出版方的角度来讲，本书的初版到再版过程中，对于书籍的基本情况介绍太少，对内容的挖掘解析也不足，一些不可靠的信息在书中没有标注，也要对此乱象的产生负有小部分责任，这就涉及到本书再版后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

  其实译者的辛苦翻译是可以从译后记中看出来的。无论是翻译异化的中国诗歌，搜寻翻译涉及到的史料还是单纯翻译一些蹩脚的广式英语，都是非常考验翻译能力的。译者能够在尽力保持作者原意的基础上，还力求贴合中文习惯，对中国诗歌和中国地方史料查找资料意译，相较于先前译本而言，阅读起来更加通顺，这些优秀之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能感受出来，笔者就不再多言，只详细谈谈本书再版还需改进的一些地方。除去前面提到的对于本书的基本情况介绍比较简单粗略外（比如明知本书虚构成分较多，还在封面中介绍本书“翔实记录了当时的风土人情、政治制度和经济方式”，请问虚构和翔实是如何兼容的？），先不苛求考察出本书所有史实不可靠的地方，单就有限的史实分析备注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错误，比如第27页称“伦琮”为杜撰人物，但又说从名字上看应是一位满族人，那么结合后文（第68页），不知这位满族人的故乡为什么是江西景德镇呢？既然是杜撰人物，可以考察其人物形象来源尚可，但没必要再自己加以随意猜测。再比如第240页，作者明明说明的是自伏羲朝开始的750年被九朝统治说不可靠，那么这种说法可能是当时在中国或者西方流传的一种中国远古史观点，译者完全没必要强行比照所谓远古二十八朝中的中古九朝说，两者除了时间接近外并无太多相似之处，而这个所谓的中古九朝说时间、人物极其详细，很有可能是现在之人创造的，压根不可能与作者所说有关，反而根据作者提供的公元前2953年这一确切时间，我们能够搜集到不少相关信息，可以推测作者此说可能来自于法国前辈汉学家德经之子小德经的三卷本游记作品《1784—1801年间北京、马尼拉、法兰西岛记游》中的中国历史纪年表，而小德经之说又可能来自于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的作品《中国皇帝简明年表：摘自<资治通鉴>，附自中华帝国开始至1786年的中国纪年和罗马纪年》(从公元前2953年至清代)，也有可能和东正教教士一样直接转自于某一版本的《资治通鉴》注释，不过由于十七世纪的葡萄牙传教士，早期汉学家安文思在《中国的十二特点》(法版译为《中国新史》)就谈到了这一说法，也不排除后来者都借鉴了他的观点，至于安文思在书中说的“根据七十家注释所说”，笔者暂难考究，不过“七十家”有点近乎孔门“七十子”之说。另外就是本书非常核心的时间线索，虽然本书内容有很多虚构的成分，作者也没有明确说明书中内容发生的准确时间（书中只在开始称发生于183x年），译者根据一开始出现了伯驾医生的眼科医院，就推断主人公来华的起始时间是1835年（该年伯驾来华开办医院），这是比较草率的，哪有将旁人经历用来作为主人公经历的？其实本书的一些确定史实足以做出更进一步的推断，比如书中人物吴健彰在1832年开办了“同顺行”，伯驾是1834年来华的，而在书中两人谈论鸦片贸易中谈到的朱嶟、许球、许乃济三人就鸦片贸易上书是在1836年，而主人公谈到的阿萨姆邦种植茶树的信息最早也是在1836年后开始才传到欧洲的……根据以上来自于第一部分的可靠史实信息可以推断，本书起始时间大概率是1836年，据此可知第一部分《墨菲·德尔默的信》时间为1836年到1837年，第二、三部分关于书生平西的外出活动发生在次年，即1837年，而第四部分关于平西在北京的见闻明显发生于1839年到1842年间，以上时间推断笔者还有其他佐证，在后文还会提到。

  由此可以看出译者对于翻译的把控能力虽好，但涉及到史学专业部分还是有些欠缺的，尤其是驾驭这样的外文史料作品，再版的任务不能仍限于基本内容方面，还要更进一步，做出更多考证，比如对于作者的介绍还停留在最初阶段，只知道作者的大致生平情况，作为一位19世纪中叶比较有影响力的作者，相信能够搜集到的作者信息远不止此，进一步考察作者生平对于作者创作本书的目的等研究挖掘意义重大，也应该是再版的意义所在；书中作者创造了不少人物，但并非全是凭空杜撰的，辨明作品中重要人物如伦琮等人的原型，或者说是哪些人的集合，是可以进一步开展的工作（比如从伦琮任职的情况来看，这个人物身上应该有广东水师提督郭继昌的一些经历），而且作者编写本书所依赖的资料有哪些同样也是有迹可循的，《历史月刊》的文章《一个番鬼在大清国：1830年代的海岸之旅》中就指出，本书应该是编译自英文著作，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笔者发现本书至少借鉴了同一时期由英国医生唐宁（这有可能是本书一开始德尔默医生形象的来源）于1838年出版的游记作品《番鬼在中国》中的部分内容，尤其是本书的前两部分，比如两书对于妈祖的介绍等内容几乎相同，而且两书的起始时间也大体相仿，这也是笔者推断本书起始于1836年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很多作者说法虽然笼统但信息足够的地方，译者也没有做出更多的注释推断，像第123页的所说的两座鬼神塑像显然是南方增长天王和东方持国天王，第129页所说的第四座殿堂里的护法神就是韦陀菩萨，第204页音译的名将杜樊根据身份、人物评价、死亡时间等信息可以推测应该是指杜淹（当然还需进一步证明）……至于一些史实明显错误的地方，也不应该让笔者这样的书评人代替出版方去完成注释。以上工作本都是外文史料书再版时应该做的工作，但本书再版做的还不够出色。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么多要求，一方面如前所言是因为不希望学界再误用史料，甚至可以更加方便的使用史料，另一方面就是一般读者的鉴别能力没有那么强烈，笔者在网络评论中就看到有人称在用此书来学习中国历史，还有些这一时期的伪科普作品称阿美士德号在道光皇帝的整治下“狼狈而归”，殊不知阿美士德对于中国沿海的间谍活动给鸦片战争中的中国军队带来了多大的灾难，联想到本书作者称阿美士德号来华是单纯的商业活动，深恐未来本书的错误内容也被无良的自媒体大肆宣传，因此笔者下定决心写下这篇小文，为出版方提供一点建议。

  

  翔实与虚构

  因为本书的误用现象从学界内到一般读者都有出现，连笔者也一度被一些学术研究所误导，与译者和出版方就作者信息等方面出现了分歧，在此深表歉意之余，也迫切的希望本书未来的版本能够由专业研究者认真研读解析，根除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老尼克：《开放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安文思等：《中国新史（外两种）》，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

  林学栋：《<番鬼在中国>（第一章至第三章）翻译实践报告》，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熊辉：《清代清茶门教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蓝勇：《中国古代图像史料运用的实践与理论建构》，《人文杂志》2014年第7期。

  罗仕龙：《从<补缸>到<拔兰花>：十九世纪两出中国小戏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戏剧艺术》2015年第3期。

  张伯伟：《现代学术史中的“教外别传”——陈寅恪“以文证史”法新探》，《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常媚：《陈查理形象解读》，《电影文学》2017年第10期。

• 来又如风 离又如风

  作者：洁 发布时间：2023-01-18 18:2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