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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出国说法语(附5张光盘+法语300句小册)》共45课，从初次见面的问候到交流谈兴趣爱好，从体育运动到商务活动，可以说已经涵了生活、工作、学习、交友等方方方面面的主题，适合已完成语音阶段和法语基础阶段的学习者使用。随书附赠一张CD-ROM学习软件和四张单语/双语CD，以帮助强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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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大白和小树 发布时间：2023-01-09 13:37:06

  挺单薄的一部小说

• 作者：ligeng 发布时间：2017-01-03 11:49:27

  除了书名，其他内容都是泛泛而谈，不够真诚

• 作者：Aky 发布时间：2012-02-24 13:33:47

  理论性很强，不算生动，但是很全面，可惜到期了，要去还了

• 作者：风间隼 发布时间：2015-11-22 17:39:20

  果然是对国史满怀温情和敬意，一再替古人开脱、说明，对清代则贬为“有人事、无制度”。好处是对政府组织形式的演变说得很清楚，中国社会“无阶级，有流品”，而且渐趋平等的论断很值得社会学者借鉴。缺点是忽视了社会力量，脱离社会规模和复杂化的压力谈制度演变，难免不得要旨。

• 作者：soloye 发布时间：2018-02-09 14:37:45

  只是选译本，而且无注释。这类通俗选本还是慎读。不会翻了。

• 作者：燕赤霞 发布时间：2018-08-08 16:35:31

  垃圾中的垃圾。

• “战斗”的史学：吕西安·费弗尔与史学重建——《为历史而战》读后

  作者：冬天吃汤圆 发布时间：2024-01-14 21:16:18

  彼得·伯克曾对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二人的性格有过精准概括：“费弗尔年长八岁，性格开朗、热情、好斗，惯于责备不遵循其想法的同事，而布洛赫沉着、惯讲反话、行文精炼，几乎想一个人那样偏好限定性、克制性的陈述。”这样的性格也影响了他们对历史学发展的认识：面对史学危机，费弗尔为捍卫历史而始终保持一种作战的状态，而布洛赫则更愿意坐在辩护席处为历史学进行理性的辩护。《为历史而战》正是费弗尔“战斗”多年的思想结晶。该书出版于1953年，收录了费弗尔45篇书评、演讲，深刻反映费弗尔对如何重建与十九世纪截然不同的新史学的新认识。

  一、史风与史家

  在费弗尔成长的时期，法国史学处在一个平庸的时代，受兰克的影响，法国史学主流——“方法学派”只重视史料的考证与罗列而忽略思考维度，研究领域亦限制在政治、军事史。与此同时，法国社会科学以其丰富的研究面向与方法使史学相形见绌，尤以社会学为最。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对历史学展开猛烈的抨击：历史学以政治、个人与编年为部落偶像，迷失于史料的排列而缺乏分析解释，迷失于碎片化的事件之中而无法宏观地看待问题，只能依附于社会学之下，为其发现、考证和提供原始材料。其他学科如地理学也引入历史维度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感受传统史学的故步自封，另一方面也面临其他学科带来的冲击，费弗尔等人开始思考史学革新的问题。费弗尔以求知的态度与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学习，广泛吸取各家所长，并在颇具理论关怀的亨利·贝尔的影响之下，开始独立探索史学的新路径。他和布洛赫一起创立《年鉴》杂志与年鉴学派，并在战后成功建立带有他自己个人色彩的一系列机构。为了建立起自己心目中的史学——“一种与未曾预料的新时代相称的历史科学”，费弗尔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战斗姿态，在批判与反思中，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

  二、何谓历史学：纵横于科学与人文之间

  在19、20世纪，史学的最大变化即不同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推动史学科学化。方法学派的学者将历史学简单等同于文献学，按照史料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就是史学的科学性所在。费弗尔并不否认对史实的尊重，但他认为真正体现科学态度的是研究环节：考证与提出问题和假设。依靠，考证方法，历史学攻城略地，征服了所有人文学科。针对以往的史学家的事实不能选择的观点，费弗尔带有嘲弄意味将他们称为“拾荒者”，并认为他们不能科学的反映历史，毕竟任何科学事实都是“编造过的”事实。在他看来，面对丰富的文献，研究者本身就要学会取舍，同时，还要将不同的史料进行勾连以建构新的史实。而史料选择与史实构建依赖史家提出问题和假设。从史料中提出问题并提出可以探索的研究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分类和分析，而不纠缠于可能永远找不到的真相，使得史学从考证中解脱出来。这也对知识生产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方式，并影响了后续史家，如勒高夫就宣称“新史学就是问题史学”。

  同时，史学不能脱离人而存在，不能沦为智识者的游戏，历史学家的任何研究必须围绕人而进行。就研究领域而言，不应只局限在帝王将相，而应扩展到整体人民，将他们置于所处的社会中，关注他们的生活与情感；从史学功用来讲，历史应该为现实服务并回答现实问题，史家应根据现实需要去组织、理解过去，并且这种史学要具有推广意义，必须为所有人所需要和认识；就史家个人修养而言，不能脱离人类生活而进行写作，他必须先全身心投入到生活当中，汲取人文精神以增强自己对历史的感悟力。同时，费弗尔还提出艺术不应与科学对立，应使艺术和科学相结合以照亮人类的黑暗处。

  在他看来，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以科学为手段，以人为研究对象和终极关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费弗尔努力试图粘合史学的人文与科学的面向，在“人性”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学。

  三、从手工作坊到实验室：史学家的集体合作

  在传统视阀中，史学研究应当是个人的沉思的结晶，类似于高超的工匠独自一人在手工作坊内埋头苦干，雕琢出一件精美的工艺品。然而，费弗尔对这种研究嗤之以鼻：“坐在扶手椅上的老先生，身后是他的细心保存的卡片，只供他个人使用，还小心翼翼地提防竞争对手的觊觎，还有一个文件夹收藏在保险柜里。”他想要建立一个“历史学实验室”，由一位顶尖的学者带头，带领小组共同制定研究主题、收集资料和分析史料。他希望其他历史学家都能像他一样，集合起来共同革新史学。

  同时，在他看来，科学本为一体，所有学科相互关联，再加上历史学应该朝着包含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的总体史路径前进，所以历史学应该敞开胸怀，打开“实验室”的大门，与其它学科共同交流协作，以探究人类的整体历史。在第三、四部分中，费弗尔通过书评与回忆的形式展开跨学科的对话，甚至介入到学科内部的学术争辩，试图引起其他学科对历史学的重视。他反对“各人待在自己的窝里，像狗一样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被啃过无数次的老骨头”，学科不应该设置壁垒甚至你争我斗，他还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是地理学家，还应该是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成为其他学科方面的专家，其他学科的专家也能成为历史学家。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问题上，他尤其重视地理学和心理学。在地理学方面，他汲取了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对地理学思想的发展提出创建：他一方面在历史学内引入地理学视角与概念，强调人类文明发展的地理因素，另一方面也试图呈现历史中的“地理”，即地理因素的变迁过程。在心理学方面，他开创了心态史的研究传统，通过认识人的心理活动以了解社会结构。同时他并不单纯主张历史学家利用心理学理论这种单向模式，而是提倡心理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团队协作，要求双方一起整理心理方面的材料并进行重新组织，心理学家为历史学家指明方向，历史学家为心理学家创造工作条件。尽管他曾不无心酸地表示：“他们坚持瞧不起我们的历史学，瞧不起我们历史学家的拙劣的历史学，而我们历史学家，尽管因为接触了肮脏的现实显得灰头土脸”，但他仍认为历史学应该打破自设的壁垒，汲取其他学科的利用他们的理论武器，增添自身的活力。

  正是带着这样的理念，他在《年鉴》创立之初就建立起史学小组，并在战后利用自己所获得的学术权力，通过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第六聚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者，让历史学家能与其他学者一起围绕“人的科学”进行探索，这既使得年鉴学派走出法国史学的边缘而迈向世界的舞台，也让历史学把研究延伸到所有人文科学领域中，覆盖人文科学的“全局”。

  四、反思、继承与超越

  费弗尔的史学思想并非毫无争议，无论是其在世抑或今天，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反思，并试图实现超越。

  首先，尽管费弗尔对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的历史哲学极尽嘲弄，但他本人也无法归纳总结出更为系统和有说服力的观点。在雷蒙·阿隆看来，本书缺乏抽象化的历史哲学，仅就自身职业而讨论而不涉及哲学范畴；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在费弗尔看来，历史学的工作并非要将事件抽象化，而应当是丰富细节，将历史事件更全面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即“把问题复杂化，是深化充实，是逐步扩大，是融入生活。”既然费弗尔提出要过去为现在服务，要求建立总体史，就必然要通过阐明因果关系、演变趋势等向世人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而非提出某些经验性的理念抑或将不同历史事件拼凑在一起。

  其次，费弗尔的“人类中心主义”亦显过时。费弗尔强调历史学的唯一研究对象为人，从传统的人文主义角度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在全球生态严重恶化、各种环境问题频发的今天，迫使人文主义者不得不承认人类并非处在星球的中心，必须正视其他生物乃至生态环境的存在。要想建立起真正的总体史，同样需要将其他生物以及自然环境因素包含在史学研究中。这一点已在勒华拉杜里的“没有人类的气候史”中得到证明。

  在费弗尔去世前后，包括布罗代尔、勒华拉杜里等不同世代的年鉴学派学者都对费弗尔有着不同程度的反叛或者超越，这对年鉴学派是一种更新与突破，使其能一次次应对不同学科乃至时代的挑战，但在使得自己的原有特性消解，走向了困境。尽管部分年鉴学派的学者又重新回归到费弗尔与布洛赫的思想上，试图重新阐释他们的观点，沿其路径再次开创新的辉煌，但总体而言年鉴学派已然式微。然而，由费弗尔开创的“问题史学”、“总体史”等史学路径仍未过时，如何继承并探索出超越的新方向，实现新的“历史学重建”，仍考验着每一位历史学家。

• 《曹操评传》：时代玉成，魏武挥鞭

  作者：一蓑烟雨 发布时间：2022-07-21 22:57:36

  

  读完随拍

  昨晚看完本月初从图书馆所借张作耀先生的上下两册《曹操评传》，为了不浪费接下来阅读下一本书的时间，故长话短说，略于对本书的梳理，而着重说一下我本人在读及读完该书的感受。

  首先，在阅读本书期间，我脑海里常常会不经意闪现出“时代玉成”一词，记得这个词还是我多年前从王立群先生在百家讲坛讲汉高祖刘邦时所听到的，该词便是这档系列节目中，其讲刘邦从小小泗水亭长一跃而成大汉开国皇帝的一期综括之题目。而“时代玉成”来形容曹操的一生我想也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虽然其家世不贵而显，但从其二十岁由举孝廉而进入仕途任洛阳北都校尉到后来成为曹魏实际的奠基人，其间除了个人因素至关重要，我想之所以单单他能够从群雄中脱颖而出，时代原因也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该书共有两册，以此对应其中上下两篇的内容。上篇主要以各种史料为基础，完整地介绍了曹操的一生，其间所用史料可谓扎实，如《三国志》，及其各种注引如《魏书》《魏略》《魏武春秋》一类史料；下篇主要以曹操本人的诗文，及其各种教令来分析并介绍从中流露出的其各种思想，如通过曹操本人给《孙子兵法》所做的注，介绍其本人的军事思想，之后对作者介绍很多的方面如用人，及曹操自己所说的话，如“恃武者灭，恃文者亡”这一体现着其要在文武之间不偏不倚的话等印象深刻。在介绍完曹操的文学贡献及其主张后，书尾还附有作者对三曹中另二曹所作的小传。虽然这两篇传记非常简略，但读之还是对曹丕曹植的生平事迹，还有他们对文学的贡献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认识。如据作者所说，曹丕在治国层面虽不及曹操，也尽管因其军事上的自大，尤其是在一次次伐吴中，使国家蒙受了诸多不必要的损失，而相比之下，吴方则在其时期的军事上表现得非常好，时而连蜀抗魏，时而同魏挟蜀，可谓游刃有余，但毕竟就其政治上的权术与治国上的才能而言，无疑是比其后来者好很多了的，何况比起曹操，其也有很多地方值得称道。如军事上，他虽然自大，但在对待降者由其父的喜杀对他本人的好赏无疑是一种进步；文学上，从其《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等文章里流露出来的文学理论与主张，如“文体论”，还有首先为强调文学风格而提出的“文气论”，对中国文学发展史都有深远的影响。而关于曹植，介绍中，除了从因曹操随着下定决心立曹丕而对其党羽进行的削减，到曹丕即位后对其人身进行的迫害，及至明帝曹睿即位因对其猜忌而终不接受其的受用这一在政治上悲惨的人生外，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者从其各种诗文梳理出零散的文学理论并予以介绍，以及其比曹操更明确的生死观，如曹操尚且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而到了曹植，便直接说出“生之必死”这样的话来。

  最后，关于作者的文字风格，我认为是凝练而不深奥，严谨而不失有趣的。尤其是在介绍过重大历史事件后，对其进行的一番客观公允而眼光独到的分析与论述，读之常常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何况即便在叙述中，也常常以渊博的学识对史实进行的考据，亦有很多可取之处与学术价值，如在介绍曹操在洛阳北都校尉的任上，以五花棒来整肃社会风气而其间打了宦官蹇硕的叔叔引起轩然大波被迫辞职后，没多久，朝廷又起用他为议郎，就是在此任上立了功，被当时朝廷任为济南相，由此真正开启了他本人建功立业的一生。但在这之前，史书在记载他当议郎前，还有个复字，历来的研究者们据此大多认为在这之前曹操应该还有一次当议郎的经历，而本书作者却在其下的注释中直接指出“似非是”，他认为，这里的复字，应该是就曹操上次为官的经历而言的，而非是指中间其已经做一次议郎的。总之，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我想仅从本书中作者考据的扎实，便可想见其渊博的学识。

  那么，下面再以作者在本书的考据与论述出发，围绕有关曹操若干个点进行一些罗列，希望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对本书内容进行一点梳理，同时也可以加深我既已获得的印象。

  众所周知，曹操是公元155年出生于一个显赫但不高贵的家庭的，其父曹嵩是当时大宦官曹腾的养子。而关于曹操的家世，一方面据当事人即曹操父子所说，他们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的后代，或曰是上古三王舜的一支，但另一方面，其父曹嵩毕竟是宦官的养子，从血缘上，曹操一支是无论如何也不是属于曹家的，而从历史记载来看，其又和夏侯氏来往密切，甚至互相联姻，所以历来有很多人认为曹操是出于夏侯氏，不过，又缺乏直接的证据。那么，为何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人们却连其家世等搞不清呢？在这里，作者指出，除了种种的客观因素，应当看到，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与曹操本人对此的避而不谈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如果说明其明确的祖先，就相当于否认了其在曹家的位置，那么，反对曹操的人为什么也不揭穿这一点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对于他们，抹黑曹操没有比就其是阉宦弟子上大做文章更好的了。由此，基于这样的家世，一方面为曹操在仕途上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其本人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同时比之一般人良好的家庭环境，也使曹操很早就已经接触到了儒家经典，为其后来的一生中留下一抹这种思想的底色

  其次，有人说，曹操是靠着镇压农民起义军发家的，作者对此也极其认同，比如当初何进在计划尽诛宦官的同时，袁绍提议让各地州牧前来勤王而使董卓成了这一过程中最大的赢家后，袁绍接受了董卓给出的地方职务而据此发展成反董卓联盟，并将此作为他的根据地，而曹操面对董卓伸出的橄榄枝，则“遂不就拜”，而是在陈留起义，同袁绍一起讨伐董卓，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其与青州黄巾军交锋，最终收编了这一支军队，由此青州兵便作为曹操征战四方的资本，其最初设想的屯田制也是在其中率先实行的。可以说，纵观曹操的一生，其建立的功业，都和青州兵密不可分。而作者在介绍完这一史实后，又对其进行具体的论述，他指出，近年来，有很多人认为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恰恰是镇压农民起义军，对此他是不敢苟同的，至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据其所说，农民起义的产生是基于政治黑暗及诸多社会因素的，但既已出现，其本身随即又变成一个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历史证明，在古代社会中，每次农民起义后，无一例外都会重新产生一个帝制政治，而绝不可能以农民军本身作为政治主体，因此曹操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举动，无疑是顺应了当时的趋势。何况就如公元200年所爆发的官渡之战后，曹操征乌桓的目标无论是不是消灭袁尚袁熙的残余势力，无论乌桓是否属于中国，曹操此举是否伤害了乌桓和汉的民族关系，其与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样，都是曹操统一北方必须要做的，是这种战略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承认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那么就不应忽视这两件事积极的一面。

  再次，历来说起曹操迎汉献帝于许的举动，大多都会用“挟天子以令诸侯”一词来形容，无疑其中最重要的在一“挟”字，因为挟，便有要挟、挟制之意。而实际上，这一词曹操本人及其谋士，包括向曹操提出这样做的毛阶都没说过。虽然效果与其无异。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一词是怎么出现的呢？大约有两点出处：一是将袁绍谋士沮授的话用在曹操身上了，毕竟就实际操作上，后来很好履行沮授所提建议的是曹操而非袁绍；二是后来孙刘方都以这种方式来骂曹，而后人感觉这个形容非常恰当，便不问出处了。而对于曹操终其一生为何不篡汉，作者列举了四点主要原因，并指出若假以时日，汉魏禅让由曹操本人来完成也未可知。对于这四点主要原因，后来易中天在品三国的节目中将其概括为“不吉利，想报恩，难改口，不合算”的十二字。大体上，从本质上，曹操还是受儒家影响非常深的，加之这样的家世，同时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只看利益，而名分对他来说只是次要的，总之基于客观的限制，与曹操对种种问题的考虑，故而直到最后也没使他下定决心再向前走一步。不过，据易中天所说，曹操之所以没称帝，或许还有个原因，即他忘不了荀彧那双忧郁的眼睛。这虽然有些诗意，却是不无道理的。众所周知，荀彧是曾曹操最重要的谋士之一，在曹操统一北方至关重要也是关于曹操生死存亡的官渡之战中即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曹操也非常感激他。但从本质上说，荀彧却是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式的人物，他之所以投奔并帮助曹操，完全是为了汉室。故而起初两者目标一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的势力在不断扩大膨胀，这时荀彧只有、也只能为汉室去死。果然，在荀彧不明不白地死去没多久，曹操便得到了魏公的封号，而且还加九锡，将其都城定为邺城，由此便能够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以便扩大势力，再之后，还加封魏王。但据易中天所说，荀彧毕竟曾经作为曹操的战友，故念及而感到触动也是有可能的，符合人之常情。

  最后，关于曹操由不信天命到开始重视天命，甚至公然说道“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据作者所说，实际与曹操心态随着形势的转变而转变是不无关系的。其在军事方面的思想自不待言，堪称其时期最伟大的军事家，但在具体实践来看，虽然其中既有成功之举，也有失败之例，但据作者所说，这些都是曹操本人军事方面的组成部分。

  说到曹操在军事上的失败之例，无疑是顺利征乌桓，又轻而易举地收编了刘表留下的军队，从客观上造成了其骄傲自满的心理，在当阳阻击刘备而致使其逃脱，没能及时瓦解孙刘联盟而使自己在公元208年所发生的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可以与之相比的，还有其在打跑张鲁、马超和韩遂后，在“既得陇，复望蜀耶”这样的观念驱使下，不再继续入蜀，既得的入蜀的要冲汉中也只派夏侯惇等人驻守，给刘备提供了养息之地，也为后来的曹魏政权埋下了隐患。这一点被本书作者称为是“赤壁之战后曹操所犯下又一个军事上的重大错误”。不过，曹操见入蜀无望，汉中也难保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大步后退至陈仓，还是展现了他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智慧与风范的。另据作者所说，曹操在军事上所做的最后一个正确决定，莫过于在其去世的前夕，同东吴击关羽而使其败走麦城被陆逊所杀了，从而使孙刘联盟关系破裂，为两者后来的夷陵之战埋下种子。有趣的是，若这样说来，三国三大决定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就都与曹操有关了，不仅如此，除了赤壁之战，另外两场战役中他都还是赢家。不过就其最惨的失败之例而言，则莫过于关于196年在奉帝至许的次年征张绣而随即致张绣复叛了。在这一事件中，曹操长子曹昂与其侄曹安民都死于非命，有趣的是，据作者所说，时年十一岁的曹丕却凭着机智而逃过一劫。

  在文学及用人等关于曹操的诸多方面，亦有很多作者的独到见解让我印象深刻。如据作者所说，曹操曹植虽有很多游仙诗，但却不能说他们真的相信这些，因为前者是要以此表达自己的愿景，后者则纯粹是一种文学创作。又如作者指出，曹操的文学贡献是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继承了乐府诗的传统，焕发了四言诗的新生，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开一代诗风，进而他指出，有很多人认为曹操对于后来消极的诗风是有关系的，这是不对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诗风悲凉却不消极，更非萎靡，如其《短歌行》虽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来开篇，但却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结尾，其主旨还是进取的，胸襟也是开阔的，故而曹操不应该为其负责，这一点我极其赞同，不过，也有一些有关方面我是不敢苟同的，如在讲到曹植对五言诗的贡献，作者便引王瑶的观点，认为不宜对其评价过高，因为这都是那个团体的贡献，但正如作者在讲其时期文学之士为何辈出所，所指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形势使然，但曹操的引领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我想事不同而理同，具体到到三曹对诗歌贡献的评价上也应该这样来看，大体上，我想操重四言，丕重七言，植重五言。再如作者其间指出了曹操所以要唯才是举一种不得已的客观原因，便是在州牧各自为政的情况下，汉代的察举制已经难以维系。

  好了，暂时就说这么多，其实想写的还有很多，不过只能期待于有机会对本书的重读后再写吧。总的来说，本书是不枉一睹的，同时也在作者客观而流畅的叙述中，更加了解了魏武的生命历程。

  ……

  另外，看到后记，联想起书前所附本系列之长序，则真的令我不禁动容。众所周知，本书已是关于曹操的经典，私以为也是历史传记的典范之作，同时自然有多个版本，但通过网上的查询及后记内容所示可以得知，本书的作者张作耀先生就是因为接受了本系列主编匡亚明先生的约稿而写作本书的，之后也自然作为其系列之一种而面世，而至于被人民出版社的“历代帝王传记”所收录，到近几年的单独推出所谓修订本，则都是后来的事了。言归正传，1987年，匡亚明先生在这个系列刚刚推出作品时而作的长序最后曾说，尽管当时他已逾耄耋之年，而本系列则准备以10-15年的时间将计划在内的二百余本著作先后出完，但他因内心愉悦而有如孔子所说不知老之将至之感，故而会静静地带着本系列的著作一册册出版的，以至全部出版完成。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书作者在完成本书写作之际而作的后记，虽然其篇幅不满一页，但其中却反复强调本书的完成与受其主编不知老之将至的感染是分不开的，不料之后话锋一转，说正因如此，他要向匡老的在天之灵表达崇高的敬意，可见，此时本书所属系列的主编匡亚明先生没机会看到本书的问世却已经过世，也使当初在序中留下的期许，成了过眼云烟，后人读之只有、也只能发出一声叹息。就我而言，读文至此，再联想到其曾在其系列长序中说过的话则真的是感慨万千，甚至不禁动容。而本书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却在之后，经时间的流逝而成为经典，甚至其观点被易中天在2005年的品三国的节目中屡屡引用，另据看过本书的书友所说，易中天在其品三国节目中还有意无意地套用了很多本书对于某些故事的叙述方式。

  再回到本书作者在其序中所讨论的历代对曹操其人的评价上。大体上，其中详细而完整地介绍了从当时至建国后对其主流评价的转变。若就古代而言，对其的评价则都有一定局限性特殊性。如在曹操之后的魏晋时期，由于当时的统治者还认为其地位的来源是直接继承于曹操或曹魏政权，故对其好的方面大加颂扬，对其污点则避而不谈，到唐代赞其才能，诟其忠义，然后自宋以降，因理学渐盛，所谓三纲五常的理念被人们尤其是士人重视，加之宋代话本小说对操进行的涂抹，到了三国演义中为强调蜀汉是正统而黑曹操，曹操其人的奸雄形象至此便在国人心中定了型，但从近代这种情况便有了改观，从章太炎，到鲁迅先生在其著名《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再到郭沫若以蔡文姬为契机，大作替曹操翻案的文章，由此之后即有数不胜数的学者沿着这条路写出星许许多多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不过，在这里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章太炎先生对曹操的简短评价，即“虽谲而近正”。无疑，从表面上，章先生是化用了孔子对齐桓晋文分别给予“正而不谲”和“谲而不正”的评论，但其将两者融合，以“虽谲而近正”来评价曹操，我认为还是具有客观与独到性的。

  最后，再指出一处本书微小的错误，即“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这一记载在《论语》“学而”篇的话是有子而非孔子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