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企业“营改增”操作实务与案例分析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暂无相关简介，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目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内容，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建筑企业“营改增”操作实务与案例分析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建筑企业“营改增”操作实务与案例分析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建筑企业“营改增”操作实务与案例分析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其它内容！

• 作者：莉莉丝（Ojas） 发布时间：2023-01-21 19:40:04

  Z

• 作者：神威 发布时间：2021-04-20 13:39:38

  休憩56th，这是花森安治《生活手帖》杂志的封面与插画合集，在初为手绘继为摄影后又回到手绘的风格变化与各自构图里，可以看出花森的品位与精神，其“但凡认真思考过自己的生活，都会希望活得更愉悦美好，为追求更好的品质更美的东西而痛下功夫，这就是我们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时尚”的言论，可以清楚的看出其三观，如果不把强迫症式的下功夫当做愉悦享受，这种追求本身就是相对更愉悦美好生活的矛盾，相反的，这种下功夫正是追求更美好更愉悦过程中应带着愉悦与美好心态享受的一种愉悦与美好。于是，这杂志封面成为了花森安治以岁月为篇幅，每月一张的人生手账，艺术造诣深厚者自可看出不少门道，我辈外行，也可体悟一些人生感触，以及一颗执着而唯美的心

• 作者：伊卡洛斯的海 发布时间：2019-05-13 22:15:46

  附录与其说是方法论的注解不如说是交代故事的结局。民族志旨在突出贫民区黑人青年在警察高压执法下的逃亡与游离，以显示现代的“种族隔阂”。在研究伦理上，或许可以和tearoom trade 一同讨论。

• 作者：大骏马 发布时间：2018-07-20 20:26:02

  卖家说是科普书。看完第一卷想给他差评。这明明是写给数学系博士的科普书。

• 作者：了妄唯真 发布时间：2022-11-30 17:23:02

  两年前浏览，今天再读。

  买了纸质版，下载了英文版，翻译一般

• 作者：漫作 发布时间：2024-03-17 20:53:00

  量多的吓人

• 大数据治理与自动化的不平等

  作者：党员福柯 发布时间：2019-11-09 13:19:20

  科技改变生活的口号提了很多年。这几年，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成为科技新潮流，我们的生活也被宣称已经或者将要被这些新的技术改变。科技真的能让生活越来越美好么？答案当然是未必。今天想分享的这本《自动化的不平等》(Automating Inequality)就以案例研究的形式说明，科技化的治理/福利体系，可能会让原本的社会不公更加严重。

  分享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是科技治国、技术治理是近几年的学界、政界、甚至是商界的一个热点。如何把新的科学技术整合到社会体系中成为学者关注的要点，科技公司也思索如何利用技术产品与政府建立良性的合作关系。其实我们如今的政治生活中已经被很多技术性的介入所影响，但是除了科幻电影外，似乎很少有些媒介能够启发人们思考：科技化的治理真的那么美妙么？第二个分享这本书的原因是，今年作为所在机构seminar organizer，有幸邀请到书作者Virginia Eubanks来做本校讲座，也顺便得到了与Eubanks单独交流的机会，当然，也让她在这本书ASA年会时候促销展台5刀买来的纸皮书上签了名。借此机会秀签名。

  

  本书的作者Virginia Eubanks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亚分校的政治系副教授，按她自己的话说，虽然她有政治系的学位，但一直研究的都是美国贫穷和不平等问题，对学科的归属感并不清晰。在这本书出版前，她也没觉得被政治科学圈承认过，但是书出名后，突然间有许多政治科学系、社会学系、社会政策系开始邀请她做讲演，并把她划归为自己学科/领域的研究者。Eubanks本人给自己的定位是半学者半新闻工作者，因为她现在将许多精力用在向公众写作上，在面对公众的媒体平台发表文章，来唤起大家都贫困问题的重视，以及反思科技是否再生产了不平等等问题。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科技是中立无害的，但是Eubanks在本书一开始，就直截了当的表示：贫穷治理过程的科技手段并非中立，因为它们是被美国社会对经济不安全的恐惧以及对穷人的厌恶所塑造的；这些技术在运用中进而影响到贫困的政治和穷人的体验。虽然在美国社会，很多学者和政客不断强调科技对社会的正面作用，但是Eubanks认为现在很少能听到某种新科技真的为社区提供贡献，为穷人提供更多机会的新闻。更多情况下，我们听到的是新数据技术构成了限制劳工阶层工作、动员以及抗争的新政体。数据技术不断成为美国贫穷治理过程中决策的一部分，但这种数据化的决策过程，非但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反而对穷人造成了伤害。为什么技术发展，尤其是数据技术的发展成为了劳工阶层乃至边缘人群的噩梦呢？在这本书中，Eubanks选取了三个案例来回答这一问题：1，印第安纳州福利系统的在线审核；2洛杉矶房屋救助的电子登记系统；3宾夕法尼亚州儿童虐待案的风险预测模型。

  印第安娜州长于 2004年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公共服务私有化战略，从高速公路到汽车管理，再到公共救助系统，原本由政府提供的服务被州政府外包给私营企业。在这个进程中，一个重要社会福利部门--家庭社会服务办公室（FSSA）也经历了私有化改革。FSSA对于印第安纳州的穷人非常重要，因为超过一百万人通过这一部门获得政府提供的健康保险、社会服务以及心理健康干预服务。FSSA在改革前被认为效率低下，想获得社会福利的穷人需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审核才会获得相关援助。在原有的FSSA系统内，需要获得帮助的人要与社会工作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但是政府认为这种过时的模式不如电子系统效率高，运用电子系统进行福利登记不但节省人力，还可以自动审核登记者信息，将骗保人群拒之门外，从而节省社会资源。在改革过程中，FSSA采用IBM开发的网上申请系统。每一份申请不再由社会工作者负责与市民对接，而由外包的客服中心负责答疑沟通。

  改革的结果并不乐观。一方面，实现登记系统的电子化需要把大量的纸质文件登记到数据库中，历时三年的改革中，超过30万份文件在这一过程中丢失了，有超过十万份文件处于没有编入索引库的状态。这种混乱的改革过程造成了困难家庭的噩梦。因为文件丢失，电子系统不会批准求助人的申请，而且会判定为求助人自己没有递交文件配合审核。超过一百万份申请在2006-2008年被材料不全而的原因拒绝了。虽然系统内置申诉渠道，但往往耗时较长。很多贫困家庭来常年依靠FSSA的食物卷、保险来生活，一旦申请没有通过，食品医疗开支会为这些家庭带来巨大的财政负荷。Eubanks的个案研究发现，有些家庭是靠FSSA的保险来给身患重病的亲人购买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申请审批有差池，中间耽搁几个月就会造成上万美元的药物开支，这对于这些低收入家庭是无法承受的。另一方面，审批电子化的一个目的是杜绝社工联合申请人骗取政府福利。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电子化系统中，所有的case，由原来的社工主导的个案负责制变成任务考核制度，每一个case都被切割成琐碎的小任务，分配给不同的审查者或者话务员负责。这种以流水线的形式处理社会福利问题的弊端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全面地了解一个case。每当有低保家庭打电话询问自己审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接电话的话务人员无法提供有效的信息，更没有裁决权去给这些家庭提供可解燃眉之急的帮助。

  Eubanks认为，FSSA这种社会福利系统的电子化改革是失败的。这种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技术上的问题，而在于把社会福利获取资格的审批过程进行自动化的目的是错误的。对于政府来说，他们的目的是提高效率、杜绝欺诈，所以他们在设计系统时基于‘宁可拒绝十个合理申请，不能放过一个骗保申请’的原则。Eubanks认为，社会福利应该是支持困难家庭的社会存在，而不是一个困难家庭需要经历层层审核才能获得的国家施舍。正因为这一假设的存在，在福利审核系统自动化的过程中，所有的系统问题都预先被判定为申请人的错误，由申请人承担损失。而对于困难家庭来说，这种损失对其几乎是毁灭性的。

  本书呈现的第二个个案也是洛杉矶的房屋救助系统。洛杉矶政府针对流离失所的社会底层开发了一个房屋救助匹配系统。这套内置算法的系统设计初衷是解决当地救助房供需平衡问题。因为洛杉矶的流浪汉很多，还有些因为财政、家庭原因暂时失去住处的无房者。诸多无房者在政府进行登记后，需要在等候名单上排队许久：每当救助房提供方有名额空出的流言，无房者会提前好几天到房屋管理处排队‘抢房‘。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运用技术手段开发出一个联合准入系统（coordinated entry system）。这套系统通过对无家可归的人进行信息采集，然后进行打分，最后按照分数来恒定申请者是否能优先获得房屋救助。

  系统将无家可归者分为两类，一种叫危机性无家可归。这类人群往往是因为短期生活变故，失去了住所。这一类人可能工作没了交不上房租，也可能是遭受家庭暴力而离家出走。这一类无家可归者需要的是短期的庇护所，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可以通过朋友或者亲人找到新的居所。房屋救助对他们来说，是雪中送碳，可以防止这一类人因失房而沉沦。第二种无家可归是长期性的。这一类人往往有行为、生理、心理上的问题，他们经常付不起房租，或者常年流落街头，对于他们来说，在根本上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需要更复杂的社会救助，而一个稳定长期的住所对他们来说更为关键。但在现有的分房系统不支持长期性无家可归者。危机性无家可归者得到的是对长期性无家可归者更合适的资源，而长期性无家可归者在系统中被评分很低，最终一无所有。

  除了资源不匹配的问题，Eubanks认为这套系统更大的问题在于对无家可归者隐私权的侵犯。无家可归者必须通过问卷的形式回答许多很私密的问题，而且要交出自己的社保、账单、租房历史，医疗史、犯罪历史等等个人信息。对无家可归者，只有这样才能被纳入数据库，才能获得算法的评估。而系统本身又与168家不同的政府、私人机构进行数据共享。这些个体的数据怎么用，谁有权查看，最终数据流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Eubanks认为美国贫穷治理政策一直有将穷人罪犯化的趋势。无家可归的人睡公园长凳，在路边搭帐篷，很多时候都是无奈之选，但是因为触犯相关城市管理法律会被罚款。家都没有，罚款自然交不上，于是这些穷人又增加了拖欠罚款的罪名成为‘逃犯’。这种记录让穷人更失去了找正经工作的机会，最终陷入贫穷-犯罪的恶性循环。在1996年以前的美国，如果警察想通过社会福利体系获取穷人的有关信息，是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的。但如今，福利记录可以很容易被警方调取。而这套准入系统包含了无家可归者大量的个人信息，更成为了警察常常来调取数据的资源库。在Eubanks看来，这套系统，以救助为名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对流浪者进行数据采集、电子监控的绝佳工具。对无家可归者而言，不在这套系统上登记永远没房住，登记了就要把所有的信息交出去，承担被警察追查的风险，当然最终的结果仍然大概率分不到房。Eubanks认为政府开发这一系统是将失房问题简化为信息和效率问题。政府似乎认为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并用算法进行精准的匹配，就可以解决救助房的供需矛盾。但其实，流离失所是一种复杂的贫穷问题，它涉及到很多宏观和微观因素，不是一个算法可以搞定的。而因为设计者依旧被美国穷人罪犯化的治理思路影响，最后的系统会再生产这种治理模式，最后的结果就是穷人越来越被边缘。

  最后一个案例是宾夕法尼亚州Allegheny的儿童虐待预防系统。这一系统结合当地儿童虐待举报电话，来对被举报家庭进行风险评估。Eubanks称这个风险评估系统是一个包含132个变量的预测模型。他们会对来电举报的家庭进行评分，1到20分，1为低风险，20为高风险。如果风险指数超过16，除非有监管者取消，否则本系统会自动触发上门调查命令。儿童福利部门进行上门调查，如果情况属实，父母则有可能被暂时中止抚养权。

  那么这样一个数据化的儿童保护性系统有那些问题呢？首先，这一模型在学术界被认为有极大的偏差，可能有百分之七十的高风险家庭都是被错误预测的。通过分析模型中的变量，Eubanks发现，系统用来评估儿童是否得到粗暴对待的结果变量本来应该是是对儿童的侵害/疏忽是否发生，但是因为在当地真实发生的儿童侵害案件不够多，没有办法直接算入统计之中，所以开发人员用了两个替代性变量：第一个是，重复报案率，比如，有人打电话举报某人虐待/疏忽孩子，如果是首次来电，经过其他数据模型的推测，可能会排除风险。但是如果两年内同一人被第二次举报，那就是被重复报案；第二个替代变量是儿童安置情况，如果被筛选出的小孩在两年内被社区、法庭或者相关机构暂时寄养，那么算作儿童被安置。但其实，这两个替代性变量都不能真的反映出儿童是否被侵害。被重复举报可能是因为邻居有人故意找茬，孩子被暂时性寄养在相关机构也并非全然是由于父母蓄意伤害孩子导致的，也可能是法官或者执法机构对不同文化下儿童养育的看法不同所致。另一方面，由于评估系统高度依靠热线报告来计算风险，有些虐待儿童的家庭如果住得远住得偏，没有邻居打电话举报，就永远不会被预测到。

  第二，该系统通过对孩子父母领取社会福利的历史，母亲的年龄，心理状况，是否单亲，犯罪记录等历史数据来进行收集，用以评估孩子未来被虐待的风险程度。但这些信息都来自于与儿童福利有关的公共部门。换句话说，这些参与到预测模型中的变量，大多是从针对贫困人口的福利部门收集的。因为只有穷人才依靠公共部门来获取相关的育儿福利，而中产或者有钱人往往有商业保险，更不去针对穷人的医疗或者育儿机构，他们有更高的隐私意识，其数据也被私有机构以严格的保密方式存储。所以当前的情况下，穷人越依靠公立部门的医疗、育儿或社会救助服务，就更容易让自己的信息被收集到这一预测体系中。声称是针对全地区儿童的风险评估系统实际上仅能获得穷人的数据，所以这套系统成为了监测穷人家父母行为的工具。

  除此以外，Eubanks发现，系统进行的预测育儿不当的那些变量几乎都是用来描述贫穷的指标：缺少食物、住房面积不足，去无证托儿所，交通方式不靠谱，缺少保险等等。所有的这些变量说明的是父母的贫穷程度，而并不说明这一家的儿童受到了身心上的侵害。Eubanks认为，政府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是家庭支持资源的提供者，另一方面它也是家庭失责行为的调查者。对穷人来说，接受救助就等于接受政府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可能在某一天会评估其为高风险父母，进而剥夺这些父母的抚养权。在这个意义上，贫穷的家庭是通过交换自己的隐私权和抚养权来获取生存权。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儿童虐待指的是任何身体、精神上对孩子的伤害。在宾夕法尼亚，父母在照看过程中的疏忽和粗暴行为都被定义为对儿童的虐待/疏忽。但在实际育儿中，打屁股算不算伤害? 单身母亲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因为你在厨房洗碗，让孩子一个人在门口玩，或者让孩子一个人去街区公园算不算疏忽?住不起大房子，让孩子睡沙发自己睡地板算不算照顾不周? Eubanks认为，这套系统的问题是是混淆了家庭困难时候的育儿(parenting while poor)以及糟糕的育儿（poor parenting）,把需要求助公共服务的家庭视为有虐儿风险的家庭。这种偏差其实是对贫穷家庭的偏见。很多接受Eubanks采访的单亲母亲表示，她们不得不在家务、工作、育儿的多种压力下，承担这种时时刻刻被监视，或许某一天就会失去抚养权的精神负担。并不是她们不想像中产白人家庭那样育儿，而是他们的文化环境、经济条件使她们不得不以一种让别人看上去疏忽的方式去放养或者糙养孩子。

  通过这三个个案，Eubanks说明了数字化的社会治理系统，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好。当然，技术本身是没有过错的，但技术的应用推动了社会不公的再生产。在Eubanks的书中，她花很大量篇幅介绍了美国贫穷治理政策以及三个个案中提及的地区社保、住房、以及儿童保护政策的历史演变。她想说明的是，这些暴露出各种问题的技术化治理手段并不是创造了新的社会不公，而是延续或者恶化了美国社会边缘穷人、监禁穷人、污名化穷人的传统。技术让这些原本的偏见和歧视变得规模化和自动化了。在本书中，Eubanks提出了数字救济院 (digital poorhouse)这一概念来呈现出数字技术在延续美国贫穷治理偏见逻辑中的角色，因为看到其他书评提了这一概念，我就不再重复了。

  Eubanks在书中写道，当她去各地做讲演时，很多数据工程师向她表示自己在开发的产品会解决很多社会不公的问题。Eubanks只是提醒他们，运用技术手段开发治理工具时，一定要思考：这些数据工具真的提高了穷人的自决能力和能动性了吗？如果这些工具用在中产和富人身上，他们会允许么？

  我看到有些评论对本书嗤之以鼻，认为科技本身是中立的没有错的。其实捍卫科技无罪这种观点没什么意义啊，因为科技不会凭空涉入社会生活，而是以某种产品、某个政策、某种应用的形式进入生活，这种科技应用化的过程从来不是中立的。这本书不正是说明了哪些偏见和不公被技术应用放大了么？还有一种批评声音认为这本书理论性不足，比较水。Eubanks自己对这个问题有所回应，她认为自己的确没有在这本书上投入很多理论心思，甚至她在写作过程中都没多过多关心现象产生的原因问题。这本书的产生和她个人际遇有很大关系(前言有讲)，而因为个人际遇的关系，她也更倾向于在情感上能够冲击到读者。这也让她因此更重视非学术性的写作。这本书本身也没有被她看作一本理论性乃至纯学术性著作，毕竟如开头她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已经是半个新闻工作者了。我并不太认同以理论性低来指责本书因为其实本书中的经验资料详实程度，已经可以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至少对我）有很多理论启发了，Eubanks自己没兴趣做，不正好给了我们机会么?

• 幸运的金智英

  作者：闻夕felicity 发布时间：2019-09-09 21:16:16

  2015年，34岁的金智英疯了。她还能做家务、带小孩，甚至能去婆婆家完成中秋节繁杂的节日准备工作——煮牛骨汤、做点心、煮蔬菜、拌凉菜……但只要跟她说话，就会发现她像被鬼附身一样变成了其他女人，有时候是她的母亲吴美淑，有时候是大学登山社的前辈车胜莲。

  为了治疗，金智英的丈夫郑代贤带她去看了精神科医生，于是这本书的叙述缓缓展开，梳理金智英34年的人生，细数她作为南韩女性的每一个细节。

  读这本书之前，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个女人沉重的一生，像《善良的金子》那样被推入黑暗、不得不复仇的一生，像《素媛》或《熔炉》那样被彻底毁灭的一生，像《杀人回忆》那样被无声息地扼死在稻田边的一生。但出乎我意料，我反而看到了一个女人幸运的一生。

  金智英是幸运的。

  虽然有个重男轻女的奶奶，但却有个暗暗呵护她的妈妈，有个从小守护她的姐姐。在父亲的工资入不敷出的时候，幸运的金智英有个好妈妈，她用辛勤工作和经济头脑改变了家庭地位，通过换房、开店成功实现了阶层的跃迁，保证了金智英的大学学费。在路遇色狼同学的时候，幸运的金智英坐在了一个好心的大姐姐身边，她不仅特意下车打断了色狼的骚扰意图，还把金智英送到了前来接站的父亲手中。幸运的金智英也有个好爸爸，他在金智英发短信求救的时候来到公交车站接她回家。

  小学里老师重男轻女的时候，幸运的金智英有勇敢的女同学，她们指出老师的错误、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在挫折中一点点一次次推动着环境的改变，把不敢出头的金智英的生活境遇变得更好，哪怕只是好了一点点。在弟弟装聋作哑地享受性别优势，不做家务却能捞到所有好处的时候，幸运的金智英有个姐姐会站起来吼弟弟。在金智英找不到工作，被爸爸吐槽“乖乖等着嫁人”的时候，幸运的金智英有个好妈妈，会对父亲发火、要求金智英反驳爸爸。

  就连结婚的时候，金智英也是幸运的。她的辞职让她幸运地躲过了被公司保偷偷装在厕所的摄像头偷拍、被男同事偷看和调侃的命运。在她为了照顾女儿和缓解丈夫的经济压力而犹豫要不要去冰淇淋店打工的时候，她的丈夫会鼓励她去做真正想做的工作，说出“我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却害你不能做你喜欢的事，甚至还要让你去做不喜欢的事，我真的做不到”这样的话。在她被全职工作的年轻男人嘲笑是以母职为借口好吃懒做不去工作的“妈虫”时，金智英的丈夫会紧紧抱住她，肯定她的付出和价值。

  而我们有怎样的父亲、母亲、姐姐、学长、女同学和丈夫呢？大部分有关中国女性生活境况的社会新闻都会佐证金智英的幸运。她没有遇到拿她换嫁妆的父母，和她争夺资源的姐姐，利用她的弟弟，内卷化竞争的女同学，欺压她的学长和同事，践踏她的丈夫。在她被公婆训斥的时候，丈夫也没有选择站在父母一边指责她，小姑甚至嘱托她的丈夫“智英说的没错，记得别吵架，也别生气，无论如何都要对她说声谢谢”。

  假如金智英的人生故事是对女性境遇的一种側写，那么这种側写所描述的，已经是万分幸运的女性人生了。在针对女性的系统性不公中，金智英已经被周围的女性尽力庇护，也没有遇到最糟糕的男性。

  然而如此幸运的金智英仍然疯了。

  如此幸运的金智英，仍然逃不开疯魔的命运。

  原因何在？作者并没有在故事中给我们答案。我所能想到的一种可能性，是金智英的懦弱。金智英一直都能感知到自己遭受的不公，却从来没有出头反抗过。金智英从未选择去“为众人抱薪”，她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出于怯懦或功利主义，一边默默享受着周围女性反抗的成果，一边尽力在系统性的不公中平衡利弊，努力让自己幸福。从这个角度看，幸运的金智英也许更像我们身边大多数女性，她们闭上嘴，闷声发大财，不斗争，不发声。

  我愿意相信这是作者为我们设下的考卷，让我们思考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做出怎样的决定。

  感知是不会消失的。那些被压迫被欺凌被牺牲的切肤之痛可以不说出口，但永远不会凭空消失。也许正是因为总是不出声，总是闷声发大财，金智英才需要疯掉，才需要借用其他更勇敢女性的身份说出自己所不敢说的话吧。

  作者设下的另一个有趣的转折是整个故事的叙述口吻。金智英的生平故事以第三人称展开，以上帝视角连带介绍了母亲、父亲、姐姐、女同事的故事。读者需要读完整个故事才能发现整个故事原来并非狭义的“女性叙事”。金智英的故事并不用女性视角来叙述，讲述金智英故事的，最终仍然是一位男性。

  从这个意味深长的转折中，读者又会读出什么呢？

  或许有人会读出男性的无奈和悲哀，他们——作为女性的父亲或伴侣——一面享受着既得利益、一面以另一种形式付出代价。

  或许有人会读出男女性并非天然对立，都可以成为性别歧视和系统性不公的受害者。

  也或许，有人会哀莫大于心死地读出，一切社会的运行机制都是压榨弱势群体，而性别，不过是暴力的一种归类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