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全五冊)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遼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修，記載遼政權二百多年（公元九○七--一一二五年）的歷史。其中也兼敍了遼以前契丹族和遼末耶律大石建立的西遼的歷史。元代中統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和至元元年（公元一二六四年），都曾議修遼、金二史。南宋亡後，又議修遼、金、宋三史。也由於“義例”未定，以至“六十餘年，歲月因循”。關於“義例”的争論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仿晉書例，以遼、金作爲“載記”，附於宋史；另一種主張仿南、北史例，以北宋爲“宋史”，南宋爲“南史”，遼、金爲“北史”。這個問題長期争議不決。直到元末至正三年（公元一三四三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總裁。三史都是倉促修成。其中遼史時間最短，只用了十一個月（至正三年四月到四年三月）。這次纂修卽以耶律儼實録、陳大任遼史爲基礎，參考資治通鑑、契丹國志及各史契丹傳等，稍加修訂編排。撰成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傳四十五卷，國語解一卷，共一百十六卷，就是現在這部遼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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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諱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

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尝附丽求进。初除执政，家人贺之。人望揪然曰：“得勿喜，失勿忧。抗之甚高，挤之必酷。”其畏慎如此。

书籍介绍

遼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修，記載遼政權二百多年（公元九○七--一一二五年）的歷史。其中也兼敍了遼以前契丹族和遼末耶律大石建立的西遼的歷史。元代中統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和至元元年（公元一二六四年），都曾議修遼、金二史。南宋亡後，又議修遼、金、宋三史。也由於“義例”未定，以至“六十餘年，歲月因循”。關於“義例”的争論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仿晉書例，以遼、金作爲“載記”，附於宋史；另一種主張仿南、北史例，以北宋爲“宋史”，南宋爲“南史”，遼、金爲“北史”。這個問題長期争議不決。直到元末至正三年（公元一三四三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總裁。三史都是倉促修成。其中遼史時間最短，只用了十一個月（至正三年四月到四年三月）。這次纂修卽以耶律儼實録、陳大任遼史爲基礎，參考資治通鑑、契丹國志及各史契丹傳等，稍加修訂編排。撰成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傳四十五卷，國語解一卷，共一百十六卷，就是現在這部遼史。

• 作者：Zephyr 发布时间：2021-06-23 10:18:10

  确实写得简略，然而事情已经比较明白。虽然避讳比较多。读宋史不能不参考辽史

• 作者：kidd 发布时间：2018-01-16 23:37:06

  买的唯一一本后期重制版

• 作者：hensher 发布时间：2021-05-22 22:08:38

  虽然人名比较怪，但是辽史确实是我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作者：雪代剑心 发布时间：2020-12-03 10:00:25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 作者：DRYJIAYOU 发布时间：2021-12-17 17:24:57

  《辽史》本身的编纂水平不高，只有纪传部分相对靠谱，要配合《探源》一起看才不会被带偏。点校本的点校可以称得上现代古籍整理的标杆，一部《辽史》的点校大大推动了辽史研究的进步。

• 作者：舟船渡 发布时间：2023-12-14 18:21:25

  弃

• 【转】刘浦江：《辽史》的纂修与整理（外一篇）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19-12-29 08:54:26

  研究辽代历史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匮乏。尽管契丹立国两百余年（907-1125），但存留至今系统记载辽朝一代史事的可靠文献，惟有一部篇幅不大的《辽史》而已。且从辽人编修本国史至今本《辽史》之纂成，又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

  辽朝的“实录”编纂

  辽朝修史制度不甚健全，虽有修起居注、日历的记载，但似未形成制度，亦未成书，其官修史书仅有“实录”可考。据《辽史》记载，辽朝曾先后四次纂修实录。最早的一次由枢密使室昉监修，翰林学士承旨邢抱朴同修，于圣宗统和九年（991）撰进《实录》二十卷。第二次由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监领，命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等编集自契丹建国前遥辇可汗至兴宗重熙以来事迹，至重熙十三年（1044）亦修成《实录》二十卷。第三次是道宗大安元年（1085），史臣进太祖至兴宗七帝《实录》，卷数不详。第四次就是辽末耶律俨纂修《皇朝实录》七十卷。

  《皇朝实录》编纂于辽道宗寿昌至天祚乾统年间。《辽史·耶律俨传》称俨寿昌中“修《皇朝实录》七十卷”，《王师儒墓志》谓师儒于寿昌六年（1100）授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时“国史已绝笔”。这里所说的“国史”就是指《皇朝实录》，可知《皇朝实录》纂成于道宗末年。而《辽史·天祚纪》乾统三年（1103）十一月，又有“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的记载。照理说，寿昌六年成书的《皇朝实录》，其下限当止于兴宗朝，乾统三年再修实录，可能是命耶律俨续修道宗一朝。至于其最终成书时间，也有线索可寻。《天祚纪》乾统六年十二月有“封耶律俨为漆水郡王，余官进爵有差”的记载，虽未说明事由，但从时间及封爵对象来判断，估计此次封爵的起因很可能与《皇朝实录》成书进呈有关。

  需要说明的是，辽朝所谓的“实录”，实际上是指纪传体的国史，而并非为每位皇帝单独修撰的编年体实录。据冯家昇《辽史源流考》研究，耶律俨《皇朝实录》篇目之可考者，既有从太祖至道宗的各朝帝纪，又有《部族志》《百官志》《礼志》《仪卫志》等专志，还有《后妃传》等列传。其他几部“实录”虽有记事详略的不同，但从它们的内容断限来判断，大概也都是纪传体的国史。熟悉中原王朝修史制度的人们也许会心存疑问，辽朝为何会将纪传体国史称为“实录”呢？其实这种情况在辽朝并不奇怪。由于契丹汉化程度有限，像这样误用汉式名词术语的现象在整个辽朝一代都是十分常见的。譬如，宰相、三师、三公、京师等名号的滥用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历代王朝的宰相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官名，而是对某一类职官的通称，而契丹人却误将其当作一个固定的职官名称来使用，不仅在朝廷设置北府宰相、南府宰相作为北南面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而且在国舅帐设有国舅宰相，诸京城设有诸京宰相，甚至在北面部族官中也广设宰相，可见其使用之滥。又如中原王朝的三师、三公名号，辽朝除用以授予大臣外，甚至还将“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另外，“京师”一词在中原王朝是特指国都而言的，但由于辽朝实行四时捺钵制度，国家的政治中心并不在任何一个京城，所以当时人缺乏中原王朝那样的国都概念，对“京师”一词的使用也就相当宽泛，以致辽五京皆有“京师”之称。此外，辽太宗还误封其弟李胡为“皇太子”、道宗时人误称皇孙燕国王延禧为“皇子”，都很能说明问题。元朝史官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沿名之风”，所谓“沿名之风”主要是针对辽朝在汉化过程中简单机械地效仿汉制的做法而言的，指的是沿袭汉“名”而又“名”不副实的一类现象。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辽朝为何会将纪传体国史称之为“实录”。

  金朝二修《辽史》

  金朝曾两度纂修《辽史》，第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由辽朝遗老耶律固主持修纂，后成于其弟子萧永祺之手。《金史·萧永祺传》记载：“广宁尹耶律固奉诏译书，辟置门下，因尽传其业。固卒，永祺率门弟子服齐衰丧。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据此可知，萧永祺《辽史》亦为纪传体史书，凡七十五卷。据《金史·熙宗纪》，知此书修成于皇统八年（1148）。但当时未曾刊行，后来便再无有关此书的任何消息，估计到元修《辽史》时其稿本早已散佚无存。

  金朝第二次纂修的《辽史》，就是所谓陈大任《辽史》。章宗即位之初，命臣下重修《辽史》，《金史·章宗纪》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一月乙亥有“命参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辽史》”的记载。《党怀英传》于此事始末言之最详：“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泰和元年，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后，章宗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辽史》云。”关于陈大任与修《辽史》的情况，《章宗纪》也有相应的记载：泰和六年（1206）七月丁亥，“敕翰林直学士陈大任妨本职专修《辽史》”；次年十二月壬寅，《辽史》修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辽史》之纂修，自大定二十九年至泰和七年，前后历经十八年之久，几乎贯穿整个章宗一朝。冯家昇《辽史源流考》指出，这是由于受到章宗朝德运之争的影响，以致《辽史》延宕多年不能成书。金末人修端在《辩辽宋金正统》中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章宗）选官置院，创修《辽史》。后因南宋献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辽史》。”冯家昇据此认为，陈大任《辽史》最后并未真正完成，因泰和七年南宋函韩侂胄首请和，臣下指出金当承宋统而不当承辽统，章宗遂罢修《辽史》，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这一结论恐怕还值得仔细斟酌。章宗时期的金朝德运之争，主要是三派意见相持不下：一派是坚持传统的金德说，一派是主张承宋火德的土德说，一派是主张承辽水德的木德说。自明昌四年至泰和二年，历经十年的反复论争，章宗最终选择了土德，宣称金灭北宋，赵宋火德已绝，故本朝当承宋统为土德。既然泰和二年已确定承宋统而不承辽统，当时为何不罢修《辽史》，反倒在泰和六年又命陈大任专修《辽史》？直至南宋开禧北伐失败后向金求和，经臣下提醒本朝“当承宋统”，这才想起来应罢修《辽史》，其间周折似不合于情理。如此看来，修端的上述说法很难让人相信，大概是出自金末士人的某种传闻和附会罢了。

  元修《辽史》与义例之争

  今本《辽史》系元人所修，其成书过程颇为复杂。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就曾建言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讫于元文宗朝，朝廷屡次议修三史，前后不下六七次之多，但均因正朔义例之争而不得不搁置。其间的主要分歧是自金朝亡国之日起就已产生的两种对立观点：究竟应当独尊宋为正统呢，还是应当将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呢？当时史馆中有人主张采用修端《辩辽宋金正统》提出的南、北史说，张绅《通鉴续编序》曰：“曩时朝廷纂修三史，一时士论，虽知宋为正统，物议以宋胜国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统论》，推明修端之言，欲以辽为《北史》，金亦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但主张独尊宋统者则坚持应以宋为本纪，以辽金为载记。甚至连当时的科举考试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元文类》卷四七载宋本《乡试策问》曰：“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氏与之终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备采择。”可见这确实是元朝士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后来虞集提出了一个回避争论的设想：“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覈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即主张三史各自成书，各为正统，这一动议的提出，大约是文宗时期的事情。直到至正三年（1343），时任中书右丞相的脱脱领衔纂修三史都总裁，才最终采纳了这种意见。《庚申外史》卷上云：“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其中《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自至正三年四月至次年三月，前后费时不到一年，《辽史》就率先告成。五年，《辽史》与《金史》同时下江浙、江西行省雕版刷印，“各印造一百部”，此即《辽史》的最早版本——元至正初刻本。

  今本《辽史》的缺陷

  元人所修《辽史》大概是以金陈大任《辽史》为蓝本，参以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元代伪书《契丹国志》以及其他一些宋代文献而成的。由于辽代文献本身记载欠详，加之元朝史官杂抄史料，仓促成书，使得这部《辽史》存在许多问题，前人历来评价不高，如清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赵翼及四库馆臣等都曾指陈过它的缺陷，而尤以近人冯家昇的批评最为尖锐：“今之廿四史，以《辽史》成书最速，亦以《辽史》为最劣。”概括起来说，《辽史》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记事每多疏漏，史实不乏错误。在历代正史中，记事疏漏、史实错误之类的问题本不足为奇，不过《辽史》的情况显得比较极端。元修《辽史》之所以屡遭后人诟病，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但《辽史》中却仅能见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建国号大辽”的惟一一条记载，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劄记》也指出说：“《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四库全书总目》《辽史》提要亦讥评《辽史》“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又如关于契丹建国年代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据《辽史·太祖纪》记载，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国，后于916年建元神册。但根据今天的研究，阿保机在907年仅仅是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至916年才称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国。诸如建国年代及更改国号这样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抑或语焉不详，或记载不确，《辽史》之疏漏，莫此为甚。不过，《辽史》存在的这些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归咎于元朝史官，而主要是原始史料的欠缺所造成的。辽朝的修史制度很不完备，已知第一部官修史书是成书于统和九年的室昉《实录》，时距契丹建国已有七八十年之久，属于事后追述，自然难免疏漏。

  第二，篇幅过于简略，内容多有重复。辽朝立国二百余载，若算上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则近三百年，其历史不可谓不长；统治范围南达燕云汉地，北至蒙古高原，其空间不可谓不广。反观元人所修《辽史》，虽有一百十六卷之多，但由于每卷篇幅很短，内容显得相当简略。若与同时修成的《金史》和《宋史》做一比较，即可看出《辽史》卷帙的单薄。《金史》一百三十六卷，文字至少比《辽史》要多出一倍；《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文字大约是《辽史》的十倍。而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内容又多有重复。四库馆臣对此多有批评：“如每年游幸，既具书于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于《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于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于纪、志、表矣，复屡书于列传；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这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除了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皇朝实录》原有的篇目外，元人新立的某些志、表、传，往往是由本纪、列传中的相关内容摘录而成的。如《百官志》《食货志》的内容大都可以从纪、传中找到出处，且由于抄取不当，内容或有重出。又如元朝史官新设的《二国外记》（包括《高丽传》和《西夏传》），也明显是摘抄诸帝纪的相关内容而杂糅成篇的。由于《辽史》本身篇幅就很简略，加之内容又多重复，这样就不免会脱漏许多重要的史实。

  尽管《辽史》的整体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但它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专记辽朝一代历史而幸存于今者，仅《辽史》和《契丹国志》两书而已。《契丹国志》题名宋人叶隆礼，实为元代书贾赝作，主要是抄取宋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拼凑而成的二手史料，且以宋人记辽事，大抵皆传闻之辞，其内容多不可信据。惟有《辽史》源自辽朝官修史书，是本朝人记本朝事的第一手史料。幸得元人修成这部正史，后人才有可能对辽朝一代历史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今日治辽史，对此书的依赖度大约要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点校本与修订本

  《辽史》至正初刻本早已失传，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接近于至正初刻本原貌的本子是《永乐大典》残本所引《辽史》，但仅存本纪十五卷及其他一些只言片语。此后，无论是较早的原内阁大库所藏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还是刻印的明嘉靖八年（1529）南京国子监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北京国子监本及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本，乃至1931年商务印书馆以数种明初翻刻本残本配补而成的百衲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版本问题。

  《辽史》一书先天不足，且又缺乏比较理想的善本，再加之书中含有大量民族语译名，其整理点校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冯家昇先生首先承担起《辽史》点校与整理工作，1970年冯氏去世后，遂转由陈述先生接手，历时四年最终完成了全部点校工作，由中华书局顺利出版。经读者近四十年的验证，《辽史》的点校质量堪称上乘，从而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靠易读的通行版本。

  但随着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规范的日益严格和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原来的《辽史》点校本逐渐显现出其所存在的缺憾。上世纪初次点校“二十四史”，为了快速整理出可供民众阅读的通行本，诸史点校采用的是以某一版本为工作本，“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整理方式。这种做法对文字校改主观性较强，且大多不出校勘记，从而抹杀了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其实并不可取。如《辽史》即以百衲本为工作本，但在具体点校中，既有以百衲本为底本者，也有不少地方是以乾隆殿本为底本，甚至还有据理校径改者，这并不符合现代的古籍整理规范。另外，这几十年辽史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不仅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深度加深，而且还刊布了大量新的考古资料，出土了许多辽代墓志石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契丹文字的释读与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对于《辽史》的整理点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亟须组织学术力量对《辽史》进行重新校订。

  此次《辽史》修订摒弃了原来“工作本”的做法，严格遵循以百衲本为底本的原则，用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及《永乐大典》残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乾隆殿本进行参校，并参考吸收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道光殿本的《考证》内容。对底本文字的校正采取审慎的态度，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证据，切忌擅改原文，尽量遵从底本，避免不同文本的同质化，严把校勘尺度，尽可能恢复《辽史》的本来面目。在版本校的基础上，此次修订还充分运用本校、他校等方法，重点利用五代、辽、宋、金、元、高丽文献进行他校，注意利用包括汉文及契丹大小字石刻在内的出土文献进行参校。同时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并尽量参考散见于各种书刊的今人相关研究成果。希望能够给读者呈现一部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的《辽史》升级版本，以便学界能够更好地利用此书。

  本文系刘浦江撰，由邱靖嘉整理，发表于2016年5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外一篇】

  杜羽：

  从“天书”到“善本”—— 刘浦江与点校本《辽史》修订

  初夏，北京大学朗润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小院里，两棵鹅掌楸亭亭如盖，花儿开得正盛。

  9年前，也是这个时节，也是这个小院，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浦江开始了点校本《辽史》的修订。此后6年间，他和学生们每周一次的《辽史》读书课，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今年5月15日，点校本《辽史》修订版面世，出版座谈会就选在小院里举行。同学们回来了，同事、同行们来了，可刘浦江不在了。他用尽了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留下了一部全新的点校本《辽史》。

  再修《辽史》，首选一人

  2013年6月15日，在最后一次读书课上，回顾过往与《辽史》相伴的两千多个日夜，刘浦江感慨万千：“研究辽史，对《辽史》的依赖程度要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所以这部书值得我们下这么大功夫去做。我们做这个工作，对得起这部书！”

  统治了南至燕云汉地、北及蒙古高原的辽王朝，有长达两百年的历史，但专记辽朝历史的典籍，如今只有《辽史》和《契丹国志》存世。据学者研究， 《契丹国志》是元代书贾的赝作，内容多不可信据。这使得元代官修的《辽史》显得更加弥足珍贵。然而，《辽史》的编纂质量历来为史家所诟病。

  “《辽史》是‘二十四史’中编得最糟的一本，这已经成为定论了。我们年轻时读民国时影印的百衲本《辽史》，简直就像看‘天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宋史专家王曾瑜说，《辽史》记事疏漏、错误很多，再加上人名、地名复杂，给学者带来了很多麻烦。

  1974年点校本《辽史》的出版，使这种情况有了改观。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成果之一，史学家冯家昇、陈述点校的《辽史》，一直是 40多年来最为可靠、易读的《辽史》版本。“经过冯家昇和陈述两位先生的不懈努力，首次按照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完成了一部较为完善的点校本。”在修订版《前 言》中，刘浦江这样评价两位前辈的工作。

  点校本《辽史》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为了避免“烦琐考据”的指摘，点校本《辽史》没有严格按底本校勘，而且大多不出校勘记，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 只能略加参考。2005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开始筹备修订，《辽史》修订也在其中。对于修订主持人，学界首先想到的就是刘浦江。

  刘浦江的本科同学李鸿宾记得，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刘浦江就表现出对文献学浓厚的兴趣。1988年，在史学家邓广铭的力荐下，27岁的刘浦 江从中央党校调入北大中古史中心，几年后就在辽金史领域崭露头角，并逐渐成长为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既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又有深厚的文献功底，是同行对刘浦 江一致的评价。这正符合点校本修订对主持人的要求。

  “历史典籍的整理校订，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靠的是硬碰硬的学术成果。此次《辽史》的修订，是将历史研究带入史籍校订的突出范例。”同事邓小南说，点校本《辽史》修订版凝聚了刘浦江对辽代历史的深厚心得，也凝聚着他建设学科标准，树立学术典范的全部心血。

  小院修史，人才传承

  2007年5月，刘浦江在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小院里开设了《辽史》读书课，修订团队随之组成——成员就是历史系的学生。

  邱靖嘉记得第一次《辽史》读书课的情景：“先生与我们六个学生挤在中心办公室讨论他初拟的《辽史修订工作体例》，并围坐在一台电脑前开始研读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刘浦江告诉他们：“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 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

  从此，每到周六，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分头点校的同学汇集到中心小院，对着投影，将负责点校的内容逐字逐句诵读出来，在刘浦江的带领下，逐一 讨论定稿。2013年6月，几十万字的《辽史》终于读完了，刘浦江又独自承担起全书统稿的重任。几个月后，他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

  “他在病中继续统稿，预期半年完成。实际上，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回忆，在化疗间隙刘浦江坚持工作，于2014年11月又提交了前言定稿、凡例及引用文献。

  一个多月后，2015年1月6日，刘浦江去世，年仅54岁。根据他在病中的嘱咐，学生们完成了未尽的修订工作。如今，修订版《辽史》呈现在读者 面前，从数百处标点改动、千余条校勘记增补删减中，人们不难看到它的学术价值。人们看不到的，是修订团队12名青年学人的成长。九年前，他们都是学生，现 在他们是教师、是研究员，是辽金史研究的未来。

  “刘浦江教授是中青年历史学者的佼佼者，可惜英年早逝。不过他的著作将长远地流传下去，他的衣钵也将在他的弟子们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宋德金如此评价。

• 【转】徐俊谈《辽史》的点校与修订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19-12-29 16:4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