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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sherry09 发布时间：2022-12-05 14:16:05

  哭完了会自己重复不哭不哭

• 作者：最爱卷被子 发布时间：2022-05-01 19:15:12

  小说很引人入胜啦，这本书收录的几乎都是关于爱情故事的。还发现主人公当时都在日本留学，家乡都是江浙一带。

• 作者：雍高寝 发布时间：2022-06-28 20:37:11

  @2021-07-24 21:32:21

• 作者：三浦ウリエ 发布时间：2014-06-01 15:24:53

  有意思的一些故事，不少章节具有启发性。

• 作者：宝木笑 发布时间：2018-03-01 20:36:55

  遥想当初“七寡头”的崛起和传说，确实让俄罗斯的当年充满着一种权力的游戏般的史诗感，当庞大笨拙的帝国开始土崩瓦解，所谓“乱世”仿佛铁幕般降临，脱胎于旧权阶的新贵完成着让年轻人血脉贲张的传奇，“特权”成为最被人诅咒和痴迷的毒品，在鹅毛大雪四处飞扬的莫斯科，流浪汉用廉价的伏特加灌醉自己，超级豪车里伸出一条白皙修长的大腿，很多事情，虽历经千年，也不会有多少改变……

• 作者：谢立 发布时间：2021-03-21 17:41:11

  差异化的定位会使品牌更强大，最后一个p原来是整合营销传播，“吆喝”分传统广告，数字营销，公共关系，销售促销四类传播工具，失传多时的模型让人记忆犹新，想到了最近被风变编程“吆喝”的过程

• 干一杯么？踉跄的老魂灵

  作者：阿薛 发布时间：2019-03-09 21:45:00

  老实说，我并不那么爱听爵士，若是在视诺拉琼斯小野丽莎式bossa nova为异端的前提下更甚。

  他不甜，不适合嗜糖的幼年期青春期，像是一种你喝下去会在喉咙到胃之间踉踉跄跄的奇怪液体，需要控制好剂量。只有在中年——有不时冒出的零星白发、眼角隐现的纹路、越来越疲惫的身体、筛网越来越疏的记忆力和越来越稀缺的心动作为呈堂证供指认你。在这之后，我会乐意找一列歌单存在虾米或者网易云里，随身封存着近百年前的爵士魂灵，虽然我常记不起他们的名字或弄不清楚他们的流派，总之释放出来后你身边总有某些东西，树叶也罢灯光也罢烟雾也罢，会出现细微不可捕捉的同频共振。

  雨夜走去办公室取两袋咖啡，打了伞的好处就是你能在雨里坦然放缓脚步，我裹着灰扑扑的茧壳抵御春寒，半路开始听。Lester Young第一个出场，在我大水漫灌之后的空荡脑子里吹着萨克斯，比起冰冷的小号，萨克斯显得彬彬有礼进退有度。嗯，我知道你想提 Miles Davis，他的小号比冰冷更冰冷，铜管特有的腥气，像敲不碎的万年冰凌，那种表情很不友好，早在十几年前，我就被他吓退过。当然，这都是太过久远的恩怨了。

  路上没有积水，只有均匀擀平的薄薄一层水光，映照老城的霓虹灯，也映照轻盈掠过的猫。我夹在两层紧密贴合却全无相似之处的胶片之间行走，照亮路面的像是1920年的煤气灯。爵士乐是合格的黏合剂，我甚至能在有飞檐的红砖墙下坐上一会儿，面对空寂无人的湿漉漉的广场。既想喝酒，又想喝一杯暖手的热饮。

  我并不试图和这些老魂灵有什么沟通，我们的交情大概就止步于，我在台下，他们在台上，隔着幢幢人影，演奏时而气若游丝时而电闪雷鸣，我半醉时忘形了站起来拍手、呼哨、起哄、摇摆，他们不被打扰也不会分哪怕一眉梢的颤动给我。台上即兴飙起的小战役或者Chet Baker半死不活的吟唱都不曾侵蚀到心里，就如同唱针划过黑胶唱盘，或者雨滴敲在伞面上，只是让你觉得很寂寥罢了。

  我都忘了这应该是一篇书评。不过，想来你也不会在乎。

• 7名知识分子的浩劫岁月，他们的沧桑全在这本书里

  作者：山风雀 发布时间：2018-07-30 13:27:57

  说真的，给评价钱老作品的书评起了这么肤浅的名字，我挺脸红。

  没办法，差距在这儿。

  对于书香世家出身、当代著名学者、北大资深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家的钱理群钱老来说，完稿于2015年的《岁月沧桑》是“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第二部以及最后收笔的一部，是其沉潜生命与学术所写的“最想写的东西”，是对自己一生所作的交代。

  可我一个平凡路人、混日子者、吃瓜群众、中国当代文学小白，看到一本书讲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事，只觉得他们一定要倒霉了。

  作者选取了7名各具特色的典型知识分子来写：自由主义的沈从文、民国名士废名、乡土作家赵树理，作者授业恩师王瑶，国学大师梁簌溟，延安成长的郭小川和革命小将邵燕祥。7人中有4人苟到了文革结束，郭小川如果不是出了意外，其实也差不多。

  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他们进言、检讨、沉默。

  进言者

  “此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直到“文革”，这样的知识分子参与全面治国方略的讨论，也就不复存在。”

  书里的每个知识分子，好像都写过大大咧咧掏心掏肺的文字。

  新中国成立前夕，废名撰文“献给中国共产党”。此文表面上是《新民主主义论》的读后感，其实都在自说自话，能顺着毛泽东的文字提出 “以孔子思想治国”和“无为而治”这种与毛泽东思想大相径庭的理念。再看其中的语句，也着实大胆：“中国共产党如果向人民表示，共产党信孔子，尊重佛教，老百姓一定大大地安心了，知道人民政府一定是他们的了，他们不怕共产党了。”

  好在，这篇文章在意识形态尚未统一的年代里也没那么扎眼，大概埋没在百花齐放中了。等到百花凋零，比恭顺得多的文字这都能成为批判的靶子，知识分子也就不再“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废名的运气不错，晚年只是遭到了冷遇，磨平了锐气。1948年他还特别自信，说“一个大文学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天才、豪杰、圣贤”，大有为民请命的气概；到了1957年，话里就有些幽怨了：“解放后我有了进步要求，反而把我扔了”“我以为这里需要我，其实这里并不要我”。

  如果废名一厢情愿的上书，可以说是“皮一下”，那梁簌溟的当面顶撞，简直是“作大死”。

  他不仅在1953就农村问题与毛泽东的争执，发出了“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的呼声，引发了毛泽东激烈回应：“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人民。难道还不滑稽吗？”，又在1974对批林批孔公开质疑。梁漱溟与同龄人毛泽东，大约是相互仰慕的：梁有乡村建设理论创造和实践，毛有农民运动；梁努力实现中国国民的组织化，毛把“组织起来”作为基本治国之道；梁追求教化人心，毛倡导“又红又专”；从某个角度来看，简直是毛实现了梁的愿望，共同向“圣人”境界出发。

  梁漱溟的运气比废名还好：毛泽东早早宣布他为“反动分子”，“绝不采纳”他的思想和路线，将他完全排除在权力之外，反而成全了梁漱溟，使他避免了可能的灾难。如此，他便得以在浩劫之后畅快地说自己想说的话，被赞真性情、有风骨。

  检讨者

  “那一代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当自己的想法和组织的观念发生冲突时，几乎本能地就先否定了自己，发生问题的，只会是自己；更重要的是，不管思想通不通，都要服从。”

  话说多了或者踩错了点，就有批判。有批判，就有检讨。

  郭小川经历了从批判者到检讨者的变故。1957年，他还是左派正统、作协党组成员，一边努力跟随形势，组织了对王蒙、丁玲、陈企霞等作家的批判，将反对作协领导个人的行为扣上反党的大帽子；一边激情写作，大胆尝试创作了《一个和八个》等具有风格独特、最终为他带来灾祸的叙事长诗。到了1959年，因为不愿作“党的驯服工具”，更因为跟顶头上司连续发生冲突，他就忽然进入了“请君入瓮”的境地，被贴大字报、写检查、承认自己的心血之作是毒草，低着头、唯唯诺诺地、认真地接受批斗。

  此后他继续写社会主义颂歌，写了很多年，但文字里再也没有当初对生命和人心的探索。

  王瑶的检讨，则更值得回味。他不参与政治，在意学术成就和个人利益，是极其冷静聪敏的旁观者。每次运动，他都对运动的目的及党的政策做研究分析，寻找表面严重、实则无关痛痒的帽子来平息群众意见，来“蒙混过关”。当时，在政治压力与诱导下，很多知识分子的检讨给自己和他人冠上种种污名，毫无底线、斯文扫地。相比之下，王瑶的检讨书是绝对的“技术派”，始终坚持自我辩解，多处运用“但书”手法，小心掌握分寸，竭力维护尊严，塑造了自己支持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形象。

  然而，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和检讨中忍不住不时冒出的“抖机灵”表述，还是使他成为了打击对象。结果呢，每场运动都少不了他的检讨，一步步被同事批判、被学生围攻、被子女孤立，在不间断的批判与检讨中终结了“做第一流的大学者”的梦想。

  邵燕祥大概就是检讨得斯文扫地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与作者是同一代人，作者在对他的描写中叠加了自己的影子，也叠加了笼罩他们那代人的、批判与检讨的强大逻辑：大处着眼、远大目标、险恶敌人、组织立场等。就是这逻辑，让那代人精神迷失，几番沉浮，直至臣服，做出很多现在看匪夷所思的举动。

  邵燕祥原本是充满浪漫的真诚革命青年，却被开除党籍、终结政治生命，连写文晒娃都要被大加鞭挞。后来有了摘掉帽子的机会，为了回到革命队伍，不惜不断否定自己、揭发别人。狂潮过后，余生只好一直“找灵魂”，像背了红字。

  沉默者

  “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

  沉默者，无话可说、无话能说、无话敢说，尽管他们很愿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但始终得不到入门券。

  新中国成立前夕，沈从文原本是要以割腕来永远沉默的，却获救归队了。向死而生的沈从文，找到了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内化于心的路子：把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美化和对权威的挑战，转变为拥护共产党的力量。

  他如此努力，却发现一些旧中国的权贵在新中国仍然春风得意，只有自己永远游离，永远不识时务。他的著作早在五十年代即被焚毁，犹如对十三年后席卷全国的场景之预言。他的写作灵感也日渐枯竭，不得不停笔。

  后来，他又一次绝路逢生，把文物当做书来读，把制作者当做笔下人物来爱，在文物研究中倾注自己的生命和感情，在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在沉默中完成了创作的升华。

  《岁月沧桑》中作者着墨最重的当属赵树理，对他的描写跨越二十年，占了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二十年有顺遂、有两难、有无力、有焦虑、有黯淡，贯穿了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忠诚信仰和“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创作追求。

  他进言过，明知自己的想法与现行方法抵触，但为了农民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定权，几番犹豫后还是写信和文章给陈伯达，从而成为作协反右倾运动的重点对象。在领导人已经决定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完成治国理想的时候，在举国欢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的“胜利”的时候，只有他为“三农”孤军作战，农村越是两级分化，农业生产越是沉疴累累，农民越是想要逃离，他也越是举步维艰。

  他检讨过，既然离不开组织，就只能受制于党的纪律与党性原则的约束，放弃自己的意志、承认自己的错误。已经超出他所能理解范围的“革命”，越来越不需要他这样的写作者。

  最后他只能沉默，把希望寄托于党的理解和正确评价，寄托于后来的读者与研究者。

  尾声

  “激进主义思维是把知识分子列为资产阶级范围，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的，因此要对知识分子实行不间断的批判与斗争：从1950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批《武训传》，1954年批胡适，1955年反胡风，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1964年大批判，直到1966年宣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列为革命对象，对‘臭老九’实行‘全面专政’。”

  《岁月沧桑》笔法平平淡淡，没有渲染浩劫时期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什么样的磨难，只写了他们的所思、所写、所做。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知识分子们，无论热情洋溢的、忠诚信仰的、摇旗呐喊的，还是离群索居的、冷眼旁观的、机关算尽的，都被那段特殊的岁月裹挟，走向无可奈何无法挽回的结局。肉身的存续并不意味精神的痊愈，一代人从大鸣大放到噤若寒蝉，从宏图待展到如履薄冰，个中滋味，令人唏嘘。当年的摧残留下多少遗毒潜伏在今天中国的学术、文化、精神领域，更是不忍深思。

  翻开书，我本想从中找出特殊时期被打击人群怎样逃过一劫的规律。书读完，我只想起了王小波在小说《未来世界》中的一段话：

  “那时候我认为，史学家的身份是个护身符。现在我知道了，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我的护身符。假如你很年轻，并且自以为有天才的话，一定以为这些很可怕。但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的结论是，当一切都‘开始了’以后，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