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市场营销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国际市场营销》为高等职业教育市场营销专业规划教材。《国际市场营销》共分10章，主要内容包括国际市场营销概述、国际营销环境、国际市场调查与预测、国际市场需求分析、国际市场竞争分析、国际目标市场选择与进入、国际市场营销组合策略（417）等。在编写方式上，为方便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每章开头设置了“学习目的”、“关键术语”和“案例导读”模块，章中每节均“链接”与本节主要内容相关的、时效性极强的参考资料，在每章末尾进行了简单的小结，并附有案例讨论与分析题、形式多样的练习题。《国际市场营销》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的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金融、经贸管理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成人函授教育或经营管理人员、国际贸易人员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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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国际市场营销》为高等职业教育市场营销专业规划教材。《国际市场营销》共分10章，主要内容包括国际市场营销概述、国际营销环境、国际市场调查与预测、国际市场需求分析、国际市场竞争分析、国际目标市场选择与进入、国际市场营销组合策略（417）等。在编写方式上，为方便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每章开头设置了“学习目的”、“关键术语”和“案例导读”模块，章中每节均“链接”与本节主要内容相关的、时效性极强的参考资料，在每章末尾进行了简单的小结，并附有案例讨论与分析题、形式多样的练习题。《国际市场营销》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的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金融、经贸管理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成人函授教育或经营管理人员、国际贸易人员的培训教材。

• 作者：戴坨坨 发布时间：2018-02-19 18:06:52

  我想给这本书改个名字叫《小和尚之旅》或者《革命时代的打屁股友谊》

• 作者：鸿雁字道南 发布时间：2022-04-29 13:47:32

  劉師培先生，思想復雜而深邃：前清舉人又是革命者；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又是傳統文化的堅定維護者。儀徵劉氏家學治「左傳」，章太炎邀其以證民族革命。著作有「中國民約精義」、「倫理教科書」、「中國民族志」⋯⋯構建中國人的倫理理想，弘揚民族精神、民主精神、實業精神，復興中華文化的經世與實學。與章太炎等人建立「國粹派」，是當時重要的革命派別：一、反對清王朝、反對君主制；二、反對盲目崇拜歐美日本，將「國學」、「國粹」做到底；三、并不反對學習西方文化之長。但是，在後來的政治鬥爭中，迷失在同盟會派系爭鬥之中。辛亥前夕，投誠清政府君主立憲派。辛亥革命以後，被捕獲釋，回歸乾嘉學派學術傳統，後又誤入袁世凱「籌安會」。袁世凱死後，蔡元培惜才，安排在北大教书。後因學術之見，反對新文化運動，36歲死於「五四」當年。

• 作者：小米=qdmimi 发布时间：2024-03-06 11:02:09

  其实是故事缩编加上大画幅的插画，算绘本有些勉强。画风可以，符合原著气质。

• 作者：Bigteeth 发布时间：2019-12-01 23:28:04

  呵呵，原以为是借推理写美食，看完2回过神乐，其实是借美食写上班。第一本找工作，这一本，跟无良老板要加班费。

• 作者：萧九 发布时间：2012-02-29 14:06:06

  写韩少赛车手一面的经历。作者是赛车记者，文笔意外很不错，虽然后面大段的摘录加点评比较坑人。头一晚熬夜一口气读完，第二天驾校考试轻松一把过，副作用很好哦。

• 作者：海阔天空祝沽笙 发布时间：2016-09-11 12:00:45

  #1884.9.11-2016.9.11 纪念吴梅先生132周年诞辰# 吴梅先生的学术评传，只适合研究词学、曲学的专业读者

• 一本有特色的公司理财教材

  作者：paper 发布时间：2009-02-01 17:21:27

• 一个社会能不能激励创新的同时保留优厚的福利制度？丹麦和瑞典做的不错

  作者：左其盛 发布时间：2022-01-07 21:51:21

  “

  许多新兴国家最开始确实是通过技术引进实现追赶，但当需要改变轨道，采纳有利于前沿创新的策略，也即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曲线跨越到创新驱动型增长曲线时，它们依然沿用了支持追赶的策略，继续停留在原来的投资驱动型曲线上；”

  

  01

  —

  法国经济学家对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阐释与微调。比较专业（因此不太适合外行），大部分观点都是引用他人研究成果，少数观点是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

  书中重要信息与观点我总结如下：

  1：创造性破坏会激励创新，但过去的创新成功企业会阻碍新的创新；

  2：竞争导致近代欧洲各国鼓励创新，竞争的缺乏导致了中世纪威尼斯的没落；

  3：自动化带来的积极效应不止于就业方面。自动化会导致销售额增加，消费价格下降。工作岗位减少归咎于那些错失自动化的关键节点而被迫缩减生产规模乃至退出市场的企业；

  4：产业扶持如果不是集中在一家企业或少数几家企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果会更好。政府实施的产业扶持不能妨碍潜在的新进入企业，并应该尽量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5：北欧诸国（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总体收入不平等最低，而社会流动性最高；

  6：在许多国家，技术浪潮收益的实现有迟滞和不完全的现象，主要源于僵化的经济结构或不合时宜的经济政策。瑞典与日本可以做为一正一反两个例子；

  7：许多新兴国家最开始确实是通过技术引进实现追赶，但当需要改变轨道，采纳有利于前沿创新的策略，也即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曲线跨越到创新驱动型增长曲线时，它们依然沿用了支持追赶的策略，继续停留在原来的投资驱动型曲线上；

  8：从21世纪头10年后期到10年代早期，加纳的大部分经济发展来自服务业。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似乎能成功实施服务引领型发展策略的例子，不必经历大规模工业化阶段；

  9：有没有可能打破失业与健康风险之间的这种恶性循环，让人们更平静地度过失业期？亚历桑德拉·罗莱特（Alexandra Roulet）于2017年关于丹麦裁员对健康影响的有趣研究为此带来了某些希望；

  10：好消息是，贸易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上对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可以取代军事竞争，成为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11：丹麦和瑞典在开展促进创新的改革的同时保留了福利国家制度原来的基本要素。

  总体评价4星，不错。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02

  —

  中文版序

  本书总结了我在法兰西学院历时5年的授课内容，以及我对创新和增长长达33年的研究

  ，这一研究发轫于我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在1987年秋创建的熊彼特增长范式。

  我与赛利娜·安托南（Céline Antonin）、西蒙·比内尔（Simon Bunel）从2019年11月着手本书的写作。4个月后，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疫情危机袭来，激发人们进一步探讨危机后我们的社会将如何演变，以及我们想要如何重塑社会。

  第1章 新的范式

  创造性破坏是这样一个过程：新的创新涌现，让现有技术变得过时；新的企业加入，与现有企业展开竞争；新的工作岗位与生产活动出现，取代现有的岗位与活动。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保证其不息的更新和繁衍，但同时也带来了必须妥善调节规制的风险与动荡。

  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又称为熊彼特范式（Schumpeterianparadigm），它源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三个理念，此前却未做形式化，也未得到检验。

  于是，

  创造性破坏给增长过程的核心带来了一个两难或者说矛盾

  。一方面，必须有租金来奖赏创新，鼓励创新者；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不能利用租金来妨碍新的创新。如上文所述，熊彼特对此矛盾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注定失败，因为不可能防止在位企业阻碍新的创新。

  第2章 起飞之谜

  图2.1

  

  图2.2

  

  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对世界经济在1820年之前未能起飞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他的理论说明了两个现象的并存：

  在19世纪之前，人均GDP的停滞与人口数量的停滞。

  在政治上碎片化的欧洲，各国需要争夺最聪明的大脑

  。因此，尽管每个国家都有抵制创新的势力，被其他国家支配的恐惧却会帮助打消其他一切顾虑。

  竞争的缺乏还导致了威尼斯的没落

  。1297年，由于担心地位受到冲击，威尼斯最富裕和最有权势的几个家族通过了一系列名为“封闭”（Serrata）的法律，使加入市政理事会（Maggior Consiglio）成为少数贵族家庭成员的世袭权利。自此以后，政治权力的通路受到限制，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家族手里，威尼斯城邦开始丧失海洋与经济强者的地位。

  1793年，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一种把棉籽同棉花分离的机器。该发明于1794年3月获得了专利。然而在当时的制度下，专利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真正得到有效执行。惠特尼为保护其发明免遭仿冒，耗尽了自己从发明中获得的全部利润，最终让他的企业在1797年破产。

  第3章 我们该惧怕技术革命吗？

  图3.1

  

  不过，

  在启动浪潮的技术发明与实现浪潮的增长起飞之间有显著迟滞

  。市场上最早出现蒸汽机是在1712年，但直至1830年，我们才观察到英国的人均GDP增长加速。与之类似，尽管灯泡在1879年已经发明，又过了50多年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才出现加速。

  通用技术并非“即插即用”属性，将它应用于经济中的不同部门必须依靠次级工艺创新。每个次级创新都是让通用技术适应特定部门的需要。

  图3.2

  

  每个部门都需要专门的次级创新，完成这些次级创新的发明在不同部门所需的时间各不相同。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对整个经济而言，新通用技术对旧通用技术的取代只能逐渐推进。

  图3.3

  

  保罗·大卫发现，

  电力在19世纪末的低效应用与计算机技术在20世纪末的情形大致相似

  。虽然计算机一经出现，便可以并且应该带来各种数据处理任务的电子化，但事实上传统的纸质工作流程仍在沿用，任务存在重复，到20世纪80年代末几乎未带来生产率的进步。

  某些情形下，社会甚至永远不会转型采用新技术的最优利用方式，因为没有出现次级创新，或者人们并不普遍接受。这方面颇具说服力的一个案例就是传统键盘的绝对支配地位，我们无视次级创新，放弃了生产率提高的机会（见专栏3.1）。

  图3.4

  

  应该看到，自动化带来的积极效应不止于就业方面。我们还发现，

  自动化会导致销售额增加，消费价格下降

  。因此，它促进的生产率收益被员工、消费者和企业等各方分享。

  在这里，我们再度发现自动化与就业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自动化程度最高的产业，恰恰是就业增加最多的产业。总体而言，更多的自动化伴随着更多的就业。

  因此，

  工作岗位减少并不是由推进制造过程自动化的企业造成的，而应该归咎于那些错失自动化的关键节点而被迫缩减生产规模乃至退出市场的企业

  。也可以认为，自动化是通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导致工作岗位的减少。

  第4章 竞争的得失

  图4.1

  

  靠近前沿——理查德·纳尔逊与埃德蒙·菲尔普斯称之为“最佳实践”——的企业在创新前就充满活力，利润丰厚

  。而远离前沿、活力不佳的企业利润较低，甚至为零，它们会通过创新追赶技术前沿。

  竞争与专利之间的互补性得到了实践检验，鼓励竞争的欧洲单一市场的实施，在知识产权保护更得力的欧盟国家对创新发挥了更大的刺激作用。

  图4.4

  

  图4.5

  

  然后我们会遇到政府产业扶持的治理问题。产业扶持如果不是集中在一家企业或少数几家企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果会更好。也就是说，扶持措施应维持或强化该产业的竞争。

  政府实施的产业扶持不能妨碍潜在的新进入企业，并应该尽量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既为现有企业提供必要的政府支持，又不阻挠创造性破坏过程，不影响新的创新活动的进入与成长。

  第5章 创新、不平等与税收

  图5.1

  

  第三种测算收入不平等的办法具有动态性质，它反映社会流动性的大小，即子女拥有与父母类似的收入水平的概率。

  子女收入水平与父母的关联度越高，一国的社会流动性就越小

  。

  不出意料，北欧诸国（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在这两项指标上都处于最低水平，也就是说，

  它们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最低，而社会流动性最高

  。

  这个趋势告诉我们，一国的社会流动性越高，其收入不平等会越小。

  图5.2

  

  图5.3

  

  创新既会提升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顶层收入不平等），又会推高社会流动性

  ，这看似有些矛盾。不过对美国各州的比较可以发现，事实的确如此。

  总之，

  创新确实会使顶层收入不平等加剧，但也伴随着三方面的好处

  ：不会使总体不平等程度恶化，会提升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当新创新者进入市场时），并且会促进生产率增长。

  第二个不那么惊人的现象是，无论被哪种企业雇用，员工的工资都随年龄增加，反映了他们在企业内部获得的经验带来的收益。不过，创新企业的工资随年龄提升的幅度高于非创新企业。换言之，创新企业确实给最缺乏技能的员工提供了上升的社会阶梯，因为它们给员工做了长期投资。

  图5.16

  

  总之，瑞典在1991年的税制改革伴随着增长与创新的加速，而没有使不平等显著扩大。事实上，瑞典的改革目标是为了适应全球化经济而刺激创新，同时保留以平等收入分配和强势公共投资（尤其对教育和医疗领域）为特色的社会模式。通过这条路径，

  瑞典试图走向能更好地满足公平和效率双重要求的制度体系。

  相反在苏联解体之后，一个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与迁入该国的俄罗斯发明家占比之间有强烈的负相关性。

  俄罗斯科学家主要向税率最低的国家移民

  。

  第二个自然实验是利用美国总统里根在1986年的减税。里根把最高边际税率从50%下调至28%，在图5.19中表现为带黑点曲线的变化。这一改革对科学家迁入美国的移民行为有何影响？结果表明，

  外国的超级明星科学家迁入美国的数量出现显著增加（实线）。

  第6章 长期停滞之争

  在许多国家，

  技术浪潮收益的实现有迟滞和不完全的现象，主要源于僵化的经济结构或不合时宜的经济政策。瑞典与日本的例子可作为参考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瑞典的生产率增长加速，而日本减速。瑞典从90年代早期开始实施了有力的改革（见第5章），而日本的强劲增长在80年代末结束后，进入疲软增长期，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加上大型产业金融联合集团（经连会）占据了统治地位，束缚经济和创新，阻碍新企业进入。

  第二种解释强调信贷条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放松，并因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高度宽松货币政策而加剧。图6.1追踪了长期利率的持续走低趋势。根据这种说法，信贷条件放松使低效率企业在市场上苟活，因而妨碍了新进入企业的创新与生产率提高。

  图6.2凸显了这一现象在1930—2000年的情形。图中的实线代表生产率增速，虚线代表研究人员的数量。我们可以看到，研究人员的数量随时间快速增加，而生产率在此期间没有起飞。因此上述学者认为，从整体经济层面看，研究给生产率增速带来的回报似乎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图6.2

  

  这两位学者提出的观点是，

  落后企业要追赶领先者变得越来越困难

  。原因之一是领先企业越来越善于阻止其积累的知识传播出去，例如通过防御性质的专利。于是，领先企业更愿意投资于创新，以巩固其相对于落后企业的技术优势，使后者愈发不可能追赶自己、觊觎租金。

  第7章 趋同、分化与中等收入陷阱

  不幸的是，许多新兴国家最开始确实是通过技术引进实现追赶，

  但当需要改变轨道，采纳有利于前沿创新的策略

  ，也即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曲线跨越到创新驱动型增长曲线时，它们依然沿用了支持追赶的策略，继续停留在原来的投资驱动型曲线上。

  另一个鲜明案例是韩国

  ，其政府蓄意扶持大型企业集团（财阀）的成长，以促进出口。但1998年金融危机造成了财阀的衰落，刺激新的创新企业进入，同时开辟了结构改革的通道，这使韩国在短暂下滑后重回快速增长，并且至少维持到2003年。

  的确有证据表明，一个国家越是靠近技术前沿，生活水平越高，研究生教育投资对该国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就越大。

  相反，落后国家应该优先投资于中小学教育

  。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国家，也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

  第8章 能否绕开工业化？

  图8.1

  

  图8.2

  

  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库兹涅茨根据对国民产出及其组成的传统测算的分析，总结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

  这六个经验规律后来被称作“库兹涅茨事实”

  。其中第三个事实与此处的讨论关系尤为密切，即发展过程总会伴随着结构变革：首先是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然后是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

  1961年，

  卡尔多提出了六个典型事实

  ，其中包括：从长期看，资本回报率、资本在GDP中的份额、资本与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均基本保持稳定。

  图8.7

  

  1960年，这两个国家都以农业经济为主，人均GDP水平非常接近：韩国为944美元，加纳为1 056美元（以2010年美元计）。然而到2010年，韩国的人均GDP增长了大约23倍，达到22 087美元，而加纳不过1 298美元，这该如何解释？斯蒂格利茨认为，

  如果韩国专注于其比较优势（即稻米生产），很可能会走上与加纳相同的道路。

  我们在本节开头对韩国与加纳做了历史比较，表明韩国占据优势。但从2010年以来，加纳的GDP年增长率已大幅提高，2011年达到11%。从21世纪头10年后期到10年代早期，加纳的大部分经济发展来自服务业。

  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似乎能成功实施服务引领型发展策略的例子，不必经历大规模工业化阶段

  。

  第9章 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增长

  只有创新能推迟可能性的极限

  ；只有创新可以在改善生活品质的同时消耗越来越少的自然资源，排放越来越少的二氧化碳；只有创新能帮助我们发现更清洁的新能源，例如，核能发电站的建设就帮助法国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进程。

  所以，页岩气繁荣或者会推迟向绿色创新的转型，或者会因为路径依赖而完全阻碍这一转型。受页岩气繁荣的影响，化石燃料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积累会促使企业无止境地继续开发这些技术，

  我们可以称之为“中间能源陷阱”

  。

  第10章 创新的背后

  图10.1

  

  这一结果确认了教育对解释芬兰的J形曲线的重要意义：较富裕家庭的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较高，主要原因之一是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通常较高，这对孩子有影响。

  简言之，学术研究有三个特点：比私人部门的研究成本更低；允许研究者自由决定研究计划；允许研究者利用学术自由与其他同行开放交流。

  妨碍学术界研究者的自由只会干扰创新进程，最终削弱新思想的流动与丰富

  ，也不利于新的研究者进入学术界，让他们转向其他职业。

  第11章 创造性破坏、健康与幸福

  换句话说，

  增长率越高，创造新业务就越有利可图，继而会产生新的工作岗位，以降低失业率

  。请注意这三种效应并非同步，工作摧毁效应在短期发生，工作创造与资本化效应则在更长期起作用。下文将指出，有关的舆论调查表明，人们经历的创造性破坏的负面感受确实多发生在短期。

  图11.1表明，在2005—2010年间，

  美国的工作创造与工作摧毁存在强烈的正向关联

  ：工作摧毁率最高的地区也是工作创造率最高的地区。这恰恰符合创造性破坏的本意：工作的破坏与工作的创造之间具有密切联系。

  图11.1

  

  平均而言，

  在2005—2010年间有最高创造性破坏率的就业区也是失业率最高的地区。

  也就是说，身处创造性破坏率较高的就业区的人们在某些时点有更大的概率经历失业。

  在《21世纪的死亡率与发病率》一文中，

  安格斯·迪顿与安妮·凯斯精确描述了近期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美国中年（50~54岁）非西班牙裔白人群体的死亡率在经过长时间下降后，从21世纪初期开始回升，而且自2011—2012年来明显加速（如图11.3所示）。

  图11.3

  

  图11.4

  

  有没有可能打破失业与健康风险之间的这种恶性循环，让人们更平静地度过失业期？亚历桑德拉·罗莱特（Alexandra Roulet）于2017年

  关于丹麦裁员对健康影响的有趣研究为此带来了某些希望

  。她指出，当国家采用较完善的安全网保护遭遇失业的群体时，裁员对健康没有负面影响。

  第12章 为创造性破坏融资

  相反，法国的风险投资人大多是金融专业人士，过去从事银行或保险业，并没有必要的实际创业经历或技术背景为初创企业提供建议。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2009年，法国的风险投资人仅给年轻的创新企业投入了3.53亿欧元，而美国的金额高达45亿欧元。

  总之，金融生态体系对创新有重大影响。美国受益于研究基金会、机构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人形成的强大网络，他们有必要的经验辅导新企业走向成功。这一网络增进了美国在创新领域的主导地位。当然，融资必须加以监管，以防止其成为增长的障碍。

  第13章 应对全球化

  图13.1

  

  目前看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这意味着中国冲击的负面效应会超出其正面效应。而事实上我们在下文会看到，美国的制造业部门面对中国进口冲击的表现尤其脆弱，这部分源于生产外包，部分源于美国本土企业的裁员，还有部分原因是工资下降。

  中国进口冲击对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定义为生产率最低的10%）具有负面影响，

  对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定义为生产率最高的10%）却有正面影响

  。

  我们发现，德国对抗击新冠产品所需的生产价值链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包括药物（试剂、药品和活性成分等）、医疗设备（特别是呼吸机）与防护设备（手套、口罩等）。实现控制的手段主要是投资和创新，而非保护主义措施。

  图13.13

  

  原因之二与内在动力（intrinsic motivation）的概念有关，科尔也对此做了相关研究。此概念基于两个统计现象，一是与本土出生的人相比，移民及其子女严格来说并未在理工科领域表现更好，但他们选择这些专业的人数更多，因此也有更多人脱颖而出。二是

  在相同的教育水平上，移民的创造力似乎更强

  。

  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个错误，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对自己有利呢？答案是否定的

  ，基于至少三个原因。首先，如本书第11章论证的那样，失业风险可以用建立社会安全网等方式来更好地应对。其次，贸易的发展降低了商品价格，使美国居民家庭的年均购买力增加了大约1 171美元。再次，发动贸易战有招致对方报复的风险，反过来压缩本国企业的出口市场，对促进创新不利。

  第14章 投资型政府与保障型政府

  在自由放任经济中，自行其是的经济行为人（无论个人或企业）通常会对知识和创新投资不足。原因在于，他们不会考虑自己的投资对未来创新的正外部性。

  图14.1

  

  好消息是，贸易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上对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可以取代军事竞争，成为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如今，福利国家历史上最新出现的弹性保障体制似乎是较为合理的工具，既能让创造性破坏变得更为人道，又能鼓励人们继续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

  第15章 创造性破坏与黄金三角

  图15.1

  

  虽然反抗行动的最初原因可回溯到2018年初，

  但碳税上调才是“黄马甲”运动这一来自民间社会的抗议运动的真正起点。

  “黄马甲”运动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导致法国的政治体制更加走向分权化与去中心化。尤其是，这推动了“公民气候大会”的成立，由150位随机选出的公民组成，为抗击全球变暖给出建议。马克龙总统承诺将无保留地把这些立法和监管建议提交给公民投票或议会表决。

  历史证明，充分动员的民间社会可以极大地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化，向规制更完善、包容性更强、给国民更多保护、对环境更为友好的体系发展。当然，这种演化不是直线式的，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速率。

  结语 资本主义的未来

  资本主义正面临空前的认同危机

  。没有人否认，尤其在缺乏规制时，资本主义会产生若干消极后果：加剧不平等，导致弱肉强食；制造社会分裂，破坏共同体精神；动摇就业稳定性，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增大精神压力；放任在位企业借助游说活动阻碍新的创新企业进入；加速全球变暖和气候危机；诱发金融危机并导致类似1929年或2008年的严重衰退等。

  然而，

  彻底抛弃资本主义并非解决之道

  。20世纪见证了另一种制度的大规模实验：苏联及中东欧部分国家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那个制度没能给人们提供开展前沿创新所需的自由与经济激励，参与实验的各国也未能超越中等发展水平。

  图C. 1显示的是，德国和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占比自2008年以来的变化。德国的比例为零，因为全体国民都有医疗保险。然而在美国，这个比例很突出。

  图C.1

  

  总体而言，

  丹麦和瑞典在开展促进创新的改革的同时保留了福利国家制度原来的基本要素

  。它们的成功给了我们希望，有可能把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两全其美的新类型。

  虽然有部分进步，美国还远不是一个能提供充分保障的国家，包括应对失业、疾病、2008年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等宏观经济冲击，以及环境风险等。欧洲国家则受困于另外一种烦恼，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大学、机构投资者、风险投资人、慈善事业、国家科研支持机构等，以担当未来技术革命的领导者而非跟随者，并且有可能在不久后被中国超越。

  但无论如何，我们仍坚信两全其美的新模式，至少出于两个原因。首先，美国开展的加强保障和包容性的改革没有束缚创新与创造性破坏，德国和北欧国家开展的促进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改革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原先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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