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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匪廢費·老 发布时间：2010-01-11 08:08:09

  了解一下 虽然有点过时了

• 作者：roughcherry 发布时间：2021-01-27 11:33:35

  感觉这本书对我这种送小孩进幼儿园有疑惑的家长很有指导性，首先它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送孩子去幼儿园。到底是送幼儿园还是上早教及其他机构，然后在家homeschool+旅游，这个问题确实困扰过我很久，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对同伴交往的热情让我意识到无论家里能提供什么，准备什么，一个幼儿结伴生活的环境确实是没法提供的，而这正是孩子现在最需要的。但是一想到进幼儿园，就有很多问题，上学哭问题，吃喝拉撒问题，孩子矛盾问题，对于一个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来说，这些小事都非常重大。面对孩子哭怎么办，老师能抚慰他吗?老师能照顾得很好吗？说实话，心里没底，更多感觉里面有运气成分。作为知名幼儿园的园长，这本书的作者算是从幼儿园角度让我们家长来理解这些困难的解决。每一次新的境况，都是挑战，也是成长的机会。

• 作者：Fangting 发布时间：2015-01-19 22:54:03

  虽然还是搞不清，但能看完说明我！是！好！孩！子！

• 作者：Wilson_Dragon 发布时间：2023-11-10 17:27:59

  微信读书看的，不推荐。

• 作者：不学无术小丸子 发布时间：2012-10-25 15:18:40

  香港，奢华的背后是无声的悲凉；巨大的引力不可抵抗。

  香港，让女人更真实，更无奈，也更坚强。。。

• 作者：雨卜 发布时间：2007-08-18 22:28:01

  AGU 17, 2007

• 和动物性饮食说NO！

  作者：Zerof 发布时间：2017-05-14 23:08:53

  民以食为天，吃进肚子里的东西，会在不经意间改变我们的体型，心态，精神面貌，最后影响到这个由人组成的社会。

  三个事例

  植物性饮食强健心脏1

  芬兰是北欧的一个国家，早起北欧的国家他们主要的饮食以鱼、肉、奶酪为主。所以在1970年，芬兰的心脏病发病率是全球第一，当他们意识到，动物性饮食中的多胆固醇、多饱和脂肪居然是罪魁祸首的时候，芬兰政府开始向全国公民宣传植物性饮食，他们把猪肉香肠改成蘑菇香肠，好吃而且不含胆固醇。经过了大约25年到30年，芬兰的冠心病的发病率下降到75%，一下子从世界上最差的一个国家变成世界上几乎是最好的一个国家了。

  植物性饮食强健心脏2

  现在素食在西方国家越来越流行，有意思的是克林顿总统，他是在美国中部长大，自小就是吃汉堡，尤喜欢汉堡和薄饼等快餐。克林顿曾承认自己是“天吃星”，不太注意饮食。作为美国历届总统中最聪明的一位，他的饮食习惯却非常糟糕，根本谈不上健康。他一向酷爱高热量食物，对快餐有狂热的欲望。结果卸任之后没几年，就心脏病突发被送到医院去抢救，当时克林顿总统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所以他被救活了，但是他恢复之后没有意识到饮食的重要性，还是天天吃汉堡，结果又一次心脏病突发被送医院，如果说，2004年的心脏搭桥手术是架设高架桥，绕过心肌缺血、梗死区，那么这次的支架置入则相当于拓宽修补原有路面。这两种方法尽管有效，但只是对症治疗，而非对因治疗。换句话说，若克林顿不能有效地控制血脂、胆固醇，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血管内脂肪堆积，他的心脏将有再度罢工的可能性。除外服用降脂药等，有没有更恰当、自然的方式控制它们呢？答案就是饮食。克林顿采用了“植物性饮食”，靠“豆类、荚果、蔬菜和水果”为食，每天早上饮用一些蛋白质补充剂，但“不吃乳制品”，此外，只食用少许鱼肉。在严格的素食谱后，克林顿体重减轻约11公斤，回复到高中时水平。克林顿总统在尝到吃素的甜头后，到处去宣传吃素的好处，所以带动了西方的素食热潮。

  植物性饮食降低糖尿病发病率

  《中国健康调查》所关心的中心议题，是在西方已经逐渐成为热点的肥胖、糖尿病与常见癌症。而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在那个生活条件与物质资料相对清贫的时代，中国的肥胖、糖尿病发病率非常低。

  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人饮食的日益精细，能量过于富余，中国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糖尿病大国。2010年3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关于我国糖尿病患病率调查的结果。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岁以上人群中男性和女性糖尿病的患病率分别达10.6% 和8.8%，总体患病率已达9.7%。同期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高达15.5%。根据这次调查结果所做出的推算，我国总糖尿病患病人数达9200万以上，糖尿病前期人数达1.48亿以上。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有钱了，腰包鼓了，食物种类多了，反而生病的人多了呢？

  不是食物的原因，而是我们的选择！现在的小胖墩无处不在，KFC里常常人满为患，炸鸡，牛排对人的吸引力远大于水果蔬菜！可是，嘴重要还是命重要？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

  赚钱，投资，赚更多的钱。可是如果没命花，那岂不是可惜？说来道去，投资人际关系可能失败，投资房地产可能看走眼，但投资自己的身体，那颗是一本万利绝不吃亏的买卖。最近受一本书《植物性饮食革命》的启发，开始了自己植物性饮食的征程，学会了做各种各样的果昔，还别说，味道挺奇怪，但喝着喝着还挺想再来一杯的！

  这种奶昔，大概长成这样：

  

  瘦身素材果昔

  《植物性饮食革命》这本书内容还挺丰富，比如除了果昔还有教你做薄饼

  

  做法写的很清楚：

  还给你把每日饮食都安排好了，我们只需要照着做，既能享受动手的乐趣，还能一饱口福！

  

  

  另外，《植物性饮食革命》介绍了一些植物的用途，以及蛋白质含量，我随手一拍，大家随意一看：

  

  

  最后我想讲一下，所有吃素没有吃成功的人，问题在哪里？没有摄入足够的热量，很多的人有些吃素者，吃了一年回来面黄肌瘦，发如枯草，别人说吃素实在是不营养，不健康，所以还是吃肉好。可是症结在于：肉食是高脂低纤，那么素食是高纤低脂，所以肉食的热量密度要高，素食的热量密度要低，那么吃肉的时候吃一碗饭，吃素吃一碗饭就不够了因此需要多吃多餐。切记。

• 那已经毁灭的，就是回忆

  作者：ici 发布时间：2011-06-25 00:50:07

         从中篇到电影剧本到长篇，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经过多次重写，才最终成为现在的故事。当这个故事与电影，尤其是与张艺谋发生关联后，我就一直在想象，张艺谋电影里的“金陵十三钗”会是什么样子。我担心没有人能胜任赵玉墨的角色，哪怕是一个背影，一个身段。这个发生在1937年日军大屠杀背景之下，关于十三名妓女代替教会女学生走向日军暴行的故事，在文字中已然如此惨烈，难以触碰。我担心对文字的视觉化存在误差，或者是剧本的改编，动摇了那些举重若轻，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历史。

      三个时空的交叠，三个进入历史的节点。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1945年的军事法庭、和回望历史的当下。如同蒙太奇般的无数画面闪回，模糊的脸孔一一浮现，进入这段历史，如同走进一个惨烈的梦，梦醒来时庆幸自己只是个旁观者。

  道德的边界

      妓女这个身份承受了太多社会的冷眼，她们的故事，若没有一个悲剧的结尾，往往都要被人诟病为庸俗的脂粉气。《金陵十三钗》无疑是赵玉墨她们的悲剧。这个悲剧掺杂了战争、死亡、人性等诸多问题，但首先在对于妓女的道德歧视上表现出来。

      三十年代的南京，妓女们在秦淮河畔的花船里形成独特的生存空间，既被这个城市所唾弃，又令人心驰神往。这里本来是一个逃避现实的角落，却因为1937年日军的进城，不得不支离破碎。唯有在花船内，她们才理所当然地生存，一旦离开花船散落于南京城中，她们社会身份的卑微即立刻显露出来。在获得生的权利的顺序上，她们亦只能落于人后。

      赵玉墨她们原本是要逃到安全区的。对自我身份的认定迫使她们只能要求最低的安全保障。然而逃亡的路断了，威尔逊教堂是最后的避难所。英格曼神甫起初不愿接纳她们，因为即使在他公平博爱的宗教原则之下，这样一群女人也构成了对教堂纯洁性的威胁。而最终神甫暂时容忍了她们的进入，只是，她们身上所附带的五颜六色的世俗物件，污言秽语，毫无秩序，使得神甫不得不极力限制她们的低俗带来的危害。

      另一方面，从她们进入教堂开始，女学生们与她们之间的道德张力就始终存在。“陈乔治，你怎么把我们的饼干给她们吃？”书娟的“她们”二字不是说出来的，是骂出来的。争夺食物、水源，对安全的威胁，因为身份和道德上的低下而令学生们更加反感。处于对自己道德优势的自信，女学生们得以在语言上和精神上随意凌辱，仅仅因为高墙外的枪炮和火光，此时并未真实地存在。墙外的日本兵到目前为止仍是抽象的敌人，而赵玉墨她们，则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对立面。

      而赵玉墨对女学生的轻视、谩骂，或各种各样的态度，均以一种自我表演式的高雅姿态予以回击，仿佛这能从根本上使她清除身份的低贱感。她很“识时务”，进入在教堂后立刻换上素色的旗袍和白色的绒衣，在女学生的领土上，把风尘味脱的干干净净。她优雅倔强的背影，带着傲气的下巴，宣告了即使在低微的群体中，仍在寻求虚幻的高雅。然而她失败了，她知道女学生们并不会容许与她们的共同存在，随即以一种自轻自贱的口吻宣告自己的道德低下：

      “生不如人，死不如鬼，打了白打，糟蹋了白糟蹋”。

      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收到了意外的效果，直至许多年后，孟书娟回想起来，觉得她骂了自己的同时，也骂了所有人。就是这样一种悖论，“为了使女孩们单纯、洁净从而使她们优越，世人必须确保玉墨等人的低贱”。

      即便如此，女学生们仍不懈地在自己和这群窑姐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这条界限的道德含义大于一切，包含了整个城市对妓女职业的负面看法。在戴涛和两名伤员进入地下仓库后，这种界限又加上了男女关系上的新注解。孟淑娟无疑认为戴涛这样的军人是可敬可爱的，就连他也在赵玉墨的眼波流转和柔软腰肢中陶醉了，书娟将这一切归咎于玉墨的“不要脸”，她破口大骂。

      书娟心目中对玉墨“仇恨”，此时尚未铭刻上“商女不知亡国恨”这样宏大的时代印迹。这只是一些懵懂的片段，和来源于社会的认识。她觉得她们的低贱理所当然，不容动摇。然而这种认识随即被红菱一语戳破：

      “是不是婊子，日本人都拿你当婊子”。

      战争给她们带来获得平等的唯一机会。书娟于是更加仇恨这些窑姐，她们幸灾乐祸的正是强暴抹除了贵贱之分。她被这个残酷的事实震惊了。

      战争的可怕之处首先在毁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上体现出来。对于女性而言，这意味着任何身份都将无效，在暴力面前“人人平等”。这使书娟羞愧、厌恶、不甘，对这种尚未来到身边的暴力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她躲在暗处，意图用全部恶毒的语言甚至倒进煤灰的方式，来报复这些揭开一个本可以埋藏的事实的窑姐们，以保护她们之间的区别。

      然而战争还是真真切切地发生了。日本兵第一次闯进教堂，英格曼神甫以老福特车为代价，暂时保住了教堂的安全。然而所有人都知道，这安全不能维持多久。这时候，书娟第一次觉得，“这一刻她连地下仓库的女人都能容得下”，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改变。对地下仓库的种种低贱、不堪，在真正的敌人面前，竟然失去了对立的理由。从这里开始，两个女性群体之间的界限已经慢慢融化。

      从英格曼神甫的角度而言，赵玉墨她们的出现，首先威胁了他个人的承诺。圣经工场里的女学生的安全，本来是他全部的责任。而接受窑姐们的进入，无疑大大扩展了责任的范围。尽管如此，处于神职和宗教的神圣义务，他仍接受了她们，尽力维持教堂内的生活，并以他的优雅和权威，稳定着教堂内的秩序。

      然而这种保护在生死抉择面前，仍有着贵贱之分。日本人最终发现了圣经工场里女学生的住处，再次闯入教堂。这一次，她们索要的是活生生的女人。是否交出妓女以保全女学生？他能够代替上帝，在人和人的生命之间作出贵贱之分吗？神甫心中的一闪念，连他自己都被这个邪恶的念头震撼了。这一刻，英格曼神甫的绝望、自我怀疑与时间的逼近形成的紧张感，造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无望气氛，使得故事在这里仿佛停滞。

      在生死面前，是否人人都有生的权利？当神甫面临道德和平等的两难境地时，宗教意义上的“尊重他人生命”的信条正受到最严峻的挑战。当他走在通往地下仓库的楼梯上，如同这段楼梯就是全部人道主义的困境。他很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交出妓女即等同于“杀戮”，即使这是一种以“保护”为借口的举措，仍不能免除它的罪恶。

      赵玉墨的及时出现，结束了神甫关于人性的心灵拷问。当她主动要求代替女学生的时候，英格曼神甫立刻感到释然。这时，玉墨与神甫的不谋而合，标志着道德边界的彻底打破。这既是对女学生们的鄙视的残酷回击，又是对神甫的温柔救赎。她们在承受了种种地下的轻视后，以高傲的姿态选择了死亡。这是承认失败后的胜利，足以使轻视她们的人无地自容。

  残酷的身体与爱情

      在中国的社会观念中，妓女的“身体”被视为污秽和罪恶产生的根源。由于不具备纯洁的身体，这一群体往往失去了自我言说的道德前提。赵玉墨她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这使得她们对自己身体的“交换性”坦然承受。否则，她们也不会在跳下墙头时，顺势倒入阿顾的怀中，或者坦然地流露出粗鄙低贱的本色。所以，在英格曼神甫仍在为阻拦她们进入教堂而辩论时，阿顾和陈乔治已默默倒戈，“暗中站在她们一边了”。因为他们不能自拔地陶醉于这群“香艳的洪水猛兽”可能带来的欢愉，而这在平时只停留在秦淮河畔的欢愉，竟闯入教堂里来了。

      窑姐们很明白，用自己的身体征服男人，是她们换取任何东西的唯一代价。而在这个本不公平的交易中，仍存在讨价还价。这印证了她们不过是一件商品，有时低贱到与三个洋山芋对等。红菱用身体换取的食物无情地贬低了它应有的价值，在非常时刻，它的价值是随时可被压缩的，而且是稍纵即逝的，是被生存的本能所遮蔽的人格的反面。

      假定窑姐们真是一群自轻自贱的人，她们便不配拥有爱情。然而赵玉墨与豆蔻却在这样残酷的意味中，毫无保留地展开了自己的“爱情”。“商女不知亡国恨”也罢，唯有在教堂的地下仓库内，她们的身份才因为脱离了交易而显得模糊。赵玉墨跳起了舞，把这里当做上海的大舞厅，她要用所有的优雅高贵，证明自己拥有爱的权利。她成功了，她将所有回忆，所有经历过的爱和无奈都舞了出来。

      戴涛在这眼波中沉醉了，连垂死的王浦生也看入了迷。豆蔻生气了。这不是虚情假意，而是真切的少女般的妒忌。她觉得不公，只渴望王浦生的专一。即便面临死亡和无以为报，豆蔻仍怀抱王浦生，许诺等他好了，带他到大舞厅开开眼界。这个许诺太虚幻了，“说不准我明天死了哩！”王浦生没有任何信心。“浑讲！你死我也死！”对豆蔻来说，“死”是她所能付出的最大代价，也是她能交给这份爱情的全部。

      谁说婊子无情，豆蔻对王浦生就那么一往情深。她的爱是一厢情愿的。我们无法确定不谙世事的王浦生是否知道这对豆蔻的意义。这飞蛾扑火般短暂的爱情，意味着豆蔻与年轻士兵在人格和道德上获得平等的渴求。她能在心中勾画的最美好的图景，仅仅是“我天天给你弹琵琶，我弹琵琶，你拉个棍，要饭，给你妈吃”。没想到，无论如何降低，愿望依旧太过遥远。

      江南没了，只剩下一根弦上的“采茶调”。缺失的琴弦，失去的疆土，豆蔻失落的爱情，成就了一种痛彻心扉的遗憾。走出教堂，她太无助，太迷茫。面目全非的城市，让她找不到来时的路。她没能逃脱，终于印证了不断流入教堂里的传言的真实性。我相信，在遭受苦难的同时，豆蔻因为最终找到了三根琴弦，因为有王浦生在怀中存在过的痕迹，而保留了苦难之中残存的一点美好的身体回忆。

      无情的死亡终结了爱情。这爱情已不是交易，而是不求回报的自我毁灭。战争的暴力不可抗拒地破碎了她们摆脱自我，渴望平等爱情的可能。戴涛的头瞬间落地，玉墨的心碎了。李全有和王浦生死了，她的心更碎了。“这三个军人她个个爱，爱得断肠”。这时候她“水性杨花”起来，心中包含了对整个民族男人的爱。

  空间性的历史

      在整个故事里，两种空间上的区隔对情节的展开起到关键作用，即威尔逊教堂高墙内外的区隔，以及教堂内部三个空间的区隔（属于女学生的圣经工场、妓女和士兵的地下仓库、以及神甫的寝室）。前者划定了情节开展的空间，亦对战乱的现实形成暂时性的遮蔽；后者既是人物身份差别的象征，也为后来界限的渗透和冲破提供了前提。

      作为保护性的空间，教堂得以在故事的开始，暂时免除了直接面对战争的血与火的恐惧。当墙外枪声和火光出现，“女孩们都一动不动，似乎想挺一挺，把枪声引起的不详和焦虑挺过去”。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战争只是一点一点渗透到教堂里面，这使书娟在多年后感到幸运，“教堂和神甫为她略去多少血淋淋的图景和声响”。教堂的中立性在战时状态下能否维持？宗教和国际法的约束时候能超然于苦难？由于我们已知历史的结局，威尔逊教堂的墙，将不会阻挡悲剧的发生，反而对人物的命运更加担忧。

      墙外狂欢式的杀戮，被简化为英格曼神甫和法比带回的“消息”。缺水缺粮、对未知的恐惧、精神上的折磨，夹杂着对“国之将亡”的哀叹，都在教堂内以争论或不言自明的方式扩散开来。如果以南京城的灾难来对照，教堂内虚假的和平充满了自欺欺人和悲剧的意味。关于教堂的安全性，英格曼神甫的微观判断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南京城的陷落，由于失误、自乱阵脚和欺骗变得不可挽回，他只想守住最后的净土。

      即便如此，神甫仍是悲天悯人的，其中包含着宗教上对生命的尊重。于是在深夜，他召集女学生唱起安魂曲，为无名的亡者祭奠。那些无辜的百姓和枉死的战俘，都是祭奠的对象，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尽管女学生“不知道为谁安魂，不明白失去的是谁”，却“恍惚感觉这份失去越发广漠深邃”。

      年轻的女学生被当下的哀悼气氛所笼罩，却很快将这种微微的焦虑转化了。在战争和死亡的威胁并未真实到来之前，她们仍幻想通过维持与窑姐们的界限，从而降低危险的因素。只要教堂的大门没有打开，窑姐们仍待在地下仓库，似乎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然而这场战争是没有法则的。“外面的血流成河终于流到墙里来了”。走出教堂寻找水源的阿顾、寻找琴弦的豆蔻都死了。死亡随着众人喝下泡了阿顾的水，还有赵玉墨装上豆蔻用命换来的琴弦弹奏的《春江花月夜》，而流进了身体，以及灵魂。

      当教堂的屏障作用失效时，历史已没有出路。此前的种种抗拒、挑衅、不妥协、末世般的欢愉全部粉碎，教堂内的人已成一家。他们与真实的敌人对峙，神甫据理力争，却得到虚伪背后的残忍。英格曼神甫彻底放弃了他的主义，因为死亡已如此逼近。

      日本兵进入教堂后，安全的空间由整个教堂压缩为地下仓库。那个原本被书娟和她的同伴用来看“西洋镜”、评选最美丽的窑姐和唾弃玉墨妖娆舞姿的透气孔，变成了一个极为有限的视域，一扇“观看死亡”的窗口。女学生们改变了位置，被迫进入到她们唾弃的地下仓库，却因死亡离得如此之近，而忽略了这个事实。所有的女人从透气孔里亲眼目睹陈乔治的死，听到王浦生垂死的惨叫，是死亡让她们感受到最深的恐惧，从而从空间上、情感上达成了共识。“只有当凶险发生在身边一个熟识者身上，才显出它的实感，它的真切”。

      于是，孟书娟折服于战争和死亡的力量。在只有生与死的区别时，人与人的区别已不再重要。无所谓谁是圣洁，谁是低贱，这在暴力面前可以瞬间转换。当赵玉墨她们走出地下仓库，她们也走出了属于她们的空间，这意味着她们走出“自我”，而成为“他人”。

  抵抗还是遗忘？

      当赵玉墨她们扮成女学生，走出教堂大门，走上日本人的卡车时，故事已经走向一个没有悬念的结局。“没有人拉我们，我们是自愿的”，她们成功逃脱了，又主动走进了历史的惨剧，那羞涩的嫣然一笑，是她们最精彩的表演。“放心吧，我们除了扮自己不像，扮谁都像”。她们尽全力去演好十三个女学生，因为“女学生对她们是个梦，因此就加上了梦的美化”。所有的委屈、回忆、恐惧和家国愁，都就随着这个无可期待的未来而结束。

      此刻我们已分不清她们是谁，她们是一群救赎者，挽救了女学生和神甫，包括身体和灵魂。在这里我们看到严歌苓对女性主体性的强调。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她们正在弥补男性在战争中的失误而造成的恶果。小说虽未正面描写战争的军事过程，却从神甫获得的消息中，侧面印证了军人和政治的无能。此后，在教堂和神甫完全失去了拯救的可能性时，正是之前被社会所轻视和区别的这群女子自愿放弃了生存的权利，充当了最后的救赎者。即使她们躲进教堂，从城市到民族的巨大伤痛，仍在她们身边蔓延开来。

      在战争状态下，以妓女为代表的渺小的生命无处可逃。尤其在女性被作为民族的象征被侵害时，她们苦难的命运和自我救赎所刻画出的历史的屈辱、无奈，以更强烈的悲剧感超越了这个故事本身，而引发对历史的重新审视。严歌苓形容她们的抗争是“兔子式的反抗”，无力却勇敢。她们没得选择，是因为战争本身，还是因为低人一等的命运？

      1945年的军事法庭上，“我”的姨妈孟书娟认出了赵玉墨的背影。这个时间点微妙地处于今昔交织的伤痛记忆中。一方面，赵玉墨的背影依旧，这令书娟确认了关于她和1937年冬天的记忆；另一方面，赵玉墨整了容，并不愿承认自己的身份，仿佛旧的面孔已经湮灭在那个历史剧变的时刻，那个时刻又随着新的面孔，失去了直接伤害的能力。

      此刻作者将赵玉墨作为苦难和见证者的象征，抹除了姓名和容貌，令她以一个抽象的、捉摸不定的身份，却又反过来确认了历史的存在。我们庆幸玉墨活下来了，却不确定这对于她是痛苦还是解脱？如同法比在多年后给书娟的信中所说，“也许她只能成为另一个人，才能活下来”。“赵玉墨是哪一个？”她选择遗忘自己，却不遗忘历史，将自己当做全部惨痛记忆的凝结。

      活下来的，死去的人们，均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并见证了历史的发生。战争带来的文明的暂时中断、暴力的侵入、人性在极端状态下的扭曲，令受害者无法抵抗，也不应被遗忘。在早先的中篇中，结尾停留在赵玉墨她们怀揣小剪刀、牛排刀各种微不足道的“武器”，决定赴死的场景上，而长篇则补充了她们的下落，和教堂中人们的生活背景。这样的安排令各人的命运得到安置，如同玉墨所愿，即便“她如一粒红尘，也是有来龙去脉的”。

      于是，中篇结尾处的惶恐、不安、为赵玉墨她们未知命运的担忧，在这里被置换成更平和也更残酷的回忆。即使死去，也不再是漂泊着的未知数。将读者的思绪最终带回今日，是否让人更容易接受她们所遭受的伤害，或能感到贝托鲁奇所说“个人是历史的人质”唏嘘背后的些许安慰？

      这是一个太容易让人角色代入的故事。赵玉墨、孟书娟、戴涛、神甫、法比，教堂的圣经工场、地下仓库、墓园、厚重的大门，历历在目。选择任何一个角色进入这个故事，都会获得不同的阅读感受，并可根据掌握的历史知识，不断丰富它。当女学生无形中沾染了赵玉墨她们的风尘气，我感到释然。因为赵玉墨她们代替女学生死去，却以另一种形式存活下来。同时，书娟终其一生的寻找，是对于战争罪行的讨伐，也是关于女人间的理解和认同。

      就像回到小说的开头，书娟被初潮惊醒的时刻，一种不可改变的事实扑面而来。1937年12月的七天，无论对孟书娟和她的民族而言，都是关于“血”和“疼痛”的记忆。而今伤害已经结束，毁灭的也已毁灭。站在不同的时空中，历史已然和故事交错。关于战争、屠杀、人性、道德的无数疑问因为历史的远去，渐渐失去了迫使人们面对的可能。南京城里十三个女人的故事，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神话，而是历史的复活，是作者面对历史时自我救赎式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