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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iMoooi 发布时间：2013-03-23 01:08:50

  看完了书很晚才上线,一直想念她..看微薄时看到今天娃娃哭了.

• 作者：芒果布丁可乐 发布时间：2022-10-04 11:24:05

  译得真烂，纸质更是粗糙不堪

• 作者：诗情到碧霄 发布时间：2023-07-29 00: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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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Louis 发布时间：2019-09-22 1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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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XO酱 发布时间：2012-01-05 20: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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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拾月的尾巴 发布时间：2023-02-14 19:11:46

  在《非诚勿扰》里认识了乐嘉老师，他看待人物的眼光真的非常别具一格，这本书是乐嘉老师智慧的结晶

• 雷颐：正史所不屑的“吃穿住行”，在生活史和社会史中为何如此重要？

  作者：王十二 发布时间：2020-11-23 10:27:30

  与金雁相识三十年了，不是一般的相识，而是三十年来一直过从甚密的老友。自然，也就时不时会听到她讲自己的故事，近些年更时不时读到她写下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耳熟能详，但这些零零星星的故事汇编成书，形成一种整体性，反映了“那个年代”物质、体制和精神史的某些方面，仍给我全新的感受和感悟。

  01

  粮票、布票与一定范围内的市场

  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的文章，提出在历史研究中日常生活的状况、细节其实最重要，可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被重视、不被记忆。很快，下一代人对上一代的“宏大叙事”耳熟能详，甚至了如指掌，但对上一代人每天的吃穿住行，却了解无多，非常隔膜。

  恕我略岔一句，几年前几位朋友聚会，都是学术圈人，吃饭时无意说到那个年代粮票的紧缺、重要。一位比我们年轻，但也有为有名的学者听说买粮食要粮票还要钱时非常惊讶地说：要粮票还要钱，我一直以为那时候是凭粮票领粮，不收钱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他这一说，我也十分惊讶。查了一下，他是1969年生人，并不是很年轻了。

  我相信这固然只是特例，但还是说明对生活记忆中断的严重。也难怪，这些日常“琐碎”，向为正史所不屑，史籍所载不多，但一些个人回忆、散文，却是此中“富矿”。对生活史关注多年，发现女性的文章对生活的回忆更加细致，甚至针头线脑也不避琐屑，一一道来。从社会史、生活史的角度看，却是重要非常。

  这细琐细碎细致能细到什么程度？金雁50年代中期生人，1960年六七岁的光景，正赶上饥荒年代。她家在机关食堂吃饭，小小年纪，竟然数“瓜菜代”饭碗里的面条有几根，最多时是十一根，最少的时候只有四根。她父亲是西北局党校的干部，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两个数字，还写下了“金雁是个有心人”。不知是天生有心还是受父影响，她早早就开始写日记。如此早慧有心，又有自己的日记和父亲的日记“垫底儿”，她的回忆录《雁过留声》，自然格外真实、格外具有历史记忆的意义。

  计划经济，几乎所有物品都实行计划，食品更是严控。在食品短缺、饥饿中，对小金雁最有吸引力的，是西安小寨商店中后来出现的不凭票供应的“高价食品”。她父亲的日记，记下了当时议价点心的价格：江米条七元一斤，水果糖八元一斤，糕点九元一斤，当时城里人的人均月收入不到十元，价格确实高得惊人。

  读到这里，不禁会心一笑，想起那时流行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上茅房，手里拿着高级纸，拉下一泡高级屎。”“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厕所没有高级灯，一下掉进茅屎坑。”民谣民谣，各种“谣”不尽相同，但大致如此。民谣固然尖酸刻薄，但这种“议价”是当时“三自一包”经济总政策的一部分。正是这种经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市场的存在，使国家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虽然饥饿，其实城里比农村好得太多。还是1960年，她随到农村搞整社整风运动的母亲来到临潼县零口公社，农村的贫困、饥荒程度远超她想象。当时农村还是吃食堂，她们也与农民一样在食堂打饭吃，一人一碗玉米糊糊，桌子上放着一碟盐，拿筷子蘸一点往碗里搅一搅，就是一顿饭了。但后来她知道，在大饥荒的几年中陕西是情况非常好的。

  一些年后她们家下放甘肃，“得知那里当年就惨了，而且有大量妇女逃到陕西与人同居求活。饥荒后其中不少人又跑回来，遗留下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至于‘走过陕西的’妇女成为当地人人皆知的社会现象。”（第41页）半个世纪过去，“走过陕西的”健在者，最年轻的也已八十开外了，她们的经历、家庭、际遇和心理状况可能就此湮灭。“走过陕西的”，最多成为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

  1971年，她也来到甘肃陇西县插队。“知青”的第一年还有“供应粮”，从第二年起，就与当地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了。吃的紧缺，穿也紧缺。成人每人每年一丈二布票，从被面里裤到背心汗衫，全都要布票。金雁在镇上供销社发现一种水红色府绸布格外耐看，每尺四角六分五，比平纹布贵了七分钱。她一年的现金分红是十一元七角，买布做衬衣，要差不多四元钱，实在太贵。虽然有家里资助，她还是不舍得买。

  但姑娘总是爱美，犹豫了二三十天，到镇上看了几次，营业员对她说，只有最后六尺二寸，正好可以做一件衬衫，只收你六尺的钱，但布票不能少。最后，她还是咬牙买下，做成衬衣，都夸好看。端午节，一行好几个女伴去镇上，有人提议去照五角钱一张的小照。这件水红衬衫成为大家的摩登时装，几个人来回换着穿。不料一个胖姑娘猛一使劲，背部撕开一个大口子，吓得这位胖姑娘照相时都笑不出来。金雁只好安慰她说没关系，但实在心痛。换裤换衣这些小事就足以说明：“‘布票’是仅次于‘粮荒’的短缺现象。人们会想尽一切方法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或者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办法。”（第115页）

  

  金雁，现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著有《从“东欧”到“新欧洲”》《火凤凰与猫头鹰》等。图为1970年代，金雁任职供销社时的留影。

  02

  供销社内外

  “知青”陆续返城，金雁在1972年招工回城，在离县城十里的基层供销社工作。供销社是国家商业伸向农村的神经末梢和“微细血管”。原本是50年代初农村推行“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这三大合作的产物。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供销社负责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统销，等于是县商业局的分支，早已没有任何“合作”的成分。老百姓私人之间的物品流通和交易虽然没有完全禁止，但大大受限。她在的镇，传统三六九开集，近于三天一集，但后来改为十天一集。若逢“运动”，管控更严，个人交换物品或出售物品都有可能是“投机倒把”罪，让“纠察队”看到不但没收全部物品，还要抓去“办学习班”或者“劳改”。

  农民除了生产队的“分红”能得一点点人民币外，货币收入主要靠活猪、鸡蛋等，但这些物品只能卖给供销社，从供销社得到货币再从供销社买回自己需要的物品。这样，农民的卖和买，只有供销社一家，卖与买的定价，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是国家规定。农产品低价卖给供销社，再从供销社高价买回自己需要的物品，形成“剪刀差”，为城市发展积累资金。“反正其他渠道都堵死了，就是明知道贱卖贵买也没办法。”（第134页）

  由于聪明能干，金雁很快就从鞋帽组“荣升”到最重要的布匹组。布匹组最重要，因为棉布的核价单位计算到“厘”，白棉布每尺0.285元，斜纹布0.425元，卡其布0.465元，还要收布票，有的布匹包含了“整匹零卖”的损耗，有的则没有，不同的布缩水率又不同，一米布拉直与平铺之间，大约有1－1.5寸的差距。在布票极度紧缺，人们不得不“寸寸必较”的情况下，卖布确是个大学问。

  因为缩水率不同，“拉直”与“平铺”不同，经常有顾客找上门来理论，认为没给够尺寸。她不得不反复向这些顾客陈述缘由，说话快、分贝高，说白了还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底气”，没有一个人能吵过她。“于是便赢得了一张利嘴如同‘麻链子’（搓麻线用具，意为‘转得快’）的称号”。（第124页）现在金雁开会发言时的伶牙俐齿反应机敏令人印象深刻，原来是几十年前在供销社常跟人吵架练就。

  供销社自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好处，其中之一是食堂的肉、蛋都可以用收购价享用，伙食自然相当不错，实际上等于截留、多吃多占了农民低价卖给国家的物品。每天早上，都有荷包蛋，一般的七分钱一个，如用收购的破损鸡蛋，则五分钱一个。每天早上一个荷包蛋，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豪华早餐”了。

  

  《雁过留声》中金雁所绘插图，表现自己当年的劳动场景。

  物资紧俏，当时走后门成风，营业员是令人羡慕的职业。白色回力鞋，当时叫“大回力”，是那时城市的男青年最时髦最酷的标配，极难买到。有一次，供销社居然进了一箱、整整四十双上海产回力鞋。结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把这四十双鞋全部走后门卖给了自己哥哥和他的同事。

  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民逐渐获得生产与支配自己产品的自主权，供销社的垄断地位渐渐消失，自然衰落。但现在，在新的情势下，供销社又东山再起，辽宁省计划在2022年实现供销社基层社乡镇全覆盖，广东省供销社组建的省供销集团揭牌成立，打造覆盖县镇村三级网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没有垄断特权的供销社如何运营，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

  家庭出身、家庭成分也是在那个年代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都要面临的问题。家庭出身或家庭成分是以1949年以前爷爷的成分为准，当然，不少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早早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革命干部，他们的子女的家庭出身或家庭成分就不以祖父为准，而以父母为准，可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简称“革干”或“革军”。

  金雁的爷爷是地主，但她父亲在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就奔赴延安。她的家庭成分自然是红五类的“革干”。不过，她很小就被剥夺了填“革干”的资格，只能按爷爷的成分填“地主”。她父亲是中共西北局党校的理论教员，教国际共运史，后因为“东欧”问题，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受到“双开”并下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惩罚。改革开放后，金雁考上研究生，现在成为大名鼎鼎的“东欧”问题专家，莫不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 她们曾仰望同一片星空:冰心、丁玲、萧红人生交往纪事

  作者：海阔天空 发布时间：2007-10-17 14:21:19

                   1、鲁迅的预言

        1936年5月，埃德加·斯诺在去延安前最后一次拜访了鲁迅。当时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正在为斯诺编选的小说集《活的中国》撰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受其委托，斯诺向鲁迅询问了23个大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在提到茅盾、丁玲、田军等人后接着说，“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这大概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人将冰心、丁玲、萧红作为三代女作家的领军人物并提。是年，冰心36岁，自1919年9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已经踏入文坛18年；丁玲32岁，1927年12月以《梦珂》登上文坛以来，从文也近10年；而萧红这时刚刚25岁，初涉文坛不过3年，她的受重视，实在是鲁迅独具慧眼。

        三位女作家生活于动荡飘摇的时代——即便是共和国时期也并不安定，客观原因严重妨碍了她们之间应有的正常交流，于是，仅有的几次往来就变的弥足珍贵，特别值得我们回味。

  2、冰心高年悼丁玲

          1919年9月，身为“协和女大”学生会文书和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成员的谢婉莹，在《晨报》上发表过两篇职务内应做的宣传的文字后，第一次将自己的小说稿《两个家庭》很羞怯地交给了在《晨报》任编辑的表兄刘放园，并选了“冰心”做笔名。小说很快就印了出来，只是名字后却多了“女士”两个字——在那个年代里，这两个字无疑是个很大的卖点，编辑先生也显得颇具包装意识。冰心为此打电话到报社询问，但木已成舟，她也就默认了这个事实。于是随后几篇小说的署名都成了“冰心女士”，以至于当时的批评家在论及冰心时很少有单称冰心而不呼其为女士的。

  冰心对女士称谓的默认，以及后来为《真善美》杂志“女作家号”应约写稿，一方面表明了她随和的天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与丁玲相比，冰心的确算不得一个女权主义者。丁玲似乎很讨厌别人称她为“女”作家——1929年1月《真善美》杂志为“女作家号”登门求稿时，她则大叫着“我卖的是文字，不是‘女’字”，把编辑拒之门外。

        自发表第一篇小说以后的两三年里，冰心自叙她“写滑了手”，《晨报》副刊上几乎每月甚至每周都有她的小说、诗歌发表，以后则扩至大牌杂志《小说月报》，冰心一跃成为当时文坛最多产、最副盛名的女作家。正当冰心的写作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丁玲还是一个风风火火从县里跑到省里、又从省里跑到大上海的一个叫蒋冰之的女学生。1923年，丁玲与好友王剑虹在瞿秋白、施存统等人的一再鼓励下进入上海大学就读，这是丁玲人生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在这所国共两党精英联办的学校里，她不仅开阔了眼界，接触了大批日后名震一时的政治名流，更重要的是她通过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的感情纠葛体验到了情感的冲击，一颗桀骜的心从此变的敏感细腻，好友的悲剧人生为她准备了第一份创作素材。1924年暑假王剑虹病逝，丁玲怀着失去挚友的痛苦来到北京，住在辟才胡同一处公寓里，随便补习一点功课，跟随一位画家胡乱涂着瓶瓶罐罐，学业上虽然毫无着落，却意外地收获了胡也频的爱情，并由此结识了沈从文。

        1926年7月，冰心结束了在美的四年留学生活，9月回到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应该就在冰心回国后不久，丁玲跟着胡也频、沈从文，在冰心的弟弟谢冰季的带领下，第一次拜会了冰心。那时胡也频在编《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虽然发过一些诗文，但并不知名，丁玲自己则根本没有涉足文坛，所以她在回忆录里不无感触地把这次相见说成“一个年轻小作家的妻子”去看望一位“名作家”，并猜想冰心“或者只把我当成一个‘小读者’，看成是她小弟弟的朋友而已”。

  冰心本人似乎对这次见面印象也不深，她在《悼丁玲》一文中的记述是“1928年夏天，她和胡也频、沈从文到我上海家里来看我”。尽管1927年随着父亲的调任上海，冰心的家也就迁居到了上海，任教北京的冰心有可能趁着暑假来上海小住。而1928年夏天，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也在上海，有可能再次相约去看望冰心。但是，当时胡也频三人先是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后来则一起开“红黑出版处”、编《红黑》月刊，写稿、编稿、校稿，忙的不亦乐乎，此时的丁玲和沈从文又都已在文坛崭露头角，无论从时间上还是驱动力上来说都不大可能再去拜访当时颇为沉寂而又偶尔来沪的冰心了，何况丁玲明确指出在1936年再次见到冰心以前只有1926年一次拜会，因此冰心的1928大抵是1926年的误记。

       1931年9月，已经是名作家的丁玲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由于以前左联刊物色彩较为明显，被当局一一查禁，冯雪峰指示，《北斗》表面上要灰色一些。这样，丁玲就广泛联系了林徽音、徐志摩、凌叔华、陈衡哲等中间作家，其中也有冰心。冰心分别在《北斗》第一、二期上发表了诗歌《我劝你》和《惊爱如同一车风》。可惜这两期出后，《北斗》本色难改，冰心等人的名字也就从刊物上消失了。冰心、丁玲的这次交往虽短，却给双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冰心记住的是两个人通信时上下款都只用一个“冰”字，因为丁玲原名蒋冰之。而丁玲大概对第一次相见时的自卑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冰心的这次慷慨赐稿心存感激，增加了对冰心的好感。

  转眼到了1936年，丁玲自1933年意外被绑架后已届三载，国民党当局渐渐放松了对她的管束，丁玲于是在长期考虑后，决定到北京通过红色教授李达寻找党组织。李达曾是1922年丁玲初到上海入读平民女校时的老师，就读期间，丁玲与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1年胡也频被捕后，李达夫妇曾接丁玲到他们家里避居，1933年丁玲本人被绑架后，他们也曾积极营救。因此丁玲一度视李达夫妇为“唯一亲近的熟人”。

        1936年5月，丁玲来到北京李达家，李达夫妇热情依旧，只是只字不提丁玲要找的党，而且李达还诚恳地劝她以后不要再搞政治，就埋头写文章。四、五天后的一天，李达忽然提醒丁玲去看望女作家冰心。照李达的本意，大约这可以淡化丁玲的政治色彩，给人以丁玲不问政治的印象。虽然这样的结果并非丁玲所愿，会见冰心也根本不在她的计划中，但她还是来到了燕京大学冰心的教授小楼。想来柔弱文静的冰心自有一股高贵的气质在，因为高傲如丁玲者在她面前每每感到“矮一点”，上次会见是“一个年轻小作家的妻子去看望一位名作家”，这次则成了“一个笨拙的处境不顺的小作家去高攀一个老作家”。见到冰心，丁玲感觉 “即使平时有傲气这时也拿不出来”，与冰心的“很会照顾人，说话文气、得体”相比，丁玲总觉得自己“别扭和手足无措，浑身不得劲”。

         其实她们的这次会面还是很随意的，因为丁玲突然到来时，冰心正在给儿子洗澡，丁玲还因此慨叹说，自己就不常有这种与孩子同在的机会——为了方便寻找党组织，方便出逃，4月份，丁玲就安排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回湖南了。正是给孩子洗澡这个颇为家居性的场面使得冰心在时隔六十年后仍能记得这次会见，只是冰心把时间记成了1931或32年，而31或32年，丁玲正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是没有机会前往北京去看她的。

        尽管对丁玲来说，此次拜访冰心由于缺少思想准备而显得心不在焉，但它无疑仍大大增进了两位女作家的相互了解和熟悉程度。两三个月后已是夏末，当冰心随同丈夫吴文藻前往欧美游历路过南京时，又专程回访了丁玲。当时丁玲在经过了北京、上海的寻党经历后，正静等消息。由于此前在上海见到了冯雪峰，而且冯答应了送她去陕北的要求，想来8月的丁玲心情是好多了。因此在冰心来访的当晚，她就邀请冰心夫妇一起到玄武湖上泛舟聊天。同船的还有《大公报》编辑萧乾、同住在苜蓿园的姚蓬子、翻译家高植、赛珍珠当时的丈夫勃克等十三人。萧乾回忆说，十三不是个吉利的数字，果然船到湖心，一位翻译法国文学的女士正唱着法国歌曲时忽然坠水，还是勃克给救了上来。

        这次会见是两位女作家民国年间的最后一次交往。是年9月，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丁玲逃离南京先到上海，然后又在聂绀弩护送下到达西安，然后转往陕北，开始了她人生的新篇章。而冰心，先是出国游历一年，回国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只能辗转昆明、重庆等地，抗战胜利后又去了日本。除了冰心在一次参政会上曾向身边的董必武询问过丁玲外，炮火和动乱割断了她们的往来。

         建国以后，丁玲担任了共和国文艺界的主要领导，而冰心也于1951年秋回国。1953年9月，冰心和丁玲双双出席了第二次文代会，相信这时候的丁玲再见到冰心时已不会再有昔日那种过于敏感的自尊了，因为冰心的加入中国作协还是由她这个作协副主席和老舍介绍的。然而动荡的岁月并没有结束，共和国在短暂的平静后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浪潮。1955年12月，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国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告，丁玲遭到批判，1957年的反右运动则又把她划到了“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里。这时冰心见到的丁玲就不再是坐在主席台上慷慨陈辞的领导，而是批判会上坐在主席座位右边的小桌后，低着头记笔记的“反党分子”了。然后一晃又二十年。

         1958年，丁玲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取消原级别，拿着一纸介绍信去了北大荒。而冰心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曾以70余岁的高龄下放到五七干校。二十年的共和国岁月，两位女作家经历的坎坷丝毫不亚于建国前，所引起的感慨恐怕只会比以前更多，因此当1979年去作协开会的车上，她们意外相遇后，自然少不了一番长谈。两位老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6月，那次是丁玲带着新出的《丁玲选集》和她主编的《中国》看望冰心，她留给冰心最后的印象依然是“那样地健谈”。

          1986年3月4日，丁玲去逝，享年82岁。当天下午，冰心还打来电话询问丁玲病情，不料听到的却是丁玲已逝的消息。三天后，86岁的冰心在写给丁玲的悼念文字中说，“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死而无知，也摆脱了躯壳上的痛苦。”噫，诚哉斯言，这样的达观之语，怕只能出自这位生性恬淡而又经历坎坷的世纪老人之手了。丁玲地下有知，当会心而笑。

  3、丁玲风雨忆萧红

         三位女作家中萧红最小，却也最红颜薄命，1942年1月22日，正当太平洋战争激战正酣，香港风雨飘摇之际，年仅31岁的一代才女萧红孤独地死在香港。死前一天，由于吼管手术不能说话，乃在纸上留言曰：“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悲凉坎坷的一生，去世时险恶的环境，以及她过于痛苦的死因，无不让人在读到她这最后的绝笔时感慨万千。

         朋友眼里的萧红，总是苍白着脸，一副贫血的样子，而尤为让许广平吃惊的则是年轻的萧红那满头花白的头发。萧红一生的确较常人更为辛酸，然而要说是“尽遭白眼冷遇”，用梅志的话说“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因为在得到鲁迅先生亲自关怀这一点上，萧红就远比丁玲要幸运得多。1925年4月，丁玲在北京陷于困顿苦闷时，也曾给鲁迅写信，不料荆有麟指认这是沈从文的笔迹，鲁迅很是生气，认为是“孥孥阿文”在戏弄他，加之后来胡也频又极不严肃地拿着“丁玲的弟弟”的名片拜访鲁迅，鲁迅当然不会给这个子虚乌有的“丁玲”回信了。“鲁迅就是没有回信”对丁玲是个不小的打击，她一度有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她耿耿于怀的是，为什么鲁迅“对别人都是热情的，伸出援助之手，就认为我是一个讨厌的人，对我就要无情”。丁玲这种没有得到长者宠爱的怨气当然是一种误会，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鲁迅对于青年一向是热情帮助、无私关怀的。1934年10月，当鲁迅接到萧军萧红的求助信后，不仅迅速回复，而且第一次见面就奉送了二十元钱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随后，他们之间就频繁通信，后来二萧干脆成了鲁迅家的常客。有一段时间，萧红心情抑郁时，更是天天泡在鲁迅家里。鲁迅不仅在文学上为二萧看稿、推荐、写序，也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为他们介绍朋友，不时请他们打打牙祭。萧红至少在鲁迅这里得到的不是白眼冷遇，而是伟大导师“母性”的关怀。

        二萧到上海时，丁玲正被国民党囚禁在南京，但他们对丁玲的文名早有所闻，对她的失踪也颇为关心，曾经去信向鲁迅先生询问，鲁迅的回答是“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而丁玲最初见到萧红的名字则是一年之后。1936年6月间，丁玲在张天翼的协助下，摆脱国民党的控制跑到上海，在冯雪峰、胡风等的安排下，住在俭德公寓静等安排。胡风为了让她能安心等待，也是让她熟悉一下文坛现状，特意为她准备了一些新锐左翼作家的作品，其中就有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八月的乡村》。然而不久丁玲就秘密去了解放区，与萧红见面则是1938年的事了。

        1938年2月，受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与萧军、聂绀弩、田间、塞克、端木蕻良等人来到山西临汾，担任民族革命大学的文艺指导员。恰巧丁玲这时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也来到了临汾，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具天才的两位女作家终于见面了，还给我们留下了至为宝贵的一张多人合影。萧红给丁玲的印象是“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说话是自然而真率的”，丁玲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而萧红虽然对丁玲“解放的思想和生活”感到“吃惊和不习惯”，但印象仍然是美好的，几年后，她对骆宾基追述说：“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属于女性的柔和”。尽管萧红与丁玲在思想、情感和性格上都有较大差异，却丝毫没有影响她们一见如故的亲切。她们互相并不感到对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每天在一起尽情地唱歌，有时也在一起痛饮，每夜都要聊到很晚才睡。

        丁玲与萧红是两个天才的作家，也是两个女人，相信在她们的知心交谈中少不了萧红与萧军的关系问题。萧红与萧军之间的感情裂痕由来已久，主要原因是萧军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和曾经的不忠实，以丁玲一贯的女权立场，无疑在萧军与端木之间她会倾向于端木的，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尽管日后萧红不曾跟丁玲通信，端木却还和丁玲保持联系的原因。只是不知道丁玲果断的个性、明确的女性立场“是否曾”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萧红的最终决定。1938年2月底，随着晋南战局的发展，民族革命大学决定往宁乡撤退，萧军提出要辞职去五台山打游击，萧红坚决反对，认为萧军是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一番争吵之后，两人决意分开。萧红跟着丁玲的战地服务团前往西安，萧军则在去五台山受阻后转往延安。

        在去西安的火车上，丁玲建议大家给服务团赶写一个剧本。几位青年作家兴致很高，一路边凑边写，完成了一个名为《突击》的抗战戏，后来在西安三天内连演七场，场场爆满。想来这次有丁玲、萧红参与的集体创作给萧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去世前念叨的那“半部《红楼》”，就是打算病好后邀集多人来共同完成冯雪峰未及完成的、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在她想到的合作者中就有丁玲。丁玲与萧红一起在西安度过了1938年的春天，其间曾力邀萧红去延安，因为在丁玲看来，抗战年代，延安是个“可以使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的地方，而萧红是“适于优美平静”的，而且延安的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然而萧红为了避开萧军，最终没有听从丁玲的劝告，是年4月，她与端木一起返回武汉，继续她的飘泊生涯。

         1942年4月25日，在萧红逝后三个月的一个雨天里，丁玲忽然想起了萧红，然而在她那篇名为《风雨忆萧红》的纪念文字里，丁玲却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抒写自己闷在雨天的窑洞里，难以忍耐“阴沉和絮聒” 的抑郁心情。丁玲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想起萧红，笔调又如此抑郁，自然是有原因的。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著名的《“三八节”有感》，为延安妇女事实上遭受的不公平现象鸣不平。紧接着，3月13日和26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延安存在的等级现象和不民主现象进行了批评。不料这两篇文章引起了杨家岭高层的高度重视，在缺少读物的延安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声势浩大的大批判要到五、六月份才展开，然而在四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就已经开始。那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上一共有八个人发言，七个是批评《“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的。贺龙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毛主席的总结是：“《“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尽管毛的这句话区分了丁玲和王实味的错误性质，并事实上救了她一命，但丁玲的压力仍然可想而知。

        4月25日，天上“微微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边响”，大批判在悄悄酝酿着，“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顶”，处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丁玲怎不感到郁闷？怎会不呼喊“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怎会不感慨象萧红这样“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需要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呢？当丁玲扫遍中国她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她怎不“感到一种无言的落寞”？因为象萧红这样“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寥寥呵”。

         除了萧红，郁闷中的丁玲还想起了“无法彻底变更自己”的瞿秋白，想起被诬为汉奸的胡风，尤其当她想到与萧红一起脱险回到内地的朋友们——正在编辑《解放日报》文艺专栏的舒群，以及曾与周扬论战的萧军、白朗等——却面临“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时，她不由得质问：“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丁玲借他人酒杯浇着自己的块垒，她在这风雨之日里呼唤着萧红名字的苦闷绝叫，萧红地下有知，能否听到，又能否理解呢？

  4、未曾谋面的遗憾

        冰心（谢婉莹）与丁玲之间通信，上下都只写一个冰字，想来若是与萧红（张乃莹）通信，上下各写一个“莹”字即可。可惜这只是我们后人美好的设想，萧红生前不仅没有机会与文坛前辈冰心谋面，甚至连书信来往也不曾。抗战前，冰心一直稳居在北平，萧红则从哈尔滨来到上海，虽然1930年萧红曾为逃婚去过北平，并短期入读女师大附中，但以她19岁女学生的身份，怕是没有机会见到冰心的。1936年6月间，冰心随丈夫游历欧美前也曾来上海，并签名参加了郑振铎等发起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临行前，郑振铎还为她设宴饯行。但由于当时鲁迅拒绝加入该协会，与巴金、胡风、萧红、萧军等人签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这时萧红是不会主动也没有机会接触冰心的。1937年4月，萧红为了排遣与萧军之间感情痛苦，又曾只身来到北京，并住了一个多月，可惜这时候冰心尚在国外。

         冰心与萧红之间最有可能见面的时机和地点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庆。1938年9月，萧红只身赶到重庆，与先行到此的端木蕻良会合。由于产后虚弱，萧红先是在歌乐山保育院休养，后来则搬到北碚复旦大学宿舍，当时端木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居住重庆期间，由于生活暂时安定，萧红创作了大量散文和小说，其中《回忆鲁迅先生》更是独树一帜的不朽篇章。这篇文字以散漫的、极为口语化的笔调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人间鲁迅、日常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在萧红笔下变的栩栩如生。《回忆鲁迅先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就是萧红的口述——据说当时萧红由于身体虚弱，难以执笔，只好请了复旦大学一个学生来帮忙记录，没成想，一次不得已的行为却成就了一篇风格独特、不可多得的妙文。1940年1月底，受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先生和香港周鲸文的邀请，萧红夫妇在未征求朋友意见的情况下，突然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从而错过了与冰心会面的最后机会。因为直到是年底，冰心才在宋美龄的邀请下，举家从昆明迁往重庆，任国民参议会参议员，并写下了著名的组文《关于女人》。

       尽管萧红逝后五十余年，冰心为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萧红全集》题写了书名，多少弥补了一些我们的遗憾，然而两位女作家的无缘相识，总让我们无从猜测不谙世故的萧红见到冰心时是否会象丁玲那般敏感，亦不知慈爱如冰心者见到苍白虚弱的萧红时是否会象鲁迅那样生出些母性的关怀。

  1942年1月22日，萧红逝于战火中的香港，终年31岁。

  1986年3月4日，丁玲去逝，享年82岁。

  1999年2月28日，世纪老人冰心以99岁的高龄仙逝。冰心曾说“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相信三位女作家的共聚当是这欢乐重逢里的重要篇章。其实即便死而无知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一想到她们——冰心、丁玲、萧红，这些现代中国伟大的女性曾经仰望过同一片星空，我们一样会由衷地感到欣慰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