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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漂泊的荷兰人歌剧序曲书籍详细信息

ISBN：9787540430023
作者：暂无作者
出版社：暂无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04
页数：71
价格：6.80
纸张：胶版纸
装帧：平装
开本：暂无开本
语言：未知
丛书：暂无丛书
TAG：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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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1-09 19:48:36

内容简介：

瓦格纳的三幕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作于1841年，1843年首演于德累斯顿。由瓦格纳自己根据德国诗人海涅的《施纳贝莱沃斯基的回忆》第7章自撰脚本。剧情描述荷兰人乘红帆船在海上航行，魔鬼罚他终生漂泊，7年方可登陆一次。只有找到一个忠贞爱他的女子，方可得救。船长达兰德的女儿森塔从画中认识了荷兰人，对他产生思慕之情，渴望救他上岸。一天，荷兰人在海上漂泊又漫7年，上岸寻找就行，被船长约到家里，见到森塔。两人一见倾心，荷兰人为自己即将得救而暗自庆幸。此时恰逢森塔以前的恋人，猎人埃里克前来求婚，并提醒森塔不要忘记过去的誓言。荷兰人闻言大失所望，离开森塔，沮丧的奔回船去。森塔追到海边，见红帆船远去，悲不自胜，投海而死。红帆船此时亦沉入海中。剧终时，海中庄严的出现荷兰人和森塔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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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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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内容：

书籍介绍

精彩短评：

作者：80℃ 发布时间：2013-04-24 23:07:32
歌剧剧本果然不如话剧有感觉……
作者：[已注销] 发布时间：2012-11-28 18:57:43
事实上，继1842年时Dresden的歌剧院上演黎恩齐之后，漂泊的荷兰人在当地人眼中已经稍有逊色了
作者：Ītipiso 发布时间：2020-04-15 23:44:46
这其实根本不是你
作者：Gaia 发布时间：2016-08-07 10:43:08
太棒了！
作者：Nicola Ivanez 发布时间：2012-03-26 10:50:26
太TM愁苦、浪漫了。
作者：D Geek挑战奇迹发布时间：2014-12-17 17:05:31
“我的爱坚若磐石不曾动摇，我甘愿奉上自己的生命，你又能给我什么？”“你忠贞不渝的爱打破恶魔施在我身上的永生诅咒，我将我的死亡双手奉上。”——最后女主角纵身跳海然后和船长升天而去这段让我脑补了这段台词。|“The pain that burns within my breast, this longing, how shall I name it? What you yearn for, salvation,would it came true, poor man, through me! ”

深度书评：

打信托官司，认倭寇义妹，《庆余年》不敢想，明朝人却敢做
作者：汗青堂发布时间：2019-12-05 15:27:34
“假如再活一次，现代思想将如何与古代制度碰撞？”几天前，张若昀用这句话把人们带到了热播剧《庆余年》的剧情中。
这部剧以高口碑的同名小说为IP基础，汇集陈道明、吴刚等集演技与“群众基础”的老戏骨，又不乏张若昀、郭少班主等新面孔（
请原谅我确实不认识其他那些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复制粘贴名字就太“刻意”了
）。可算是“年度巨制”了。
在高中时看过猫腻的这本小说，在那个穿越题材方兴未艾的年代里，清奇的脑洞、智商在线的角色、诙谐的对白等等都让我爱不释手。故事的主角范闲凭借现代的知识与思想，在一个类似中国古代社会的世界里游刃有余：默写《红楼》风靡于世，李杜诗篇傲视诗会……当然其母亲叶轻眉更是将现代的监察制度、金融体系、科学制度带到了那个世界，秀得人睁不开眼。
特意挑了播过的情节，不算剧透吧
虽然该书本意未必想以现代思想“大杀四方”，可是故事的设计却击中了每个人都会有意无意思考的问题：
古代社会和我们的差距有这么大吗？
想回答这个问题不容易，不过历史学家们往往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发生在明代，
“信托行为”“制度套利”等现代经济思想“乱入”的历史
。
一场明代的“信托”官司
故事发生在萧山，也就是今天浙江省杭州市境内。明代时这里居住着充当军户的
田氏一族
。
在中国古代，开国皇帝与他的大臣们总会费尽心机地去设计一套政治体制，以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皇室统治的万代绵延。明太祖朱元璋也不例外。
老朱执政伊始，他便为帝国拟定了一份宏伟的、让百姓“各司其职”的户籍计划。这一户籍计划将百姓们分门别类，划入农户、军户、匠户、灶户等等一系列官方指定群体之中。顾名思义，
农户世代耕种，军户世代服兵役，匠户世代营造……百姓有“永恒”的产业，自然安居乐业不会动摇社会秩序
。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
军户——这一人口中的特殊群体构成了军队的核心力量。军户必须世世代代为军队提供军人
。
明代军队
虽然不要求军户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征入伍，但他们有义务为国家军队提供一定数目的男丁。不仅如此，为了保障这些人能稳定提供兵源，朱元璋规定军户不能分家。
不论一个家族开枝散叶到多大规模，他们都被登记在一个“户口本”上，不能拆分。这个“户口本”被称为“黄册”。黄册一式四本，其中一本和其他官方文书一起收藏于后湖黄册库。该府库位于明初首都南京附近的后湖（今玄武湖）群岛上，以防失火。所有军户理论上都被录于黄册。还有一套名为“卫选簿”的文书，用来登记拥有世袭军职的军户。
明代的“卫选簿”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老田，便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被编入了军籍。
老田在从军前是什么身份，做着怎样的营生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皇帝一声令下，老田以及他后辈儿孙的命运便被决定了。
为防止与地方有所勾结，保证听命于天子，新兵入伍，需要远离故乡服役，服役的地点便是卫所。
卫所，是明代军队编组的一个单位，类似我们今天的“军师旅团营”。除了某些特殊编制的部队，绝大多数军队被分为“卫”和“所”。
一个“卫”下属5600士兵，设指挥使。而“卫”的下级单位，就是“所”，千户所拥有1120名士兵，千户所下设百户所，拥有112名士兵。有明一代，像老田这样的军户，他们的祖籍与服役卫所的对应关系可能比较稳定，类似今天长期的“定点帮扶”关系。
明末卫所分布热区图（本图数据由John Wong 搜集，基于Liew Fong Ming《The Treatises on Military Affairs of the Ming Dynastic History（1368—1644）》一书中的资料。）
老田“支援”的卫所是台州海门卫桃渚所，相比于那些被发往云贵、海南当兵的人来说，已经十分幸运了。于是，
每一代田家人，都要为台州海门卫桃渚所提供一名士兵。
随着老田年近老迈，一个问题就提上了家庭的“议程”：老田膝下几子，由谁接替老田班去服役呢？
最直接且公平的方法自然是“轮替”了。
于是，田家几兄弟约定：每隔20年轮替一次，各家分别出人，入伍当兵。被轮替到的那一家，就叫做“正军”。
正军入伍当兵，告别亲人、远离家乡，无法从事生产，轮到谁都不情愿。为了鼓励正军履行义务，田家就拨出一部分族产，这份产业的收入，将补贴给正军，作为他的“私人薪资”。
这个事件中第一个构成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概念出现了，这就是
“信托”（Trust）
。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和处分的行为。在信托行为中的财产，被委托的人需要在规定范围内使用并处置。在田家，这个“规定范围”就被默认为正军“应征入伍，并领取财产收益”。
现代信托制度
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可到了万历年间（十六世纪晚期），家族的内部发生了纷争。
正军小田想要将这份产业变为私产，或变卖或作其他用处。
但老家小田不干了，分明是老家“小田们”共同出资的产业，虽说营收划给正军小田，但所有权不能也划归给他们。双方各不相让，于是对簿公堂。
在正军小田看来，“祖产”是他们服兵役的报酬，理应归他们所有；但在老家小田看来，“祖产”相当于一份“信托”，正军可以获得其收益，但不能获得其所有权，更不能随意变卖处置。
审判的结果，老家小田们“败诉”，祖产被判给了正军小田。
这时，
正军小田运用了第二个现代经济“武器”——合同，这份合同还包含一个“附件”。
根据合同，正军小田从此无需亲自来领取薪俸，只需要小田的委托人出示合同中的附件——一个特殊标签，老家小田们就凭借标签确认代表领取薪水的资格。这样，
在名义上，正军小田就可以转让乃至出售这份信托，祖产不再仅仅是一份与土地直接相关的收入，而是具备了成为“抵押品”的可能。
当然他是否这么做过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故事远没有结束。康熙十六年（1677），军户制度早已随着明朝一起入土了。来自族产的收入现在已完全和其原有功能彻底分离，不再和军役有任何关联。但正军小田不知何故遗失了那个标签。于是当正军小小田再次回到原籍时，由于他没能出示标签，宗亲们让他空手而归。
1644年，清军入关后，军户制度消亡了，但它的历史影响并未消失
离奇的是，这份标签鬼使神差地出现在另一名“老家小田”的手中。甚至在正军小小田回来索要薪俸时，老家小小田们就已经知道正军不可能再来讨钱。但如果在族人之间平分，每个人就只能收到一些零头。于是，
他们决定以之继续作为共同财产，但改变了用途。它成了专门用于祭祀本家远祖的族产。就这样，在明代划出来用作正军薪俸的族产，如今成了田氏家族的部分物质基础，保证仪式的延续性并加强成员之间的凝聚力。
显然，军户田家设计并实践这份古代信托，与要应付明代政府的兵役制度的诉求是分不开的。
与大部分被统治者选择“顺从”或“反抗”的现代革命逻辑不同，古代的中国老百姓走了一条中间道路，他们目标明确、深思熟虑，通过有意识地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用朋友们都熟悉的一句话概括便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位像极了穿越者的千户
事实上，勤劳勇敢的中国古代人民应对苛政的手段，远不止于如此。
在《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我们将看到时至今日仍被视为中国社会“潜规则”的各种处世方法，在明代军户身上早已运用娴熟。这些在偏重王侯将相的正史中讳莫如深的机制，实际上构成了
百姓日常与政治打交道的法宝。
它们得以被揭示，则离不开大量家谱、地方志以及口述史料等第一手民间资料的发现。利用这些资料为我们勾勒出明代军役制度及军户因应策略的人，就是该书的作者，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
结合近三十年田野调查经验，利用历史人类学方法，宋教授为我们剖开大明王朝宏大叙事背后的百姓生活。
来自二三十个军户家族的个体生命经历在他笔下铺开，与大时代的脉搏相互呼应，堪称明朝版的《百年孤独》。
随着书籍论述的展开，贯穿于时代与民族内部的“暗线”逐渐清晰，明代军户与制度博弈产生的
“阳奉阴违”“制度套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种种潜规则
及其影响展露无遗。
在笔者看来，宋教授在书中揭示出的明代社会“潜规则”有两条线索，使数百年前的“明代军户”与今天的我们联系起来：
第一，是那些我们今天看似“现代”的政治经济手段与“生活智慧”，恐非现代独有或外来，而是在明代的底层百姓中早已萌发，如上文提及的“信托”；第二，是这些规则的成因，这一点更具“中国特色”——家族合同、族产信托，看似或来自经济生活，或来自我们耳熟能详的“华夏自古以来的宗族制度”，但实际上，它们发生在现代与远古之间，发生在经济与传统之间，与时代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后者在明代卫所军户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宋教授在金门珠山村的一处老宅挖掘搜集田野资料
如果说上文老田与小田们，是
被动地
采取上述“创造性手段”避免兵役影响整个家族的发展，那么卫所军户蒋千户就是
主动
利用自己的身份从制度中攫取利益的代表了。
蒋千户，原名蒋继实，嘉靖元年（1522）顶补他的堂哥成为福全所千户。
和他的祖辈与后辈一样，蒋继实的主要职责是保卫沿海地区免受倭寇侵扰。在官方史料中，他与抗倭名将金门所指挥俞大猷有八拜之交，与倭寇交战屡立战功，和地方上的许多士绅相得甚欢，几乎是“民族英雄”的雏形。可是
在族谱中，这位“蒋大人”则表现得毫不逊色于武侠小说主人公，甚至有着每位“穿越者”的“标准待遇”。
抗倭名将俞大猷（1503-1579）
在蒋千户执掌福泉所时，当地有伙儿“倭寇”，首领名叫李文信。（没错，这个“倭寇”真的有一个中国姓名）
一日，李文信大摆宴席，左拥右抱，推杯换盏，原文载“拥姿姬酣宴”。蒋千户驾船突至，足蹬钉鞋，踏船只侧沿如履平地，飞身突入船舱，力擒李姓倭寇！
你以为这是笔者夸大？在蒋家族谱的记载中，蒋继实可是“能着钉靴绕哨船拦外步走如飞”的高手。
当然更戏剧性的还在后面：蒋继实生擒了李文信及他的妻子和妹妹后，将他们带回了福全。可能是处于嫉妒，在蒋取得大胜之后，其他军官四处散布谣言：
“揭露”蒋与匪首之妹“结为兄娣”，并收下了她家人贿赠的“珍珠一斗，金一瓮，蔷薇露万斛”。
甚至说他将李的妹妹留作人质多日，索要钱财的传闻。蒋千户听闻后大怒，索性放走李文信，并将缴获财物分给“诸当道者”。那么，蒋是谣言的受害者吗？这么说也没错。
可是，这里还有两个疑点：
第一，蒋在谣言之下将赃物分给“当道者”，那么如果没有谣言，这些赃物便“正大光明”地归“抗倭英雄”所有了吗？第二，族谱的撰写者，蒋家后人暗讽蒋千户“好色”，因为那位出身倭寇的“干妹妹”后来还有现身，蒋还曾“挟酋妹击暹罗铜鼓，列阵进城”。
这背后的隐情恐怕够穿越小说更新几个月了。
文中提到的关键地点
像蒋千户这样的明代海防军人绝非孤例。海防军户们与走私者们（倭寇是其中一例）有着远超我们想象的复杂关系。他们与海上走私及海盗活动至少有三个关联或优势：
首先，在海禁之前被征入伍的军户就已经接触到船只与航海技术，海上岛民甚至“遇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盗”；其次，海防军官与当地菁英家族的社会网络关系相当熟络，后者不但以海牟利，还可以给予走私官军相应的活动资金；再次，明中期为减少逃兵，允许军户在家乡附近服役，乡里乡亲，别说秉公执法，就算独善其身也无法做到。更可能的情况是，参与海上贸易，分得来自“海盗”的供奉或赃物，被视为一种“官方福利”。
这就是军户们的“
制度套利
”（regularoty arbitrage）。“制度套利”本身是个经济学术语。从事套利行为，就是利用两个市场之间的差异牟利。假设某人发明了一款药酒，如果作为药物售卖，则会受到相应规管制度的严格约束；但如果以之作为食品售卖，相应规管制度则宽松一些。选择后一种模式，便是一种“制度套利”。
我们大胆猜测下：
蒋千户如果直接参与海上走私，自然是“执法犯法”，但如果以“大破海盗，缴获赃物无数”的方式获取战利品，再以某些理由放走匪首，那么这些财物便被视为“奖励”而非“贿款”了。
如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知蒋千户泉下有知作何感想了。事实上，海上贸易还仅是军户套利的诸多方式之一。我们今天视为 “套利”典型的“高考移民”、“身份避税”（在明代军户可免除劳役及后来的捐税）等等现象，在明代三百年的历史上重复地上演着。
一张临场体验历史的入场券
在宋教授的《被统治的艺术》中，明代福建军户在原籍、卫所和军屯，以彼此不同的方式与军役政策打着交道，他们既未公然蔑视权威，亦非俯首帖耳，而是在反抗与服从的“中间地带”运作，以期将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同时使利益最大化。
书中的内容，之于理解古代中国来说，是一把钥匙。
它可能不是帝国制度运行的某些宏观“密码”，可能读来不似宏大叙事史学那样让读者尽享对古今历史的“掌控感”。但读着却有种微妙的“临场感”。
与明代军户面对制度无法掌控却谨小慎微的态度类似，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也将成为一名历史的“参与者”，在大历史与小人物的互动中，加深对中国历史的见解。正如宋教授的老师，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教授所言：“
在中国大一统的王朝体制中，民间社会形成了灵活多样的应对机制。《被统治的艺术》论述明代军户群体的生存策略，对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形态富有启迪意义。
”
宋怡明教授与郑振满教授在海澄看碑文。在碑文上覆盖一层面粉，是为了让其内容更易辨识
而在笔者看来，像上文提到过的，明代军户的因应策略与规则，更
反映着中国社会肌理的源与流。说“源”，
并非是时间上对华夏上古的简单追溯，而是
政策与人性
的关系，这对历史绵延至今仍旧互相影响的“双子星”，
激发了明代军户们在兵役制度与日常生活的缝隙间谨慎求生的智慧；
而
说起“流”，在制度更迭与因应策略上，古代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差别并非如我们臆想的那么大。
那些在穿越小说中“大杀四方”的手段，可能是一次精神上的“返祖”。这可能也是以宋怡明教授为代表，以历史人类学方法闻明的“华南学派”研究的初衷：
由小历史见大历史，由百姓小故事讨论时代大问题。从明代军役制度及军户的因应策略入手，再现政策与人性的博弈，反思明朝治国得失，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是好制度。
双髻舞鬟与琵琶小鬟
作者：梅茗发布时间：2008-01-23 18:24:55
双髻舞鬟与琵琶小鬟
梅茗/文　　
　　
　　
　　先读词：
　　
　　南歌子楚守周豫出舞鬟，因作二首赠之。
　　
　　绀绾双蟠髻，云敧小偃巾。轻盈红脸小腰身。叠鼓忽催花拍、斗精神。
　　空阔轻红歇，风和约柳春。蓬山才调最清新。胜似缠头千锦、共藏珍。P9
　　
　　又
　　琥珀装腰佩，龙香入领巾。只应飞燕是前身。共看剥葱纤手、舞凝神。
　　柳絮风前转，梅花雪里春。鸳鸯翡翠两争新。但得周郎一顾，胜珠珍。P12
　　
　　这首词是苏轼写给楚州太守周豫的舞鬟，更多的是刻画跳舞女子的外观。
　　
　　这女子青红色丝带巧系双髻，云鬓斜堆，小头巾随舞姿上下飘动。鼓声节拍中，舞得那么投入。她红扑扑的粉脸，袅袅柳般的细腰，削葱根般的玉手。舞姿轻盈似风中絮，旖旎如雪里梅。
　　
　　虽也描摹她们的内心，那也只是作者一厢情愿，从风雅流风上揣摩对方心思。比如他说这位舞鬟精神百倍的舞姿，只是为了看客的几句表扬话，或者所谓知音周郎的看顾，“但得周郎一顾、胜珠珍”。也许她是这样想的吧，天知道。
　　
　　另外，作者还周到地写到座中客人对舞鬟的赞美，恭维他们文笔很妙。
　　
　　再来看这首词：
　　
　　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
　　琵琶绝艺。年纪都来十一二。拨弄么弦。未解将心指下传。
　　主人瞋小。欲向东风先醉倒。已属君家。且更从容等待他。（791页）
　　
　　据《苏轼编年词校注》，前两首写于熙宁四年（1071年），而后一首写于东坡在惠州时期的绍圣四年（1097年）。这个小鬟琵琶乃指循州太守周彦昌的歌女。此时周罢官归乡。
　　
　　明显能看得出，前两首东坡早期作品，与后一首晚期作品的不同。在早期，他还不叫东坡的时候，描写歌妓舞女，赞美的是她们的舞姿歌艺。几经沉浮之后，东坡的笔下更多的是对她们命运的关心与同情。虽然，他无法改变这些。
　　
　　对他的朋友，小鬟的主人周彦昌，他无意去责备。东坡在一首诗注里说：“周循守彦质在郡二年，书问无虚日。罢归，过惠，为余留半月”，可知周彦质对他甚厚。宋人蓄妾，社会习俗如此。故而他只是婉劝：“已属君家。且更从容等待他。”
　　
　　笔底字里，难掩他的温厚、通脱，及对小鬟充满人性的关怀。
　　
　　有人说，为人为文两不相干。我不认为人与文完全可以分开。钱钟书先生有名的母鸡与蛋的比喻，我并不认同。如果一个十分卑鄙不堪的人，文章哪怕整治再漂亮，那也是虚情假义，最多骗得了读者一时，哪里蒙得了世人一生？读人文相得益彰的作品，那是完全不用戒备的享受。很难假设有如此的阅读，一边欣赏其文，一边心中鄙视其人。这其中的例外可能是，当你与其人论战时，不得不从中找耙子。就像污垃圾筐里的食物再好，能从容品味美食的人，谁都不会往里多瞧一眼。古人不饮“盗泉”，不酌“贪泉”，那还仅仅是个名称而已。
　　
　　所以，我喜爱的作者，其人其文都得过关。
　　
　　2008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