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与古典研究 无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新华书店正版图书书籍】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编著的这本《施特劳斯与古典研究》是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主题论文的精选，由“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编选，共论文九篇，附录两篇，包括列奥·施特劳斯(Leo%26nbsp;Str

出版说明古典学：扣两端而执其中 墨哲兰论施特劳斯的否定哲学 陈建洪施特劳斯论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申辩” 程志敏马基雅维利、施特劳斯与我们 海裔马基雅维利的“上升” 李阳泽施特劳斯论洛克 赵雪纲双重写作与

本书是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主题论文的精选，由“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编选。共论文九篇，附录两篇，包括列奥· 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 的年谱、著述（含讲学课程）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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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湛水先生 发布时间：2015-09-26 10:10:04

  门派之论，部分文章几无学理可讲，皆是意气用事。

• 作者：紫川 发布时间：2015-01-26 15:49:31

  一星给海裔：《马基雅维利、施特劳斯与我们》。海裔同志捡起自己博士训练看家本领古希腊罗马历史编撰学（古典学）功底，与施特劳斯《思考马基雅维利》刚正面，在肯定的同时指出《思考》的马基雅维利文本阐释的可能问题。我作为古典学的门外汉和读者，我觉得这是一种对待和建设（中国）古典学的健康态度和有益尝试。

• 作者：mushishi 发布时间：2008-12-14 10:45:26

  超级偶像

• 作者：黑 发布时间：2015-01-06 22:39:06

  2015.1.6阅于万叶

• 作者：Nowhereman 发布时间：2016-08-29 14:58:24

  一泡废话

• 作者：梵阿一铃 发布时间：2015-07-27 09:20:57

  豆瓣分打得太低不公平

• 给我很大的启发

  作者：aing 发布时间：2010-11-25 02:50:07

          最近一直睇呢本书，觉得呢本书对想旅行，正在旅行噶人有很大帮助，无论系心理，还系对旅行噶任何建议，准备都非常有帮助。

     旅行究竟为佐咩野，想逃避某人，某事，想自己学会独立，想开阔视野，想结交朋友~~~一百个人旅行，就有一百个旅行噶理由。

     

      或许旅行根本无需要理由，只因你想，就去行动，就足够了。

• 【笔记】弄明白了，再说怎么学

  作者：伊卡洛斯 发布时间：2015-05-04 21:05:20

  谦抑

  富兰克林：活的时间越长，就越相信是上帝在主宰着人间的事务；而会议的进程则证明，人的悟性绝非完美。

  理想是有的，但不宏伟；主张也是有的，但不绝对。不宏伟，就能务实；不绝对，就好商量。

  华盛顿有所为，美利坚民族得以独立；华盛顿有所不为，美利坚人民不受其害。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才使他成为合众国的father。father这个词，除“父亲”外，还有“创立者”和“缔造者”之意。过去我们都称华盛顿为美国的“国父”，其实是不准确的，也不符合事实。把“合众国的缔造者”（或“创立者”）理解为“国父”，是一种典型的帝制思维和专制思维（称皇帝为“君父”）。华盛顿却并不认为他是美利坚人民的父亲，而只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儿子。

  总统是美国人的发明，英文为President，和俱乐部主任是同一个词，意思是主管（参议院议长也叫President，意思是“主持人”；众议院议长则叫Speaker，意思是“发言人”）。

  建国领袖都是些务实的人，不是书呆子。因为这些人不但没有坚持“必也正名乎”，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做法。比方说，为了提高效率，先讨论大家感兴趣或者有可能取得共识的问题。讨论够了，就表决。成熟一个表决一个。如果不能取得共识，就先搁置起来，以后再说；而一旦得到共识，则表决存档，并作为下次讨论的先决前提。也就是说，摸到了石头，就跨过去；碰到了暗礁，就绕着走。先易后难，先求同后存异，一步步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 正因为他们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理论”，反倒比他们有文化的同胞（英国人）和有理论的朋友（法国人）干得更出色。

  一个职务，如果既体面荣耀，又大权在握，还有利可图，那就足以让天上地下的人都趋之若鹜。这会是些胆大妄为、无所顾忌、为追求私利而百折不挠的人。

  富兰克林：对这部宪法的若干部分，他到现在也仍然不能同意，但他没有把握说永远不会同意。相反，活了这么大的年纪，他深知没有人能够一贯正确。因此，年纪越大，越倾向于怀疑自己的判断，而更尊重别人的意见。的确，大多数人，也和宗教里的大多数教派一样，以为自己拥有全部的真理。凡是和他们意见不同的，就认为是谬误。就连许多平民也都是这样。这种自以为是，曾被一位法国太太表现得极为自然。她在和妹妹发生争执时说：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妹妹，可是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永远正确的人，除了我自己。 每个人来参加会议，固然会带来自己的智慧，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带来他的偏见、激情、错误观念、地方利益和私人之见。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会议产生完美无缺的成果吗？ 我同意这部宪法，因为我不指望还有更好，也没有把握说它就不是最好的。为了公众利益，我决定牺牲自己认为宪法中还有谬误的私人之见。 在世界各国和我们人民中间产生高尚效果和巨大好处的，只能是我们的全体一致，不管这种一致是真实的还是表面的。 所以，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的瑕疵，因为所有的方案都是会有瑕疵的。

  程序

  会议过程中改变观点是常有的事，一旦这些证据公诸于众，会议就会显得矛盾百出。

  如果这些开国领袖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事情会是怎么样。也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固执己见不欢而散，最后一事无成；二是唇枪舌剑争论不已，最后陷国家与人民于水火。

  妥协并不一定消极，也有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妥协并不等于放弃原则，更不等于没有责任感。政治妥协的原则底线。 这个底线有三条：第一，制宪会议不能一事无成；第二，国家不能分裂，必须联合和统一；第三，联合和统一不能通过战争，只能通过谈判。而在梅森等人那里还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尽管为了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最高政府”，但决不能因此而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梅森他们看来，这是比前面三条底线更基本也更重要的底线。

  简单的东西未必简单。而且，唯其简单，才是真理；也唯其简单，才可坚持。真理从来就不是什么天花乱坠或者高深莫测的东西。它应该是人人都能明白，人人都能掌握的。同样，唯其简单，才是底线；也唯其简单，才可坚守。底线弄复杂了，就弄不清，也守不住，最后只能是不再成其为底线，或者不再有底线。相反，如果底线简单朴素，大家都明白，也都能守住，剩下的事情也就都好商量，都可以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和调整。即便有错误，有瑕疵，也顶多只是走些弯路，惹些麻烦，不至于动摇根本，酿成大祸。

  承认各邦主权平等，起源于将契约和条约混为一谈。条约是一些特定的义务，契约则创造一种授权。

  尽管费城会议的分歧表现为修约与制宪之争、邦权与民权之争、集权与分权之争，但归根结底，其实是席位之争。 分配席位的尺度是人而不是财产。全国议会的席位分配问题，影响到大邦和小邦的关系，最后很可能还是需要相互让步。所以，费城会议前一阶段的争论，也可以说是大邦与小邦之争。 态度微妙的是那些中等邦。

  要使一个政府有效，就必须赋予它捍卫自己的能力。要使组成政府的各个部门有效，每个部门也必须能够自我捍卫。

  把权力授予少数人，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多数人摧残。

  议会两院，一院代表人民，一院代表各邦。

  选举出来的君主制是更加危险的君主制。再长的任期，也比不上好的选举方式。 我们并不想设置一位国王，可是在人类心里，总是有一种自然的倾向，需要一个国王式的政府。因为人们宁可供养一个暴君，总比供养五百个暴君好。何况王政有时也能带来公平的外貌，把人们从贵族的主宰下解放出来。

  尽管必须把各邦的主权和权力收缴上来，交给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但既不能集权于个人（比如总统），也不能集权于机构（比如国会），而只能集权于法（宪法）。

  用“不得立法条款”来制衡“必要和适当条款”。这样一来，不但被人民授权的行政机关要受到限制，通常被看作民意机关的国会也要受到限制。比如，即便通过法案的条件完全具备── 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总统不否决，最高法院也不判其“违宪”，某些法案仍然不能成立，甚至不能考虑。比方说，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

  绝对的权力必定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哪怕这一权力来自人民群众，或者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民主和道德并不绝对可靠。民主完全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道德则很有可能导致“理想的暴政”，由理想中的“人间天堂”变成实际上的“人间地狱”。靠得住的只有法治和宪政。

  人民的权利并不等于公民的权利，尽管人民是公民的集合体。但正因为人民是公民的集合体，所以，人民的权利是整体性的，公民的权利却是分散的，属于每个个人的。整体的权利并不难得到保障。因为总统毕竟在名义上是人民选举的，议会在理论上也是“民意机关”。公民的权利就难讲了。立法机关作为“人民代表”，完全有可能以人民的名义侵犯和剥夺公民个人的权利。

  没错，局部是要服从整体。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公民有时（比如战时）也要牺牲个人利益。而且，为了获得公民权，个人也必须让渡部分权利。但必须讲清楚：第一，权利不等于利益。利益可以牺牲，权利则未必。第二，权利的让渡要有一条底线。也就是说，有些权利是不可让渡的，比如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第三，如何行使公民权利，是公民个人的自由。国家和政府不能因为公民不行使这些权利而予以剥夺。

  国土

  或者说，“父亲”是《联邦宪法》，“教父”是《邦联条例》（为合众国命名），“上帝”是《独立宣言》（赋予建国理念和精神）。开国领袖们是通过这三个文件来缔造国家的。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国家机构，这三个环节，哪一个最重要？我认为是宪法。因为如果只有独立宣言，美国就永远只是一个理想或理念，不是一个国家；而如果只有政府和总统，则美国未必是美国，没准还会是伊拉克。事实上，直到现在，把美国各州（state）统一起来的，是联邦宪法；规范着联邦政府、美国总统和全体国民的，也是联邦宪法。二百多年来，美国宪法没有动过一个字，只有二十七条修正案；而所有违宪的或有违宪嫌疑的行为，则都受到了惩罚或付出了代价。显然，没有联邦宪法，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正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

  邦联如此不像国家，议会如此没有威望，不成体统倒在其次，没人负责却是麻烦。

  《邦联条例》是各邦授权，《联邦宪法》却是人民授权。或者说，制定《邦联条例》的是十三个邦，制定《联邦宪法》的是“美利坚人民”。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邦联和《邦联条例》的基础，用人民（people）这个既现实又抽象的政治群体作为新国家的奠基人和新政府的授权人，并以他们的名义实现了国家性质的转换。

  争论的焦点不但在于权力的基础究竟是邦权还是民权，也在国家的体制应该是共和国联盟还是单一共和国。或者说，是邦联（confederation）、联邦（union），还是单一制民族国家（nation）。

  邦联和联邦是不同的。邦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联合体。邦联成员国保留主权，但在军事、外交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联邦则是由若干个具有国家性质的行政区域（邦或州）联合而成的统一国家。它的特点，是全国有统一宪法和最高政府，各行政区域也有自己的宪法和政府。前一条，把联邦和邦联区别开来。后一条，把联邦和单一制民族国家（nation）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单一制民族国家各行政区域（省、市、县）没有区域宪法和依据区域宪法设立的政府，邦联则没有统一宪法和最高政府，唯独联邦都有。另外，邦联的成员（国家）拥有完全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各行政区域（省、市、县）完全没有主权，而联邦制度中的邦或州则既有主权，又部分交出主权，可以说拥有“半主权”。

  建国的关键，也在授权，但情况与制宪有所不同。制宪要解决的，是新宪法从哪里获得授权；建国要解决的，则是新宪法向什么人授权。制宪的分歧，主要表现为邦权与民权之争；建国的分歧，则主要表现为邦权与国权之争。

  “全国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这个称谓，改为“合众国政府”（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这不是文字游戏，也不是偷换概念，而是建国理念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国权主义和邦权主义心照不宣的暗中妥协。因为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意识到，邦联制和单一制恐怕都行不通。他们为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设计的，将是一种新的国家制度── 联邦。

  为了控制立法部门，你得把立法机构分解；为了控制行政部门，你得把它合一。因为一个人会比三个人负责得多。三个人就会彼此争雄，直到一个人主宰另外两个人为止。

  制宪代表是既要防腐败，又要选人才，因此两难。也因此，舍曼说，最好是既有足够的吸引力，使人们愿意担任公职，又不能让这个职务变成诱惑。

  国家这个词，英语中本来就有两个，一个是nation，一个是country。nation强调政治上的一致，即一个政府领导下的全部人民、国土、主权等概念。country则强调一种自然形成的区域，相当于祖国、故土、家园。

  国力

  一个人的生命比一百吨炸弹更珍贵，这就是美国的战争理念。美国人有着“一贯珍惜生命的传统”，即对人尤其是对人的生命的态度，在历次战争中都是人员伤亡最少的。伊拉克败给了美英联军，其实也就是以苏联为首的武装集团败给了以美国为首的武装集团，美国的战争理念战胜了苏联（也包括苏式的）战争理念。

  人权也是国力。对人权的尊重，对生命的珍惜，都将直接转化为创造力、生产力和战斗力。“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对中国人来说，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是臣民的义务；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则是个人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当然，不是说你想当什么就能当什么。但，第一，你有权去想；第二，如果被任命了，你有权去当。你可以放弃这个权利（辞职），也可能因为玩忽职守等原因失去这个权利（撤职），但不能稀里糊涂被剥夺这个权利。

  民主制和君主制的根本区别，不在或不完全在于国家元首叫什么（叫总统、主席，还是皇帝、国王），他的产生是靠选举还是世袭，有任期还是无任期，也不在于国家大事是谁当家谁做主（君王当家，或政府当家，或国会当家，或人民当家），而在于主权在谁那里。主权在君，不等于君王一定要当家，也可以授权宰相；主权在民，也不等于人民一定要当家，也可以授权政府。所以，君主、民主的“主”，不是做主的“主”，而是主权的“主”。

  民主制国家主权在民，国家主权的拥有者── 人民，永远不会缺位，也永远无可更换。所以，真正的民主制国家只有“换届”，没有“换代”。换届是和平的，换代则不一定。

  直话直说未必容易，既直白又深刻就更难。稍有学术训练并且诚实的人都知道，用大白话讲出深刻的道理是最难的。同样，有些话看起来很白，实际上很深。说话既直白又深刻并不容易一样。在这里，真正难的还不是深刻，而是直白；不是雅，而是俗。因为媚俗的结果一不小心就是恶俗，正如直白一不小心就是浅薄。所以，俗而不恶难，俗而能大更难，由大俗而大雅，那就难上加难。

  美国既然由一群土得掉渣的乡巴佬在一片蛮荒大陆上建立，则其人民的血液中就难免积淀着野性和蛮劲，甚至引以为荣。美国的那些治国精英不能以精英自居，更不能以精英自傲。他们必须找到精英和草根之间的结合点，使自己既精英又草根，是“草根精英”或“精英草根”，或者虽骨子里精英，看起来还是“加油站的修车伙计”。

  权衡

  一个国家，如果当真有什么“秤杆子”来“挑江山”，那“秤砣”就绝不可能是老百姓，也不应该是老百姓。实际上，秤砣叫“权”，秤杆叫“衡”（这是“权衡”一词的本义）。秤砣之重不在于个头大、数量多。恰恰相反，秤砣只有一个。它的个头是很小的，自身的分量也是很轻的。它之所以能够衡定天下，仅仅在于它是“权”。这就叫“秤砣虽小压千斤”。

  皇帝或皇权的行使人是“权”（秤砣），另一头放在秤盘子里的就是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至于“衡”（秤杆），则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是至尊君王与至贱草民之间的中间层次，也是国家的实际管理者，因此是“秤杆”（衡）。秤杆的长短（官僚集团的人数层次），是和国家的规模成正比的。国家越大，人民越多，官僚集团的人数和层次也越多。因为秤砣的大小是固定的。放在秤盘里的东西多了，要想平衡，就只有拉长秤杆。

  中国古代社会的构成，无非两个关系、三种人。两个关系即君臣关系和官民关系，三种人即皇帝、官员和黎民。老百姓的分量倒是轻，但权重小，个头大，做不了秤砣。官僚集团个头不大不小，分量不轻不重，权力不多不少，也不合适。只有皇帝，最接近“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大”的要求。

  君主制国家的老百姓（臣民、子民）固然不可能是秤砣，民主制国家的老百姓（准确地说是公民或人民）也不应该是秤砣。君主制的前提下，皇帝并非不能充当秤砣，关键是其分量一定要轻。帝国制度规定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和不受制约的权力。这样，皇帝在国家机器中究竟是秤砣还是钟摆，就全凭运气。如果碰巧是个不爱管事的，或者管不了事的，皇帝不爱管事或管不了事也未必就好，因为那会大权旁落，实际掌握权力的人还是会做钟摆。即便没有人做钟摆，那皇帝也不是秤砣，而是摆设。只有当皇帝能够高度自觉地“以小权大，以静制动”时，他才是秤砣。具体地说，就是他爱管事、能管事，却不轻易管事，不随便管事，一旦管事就及时到位，管得非常是时候是地方。这就太难了。既不单纯，又不独立，权力还多，怎么可能超脱？不超脱，纠缠于种种政治旋涡和人事纠纷之中，就是想做秤砣，怕也难。

  中国的大皇帝却问题多多，而且尴尬。尴尬之处就在于：你不知道究竟应不应该让他当秤砣，结果让他当也不是，不让他当也不是，因为除了他也没别人能当。这就说明，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所有的关系从来就没有理清过，所有的道理也从来就没有讲清过，这才留下一笔糊涂账。而美国人是把账算清楚了的。他们是商业民族，天生就会算账。在他们那里，所有权（产权）和经营权（治权）是分开的。

  公民作为个人，虽然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却不大，也不能大。而作为公民集合体的人民，做秤砣就更不行，那等于是把秤砣和秤盘掉了个，岂能平衡？这也正是早期民主制国家的问题。早期民主制国家由于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秤砣，便只好让“僭主”来代行其事。结果是“僭主”变成了“君主”，民主制国家也就变成了君主制国家。

  秤砣是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难题。对于民主制国家来说，难就难在不知道该由谁来充当原先由君主担任的那个角色。公民或人民是不行的，理由已如前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不行，因为那等于制造了一个“僭主”甚至“君主”，一个“无冕之王”。由国会来当秤砣同样有问题。国会既是民意机关又是立法机关，因此权重虽大，个头却不小，自身的分量也不轻，怎么能做秤砣？所以秤砣是个难题。由最高法院来当秤砣是再合适不过，因为它完全符合“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