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 (美)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 江苏文艺出版社，【正版可开发票】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纳粹医生》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它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9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作者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的谴责邪恶，更多地是为了“理解邪恶”。确切地说，作者试图从医生这个角色入手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但是现实中像“斯坦福实验”中那样的“微纳粹”时刻却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讯逼供、强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游行中打砸抢烧，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中施暴？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

序一 序二 前言 “不是那个世界”

第一部 “不值得活着的生命”：遗传治疗 第1章绝育与纳粹的生物医学愿景

第2章“安乐死”：直接医学屠杀

第3章对直接医学屠杀的抗拒

第4章“不规范的安乐死”：医生接管

第5章参与者

第6章把“安乐死”带到集中营：14f13特殊处理行动

第二部 奥斯维辛：种族治疗 第7章奥斯维辛研究所

第8章坡道上的筛选

第9章集中营中的筛选

第10章屠杀的社会化

第11章囚犯医生：选择的痛苦

第12章囚犯医生：努力治愈 第13章囚犯医生：与纳粹医生的合作

第14章注射器杀人：石炭酸注射

第15章试验冲动

第16章“党卫队制服中的人”：恩斯特•B

第17章奥斯维辛医生：约瑟夫•门格勒

第18章治疗—杀害之冲突：爱德华•维尔特

第三部种族灭绝心理学 第19章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浮士德式的交易

第20章奥斯维辛自我：角色转换中的心理学主题

第21章种族灭绝

后记

注释

索引

致谢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是约翰·杰伊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学和心理学教授。他广受好评的众多著述中包括《生中之死：广岛幸存者》（美国国家图书奖）、《断裂之联结：死亡与生命的延续》、《多变之人》和《毁灭这个世界来拯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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卍字旗帜首先用作纳粹党的象征，然后用作纳粹德国的象征。卍字旗帜由希特勒设计，红底中间为一个白圆，里面是一个黑色卍字(卍字在梵文中为幸福或好运之义，是许多文化中的一个古老象征)。

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知道纳粹医生的某些事情，问我：“他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难道不是畜牲？他们还是人吗？”我的回答并没有让他吃惊：他们当时是人，现在也仍然是人，这就是我研究他们的理由；他们的行为及奥斯维辛本身，都是人类某种独创性和残忍性的产物。

（有国际声望的精神病学家）鲁丁撰文赞美希特勒和这场运动是“决定性的……开创性的一步，使得种族卫生成为德国人民中的一个事实”……纽伦堡法律“防止了犹太人的血液进一步渗透德国基因库”。

埃洛着远处的那些烟囱，问纳粹医生弗里茨・克莱因：“你怎样把它们与你作为一个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调起来呢？”

克莱因的回答是：“我当然是个医生，我想保存生命。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出发，我从生病的身体上除掉坏死的赘余之物。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上坏死的赘余之物。”

关于T4项目和14f13项目杀害的人数，通常是以下这些统计数字：来自各家机构的成年精神疾病患者8万人到10万人，各家机构的病童5000人，针对各家机构的犹太人病人的特别行动的1000人，集中营囚犯转运至（14f13项目）屠杀中心杀掉的2万人（克莱估计，到1941年年底，约有93521张“床位”被腾空派作其他用场［7万病人被毒气杀掉，外加2万死于饥饿和药物］，换言之，这些精神病机构的病人中，约有三分之一被杀掉）。然而，这些数字很可能过低，被杀掉的人数可能是这些数字的两倍，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很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欺骗的因素，造成的混乱，许多记录的毁灭，这些都使得获得准确的估计数字，已不可能了。

那些特别屠杀中心杀掉的人数也是如此。哈特海姆屠杀中心的普通“安乐死”和14f13项目屠杀的人，人们的估计从2万（此地主管洛劳尔的继任者格奥尔格·伦诺估计的数字）到40万（茅特豪森前司令官法朗士·佐尔雷斯临死前所说）不等；3万人大约是较准确的估计。尽管与“最后解决”中屠杀的数百万人相比，这些数字看起来不起眼，但它们代表了在被称为医院的地方所进行的令人震惊的大批量谋杀。

特别行动队执行面对面枪杀时遇到的严重心理障碍，被纳粹领导人知道了。鲁道夫·霍斯后来这样回忆：

“我听过艾希曼的描述，犹太人被配备机枪和自动手枪的特别行动队扫射倒地。据说发生了许多可怕的场面，人们在被射中后乱跑，还要再次去击毙已经射伤的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特别行动队的许多人再也不能承受在血泊中行走，结果自杀了。一些人甚至疯了。这些突击队员大部分不得不依赖于酒精来完成其可怕的工作。”

书籍介绍

《纳粹医生》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它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9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作者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的谴责邪恶，更多地是为了“理解邪恶”。确切地说，作者试图从医生这个角色入手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但是现实中像“斯坦福实验”中那样的“微纳粹”时刻却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讯逼供、强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游行中打砸抢烧，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中施暴？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

• 作者：magnifico 发布时间：2017-06-11 13:19:46

  书的撰写结构上还是有点问题，按照时间顺序，上手读起来有点一头雾水。其实精华和核心在于三个不同的纳粹医生，尤其是维尔特，非常有代表性，针对性的写这三个人，就能说明绝大多数问题了。所以整体看完之后，还是有些太拖沓冗长的感受。

•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19-03-13 22:19:43

  主要基于与奥斯维辛纳粹医生的深访，从生物医学政治入手理解纳粹大屠杀，最重要的概念是“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不过可能过分偏重于这种心理学认识，似也夸大了这种心理模式的普适性，但实际上这种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特定权力结构下的产物——一种不鼓励反思、个人被教育得完全不去试图改变结构的习得性无助无力，以及鼓吹为集体而献身的狂热。当然，在德国语境下还有一种有机共同体和神秘倾向的异教精神。此外，略为奇怪的是，作者似乎很少质疑这些纳粹医生的“口供”有可能是在“求赦”，实际上假设他们的自述都是可信的。

• 作者：劈头士》睁木 发布时间：2017-01-06 19:37:08

  已购。【值得精度，大量素材】一次黑暗的阅读经历，几度不适。不单讲集中营，而是梳理了一条发展时间线，从绝育开始，到对精神病儿童的小范围安乐死（这部分别致，关于精神病人是“不值得活着的生命”），再到对精神病成人安乐死（从中已开始使用一氧化碳毒气，后延续到集中营），最后到集中营中的种族屠杀（还包括医学实验、囚徒医生的微妙位置）。在每个阶段，医生都参与其中。书中给出了不少医生的小传以及采访总结。宏观层面与微观细节并重，最后一部分分析种族灭绝的心理，亦可一观~~

• 作者：BBpanda 发布时间：2017-06-17 15:26:27

  前后翻译水准不一

• 作者：鹤影 发布时间：2022-09-15 13:37:27

  怎么能不算读过呢 最后因为跨校区封校政策白准备了

• 作者：文在兹 发布时间：2017-05-08 13:15:46

  一个细节：“囚犯们正在毒气室前面的那个房间里脱衣服，一个医生走了进来，他注意到地板上有眼镜破碎后的玻璃碎片，于是提醒那里的人：请小心一点，不要伤了你自己。”（P.166）

• 心理与结构

  作者：不关窗户 发布时间：2022-09-25 21:25:20

  在《纳粹掌权》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一种极端的疯狂与排斥是怎样渐渐渗透进最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告诉了我绝对的控制是怎样通过普通甚至看似软弱的命令被发布，《现代性与大屠杀》揭示了种族灭绝赖以生存的根基，《法西斯谎言简史》讲述了一个很简单的民族神话崛起的故事，这本《纳粹医生》是我看完的第五本专门研究纳粹历史的书籍，这本书呈现的时空是一个“纳粹掌权”之后的世界，是艾希曼作为命令发布者的后一环节，是“现代性”已经演化完毕，“大屠杀”将要开始，是“谎言”还未拆穿的那一刻。

  作者写这本书的素材来源对于纳粹幸存者以及在集中营中工作过的医生，包括纳粹医生和所谓囚犯医生的采访。但整本书是弱对话的，作者以一个又一个场景的形式来展现素材，再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个场景，所以整体读下来其实是有一种电影感的。

  具体画面我就不描述了，确实不是什么下饭的东西，而且作为读者纠结这些细节也无甚意义。但是我想我最后接受到了作者的想要传达的一种割裂感，一种悖论。在医学为名的屠杀之下，其实是纳粹理论自身的不自洽。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不认为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一样都是人类的种族，那么研究犹太人的身体结构会对雅利安人的医学有什么进步作用呢；所谓研究犹太人中特定的雅利安种族特性，比如蓝色眼睛，岂不是在解读雅利安种族的纯正性吗；而当认可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间的差异性并非物种层面，而是文化层面时，在集中营中对文化差异性区别又几乎完全不存在；等等等等。

  作者在最后提出了一个可以解释种族灭绝存在的心理即所谓的“身份转化”，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术语，大致是在集中营这样的一个封闭且独立的环境中，一个人一旦进入其中，便自动成为了它的一部分。这种身份的转变是非常快速发生的，当身份转变之后，人就可以自发将自己的行为与自己本身的存在割裂开来，并将一切归因于这个外部的环境。

  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主要的理论集中在心理方面，但是我没有办法不想到我之前看过的《现在性与大屠杀》，在《现》里将种族灭绝的可行条件主要归因于官僚制度：人被分割在独立运行的功能之内。彼起规模更大的集中营，作为一个身份转化的场所，其实官僚制度的每一层级都是一个可供身份转化的小空间。在这个小空间内，技术的存在是功能性的，即使一个人的自主意识是超过所存在的小空间的，也无法改变上下游的技术连接。而官僚层级一定程度的可替代性也促进了这种无力。与其去追究一个谎言如何诞生与成长，不如去追究谎言滋生的结构。

  废话到现在不想再多说了，就这么着吧。最后又想到了在《人类学的四大传统》里看到的关于德国的人类学传统。当时说的说要讨论德国的人类学传统不可避免地要讨论纳粹的人类学研究，那个时候我对这句话的理解还只是在，嗯，纳粹的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它是带有意识形态的科学。但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这句话里包含的东西还要多得多。

• “在奥斯维辛，一个人只有刚来到的那几个小时可作为正常人那样反应”

  作者：江流 发布时间：2018-02-26 00:38:13

  层层递进的种族灭绝手段

  绝育成为纳粹政权最先实施的政策。避免绝育必须得到合法批准，法庭对此审议严格保密，显示着医学权威的权力和神秘。对智力低下的诊断中，必须把其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考虑进去。这清楚地暗示出，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对纳粹有敌意，就很容易被贴上“智力低下”的标签，但要是给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狂热的纳粹党员，就得非常谨慎了。

  很多德国精神病医生都信奉，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器官的、不可医治之疾病的观念，患者的自然道路就是恶化。在强迫之下，那些守持这种“缺乏同情的教条”的精神病医生就更容易在杀掉病人的项目上进行合作。

  “特殊处理”一词，首先是用于所说的危险罪犯，然后是更大社会中那些医学上被判定为“不值得活着的生命”，最后是集中营也属于医学化的“安乐死”，其对象时所有被这个政权认为不想要的群体（犹太人、同性恋者、政治上的反对者、普通罪犯、“偷懒无能的因素”、天主教批评者等等）和现在所谓的“不值得活着的生命”。

  奥斯维辛屠杀中医生的全程参与

  党卫队医生参与屠杀的一系列步骤：

  1、主管医生指派他的下属关注值班安排和执行囚犯抵达即行筛选的政策；

  2、值班医生站在坡道上，“以一种‘看似友善’非常高尚的态度”来进行筛选；

  3、医生坐着救护车或印有红十字的汽车前往焚尸场；

  4、医生下令“从天花板朝孔眼里投入多少毒气“丸”……这要依据有多少人，以及谁来做……一般有3到4个‘消毒员’”；

  5、“他通过孔眼观察人们的死状”；

  6、“当人们死了……他下令通风……打开毒气室的门，他戴着防毒面具进入室内”；

  7、“他签署一份‘表格’证明人都死了……以及用了多长时间”；

  8、“他观察……从尸体上拔牙”。

  囚犯医生的困境

  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筛选的合作。囚犯医生常常会一起商量以形成一个共同的立场——通常是一种妥协，他们会同意有限的合作（把那些明显憔悴的病人开列出来），同时尽量救他们能够救的人。纳粹医学统治者迫使囚犯医生们陷入一种道德困境，不管这种困境如何解决，都会导致愧疚感：一个人只有协助了奥斯维辛的筛选做法才能拯救生命；一个人只有拒绝行使自己的救命能力才能不参与奥斯维辛的筛选。

  囚犯医生必须在一个医学结构中工作，这种医学结构既是屠杀的一部分，又建立在医学的“犹如”情境的欺骗之上：“在德国人终于为囚犯建立的医院中……一张体温表、一张观察表比起一个人的生命来要重要得多。并不需要把病人治好，但必须在观察表上提到他得到了其病情所需的所有药物，这样德国人以后就可以向世界证明，白纸黑字地证明，如果他死了的话，那是因为他太虚弱，而不是他所得到的糟糕治疗的结果。”

  三个纳粹医生的心理状态

  恩斯特·B医生的战后自我——他之所以强调奥斯维辛的不可理解，就是一种心理，即抗拒对自己曾经参与的那些事情进行任何清楚的解说或叙述。于是，他陷于了一种奇怪的创伤后模式：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自己从奥斯维辛的想象中解脱出来。

  约瑟夫·门格勒——尽管所有纳粹医生在奥斯维辛都有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但门格勒却显示出在双重自我的这两种成分上极度的不相容，同时又以异乎寻常的精力将它们用于自己的适应上：他的精神分裂症、他不同寻常的让自己麻木的能力，以及他在虐待狂和无所不能上的冲动。

  爱德华·维尔特——将一种“正确”（这个概念表达适当、受控制、相对非个人的行为，它浸渍着德国文化和性格）的品质以及可靠性用一些方式结合起来了，这使得他既能够帮助囚犯，同时又在党卫队内获得成功。道德主义与强迫状态的结合，使得维尔特总是既“正确”又能严守规章制度——无论是想要限制奥斯维辛的邪恶或（结果证明更重要地是）为这种邪恶服务。塔德乌什·S医生讲：有一次，当恩特里斯筛选出2000犹太病人要送往毒气室时，他和朗本去找维尔特交涉。他们争辩说，这些犹太病人是健康的，能够为德国很好地干活。“维尔特几乎要哭了”，他帮助塔德乌什·S先是安排了1800人，后来又纳入剩下的那200人，全都留下不送。然而，几天之后，维尔特从一个外营筛选了2000人送往毒气室。

  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

  去做种族治愈之宏大计划的理论家和实施者，而手段则是迫害和大屠杀。涉及五个特点：

  1、两个自我之间有一种自主和关联的辩证法。在一个与自己先前道德标准相悖的环境里，个体的纳粹医生需要在心理上启用奥斯维辛自我；与此同时，他仍然需要那个先前的自我，以便继续把自己视为一个仁慈的医生、丈夫、父亲。

  2、角色转换遵循一种整体性原理。奥斯维辛的自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包容，可以与整个奥斯维辛环境连接在一起。

  3、角色转换有一个生—死维度，在一个由死亡支配的环境中，奥斯维辛自我被作恶者感受为心理生存的某种形式。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矛盾：一个人感觉是自己的治疗或生存，但创造了一个屠杀的自我。

  4、在奥斯维辛，角色转换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摆脱罪恶感：去干那些“脏活”的只是第二个自我。

  5、角色转换既涉及到无意识的层面（替身的发生多半未被当事人所意识到），也涉及道德意识上的巨变。

  较之其他人，医生作为一个群体可能更容易角色转换。这种医学性角色转换通常在医学院学生遇到必须去解剖的尸体时就开始了，甚至是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天就开始了。他们感觉到必须发展出一种“医学自我”，这才能使他们不仅是对于死亡相对习惯，而且面对这种工作的多方面要求能够较有效率地工作。那些被纳粹运动，尤其是党卫队或集中营医学所吸引的医生，多半是一些此前在医学上就有过巨大角色转换的人。即使是一些对纳粹并非格外同情的医生，也很可能经历过相当程度的角色转换，并且倾向于这种转换的进一步深入。

  协助角色转换的其他因素

  奥斯维辛自我使用的语言，以及纳粹整体使用的语言，对于心理麻木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研究大屠杀的著名学者说自己查看了“数以万计”的纳粹档案，一次也没有看到过“杀”这个字眼，许多年后他终于发现有这个字的使用——在一份与狗有关的法令上。纳粹医生并不老老实实地相信这些委婉语。即使是一个发展得很充分的奥斯维辛自我，也知道犹太人并不是被重新安置而是被杀掉，知道“最后解决”意味着把他们全杀光。然而，这种语言使用却仍然给纳粹医生们一种屠杀不再是屠杀的表述方式，于是他们就不需要将屠杀作为屠杀来体验、甚至不需要这样来感知了。随着他们越来越生活在这种语言之中，他们彼此之间也使用这种表述，纳粹医生就变得在想象上束缚于一种现实感丧失、否定和无感的心理领域。

  “无助”的无所不能：元首的整个原则使得一个人既是一件无能为力的工具（因为只有元首才能决定一切），同时又通过作为元首的代理人（或工具）来服务而分享着元首的无所不能。由于元首的意愿就是终审法庭，所以这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就是一个不需负责的体系。而且，即使是元首也可以被描绘为“无能为力”，因为是犹太人的邪恶逼着元首去采取措施对他们开战。

  纳粹种族灭绝项目显示出，官僚机构中作恶者的头脑十分“客观化”，很少会在人的层面去想屠杀，就像生物去杀其他生物一样。官僚机构功能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它把作恶者与外界影响隔离开来，这样官僚机构的内部关注就成为了整个话语世界，由此导致了所称的“群体思维”，官僚机构利用这个过程做一些对所有相关者都是灾难性的决定。回过头来再看，这些决定是那般不合适和非理性。如果这个群体是种族灭绝的官僚机构，那么就会有一种来自内部和外面的强大冲动，要在它自身与外面世界之间建立起思考和情感的绝对壁垒。只有这样，这个群体中那些关于美德的奇怪假设才能维持，比如意识形态上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民族的复兴”），技术层面的（“最有效率的也就是对每个人最好的”），以及治疗意义上的（“我们在治疗我们的种族，而且是尽可能人道地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