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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18-01-10 00:52:26

  刷题

• 作者：恩❤ 发布时间：2018-12-23 23:02:23

  在我看来是艺术品（抑或是我的笔记是艺术品）

• 作者：解体托马 发布时间：2012-03-11 17:53:03

  转折在悄然中发生。所以最后总会是好。如果失去才能懂得，你是否也愿意？

• 作者：哈儿 发布时间：2018-10-21 15:42:08

  戴维斯家族注重于家教再加上个人休养。俗话说：强大的帝国不是外在的敌人打败而是内在的因素而衰落。

• 作者：无意 发布时间：2015-06-08 00:43:41

  看得累死了。吴蔚最大的爱好就是掉书袋，故事里面打酱油的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于是要废很多话来做介绍，感觉毫无必要。故事写得很拉杂，不够紧凑，案件也过于复杂最后根本没看懂也并没有得到解决… 看完都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想讲啥…

• 作者：百丈怀海 发布时间：2013-08-01 12:46:42

  世界上的菜谱千千万万，从中学到的不是配方，而是对于食物的处理手法，如果能举一反三，就算是能自己做菜了。

• 有点儿越来越差的感觉

  作者：枯坐参禅 发布时间：2006-12-26 09:47:36

  读第一部《胡雪岩》是感觉作者写的还不错，把胡雪岩的那种商人活动表现惟妙惟肖，也深谙个中真谛。而今看第二部《灯火楼台》有些流水账的味道，慢慢的有些失去读完的耐心了……

• 夏宁：文化与政治在德国历史中的紧张

  作者：文景杂志 发布时间：2011-05-10 13:31:21

  　　原载《文景》杂志2011年4月号

  　　众所周知，德国是诗歌与哲学的王国，是诞生康德、歌德与贝多芬的文化之邦。在德国人那里，文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化是他们的尊严，是他们的骄傲，是他们自以比其他民族更加优秀的根基所在。但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文化修养的国度，这样一个有着人类在哲学、文学和音乐方面最高成就的民族，为什么会出现希特勒，为什么会出现纳粹这样一个邪恶的思潮以至于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浩劫呢？换言之，为什么德国人在文化上曾经如此卓越不凡，在政治上却曾经是如此失败呢？它仅仅是历史发展中一个偶然吗，还是自有其必然？它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呢？这确实是一个谜，使其他国家的人百思不解，更令德国知识分子困惑迷惘 ，是二战后几十年来缠绕着他们的心结，也是他们著书立说的中心论题。

  　　《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就是揭开这一谜题的一种尝试。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终身教授勒佩尼斯（Le-penies）。他的一系列著作《忧郁与社会》、《德国社会学史》、《欧洲知识分子的兴起与衰落》在德国都有很大的影响。2006年，他因《文化与政治》被授予德国书业和平奖，从而也进入了中国读书界的视野（《文景》杂志于2006年总三十八期曾经发表张汝伦教授对此书的评论文章《文化，还是政治》）。和《文化与政治》相比较，《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不是深奥的有体系的学术著作，它实际上由一篇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散文组成，书中大量引用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知识分子的各种观点和理论，读来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幸而整本书还是有根清晰的主线，形散神不散。“文化在德国国内政策以及国外政策中的独特地位是本书的主题”。在作者看来，德国文化具有一种反政治本质，而这本书“考察了德国人对待文化的态度，他们将文化视为政治的替代物，同时对政治嗤之以鼻——这里首先把政治理解为议会政治，他们认为政治就是思想狭隘的利益集团进行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竞技场”。（见中译本第7页）通过作者笔下德国近现代的“一个个历史片段或‘星座’”，德国历史中独特的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和矛盾现象就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一

  　　

  　　何谓文化？作者引用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书中的话，首先将文化与文明相区别：“在德语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自身存在状态的词汇则是‘文化’。” 而德语中“文化”概念，与法语、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有所不同。在法语和英语中，“文化”概念“也能指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而“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

  　　正是这样一种意味着思想、艺术和宗教的“文化”，几百年来使德国人引以为豪，自命不凡。他们强调文化与文明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认为“只有他们拥有‘文化’，而其他人只是穷于应付‘文明’而已”。 在他们看来，拉丁民族不过是些热衷于日常柴米油盐的凡夫俗子，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则是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者，只有德意志民族有着超越世俗世界，关注哲学、艺术、灵魂的文化传统。对于德国人来说，尤其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文化是他们的骄傲，尊严，是他们可以在英国、法国知识分子面前保持优越感的资本。

  　　俗话说，旁观者清。德国知识分子这种对文化津津乐道，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态度，在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的眼里，是有点可笑的。作者在书中引用了美国哲学家杜威和桑塔亚那的观点。杜威把康德的两个世界理论作为理解德国民族特性的重要成分，“一个是外部的世界，即物质与必然的世界，另一个则是理念和自由的世界”。德国知识分子热衷于沉浸在这个“理念和自由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是温暖的，光明的，充满希望的。而“物质与必然”的世界，在德国知识分子看来，则是阴暗的，冰冷的，不确定的。他们有意识地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桑塔亚那认为德国人更喜欢“从自己的内心寻找真”。一战期间，桑塔亚那在哈佛大学讲德国形而上学，感到“在这种哲学晦暗不明、沉浮不定的原则之下……有种邪恶的东西在蠢蠢欲动，而这种东西会霎间变得空洞而充满攻击性”。桑塔亚那不无讽刺地表示，“真正有文化的人很少谈及文化”。

  　　在本书作者看来，德国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推崇，实际上是“政治上失意的结果”，这是和德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分不开的。在政治上，德国在18-19世纪远远落在欧洲其他邻国后面，在法国、英国早就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时，德国依然分裂为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公国，由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统治着，那里只有臣民而没有公民。但在文化方面，德国人确实成就非凡，早在德国成为统一国家之前一百多年，德国就已经以唯心主义的哲学、魏玛古典主义的文学和古典音乐为核心，建成了一个充满批判精神、极富创造力的统一的精神王国。政治上的分裂和文化上的统一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文化成了他们精神上的避难所，乐园，是政治的替代物。

  　　在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终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以后，德国才终于从一个“文化民族”成为了一个“文化国家”。但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正是这种由普鲁士的军事强力自上而下的独特统一道路，使德国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走上与英国不同的道路。思想家古奇在《德国思想与前景》中认为现代德国“首先思考的是国家的权威和尊严，而现代英国首先思考的是公民的权力与自由”。显然，德国的独特统一道路，使它从统一开始就脱离了欧洲的政治主流。

  　　因此，在外界看来迷惑不解的德国政治和文化的矛盾，从德国统一开始就一直存在。用作者形象的语言来说，“象征德意志文化的魏玛与象征普鲁士武力的波茨坦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英国诗人艾略特谈及德国文明时，称之为“一整个军官与教授构成的体系”。正是这种武力和文化的一体化，深深地影响了德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姿态”，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时，很多德国知识分子将这场战争看作是不列颠“文明”与德意志“文化”之间的斗争。当时，九十三位德国知名学者、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联名发表了一份名为“致文明世界”的宣言，为德意志帝国辩护，令欧洲其它国家的知识分子震惊不已，百思不解。

  　　如果说德国知识分子对德意志帝国政治是支持的，那么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基础上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他们的目光是狐疑的。对他们来说，议会政治是个陌生的东西，它和德意志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和那种浪漫主义传统背道而驰。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式是超越，是讴歌英雄，是高耸入云，是对可望而不可及的“蔚蓝花”的永恒追求。而议会政治是常识，是凡俗，是讨价还价，是让步妥协，是脚踏实地，是对芸芸众生的当下的日常关注，这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即使在那些少数勉强接受魏玛共和国的知识分子那里，对议会政治也是持保留态度的，比如历史学家梅尼克就抱怨“在德国，真正的英雄都离开了政治舞台，剩下的只有那些小商人”。因此，本书作者认为，“德国诗人兼先知们对议会政治所持的怀疑态度，是导致魏玛共和国走向末路的一个因素”，说 “正是政治与文化的紧张关系促进了纳粹主义兴起与魏玛共和国的衰落”。这样的论点未免过于强调文化的地位，过于看重知识分子的作用了。实际上，知识分子历来只是人群中的少数，他们能够影响社会，但绝不是决定性的。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和纳粹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多种因素，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是其中最关键的原因。

  　　德国知识分子感到和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格格不入，相反，他们在纳粹政治里却看到了某种审美上的契合。众所周知，纳粹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摧毁了从歌德以来的德意志的优秀文化传统，但是他们却给自己包装了浪漫主义的美学外衣，自命为是具有文化修养和艺术追求的人物。希特勒曾经对英国特使说，政治使他感到厌倦，他想重返油画领域，说他由衷地感到他想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家。戈贝尔大言不惭地说他和希特勒期待着战争结束的那一天，说“那时候我们就能全身心地投身于美术、戏剧、电影、文学和音乐。我们渴望重新成为真正的人”。本书作者还引用那时德国的外交备忘录，说其中充满着大而无当的形而上学的语言，比如说“政治不是人类的事业，而是‘命运的狂风骤雨和行动的深谋远虑’”。联想到纳粹犯下的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再读他们这些关于诗歌、艺术追求的呓语，确实有一种强烈的荒谬感。正如作者尖锐地指出：“任何梦想成为诗人的现代政治家，都会成为他国家里的法西斯主义者，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纳粹用一种艺术形式包裹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治，声言“政治就是最高形式的艺术，国家就是一件艺术品”，奇怪的是德国知识分子竟然被这种思想所诱惑。本书作者说他们“都深深沉醉了”，这未免言过其实了。当时真正投向纳粹的知识分子是少数，大多数人保持沉默，一部分人流亡到美国。实际上，纳粹的所作所为很快暴露出他们的反文化本质，具有洞察力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对希特勒感到深深失望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转而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内心远离现实世界，寻求自己精神上的独立，本书作者称之为进入“内心流亡”状态。战后德国作家写给《水星》杂志的信很能代表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心态：“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不管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不论作为军官还是医生，不论与将军为朋还是与奸商为伍，不管是面临激烈的决胜局比赛还是身处囹圄的困顿，不管是在温暖的床头还是在阴森的棺木上，不管是胜利的喜悦还是衰枯的凄惨，都不会影响我的内心，我永远身处恍惚飘渺的朦胧之中，似乎现实的一切并不存在。”（171）作者批评说“正是这种距离导致知识分子们轻易成为纳粹的猎物”。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有了根本的改变。德国一直以来和欧洲主流政治的分离状态结束了，“德国独特的道路最终汇入了以议会民主、共同市场以及法制规范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德国知识分子不需要再强调“文明”和“文化”的区别，不需要以文化取代政治，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到政治里面，在战后的政治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只是在二战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大多数德国知识精英对政治依然持冷漠态度，而文化热情却高涨起来。哲学家阿多诺从流亡地美国返回德国，出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他给托马斯·曼写信，讲述他的学生对哲学的热情，他们为了弄清楚康德先验辩证法中的一个问题，或者为了读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自动放弃休息和休假；雅斯贝斯写信告诉他以前的学生阿伦特，说他们最近听了一场关于柏拉图和黑格尔“理念”的报告，学生们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仿佛他们讨论的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时下最流行的问题。此事引起阿伦特的不安，她写信给老师说：“令我感到不安的是，你研讨课上的那些得意门生，像我们当年一样——那是多么不幸的记忆——都对政治不感兴趣。”大学生们热情拥抱抽象的哲学概念，对政治则持冷漠态度，对此雅斯贝斯也很失望，说“这些为数不多的青年学生都对政治毫无兴趣，有的只有讥讽与怀疑”。三年后，阿伦特写道：“什么都没有改变。有时候我想知道，是向德国人逐渐灌输政治意识更加困难，还是向美国人传达哪怕最肤浅的哲学知识更为困难。”

  　　而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则在文化中重拾德国民族的信心，他出版了《德国的浩劫》一书，受到公众极大欢迎。他问纳粹给德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以后，德国精神还能存在吗？在他看来，优秀的德国精神没有失败，歌德战胜了俾斯麦。梅尼克认为“文化修复是德国人自己的事情，外国人不能参与进来，并且也不能在政治领域进行尝试”。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战败了的民族，对于一个到处废墟满目疮痍的国家，梅尼克的书起到了鼓舞民气，重振民族自信心的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对此，本书作者批评梅尼克提出了文化乌托邦，说他的书也成了“浩劫”，就不是公允的批评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知识分子的漠视政治推崇文化的传统态度有了很大改变，文化与政治实现了某种和解。虽然托马斯·曼那样的知识精英们批评阿登纳时代的共和国是“文化沙漠”，说他们只顾经济发展，无视文化作用，但实际上，西德在战后的经济起飞，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知识分子也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积极参与现实政治。在德国每一个公众事件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最典型的莫过于著名作家格拉斯，为了帮助勃兰特竞选总理，他行程匆匆，几乎走遍整个国家，发表了上百次讲演。他的行动表明，知识分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预言者和先知，而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

  　　当然，时过境迁，今日德国，美国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大学里的哲学课门可罗雀，年轻学生寥寥无几，而经济系或法律系的课堂则人满为患，水泄不通。阿多诺或雅斯贝斯笔下的那种青年学生热烈拥抱哲学的现象是再也不会有了。在现实政治中，知识分子的失落感也是很重的，比如欧盟的成立，在他们看来，不是以一种理念为核心的统一体，而只是以利益为导向的结合体。欧洲共同体的建立，更多的是各种专家的作用，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是很微小的。正像本书作者所说，“组织一旦形成，需要的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忠于职守的工作人员与有能力的管理人员”。

  　　当然，事物发展总是复杂的。德国融入了欧洲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主流，不再是一个以独特道路和孤立状态为荣的国家。但是欧洲大陆和英美世界还是有区别，平时并不明显，但一旦遇到关键时刻，比如伊拉克战争，美英思想和欧洲大陆的分歧就暴露出来。对此，本书作者也有很多论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诗人瓦雷里就已经把欧洲比作哈姆雷特的大陆。那个忧郁的丹麦王子，激情与活力受到苍白思想的束缚，在最需要行动也最具备行动条件时，却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沉浸在内心的反省中，专注于哲学的思考。说到底，为父复仇，夺回王座，和人类的存在又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德洛尔认为”欧洲人持续不断的沉思和怀疑使得欧盟无法在世界舞台上起到强有力的作用”。因此，美国政治理论家提出“崇尚霍布斯思想的美国人与推崇康德思想的欧洲人之间的差异——霍布斯的世界中永远有战争和冲突，而康德代表永久和平的世界”。当然，这已经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了。

  　　　　

  　　文化与政治，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不是这本书所能承担的。但是书里所描述的知识分子群像，从德意志帝国时代的教授们，到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到纳粹时代的流亡作家和文人（尤其以托马斯·曼为代表），直至战后重建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们，一直到两德统一后、欧盟成立后的充满失落感的知识分子们，琳琅满目，群星闪烁，展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德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同时，德国知识分子与英美、法国知识分子的区别、互相影响以及互动，书里也多有生动论述。这本书充满德国知识分子的反省精神和批判锋芒，可以作为德国知识分子的反思录来读。

  　　政治和文化的矛盾和紧张，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德国历史中。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存在，政治和文化就是一对既相互依存又充满紧张的矛盾，否则柏拉图也不会既希望哲学家当国王，又要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只不过在德国近代史上，这对矛盾发展到极端，以至于纳粹的最邪恶最反文化的政治，却披上了所谓的文化艺术的外衣。精神与艺术是超越，是天马行空，是自由世界，而政治是脚踏实地，是妥协和折中，和油米柴盐有关，和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有关，正如作者在本书最后一章评价柏林的各种小型纪念馆时说的，这些小型纪念馆“提醒我们，人类生活的尊严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