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评精注资治通鉴（全六册）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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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王暗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将相，又迁逐义帝置江南，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

羽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扬子《法言》：或问：”楚败垓下，方死，曰‘天也！’谅乎？“曰：”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厌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

郭嘉劝说曹操多延聘青、冀、幽、并四州的名士作为属官，使人心归附，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官渡之战前，袁绍命令陈琳撰写讨伐曹操的檄文，历数曹操的罪恶，并攻击曹家的祖先，极尽丑化诋毁之能事。等到袁绍失败后，陈琳投降曹操，曹操对他说：“你从前为袁结写檄文，只该攻击我本人，为什么要向上攻击到我的父亲、祖父？”陈琳谢罪，曹操便赦免他，派他与陈留人阮一同担任主管撰写奏章的记室。

很多人问，为什么看历史，很多人回答，以史为鉴。

现在我来告诉你，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发现，其是历史并没有变化，技术变了，衣服变了，饮食变了，这都是外壳，里面什么都没有变化，还是几千年来那一套，转来转去，该犯的错误还是会犯，该杀的人还是会被杀，岳飞会死，袁崇焕会死，在过一千年，还是会死。

所有发生的，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超越历史的人，才叫以史为鉴，然而我们终究不能超越，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弱点。

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然而终究改不掉。

能改的，叫做缺点，不能改的，叫做弱点。

能超越历史的人还是有的，我们管这种人，叫做圣人。

最重要的原则：

不要有利必趋，有害必避！

人人都想趋利避害，但是，你越趋利，越得不到利；你越想避害，那祸事换一条道还冲你来，而且来得更狠。韩信、彭越，都是趋利避害之祸。人只须凭着自己的良知、凭着大是大非去做，因为，反正随便怎么做都有风险，那为什么不做自己呢？

不要妄图避免所有的危机，不要一有危机就以为自己能把它解决，解决问题主要靠时间和天意，不靠你。要学会与风险和危机共存，不试图解决所有问题，带着问题前进。因为解决问题的举措，往往会制造出更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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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宋叶舟 发布时间：2023-09-29 20:23:31

  难的有物种学名和词源表，大部分书都只有中文译名

• 作者：生活意义是什么 发布时间：2020-03-07 08:18:23

  2019.12.20

  第一遍第一册

  第一册从三家分晋到东汉邓太后执政，凡500余年。为人当谨言慎行自不必说。为了西域，多少人力物力损耗，虽有宋明不再控制，终天佑中华，令有当前960万平方公里国土。深感作为中国民族，炎黄子孙，终要有为国为民，坚韧不拔，奋斗一生，但持上不辜负几千年大中国古人，下不愧未来华夏子孙的心态。终不能为自己求奢求欲而已！

  2020.3.7

  第一遍第二册

  到公元359年，东晋淝水之战前期

  感觉中华帝国还是在打圈圈，明主治，庸主守，桀纣之类乱，一乱一治。所以，民主制，而不是世袭制，能保证选举出来基本上都是厉害的人。而军队国家化，文人执政等也能确保社会发展。很多小说都想穿越回过去，你要知道过去好惨的啊，绝对没有今天的舒适。

• 作者：东驼子 发布时间：2020-02-16 21:07:55

  恐怖，千年前的中国历史重复着杀戮(以暴易暴或欺负孤儿寡母)一专制(开明者还能纳谏，昏庸者只有刚愎自用)一灭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恶性循环，几乎每一页纸里都能滴出血来。去掉的一星，一来为编者收录的过多琐碎情节(尤其是分裂时代)，二来为版本错别字太多。

• 作者：凛冬将至 发布时间：2020-02-28 19:15:44

  犹记第一次接触通鉴时不知是大二还是大三，拿着图书馆中的一本汉纪开读，那本子是竖排繁体字的胡三省注本子，读之晦涩难懂，之后又从头看电子书版，几次放弃又几次忍不住又拿起来，中途又啃下了前四史。今年是毕业后的第三个年头，买了这版书，趁着疫情延迟开学的机会读完了中晚唐和五代，算起来通读此书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我也从一个大学生发了离家千里的新疆，从事于教育事业。读完此书，多希望司马光能将后来的宋元明清的历史也编入此书，让这部书不止步于959年。

• 作者：夏 发布时间：2024-03-01 19:42:07

  买错版本了…这排版看的想死…

• 作者：hbcwh 发布时间：2017-06-02 16:25:06

  此版本不是太好

•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作者：Caven 发布时间：2013-04-21 14:20:04

      《意念力》这本书看起来像是一个学术研究成果报告，因为它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以及研究结论的应用。所以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难以读懂的，需要细心研究。然而它所展示的内容，确实很让人震撼，好像是在科学和神学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神学的有效性。

      为什么说它是科学呢？因为它的研究方法是可重复验证的，每次只要输入一样的条件，在同样的环境下，采取同样的步骤，一定会得出相同的结果。这一研究方法的基础乃是人体运动学，基本原理就是一个人若接触到了负面能量，他的身体力量会弱化，反之如果他接触到了正面能量，身体力量就会强化，甚至是他本身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的情况下，结果都一样。更难得的是，作者的研究中，还能用准确的数据对意识能量层级进行度量，由此得出了一张震撼世界的“意识能量层级图谱”。

      为什么说它证明了神学的有效性呢？因为它的结论告诉我们，一切皆由"意识"控制，"存在"本身才是唯一的真理，其它都是不同层级、不同视角的不同解读而已。每个人一生的结果取决于自己的行为，而他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行为取决于他所处的意识能量层级，所以真正的原因乃意识。由此知道物由心生才是真理，不但每个人的生命由他所处的意识能量层级所决定，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这些不同层级的意识能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研究结果还告诉我们，仁爱、智慧、喜悦等这些意识层级，比愤怒、骄傲、忧伤等层级的能量要大得多，会给人带来很多正面影响，可以让人立刻就变得更加强壮；反之，负面能量立刻会让人虚弱。

      同时，本书的研究结论还告诉我们，个人能量是来源于一个拥有无限潜力的更大的吸子能量场，就好像每个人都是一个终端，可以接入互联网获取无限的资源一样。而这些能量的源泉，是与生命的意义紧密关联的，一旦生命失去了意义，个体的死亡就会接踵而至。所以人类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意义，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去提高自己的能量层级，而任何一个个体的能量层级之提升，都会对人类整体来带积极的影响。

      当然，这本书还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描述了研究方法和结论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可以看出，它几乎可以运用到任何领域，只要有人的地方就能体现出意识层级的影响。对此我就不举例说明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原著，此处摘录一些精彩语句分享给大家：

          ▪ 宇宙的原则是不浪费一个夸克，所有物质的存在都有其目的，并要达到某种平衡，没有任何事件是无足轻重的。

          ▪ 从人类历史记载中我们已经得知，通过对世界“成因”的分析，未能得到问题的答案，反之，必须要分析哪些貌似真实的成因之所以产生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仅仅存在于人类意识之中。

          ▪ 人类通常认为，他是利用他能控制的负面能量生存的。实际上他在受那些秘密来源的精神力量的支配。

          ▪ 大脑就像接收器一样，能够接受来自心灵的能量模式，这就是以思想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意识。

          ▪ 不是那些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而是取决于我们自身---我们认为它是机遇还是压力，取决于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它。

• 陈胜前：为什么夏是一个问题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2-10-23 14:10:45

  （《读书》2019年2期新刊）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两大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夏，包括夏代存在与否、年代与范围、标志性遗存等。项目结果公布之后，中外知识界与大众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是热度类似。最近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一书出版，又为夏问题的讨论添了几分热度，网络上下都在发表对夏问题的看法。同在考古学界内，我并非治商周考古之学的专家，没有资格参与专门的学术讨论。我所能做的是考察知识生产的背景关联（context）以及有关夏问题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前提，以期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旁观者清”。

  

  孙庆伟著：《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考古学家从事的研究工作是一种知识生产，由此，它必定涉及两种背景关联：一种是外部的，一种是内部的。前者主要指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和相关科学进展的关联，后者主要是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的互动。还记得多年前，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刘莉教授给我发来一份电子邮件，针对某些西方学者的指控，她想调查中国学者是否认为自己是在民族主义的指导下从事考古学研究。对这个指控我很惊讶，按我的理解，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殖民主义的话，哪里来的民族主义？哪里有压迫，哪里才有反抗！单方面指控中国考古学者的民族主义，而不去反思自身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是有失公允的。将肯定夏的存在就视为民族主义的“愚妄”，那么否定夏的所谓“科学态度”难道就不是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吗？

  我在学校教授考古学史课程，相对熟悉考古学的渊源。回顾考古学史的发展历程，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就是丹麦人克里斯蒂安·汤姆森提出的“三代论”。其背景正是拿破仑入侵丹麦，同为近代考古学先驱、汤姆森的同侪詹斯·沃尔塞在他一八四三年出版的《丹麦原始古物》一书开篇就写道：“没有关注独立与自身存在的国家会忽视其所立足的过去。”考古学本身是一个跟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学科，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这就是考古学知识生产的背景关联。如今当我们进行知识生产的时候，可能会带着它，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决定的，因为我们可能还处在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下。

  

  克里斯蒂安·汤姆森在19世纪提出“三代论”，即根据人类制作工具用的材料，将人类的历史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图为商代青铜器四羊方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来源：chnmuseum.cn）

  《人类的起源》作者理查德·利基曾经注意到学术界有关人类进化的解释与时代背景的关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流行雷蒙德·达特“人——凶杀者的猿”的假说，其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自相残杀，血流漂橹。六十年代强调狩猎的重要性，流行“人——狩猎者”的概念以及狩猎采集者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当时正值第三次技术浪潮时期，同时环保主义开始流行。之后，强调女性采集经济对人类生计的重要性，“女性——采集者”假说大行其道，而此时正是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

  无独有偶，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九四九年以前，我们讲很多东西都是持“外来说”。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中详细罗列了有关中国人外来的诸种说法，有外国人所提，也有中国学者提出的。不仅中国人外来，中国文化也是外来的，其中就有彩陶。李济先生早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想证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一九四九年以后，有一段时间因为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民粹盛行，此时多流行“本土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现在，通常的说法是“外来+本土创新”。这样的耦合很有意思，它并不是说学者们都在迎合时代的需要，而是说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是无法摆脱时代的影响的。时代的关联让学者们更关注某些现象、某些问题。我们对夏问题的关注正值中国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进入世界体系之时，这是我们对自身文化定位的需要。

  我们应该清楚，一个失去历史的民族是不能成其为一个民族的，就像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我们无法对他进行定位一样，历史渊源是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夏之所以成为问题是与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同步的，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审定自己的文化历史身份；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份也在为主导这个体系的西方世界所审定。正是在这样的外部背景关联中夏成为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夏代？两种话语权力在相互较量，过去百年中，绝大多数时候，西方的话语是占主导地位的，受过西方话语影响的中国人也借鉴这种话语来进行自我审定。二十世纪初的疑古思潮首先解构了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夏之存在的文献载体遭到了颠覆，于是夏本身也就成了问题。而此时，中国考古学还在幼年时期，还不能提供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

  

  20世纪初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顾颉刚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质疑上古史的可靠性（来源：thereaderwiki.com）

  一九四九年到改革开放前，有关夏的问题消失了。当然，按照另一种话语来解读，质疑夏可能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行为。这是话语体系本身的问题。回到知识生产的背景上来看，此时夏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成立。按照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理解，我们是炎黄子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商的存在已经证明疑古思潮走过了头，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已经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夏的存在。只是我们有必要证明给自己看吗？此时中国学者想到的不是去质疑夏，而是如何去更准确地丰富有关夏的认识。

  夏又成为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时。夏就像一种历史身份证需要接受重新审定，在新的体系中，中国需要这样一张历史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个话语体系的一个维度叫作“科学”。夏的存在需要接受科学的审定，即必须有充分的资料来证明。这里需要排除对历史文化的理解，需要排除“民族中心论的偏见”，让我们对夏的历史追溯回到元叙事。作为处在历史情境的中国人，实际是不可能做到的。于是，质疑远远要好于肯定。这样既符合科学，也无须承担新话语体系的任何指控。

  从考古学的内部背景关联来看，说到夏，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它是否成其为一个问题（学术议题）？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史前考古，自然我偏重从长时段的角度入手。从中国文明诞生的整个背景来看，夏问题涉及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中国文明起源究竟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是怎么形成的？跟其他的文明有什么差异？这些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中国人所关心的，也是世界所关心的，至于它叫不叫夏那是另一个问题。我曾在《读书》（二〇一六年第十期）上撰文溯源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距今一万年前后，中国就产生了华北（旱作农业）与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两个起源中心，历经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国文明形成。这绝非学界曾经以为的中国文明是“早熟型”文明，而是正相反。中国文明正是因为有极其深厚与宽广的农业根基，才保证了后来五千多年绵延不绝，形成了世界上极其罕见的完整的农业文化系统。不久前结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大的贡献是理清了夏之前或同时期文明的发展脉络，辽西的红山、浙江的良渚、陕西的石峁、山西的陶寺、湖北的石家河等，其发展水平无不可以称之为文明，尤其是其中的良渚，大型的城址、复杂的水利工程、明显的等级制度等，都已经为王朝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良渚墓葬出土的随葬品90%以上都是玉器，而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只在少数墓葬中出现，代表良渚文化极有可能已经具有明显的等级制度。图为“良渚遗址群”景貌（来源：dili360.com）

  如夏这样的大型学术议题往往是需要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不可能由一个学科独立解决。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最早的美洲人的研究。当年留学的时候，作为最早美洲人研究三大权威之一的戴维·梅尔茨教授开了一门课，专门讲这个问题。综合学术史、环境、语言、考古材料、年代、DNA等许多学科的研究来讨论这个问题。美国有成百上千的学者研究最早美洲人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不过，通过多学科的研究，学术界对该问题获得了较为充分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仅凭考古学一个学科所能获得的。

  当前有关夏问题的焦点是夏王朝的确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是受到确认商王朝模式的影响，也就是需要有文字，有明确的纪年，有得到甲骨文与历史文献二重证据确认的先王世系。大家认为必须按照这个模式，才能够确认夏，否则的话，都不能叫确认。这种模式的简化版就是，文明必须有文字，如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古希腊等，一个例外是印加文明。我们是否有可能满足这个模式呢？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商朝的文字已经比较成熟，处在中间的夏王朝是可能有文字的。早期王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质的，多与祭祀相关，而考古遗存中祭祀遗存是相对保存比较好的（因为不实用以及对神灵的畏惧），所以，找到夏王朝的文字是有可能的。

  

  距今约四千多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扁陶壶上有两个特殊红色图案，其中一个被认为代表了“文”字（来源：sina.com）

  二重证据法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一种规范，认为考古与文献证据相互印证，能最好地解决问题。其实，二重证据中，物质遗存（考古材料）本身并没有发言权，它需要接受文献资料的审定，否则仍不足以说得到证明。说到这里，禁不住想起艺术史中的图像分析法，作为大师的潘洛夫斯基运用这一方法可以去分析许多问题，但是有趣的是，他还是要不断地引用文献来证明他的图像分析法的合法性。面对文献材料，以物质遗存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在证明夏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有说服力。换句话说，即便考古学上找到了夏代的遗存（很可能已经找到了），仍有可能得不到确认。这也正是当前夏问题研究的纠结所在。

  许多人，尤其是学科之外的人，认为夏就是一个神话传说——而非历史。这让我想起考古学上一位传奇人物，一个被天上掉下的馅饼反复砸中的人，德国人海因里希·谢里曼（或译为施里曼）。他从小就迷信荷马史诗，虽然别人都觉得这只是神话，他却字斟句酌地按照其中的记载去寻找特洛伊古城。最后，他真的找到了特洛伊遗址，只不过地层找错了，但这是技术方法的问题。他还找到了“阿伽门农”的墓（其实是时代更早的青铜时代酋邦首领的墓），并且差一点就找到米诺斯王宫，只是因为他不愿多赔几个橄榄树的钱，以至于失之交臂。因此，我们对传世文献应该更宽容一点，迷信也好，怀疑也好，可能都不一定绝对正确，保持一点开放头脑，可能会更好。

  

  海因里希·谢里曼从“阿伽门农”的墓发现了“阿伽门农的面具”，但现代考古研究表明认为该面具并不属于特洛伊战争时期（来源：wikipedia）

  《鼏宅禹迹》开头引用邹衡先生的话：“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这里涉及一个考古学理论的核心问题：通过物质遗存研究能否确定族属。物质遗存本身不会讲话，它不会告诉我们它属于夏。之所以有夏，是因为有历史文献的记载。这里的“夏”，可以是夏王朝，也可以是夏族或夏人，还可以指夏代。我们通过物质遗存能够进行怎样的回答呢？物质遗存与族群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极其困难的，相当于考古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而夏问题不是，因为通过文字的发现是可能解决夏问题的（媒体称夏问题是哥德巴赫猜想，这是一个误解）。

  考古学中物质遗存与族群之间关系的问题由来已久，六十年代末，先师路易斯·宾福德与法国考古学家弗朗索瓦·博尔德就石器组合的意义进行论战，博尔德认为石器组合可以代表人群，宾福德认为可能代表不同的活动。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研究者常用“考古学文化”（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物质遗存特征组合）来指代族群，但这个理论前提是未经证明的。物质遗存跟族群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呢？有！但是我们知道族群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历史过程的产物，不同文化背景，甚至不同社会情境中，它的表现方式也不同。民族志的研究告诉我们，不同的族群标志族群身份的物质遗存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用刀子，有的用罐子，有的用文身，有的用祭祀来表示，方式多种多样，并不是每个族群在任何时候都用同样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族群身份。除非我们知道具体文化历史背景、社会情境，否则我们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用物质遗存研究来界定族群问题，这触及了考古学研究的边界。

  如果我们从当代来看族群，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具有相对性的存在，可以按国家、民族、宗教、语言、部落等不同标准来划分，而且在不同情境，人们所强调的族群范围是不一样的。与此同时，现代意义上的族群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一个历史构建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还会经历分裂、离散、融合、归化等过程，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族群概念。因此，我们也许需要反思，我们是不是在寻找一个标准的“夏”？有没有一个标准的“夏”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发现？如果夏是一个文化构建的过程，这意味着它可能是一个扩展、交融、再创造的过程，其中可能充满着杂糅、混合，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血统纯正”的夏。由此考古学研究通过物质遗存的特征分析去识别夏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很可能已经走出了考古学的边界。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考古学的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研究范式的更替与拓展，考古学的边界也在扩充。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夏当成一个文明起源的问题来研究，它就是一个国家政权构建的过程，我们就需要去研究国家组织下的经济生产、权力运作、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意识形态的表达等。我们就可以解释世袭的夏王朝为什么能够取代之前非世袭的“古国”（苏秉琦先生语）或“神王”（张忠培先生语）社会。这种视角让考古学家更多关注复杂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解释文明起源的原因。即便我们不能肯定夏的存在，但我们就这个时代的认识也会非常扎实深入。

  夏是青铜文明之始，取代了一个以玉器及其他非金属器物为表征的时代。青铜适合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另外就是经济交易的通货。因为昂贵，还很难大规模用于农业生产。这样的政权是立足于政治与军事权力之上的，相比之前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古国阶段，它拓展了军事权力。这种侧重物质性的研究属于一种新的理论范畴，它再一次拓展了考古学的边界。这里夏不仅仅是一个族属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物质性、能动性、景观、性别、阶级、惯习等角度去阐释，由此我们将可能看到一个宛在万花筒中的夏。

  

  乳钉纹青铜爵，1975年发现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现藏于洛阳博物馆（来源：art.people.com.cn）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已悄然转型，从以文化历史重建为中心逐渐向社会功能重建为中心，也就是更强调理解社会如何运作。就像良渚文明的研究所展示的一样，从大墓追溯到城墙，从古城到外围的支撑聚落与稻田，从城墙的构筑到几十公里开外的水利系统工程，一环一环地解开一个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这里我们已然不需要再争论它的“身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就已经充分地进行了证明。

  简言之，为什么夏是一个问题？这是由知识生产的外部与内部背景关联所决定的。它曾经不是问题，在二十世纪里也不一直都是问题。当前夏的问题，从学科外部背景关联来说，是中国重新进入世界体系的历史身份证。回到学科内部的背景关联，夏的问题涉及作为考古材料的物质遗存需要得到文献、传说的确认；在学理（考古学理论）层面上，需要解决物质遗存与族群的对应条件问题，其难度很大。但夏问题本身并非不可能解决，通过多学科的工作，尤其是文字的发现，是可能做出回答的。考古学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考古学可以从其他方面为夏问题贡献更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