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汇书屋 -女儿国奇遇/图话经典·西游记故事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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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国奇遇/图话经典·西游记故事绘本书籍详细信息

  • ISBN:9787510153730
  • 作者:暂无作者
  • 出版社:暂无出版社
  • 出版时间:暂无出版时间
  • 页数:暂无页数
  • 价格:1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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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语言: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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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 作者:波豆豆 发布时间:2013-10-31 13:49:48

    幸福到让人会心一笑:)

  • 作者:吃一口汉堡 发布时间:2022-06-26 11:51:19

    观点很新

  • 作者:夏天消失 发布时间:2017-08-16 17:35:41

    目前还没发现错讹。

  • 作者:Mote_Meet 发布时间:2023-10-15 12:55:44

    前世看的热血沸腾

  • 作者:Ian 发布时间:2023-05-14 13:53:00

    这个书其实一般。

  • 作者:迷途羔丸 发布时间:2018-02-04 22:54:56

    印象中不錯搭~ 羅素啊~ 相對論啊~


深度书评:

  • 天津档案宝库,整理出的又一枚珍珠

    作者:自然 发布时间:2022-04-14 22:25:59

    周利成老师是《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的作者,我十分羡慕周老师的工作,他是天津档案馆编辑研究部一级调研员,副研究馆员,天津市档案系统编研专家。

    作为档案馆的研究员,周老师出版了一系列《民国画报人物志》、《天津老戏园》等关于民国画报的书籍。

    我对周老师很是敬佩,感觉这样的档案专家如同考古学家,在报纸里挖掘历史,发现故事。

    通过作者的辛勤工作,不间断的整理,才能有我手里这本《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周老师还会整理出更多的,读者喜欢看的民国老故事。

    本书的设计和内容完全贴合,捧在手里像在翻阅一本民国时期的老杂志,年代感透过封面,给读者一种老报纸珍藏版的效果。

    书里配有多张黑白插页,有民国时期的订婚证书、结婚证书、天津益世报、北晨画报……喜欢收藏老报纸的读者,千万不能错失的一本书。

    《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有两个看点:

    1、民国时期

    民国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刻。民国时期没有网络,报纸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民国时期天津的老报纸,可以说是天津的老照片。

    2、婚恋故事

    如果历史是一部青春剧,“民国时期”只能是配角,“婚恋故事”才是主角。故事里的名人、明星,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本书分为征婚、订婚、结婚、离婚、情殇5个部分,一路下来,像是从时光的民政局走了一遍。

    能上民国报纸的婚恋故事,都不是普通人。可以说本书是辟谣的神器,毕竟是有图有真相。

    像是电影皇后蝴蝶的盛大婚礼、周旋与严华的婚变始末、溥仪、文绣离婚真相……

    正如周利成老师说的:“研究一个时代的婚姻问题,实际上是打开了管窥该时代的一个窗口。讲述一个个民国时期的婚恋故事,揭示民国人物的婚恋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

    《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是天津档案宝库,整理出的又一枚珍珠。在本书里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婚姻问题,传统观念发生了转变。

    1930年民国政府在法律上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实现了男女平等。民国以后,女子放开缠足,走出家门,可以去上学,有了工作,在经济上,人格上都获得了独立,推进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步伐。

    本书讲述了60个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民国征婚中的骗局;民国时期离婚潮;民国婚姻点必要程序——订婚;第一场第二场集体婚礼……每一个故事在当年都应该是头条新闻。

  • 【轉】吳仰湘:皮錫瑞《經學通論》成書過程及初稿本述略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2-08 15:01:47

    原文载于《新经学》

    作者簡介:吳仰湘,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瀟湘學者”特聘教授。研究領域主要爲中國經學史、中國近代學術與思想史、湖湘文化史,致力於“皮錫瑞研究與著述整理”和“蔣百里思想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獻》《中國哲學史》《文史哲》《中國經學》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70多篇。

    《经学通论》光绪三十三年思贤书局本

    在清末新政中,因書院改制與科舉停廢,經學教育驟然陷入困境,“今學堂因功課繁多,往往偏重藝能,反輕聖教,經、史、國文,鐘點甚少,或且並無經學、國文”【1】。新式教育重藝輕道,已使經學課程名實難符,更有崇尚西學新知、宣揚革命排滿的激進派鄙弃經學,正如皮錫瑞所指摘:“近日邪說流行,乃謂中國欲圖富强,止應專用西學,五經四書,皆當付之一炬。辦學堂者,惑於其說,敢於輕蔑聖教,民立學堂,多無經學一門,即官立者,亦不過略存餼羊之遺。功課無多,大義茫昧,離經畔道,職此之由。”【2】長期從事經學教育的皮錫瑞,“思殫炳燭之明,用救燔經之禍”【3】,相繼撰成《經學歷史》和《經學通論》,爲新式學堂實施經學通識教育提供理想教材,並在民國以來產生廣泛影響,迄今仍爲經學入門必讀之書。

    本文主要根據皮錫瑞日記和《經學通論》初稿本,對《經學通論》成書過程試作還原,對初稿本面貌及其價值略作評析,冀能有助於深化皮錫瑞晚年經學思想的研究,增加對《經學通論》及晚清經學教育的理解。

    《經學通論》的撰、刊經過

    皮錫瑞在其日記中【4】,詳細記載著《經學通論》各卷撰擬、添改、刊刻的情況,爲後人復原全書生產過程提供了翔實資料。茲據皮錫瑞光緒乙巳、丙午、丁未各年日記,摘取其中緊要信息,分述如下【5】:

    (一)撰作初稿

    皮錫瑞在乙巳年(1905)十一月廿一日記載:“連日檢書籍,《經學提綱》一書似不難成,須先閱《皇清經解》《續經解》二書,擇取摘出,加以論斷,有暇即可錄出,特需鈔胥之費,而刊板費尤重。”次日又記“錄《經學提綱》一條”,從此開始撰寫新書,稱作《經學提綱》【6】。在十二月的日記中,他不斷記下“錄《易》”一條或二條,初八日又專門記載:“考《易》義,見阮福引《繫辭》四條,以《繫辭》爲卦辭、爻辭,後世所謂《繫辭》者乃其傳,孔門弟子所作。此說如得一真珠船,可爲子作卦辭、爻辭之證。《史記》自序引《繫辭》則《易大傳》,亦其證。”翌日又記“將《繫辭》一條錄出”,此即《易經通論》第七篇。十七日皮錫瑞高興地記載:“錄《易》二條,駁宋人先天之說甚暢,要非予一人之私言也。”這兩條即《易經通論》第十七、十八篇。十九日又說:“錄《易》二條,似略備矣。”二十七日再說:“錄《易》二條,大約此一經略具矣。”《易經通論》至此成稿,約計18篇。

    丙午年(1906)正月二十日,皮錫瑞明言“錄《經學通論·書》一條”,已將書名定作《經學通論》,並開始撰寫第二卷。此後他多次記載“錄一條”或“錄二條”,至二月初八日記“錄一條,《尚書》粗畢”,《書經通論》成稿,計有18篇。

    皮錫瑞接著在二月十一日記:“閱《詩古微》,頗有心得,改《史記》‘周道缺’爲‘商道’,未免強古人以就我。”所說見於《詩經通論》第八篇,可見他已著手編撰第三卷。他在三十日明言“錄《詩》學一條,以此經尤難明也”,《詩經通論》開篇即“論《詩》比他經尤難明,其難明者有八”。三月初四日又記:“錄《詩》四條,解《關雎》自謂有把握矣。”《詩經通論》第三至六篇均論及《關雎》,與此相符。至四月初八日記“錄《詩》一條,《詩》粗畢矣”,《詩經通論》成稿,共25篇左右。

    《春秋通論》始作於四月十三日,十八日特記“錄《春秋》二條,用《公羊》說,解以平正之詞”,顯示出對《公羊》學說的偏重。閏四月初二日又說:“錄《春秋論》。……《公羊》義有可疑者,如鄫季姬、單伯淫子叔姬、叔術妻嫂之類,皆不見於董子書,或後師附益之說也。”此處對《公羊傳》某些記載的疑惑,在《春秋通論》第三十八篇有所體現。至十一日“錄《春秋》一道,畢”,翌日又“補《春秋》一篇”,可知《春秋通論》已成,約計有20篇。

    皮錫瑞在閏四月廿一日記“改《詩論》一條”,緊接著說:“檢《西河集》閱之,其特識真可佩,而如士昏禮之舅姑迎婦,則誠如百詩所云私造典禮矣;廟制多一遷廟,亦未是。恨古人不見我,誠然。”此處對毛奇齡禮學的批評,部分見於《三禮通論》第三十八篇,可見他又在準備編撰新的一卷。隨後在廿八日記“錄《禮論》一條”,從此正式編撰《三禮通論》。皮錫瑞五月十七日還說:“錄《禮》二篇。覺心力不給,然此書不可不成,成此書後當靜養也。”可見頗耗心力,但仍堅持撰作。至六月十八日記“論《禮》粗畢”,《三禮通論》約成30篇。

    皮錫瑞從創擬《經學提綱》到撰成《五經通論》,前後不到八個月,可謂神速。其實當時他還要在湖南高等學堂、湖南中路師範學堂等處授課並編寫講義,無法將全副身心用於《經學通論》。如丙午年四月初五日記載:“到師範,講二小時。歸錄《詩》一條,未畢。燈下閱《揅經集》,說‘頌’字極是,而以《肆夏》爲詩,似非。”九月十六、廿七日又記:“錄講義二道,續《通論》二篇。”“錄《易》一道,二道未完。到高等,講二小時。”皮錫瑞日夜不懈、奮力撰述之勤苦情形,於此可見一斑。

    (二)添改、增補

    皮錫瑞在撰寫各卷初稿時,就不斷進行修改、補充。如丙午年正月十二日記“連日在轎中看《困學紀聞》,有可入《經說》者”,翌日“補入數條”,《易經通論》有4處引述《困學紀聞》,應即此次所補,此處“經說”實即數天後定名的《經學通論》。又如七月十二日“閱宋人經解,大都得失參半,亦有可補入《通論》者。……以鄭樵說補入《通論》”,此次所補可見於《書經通論》第二十九篇。

    對《經學通論》初稿,皮錫瑞最重要的修改有二:一是爲各篇添加題目,二是對各卷增補篇目。前者發端於陳慶年,據皮錫瑞四月十一日記載:“下午善如來,取《書論》閱之,云須立題目,加圈點,分段宜短,乃便人閱。段有可分,有不可分,惟題目可立耳。”五月十五日又記:“善餘還書來,以爲宜分段目,列標題,甚是;圈點仿西河,可不必。”【7】陳慶年所提建議中,皮錫瑞認爲“列標題”最合理,稍後即付諸行動,如五月十九日記:“錄《禮》一篇。爲《易》《書論》做題目,甚不易。”廿四、廿五日又記:“爲諸論添題目,未完。”“爲《詩》《書論》補題。”他在編撰《三禮通論》的同時,抽空對《易》《書》《詩》已成各篇費力補擬標題。對各卷內容的增補,則始於六月十八日,皮錫瑞當天記載:“論《禮》粗畢,補《易》二條。”完成《三禮通論》初稿後,立即補作《易經通論》二篇。此後他陸續撰文,對各卷大作增補,如八月初一日“續作《通論》一道”,十月十四日“補《書》一條”,廿九日“補《詩論》二道”,十二月十三日“補《禮論》二道”。據日記所載,增補工作集中在六月下旬至八月上旬、九月中旬至十二月下旬,各卷新增篇目,約計《易》7篇、《書》10篇、《詩》13篇、《春秋》11篇、《三禮》20篇,另僅載《論》《通論》而不能確知屬何經者14篇,共計75篇左右。

    以上《經學通論》初撰稿及續補稿合計,約有186篇,與刻本209篇相較,僅差23篇。皮錫瑞日記中對《經學通論》撰作情況的記載,可謂細緻入微。

    (三)謄抄、刊刻

    《經學通論》各卷陸續成稿後,皮錫瑞隨即請人謄錄,爲後續刊刻作準備。他在丙午年二月十六日記“校《易》一過”,二十日又記:“劉璞山來,以《易》一卷付之,使人鈔。”可知《易經通論》一經初校,就交付鈔胥。他在三月廿二日再記:“校所錄《經學通論》,其後半行書,更以《書論》付之,屬勿行草。”此《經學通論》實指《易經通論》,可見謄錄已畢,另將《書經通論》付抄。此後類似記載不斷,如四月初三日:“唐某又錄《書》義一卷來,付洋弍元,並《詩》義一卷使錄之。”六月十二日:“抄字人送《春秋》一卷來,字太不工,取洋乙元去,計尚須找半元。檢存款票銀有四百五十,尚不彀也。閱所鈔一卷,伊又攜《禮》一卷去。”可見除《春秋通論》未記付抄日期外,其它四卷書稿付抄、抄畢均有明確記錄。

    對於編撰新書,皮錫瑞起初憂心鈔錄費錢,刻貲更是不菲,但成稿甫及一半,主持湖南思賢書局的王先謙即慨允刊刻。他在四月初十日記載:“葵園後至,云《經學歷史》已發刻,《經學通論》成,許並刻。四年未刻書,積貲多矣。”王先謙接下來還對《經學通論》書稿逐卷加以批閱,滿懷感激的皮錫瑞在八月廿五、廿六、廿七日連續記載:“葵園看完《易》一卷,批示送來,亦甚難得。”“得葵園送來已閱《通論》一卷,批示甚細,乃致函,屬其餘詳批。”“葵園送來《書論》。”九月初十、十六日又欣喜地記載:“葵園來書,極恭惟。”“葵園來函極恭惟,有胸羅衆家、掌運千古之語,屬即送交手民。”王先謙甚至迫不及待,緊接著兩次登門催稿,見於皮錫瑞廿七、廿九兩天的日記:“葵園來拜,略及學務,屬將《通論》先交一、二卷。”“葵園來,索刻《通論》。”此時《經學通論》尚未完全定稿,只好分卷交付思賢書局發刻。

    《經學通論》各卷書稿交付刊刻、寫樣本與校樣本覆校的情況如下:

    《易經》卷:皮錫瑞十月初一日函致王先謙,“將《易論》送栞”,十二日即收到第一批寫樣本:“葵園送《易論》來校,無書,校十紙,攷廢龜論出唐李華。”皮錫瑞覆校時,還就廢龜論的倡導者作了補充,見於刻本《易經》卷末篇。廿三日“葵園送《易論》,校一過”,寫樣本至此全部覆校完畢。十二月廿九日,“葵園送來《易論》,已栞成,覆校一過,刻頗好”,翌日續校,校樣本也覆校完畢。

    《書經》卷:皮錫瑞十月廿四日記述“校《書論》,當繼刻”,翌日又說“校《書論》一過,更加刪改”,可知是付刊前的校改,但此後未記何時送交王先謙發刊。十一月十五日“《書論》上卷送來,爲校一過”,廿四日又“校《尚書》半卷”,兩次所校應即上卷和下卷的寫樣本。皮錫瑞同樣未記刊成日期,至丁未年五月初一、初四日“覆校《詩》《書》”,推知已是檢對校樣本。六月初七日“致葵園,以《詩》《書》二冊呈繳”,則校樣本全部覆校完畢。

    《詩經》卷:皮錫瑞十一月十八日致書王先謙,“以《詩論》付之”,十二月十六日“覆校《詩論》上卷”,可知付刊書稿及覆校寫樣本均指上卷。十二月十七日皮錫瑞又說“以《詩論》並《春秋》送葵園”,此《詩論》應指下卷書稿,但下卷寫樣本的覆校時間失載。皮錫瑞丁未年五月初一、初四日兩次覆校之《詩論》,應指校樣本,並於六月初七日與《書經》卷校樣本一起送交王先謙。

    《春秋》卷:書稿於十二月十七日付刊,至翌年三月初一日“葵園送來《春秋論》,攜至公所閱一過”,廿三日又記“到公所,校《春秋論》一過”,可見《春秋》卷的寫樣與校對費時較久。皮錫瑞八月十四日記述“葵園送來《三禮》《春秋》刊本,爲校閱之”,十六日又記“校《春秋》一過”,完成校樣本的覆校。

    《三禮》卷:《三禮》部分成稿最晚,皮錫瑞未記付刊日期。他在丁未年四月十七日說“校《禮論》一卷”,五月初一、初二日又記:“校《禮論》一卷,增數行,而二卷續處又須做數行。”“增入二百餘字,使《禮》各爲卷,與諸經一律,不分上下。”應該是對寫樣本作了較大調整,將原來的上下卷合成一卷。八月十四日王先謙送來《三禮》卷刊本,皮錫瑞隨即覆校,十八日“校《通論》畢”,並於當天送回。

    皮錫瑞另在丁未年正月初三日“擬作《經學通論自序》”,兩天之後“錄出序文”。隨著《經學通論》各卷相繼刻板,九月十八日“葵園送《通論》來,屬書籤”,全書告峻。十月間,皮錫瑞又兩次函致王先謙,“請催開刷《通論》”。十二月初九日,“葵園來書,寄《經學通論》一部”,終於在丁未歲末問世。

    綜上所述,《經學通論》的成書過程可表列如下(日期均爲舊曆):

    細檢《經學通論》編撰、刊刻的經過,還有以下兩點值得一提:

    第一,皮錫瑞撰書,依次爲《易經》《書經》《詩經》《春秋》,最後爲《三禮》,刊刻也是先《易經》,次《書經》《詩經》,再《春秋》《三禮》。《經學通論》刊成後,卻以《春秋》卷殿末。今《三禮》卷第五十一篇言及“《左氏》不可盡信,如‘君氏卒’‘曁齊平’‘衛宣烝夷姜’之類,皆失實,說已見前”,但批評《左氏》失實之說,其實在刻本最後一卷。又末篇“論《禮經》止於十七篇,並及群經當求簡明有用,不當繁雜無用”,由評析歷代禮學得失,進而講論治經要旨,篇末還說:“今科學尤繁,課程太密,即上智之士,亦不能專力治經。是以大義不明,好新奇者詆毀舊學,至有燒經之說。故作《通論》,粗發大綱,俾學者有從入之途,而無多歧之患。條舉群經之旨,冀存一綫之遺,觀者當諒其苦衷,而恕其僭妄。以敎初學,或有裨益。若贍學淵聞之士,固無取乎此也。”實際是爲全書所作總結。若不明瞭《三禮》卷最後殺青的事實,就會質疑《經學通論》最後兩卷倫次失序。

    第二,皮錫瑞記“《詩》義一卷”“《禮》一卷”付抄後,仍在續撰《詩經通論》《三禮通論》,因此當時交付謄錄的書稿實是上卷。丙午年四月廿一日“校《詩論》,未畢”、閏四月初二日“下午校所錄《詩論》”,應指《詩經通論》下卷初稿。六月廿六日“唐姓交《禮論》一卷”,正指《三禮通論》上卷,而皮錫瑞七月十四日抱怨“所鈔三《禮》不送來,可惡”,八月初二日又說“抄《論》來,校一過”,則指《三禮通論》下卷。至於十一月十五日說“《書論》上卷送來”,十二月十六日又記“覆校《詩論》上卷”,均指《書經通論》《詩經通論》的寫樣本,既明言上卷,則必有下卷。可見,《書經通論》《詩經通論》《三禮通論》從初稿到發刊,一直分作上下卷,但最終在刊刻前作了調整,一律不分卷【8】。這一重要變動,直接見於丁未年五月初二日對《三禮通論》寫樣本的處理,“使《禮》各爲卷,與諸經一律,不分上下”。在此前後,他又多次覆校《詩》《書》校樣本,直到六月初七日才返归王先谦,應該也是對原有分卷作了改动。

    《經學通論》初稿本及其價值

    皮錫瑞《經學通論》有一批稿本存世,記錄有部分篇目的修改情況,因而彌足珍貴。對這些文稿細作研讀,並與刻本比照互參,能從文本層面進一步展現《經學通論》成書的若干細節,對於校正刻本訛誤也能有所裨益。

    (一)存世七冊稿本概況

    現藏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的《經學通論》稿本,裝訂成5冊【9】,書根標冊數,內葉分欄,四周雙邊,雙魚尾,版心下端印“松雲閣”【10】,所有框線、魚尾、文字均爲紅色。半葉9行,墨筆行書,每行24至30字,夾注小字雙行。各冊第一頁留空。正文前後篇換葉,自爲起迄,無頁碼。各冊正文葉內容有異,略述於下:

    第一冊正文葉首行頂格寫“經學通論”,第二行退格將近行底寫“善化皮錫瑞”,第三行退一格寫“易”,第四行頂格寫“論變易不易皆《易》之大義”,爲《易經》卷第一篇。此後各篇均有標題,依次是:《易經》卷第二十五、二、四篇,《書經》卷第十二、十三篇,《春秋》卷第五十一、五十三、四十九、五十、四十八篇,《詩經》卷第三十三、三十二篇。合計13篇。

    第二冊正文葉首行頂格寫“經學通論”,第二行退一格寫“書”,第一、二行行線中下端添“善化皮錫瑞”五字,第三行頂格寫“兩漢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爲最先……”,實爲《書經》卷首篇首句,但無標題,又較刻本多“今古文之分”五字。此後各篇同樣無標題,根據內容依次爲《書經》卷第二至九、十五至二十四、十一、三十三篇。合計21篇。

    第三冊正文葉首行頂格寫“經學通論”,第二行退一格寫“詩”,第三行頂格寫“《詩》爲人人童而習之之經,而《詩》比他經尤難明……”,爲《詩經》卷首篇首句,無標題。此後各篇亦無標題,根據內容依次爲《詩經》卷第二至十、十二、十四、十五篇,另有2篇不見於刻本,知爲定稿時刪棄。合計15篇。

    第四冊正文葉首行頂格寫“經學通論”,第二行退一格寫“禮”,第三行頂格寫“三《禮》之名,起於漢末,在漢初但曰禮而已……”,第二、三行行線頂格添標題“論漢初無三《禮》之名……”,實爲《三禮》卷首篇。此後各篇均有添加的標題,依次爲《三禮》卷第二至七、三十至三十六、九、十篇。合計16篇。

    第五冊正文葉首行頂格寫“經學通論”,第二行退格將近行底寫“善化皮錫瑞”,第三行退一格寫“春秋”,第四行頂格寫“《春秋》有大義,有微言……”,爲《春秋》卷首篇首句,無標題。此後各篇同無標題,根據內容依次爲《春秋》卷第二至七、二十二至二十四、二十七、三十至三十二篇。合計14篇。

    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另藏有《師伏堂經學雜記》稿本3冊【11】,書根標冊數,內葉與《經學通論》稿本相同,各篇文字也自爲起迄。其中第一冊收文24篇,主要是皮錫瑞癸卯(1903)年在湖南師範館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所編講義原稿,另有書札、譜序、呈文;第二、三冊所收各篇內容並不雜亂,實爲《經學通論》初稿,具體情況是:第二冊16篇,均在各篇首行邊框外添加標題,依次爲《三禮》卷第十三至十六、二十五、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三、二十、四十至四十三篇。第三冊14篇,前11篇無標題,根據內容依次爲《詩經》卷第十七至二十五、三十七、三十八篇,後3篇有標題,依次爲《詩經》卷第二十八、三十、十三篇。

    以上七冊稿本中的《經學通論》,各篇標題存在顯著不同,有三類:第一類,《經學通論》稿本第二、三、五冊各篇,《師伏堂經學雜記》第三冊前11篇,均無標題;第二類,《經學通論》稿本第四冊、《師伏堂經學雜記》第二冊各篇,標題均爲添補;第三類,《經學通論》稿本第一冊各篇、《師伏堂經學雜記》第三冊後3篇,均原有標題。皮錫瑞自丙午年五月十九日起補擬篇題,可見現存這些文稿分屬不同時段:第一類屬較早成稿(《經學通論》稿本第三冊第三至六篇均論《關雎》,《皮錫瑞日記》丙午年三月初四日記“錄《詩》四條,解《關雎》自謂有把握矣”,二者相合,此4篇確屬第一批文稿),第二類爲稍後的修改稿(不過各篇正文的成稿時間仍同第一類),第三類最晚成稿(其中《經學通論》稿本第一冊《春秋》卷第四十九篇“論《春秋權衡》駁《左氏》及杜解多精確”云云,皮錫瑞在丙午年八月廿七日明載“劉原父《春秋權衡》論《左氏》甚佳,錄之”,此篇正屬後期補作)。後兩類文稿上,時有“夾行”“夾行小字”“另起”“從此起”“從此止”等提示抄胥的眉批,第三類16篇文稿中仍有9篇(《詩經》卷4篇、《春秋》卷5篇)出現較多的文句增刪,可見均爲擬付謄抄之稿。因此,這批稿本應定作《經學通論》初稿本。此外,《經學通論》稿本第一冊所收有《易》《書》《春秋》《詩》四經,篇次也雜亂無章,與皮錫瑞分經撰稿、付抄、發刻的記載完全不符。至於《師伏堂經學雜記》,不僅誤將《經學通論》30篇專題文稿歸入“雜記”,第三冊還將分屬不同時段的《詩經通論》文稿混在一起。據此可知,這七冊稿本並非皮錫瑞書稿原貌,應是皮錫瑞辭世後,家人整理其遺稿,未細檢內容,匆促裝訂而成。

    《經學通論》七冊初稿本的基本情況,可見下表:

    顯而易見,《經學通論》初稿本的篇數及其次序,與刻本相差較大,說明皮錫瑞後續不僅對內容作過較多增補,對篇次也作過較大調整,而現存各卷初稿篇數與皮錫瑞日記所載也有差異,說明原稿有些篇目在裝訂前已散佚。如日記所載《易經》卷文稿與現存初稿相差20多篇,現存4篇成稿時段屬第三類,則較早時段的文稿應已散佚。再如《師伏堂經學雜記》第二冊所收第二十七篇論古代明堂、太學,力譽阮元學識精卓,但仍有瑕疵,“特以爲太學在城內,與《王制》不合耳”,稿本“不合”下有小字注“辨見後”,可知皮錫瑞當時另撰有一篇,專門辨析古代學制(即刻本《三禮》卷第二十八篇“論古制不明由於說者多誤,小學、大學皆不知在何處”),但現存初稿中並無此篇,無疑已在裝訂前佚失。

    (二)從初稿本看《經學通論》的修改

    現存100多篇初稿,每篇都有文字或語句增刪、變換、移動的痕跡,爲後人探究《經學通論》從初稿到定稿的變化提供了豐富細節。初稿本中的變動,大多屬即時性修改,諸如糾正失誤、潤飾文句、添加例證,少數屬後續性修改,往往對文稿作較大變動,關涉內容調整、材料增補或語意變化等。如《詩經》卷第二十篇“葢笙詩本有聲無辭,如金奏、下管,皆樂歌而非詩”【12】,“聲”字原作“義”,文意有誤,因此隨即旁改糾正。又如《春秋》卷第三十一篇刻本有一句:“然《左氏》記載誠善,而於《春秋》之微言大義實少發明,則陸淳《春秋纂例》嘗言之矣。”【13】句中“陸淳”初稿本原作“趙匡”,皮錫瑞從旁作了改正,爲即時性修改,而“實少發明”四字,初稿本原作“全不相關”,應是後來定稿時所改。現存初稿中,《詩經》卷變動最大,尤其《經學通論》稿本第三冊第六、九、十三篇均論述如何解說《關雎》之義,與第三、四、五、七、十篇多有交叉、重複,經與刻本對照,發現第九、十三篇全部删弃,第五篇自“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分出(眉批“子曰以下另起一篇”),与第六篇後半部分組合为一篇(即刻本第六篇),其前半部分也被刪削。皮錫瑞曾在丙午年九月初三日記載:“得葵園書,付《詩論》來,云說《關雎》太多,又有意測,似宋人。其言甚是,當刪去之。”這些文稿的刪省、合併,顯然是接受王先謙批評後所爲。皮錫瑞在日記中另載修改《經學通論》某些篇目,也能在初稿本中得到印證。如四月十二日載“《列女傳》‘太姒’一條可補入《詩》,記之”,刻本《詩經》卷第五篇最末有夾行小注:“《列女·太姒傳》引《詩》曰‘大邦有子’,又曰‘太姒嗣徽音’,不引《關雎》,是《魯詩》不以《關雎》詩屬太姒之證。”【14】初稿本無此夾注,可見皮錫瑞根據日記提示,後來增添此注。又六月十五日記:“閱《雕菰樓集》,有可采者。林昌彝襲其說而沒其名,可鄙。”《師伏堂經學雜記》第二冊所收《三禮通論》第四十三篇初稿,引述“林昌彝曰:《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長段文字,並作案語“林氏於三《禮》軒輊太過……”,“林昌彝”三字旁改作“焦循《禮記鄭注補疏序》”,案語“林”字旁改作“焦”,根據日記所載,可知皮錫瑞發現林昌彝抄襲後,即對文稿作了糾正。

    經對照,《書》《詩》《春秋》《三禮》各卷多篇文稿中,均有過內容上的重大調整,往往初稿中有大段文字被刪除,但主要內容尤其核心文字出現在下篇或後面某篇。以下試舉三例:

    例一,《書經》卷第九篇論馬、鄭古文《尚書》說解多不可據,在“今馬、鄭注解猶存其略”下,初稿有一大段:“今考其說,多不可據。如以羲、和四子爲《周禮》六卿,不爲司天之官,而治天文與治民事之官制亂。二十二人,馬不數皋陶而數四岳,鄭不數四岳而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而九官十二牧之官制亂。‘若時登庸’,馬云‘欲用以代羲、和’,遂啟孔疏求賢而薦太子之疑。‘揖五瑞’,馬曰‘公、侯、伯、子、男所執’,《白虎通》圭、璧、琮、璜、璋之義遂失。‘同律’,鄭以爲陰呂陽律,誤用《周禮·典同》之文。‘四罪’,鄭以爲‘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未免王肅進退失據之譏。‘弼成五服’,馬、鄭皆曰爲方萬里,亦致王肅《書傳》無稱之誚。‘于今五邦’,馬、鄭不以爲遷殷後作,以爲商、亳、囂、相、耿而不數殷,與‘于今五邦’之數不符。‘沈潛剛克’,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其說慘刻,非王者之道。‘罪人斯得’,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王肅以爲橫造,江聲謂荒誕不可從。‘其在祖甲’,馬、鄭皆曰武丁子帝甲也,與今文以爲太宗不同,與《國語》以帝甲爲亂君亦不合。鄭注《成王征》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不知踐奄在致政後,致《多士》《多方》編次皆亂。《君奭》,馬、鄭以爲周公既攝政致太平,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似以小人之心度召公,不知是公居攝時作。此皆馬、鄭《尚書》傳、注之不可據者也。”此段不見於刻本,但其中關於“羲和四子”“揖五瑞”“同律”“弼成五服”者見於第十二篇初稿,關於“羲和四子”“若時登庸”“四罪”“于今五邦”“罪人斯得”“其在祖甲”及《成王征》《君奭》的內容,基本上移入第十三篇初稿並成爲主體內容。此爲初稿本各篇之間發生的內容調整。

    例二,《春秋》卷第二十七篇初稿篇末說:“《左氏傳》創通於劉歆,昌明於杜預,二人皆不忠不孝,正孔子《春秋》所誅者。故自歆有章句,預有集解,不但《春秋》經爲所亂,即《左氏傳》亦爲所亂。歆,楚元王之後,其父向極言劉氏、王氏不並立,歆背父而助莽篡漢,劉逢祿以凡例爲歆增竄,故凡例有可疑者。預,杜恕之子,其父不附司馬氏而幽禁以死,預背父而助司馬篡魏,爲司馬懿之壻。焦循作《左傳補疏序》,謂杜預爲司馬氏飾,並爲己飾。《釋例》於弒君‘稱君,君無道也’一條,亟揚其波,於鄭伯‘射王中肩’之類,曲解其罪,非止諒闇短喪倡爲邪說也。”此段文字在刻本中消失,卻出現在第二十八篇後半部分【15】。究其緣由,第二十七篇專論杜預解《左氏》“別異先儒,盡棄二《傳》”【16】,而第二十八篇一並批駁劉歆、杜預,此段文字與下篇主旨更合,因此整體移入,並略作改寫。此爲初稿本與刻本之間內容有所調整。

    例三,《三禮》卷第四十二篇“論《王制》爲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自“鄭注皆以殷制解之,正與《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相合”以下,初稿本寫道:“特鄭君未明言《王制》爲素王之制,故見其與《周禮》不合,故無以釋後儒之疑。自漢以後,古文盛行,今文師說中絕,說《春秋》者專據《左氏》以駁《公》《穀》,說《禮》者專據《周禮》以駁《王制》,一聞素王改制之義,皆瞋目扼臂以爭之,於是六經之義不明,孔子刪定六經爲後王立法之旨沈霾終古。國朝昌明漢學,漸推漸著,近人乃知《王制》一書即素王所改之制,發前人所未發。於是《禮》與《春秋》二經,始有可通之機;《王制》與《周禮》二書,亦無淆雜之患。治經者得此要訣,可以事半功倍,如昭青天而覩白日矣。竊謂治經讀注疏者,當從《禮記》始;讀《禮記注疏》者,當從《王制》始。《王制》體大物博,乃孔子所定素王之制,以治後世之天下者。其法簡便,比《周禮》之繁重者爲易行。學者誠能通曉其義,仿用其法,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足以甄殷陶周矣。”此段對《王制》性質的認定及與《周禮》優劣的比較,在刻本中得到強化,不僅篇幅遽增,語意也大變,對《王制》推崇更高,並借此暢發《公羊》“素王改制”之義,與皮錫瑞隨後有意改定《王制注疏》而撰作《王制箋》,在學術思想上一脈相承【17】。此爲初稿本與刻本之間內容不斷深化。

    綜觀皮錫瑞對《經學通論》的眾多修改,從內容到形式,還有以下幾點引人矚目:

    斟酌篇題:皮錫瑞在日記中特別提及補擬篇題“甚不易”,現存多篇初稿即有標題改易之跡,雖僅一二字的增刪、變換,卻足以見出篇題頗費斟酌。如《書經》卷第十二篇標題“論古文《尚書》說誤以《周官》解唐、虞之制”,“誤”字屬添加,批駁之意流露無遺。又如《三禮》卷中,第二十三篇標題“論古人行禮有一定之例,拜禮分別,不厭其繁”,“拜禮”後改作“九拜”,與篇中內容更相切合;第三十二篇標題中“不知《儀禮》十七篇乃孔子所作,不可詆毀”,“作”後改爲“定”,一字之別,文意大異。

    增加例證:皮錫瑞往往隨文增添例證,或後續補加注文。如《書經》卷第八篇論《白虎通》“多載今《尚書》說”,旁添“陳壽祺曰:《白虎通義》用今文《尚書》”,並眉批“夾行”,是援陳壽祺以立說;《詩經》卷第三篇引述兩漢諸家言論,分析《魯詩》解《關雎》爲刺周康王詩,其中《漢書·杜欽傳》一條材料爲旁添,第二十篇論“六笙詩本不列於《詩》,故《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漢書》皆”三字爲旁添,則屬增補證據。又如《三禮》卷第五篇論鄭玄《三禮注》“注極簡妙,並不失之於繁”,皮錫瑞案語原引《檀弓》經、注文字作對比,指出“鄭注止數十字”,卻使當時情事歷歷如繪,稱贊“其文法如此簡妙”,後來又在此例前以小字旁添一段:“《少牢饋食禮》經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徹》經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學記》《樂記》二篇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義》《祭統》三篇經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皆注少於經。”增加這些數字作爲例證,言簡意賅,鄭玄注經精簡之妙更爲突顯。

    明晰條理:如《書經》卷第一篇論及“今古文以《尚書》爲最糾紛難辨者”,分別叙述《史記》引《書》究竟是歐陽今文抑或孔氏古文,漢代古文《尚書》有孔氏壁書、張霸百兩篇、杜林漆書本,以及歷代有關古文《尚書》的真偽之爭,從初稿上可見,皮錫瑞在敘述中依次增添“此難辨者一”“此難辨者二”“此難辨者三”,立即變得條理井然。又如第十七篇論述今文《尚書》“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學者當講求大義”,撮述各篇大義及其內容要點,繼以“觀此,知……”作闡述,諸如“《堯典》見爲君之義……觀此,可以知作史本紀之法矣”“《西伯戡黎》見拒諫速亡、取以垂戒之義。觀此,知天命不足恃,而人事不可不勉矣”,極其扼要、清晰,而據初稿本,29處“觀此,知……”全爲旁添文字,由此可見修改之效。

    凸顯觀點:皮錫瑞每作評議,習慣以“案”字領起。從各冊初稿本中,發現“案”前往往從旁添入“錫瑞”二字(不過偶有遺漏)。也有將“愚案”“愚謂”“竊謂”改作“錫瑞案”,或將引出評議文字的“然”“而”“不知”等改作“錫瑞案”,或徑直補入“錫瑞案”。這些細微增改,反映皮錫瑞後續修改時有意突出其一家之見。少數文稿本有“錫瑞案”,並無添改痕跡,可知此類文稿撰作時間稍晚。還有多篇初稿並無“錫瑞案”,刻本中卻有此三字,應爲皮錫瑞定稿時所增。由此細節,更見《經學通論》屢經修改,決非一蹴而就。

    校核引文:今人點校古籍時覆檢引文,每見文字、語意出入較大,認爲前賢引書多憑記憶。但從《經學通論》初稿本中,發現引文時有校正,推知皮錫瑞必定核過原書。如《易經》卷第1篇引董仲舒對策“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甚”字原脱,旁添;《書經》卷第十六篇引龔自珍《說中古文》“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余”原作“予”,旁改;《詩經》卷第四篇引《史記·外戚世家》“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紂”上原衍“而”,後刪;《三禮》卷第四十一篇引《史記正義》“《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次撰”原作“所作”,旁改。此類改動極多,其實於文意無關緊要,卻顯示皮錫瑞對所引原文的尊重。特別是《春秋》卷第二十三篇引《六經奧論》列舉八證力辨左氏非丘明,其中第七證提到“《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據《左傳》所載聲子史實,“齊”字應作“楚”,初稿已纠其誤,卻從旁回改作“齊”,並添夾注“當作‘楚’,此誤”,如此忠實原文,可謂嚴謹之至。

    (三)初稿本的校勘價值

    《經學通論》在丁未年十二月印成行世,皮錫瑞先在廿七日閑中翻閱,自覺“譌字尚少”,但第二天重閱一遍,發現“尚有誤字”。事實上,全書文字訛、脫、衍、倒者較多。商務印書館1920年依據思賢書局刻本加以排印,略有校正,中華書局1954年采用商務館原紙型重印,又校改了少數訛誤。此後,潘斌、周春健和筆者的整理本也相繼作過校訂,校勘質量得以不斷提高。但因《經學通論》除思賢書局刻本外,並無他本可供參校,以往校勘主要通過覆檢引文、細審上下文及根據相應常識進行判斷,多屬他校、理校,必有局限。因此,現存100多篇《經學通論》初稿,無疑可爲校勘提供寶貴參校。筆者2017年底至2018年初有機會查閱全部初稿本,得以對《經學通論》重作校勘,糾正刻本訛誤30多處(詳見中華書局2018年繁體版)。通過檢對初稿本,既能對原來覆檢引文、審讀上下文時發現的訛誤加以確認,還能分辨這些訛謬是作者之失抑或手民之誤,使原先的他校、理校變成對校,更爲堅確可信。如《詩經》卷第十篇“論三家亡而毛《傳》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駮辨明快,可爲定論”,篇末案語說“三家亡,毛《傳》孤行,多信毛而疑三家”【18】,“多信毛”句無主語,可據標題補“人”字,其實此案語原爲第十二篇初稿之首句,本有“人”字,則校補更有依據【19】。再如《三禮》卷第三十五篇引《鄭志》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皇考廟”【20】,顯然脫漏一廟,可據《禮記正義》校補【21】,而初稿本“曰考廟”下有“曰王考廟”,可見脫誤之咎不在作者。又第四十二篇論及《王制》建國、立學、稅民等制度,“鄭注皆以殷制改之,正與《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相合”,【22】“改”字於文不通,初稿本作“解”則文從字順,可據以校正【23】,刻工或因“解”“改”二字湖南方言讀音相近而致誤。

    筆者最近對初稿本細加檢核,發現刻本訛誤仍有數處漏校者,補述如下:

    《書經》卷:第五篇引《後漢書·杜林傳》“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 【24】,“難”字《後漢書》本作“艱”,初稿本也作“艱”,應校改。第七篇針對《漢書》所謂“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引述段玉裁之說,再作案語:“史遷從安國問故,《史記》所未載,不知班氏何據。若《史記》所引《尚書》,多同今文,不同古文。班氏所云,惟‘方六千里’同於賈、馬古文,‘思曰睿’與‘曰涕’同於馬、鄭古文。……皆不足爲《史記》用古文說之證。”【25】其中“方六千里”“思曰睿”云云,乃段玉裁爲班固所作辯護之詞,刻本作“班氏所云”,顯然有誤,初稿本實作“段氏”,當據以校正。第二十篇批評毛奇齡作《舜典補亡》:“采《史記》本紀之文列於其前,又取魏高堂隆《改朔議》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冠於篇首,以代二十八字。朱彝尊《經義考》所說略同。不知高堂所引乃《中候·考河命》文,見《太平御覽·皇天部》引。”【26】初稿原無“朱彝尊”句,爲旁添小字,同時眉批“夾行”,則此句本爲皮錫瑞添加的夾注,刻工卻誤作正文,當校正。

    《詩經》卷:第三十三篇列舉刺詩,其中“《匏葉》刺幽王”句【27】,據《毛詩序》,《小雅·瓠葉》为“大夫刺幽王”,刻本“匏”當正作“瓠”,初稿本已將“匏”字旁改作“瓠”。

    《三禮》卷:第十三篇論《儀禮》不皆士禮,“若祭禮,則《少牢饋食》《有司徹》爲大夫禮;《鄕飲》《射》,士、大夫所通行;《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爲諸侯禮;《覲禮》,爲諸侯見天子禮,並非專爲士設”【28】,句中“《射》”上初稿本有“鄉”字,刻本脫失,今應據補。同篇又引《士冠禮·記》“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然後解釋:“據此,則天子之子冠,亦用士禮,其後乃別有諸侯之冠禮。”【29】從天子之子冠用士禮,到其後諸侯別有冠禮,文意明顯相隔,中間跳躍過大。今查初稿本“亦用士禮”後,另行寫“五十命爲大夫,未有大夫而未冠者。天子、諸侯未冠而立,蓋亦用士禮冠”,直到行底,再另行寫“其後乃別有諸侯之冠禮”,文意豁然貫通。因此,初稿本此一整行文字,疑爲抄刻者脫失,今應校注說明。第二十一篇“論宋儒掊擊鄭學實本王肅,而襲爲己說,以別異於注疏”,篇末說:“宋人寡學,不盡知二家之說所自出,取王說之淺近,疑鄭義之博深;又以其時好立新說,鄭《注》立學已久,人多知之,王說時所不行,乃襲取之以爲己說。陳氏《禮書》大率如是,皆上誣前賢,下誤後學。”【30】初稿本於“陳氏《禮書》大率如是”一行有眉批“夾行小字”,即改成夾注,作爲“宋人寡學”的例證,又刪“皆”字,刻本均未從,今當校改。

    《春秋》卷:第三十二篇論《公羊》《左氏》之爭,言及鄭玄“雖先習《公羊》,而意重古學,常軒《左氏》而輊《公羊》,重其學者意有偏重,遂至《左氏》孤行”【31】,其中“重其學者”,初稿本作“承其學者”,較刻本爲優,當作校注說明。第四十八篇論經、史分別,引劉敞之說:“經出於史,而史非經也。史可以爲經,而經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産於石必也,而石不可謂之玉;披沙取金,金之取於沙必也,而沙不可謂之金。魯國之史,賢人之記,沙之與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筆,金之與玉也。金石必待揀擇追琢而後見,《春秋》亦待筆削改易而後成也。謂《春秋》之文皆舊史所記,無用仲尼者,是謂金石不待揀擇追琢而得,非其類矣。”【32】覆檢通志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春秋權衡》原文,兩處“金石”均作“金玉”,初稿本兩處同作“金玉”,可知屬抄刻之誤,應加校正。

    結語

    皮錫瑞身處晚清變亂之世,親歷經學教育由盛到衰的劇變,痛感“近世異說滋多,非聖無法,至欲以祖龍之一炬,施之聖經”,因此趁在湖南高等學堂講授經學之機,用心編寫《經學通論》,期使新學後生“能窺治經之門徑”【33】。在新舊教育過渡之際迅速撰成的《經學通論》,縱論五經流變,推闡經學要義,無不深入淺出,“不難使天下生徒皆通經術”【34】,不僅成爲新式經學教育的開創之作,而且成爲經學通識教育的經典之作,看似出乎意料。然而,通過翻閱皮錫瑞的日記,再研讀《經學通論》初稿本,深入了解《經學通論》從創始、撰寫、修改到謄抄、發刻、印行的完整過程,切身感受皮錫瑞的勤苦不懈、精益求精與謹嚴篤實,就會對這部看似快速編纂、實則精雕細琢的經學教科書充滿崇敬,不致信口雌黃,詆斥皮錫瑞“逞矯誣臆斷之能”【35】,卻自蹈淺薄不經之弊。

    *本文發表於《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五輯下。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皮錫瑞《經學通論》注釋與研究”(15ZDB010)的中期成果。

    【1】皮名振《皮鹿門年譜》,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100頁。

    【2】皮名振《皮鹿門年譜》,第101—102頁。

    【3】[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自序》,光緒丁未思賢書局刻本,第2頁。

    【4】皮錫瑞從光緒壬辰年(1892)正月初一留存日記,直到辭世之日,16年間從未間斷,記事翔實,史料豐富。日記原稿藏湖北省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根據縮微膠卷影印出版《師伏堂日記》6冊,2021年又出版《湖北省圖書館藏稿本日記四種》,其中第三十七至四十三冊爲皮錫瑞日記。中華書局2015年出版筆者所編《皮錫瑞全集》,其中第九至十一冊爲《日記》整理本,2020年又出版修訂本《皮錫瑞日記》4冊。

    【5】下文凡引皮錫瑞日記,隨文標出日期,不另注頁碼,以免繁瑣。

    【6】陳慶年丙午年正月十五日《復皮鹿門》談及“《諸經提綱》能以次編就,誠為曠代快事”,引見《橫山鄉人尺牘》八,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原無頁碼。陳慶年(1862—1929)字善餘,號石城鄉人、橫山鄉人,隸籍江蘇丹徒,肄業南菁書院,獲學政王先謙賞識,選爲優貢生。陳慶年後來又受知於湖廣總督張之洞,長年聘任武昌兩湖書院教習,編撰《兵法史略學》等講義,1898年撰《衛經答問》《衛教答問》,力駁“康學”。1905年,陳慶年經湖南巡撫端方邀聘,擔任省學務處提調,並一度代理湖南高等學堂監督,在長沙定王臺主持創建中國近代第一家公共圖書館。陳慶年在湘期間,與執教湖南高等學堂的皮錫瑞頗多交誼,皮錫瑞即受其囑托,撰成膾炙人口的《經學歷史》。

    【7】陳慶年丁未年九月初四日《與皮鹿門書》中,談及《經學通論》,仍強調“標題固不可少,若仿西河諸書,並加圈點,尤便後學”,引見《橫山鄉人尺牘》十,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原無頁碼。

    【8】按,《易經通論》篇幅最少,一直未分卷,《春秋通論》篇數最多,皮錫瑞卻未在日記中留下分卷的記載,他似乎是因《易》《春秋》兩經而將《書》《詩》《三禮》取消分卷,以使“諸經一律”。

    【9】《經學通論》稿本的著錄,見常書智、李龍如主編《湖南省古籍善本書目》,嶽麓書社1998年,第39頁。《經學通論》稿本已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參見湖南師範大學編《湖南師範大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8—19頁。

    【10】根據皮錫瑞日記所載,松雲閣爲長沙城內一家商號,主營紙筆文具等。

    【11】《師伏堂經學雜記》的著錄,見常書智、李龍如主編《湖南省古籍善本書目》,第39頁。《師伏堂經學雜記》同樣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參見《湖南師範大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16—17頁。

    【12】[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詩》,第38頁。

    【13】[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第52頁。

    【14】[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詩》,第8頁。

    【15】[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第47頁。

    【16】[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第44頁。

    【17】[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第72—73頁。按,皮錫瑞在丁未年二月初十日記載:“閱《王制注疏》,欲改定一過,以《王制》爲孔子素王之制,可解周與夏、殷之紛,不知書能成否。”翌日又記“奮志作《王制箋》,錄一紙”,最後在八月間成書。

    【18】[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詩》,第19頁。

    【19】[清]皮錫瑞著,吳仰湘點校《經學通論》,中華書局2018年,第171頁。

    【20】[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第58頁。

    【21】[清]皮錫瑞著,吳仰湘點校《經學通論》,第322頁。

    【22】[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第72頁。

    【23】[清]皮錫瑞著,吳仰湘點校《經學通論》,第339頁。

    【24】[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書》,第9頁。

    【25】[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書》,第13頁。

    【26】[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書》,第37頁。

    【27】[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詩》,第61頁。

    【28】[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第21頁。

    【29】[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第21頁。

    【30】[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第35—36頁。

    【31】[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第54頁。

    【32】[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第81頁。

    【33】[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自序》,第1頁。

    【34】[清]皮錫瑞著,吳仰湘點校《經學通論》,第98頁。

    【35】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自序》,《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3頁。按,對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通論》中某些公羊學主張的批評,民國年間頗不乏人,本屬近代經學今古文之爭的餘波,但近年有人完全否定《經學通論》的主榦思想,實則眛於中國經學之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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