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A two-volume study of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late thirteenth to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decisive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The work is intended to be bo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eriod for students, and a presentation and justification of a particular approach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texts. Quentin Skinner gives an outline account of all the principal texts of the period, discussing in turn the chief political writings of Dante, Marsiglio, Bartolus, Machiavelli, Erasmus and more, Luther and Calvin, Bodin and the Calvinist revolutionaries. But he also examines a very large number of lesser writer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genera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 in which these leading theorists worked. He thus presents the history not as a procession of 'classic texts' but are more readily intelligible. He traces by this means the gradual emergence of the vocabulary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 particular the crucial concept of the State. We are given an insight into the actual processes of the formation of ideologies and into some of the linkages between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Professor Skinner has been awarded the Balzan Prize Life Time Achievement Award for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and Theory. Full details of this award can be found at http://www.balzan.it/News_eng.aspx?ID=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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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卡姆的威廉的许多弟子在15世纪末恢复了他当年对古典论派（via antiqua）的攻击，其中二人成了相当重要的神学家。一位是约翰·梅尔（John Mair, 1467-1550），他于1495年于巴黎开始了他的漫长的、杰出的教学生涯，以一种公认的奥卡姆风格讲授彼得·隆巴德所著《格言集》。另一位是学识渊博的博士加布里埃尔·比尔（Gabriel Biel, 1410-1495）。比尔在他的事业的中期脱离了大学的职业，以便加入公有生活兄弟会，但是在1484年又在新成立的图宾根大学恢复了教学，教授“现代论派”（via moderna）学说，他迅速帮助这所大学成为著名的唯名论学术中心。

比尔的影响甚大，以致在路德的名字为世人所知之前一代人，德国各大学就已经在本着一种虽说是受奥卡姆启示，事后想来其性质却几乎全然是路德教义的精神，讨论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人对上帝的理解问题。······另一个关键性问题是人的价值与得救者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倘若一位统治者真正想要“保持他的国家”，他必须摆脱基督教道德的要求，衷心赞同他的处境所要求的大不相同的道德。因此，要把马基雅维里与其同时代人之间的分歧说成是政治的道德观点与政治和道德分开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是不恰当的。最主要的差别倒是在于两种不同的道德之间——对于最终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所存在的两种对立和不可调和的看法。

真正具有美德的人的力量

断言人能够达到崇高伟大的境地，言外之意是说，他们一定能够克服妨碍达到这个目标的任何障碍。人文主义者心甘情愿地承认，他们对人性的看法使他们势必要对人的自由和力量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乐观的分析。因此他们进而对真正具有美德的人作了令人鼓舞的叙述，认为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社会力量，能够左右他自己的命运并按照他自己的愿望来改造他的社会世界。

他们首先回到一种古典的信念，认为最好把人类的困境看做人的意志与造化的捉弄之间的斗争。罗马人把司命运女神当做主神朱底特之女来顶礼膜拜（帕奇著作1922年版第133页）。他们始终承认她掌握着支配人类事务的巨大权力，并把她描绘成拿着一个全凭奇想而不停地转动的轮子，象征着不停地改变人的命运。然而他们坚持说，她的支配权并非不可动摇，因为她总是能够被一个具备真正美德的人说服，甚至征服。文艺复兴时期道德家所复活的正是“美德”与“命运”的这种古典的并列一并伴之以“勇者成功”的信念。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论及阿尔贝蒂的性格时对这个时期的道德家们所采取的生活观所作的描述是最出色的此类描述之一（布克哈特著作1960年版第87页）。阿尔贝蒂身受与私生子身分俱来的耻辱、贫困的煎熬、流放生活的侮辱以及恶劣的健康状况的威胁，可是他把所有这些恶运的打击只是看做一系列的挑战，下定决心要一一战胜这些挑战。结果，他依靠他的崇高美德终于完全战胜了司命运女神的进攻，从这个妒忌心重的女神的掌握中存得了最高的奖赏：不朽的名望和荣誉。

对人类状况进行这种古典的戏剧化的恢复，再次体现了一种几乎是对古斯丁基督教当时的假设的佩拉吉式的背离。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四部中对罗马多神论的权威性攻击（在论及朱庇特及若干小神之后）实际上集中在美徳和命运这两位李生女神身上（所引著作第2卷第65、71页）。

①佩拉吉（约3604...

阿奎那在《君王的统治》里一开始便明确指出，“一个政权除非是为人民的共同幸福而建立，否则不能被认为是正义和公正的”。雷米焦设法玩弄了一种几乎让人无法察觉的蒙蔽手法，将这种理论变成了要求人们效忠城市的狂热需求，因为他认为“为城市的幸福”而行事的概念与“为社会成员的幸福”而行事的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这成了促使让・博丹撰写《国家六论》的主要动力之ー，而如我们在下文所见，此书无可驳地成了16世纪写出的最有创见和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著作。推翻罗马法的直接权威的另一个甚至更为根本的结果是它暗示，为了指导法学和政治学的瓣论必须建立一套新的理论基础。在此之前，关于《查士丁尼法典》是“成文的理性”的思想，加之经院哲学所具有的崇高威望，曾经意味着公正的理性概念和自然法几乎普追地被用来作为对法律、义务和公道进行分析的检验标准。然而，由于对作为“成文的理性”的罗马法的攻击，关于政治论据的基础的这种一致意见便开始解体。此后尤其在法学家中间出现的一种主张是：由于欧洲北部所知道的本土的法律形式仅仅是各该国家的习横法，因而可以得出结论：这些习惯法应该作为评价法律义务和权利的正确分配的唯一可供选择的基础来加以系统化和应用。假定具有这种信念，下一步显然就是对这些习惯法的具体性质进行一系列详尽的历史调查，以便确保这些法律的起源和条文得到充分的理解。这就必须意味着，关于法律和改治原则的讨论往往愈来愈多地转化成为关于历史先例的讨论。于是在相应的程度上历史就成了意识形态：对政治论瓣的引导开始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以此为基础，陈述形形色色“古代体制”"対立主题的指示作用。如我们在下文所见，政攻治论瓣的基础的这种改变一求助于自然法的做法得到求助于历史的做法的补充，甚至为后者所取代一在16世纪后期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形成中发挥了至关紧要的作用。正如博丹对政治学的概念那样，倘若我们希望理解现代早期政治思想的这一最有影响的组成部分，我们就需要从法学人文主义者所起的作用着手。

于是，人文主义者逐渐开始对古代世界采取一种新的态度。在此之前，人们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中——这种研究在整个中古时期时衰时盛——从未认识到当代文化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断层。社会上始终存在着一种意识，认为古代和当代基本上属于一种文明。这种意识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意大利那样强烈，在那里，查士丁尼法典仍在有效的实施，拉丁语言扔通用于正式场合和学术领域，大多数城市仍位于古罗马疆域的旧址上，正如帕诺夫斯基所强调的那样，这种延续下来的亲切感产生了如下的结果：在整个中世纪所有与古典传统沟通的领域，我们从未见到谁努力从古典文化本身出发对它进行研究，相反，我们遇到的总是帕诺夫斯基称之为“分离原则”的做法——把古典形式的使用同它们本身所包含的时代意义分离开来。

……然而接近14世纪末时，我们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如同帕诺夫斯基所总结的，“古典的过去第一次被看作是与当今割裂开来的整体”，人们对历史的进程有了新的认识，结果，古罗马的文明开始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化形态而出现，应该——实际上是必须——尽可能的根据它本身的特点来重新对它加以描述和认识。

这种变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可在人们对古罗马帝国的遗物所采取的新态度中看到。在整个中古时代，一直存在着大理石贸易，这些大理石拆自古代的建筑物，有些被运至遥远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和亚琛大教堂，然而到15世纪初，由于弗拉维奥·比翁达这一类作家在其《重建的罗马》等著作中的呼吁，这种故意破坏文化的举动，逐渐被看成几乎是亵渎神灵的行为，人们第一次开始从事考古调查和古城的保护工作。

书籍介绍

A two-volume study of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late thirteenth to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decisive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The work is intended to be bo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eriod for students, and a presentation and justification of a particular approach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texts. Quentin Skinner gives an outline account of all the principal texts of the period, discussing in turn the chief political writings of Dante, Marsiglio, Bartolus, Machiavelli, Erasmus and more, Luther and Calvin, Bodin and the Calvinist revolutionaries. But he also examines a very large number of lesser writer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genera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 in which these leading theorists worked. He thus presents the history not as a procession of 'classic texts' but are more readily intelligible. He traces by this means the gradual emergence of the vocabulary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 particular the crucial concept of the State. We are given an insight into the actual processes of the formation of ideologies and into some of the linkages between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Professor Skinner has been awarded the Balzan Prize Life Time Achievement Award for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and Theory. Full details of this award can be found at http://www.balzan.it/News_eng.aspx?ID=2474

• 作者：陆钓雪de飘飘 发布时间：2021-06-04 18:16:56

  There were two main strands of Republican ideology available to these latter-day protagonists of popular government: one was the fourteenth-century tradition of Italian scholasticism; the other was the early fifteenth-century tradition of 'civic' humanism.

• 作者：榆杉子 发布时间：2023-11-29 00:06:41

  最开始有些难进入，但悟到脉络后便柳暗花明，导言的方法论是钥匙，值得多次重温。人文主义自欧洲最南端的意大利城邦对《罗马法》的阐释兴起，逐渐扩散并吞噬自身，到最北端人文主义之子托马斯·莫尔以激进平等理念反对人文主义结束。尽管还是目的论了一些，但本书要言不烦，叙事、分析、文笔都是大师级的，真不愧为思想史经典。剑桥学派的语境式方法论不好操作，稍不留神就会滑入堆砌赘述而失却主脉络，只有达到斯金纳的水平才有这种sense of proporation.

• 作者：Hypnos 发布时间：2020-03-29 15:58:32

  教材般的清晰，斯金纳在论述中相对降低了基督教语境对政治思想的影响，具体内容可能都有待商榷

• 作者：粟冰箱 发布时间：2023-02-21 15:54:46

  啊啊啊我好爱这本书！每一页、每个小分格的配色都是我的菜，真是太美啦，看的时候不停在赞叹，绚丽得让我感到惆怅，是遇见真正美丽的事物产生的那种无缘由的惆怅。抚摸纸页，情绪在色彩的漩流里暗涌，几乎像时光的水痕染着指尖爬上来。而且画面之外，它的文字怎么也这么好！“我希望人们能原谅我的错误，但没人可以。人应该满足于自我原谅。”“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只有烟火在上升，人们等待它爆炸，像宽慰的承诺。”如某个瞬间洞穿你孤独真相的喁喁私语。越是绚烂越是孤独。

• 作者：幻無蝶音 发布时间：2013-04-08 02:46:24

  来来回回，回回来来，当历史课本看吧还是

• 作者：丁萌 发布时间：2011-06-14 17:21:22

  补习文化课

• 读《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兼论施特劳斯学派的谬误

  作者：非常道 发布时间：2013-06-08 12:42:41

  与施特劳斯学派在国内学界的风光无限相比，剑桥学派多少显得有点冷清。其中的道理不难明白，施特劳斯学派在提倡“经典细读、慢读”的原则下，实则有一种“天下之道、舍我其谁”的傲慢，可以让青年学人产生一种学术自负感。如今投身于施派门下的青年学人，其门户之见日深，比之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各大门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施派对于古典文本，有一种近乎迷信般的崇拜，甚至一些真伪可疑的版本，施派也一概不论，不去考订文本，反而径自拿来阅读。君不见，如今不少施派分子，练着篡改的《九阴真经》，俨然成为走火入魔的“欧阳锋”。与之相反，剑桥学派宛如少林功夫，乍一看无甚花哨，然内力雄厚，一招一式皆有板有眼、扎扎实实，看似浅显，实则博大精深。然武林之中，投身少林一脉毕竟少之又少，“一典在手，神功即成”的神话吸引了太多太多的“东方不败”，大家阉割了对现实的触感，一头扎向施派的《葵花宝典》。剑桥学派掌门人昆廷•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在中国遭际的冷遇，正好反映了当下这种浮躁的学术状况。

  一、版本问题

  对于不通英语的读者而言（通英语是指可以读英文学术著作，而不是指过英语六级、八级、托福、GRE的考试机器，甚至也不应包括不懂政治哲学的英文教授），中译本的版本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时下市面上流通的奚瑞森、亚方的译本，其翻译让人摸不着头脑，反而不如段胜武等人译的1989年的版本（后来这个版本就没有再印刷过，据传，段胜武后来放学从商去了）。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学术风气与上世纪80年代真不可同日而语。

  二、该书与施派观点的区别

  剑桥学派的掌门人昆廷•斯金纳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前言中指出：“研究一部政治哲学代表作的来龙去脉，不仅能更多地了解到该书写作的原委，我认为这还能使我们掌握一种方法，借此能够更深刻地洞察其作者的本意；而按‘经典派’特别推崇的方法，单纯翻来覆去地读原著，我们是没有希望做到这一点的。”这段话可以视为剑桥学派的纲领，其中所讲的“经典派”，就包括施特劳斯学派。施特劳斯学派强调阅读经典、细读文本，并无过错，也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的。但他们的“细读”，只是就文本解读文本，由此产生的大量二手文献，不但没有让我们更加接近“原文”，反而有“越俎代庖”、取代“原文”之嫌，比如，该派掌门人列奥•施特劳斯的《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索》，就大有对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和《论李维》取而代之的嫌疑。该派对伽达默尔“先见理解”的思想进行批评，自己却妄加了一些“哲人与大众的对立”、“显白与隐微的教诲”等先见，使文本成为了他们“六经注我”的工具。与之相反，剑桥学派则强调在精读文本的同时，不能停留在文本上，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尤其是当时的思想语境，阐发文本的思想。

  施派虽也提出“历史地理解”，“像古人理解自己一样理解他们”，但其意思在于，那些优秀的古人只关注“永恒的话题”，很少与同时代人哪怕是同时代的思想家交流。“古来圣贤皆寂寞”，圣贤与古代圣贤的交流密度，要远远大于身边的圣贤或准圣贤。这种方法论的偏见，使得我们看到施派对文本的解读中臆测的成分很多，一个显明的证据是：施派分子常常在同一文本的解读上有很大的歧义。只就文本解读文本，难免不会添油加醋。而剑桥学派将文本置于历史背景，将理论置于实践中检验，就多了一分说服力和现实感，也让我们知道：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不是从天上来，不是从读古书中来，而是从生活的砥砺中、从与时人的思想交锋和吸纳中产生。所以，在重视古典的思想资源方面，剑桥学派更推崇古罗马的西塞罗（大多结合时代背景进行了转化），而施派则更重视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喜欢贴着古代大师走，信奉“大师即真理”）。

  三、重新发现思想者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共6百多页，分上下卷，上卷讲文艺复兴，下卷讲宗教改革。书中涉及思想家人数众多，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彼特拉克、但丁、马基雅维里、路德、加尔文之外，其笔墨更多地放在了一些我们并不太熟悉甚至未曾耳闻的人物上，如：巴托鲁斯、布鲁尼、波焦、贝扎、莫耐等（还有很多，未能一一列举）。那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巨星”们，其思想不仅仅是由于自己的天才，或者来源于对古代思想资源的挖掘，而更多的是来自同时代人共同思考的成果。比如在宗教改革期间，起历史推动作用的，不仅仅是路德、加尔文这样的明星改革家，有很大一部分是一些小册子作者，这些作者或者匿名，或者名不见经传，但他们的思想却颇为前卫、激进，对当时的宪政主义思想萌芽起到了很大的催动作用，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博丹、霍布斯、洛克等近代思想家。后来所讲的“社会契约论”，在这个时期，也已有其思想先声。

  所以，所谓历史书上的那些思想家、天才，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的幸运，让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如此光芒夺目。实际上，当我们潜身历史深处，会发现，在他们同时代，有很多与他们思想不相上下的人物。重新挖掘这些历史上的思想失踪者，并以此关照当代现实，或有不少启发意义。

• 经典与思想：剑桥的一个下午

  作者：malingcat 发布时间：2008-02-16 22:18:37

  剑桥大学出版社书店安然地站在街角，在满目古色斑斓的建筑群中，它的朴素的白色外墙有种卓尔不群的美感。毕竟是金字招牌，与四散在剑桥的其他书店不同，这里的书以“贵”而闻名，水准高，价格高，知名度高，很有老英格兰的世家气度。进得门来，左手的展柜一色的“剑桥英语”——没奈何，日不落帝国照样夕阳西下，需要当卖祖宗遗产，而还有什么比英语更英国的？转向右手，还好，新书陈列架上依然是“剑桥学派”的三分天下。

  书店显然十分重视“剑桥学派”，在最有阳光的一面，特别辟了两面墙的书架。一个书架放置“经典”，蓝汪汪一片的书脊，一望而知是那著名的“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另一个书架则安排“思想”，装帧上五色杂陈但以“古典”最为常见，内容上汪洋恣肆却以“阐释”为其指归。“经典”和“思想”在阳光下默然相对，中间的地毯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学子，手倦抛书午梦长的意思，不知道他是否理解这其中的玄妙。

   

  所谓“剑桥学派”，简单来说，包括了一套书、一群人、一种研究方法。“一套书”就是指上面提到的那套丛书——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剑桥学派由此而得名。它有三个特点，一是扩大经典范围，不仅包括那些耳熟能详的名著，也包括不那么出名、但在历史上确有影响的作品；二是尽量以不删节的完整形式出版，不避讳矛盾和含混之处，突出原汁原味；三是每本书都有导言、年表、生平、注解、导读等内容，便于读者理解。这套丛书甫一面世，便成为西方政治思想领域的权威教材，影响极为深远。“一群人”，是指以“三剑客”为核心的、分散在英美等大学中的一群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者，他们持有相近的观点，特别是对待“共和”问题理路比较一致。这其中，三剑客是指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约翰·达恩（John Dunn）和约翰·波科克（John Pocock），斯金纳目前是剑桥历史系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剑桥学派的掌门人；达恩是剑桥政治学教授；波科克虽然离开了剑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任教，却与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戈登·伍德（Gordon Wood）等美国思想史学者互相应和，壮大了共和修正派的声威，也扩大了剑桥学派的影响。至于“一种研究方法”，则是指以“历史语境主义”为核心的系列方法论，这也是剑桥学派的立足根本。

  20世纪几乎是一个“真理与方法的世纪”，“历史语境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崛起的，简单来说，它反对一直流行着的两种研究模式、即“内部法”和“外部法”。“内部法”是用剖析思想体系本身的方式来把握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认为理解思想的途径在于研究思想本身。按照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哲学教授、观念史的主要创始人阿瑟·洛维乔易（Arthur O. Lovejoy）的见解，西方思想传统中有一些基本的、经久不变的“观念的单元”，它们是伟大的链条（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影响或决定着人类思想的发展。而要理解这些链条，则需对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进行细致读解，在观念史中，不同思想家的共同观念成为历史延续性的明证，而不同思想家的不同观念则被理解为历史序列中的扬弃或发展。“外部法”则是从外在于思想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条件变化中寻找思想的含义，强调决定经典的文本意义的乃是宗教、政治、经济等因素，尤其注重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审视文本的意识形态。在剑桥学派看来，这两种方法都有缺陷，如果说内部法宛如“心电图”，外部法则仿佛“简历”；如果说“内部法”像放大镜，“外部法”则像望远镜。二者皆无法以恰当的方式准确认识特定的著作。

  率先打破这一方法论坚冰的，是约翰·达恩，他于1968年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提出在历史语境中解释经典的观点，并在次年发表的《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对“政府论”的一种历史解释》中实践了这一方法。随后，波科克于1975年发表《马基雅维利时刻：佛罗伦萨的政治思想和大西洋的共和传统》（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1977年整理出版《哈林顿著作集》，附有长篇序言，重申了历史语境论调，在他看来，研究政治理论并非等同于研究经典文本，还应更宽广地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并且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到1978年，斯金纳的杰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出版了，在前言中，斯金纳声称自己要“示范说明一种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客观来说，斯金纳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乃是因为除了鸿篇巨制以外，他在方法论上建树颇丰，不仅写出了《观念史研究中的意义与认识》等文章，而且编有《语境中的哲学》（1984，与理查德·罗蒂等合作）、《意义和语境》（1988）等文集，特别在具有总结性质的、1997年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里，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所依赖的一些原则。”

  这其中，斯金纳的《观念史研究中的意义与认识》是一篇深具批判性的宏文。他认为，传统的、单纯依靠经典的思想史研究形成了两种“神话”。第一种神话是“学说的神话”，也就是研究者期待着“发现”某一位特定经典作家在某一特定论题上阐明了某种特定学说，这种神话容易造成如下数重危险：首先，容易“以偏概全”，也就是将一位经典理论家的某些零散而非常次要的论述改造成在指定命题上的“学说”；其次，容易“时代错位”，也就是把一位作者并没有想到要表达的意思强加给他；第三，容易“观念先行”，也就是要找出后世学说的前世“预告”、以及关于概念的无休无止的语义学争论；第四，容易“以今疑古”，也就是以当代的理论框架去批评经典作者“考虑不周”。第二种神话是“一致的神话”，也就是无视一种事实——一位特定的经典作家有可能前后矛盾、其思想有可能不成体系，这种对一致性的追求容易造成如下危险：首先，“强行统一”，也就是把不成体系的思想体系化，把不一致的思想一致化，不惜虚构一个更高的信念系统，以解决作者明显的自相矛盾；其次，“寻找托辞”，也就是认为作者处于“被迫害时期”，必须从字里行间去理解他的“微言大义”。更进一步，除了这些“依赖经典”而易犯的错误，斯金纳还指出了思想史研究的另外三种“神话”，其一是“预期”神话，也就是不顾作者本人的意图、强调某种论点的当代意义；一种是“影响”神话，也就是没有事实证据、主观臆断出某种知识谱系；还有一种是“抽象”神话，也就是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将思想概念化、而忽视了其中的异质成分。

   

  斯金纳对上述“神话”的批判，将当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问题暴露无遗，可谓条分缕析、一针见血。这类神话的出现，从研究者心态来衡量，是受“影响的焦虑”驱使、大做“翻案文章”的学术虚荣心在作怪；从潜在哲学来分析，是追求“思想体系”、试图用理性解决一切问题的“现代性”之局限；从研究方法来考较，乃是“史学哲学化”、以及功利主义的历史观所造成的弊病。在某种意义上，思想史领域的这些“神话”，皆是“思想”大于“史” 所形成的问题，也就是思想史的“非历史主义”的问题——按照斯金纳尖刻的说法，“学习历史的唯一途径就是篡改历史”；或者按照伽达默尔的提示：我们很有可能陷入对历史文本的富有想象力的认识而不能自拔。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道路，只能是重新回到历史。

  基于此，斯金纳反对两种常见的思想史研究范式：根据一位特定作者的著作写作的“思想传记”、或者根据一个特定概念形态的时间顺序写作的“观念史”。他指出：“没有什么由不同作者合力推出的特定观念，只有不同的人物抱着不同的意图用不同词语作出的不同陈述”，所以，“没有什么观念史要写，只有一部必定以使用那种观念的不同人物、以他们使用该观念的不同环境和意图为核心的历史”。

  所谓“历史语境主义”，归根结底，是强调历史的偶然性而非必然性，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而非功利性，强调经典的个性而非共性。斯金纳指出：“哲学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永恒的问题，只有对个别问题的个别答案，因为凡有问题就会有诸多不同的答案，而凡有提问者就会有诸多不同的问题。因此，一心想要从经典作家那里直接获悉他们对所谓永恒问题的答案，以此寻求观念史研究的意义，这是完全没有指望的事情。”在他看来，“任何陈述都必定是在特定场合、就解决特定问题而发出的，必定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意图，因而有着特定的情境，超出这个情境去认识就只能是幼稚的。”

  老实说，这篇《观念史研究中的意义与认识》足以让每一个思想史研究者不寒而栗，好在斯金纳不是个空谈家而是个实践者，既然《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让我们哄然叫好，其实也就证明了历史语境主义的成功。在此书中，斯金纳“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在这里，社会因素指作者们所处的具体背景，因为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些主要问题，使得某些论点看起来成为问题，并使得相应的一些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题。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文本的知识环境，“即在此之前的著作和所继承的关于政治社会的假设，以及比较短暂的、同时代的对于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贡献的来龙去脉。”具体而言，斯金纳认为对经典的解释必须遵循两条相关的路线，首先要做的是恢复争论本身的主旨，其次是通过论证作者所采取的论证方式而再现他可能的意图。在历史语境中解读经典，也就是充分理解经典所处的“生态环境”，认识到它与此前、此中社会与知识问题的复杂交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金纳将自己的著作看作“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核心的历史”。

   

  阳光的手指缓缓地，从一本书抚摸到另一本书，像是珍惜，也像是迟疑。买本什么书好呢，“经典”还是“思想”？经典之皮不存，思想之毛焉附？但是，且慢，没有思想之灵魂，何来经典之实体？思想生了经典，经典生了新思想，新思想又生新经典，新经典再生新新思想，循环繁衍以至无穷。恍惚看见巨大的库房，一边是无穷的蛋，一边是无尽的鸡，斯金纳穿着管理员的蓝围裙，拿着厚厚的记录本，嘲弄地看着我：“蛋都曾经是鸡，鸡也都曾经是蛋，你要找的应该是历史上某一特定时刻，看它是鸡还是蛋，最关键是当时的环境氛围，看这记录：驿马动、火迫金星、大利西方。”斯金纳逼近过来，蓝围裙变成了白大褂，“其实重要的是你的心理，你为什么要找此蛋而不是彼蛋、找此鸡而不是彼鸡，还有你想拿它怎么样，炒了、煎了、煮了？吃了还是孵化？你要知道，代为孵化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可是加入这个鸡蛋-蛋鸡世界的最好方式哦。你，要不要来一只试试？”

  　　

  （不算本书书评，只是关于剑桥学派的一个小介绍。2005年豆瓣伊始，我发在了一个很受诟病的中译本下面。此次重发，算作我对思想史岁月的一个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