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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发布时间：2014-03-24 09:17:09

  文中的一段话：“情这东西，只要真付出，就不会白费，倒不是求个回报……求个心换心吧，情之归属，或许不能尽如人意，天底下有情终成眷属的有，有情人未成眷属的也有，有情就好吧！有坦荡的真情，已是十分的可贵了，说句看开的话，您还求什么呢？”

• 作者：X 发布时间：2021-06-03 14:49:22

  口水书 东抄西抄 抄一本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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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占逗鸡 发布时间：2022-08-11 16:45:04

  “这不要命的激情算什么？”安娜乘着一列即将脱轨的火车，引擎持续发烫，车轮火花四溅。车长卡列宁声称操作全程符合安全行车准则，烧炉工符朗斯基怀疑燃料使用是否得当，至于乘客死活，上帝自有评判。“有多少颗心脏就有多少种爱情”，初见时的美好与永别时的狼狈，二者相互重叠，带来无尽痛苦。叛逆的勇气从来不缺，抵抗的韧性逐渐消磨，安娜说：“我们结合以前是互相吸引的，难舍难分，结合之后便无法控制地各自走往不同的方向。”虚伪是社交礼仪，坦诚则是一种罪过，为爱出逃亦或生儿育女，女性都要背负沉重枷锁。“爱情结束之时，正是仇恨的开始”，他们都曾为双方去死，如今却都认为对方有错，“一有机会就竭力证明自己有理”。多少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都有一个令人扼腕的悲惨结局，那些幸存者们，如列文与吉蒂，在柴米油盐中继续寻找生活的意义。

• 作者：Aloysius. 发布时间：2017-07-18 12:31:12

  感兴趣的可以支持原版《我有一只名叫抑郁症的黑狗》而不是这本抄袭出来的货色，大家散了吧

• 作者：文艺复兴之光 发布时间：2013-06-24 11:37:33

  这一系列三部曲很值得一看

• 作者：黎戈 发布时间：2021-07-17 08:09:41

  “在吵架村做孩子很幸福，做爸爸和妈妈的孩子很幸福……我们有两样东西让我们的童年如此幸福:自由和安全感”。

• 转帖 人文社《火焰杯》严重错译选集

  作者：花都满 发布时间：2011-02-11 23:42:19

• 思想与政治之间：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读后

  作者：汝默 发布时间：2020-08-20 05:01:21

  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这是一部深寄了作者个人情怀和时代之思的“感愤”之作。关注思想与政治的关系，是《两汉思想史》最大的特点。徐复观认为：一切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都是生存时代的反映，理解汉代人面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是研究汉代思想史的关节所在。这或与徐复观的人生经历有关：徐复观曾经投身军职、参加抗战，担任过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曾跻身于权力核心，军衔至少将；1949年后激流勇退、弃政从学，改宗熊十力，成为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的政学两栖人生，使他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极为敏感。

  《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初印于1972年，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六篇文章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展开，讨论了古代社会性质、汉初分封诸侯王、汉代宰相制度、古代姓氏制度等问题。这一卷内容纷杂 ，而且前后颇有割裂之感。第一篇文章中，徐复观激烈批判了当时李剑农、郭沫若等人的“奴隶社会说”，认为这是在机械地套用理论而不顾实际证据。但之后徐复观马上又提出了自己的分期理论：周代为“封建社会”，秦代为“典型专制社会”，从汉至清为“专制社会”。所谓的“典型专制社会”是完全按照法家政治蓝图建立的极权政体，汉以后的“专制社会”则逐渐部分融入了来自儒家等不同思想的开明因素。但徐复观对秦汉专制政治性质的论证也是极为粗线条的（甚至也有“以论带史”的嫌疑），不仅与后文有矛盾，而且史料解读方面也多有错误。

  比如《吕氏春秋》，徐复观一方面认为这是吕不韦试图为秦朝确立政治原则而编撰的政治宝典；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吕氏春秋》的思想主要以儒、道、阴阳三家为主干，这又与秦完全是法家主导相矛盾；于是只好辩说《吕氏春秋》是一个秦朝专制政治的“插曲”。 又如，《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中徐复观提到：“据前引卫宏《汉旧仪》，丞相有侍中五人。但到了汉武帝，则改为加官之一，脱离了丞相。”《汉旧仪》原文为“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西曹六人，其五人往来白事东厢为侍中，一人留府曰西曹，领百官奏事。”实际上这里的“侍中”不是指官号，而是指丞相西曹吏五人“入侍于中”的职事。再如，徐复观引《史记·大宛列传》“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馀人”，并说“由上文观之，少府固为九卿，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当时亦有可能视为九卿。”此处徐复观以为《史记·大宛列传》所谓“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是指赵始成、上官桀和李哆，故说由上文可知光禄大夫亦是九卿。但九卿乃指中央官，上党太守断不可能是九卿，这里的“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其实是指李广利麾下除赵始成、上官桀和李哆三位功劳特出者，还有三人官至九卿。

  不过，在了解港台新儒家内部的争议之后，相信读者能对徐复观特别强调秦汉的专制政治属性有了不少“理解之同情”。 此卷中徐复观有一个潜在的学术对话对象，即钱穆的“中国古代政治非专制论”。1950年钱穆发表了《中国传统政治》为中国古代政治公开辩护，认为中国学界此前将中国古代政治定义为“专制政治”是生搬硬套西方的史学理论。中国传统政治并无西方定义上的“君主专制”，因为实际政务是由宰相统领政府各部门来完成，相权是对皇权的有力制约。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一统国家，因此不适合民主制度，但发展起来了一套选贤举能的人才制度，建立了士人平民政府，同样能代表民意。这些说法在徐复观看来，定然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中便认为宰相制度到汉武帝时已经被完全破坏、架空，根本不可能制约皇权。《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又指出专制政治与独立人格是完全不相容的，专制政治对于异己思想一定会大力排斥和打击。如西汉淮南王安狱之起，就是因为淮南王建成了宾客、学术和名誉一体的地方学术中心，从而深受中央武帝的猜忌。士人加入政府最终只会成为皇帝的奴仆。

  当1978年钱穆再次在香港的报纸上重申自己观点时，徐复观最终按奈不住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他发表了名为“良知的迷惘”一文说：

  “我和钱先生有相同之处，都是要把历史中好的一面发掘出来。但钱先生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要什么民主。而我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呜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因而认为在专制下血河泪海，不激发出民主自由来，便不会停止。‘述往事，思来者’，史公作史之心，应当是一切史学家之心。”

  这段话应该可以视为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著述中心思想的一个注脚。任剑涛认为徐复观《良知的迷惘》一文主要是对钱穆进行立场性反驳，而没有像张君劢那样进行学理性阐释。但是实际上，徐复观对钱穆专制政治定义、宰相制度和士人平民政府等观点的学理性反驳，全部都可以在《两汉思想史》卷一中找到。徐复观要站在现代民主宪政的立场上，将秦汉专制政治坚决地予以否定，笔者从内心中深表赞成。中国社会若想要继续向前发展，伸张民权、释放所有个体的创造力是必由之路，因此必须要对君主专制的政体及其思想基础作彻底地批判。君主专制思想的“幽灵”一日不消除，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不过，徐复观认为“担当人类命运和知识”、承担“以文化转移政治”责任的群体一定是儒家知识分子，这种论述就只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以“天人之学”（结合天道来谈论人事）为汉代思想史之眼目。第二卷中徐复观关于董仲舒和扬雄的研究最为精彩。当时大陆思想史学界将汉代的阴阳灾异学说完全当作封建迷信，认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为武帝集权统治作辩护，是一种封建社会宗教的神学（如1957年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这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完全凌驾于学术研究之上的产物。徐复观尝试去理解董仲舒真正想说明的东西，他不但敏锐地察知了阴阳五行学说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董仲舒抱有很大的同情。他在行文中经常以带有感情色彩的“仲舒”而非中立的“董氏”相称，并将董仲舒当做汉代思想的转折点。他的《春秋繁露》包含了《春秋》学和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天的哲学”。《春秋》原来并不假天道以言人道，而董仲舒通过“属辞比事”、探求“辞”“指”“微言”，突破原有文义的限制。董仲舒既树立了君权神授的至上地位，又抬出了天意作为制约君主的方式，使得儒生可以借助说灾异获得批判政治的空间。董仲舒的思想影响了眭孟、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翼奉和李寻等一大批人，可以说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董仲舒将大一统加以合理化,但背后真实用心却是要以儒学来改造政治、以天意来限制君主。但是儒学一旦和政治结盟，结果只会被后者反过头来欺骗和利用，董仲舒的“用心过当，最终贻害无穷”。徐复观最后说：“通观古今中外，学术与现实政治，必有一相当距离，使其能在社会上生根，学术乃有发展可言，政治乃能真得学术之益。”这应该也是徐复观自身游走于政学之间的切身体会。

  从徐复观对扬雄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当时他对西汉思想史的整体认识已经趋于成熟。徐复观认为西汉学术风气经历了三大阶段，扬雄的人生思想经历应该从西汉思想的大势中寻求理解。扬雄早年是一个热爱辞赋的“文艺青年”，而且同时受到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既有从政之心，又对政治保持疏离的态度；成帝之后形成了以阴阳五行解经的时代风气，扬雄也跟着创作《太玄》；西汉末年思想界开始对天人性命之学产生怀疑，渐渐要回到五经本来的面目，扬雄的《法言》《方言》等著作也应时而生。徐复观特别留意扬雄身上“哲学家的特点”，认为他始终“背负着《太玄》的形上学架子”，探讨问题习惯以逻辑“斧削”现实，最后只会是“自己观念直线的肿大”。黄俊杰指出徐复观的这一关注点同样是有的放矢，1960年代他在京都访学期间受到缜密史学训练的冲击，回国后便对唐君毅等人的“心性儒学”多有批评。徐复观认为史学家会以“杂”和“好奇”的心态来看待社会的多样性，解释其合理与不合理的复杂意义，而哲学家则只会把多样的物质世界统归于一个主题之下。真正理解孔子、理解儒学，必须放弃单纯的形上学论调，以通经治史的方式深入到孔子的生命人格中去。

  不过，虽然徐复观追求理解董仲舒等古人自身的逻辑、深入古人的世界，但他也不是出于完全学术的态度， 这导致他其实也不能真正地理解董仲舒等人。他经常会把自身现代的观点强加给古人。例如，徐复观认为贾谊虽然为了天下统一把皇帝的地位推得很高，但实际上他倡导的“礼治”是试图在道德、政治原则、才能和法律等方面，“把政权安放在集体的有机体中去运行，决不许人君以个人的意志随意加以干犯。”但实际上史料中找不出证据，可以说明贾谊有这种类似于君主立宪制一般的思想。陈苏镇老师《〈春秋〉与汉道》论贾谊的目标便仅止于他期望汉文帝“立经制”，“建立稳定持久的礼乐制度”。又如，徐复观讨论董仲舒，以为他所说的天人关系都是通过“想象”建立起来的，中间没有任何知识的意义；并且认为董仲舒的阴阳五行的概念基本都来自于《吕氏春秋》。虽然徐复观没有条件见到后来出土文献中大量涌现的《日书》等简帛数术材料，但以他对《汉书·艺文志》的熟悉，应该知道汉代书籍中数术方技类蔚为大宗，实相当于前科学时代的自然知识。汉人了解阴阳五行学说亦绝非只能通过《吕氏春秋》。

  史料解读方面，卷二《贾谊思想的再发现》中徐复观说：“师与友，虽没有直接统治权，但因师的人格上的地位在人君之上，所以说‘取师之礼，黜位而朝之’。友则与人君处于平等的地位，所以‘取友之礼，以身先焉’。……这实际是人君与师友的共同统治，甚至可以说人君是处于虚位，以持政治之统；而实际代人君来统治的，是品德才能在人君之上的师或友。”但是，查《新书·官人》篇下文云：“师至，则清朝而侍，小事不进。友至，则清殿而侍，声乐技艺之人不并见。大臣奏事 ，则徘优侏儒逃隐，声乐技艺之人不并奏。左右在侧，声乐不见。侍御者在侧，子女不杂处。……矜庄皆殊序，然后帝王之业可得而行也。”贾谊的原意是说师、友、大臣、左右、侍御、厮役应该各以其礼待之，不使相杂，这样贵贱礼仪都有等序，帝王之业便可有望实现。其中绝无君臣平等之意，至于人君虚位云云，更是徐复观的自我发挥。徐复观《〈淮南子〉与刘安的时代》结尾有言“深入到古人的世界以读通一部书，真是太困难了。”其实这种困难不仅仅是读通古书之难，更是放下自己心中成见之难。

  《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出版于1979年，这一卷的研究对象是《韩诗外传》、刘向《说苑》《新序》、《盐铁论》、《史记》和《汉书》。首章第一节中，徐复观指出中国思想表达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赋予概念性的说明”；另一种方式是“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达出来，通过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据。”第三卷主要探讨的就是这些“以述代作”的思想作品。

  第三卷序言中，徐复观说：“我不信任没有细读全书所作的抽样工作，更痛恨断章取义、信口雌黄的时代风气。”徐复观当时已经形成了较为自觉的方法意识，要采取“以证据对证据”的态度，尤其强调利用训诂、校勘、版本的文献学方法“细读全书”，加以梳理归纳，建立思想演变的脉络。这一卷中徐复观的论证方法也明显地从偏向于归纳概念、建构体系，转为偏向于在通读全书的基础上，核查引文、统计引书的情况，再据此分析思想内涵。以《〈韩诗外传〉研究》为例，全章六节除第一节总论方法和第六节讨论“士”等旁出问题，第二节讨论《韩诗外传》的文献性质，第三节对比《韩诗外传》和《鲁诗》、《毛诗》，第四节统计《韩诗外传》其他典籍的引用情况，第五节分析《韩诗外传》引用《荀子》的内容与意义。在没有数据库的年代，徐复观在研读文献方面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夫。

  但是，在第三卷，徐复观为了论证己见，仍不免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古人。比如论刘向谏诤元帝部分时说：“在民主政治未出现以前，贤臣的谏诤实代表了今日的议会与舆论的双重责任。”论司马迁立“世家”这一体裁的深意，是“他心目中所要求的统一，乃地方分权下的统一，或可称为联邦制的统一。”此种现代语言的“格义”在第三卷中屡见不鲜。但是，相信大部分读者看到了 这些文字都会觉得这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徐复观在全书中灌注了他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政治的思考，他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是政治行动取向的。干春松认为徐复观之所以特别关注汉代的思想史，“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汉代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儒家与中国政治结盟的开端。”徐复观想要从中挖掘出儒学对当代社会具有解释力乃至改造力的思想体系，以促进中国政治的转型。虽其情动人，然其辞难信。

  阅读《两汉思想史》，读者一定能深深感受到徐复观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他对“时代压力”的感知，使他有一种使命感，去孜孜不倦地探求文化思想的演变过程。但他对材料的挖掘深度不足，以及论述颇显武断，导致他的热情和使命感很多落在了空处，难以与现实形成真正地共鸣。这种时候，治思想史者对“虚心倾听古人”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可贵之处，一定会有更深的体悟。未来出色的思想史研究，一定是在仔细通读、深挖材料、虚心理解古书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学养、人格和思想灌注到作品中。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真正影响时代的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