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材全解四年级下册科学教科版2024春薛金星小学科学4年级下学期教材同步解读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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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月长石控小玉米 发布时间：2021-11-16 00:43:37

  画的很不错，这里的妖怪感觉是画的最符合年代和原著的。至少很多女妖怪穿的都是唐朝款式的衣服。

• 作者：时间之葬 发布时间：2019-04-13 10:49:48

  第一部中篇很像是为了改编电影而写的轻小说，字字句句都是那种典型的小清新网络文学，好处是画面感十足。更有意思的是那些短篇，看得出对生活和人的细微洞察，以及一点有趣的小浪漫

• 作者：王洛堇 发布时间：2012-07-04 22:48:30

  给出了很多配方，治疗的预防的，简单说了理由，搭配千奇百怪，因为没试过所以不知道怎么样，感觉味道应该是相当的奇怪。。。怕浪费蔬菜。。。

• 作者：CatHEagle 发布时间：2023-12-18 22:14:41

  适合给小学生做科普，引起数学兴趣

• 作者：Bastet 发布时间：2022-10-26 01:01:20

  有些关于人生感悟和两性关系的段落直戳我心，感慨良多，但是情节实在过于戏剧性，两个女人的爱也都来得莫名其妙，人物没有一个立得起来的，对白有趣但感觉华而不实且逻辑性不强，剧情纯靠作者强行东南西北地推动各种突兀

• 作者：天要下火 发布时间：2022-04-04 16:50:14

  两小时看完，说白了就是贪欲作祟，加上吸毒，然后就是不归路了

• 幸运如作者

  作者：亭市 发布时间：2024-01-07 22:30:08

  作者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法治事业拓荒期，与江平、应松年、罗豪才等法学大家一起，参与了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重大法律的草拟。他实在太幸运，太令人羡慕。从一家小国企直接调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级别跨度不可谓不大。他愣是在短短几天内就依靠因缘际会于五十多岁时完成这神奇的调动。作者实在太努力，太令人佩服。从企业劳资科长直接转身从事全国性立法工作，专业跨度不可谓不大。他愣是在短短两年就从法律门外汉修成法律专家当上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

  那时，中国的民法行政法几乎还是一张白纸，有大量的空白需要填写。在当时参与立法工作，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章立制，就是为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开创基业。个人合伙是否允许？什么是具体行政行为？国家赔偿的标准是多少？作者们每一个不经意的想法或决定，可能会影响到今后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的当前，立法者只能对法律修修补补，很难再有当初那种白纸描绘蓝图的恢弘气概。能在那时参与立法，想想就非常令人心潮澎湃。

  但是，法治事业并非一帆风顺，立法者的立法期望并不能总是从纸面落实到现实。比如，作者提及1991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时想要解决“三难“——起诉难、争管辖、执行难。直至三十多年后的今日，只有争管辖彻底解决，执行难只是“基本解决“，立案难更难言改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相信后代的立法者，能有更好的智慧，去解决中国法治道路上剩下的难关。

• 新编新注十三经刍议

  作者：iqiq 发布时间：2020-02-17 18:32:29

  新编新注十三经刍议

  袁行霈

  一

  今传十三经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间经过多次变动。兹将十三经的形成过程作一简要的论述。

  孔子有“六艺”之说，指《诗》、《书》、《礼》、《乐》、《易》、《春秋》；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竹简《六德》，讲到《诗》、《书》、《礼》、《乐》、《易》、《春秋》，并未总称为“六经”。到西汉有“五经”之说，陆贾《新语·道基》：“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汉武帝时正式将“五经”立于学官，《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经博士。”五经的排列顺序通常是《诗》、《书》、《礼》、《易》、《春秋》或《易》、《书》、《诗》、《礼》、《春秋》。

  唐太宗贞观七年（633）颁《新定五经》，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后，太宗又诏孔颖达等撰修《五经正义》，书成，因太学博士马嘉运驳之，诏更令详定，功竟未就。高宗永徽间又经考正，于永徽四年（653）始颁行。此外，唐代还有“九经”之称，“九经”包括《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文宗大和四年（830）郑覃以经籍讹谬，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勒石于太学，从之。文宗大和七年(833)筹备，至开成二年(837)告成，用楷书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孝经》、《论语》、《尔雅》十二经于长安太学，并以唐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为附丽，共650252字，这就是《开成石经》，今藏西安碑林。宋赵希弁《读书附志》经类，列《石经周易》、《石经尚书》、《石经毛诗》、《石经周礼》、《石经仪礼》、《石经礼记》、《石经春秋》、《石经公羊》、《石经穀梁》、《石经论语》、《石经孝经》、《石经孟子》、《石经尔雅》，曰：“以上石室十三经，盖孟昶时所镌，故《周易》后书：‘广政十四年岁次辛亥五月二十日。’唯《三传》至皇祐初方毕，故《公羊传》后书：‘大宋皇祐元年岁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毕。’”广政为五代后蜀年号，此即《蜀石经》。《石经孟子》下著录：“右《孟子》十四卷。不题经注字数若干，亦不题所书人姓氏。”另据宋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上所云：“《孟子》十二卷，宣和五年九月帅席贡暨运判彭慥方入石，逾年乃成。”可知《孟子》列入十三经，应当是北宋。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又刻石经，也增加了《孟子》。清康熙年间陕西巡抚贾汉复在开成十二经之外，又补刻《孟子》，统称“唐十三经”。十三经的顺序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明代已有《十三经注疏》刻本。清乾隆四年（1739）有武英殿刻本《十三经注疏》；嘉庆二十一年（1816）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阮元《校勘记》刻成。后者流传广泛，成为学者使用最广的本子。

  粗略地回顾上述历史，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后来儒家所谓的“经”起初并未赋予“经”的名称和地位。大概战国中后期有学者尊称某些儒家典籍为“经”，如《荀子·劝学》谓学之数“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杨倞注：“经，谓《诗》、《书》；礼，谓典礼之属也。”）汉初学者陆贾等人以亡秦为殷鉴，进一步推尊儒家典籍为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五经”立于学官。自此之后，《易》、《书》、《诗》、《礼》、《春秋》这五部书才被正式尊称为“经”。此乃取其“恒常”之义，《白虎通·五经》所谓“经，常也”，《释名》所谓“经者，径也，常典也”，代表了汉儒对于“经”的理解。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云“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正如张舜徽先生在《汉书艺文志通释》中所云，“古之六艺，本无经名。孔子述古，但言‘《诗》曰’、‘《书》云’，而不称‘诗经’、‘书经’；但言‘学《易》’，而未尝称‘易经’。下逮孟、荀，莫不如此。……况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故诸子百家之书，亦多自名为经”。我们对儒家所谓“经”不必过于拘泥。

  第二，十三经是在很长的时间内逐渐确定的。在汉代为五经，到唐代扩充为九经。其他如《孝经》、《尔雅》、《论语》都是后来增加进去的。而且在宋朝，《春秋》、《仪礼》、《孝经》还都曾一度被剔除出经部。《孟子》十一篇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都属于子书，到了宋代才归入经书，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来，所谓经书和子书的分类本来不很严格。既然如此，现在通行的十三经并不是不可调整的。

  第三，汉武帝将五经立于学官，乃是将五经作为学校的教科书。唐代实行科举考试，则五经或九经又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那时的朝廷是将经书作为统一思想、治理国家、推行教化、选拔人才的依据。现在我们研究经书跟古代的出发点已有很大的区别，已不再需要那样一套钦定的教科书或考试用书，而是将它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来研究，这是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

  二

  今传十三经全部是儒家的典籍。形成这种状况，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结果。借用刘勰《文心雕龙》前三篇的标题，可以说十三经以原道、征圣、宗经为主线，道、圣、经三者关系密切。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只有儒家的典籍才能称为“经”吗？我们可不可以突破这种局限呢？以笔者的愚见，当初编纂儒家的经典，自然以这十三部典籍为宜。如果不限于儒家，而是着眼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原典，那就不应局限于现在通行的十三经。在儒家之外，道家、墨家、兵家、法家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应该纳入中国文化的经书范围之内。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对现在通行的十三经中所收各书需要重新审视，加以去取。显而易见，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应当限于儒家，所谓“国学”并不等于“儒学”，现在早已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了！我们应当改变儒家独尊的地位，更广泛地吸取各家之精华，以更广阔的视野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这正是《新编新注十三经》努力的方向。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的几百年间，是中华文明极其灿烂的时代，其多姿多彩的精神成果不仅体现在儒家典籍之中，也体现在儒家之外诸子百家的典籍之中。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要从多个源头清理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广泛地吸取其中的精华。

  基于以上的学术理念，我倡议对十三经重新编选和校注。计划中的《新编新注十三经》收入以下十三种典籍：《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保留原来十三经中的七种，替换六种。

  我们充分肯定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典籍）的重要价值，认为上述十三种书具有长远的意义，经过整理可以在今天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是我们仍然沿袭“经”这个名称的一个重要原因。又因为“十三经”之称如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唐诗三百首》，无论是学者还是一般读者都已经习以为常，而且中国本土文化中时代最早、可以称之为文化源头而又流传有绪的、带有纲领性的重要典籍，恰好可以选择十三种，仍然维持“十三经”的名称是适宜的。

  我们所谓的“经”，与传统的“经”相比，含义有所同也有所不同。首先，称“经”有以示尊崇之意，因此，新编十三经，也就是选择那些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典籍，意在使读者能够藉此把握中国文化的要旨。其次，“经”有“恒常”的意思，表明这些典籍不仅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其深刻、丰富的思想在今天也有值得弘扬之处，在未来仍将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第三，我们所谓的“经”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不再封闭于原来那十三种儒家典籍的范围，这样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接下来就将新增的六种经典作一简单的论述。

  属于儒家的一种：《荀子》。

  荀卿自称为儒，《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归属于儒家，孙卿就是荀子。《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其中“孙氏之儒”的“孙氏”就是指荀子。但荀子的学说与孔子有所不同，他曾游学齐国的稷下学宫，受到道家、法家、名家的影响。荀子主张“法后王”，又主张人性恶，并在《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子等儒家学者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荀子》未能列入十三经，可能与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有关。其实，《荀子》中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思想资源。其“王道”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诸如“隆礼”、“贤能不待次而举”、“平政爱民”等，都值得重视。其宇宙观，主张“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制天命而用之”，也值得注意。其经济思想，提出“富国裕民”之道，很有意义。其他如“解蔽”之说，“虚壹而静”之说，以及其音乐理论、教育理论，也都值得进一步发掘整理。至于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谭嗣同《仁学》所谓“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一语，值得注意。蕴含着如此丰富思想资源的《荀子》，列入《新编新注十三经》是适当的。

  属于道家的两种：《老子》和《庄子》。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的地位虽然比不上儒家，但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仍然足以跟儒家相提并论，儒道互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古代已有称之为“经”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著录《老子道德经》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汉文帝时河上公注。作为道家之创始，《老子》一书中包含的朴素辩证法，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等，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哲学、政治、文学、艺术等都有深远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如果没有《老子》，就没有魏晋以后流行的玄学和唐代以后流行的禅学，中国文化就将失去不少多姿多彩的方面。道家关于清静无为的说法，在战乱之后社会需要休养生息之际，尤能显示其在治国方面的重要意义。

  郭店楚简中发现了三种《老子》抄本，抄写时间在公元前300年左右，虽然均不完整，但仍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本子。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种汉初的抄本，即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的完整的本子。这些出土文献，为《老子》一书的校勘注释和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已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新编新注十三经》收入《老子》，除原有的传世《老子》版本外，可以利用楚简本和帛书本及其研究成果，做出新的成绩来。

  《庄子》一书乃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其内篇所阐述的“逍遥游”代表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倡“无名”、“无功”、“无己”，以求无待，无待则可以得到精神的自由。其所主张的“齐物论”，有助于破除那种绝对、僵硬、呆板、滞塞的思维方式。作为与儒家相对立的学说，《庄子》丰富多彩而又富于机辩，极具智慧之光芒，使中国文化带上了灵动、活泼、通透的特点，具有充沛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艺术感染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子学复兴，《庄子》与《老子》、《周易》并称“三玄”，是名士们研习的经典。唐宋两朝，《老子》、《庄子》还曾被尊为“经”，并置博士员，立于学官。而今《庄子》自然也应当和《老子》一并列入《新编新注十三经》之中。

  属于墨家的一种：《墨子》。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墨家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滕文公下》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尽心下》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的话虽不免有点夸张，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墨学在当时是一种显学。《韩非子·显学》就明确地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庄子·天下》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称：“（孔子与墨子）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可见，在《吕氏春秋》成书之际，墨子仍然具有与孔子同等的地位。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墨家才消沉下来，而且迄今尚未得到广泛的重视。其实，《墨子》一书中有不少思想资源值得我们发掘，其尚贤、兼爱、非攻、节用、非命等方面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视，而其在逻辑学方面的贡献，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述，也很值得注意。《新编新注十三经》应当列入《墨子》。

  属于兵家的一种：《孙子》。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于兵权谋家著录云“《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颜师古注：“孙武也，臣于阖庐。”中国古代典籍中兵家的著作是一大笔宝贵的遗产，而《孙子》是兵家中最重要的一部典籍。曹操《孙子序》指出其“审计重举，明画深图”的特点，这已不限于用兵。《孙子》不仅有丰富的军事思想，也有深厚的战略思维，对人才、行政和经济管理，乃至外交，都有启发借鉴的意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十三篇，带动了《孙子》的研究，今天看来，完全有理由将之列入《新编新注十三经》之中。

  属于法家的一种：《韩非子》。

  《汉书·艺文志》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在韩非子之前，法家的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子综合法、术、势，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一书也就成为《新编新注十三经》的必选经典。

  此外，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这个战乱时期，在社会上逐渐传播开来，到唐代取得与儒、道两家并立的地位。《新编新注十三经》是否选入佛经，成为笔者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考虑到新编乃着眼于那些中国本土文化中原生的、时代最早的、处于中国文化源头的、在当时或后代具有广泛深远意义的典籍，而佛经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唐代盛行的禅宗及其典籍虽然已经本土化，但时代晚了很多，因此佛经暂不入选为宜。

  三

  《新编新注十三经》必须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上，参考古代的各家之言，充分利用新出土的文献资料，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使之成为值得信赖的学术著作。我们的宗旨是为读者提供中华文化的元典，便于读者从文献的角度追溯中华文化的源头，探寻中华文化的要义。编纂这套书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工作，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而且现在编纂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原则是取精用宏、守正出新。取精用宏对于这套书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历代的版本和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我们既要充分掌握已有的资料，又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守正出新是我在1995年主编《中国文学史》时提出来的，实践证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谓守正就是继承优良的学术传统，所谓出新就是努力开拓新的学术格局，充分吸取新的研究成果，适当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使这套书具有时代的特色，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近年来，古籍善本的普查和影印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以前的学者看不到的一些善本，我们有机会加以利用，这为我们选择底本和校本提供了很大方便，从而使新编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自汉代以来，学者们围绕这些经典所作的校勘、注释和研究工作很多，成就卓著，为《新编新注十三经》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此外，自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出土了大量的文献和文物，又为经典的整理研究开拓了新的局面。例如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都向我们提供了大批极为宝贵的新数据。由于这些新数据的出现，一些传世的先秦古籍有了更早的古本，古籍中的一些错误得以纠正，古籍中的一些难点得到解释。充分利用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

  二十世纪之后的学术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借用西方的哲学、宗教学、文学、史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典籍，已经取得不少成绩。陈寅恪先生所谓“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也为《新编新注十三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保证了“出新”的可能。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以前的学者整理经书，各有其家法，而且经今古文之争十分激烈，各个门派互不相容；宋儒与汉儒又有所不同。今天我们重新整理，可以超越这类纷争，兼容并蓄，择善而从，从而取得新的成果。

  当然，要想将这套书编好还存在许许多多的困难。一是数据浩繁，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搜集完备并加以消化；二是每部书都存在不少难点，聚讼纷纭，要想取得进展，提出新见，并经得起考验，实在很难；三是这套书既定位为学术著作，又希望有较多的读者使用，如何在专家与普通读者之间找到平衡点，需要认真摸索。但是我们相信，依靠参加工作的各位学者刻苦钻研，虚心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反复讨论，有希望达到预期的目标。

  （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