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视野下新闻采访实训教程 廖建国,范中丽 编著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新媒体视野下新闻采访实训教程》按对新闻活动的三要素即活动主体、活动对象、活动过程的分析来构建教学内容，各章节关系如下：

靠前章为靠前部分。该部分介绍新闻采访的活动主体——记者，主要介绍其岗位职能、素养和应当遵循的职业道德和法律。岗位职能介绍了记者的社会角色功能，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记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以此来帮助学生确定大学阶段的学习目标和任务。职业道德与法律规范一节则是介绍记者职业的管理制度和道德约束，强调学习者应当树立职业规则意识。

第2章为第2部分。该部分主要介绍记者采访活动中涉及的对象，即新闻线人、采访对象，并介绍了记者与这些对象接触的基本礼仪和交流技巧。

第三章至第五章为第三部分。该部分介绍新闻采访活动过程涉及的经验与知识。其中，第三章、第四章谈采访方式，即记者采用的与采访对象交流的中介途径和形式，重点选谈了五种采访方式。第五章谈新闻采访活动的组织形式，对座谈会和新闻发布会进行了简单介绍，本章还介绍了交叉采访、勾推法等部分常用采访方法。

《新媒体视野下新闻采访实训教程》各章节后的附录部分，是练习题和扩展阅读资料，供使用者选用。

概论

第一章 新闻活动的主体——记者

第一节 记者的基本职能

第二节 记者的基本素养

第三节 职业道德与法律规范

第二章 新闻活动的目标——线索与对象

第一节 新闻线索与新闻线人

第二节 研究采访对象

第三节 遵守采访礼仪

第四节 采访准备

第三章 采访方武及技巧（一）

第一节 直面采访

第二节 观察采访

第三节 电话采访

第四节 网络采访

第四章 采访方式及技巧（二）

第一节 体验式采访

第二节 隐性采访

第五章 采访组织形武与方法

第一节 座谈会

第二节 新闻发布会

第三节 采访方法

参考文献

廖建国，工作单位：乐山师范学院，新闻学博士，副教授。已发表论文18篇，核心1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主持完成课题一项，省规划办课题一项，市厅级课题多项。参与重量、教育课题多项。参与省级教学改革项目多项。

范中丽，女，本科学历，工作单位：乐山师范学院，1975年1月出生，四川万源市人。乐山师范学院讲师，已发表论文4篇，参研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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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金金金拾钻石 发布时间：2020-08-19 15:34:05

  本书主要讲山西商人受益于黄土文化，但黄土文化具体是什么却没说，略等于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这一概念又太大了，很难说清楚。史料引用很多，但多没有出处，最后也未列参考文献。

• 作者：Reggie7322 发布时间：2013-03-29 18:12:00

  比较俗套的剧情，有点过分夸大了旅行的治愈改变功能吧。

• 作者：Dark遠 发布时间：2011-12-24 17:37:58

  名人賽必備....

• 作者：小忽 发布时间：2015-11-28 13:30:21

  感觉是写给17岁小姑娘看的，不管怎么说，干净，看得至少能开心

• 作者：flora_xp 发布时间：2011-09-25 02:30:07

  安妮宝贝亲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世界上真的没有整天穿旧的白棉布裙子的女孩 旧裙子也是从新的穿出来的

• 作者：李博雅 发布时间：2019-11-28 10:13:40

  稀碎 有两篇还成 被题目骗了

• 重塑博物馆

  作者：新民说 发布时间：2022-05-18 18:41:0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受疫情影响，许多人暂时无法走进博物馆，切身感受文物的魅力，不少博物馆也开始尝试“云展览”，探索多种呈现形式。

  为什么我们需要博物馆？博物馆如何重塑公共生活？如何拉近展品与观众的距离？今天，我们从《手艺之道：18种觉醒与新生》一书中摘选博物馆学家、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的访谈片段，了解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昨日与今日。

  什么才是一座真正的博物馆？我们会找到答案。

  

  重塑博物馆

  问：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成立前后，经历过哪几次重要的历史转折？

  周功鑫：文物1949年到台中，最初主要是保存。一直到1969年迁到台北外双溪，才正式对外开放。在每一个时期的进程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身都有它的角色和功能。即便是1949年到1965年在台中雾峰时, 虽然空间那么小，却是中华艺术史的殿堂，许多研究中华艺术史的学者来到这里。当时也造就了早期的一批欧美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后来迁到外双溪，我们又选派了一批人，到美国去访问学习，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这种传承非常有意思。

  此后，台北故宫博物院进入现代博物馆的发展时期。秦孝仪院长时有一些开放性的做法。秦院长在蒋中正先生身边做过25年的机要秘书，他的行政经验使他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后，在管理方面把格局扩大：扩大人事编制，扩编人事职等的最髙职位。这个措施对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影响很大，因为高阶职称的人越多，它就越会有构建水准，有条件的人就会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秦院长还加强对外交流，使西方的文物可以在这里展出，打开了观众的视野。1993年举办莫奈的展览，后来举办卢浮宫的展览……从那以后，借展厅几乎每年都有西洋的展览。华夏展览也有突破, 为了让清末民初的艺术家的作品可以展出，就有了近代文物陈列室。

  问：你的经历与前辈们不同。你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过20多年，后来又到辅仁大学创办博物馆学研究所。重新回归，你思考的突破点是什么？

  周功鑫：我回来以后，一直在考虑如何才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首先是从体制上改革，因为当时通过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体制法》，但是 《体制法》在组织划分上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功能重叠，第二是有的同仁不知道要干什么，无所适从。所以，我到的第二天的上午9点，就召集所有单位的主管开会，把组织调整好，这之后，我就带领同仁向着我们的宗旨目标去走，这个宗旨目标是

  “形塑典藏新活力，创造故宫新价值”。

  在此之前，我有过27年的经验，从1972年到1999年，其中有16 年负责展览和公关。离开这里后，我到辅仁大学创立博物馆研究所。从事教育的使命感，让我重新回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后考虑到，

  展览需要从教育的角度去设计。所以，现在我们办的所有展览，都会考虑民众是否可以从中获得什么。

  问：近几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文创产业的结合，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周功鑫：

  年轻人一直是我想吸引的群体，如果他们从年轻时就开始接触华夏文化和艺术，对他们一生的影响会非常深。

  所以，2008年我规划的第一个活动就是“故宫周末夜”，我请企业家捐助少许经费，用这少许的经费去办活动吸引年轻人。每半年我们会甄选一次，每一次选出三十个 团队。每周六，他们组团来。我们会给他们一些小小的补助，一万到三万元新台币不等。年轻人最熟悉的是电脑和动画，我们就利用数位的典藏, 用拍摄制作的各种动画丰富网络；第二，是在展览上利用多媒材的设计， 让年轻朋友们更容易看懂；第三，是我们在华山艺文中心有一个空间一 “精彩数位故宫”这些都是年轻人喜欢的。每周六晚上，我们会推迟到八点半闭馆，很多人都是一家三代一起来台北故宫博物院过周末，他们可以吃，可以玩，可以看表演，很有意义。这是我们在“活力”方面所做的工作。

  我们也会分众地去安排一些活动，像文化创意产业活动，已经举办了三届。我们会对文化产业相关人员进行一些教育和训练，提升他们的文化底蕴。挑选厂商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团队：总经理、财务、市场和行销，这四种人必须要来。我们每周六免费授课，他们不能常缺席。为的是让他们同步接受相同的训练，学完以后程度是一致的。例如，设计师说要设计一套宋代的茶具，财务马上就要想到设计这样一套茶具需要什么样的材质，成本多高，行销人员就要想到它的市场在哪里，发展经理就会想到这样的市场我们需要多大的生产量。半年多的学习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打开学员的感知，第二阶段是走近文物，第三阶段是创作。就这样，我们也训练了他们的团队精神，效果非常好，台北故宫博物院变成了大家获取知识的宝库。

  用文物说故事

  问：你的博士论文研究漆器， 这是一个很专业化的领域。

  周功鑫：是的。我们马上要做 康熙与路易十四的展览，其中就涉及我的博士论文中的一小段。在17世纪那一段，我特别谈到了路易十四如何让耶稣会士把资讯和观念从中国带到法国，可是在这个过 程中，耶稣会士往返的时候，用的是法国皇家东印度公司的船，他们虽然是传教士，但是也借这个机会和商人合作。

  问：以前你是从专家学者的角度去做研究，现在则是从策展人的角度做规划，甚至有许多规划是跨学科、跨领域的，这种转型困难吗？

  周功鑫：

  有深厚的研究，才能做出好的展览，才能把很难懂的东西借助文物表达出来，串联出观众 的知识架构，而不是仅仅把东西零散地摆在那里，否则观众什么也看不到。

  博物馆员的研究，是可以用的，要传达出来的，不是一个死的东西。离开台北故宫博物院的9年中，我带着学生做展览，我一向注重教学相长，不断加强涉后，我也把这些带给同仁，效果还是很好的。

  问：“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解读雍正的生活、审美和时代风尚。昨天我见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王汎森副院长，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到，我们要真正回到历史现场，不仅仅是还原历史的真实，甚至要把历史情境中日常生活的状态也呈现出来。这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策展思路其实不谋而合。双方有交流合作吗？

  周功鑫：我们最近正要和他们一起做一个展览 “商王武丁与后妇好一殷商盛世文化”特展。武丁墓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李济 先生当年主持发掘的。妇好是武丁的妻子，帮他打天下的一个才女。20 世纪70年代，殷墟又发掘出一些妇好的文物。我们希望把这些文物变成一个展览。妇好的部分和安阳博物馆合作，武丁的部分和台湾“中央研究 院”合作。我们现在正在做前置评估。

  问：前置评估的结果可能会改变既定的策展思路吗？

  周功鑫：是的。

  通过前置评估获得观众的意见，其结果会起很大的作用。

  像接着要展出的“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一中法艺术文化的交会”特展，我们评估时，观众会问，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君主放在一起？因此，我们的表述除了两位君主之外，还会涉及他们的关系。是谁做媒介让他们认识的？是耶稣会士、法国传教士。我们会把故事说出来，抓住观众的需求，有哪些不知道的，有哪些想知道的，在设计中融进去。

  这个展览介绍的两位君主，他们有些年份是重叠的：路易十四是1638年生，4岁即位，23岁得权；康熙是1662年即位，当时也只有8岁。路易十四是1715年去世，康熙是1722年去世。这中间他们重叠了几十年。康熙二十几年时，路易十四派了五位数学家到中国，其中有个叫白晋(Joachim Bouvet)的神父很有意思，他和张诚(Jean-Frangois Gerbillon) 一起在宫里教康熙数学、科学和医学。白晋1688年到中国， 1693年康熙叫他回去，因为康熙在学习过程中得知，路易十四是一位有 雄才大略的君王，康熙对他的皇家科学院尤其感兴趣。所以，康熙让白晋回去再找一些科学家来，最重要的是把皇家学院的建制带回来。造办处在康熙执政时期进行了改制，也是受到白晋的影响。我们就从两个君王、五个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影响展开，用文物说故事。

  我们还为观众制作了歌剧，请当代歌剧传奇人物吴兴国演康熙，法国的当代歌剧大师诺维利演路易十四，让观众从戏剧中了解这两位君主。

  路易十四的部分是和法国的13个博物馆合作，有70多件文物。这是东西方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一个很大的文化交流，很重要的课题。对法国来讲，18世纪兴起了中国风，也是源于17世纪末路易十四和中国的亲密联系。现在美国方面也提出，希望把这个展览引到美国去。

  破冰之旅

  问：你就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以来，两岸的相关合作也在全面展开。

  周功鑫：推动相关合作是马英九先生的政策。2009年2月，我和同仁一起去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并和上海博物馆建立了九项实质的合作。去年我们和浙江的6所博物馆、福建的3所博物馆合作了 "文艺绍兴一南宋艺术与文化”特展，非常成功。然后是今年的“山水合璧一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

  问：这几个特展除了涉及的时代不同，还有什么特别的考量？

  周功鑫：

  每一个展览我们都非常重视观众的接受度，在设计的时候，我和同仁们首先讨论的是这个展览的主轴思想是什么，能让观众学到什么。这样切入以后，就会获得很好的效果。

  比如说“雍正一清世宗文物 大展”，二月河先生看过以后说，如果他以前看过这个展览，写雍正皇帝时就会用另外一种写法。

  “雍正一清世宗文物大展”和“文艺绍兴一南宋艺术与文化”特展，一个是讲皇帝，一个是讲朝代，都能让观众改变他们从前的史观。以前大家感觉到的是南宋孱弱、偏安的一面。但是我们研究艺术史的人都知 道，南宋的艺术成就非常高。从五代到北宋再到南宋，艺术的转变非常大。这么大的转变却被忽略了。通过这个展览，我们结合两岸的文物，希望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问：“雍正 清世宗文物大展"展现一个皇帝，“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特展展现一个朝代，而“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展现的是一幅画，就像由面到点，展览规划如何展开？

  周功鑫：“山水合璧一黄公望与 《富舂山居图》特展的成功在于，观众在 展览中第一次认识了黄公望。文人画很雅，不易懂。我们就借由主体性和故事性的铺陈，让故事线变清楚。先认识黄公望，然后知道他的师承，然后了解《富春山居图》，然后是它的影响。为了让年轻人看懂，也做了多媒体动漫。这样的设计提起了观众的兴趣，让大家都有所收获。 让我们感动的是，以前大家都是排队来看翠玉白菜和肉形石，现在排队来看《富春山居图》，这是很大的不同。

  

  [元]黄公望《富山春居图》子明卷局部

• 世风的沦陷与小说的凯旋

  作者：长江新世纪 发布时间：2018-06-04 15:23:36

  ——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孟繁华

  刘震云是这个时代最具时代感和现实感的作家。自1987年他发表“新写实”系列小说以来，他目光所及，笔力所至，无不与当下生活有密切关系。这里所说的“当下生活”，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通过普通人日常生活折射出的世风世情和世道人心。一个作家反映了这一的生活，他就是这个时代生活的记录者。这是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对作家创作的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刘震云是一位最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现实主义在不断建构过程中几乎完全被意识形态化的今天，对一个作家的评价，现实主义的标签似乎已经失效，起码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但是，当我们回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和鲁迅现实主义的时候，我们对现实主义的文学脉流和作家作品，仍然情有独钟。刘震云的小说创作，接续的是欧洲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和中国新文学启蒙的精神传统，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作家。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刘震云最新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价值失范，人的欲望喷薄四溢的社会现实中的人与事。通过民间、官场等不同生活场景、不同的人群以及不同的人际关系，立体地描绘了当下的世风世情，这是一幅丰富复杂和生动的众生相和浮世绘。它超强的虚构能力和讲述能力，就当下的小说而言，几乎无出其右者。可以说，就小说的可读性和深刻程度而言，在近年来的中国文坛，《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独占鳌头。它甚至超越了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和《我不是潘金莲》。在艺术上的贡献可以和《一句顶一万句》相媲美。

  按照刘震云的说法，《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穿越大半个中国打着了。于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可以看做是小说的基本框架结构和结局。

  小说最初出现的人物是牛小丽和宋彩霞，牛小丽一个普通的乡村姑娘。她为哥哥牛小实花了十万块钱买了从西南来的女子宋彩霞当媳妇。五天后宋彩霞逃跑了。倔强要强的牛小丽决定带着介绍人老辛老婆朱菊花去找宋彩霞。于是牛小丽和朱菊花踏上了寻找的漫漫长途。其间一波三折艰辛无比。在沁汗长途汽车站朱菊花带着孩子也逃跑了。此时的牛小丽不仅举目无亲，而且唯一能够与宋彩霞有关系的线索也彻底中断。牛小丽从寻找宋彩霞转而寻找朱菊花，一切未果又遇上了皮条客苏爽。牛小丽在巨大债务压力下，不得不装作“处女”开始接客；李安邦出现时，已经是一个常务副省长。但突然有了新的升迁的机会：省委书记要调中央，省长接省委书记，省长有三个人选，李安邦在其中。中央考察组十天之后便到该省对候选人考察。考察组负责人是自己的政敌省人大副主任朱玉臣三十五年前的大学同学。

  如何摆平这一关系，对李安邦来说生死攸关；福不双降祸不单行，李安邦的儿子李栋梁驾车肇事出了车祸，同车赤裸下体的“小姐”死亡；然后是自己提拔的干部、也有利益交换的某市长宋耀武被双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箭齐发不期而至虽然带有戏剧性，但对李安邦来说箭箭夺命。一筹莫展的李安邦想找个人商量，但能说上心腹话的竟无一人。当电话簿上出现赵平凡的时候，李安邦“心里不由得一亮”。赵平凡是一房地产商人，两人有利益巨大的交易。赵平凡此时已退出江湖，他为李安邦介绍了易经大师一宗。一宗大师断言李安邦“犯了红色”，红顶子要出问题。破解的方法就是“破红”，要找一处女；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因县里彩虹三桥被炸塌，牵扯出豆腐渣工程腐败案被双规。在交待问题中被办案人员发现了一条信息。皮条客苏爽给杨开拓找处女，杨开拓不给钱给工程，然后苏爽再给杨开拓回扣；最后是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他莫名其妙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副局长，一家人外出旅游庆贺。值班副局长的老娘突然去世，局长要他回单位值班。在车站，他经不起诱惑去了洗脚屋，然后被联防大队捉拿，交了罚款被放出。小说至此结束。

  表面看，这四个人各行其是并无关联。但是，小说在紧要处让四个人建立起了“血肉相连”的关系。李安邦找的处女是牛小丽，杨开拓的贪腐通过牛小丽的皮条客苏爽东窗事发，马忠诚在洗脚屋做龌蹉事的女主竟是落难后李安邦的妻子康淑萍。这种关系的建立，如同暗道通向的四个堡垒，表面上了无痕迹，但通过权钱、权色交易，他们的关系终于真相大白。通过这些人物关系，我们深切感受到的是世风的全面陷落。不同群体陷落的处境不同：牛小丽是为了偿还八万高利贷，还是为了生存的层面；李安邦“破处”，是有病乱投医为了升迁；杨开拓是为了金钱，马忠诚是肉体欲望。但无论为了什么，他们在道德、法律和人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颜面尽失。对世相的剖析和展示，表达和体现了作家刘震云深切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他的忧患和批判，不止是面对官场的腐败，他发现的是社会整体价值观和精神世界的全面危机。

  90年代至今，我们在思想和精神领域面对的问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要看看这些领域使用的关键词和讨论的问题便一目了然。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精神难题。归本到底，就是社会已经达成共识的普遍价值观遭遇了颠覆、挑战和动摇。个人利益和欲望横行的结果，就是世风的普遍沦陷。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说明我们的精神文明存在问题；我们强调反腐倡廉，说明治理干部队伍的腐败刻不容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就是一部与时代生活密切相关、与时代同步的大作品。

  在艺术方面，《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同样有创造性的贡献。如果说《一句顶一万句》，在结构上改写了文学的历史哲学的话，那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则改写了小说传统的结构方式。我们知道，凡是与时间相关的小说，作家一定要同历史建立联系。这既与史传传统有关，同时也与现代作家的史诗情结有关。抑或说，如果离开了历史叙述，小说在时间的意义上是无法展开的。但是，《一句顶一万句》从“出延津记”到“回延津记”前后七十年，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历史的风云际会，叙事只是在杨百顺到牛爱国三代人的情感关系中展开。这一经验完全是崭新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在结构上的创造，同样是开创性的。

  小说看似四个团块，四个人物各行其是。但内在结构严丝合缝，没有一丝破绽。表面看，这四个人的联系气若游丝，给人一种险象环生的错觉。事实上，作家通过奇崛的想象将他的人物阴差阳错地纠结到了一起并建立了不可颠覆的关系；小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掌控，使小说的节奏和讲述方式变化多样。牛小丽的时空漫长阔大，一个乡下女子在这一时空环境中，作家的想象力有足够发挥的场域和长度。因此小说对牛小丽的讲述不疾不徐；但李安邦要“破解”三只利箭却只有十天的时间，节奏必须短促，短促必然带来紧张。这就是小说的张弛有致；小说题目标识的是一个“主体”，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但又是一个缺席或不在场的“主体”。

  小说如同一出上演的多幕大戏，这出戏是通过主体“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看”体现出来的。这个主体一如在暗中窥视光鲜舞台上演的人间悲喜剧。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看过之后，应该是悲喜交加喜忧参半。世风如是我们很难强颜欢笑，因为世风与我们有关；但是，小说在艺术上的出奇制胜或成功凯旋，又使我们不由得拍案惊奇。我惊异刘震云的小说才能，当然更敬佩的是他对文学创作的严肃态度。多年来，他的每一部作品的发表，都会在文学界或读者那里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他的小说的确好看。他对本土文学资源的接续，对明清白话小说的熟悉，使他小说的语言和人物，都打上了鲜明的本土烙印。他讲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刘震云的小说并不是为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锦上添花。他的小说无一不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刘震云的价值和意义显然还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