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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neocon 发布时间：2009-02-25 11:25:20

  老梁的节目，第一次看就被吸引住了，他肚里的东西没的说，棒！即使是体育也能引发你深的思考。

  虽然是本冷门读物，但全本书看下来大开了眼界

• 作者：九猫锵锵 发布时间：2020-09-07 12:07:31

  前面关于紫砂壶发展脉络的图表清晰明了还不错，关于一些著名制壶艺人，师承关系的介绍了解了解也蛮好，后面大部分的个人收藏的壶的赏析感觉一般，可能喜好不是一类风格也体会不出那些好处～还有定价偏高～

• 作者：STARFISH 发布时间：2014-07-20 14:28:34

  近来无大师来大陆讲解 甚是可惜！！！

• 作者：低调光环 发布时间：2023-01-27 13:01:47

  挺精炼

• 作者：豆友46369297 发布时间：2018-06-05 13:14:35

  《礼记》在有清一代注疏当中，其实成果并不是太令人满意，朱彬的训纂可以说是知道的都出来了，不知道的继续让它不知道，很难说对读《礼记》有特别大的帮助。孙氏此书比朱氏较好，但若以籀廎之《周礼正义》的标准来看，似乎还有可以发挥的空间，可惜今天几乎可以说没有可以再注疏《礼记》的学者了。

• 作者：越过光年的星 发布时间：2022-11-13 18:44:45

  编的真够混乱的，每个区都看不出是按什么顺序来编的，也没有索引。想找特定断代的摩崖石刻只能翻完整本书。

• 军绅政权、派系斗争和学生运动——读《北洋裂变》

  作者：拿破仑的肩膀 发布时间：2012-09-05 05:35:16

  0. 本书的副标题是“军阀与五四”

        作者想要在书中分析“五四运动”和北洋系分裂的关系。整本书读下来，作者的观点是“五四”其实民间和政府内部对于段祺瑞的皖系政府的不满的总爆发。正如所有的历史问题一样，矛盾都是在不断积累。但是，在北洋系分裂的问题上，这些不断积累的矛盾实在是和五四运动没有半点关系。这书的切入点不错，但很难说这是一本极好的书，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确给人极大的思考空间。

   

  1. 后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的分裂局面

        身为北洋系的领头人物，袁世凯毫无疑问是个强权人物。作者在书中提到过，比起孙中山这个手中没有多少兵权的革命家，袁世凯这个手握重兵的军阀才是当时日本彻底殖民中国过程中最为头疼的障碍。所以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日本一方面对袁世凯威逼利诱，要求他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另一方面，孙中山的革命却得到了大量来自东京的资助和庇护。这种对中国的“政治对冲投资”，恰恰说明了日本政府当时的矛盾心理。

       袁世凯的称帝无疑是对历史进程的逆流而上的徒劳。但是书中提到，面对北洋系以及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渐渐的分崩离析，身为强人的袁世凯将称帝视为一个重整局势的机会。我想这种解释很可能是对袁世凯称帝行为的开脱，无论我们纠结于当时的国内形势还是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六君子”，其实袁氏自己对极致权利的妄想才是他称帝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他刚上大总统不久便修改宪法，将大总统的换届制度改为：继任者是由现任大总统指定三人，名单放于一石盒内，然后再交予议会，这明显就是帝制的演习，可见表面赞同共和的袁氏其内心称帝的想法一直就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如果说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家领导人需要足够的政治头脑的话，那么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家创始人则需要足够的胸怀和气魄了，在这一点上，袁氏显然还差的很远。

       在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之后，继任的实权人物段祺瑞想必也充分意识到了国内对民主共和的迫切需求，可以说当时的北洋政府虽然是个标准的军人政府，却对民主共和的理想有着空前的尊重，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后来军警对五四时期各个地区一系列的学生运动的镇压显得极其疲软。但继位之初，段祺瑞想要重整河山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不难想象此时资历与段祺瑞不相上下的直系冯国璋，不太可能很给身为皖系领袖的段祺瑞面子。此时虽然北洋系还在维持表面的和平，而各地的大小军阀尤其是非北洋系的西南军阀对于北京政府并不感冒。不过好在日本对中国的态度逐渐趋于缓和，东京以提供巨额的“西原贷款”为契机，迅速缓和了中日的政府间关系。但出于“二十一条”的前车之鉴，民众毫不怀疑表面友善的“西原贷款”内部其实包藏祸心，进而怀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某种秘密卖国条款，这样一来，北洋政府的信任危机进一步加深了。此时段祺瑞重新树立权威的举动是推动了直指广州孙中山革命政权的武力统一战争，而段氏发动这场战争的底气正是来自日本的贷款。不幸的是这场战争以吴佩孚和冯玉祥两位重要的前敌将领发表拒绝作战的“和平通电”而结束。吴佩孚身为一员北洋悍将，公然反对北洋政府的作战命令，这其实就已经是北洋系分裂的开始了。此时吴佩孚是曹锟手下的将领，吴佩孚敢于发“和平通电”，我们有理由猜测他已经得到了身处高层的曹锟的默许。

       这样一来，段祺瑞试图重振北洋系威信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北洋系的分裂其实已经不可避免，直到直皖战争爆发，北洋系彻底分崩离析。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政治规律，军队如果完全服从于个人必然会导致分裂和内乱，除非这个个人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代安史之乱之后的各地节度使，握有军权和财权的封疆大吏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和中央政府的和平关系，但这种中央政府无法控制的地区其实已经变成了独立王国，这样的独立王国的成立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已经离崩溃不远了。从北洋政府当时的情况分析，这种地方军阀一手遮天的情况，其实从当年清政府准许曾国藩在湖南组织团练湘军以打击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2. 派系斗争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派系斗争或者说“党争”其实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传统。有保守派和改良派的斗争比如宋朝时的王安石变法，有阉党和东学党的斗争比如明朝，北洋政府的派系斗争则更为明显和尖锐最后以致兵戈相见。派系的冲突和斗争必然会导致内耗，但有人的地方就必然有圈子，没有一个政府可以保证自己的政府内部没有圈子和派系。派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派系斗争有时候也是必要的。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不断提到“文官集团”的概念。在中国封建政府中，这一庞大的官员团体正是由一个又一个不同大小不同位置的圈子和派系构成的，同乡是一个圈子，科考的“同年”也是一个圈子，还有师生关系、婚姻亲家关系等等，这些不同的圈子和派系有时候会因为追求不同的利益而陷于对立，有时候则因为有共同的利益或共同的敌人而重新组合。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派系之间和制衡和联合才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慢慢的却也不是那么稳定的向前发展。

        我们可以注意到，自宋朝以来，中原政权没有出现过哪怕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暴君”，可以想象这和封建统治制度——官僚制度的完善不无关系。很多时候，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不得不面对文官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的压迫，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文官集团这种短暂的团结往往是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正是这种派系间不断的制衡和对抗，使得政权内部保持小心翼翼的平衡和稳定。这种现象在当代依然可以看到，比如澳门，澳门特首的候选人从来都只有一个人，这正是澳门政界在选举前内部各派别讨论妥协的结果，这样既会照顾到各派系的利益，又不至于走向分裂。再比如，二战之后日本的自民党作为执政党执政长达50余年，除了中间曾经短暂的下野之外，直到本世纪最近一次大选才输给民主党。在自民党执政时期，很多首相的产生正是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和妥协的结果，而这种斗争和妥协并没有拖慢日本在战后迅速腾飞的脚步。

   

   

  3. 学生运动的内在问题

        学生运动一个重大问题就在于没有明确的领导阶级和清晰的斗争纲领。这种没有领导的政治运动最终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走向自身的分裂；另一种是走向极端尤其是走向暴力，然后被政府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镇压下去。有意味的事实是，诉求“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五四运动却以最为暴力的“火烧赵家楼”开始。我迫切的想知道当时那些走上街头的学生是不是一开始就准备以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抑或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开始暴力活动？这种学生运动暴力化而且不可控的趋势正式由于没有明确领导和纲领才导致的。

         我们一年又一年的纪念以爱国主义为内核五四运动，但须知暴力化也是五四运动的显著特征。更为重要的是，爱国主义永远都不能成为暴力活动的免罪金牌。这里我想到的是清末的“义和团运动”，公然进攻别国使馆以及滥杀外国人和教徒的行为实在与野蛮人无异。徐中约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写道，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显著影响是：宣告之前的民族自强运动的彻底失败，中国的民族自信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心态正是成形于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事实上，自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内部再也没有一次主动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反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同盟国一员获得了胜利，而这种崇洋媚外的心态，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

        在集体至上的社会中，爱国主义是道德的制高点。中国政治斗争中经典套路就是上纲上线，通俗的解释就是“用对方无法承受的罪名使对方闭嘴”（引自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在这种社会中，最为恶毒的上纲上线正是称对方为“卖国贼”。回想最近发生在国内的反日游行，以爱国主义遮羞的砸日本车的暴力活动只能说明内心的脆弱，把日本车车主和日企员工称为卖国贼的行为只是盲目的疯狂。回到五四运动，陆宗舆、曹汝霖和章宗祥这三位亲日官员的确是无可挑剔的出气筒，但我们又不能因为驻日公使签订了某些条约就因此认定他是卖国贼。比如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国人都称之为“卖国”。实际上，在马关，李鸿章在谈判期间忍辱负重，甚至还挨了一个日本浪人的打，换了别人去谈，恐怕只能赔的更多。

        继续说1919年的五四，前面提到，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民主共和的理想以及对学生的尊重，最终导致军警在镇压五四运动的时候表现的扭扭捏捏，甚至出现了学生主动闹事请警察来抓，然后在警察局要求警察道歉的事情。根据这本《北洋裂变》中的引用，当时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就有日后中共的早期创始人刘仁静和张国焘。而在上海，五四运动的阶级扩大化的趋势尤其明显，这场自山东发起的学生运动到了上海就已经演变成工人阶级的罢工。然而，上海的警察也大量接到了来自上级的要求保持克制和冷静的命令。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样一个会让社会活动家感觉如沐春风的时代：学生们上街游行，烧了政府大员的住宅。被警察抓起来之后，还有自己的校长和社会名流去保他们出来，有更多的阶级和职业的人们上街，要求释放这些学生。不遵守法制的学生遇到一个不遵守法律的政府，他们都会不约而同的将法制精神置于脑后。段祺瑞的政府最后罢免了那三位亲日派官员，并且释放了学生，但也使北京政府的威信跌到了极点，也为后来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买下了伏笔。

        学生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在问题是，仅仅依靠学生运动很难对政府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原因很简单，政府手中有国家机器，而学生只有热情和装满这热情的胸膛。从北洋政府甚至整个民国政府的历史来看，后袁世凯时期的段祺瑞政府似乎是对共和理想和学生运动最为尊重和克制的时期，直到后来1924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主北京，随即开始了对报人及进步人士的大规模逮捕和审判，中共的早起创始人李大钊正是这一时期被害的。从此中国的几乎每一次学生运动都伴随着大规模的逮捕和审判甚至杀害，至于后来“保卫领袖”和“领袖万岁”的口号一出，中国学人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最后想提的一点是，虽然学生运动往往没有明确的领导和组织，但学生运动的确直接的反应了民间的诉求，或者是政府内部某些派系的诉求，甚至可能直接得到了政府内部某些反对派的支持。比如五四运动，当时学生们旗帜鲜明的反对段祺瑞的皖系北洋政府，当时的直系领袖曹锟很可能暗中希望这场运动能充分的打击皖系政府的威信。彼时的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学生，而且不乏大量夸张甚至扭曲的报道，很难说这些报人是不是真的在维持自己独立的报道态度。再比如1976年4月，纪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一场纪念逝世的周恩来的集会变成了呼吁邓小平复出，甚至要求打倒“四人帮”的政治活动。彼时这次运动被定义成“反革命”，但由于国内政治局气氛的迅速变化，“四五运动”很快被平反。事后我们会发现，这些群众运动的诉求不正是那些在“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诉求么？另外，观察1921之后的中国学生运动，无论是“五卅运动”还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都能看到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由此可见，那时的学生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组织和领导，和政治团体的结合也使得学生运动或者群众运动更加有力。

  PS：书写的的确不是特别精彩，但很引人思考。

• 很喜欢这样的文笔

  作者：sekong 发布时间：2009-05-20 23:5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