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去美国留学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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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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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韦FAN 发布时间：2020-04-13 15: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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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放春：“华北难题”与土改“阶级斗争”——评胡素珊的“统治阶级论”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3-01-23 21:21:15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

  30年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部题为《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的研究专著。作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女士曾就学于加大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该书（以下简称“胡著”）系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之上修改而成。这部当时在内容与出版时间上均已不能令作者感到十分满意的作品，后来在中国研究界却得到高度肯定。胡素珊藉此书而成为欧美学界公认的权威专家，著名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系列中有关第二次国共内战（即“解放战争”）的章节即由她完成。1997年胡著中译本的问世，使其学术影响进一步延伸到中国大陆学界。

  国共内战期间的北方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与反思所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胡著中曾有相当篇幅专门探讨共产党领导的这场乡村革命。就笔者所知，胡素珊恐怕是西方学界中最早在较为深入的经验研究基础上探讨北方土改之政治内涵的学者。土地改革一直被广泛认为是中共在国共内战中制胜的政治法宝：通过在北方广大的乡村地区发动土改，中共成功地赢得了农民大众的政治拥护，有效地实现了政治动员，从而得以获取支援战争的人力物力资源。然而，胡素珊并未满足于这样一种含混的认识，而试图在史料基础上进一步廓清土改的一般政治过程。她提出，中共在华北农村通过大搞“阶级斗争”来“发动群众”，其真正奥秘并不在于斗地主、分田地，而在于从解决群众最感痛苦的问题着手，发动群众起来推翻北方乡村中的“统治阶级”（不限于地主阶级）。就此而言，华北土改的政治意义不仅仅在于通过平分土地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来换取群众“拥护”，而更在于彻底摧垮“既有乡村精英”的政治与经济统治，进而建立新的政权基础。这一农村基层政权的革命转型构成政治拥护的重要制度保障。

  胡素珊关于华北土改的政治学思考与探讨，开拓了认识中国革命的新视野。尽管胡本人的研究兴趣早已转移到教育、政治改革等领域，但她多年前对土改之政治意义的深入探索至今仍是后学们无法绕开的学术遗产。特别是胡著中译本的问世，适逢中国大陆学界刚刚开始尝试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批判地反思中国革命，从而使胡素珊的研究“恰逢其时”地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她的学术主张如今已广为人们所接受。这也使得对其观点及相关论证加以批判的审视与检讨变得十分必要。

  挑战“农民民族主义”论：土改与中共的成功

  在对胡素珊的研究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美国的学术与政治情境。胡素珊于1969年开始研究国共内战，3年后完成了博士论文。1973至1975年间，她又为论文出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中国的内战》一书的精装、平装本先后于1978年和1980年出版。当人们读到胡素珊的研究成果之时，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情境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据胡素珊回顾，1969年的时候，政治学系的学生无不受到越战的影响与刺激。当时，顽固的反共共识已经破裂，美国的青年学生人心思“左”。这种情绪也强烈地反映在学术活动当中。而在中国研究领域中，矛盾的焦点则集中在胡素珊的指导教授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提出的“农民民族主义”（peasant nationalism）这一著名命题之上。1962年，斯坦福大学出版了约翰逊的博士论文《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力量：革命中国的诞生，1937—1945》。一位学术新秀的作品，不期然引发了持续而热烈的学术争论。基于日本方面的档案文献，约翰逊在这部令人瞩目的专著中大胆突破了1950年代西方关于中共夺取政权的各种流行解释（如阴谋论、组织武器论等），明确提出中共的成功植根于其在抗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群众拥护。约翰逊认为，中共放弃土地革命后，在华北等地区承担了抗日的领导角色，并藉助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而有效动员了农民大众。显而易见，“农民民族主义”论在问世之初即代表了比较激进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然而，越战的爆发却改变了学术争论的政治坐标系。约翰逊本人支持越战，并将其“农民民族主义”论应用于解释越南解放战争，从而激起了一些左翼倾向的学者的不满与批评。例如，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通过研究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据地的社会经济改革，提出“延安道路”（Yenan Way）这一关于中共成功的新解释路径来挑战约翰逊的理论。但是，约翰逊本人则将此类观点一概视为“庸俗马克思主义”，颇不以为然。

  当时还是学生的胡素珊也对约翰逊的思想“右”倾感到不满。在新兴的社会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学术思潮影响下，她也想通过揭示中共军事胜利的社会经济根源来驳斥大众民族主义论。然而，导师的压力迫使她尽可能避免在论文选题上透露出真实意图。因此，胡素珊采取“迂回作战”的策略，把研究时段从抗战时期转移到了约翰逊未曾涉足的内战时期。这样一来，既可避免与约翰逊发生直接冲突，又可以围绕中共的土改而展开发挥，在约翰逊所不熟悉的史料基础上申张自己的见解。然而，这一美好设想贯彻起来却异常困难。胡素珊当时搜集的土改资料，不用说用以完成一部博士论文，即使是只写一章都很勉强。而且，从有限的史料中也很难清晰而有力地建立起她所期望的因果关联。最终，她在其博士论文中只能泛泛申论，而未能真正实现最初的“战略意图”。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胡素珊继续进行土改研究。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她逐渐意识到自己此前落入了一个认识陷阱：即将土改局限在1947年10月中共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后的土地运动。同时，她也意识到，中共在内战中获胜的基础实际是在抗战期间逐步打好的，而1949年成功夺取政权则是这一自下而上的制度建设过程的最终成果。当然，这促使胡素珊采用较为长线的历史视野来观照中国革命，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她挑战农民民族主义论的信念。假如约翰逊的看法——即中共是在放弃了土地革命后才真正赢得了群众支持——是正确的，那么中共为什么会在内战环境下又重新冒险搞起了土改呢？显然，土改中的“阶级斗争”蕴藏着中共成功的秘密，而这个奥秘又必须通过深入考察中共自抗战以来开展社会经济改造的经验才能得到理解与揭示。在这样的认识下，胡素珊终于自信有能力驳倒农民民族主义论，也可以给出对中共如何成功这一问题比较完满的解答了。不过，到胡著正式出版时，约翰逊实际上已基本退出了中国研究领域。这或许是她对自己的专著出版受到拖延而感到遗憾的原因之一吧？

  时过境迁，随着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的巨大转型以及1991年的苏东剧变，原来曾激励过西方几代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及中共成功的原因——也随之消隐，不再能引起人们的高度兴趣。胡素珊认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也开始随着潮流而去政治化、“后现代”化了。身处“历史终结”的时代，笔者对此一学术潮流变化亦颇有体会。所幸，中国大陆学界的状况与胡素珊勾勒的西方学界的黯淡局面迥然不同。尽管中国学人中也曾在同时期出现“告别革命”的同声唱和，然而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反思与争论也随之在大陆学界悄然兴起。迄今，中国革命史的重新梳理与反思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部分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但这决没有冲淡其探索的问题本身在中国语境下的严肃性。近年来，中国学人正在就中国革命之历史性重新生成自己的问题意识，特别是如何反思地理解、继承与消化共产革命实践的思想与政治遗产；而与此紧密相联系的则是关于中国道路的实践内涵、当前中国社会性质以及未来中国走向等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

  具体到土改研究，笔者曾用“方兴未艾”来描述国内学界的状况。目前，这一研究势头愈发强劲。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研究者以华北为申论的主要经验基础。胡素珊是最早对华北土改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然而，近年来的有关研究多未对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局限进行认真而系统的检视，从而未能将新的研究真正建立在学术对话与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这是多少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笔者认为，胡素珊在30年前的一些研究发现至今仍然是闪光的，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同时，她的分析论断整体而言存在着严重的漏洞与欠缺，有待修正。

  华北难题与“阶级斗争”：土改中如何发动群众？

  胡素珊博士论文的基本架构，在《中国的内战》一书中得以完全保留。关于土改的分析仍然只占全文的一章；然而，其具体内容则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据胡素珊本人回顾，直到1974年时，她还觉得论文中关于土改的分析存在很大的问题，根本达不到正式发表的水准。此后，她在这一章中加写了足足100页的内容，才感到可以比较完善地解答自己面对的问题。由此足见，胡素珊为了探索中共成功的奥秘付出了努力。土改一章的前后更动也显示出，她对土改的认识的确有了相当程度的深化与提高，有关的分析已从政策层面推进到更为复杂的实践层面。

  那么，胡素珊在土改实践层面遭遇到的难题到底是什么？这一经验问题又推动着她形成了怎样的见解？

  胡素珊关于土改的基本论断和她对华北乡村的经验认识是分不开的。然而，197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尚没有显示她对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状况有任何清晰而具体的认识。因此，笔者推测，她在后来的研究中受到了新兴的社会经济史视角以及根据地研究的启发，开始尝试在区域社会经济的基础之上重新考察土改中“阶级斗争”的实际展开。前文曾提到，华北是“农民民族主义”论的主要经验基础。可以设想，胡素珊正是要在华北经验基础之上挑战约翰逊命题。她的研究出发点很简单：如果“农民民族主义”而非土地革命才是中共成功的关键，那么在内战的紧要关头中共为什么又重新回头大搞土改呢？可见，正如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等老一代观察者所言，土改至关重要。

  然而，一经把土改放置在区域空间之中，胡素珊就碰到一个无法回避而又难于解释的问题：华北地区实在太不“适合”搞土改了！据1930年代国民政府实业部农业调查局统计，全国约有30%的农户为佃农，24%的农户拥有部分土地，亦即有超过50%的农户需要全部或部分靠租种土地生活。但是，各地区间的差异则很大。与东北、江南等地相比，华北乡村的租佃率相对较低。特别是在河北与山东，佃农仅占农户总数的12%左右，是中国租佃率最低的地方（转引自胡著，第280页）。1948年，美国共产党人韩丁（William Hinton）曾亲身参加了晋东南一个村庄的土改。他在其名著《翻身》中热情地歌颂中国革命，并毫无保留地采纳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叙事框架。然而，书中附表提供的数据却显示，该村实际仅1户佃农（转引自胡著，第287页）。需要说明的是，土改期间，“佃农”这个范畴实际已被中共放弃使用。这一点在韩丁的附表中也体现出来。无论是统计数据提供的宏观图景，还是村庄调查提供的微观图景，都显示出华北乡村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社会。华北的土地问题并不突出。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情境下，中共怎么可能通过搞土改而动员起农民大众呢？土改中“阶级斗争”的真正奥妙何在？

  笔者将胡素珊遭遇的这个经验性困惑称为“华北难题”。应该说，它的提出体现了西方观察者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化。贝尔登等第一代观察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亲身参与过华北土改的韩丁，在村庄层面见证了这个问题，然而却没有把握其真正内涵。当时他关注的主要是土改的“一般性”，而致力于把张庄土改刻画为中国革命的历史缩影。胡素珊则充分考虑了华北的“特殊性”，而且恰恰是从“特殊性”出发来反思中国革命，才开辟出一条理解“阶级斗争”的新思路。

  近年来，关于土地问题的革命表述与乡村现实之间的反差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特别是在华北经验基础之上，目前已积累了相当一批研究，有力地质疑了正统革命叙事。笔者将此类取向的研究统称为“华北论述”。胡素珊提出的“华北难题”则可谓是“华北论述”的最早奠基。不过，胡著所处的政治与学术情境与中国情境有所不同。当时，西方学界的主流兴趣仍是探讨中共成功夺取政权的原因；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中共夺取政权的正当性基础所在。在这样的学术旨趣推动之下，胡素珊提出“华北难题”，其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质疑阶级斗争叙事的真理性，而是要揭示“阶级斗争”表述下所隐藏的政治奥秘。

  那么，如何在华北情境下来理解中共宣称的只有靠土改才能发动群众支持反蒋战争呢？这个问题既是对胡素珊智识上的一次挑战，又是一次机遇。

  胡素珊提出：“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解释共产党对华北农民的号召力的实质和意义到底是什么。”（胡著，第288页）为此，她首先检视了中共的土改口号：“耕者有其田”。她发现，这一宣传口号的实质内涵要比其字面意思宽泛得多，并不限于废除土地租佃制。租佃问题在华北并不突出，因而中共在土改中真正依靠的“基本群众”就不是佃农，而是占乡村人口相当比例的贫农及雇农。在山东和河北，40%左右的农场规模在10亩地以下。这部分农户显然无法单靠种地来实现自给自足，属于“贫农”范畴(转引自胡著，第284页)。另据韩丁提供的山西张庄数据，该村1944年时共251户，贫农占46.8%，雇工占6%，中农则占40%（转引自胡著，第287页）。既然广大贫雇农才是中共在乡村的群众基础，那么土改的真正焦点就不是租佃问题而是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胡素珊认识到，中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虽很有号召力，但其实并未清晰表述其土改政策。相比而言，孙中山提出的另一口号“平均地权”对于华北情境倒是更有针对性。实际上，中共后来在《土地法大纲》中也的确提出了“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因此，在华北经验基础上，胡素珊得以澄清在土改过程中平均分配土地对于发动贫雇农的重要性。较之泛泛而论“土地问题”，这个认识可谓深入了许多。

  那么，中共在华北土改中究竟是怎样通过开展“阶级斗争”来“发动群众”呢？对于这个问题，胡素珊没有直接作答，而是去追溯中共在抗战时期开展群众运动的经验。在她看来，从减租运动到平分土地是一个逐渐激进化的连贯过程，贯穿其中的是中共对群众斗争的强调。于是，问题就变成：如果租佃制不是华北的主要问题，那么中共抗战时期的减租政策在动员农民的政治支持上发挥了何种作用？也就是说，中共在抗战期间就应该在面对“华北难题”了。到土改时，中共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表明他们必定已在如何解决“华北难题”上积累了可行的经验。这些经验具体是什么？例如，土改中得到广泛运用的算帐办法就是中共在抗战期间总结出来的把财富从有钱人转移到穷苦人手中的一种手段。这在租佃问题不突出的华北尤其有用，为广大贫雇农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胡素珊看到，中共在减租运动期间采取的斗争形式灵活多样，而并不拘泥于减租斗争。而且，发动群众政治参与的关键也不仅仅在于物质利益的刺激，而更在于满足群众的迫切要求，积极解决群众最感痛苦的恶霸、腐败等问题。这才是中共在抗战期间获得的最为重要的运动经验。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共摸索到了“通过阶级斗争来发动群众”的具体途径。

  为了说明这一点，胡素珊在书中花了相当篇幅重点分析山东根据地减租运动的情况。她所依据的主要历史文献是黎玉（时任山东分局党委书记）在1945年9月（中共七大后）召开的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胡素珊指出，减租减息在抗战的多数时候只是个宣传口号，而未能真正实施。据黎玉报告，直到1944年开展深入查减，运动才真正形成了一定气候。饶是如此，山东分区两万余村庄中实行彻底减租的尚不及两成，约有一半的村庄减租“不彻底”，另外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村庄是未经减租的空白村。黎玉在报告中分析了阻碍减租的一些主要因素，其中首先就是基层干部思想上存在的“特殊论”。不少干部

  一听减租减息就说：“我们这里没有租佃关系”，或“我们这里租佃关系少，小农经济占优势，不必进行减租”，“一定要查减就是上级的主观主义”；还有的说：“减租减息发动不了群众的大多数”，“不如反贪污反恶霸”；或者说：“佃户落后，减了也没有用”。

  为此，黎玉在报告中不得不竭力证明，除了渤海广饶、鲁南双山等少数地方外，租佃关系在山东其他地区“相当普遍”。

  该报告中关于“各种类型地区租佃关系分布状况”统计附表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一些典型调查，如平原地区以滨海区莒南县的大店、筵宾、沟头三区为典型，山区则以滨海区临沐县甄家沟为典型。莒南大店是山东出名的地主集中地，著名的“出鹰殡”之恶霸故事即源出于此。据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1945年统计，该区共有地主136户，占有土地31668.08亩；其中，占有300亩以上的大地主有28户。不言而喻，该地的租佃关系相当普遍。因此，1944年开展的大店查减斗争牵涉也极广，来自周围三县六十余村的612户农民在斗争中得到了利益。其中，202户佃农从45家大店堂号地主手里得到退租。作为山区典型的临沐县甄家沟也是一个地权高度集中的地方。该村有一户地主拥有7000余亩土地，占全村土地总量的70%以上。

  然而，这些典型调查并不能反映山东乡村的一般情况。附表说明中也承认，各地典型材料中所涉“一般是土地集中程度较高，阶级划分明显，或为封建统治严厉地区，或为天高皇帝远之偏僻地区，因之土地集中本较高，而租佃关系亦分散”。

  虽然是建立在这些典型材料基础上，黎玉的总体估计还是有那么点“不如人意”。“一般佃户占农村户数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地主富农约占户数百分之十左右，所以在全人口中有租佃关系者并不算少。”即使他的这个估计大致准确，看来也难以说服基层干部相信仅靠减租就能发动群众。而且，笔者注意到，如果仔细分析当时各地的租佃关系，就会发现其中大有蹊跷。以莒南大店等三个区的租佃情况为例，尽管贫农与雇农占佃户总数的一半以上，但租入土地最多的却并非他们，而是中农和富农，租入土地占总数的80%左右。也就是说，从减租中得利的主要将是富农、中农，而不是中共依靠的贫雇农。如此说来，减租真正的动员效果相当有限。

  

  黎玉报告中关于1944—1945年山东群众斗争情况的描述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报告中所提供的数据（见表1），针对恶霸的斗争（5201例）比针对地主的减租斗争（4672例）还多，位列榜首。此外，反贪污斗争亦占相当大的比重（3186例）。而在边区首府莒南县，斗争也主要集中在恶霸与腐败问题上，而减租减息仅占全部斗争的一成左右。再从阶级构成来看，“斗争对象是很多也是很乱的”。除了地主及富农外，还有约三分之一的斗争对象为中农乃至贫农（参见表2）。

  

  显然，黎玉的报告恰恰表明，“特殊论”并不像他批评的那样只是一种“官僚主义无调查的说法”。从山东查减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反恶霸反贪污就是比减租更有群众基础，更能发动群众。只不过，这些斗争并不总是严格遵循阶级斗争的方向，从而往往会出现“偏差”与“过火”的现象。因此，黎玉在报告中的态度大为和缓。他说：“有的同志认为反贪污反恶霸能够发动群众大多数是不完全对的。”这也就承认了“特殊论”至少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与此同时，为了掌握政治方向，黎玉也提出：

  所谓贪污恶霸是谁呢？就是封建势力。不应把反贪污反恶霸机械地分开（在斗争中某些方面是可以分开，但其基本方向应当是一致的）。中国农村一切痛苦都是由封建势力造成的，恶霸和贪污是封建经济制度下的产物，反恶霸反贪污斗争只是减租减息运动中的一部分。因此，必须以减租减息为主，从反恶霸反贪污斗争开始着手的必须转向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也必须牵涉到反恶霸反贪污。如果把二者机械分开，反单纯从人口上来比较，不从整个革命任务着想，不从减租减息是第一个革命的意义去认识，是一个糊涂观念，必须在各种会议争论中打通之。

  胡素珊正是从黎玉的报告中受到了启发。她意识到，通过开展群众性的斗争来发动群众才是中共在乡村基层扎根的基石。

  同时，她也看到，共产党搞的“阶级斗争”在实践中极具灵活性与策略性。正如山东查减运动所示，斗争的性质与形式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而并不限于减租。关键是从当时当地群众最迫切要求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根据具体情况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斗争，并适时地引导斗争方向，启发阶级觉悟。胡素珊指出，正是利用这些问题，中共“找到了摧毁农村经济和政治体系、动员农民支持建立新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方法”（胡著，第324页）。黎玉报告中已透露，群众斗争中的被斗户并不限于地主，而是包括了各个阶层。也就是说，即使是在租佃关系不发达的地区，中共也掌握了“通过阶级斗争来发动群众”的办法。“严格说来”，胡素珊写道，“斗争对象并不是地主阶级，而是统治阶级”（胡著，第324页）。到此，胡素珊提出的“华北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通过追溯抗战时期的运动经验，胡素珊也得以和约翰逊展开直接对话。显然，她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抗战时期联接中共与农民大众的唯一纽带；减租、反霸等群众性运动的开展也是中共在华北乡村扎根、建立政权基础的关键。正是在运动中，中共逐渐学到了如何去掌握群众、发动群众。这些政治经验在内战时期的土改运动与人民战争中进一步得到有效的运用。

  前文已指出，胡素珊将减租与土改看作一个连贯的过程。因此，她把自己从黎玉报告中领悟到的革命奥秘推演到对土改的认识上。讨论完黎玉的报告之后，胡素珊随即指出：土改“正是一场如上文所述那样具有多种形式的斗争运动，它的主要目的并不仅仅是‘耕者有其田’，而是要在政治和经济上摧毁现存的农村精英阶层，并发动农民创造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胡著，第320—321页）。也就是说，土改并不简单地是中共以提供物质利益来换取农民支持的交换过程；更重要的是，中共在运动中发动群众起来推翻旧的乡村权力结构，并建立适合政治需要的基层政权基础。“至于这个村庄是否由地主统治则不是问题。主要的考虑是通过土改摧毁当地掌权者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这是建立新秩序的关键步骤。”（胡著，第379页）就此而言，胡素珊在反对约翰逊的农民民族主义论的同时，也吸取了其导师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意见，转而侧重从制度结构层面来揭示土改的深刻政治内涵。

  顺便提及一下，胡素珊关于土改的分析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土改的军事保障问题。她认为，中共在抗战期间学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土改必须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才能成功推行。然而，国民党部队的突然进攻一度迫使中共在缺乏这一条件的情况下仓促推行土改，直到1948年纠偏后才又把安全保障问题提上日程。这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在军队向南挺进到租佃制度更发达的地区后反而决定暂停实施土改。本文不准备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回到本节之初的问题，我们看到：胡素珊从华北难题出发，经过追溯抗战时期的群众运动经验这一迂回，终于形成了自己关于土改之政治（及军事）意义的总体认识。她在书中多次申明自己的看法，而尤以如下一段最为系统：

  的确，共产党寻求“拥护”，而且——作为财产再分配所提供的切实物质利益的回报——无疑也如愿以偿。不过，土改斗争也使共产党得以具备了将此类尚处在萌芽状态之阶级觉悟转变成某种进行战争所必需之拥护的机构性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就此而言，土地革命的基本内涵是推翻了现存的乡村精英（the existing rural elite）。至于这个阶层是否真的封建、是否在每个村庄里都由地主构成，则非问题之所在。关键在于，通过锁定诸多对象，这场斗争运动摧毁了统治阶级（the ruling class）的政治与经济支配，而这是创建一个新的乡村权力结构的必要步骤。

  新秩序的建构是作为“其它一切工作之基础”的土改的真正成果。那些在形式多样的控诉运动中表现最为积极的农民，就被共产党吸收为新的成员，并成为新的乡村领袖，那些分得土地和浮财的人们则加入了农会及其它乡村组织。这就是共产党可以依靠的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它由农民们自己组成，承担起征收公粮、组织军事运输队以及在征兵运动中向那些不愿参军者施加社会压力的任务。

  本章引言中提出的主要问题至此得到了解答：以上这些就是共产党通过土改而在农村扎下的“根子”。只要条件允许，这些根子就能保证粮食、人力的稳定供应，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作战。

  要言之，土改真正的政治意义与其说是打倒地主阶级，不如说是推翻了既存的乡村“精英”或“统治阶级”，进而建立起新的基层政权结构。

  公平地说，胡素珊在1970年代中期形成的这一看法相当大胆而富有创见。这一论断对于建构革命之一般性理论而言也许并无真正突破，但对于中国革命的经验认识而言则无疑推进了一大步。我们也看到，胡素珊的这一洞见与她对“华北难题”的深入探究是分不开的。这是胡著中最为可圈可点之处。

  然而，这一令胡素珊本人感到满意的答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令人信服呢？笔者认为，胡素珊的研究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在结论上均存在着欠缺与漏洞，同时也蕴含着进一步推进的潜力。下文中，我们来看一下胡著论断的问题之所在。

  乡村“统治阶级”：土改到底革了谁的命？

  前文曾提到，胡素珊毕业后继续从事土改研究，对其博士论文中的分析进行了实质性的改写。这一改写既体现在经验研究的厚度上，也体现在理论认识的深度上。胡著中关于土改之政治意义在于推翻乡村统治精英的这一核心论断就是在后续研究中形成的。

  我们知道，在胡素珊的研究过程中，约翰逊是其主要的对话对象。不过，为了便于将胡著置于美国的中国革命研究领域中加以检视，这里不妨再引介当时一位重要的学术人物：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胡素珊在伯克利求学期间，舒尔曼任教于该校社会学系与历史系。1963至1967年间，舒尔曼曾担任过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的第三届主任（继任者则是约翰逊）。1966年，正当不惑之年的舒尔曼出版了奠定其学术声望的专著《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胡著的参考文献中也收列了这部在当时影响很大的著作。如果将舒尔曼关于中国革命的探讨设定为知识积累的一个阶段，并将其与胡素珊的有关分析加以比较，将非常有助于我们检视胡著的成就与得失。

  “精英”（elite）是舒尔曼关于社会系统与社会革命的理论框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工具。这清晰地表明，他所接续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是政治（社会）学中的精英论传统。简单地说，所谓“精英”指的是社会系统中享有权威的社会群体或组织，亦即“统治阶级”（ruling class）。例如，在舒氏眼中，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绅阶层就是他所谓的“精英”或“统治阶级”。实际上，舒尔曼将中国革命视作一个剧烈的“精英更替”（circulation of elites）过程。翻开舒尔曼的大作，我们很快就会在其序言中读到诸如“一切社会革命都将矛头指向精英、统治阶级”之类的理论陈述。他认为，统治阶级（革命对象）的性质对革命的性质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中国士绅阶级的乡土性促成了中国革命的民粹性，从而形成一条与法、俄革命截然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中国革命彻底摧垮了旧的社会系统，消灭了士绅阶级这一传统精英；取而代之的则是新的精英，即共产党这一在革命中国享有高度权威的现代组织。舒尔曼在其提出的历史社会学框架中将中国乡村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其中，土改被视为最具决定意味的成功。他在书中明确写到，土改“真正（打击）的对象是乡村精英”。具体而言，这场乡村社会革命一举消灭了乡绅地主，而基层党组织则成为广大乡村地区新的统治精英。

  不难看到，胡素珊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认识与舒尔曼存在一定相似性。她所采用的“统治阶级”、“精英”、“统治精英”等概念工具以及在分析中对基层政权组织的关注，都显示出与舒尔曼共同的理论兴趣。但是，必须指出，笔者浓笔勾勒这一相似性，用意决不是贬低胡素珊的研究贡献与创见，而是为了深入探究一个对于我们理解北方土改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她所谓乡村“统治阶级”（或“精英”）指涉的具体历史对象到底是谁？

  舒尔曼并非土改研究专家，他对土改情况的具体了解亦不能与专研土改的胡素珊同日而语。事实上，在写作《意识形态与组织》一书时，舒尔曼甚至连《五四指示》这样基本的土改文献尚无缘读到。其时，韩丁的经典作品《翻身》亦未出现，舒尔曼能够涉猎的还只是《暴风骤雨》之类的土改小说。因此，他在书中关于土改的简短分析更多地只能靠其出色的社会学理论素养，而不是基于扎实的经验研究。与此不同，胡素珊的分析则是在广泛占有各种相关史料（当时主要还只限于政策层面的史料）的基础上展开的。正因为如此，尽管胡素珊使用了类似的理论术语，但其经验内涵则已发生了重大改变。在舒尔曼的理论分析中，所谓“统治阶级”这一范畴指涉的历史对象就是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乡绅地主（及地方长老）。而在胡素珊的历史探究中，“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则不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了。相反，胡素珊恰恰是将“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在分析上区别开来，从而达成对中共在乡村开展的“阶级斗争”的新认识。

  我们已经知道，胡素珊的分析论断主要建立在华北地区的租佃制不发达这一经验认识的基础之上。这使她意识到，“地主阶级”这一土改对象在华北地区的许多村庄里无法落实。与此同时，胡素珊看到，即使在没有地主的村庄里，共产党仍可以有效地通过“阶级斗争”来发动群众。此时，斗争矛头往往是指向村中的“统治阶级”。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不是（或不只是）乡绅地主，那么到底哪些社会群体或政治组织属于胡素珊所谓的被推翻的“统治阶级”？换句话说，华北土改到底革了谁的命？

  遗憾的是，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胡素珊从未给出清晰的解答。她在书中多次重申过自己对土改的总体认识，仿佛“统治阶级”这一理论范畴的具体内涵是自明的。实则不然。笔者认为，落实“统治阶级”所指涉的历史对象对于我们理解土改（尤其是老区土改）中的“阶级斗争”之内涵与性质至关重要。

  当然，胡素珊并非完全没有尝试去经验地具体落实“统治阶级”。例如，她研究了冀鲁豫分区等地在减租减息政策期间开展的反黑地、反贪污、反恶霸等群众斗争，并专门讨论过“恶霸”问题：

  恶霸指的是在地方上颇有势力，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欺压别人的人。其势力的直接来源可能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因为在中国乡村中这两点是可以区分的。因而，他可能是个纯粹的地主，也可能是某个秘密团体的成员，或政府官员，但与地主或其他有钱人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着各种关系，人们没有办法用法律或社会习俗来反对他。他有可能搞到武器（虽然并不都是这样）来实行自己的阴谋。不同地方对恶霸的罪恶行径有不同的理解，但主要是指谋杀、人身攻击、强奸、勒索或非法掠夺财产。各个阶层都可能有他的受害者，但所有的人都一致谴责他的行为。（胡著，第302页）

  显然，乡村中的“恶霸”正是胡素珊找到的一种“统治阶级”。他们可能是地主，也可能不是。胡素珊指出，“发动对恶霸，特别是恶霸地主的斗争，是为了激发群众对整个地主阶级的仇恨，而在没有地主的村庄中，干部把反恶霸的运动作为动员农民支持的起点”（胡著，第302页）。前述抗战时期山东群众运动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胡素珊的看法。我们已经看到，反恶霸成为发动群众最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被斗对象的阶级构成也是相当复杂的。显然，如果教条地采用阶级斗争的分析与叙事框架，根本不能反映实际的复杂图景。在这个意义上，胡素珊建立在这些经验基础上的分析与论断是相当有力而富有启发的。

  然而，令笔者多少感到诧异的是，胡素珊在探讨土改阶段时却未进行类似的努力。也就是说，胡著中关于土改的论断并未真正建立在直接的经验基础之上，而主要是根据抗战后期边区群众运动的经验做出的理论推断。土改中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具体指哪些人？乍看起来，这个问题似已得到解决。“统治阶级”可能是地主，但也可能不是地主，而是地方恶霸（或者腐败官员）。但是，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土改中诸如“恶霸”之类的人物具体指哪些人？我们就会发现，胡素珊并没有给出解答。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她沉默了。

  为了弥补这一漏洞，胡素珊采取的策略是强调土改与抗战时期的群众运动的历史连贯性与逻辑相似性。她还提出，中共在土改中通过多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来发动群众的策略实际是在抗战期间学到的重要经验。这一看法具有一定正确性。但是，胡素珊对这一连续性的过分强调也使她停下了继续探索的步伐，而没能深入研究土改中“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尽管“华北难题”是“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前提，然而华北土改与抗战后期的群众运动无论在历史情境上还是运动性质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这还不只限于胡素珊所关注的军事保障有无的问题。即使我们承认中共在抗战后期积累的运动经验对其发动土改的重要性，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简单假设土改实践仅仅是这些经验的重复运用。

  我们举一个例子，即可看出情况远非如此。如前文所述，胡素珊的分析相当倚重黎玉的报告。她在其最后结论中仍以黎玉报告为例证来说明中共在抗战中已经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来发动群众的办法。然而，胡素珊没有提到，黎玉本人恰恰就是在土改中由于“路线错误”遭到整肃的最高级别的地方领导人。历史当事人的命运沉浮足以表明，土改中的复杂情况决不是仅靠以往经验就能应付的。

  在胡著中直接探讨土改的部分里，基本找不到任何与分析1944—1945年山东群众运动类似深度的经验考察。其中，关于山东土改的仅寥寥数页，而且只是政策方面的泛泛述评。例如，胡素珊提到，1947年7月7日，华东局下达了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指示。该指示中批判了去年来的土改存在“富农路线”的错误，并将之归咎于去年下达的“九一指示”（胡著，第333—335页）。但是，对于这一政策激变的前因后果，胡氏并没有做任何分析。她也没有提到，“九一指示”正是在黎玉主持下起草的。既然黎玉是中共掌握了“阶级斗争”窍门的典型代表，那么他又怎么会犯严重的“路线错误”呢？对此，胡素珊未置一词。

  笔者认为，胡素珊关于土改的分析尚有很大的欠缺。如前所示，相较于舒尔曼、韩丁等上一代，胡素珊关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可谓大大推进了一步。她从“华北难题”出发，大胆地把“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析离开来。然而，胡著中关于土改的理论论断与经验考察总体而言是脱节的。所谓土改中的“统治阶级”在胡著中仍只是一个理论范畴，而未能真正在经验层次得到落实。因此，所谓土改的政治意义在于推翻了乡村统治阶级的总体论断也只能算是推测性的理论描述，而并非在扎实而深入的经验考察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胡素珊停下探索的脚步，原因至少有两方面。一方面，她的认识受到史料基础的限制。她在写作博士论文时即已遭遇的困难，在之后的研究中也未能真正克服。她未能对山东土改做出类似对山东查减那样的深入分析，恐怕也是由于她未能找到类似黎玉报告那样厚重的史料。另一方面，她的认识也受到一些既定思路的束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界的主流问题意识是中共何以能够成功夺取政权。由于胡素珊的研究进路基本由这一问题意识所主导，故其探索的目光总是放在共产党贯彻执行其政策时的灵活性、策略及其成功经验之上，而对运动过程中内在的话语—历史张力与矛盾则关注不够。譬如，她对黎玉报告的解读就刻意凸显了前者，以彰显“阶级斗争”在实践中的灵活多样性。但是，她没有看到，黎玉报告同时也揭示出减租与反恶霸反贪污斗争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张力。前者被视为革命之“经”，而后者则是革命之“权”。胡素珊的分析申张了“阶级斗争”之“权”（“灵活性”或策略）的面向，却又忽视了“经”（“原则性”或教条）的重要性以及“经”与“权”之间存在的持续的紧张关系。

  在史料与理路的双重限制下，胡素珊关于华北土改的政治学分析存在着很大局限性。可以说，她所提出的“统治阶级”论所遮避的与其所揭示的一样多。胡氏的分析理路在土改的历史峰峦中遭遇到了某种难以打通的障碍，而这个障碍正反映了她的问题意识与经验观察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在既定的问题意识下，胡素珊遭遇的经验现实就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对她所回避的历史经验的进一步揭示，首先需要我们转换问题意识。不是预设革命的成功，而是借助史料走进历史现场当中去具体把握历史行动及其遭遇的困境与矛盾以及应对的策略与失误。如此，“障碍”就有可能被转化为我们认识土改的新途径。

• 《生与死的对抗》

  作者：圣法兰西亚西西 发布时间：2021-05-08 14:02:43

  第一章 人是一种疾病

  P3按照新的弗洛伊德式的观点，社会的本质是压抑个人，而个人的本质是则是压抑自己。压抑的本质就是，拒斥作用或将某种东西摒弃在意识之外的功能。也就是人拒绝承认其人性现实。

  P6弗洛伊德的第一个悖论--存在着受到压抑的元意识--必然包含着第二个更重要的悖论：人类普遍患有神经症，《释梦》是对苏格拉底的训诫“认识你自己”的一个了不起的运用和拓展。人普遍具有神经症的教义是神学原罪教义的精神分析学翻版。

  P7柏拉图关于爱欲的教义。正像柏拉图在《会饮篇》和《斐德若篇》中，爱欲的教义是向我们暗示，人的基本的追求是为他的爱找到一个满意的对象/·······欲望被定义为指向是获得快感逃避痛苦的能量。弗洛伊德因而可以说，“我们的全部心理活动就是一心要获得快感和逃避痛苦，它自动地受快乐原则的调节”其含义正如亚里士多德的箴言——所有人都追求快乐。所以弗洛伊德说：快乐原则的目标是快乐。

  然而人追求快乐的欲望却与整个世界相冲突，现实迫使人放弃对快乐的追求，现实使人的欲望受到挫折。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相冲突，这种冲突是造成压抑的原因。梦与神经症症状表示：现实的挫折不可能摧毁我们存在的本质--欲望，无意识是人的灵魂的不可驯服、不可摧毁的要素。整个世界可以起而反对他它，然而人却仍然执着于这根深蒂固的欲望，热情地追求着快乐的正面实现。

  P9 社会对人实施压抑，只不过是在为种种客观经济立法，这种天真的、理性的社会学与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早期表述是一致的。后期的弗洛伊德趋于这样的立场：人是一种压抑自己的动物，是一种创造出文化或社会来压抑自己的动物。当然如果说社会强行行使了压抑，这也还仅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但它所提出的问题是个大问题，因为如果是社会强行行使了压抑，而压抑又引起了普遍的人类神经症，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在社会组织和神经症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内在联系；人这种社会动物便因而是患有神经症的动物，或者正如弗洛伊德说的那样，人优越于其他动物之处在于他能够患神经症；而他这种能够患神经症的能力，只不过是他能够创造和发展文化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P9弗洛伊德因此得出了与尼采完全一致的结论：“人是一种疾病”但弗洛伊德是通过一种科学的方法，是通过对神经症的研究达到这一结论的。神经症是文明或文化的一种基本后果。 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分析为一种神经症。

  第二章 神经症与历史

  P11所有人都是疯子这一学说，似乎抹煞了所有的文化差异与所有的历史变迁，它把一切多样性都吞没在黑夜中，而在黑夜中，所有的猫都是黑猫。但这种反驳却忽略了弗洛伊德神经症理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文明极其不满》中“文化的多样性比伴随着神经症的多样性”

  P12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做的类比“在种族的历史中，发生了某些类似于在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也经历了那些具有性欲和攻击性质的冲突，这些冲突留下了持久的痕迹，但绝大部分却被消除和遗忘了；此后经过长期的潜伏，它们又重新出现在生活中，并创造出种种在结构和倾向上与神经症相类似的现象。”

  这种类比使弗洛伊德形成了他关于“远古遗产”的思想，在同一种意义上，人是过去的囚徒，就像“癔病患者正受其记忆之苦”和神经病患者“无法逃避其过去”一样。因此一切文化戴在其文化遗产上的枷锁是一种神经症枷锁。反过来讲，弗洛伊德认识到个体的神经症的核心，就是这种“远古遗产”，这种“先前若干世纪的经验和记忆痕迹”，而这些定西“只能从种系发生学的角度去理解”。产生神经症是受到压抑的无意识，但这不是个人无意识，而是集体无意识。“无意识的内容终归是集体的”——每一个个体都重演了人类的历史：在童年的最初几年中，“我们不得不跨越从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到今天的文明人这一漫长的距离”，由此便必然是，神经症理论必须包括历史理论，反过来也是，历史理论必须包含神经症理论。

  P13《一个幻觉的未来》，宗教是一种“替换性满足”。类似于马克思的公式“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一说法不仅运用于诗歌和宗教，也用在梦和神经症症状中，却包含真理：它们虽经压抑而变形，但却是人心中不朽欲望的表现。

  P15詹姆斯·乔伊斯说“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正尝试着从中醒来。”尼采《道德的谱系》把世界历史理解为日益严重的神经症历史作出了第一次尝试。尼采和弗洛伊德在历史的神经症中发现了同样的动力机制，一种由压抑导致的不断加剧的罪感。尼采名言——“世界作为疯人院已经太久太久！”与《文明极其不满》中的阴郁论相比较：“如果文明是一个家庭群体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群体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那么罪感的强化······将不可分离地与文明交织在一起，直到罪感或许增长到个体无法承受的程度”

  历史学家感到必须以精神分析学来研究历史是由于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动物中，唯有人有历史？因为人不同于动物并非仅仅由于他具有那被称之为文化的超生物性器官并使之代代相传，同时也由于是—如果历史和时间中的种种变化是人类文化的本质特征并因而是人的本质特征的话——他具有改变他的文化并以此改变他自己的愿望。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创造了他自己，因而历史过程是靠人渴望成为他所不是的东西的欲望来支撑的。人渴望成为某种不同的东西的欲望，本质上是无意义欲望。历史中实际的变化，既不是由造成这些变化的人的自觉愿望所导致，也不与这些自觉愿望相符合。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懂得这一点·····人类今天仍在继续创造历史，却不曾自觉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自己的不幸福不快乐才能终止。事实上，人类今天的所作所为，似乎正在使自己更加不幸福不快乐，并且还把这种不幸福不快乐称之为进步。

  基督教神学认识到人的躁动不安和永不知足是历史过程的心理根源，解脱方案是，使人脱离这个现实的世界，脱离动物王国，并向人灌输辉煌壮丽的幻想。

  P17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对宗教批判，认为真正的谦逊应该属于科学。他说：真正的谦逊要求我们从哥白尼那里懂得人类世界并不是宇宙的目的或宇宙的中心；从达尔文那里懂得人是动物王国的成员，从弗洛伊德那里懂得人的自我（ego）甚至在它自己的家中也并不是自己的主人。至于人为什么是躁动不安和永不知足的动物，用精神分析理论：永不知足的动物是患有神经症的动物，是天性中有不能从文化中得到满足的欲望的动物。撑持着历史过程的正是这些未满足、受压抑同时又永恒持久的欲望。历史是在我们的自觉意志之外形成的，形成历史的不是理性的狡计，而是欲望的狡计。

  P17历史之谜在欲望中，马克思主义中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在弗看来，工作和经济上的需要是现实原则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在现实原则中而在受压抑的无意义欲望中。不管经济上的需要多么紧迫地压在他的身上，人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经济的人，并不是劳动者，无论为面包所进行的斗争是多么痛苦，人并非仅靠面包而生。

  P17因此弗提出在经济福利和征服自然之上和之外，人到底需要什么？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说成是劳动，但在马克思的乌托邦就有种空白，劳动废除了历史，除非劳动像浮士德那样不断被趋向更大的成就，否则人的本质就必须有别的更真实的定义。弗洛伊德提出，在劳动之外还有爱。爱一定从历史开始的时候就始终存在，它一定作为潜在恶力为劳动和创造历史提供所需的能量。这点看，受压抑的爱欲乃是历史的能量，而劳动必须被视为升华了的爱欲。 因此不曾被马克思正事的问题靠了弗洛伊德得以被正视。

  P18经济决定论者说出的假定，支撑着经济活动的那些具体的人类需要和动机，如功利主义者所理解的“自我保存”和“快乐”，包含“经济需要”和“人的需要”，然而人的需要并得如表现出来的那样，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在于人有历史这一事实。人在历史中的那种浮士德式的躁动不安和永不知足表明：人并不由于其自觉欲望的满足而满足；人意识不到自己的真实欲望。因此，历史心理学只能是精神分析式的。

  马克思转向了生物学并假定了这样一条绝对的人类生物学定律：人的种种需要的满足必 然导致产生新的需要。如果人的永不满足确实如此是由生物性所注定的，那这种不满足就不可痊愈。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其乌托邦中所设想的“历史的废除”和“经济富有”就全都不可想象。

  P19精神分析学在把历史视为神经症的情况下提供一种关于“进步”的理论，通过把人视为神经症动物，精神分析不仅设定了人具有浮士德式的性格，而且还解释了何以如此的缘故。：

  那种表现为······趋向更完美境界的永不疲倦的冲动，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一种本能压抑的结果。这种本能压抑构成了人类文明中所有最宝贵的财富的基础。被压抑的本能从未停止过为求得完全的满足而进行的斗争，这种完全的满足在重复一种原始的满足经验，任何替代机制或反现作用以及任何升华作用，都将不足以消除这种受压抑的本能的持久不衰的紧张状态。

  P20精神分析学还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以探索走出无止境的“进步”和无止境的浮士德式的不满足这种噩梦的方式与可能，以探索走出人的神经症和走出历史的方式与可能。在患神经症个人，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是使他从过去的重负下解放出来，从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来。这重负迫使他继续有一份病史。精神分析治疗所采用的方法，是深化个人的历史意识（填补记忆的空白），直到他像从一场噩梦中醒来那样从自己的历史中醒来。作为一般的人类意识的一个更高的阶段，精神分析意识同样可以成为历史意识——这种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蛊惑着西方思想的日益深广的寻根运动——的完成。如果历史意识最终转变为精神分析意识，已死的过去紧紧抓住方生的现在的那只手就会松开，人就有希望去生活而不是去创造历史，去尽情享受而不是去偿还旧债；人就有希望进入那本来是生成（becoming）之目标的存在(being)状态。

  第二部 爱欲

  P23弗洛伊德对无意识所作的探索，其结论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我们身上受压抑的欲望，是我们在童年时有过的欲望，那时它们未受压抑；二、它们是性的欲望。在儿童身上，意识与无意识尚未彼此分离，可以推论：成人在从压抑性现实逃向梦和神经症的时候，是在退回他自己的童年。

  P24弗洛伊德据以建构和扩展其基本假设的定理是：正常成人的性欲模式并非一种自然的（生物性）需要，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常成人的性欲模式——男人和女人的互爱以及这一模式的所有变体——代表了人的机体中某些固有的可能性的一种特殊组合。（否则《圣经》中怎会说肋骨，男人与女人的结合）。作为从猿到人转变标志的社会组合，使这种性的组合成为可能，于此同时，这种性的组合也使那种社会组合成为可能。

  从猿到人的转变中关键性的制度，连结人的性欲组合与社会组合的链环，是父母身份和对处在完全无能为力的依赖状态中的子女的长时间的抚养。父母身份意味着某种类型的家庭组合，而家庭组合则是社会组合的核心，这些人类学中的公理被弗洛伊德所接受并纳入其理论结构。：当成人的性欲被用来服务于喂养子女这一对社会有用的目的时，它对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即已不再是快乐的源泉——即不再是最大的快乐。成人性欲，就其受到那些专门为维持家庭制度而设计的规则的限制而言，就其寻求性满足的愿望因要维持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制度，清楚证明了快乐原则对现实原则的服从。这种服从就是压抑，而由于这种服从和压抑受到人的无意识本质的拒斥和抵制，它便因此而导致神经症。

  P25延长的幼儿期便从两个矛盾的方向上塑造人的欲望：一方面，在主观上，它使人完全沉溺于摆脱了一切现实限制的快乐之中；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它又使人完全无能为力地依赖于他人。这两种倾向后来发生冲突是因为：对自由和专注于快乐的早期体验，此后必然要屈服于对现实原则的认识，那时父母作为权威将以否则即要撤回父母之爱相威胁而迫使你就范。（解答了上本书的可怖之处，结合周水寿的内容）

  然而在无意识中，受到压抑的梦想仍完全沉溺于对快乐的向往中，这种向往是人的普遍的神经症的核心，是人的躁动不安和永不满足的核心，是圣·奥古斯丁所说的“永不安宁之心”的核心。这种由实际上的无能和幻想中的万能所产生的冲突，也是普遍的人类历史的基本主题。

  P26婴儿天生专注于自己，专注于自己的身体：他们生活在对自己的眷恋中。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说，他们的心理取向是自恋取向。婴儿对生活的严峻（现实原则）全然无知，因此除快乐原则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指导原则，并因而把自己身体的愉快活动作为其唯一的目标。所以，弗有这样的设想：幼儿有比成人更丰富的性生活。

  P27以正常人的性行为标准来看，幼儿性行为方式是变态的性行为方式。而成人的性行为，也是经过很好组合的“专制独裁”，过分夸大了的方式集中于人体众多具有性感潜力的区域中的一个区域，而这些区域在幼儿时期全都被积极主动探索过。--各种各样的性感活动，一旦被用来取代正常的性行为，就会被称之为性变态；而如果仅仅作为正常性行为的先行准备而附属于正常性行为，就会被认为是合法的。与此不同的是，儿童往往以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方式，一视同仁地探索人体所有的性感潜能。用弗的话说，儿童是多形态的性反常。而以幼儿眼光看成人，正常成人的性行为则是对人体性感潜能的一种非自然的限制。

  P28人与动物的区别：即是人这种物种奇怪地延长了他的幼儿期。对人来说，幼儿期的延长和青春期的推迟。使幼儿性欲有了一个较长的走向成熟的时期，同时，父母的关心照料又使其免受于现实原则的辖制而得到庇护。在这些条件下，幼儿性欲获得了充分的繁荣而没有任何其他物种的动物可与之匹敌。 因此，人的性生活便有着内在的冲突而其他动物没有。在人身上，幼儿性欲始终受到压抑，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压抑遂使人不同于其他动物。

  P29性行为的前快感是事前准备性的对身体所有部位的抚玩，表明了幼儿性欲这种纯粹多形态的变态抚玩是多么持久永恒。后快感则存在性高潮中，纯粹是生殖器和后青春期的。从弗的观点看，性行为中的前快感对后快感乃是一种妥协，在妥协中隐藏着我们心中永恒的童年欲望与现实原则的冲突：我们心中永恒的童年欲望追求纯粹多形态的游戏，而现实原则则把生殖器结合强加给我们。

  P30而这也说明，人们在神秘主义中试图推翻生殖器结合的统治。他们实行没有高潮的性交，也即纯粹的前快感。

  这一段特别重要：P31弗洛伊德和布莱克是在断言：我们存在的终极本质在无意识中始终是秘密地忠实于快乐原则的。这种说法无异于对我们西方道德赖于建立的基础和心理假设提出质疑。（尼采的《道德的谱系》）两千年来，一种体系化制度化的努力一直在把人变成一种苦行禁欲的动物。然而人却始终是寻求快乐的动物。父母管教约束、宗教对肉体快感的恫吓、哲学对理智生活的推崇，所有这一切仅仅在表面上使人变得驯服，而在暗地里，在无意识中，人始终是不相信这一套的，（正因为如此人才变成了神经症动物）。人始终不相信这一套是因为他在童年时代尝过生命之树上的果实，他知道它的美好滋味，他永远忘不了它的美好滋味。

  P32我们受到压抑的欲望并非空洞地追求欢乐，而是具体追求我们的肉体生命在获得实现时所产生的快乐。即不是灵魂，而是灵魂和肉体是结合于一体的。儿童他们自己便是自己的理想。（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自由，没有任何束缚的自由）（圣经的故事，被驱除乐园，是不是说明人的童年的结束，伊甸园只能是童年，当人能分辨善恶那么没有快乐，也就没有乐园。联系原文。）儿童没有获得羞耻感，根据圣经故事，正是这种羞耻感把人类驱逐出了乐园，假若他要重新回到乐园，他便需要放弃这种羞耻感。

  弗洛伊德以绝对严肃的态度采纳了耶稣的说法：“除非你变成了幼小的孩童，你便不可能有希望进入天国”作为一种宗教理想，儿童时代的天真无邪已起而抵抗理想神学传统的同化。里尔克和布莱克曾确证这一理想的世俗有效性。使基督的理想成为他们自己的理想。（《秋日》）

  P33这一童年概念使弗能够把握住人类活动的基本形式——具有世界范围的活动形式，它超越了听命于现实原则的经济活动和生存斗争。儿童一方面追求快乐，另一方面则十分活跃，他们的快乐即寓于人体的活跃的生命之中。那么这种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从人生中严肃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从现实原则中解放出来的活动模式究竟是什么呢？：童年时代的游戏。

  弗认为，儿童抚玩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游戏，这种活动是受快乐原则而不是受现实原则所支配的，游戏是这种活动的本质特征。游戏是“无目的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有意义的”。游戏在生命的欢乐中把人与其所爱对象结为一体，就像在正常成人的生殖器性行为中游戏所发挥的作用一样。按弗的说法，我们存在的终极本质是具有爱欲性质的，它需要按照快乐原则来行动。

  弗就把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得出的著名结论放进了他的科学中。：“人只有在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时候才游戏；而只有当他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完全全是一个人” 思考： （艺术家的幻想，在体验童年活动，成为人，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融入艺术品，有幻想，使得自己从现实中解脱出来，体会到童年的快乐）萨特从另一角度说“人一旦领悟到自己是自由的并希望运用自己的自由······此时他的活动便是游戏”，存在的自由；审美的天性。

  P34布林顿的话：”······意志的本质是有目的的行动，然而这一行动却是由匮乏和需要发动的，这样我们又怎么可能使行动成为最后的目标呢？波墨的回答是把完美的状态称之为‘游戏’。生命在游戏中充分而完美地表现着自己，从而游戏作为最后的目标意味着生命本身有其内在的价值。······当这种游戏变成了严肃认真的事情时，亚当便堕落了。“——换句话说，波墨既不是把人的完美和幸福放在新教所说的来生中，也不是把它放在天主教的圣事中，而是把它放在使肉体生命成为欢乐游戏这样一种转换中。(——联系《心灵奇旅》，一定要说明白：spark ,purpose)

  P 35哲学家柏拉图和笛卡尔陷入一种疯狂的妄念：即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就在于肉体分离的精神活动，克服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但由于自己的实际作为是在追求纯粹的精神生活，就背叛了自己的理论初衷。···而神秘主义的非理性倾向却使得他们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候牢牢把握住真理。神秘主义打破暧昧的偏见，理性主义打破过分清晰的偏见，共同进入到心理现实这一王国之中。

  今天，最富现实主义精神的社会批评家正强调指出：人正越来越与自己的工作相疏远，现代技术正使人面临大规模失业（从工作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人类天性正越来越无力自由地运用人的闲暇，越来越无力于从事游戏。

  P36凯恩斯的思考：我们正面临一场“神经崩溃”，我们对此已经有了领教——在英国和美国的中产阶级妇女身上，这种神经崩溃已经司空见惯，这些女人他们中许多人都被自己的财产剥夺了其传统的工作和职业——当不再有经济需要作为一种刺激的时候，她们便不再能够从做饭、洗衣、缝补等工作中找到足够的乐趣，同时又安全不可能找到更有乐趣的工作。

  P37一位年老女佣的墓志铭：朋友们，别为我悲伤，别为我哭泣，因为我从此不用再做任何事。（——《悲剧的诞生》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出生。）另外两行：天堂将响起赞美诗和甜蜜的音乐，但我将不再必须唱歌。但这是对那些必须唱歌才能使人生变得可以忍受的人而言——而我们中这样的人微乎其微。——（思考：那些唱着反叛乐曲的乐队如beyond,leon,甲壳虫乐队深受年轻人喜欢，但其实我们本该是自由的，本该不用这些乐队唱出反叛的声音，我们沉迷于反叛乐队，其实就是我们深感不自由）

  在凯恩斯看来，生活的艺术是一门困难的艺术，它需要优雅的感觉，就像维吉尼娅·伍尔夫的作品中变得不朽的那种感觉。 在弗看来，每一个普通人，早在其童年时代便品尝过游戏的天堂般的滋味。

  P38原始经济行为于文明化的经济行为：游戏成分和快乐原则优先于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算计，优先于现实原则。原始的游戏成分明显。

  P39精神分析学的升华理论把“较高的”文化活动视为对失去的童年乐趣的替换和补偿。

  P40儿童的快乐世界和游戏世界是靠愿望建立起来的，这些未受现实原则禁止的愿望只能通过非现实的、幻觉式的实现来获得满足。这种思维也存在于成人的白日梦和幻想中。···儿童的性欲是自恋式的。

  第四章 自我与他人

  P45在弗的后期著作中，对母亲的早期依赖阶段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强调。：对母亲的爱，其本杂志上便是自恋式的。“被爱乃是自恋式的对象选择的目的所在和满足所在。”

  P47在童年时代那种不现实的、受保护的境遇中，儿童养成了一种不现实的现实感，现实就是他的母亲，就是爱和快乐。童年性欲确证的是自我与整个充满爱和快乐的世界的结合。

  P 48弗对爱的总结：“爱起源于自我所具有的经由感官快乐的获得而自体性欲式地满足其某些本能的能力。这种能力最初是自恋的，后来却转向那些被合并和结合到自我之中的对象上。”，即人的力比多是自恋的，但它在爱自己的同时也希望获得它所爱的世界。

  正是人的自我在执行着这种寻找一个所爱的世界的任务；或者说，正是这种投射作用在自我的无意识层面上指引着人的自觉意识，使人躁动不安地寻找着一个能够满足自己的爱的对象。正像圣·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我未曾爱，我希望爱；我寻找我可能爱的对象，我爱上了我的爱”（“爱是对心爱的人想象，”，理解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作为存在于人的自我中的一种力量，爱欲寻求的是肯定一个充满爱与快乐的世界，肯定，作为一种对结合的一种替换，属于爱欲。

  P52柏拉图的爱欲和基督徒的博爱又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和彼此的差异，向弗的自恋学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在《会饮篇》中，爱欲在通过最后占有美的本质而满足了自身的匮乏后，便进入到更高的阶段。柏拉图把这称之为“从美中诞生”——仿佛获得了满足的爱欲必然满溢，必然从自身的丰盈中涌出创造性来。（思考：联系诗歌。）

  P53弗把自我和他人视为互相排斥的两极的限制。但是神话和诗歌中的纳西索斯形象却为我们指出了另一个方向：纳西索斯需要一个水池，一面镜子，以便从中看见自己。在波墨的神秘主义思想中，创造的心理发生过程来自上帝对“自我反思”的需要和对可以才从中看见自己的镜子的需要。沿着这些思路，弗的自恋就应该有更为深邃的自己对于他人的需要。自恋倾向就像神话中的纳西索斯一样，就会成为游戏的泉源和爱欲丰盈的泉源。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说：“我爱那灵魂丰盈的人，这种丰盈使他忘却了自己并使万物有备于他”“他的话是自私的，这种完整的，健康的自私是从一个强有力的灵魂中涌流出来，那美丽的、凯旋的

  、

  新鲜而富有活力的身体便属于这强有力的灵魂。围绕着这个灵魂，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一面镜子——那柔软的、可塑的身体，那个被比喻成自我欣赏的灵魂的舞蹈者。

  ”

  P54“吸允的欲望自身便包含着对母亲乳房的渴望，母亲的乳房乃是性欲的第一个目标和对象”弗再次看到了宗教神秘主义和诗性神秘主义对圣母和圣婴的崇拜中隐晦地预言过和象征地表达过的东西。————浮士德，我们内在的躁动不宁和永不满足的化身，其最后获得的拯救，就是正在一片母亲形状的云彩中与永恒女性重新结合为一体。“爱欲可以统治一切，因为一切皆由它而创生。”

  P57弗在后期著作中认为人的自我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调和”、“综合”和“统一”困扰着个人存在的种种矛盾冲突和二元对立。

  第五章 艺术与爱欲

  P58特里林曾正确地说到：“弗洛伊德在心理组织之中发现了那些艺术用来发挥其效果的机制，发现了诸如意义的浓缩和重心的转移这样一些手法。”

  P61-62在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中，人们发现他仍在试图找到一条走出牢笼的道路，人对快乐原则的信仰是不可摧毁的：

  ······尽管有沮丧、匮乏、种种高贵的天性，阴霾的日子，所有那些病态的和过于黑暗的我们用来探索的方式：是的，尽管有所有这一切，某些美的形式，还是会从我们黑暗的心灵中，驱走笼罩在那里的阴影。

  这就包含在弗洛伊德艺术是一种替换性满足这一公式之中的真理。这和尼采关于痛苦和艺术之间存有必然联系：“这些人必定经受过什么样的痛苦，以致他们竟变得如此美丽。”

  如果人注定了就是要为本能的解放而战斗，那么艺术便似乎是诗人里尔克所说的有关最终目的的，它与现实原则的冲突就是它的社会功能，即不断强化争取本能解放的斗争。

  P 63弗洛伊德说，我们努力要获得的，乃是一种幸福感，是返回到过去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们习惯于以较少的努力来满足我们的种种心理需要。这种状态正是童年时代的状态，那时候我们既不需要诙谐也不需要幽默来使我们的感到幸福。的确，那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些东西。艺术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找到返回快乐源泉的道路，这一源泉由于我们屈服于现实原则而变得遥不可及（这种屈服可称之为受教育或成熟）。换句话说，艺术的功能就是要重新获得那失去了的童年时代的笑声。

  P64柏拉图在《斐德若篇》审美心理学中，不仅充分肯定了爱美与疯狂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而且在对美的狂热追求中，看到了一种竭力要恢复那失去了的对于尽善尽美的幻觉的努力。“神是我们的家园，我们身披绚丽的云彩来到人间”

  P65当我们任凭思想沉落到无意识之中去的时候，语言游戏作为诙谐的技巧便重新恢复了。在返回无意识去寻找诙谐的材料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不过是重新回到昔日的家园，而这个家园在童年时代是被语言游戏统治着的。人们只需想到，隐喻作为诗歌的基本构成单位其实不过是一种语言游戏

  P66弗洛伊德在他70诞辰上，放弃了“发现无意识”这一称号，说”在我之前，诗人和哲学家便发现了无意识；我所发现的，乃是用来研究无意识的科学方法。“用弗的话说，艺术的目的是把更为深邃的真理加以有掩饰的显现，这样艺术便戴上了一个面具，披上了一层伪装；而这便既使我们的理性为之困惑，又使我们的理性为之神往。那诱惑着我们的面具乃是从原初过程的游戏中获得的。

  P67艺术奋力反抗那行使压抑作用的理性和现实原则，以便获得失去的自由。——如果文明本质上具有压抑性而艺术的目的则在于解除压抑，那么我们可以说艺术在这一意义上乃是文明的颠覆者。

  P69把艺术视为本能解放的一种方式的看法，进一步揭示出艺术与梦和神经症的不同之处。梦和神经症使被压抑的无意义获得了表现，但却没有使它获得解放。---神经症和梦是无意识的最后结果；而艺术则是无意识的自觉意识到的有条理的表达。（联系《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说的无意识，舟子的比喻）

  P70艺术是快乐的，艺术是游戏，艺术是童年时代的回复，艺术是使无意识成为意识，艺术是本能解放的一种方式，艺术是共同争取本能解放的人们的精神纽带和亲密关系——所有这些思想都完全符合并能够被纳入精神分析学体系。：去掉精神分析学的框架，我们发现这些思想并不新颖：它们佩带着浪漫运动——或马里奥·普拉日所说的浪漫主义斗争的标记。如果我们把弗洛伊德放在19世纪的科学和怀特海所说的浪漫主义反应这两大潮流的碰撞点上，弗洛伊德便在欧洲思想史上取得了他的合适位置。（联系文学史的浪漫主义运动 ）

  里尔克的论文《论艺术》，是艺术为一种生活方式，艺术作品总是“响应着当前的时代”，然而”过去的时代却在对之加以抵抗“；”正是从当代潮流和艺术家那种不合时宜的人生观之间的紧张冲突之中，产生出一连串小规模的迸发，而这就是艺术品“

  艺术家：

  P71，艺术家是那种“一次又一次地从人群中觉醒的人”“他在人群中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的出现是遵循着种种宽广得多的法则。他带来奇怪陌生的习惯和大胆无礼的要求。未来残酷无情地经由他来说话。”艺术家是当前被压抑了的那些要求的代言人，“他们能够飞翔的心灵到处撞击着他们时代的大墙；他们的作品乃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活未能解决的问题。”

  里尔克把艺术比喻为一位舞蹈者，“他的动作因狭小空间的限制而中断，那些不能在他的脚步与他挥舞的手臂中得到表现的东西，疲惫地从他的唇间挣扎出来。如果不是这样，他就必定会用受伤的手指把他身体的线条和轮廓刻画在周围的墙壁上”（《早春》中那个芭蕾舞艺术家）

  ”艺术与其说是小心谨慎，毋宁说是一种富于智慧的盲目；与其说是努力工作以获得默默地、缓慢地增长的财富，毋宁说是持续不断地消耗所有那些终将竭耗的价值。“

  艺术回到了童年时代的时期，儿童没有“失掉什么东西的焦虑”。艺术家就是拒绝经由教育进入现存秩序中生活的人，他始终忠实于他自己的童年时代，并因而成为“一个生活在所有一切时代的精神中的人——一位艺术家。”

  P73精神分析学家应该像弗那样羡慕诗人的才能；“他们几乎不需要什么努力，就能从自己情绪的漩涡中捕捞出最深刻的真理；而我们这些则不得不披荆斩棘，在令人痛苦的种种不确定性中不断地摸索，才能到达这些真理。”

  第八章：死亡 时间 永恒

  P96爱欲和快乐原则不是在消极地寻求消除不愉快，而是代表了一种“对积极地实现快乐和幸福根深蒂固的热烈追求”，“涅槃原则表达了死亡本能固有的倾向，而快乐原则则代表着力比多的要求。”

  P97患有神经症的动物是永不满足的动物；人的永不满足意味着制约动物行为的在紧张与消除紧张的原状稳定状态已经破裂。本能的压抑使动物身上静态的原状稳定转变成人身上动态的快乐原则，而原状稳定原则只能存在于本能满足的种种条件下。永不安宁的快乐原则是在心理疾病的条件下寻求心理的健康，因此它本身就是疾病的一种症状，正像弗说心理疾病的进程也可以视为一种获得痊愈的努力一样。

  精神分析学肯定了宗教的向往：涅槃原则属于死亡本能，而快乐原则则属于爱欲的话，它们的重新统一便会是一种生命的安宁状态——这是一种完满的、无压抑的生命状态，是一种自我满足、自我肯定的生命状态而不是一种自我改变的生命状态。表现了佛教的最高向往。

  P98人身上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统一一旦破裂，其结果就是使人成为历史性的动物。因此永不安宁的快乐原则作为涅槃原则的病态体现，正是那使人变成浮士德式的人的动力，而浮士德式的人的永不安宁的追求便走到了尽头，此时他便感到满足地说：“停留一下吧，你多美呀！”

  P99人与动物不同之处便是，本能的压抑。在压抑的状态下，使他不自觉地在未来之中去寻找过去。——神经症的外在表现是追去新鲜事物，却不过是一种想要重演过去的强迫冲动。这种追新求异的行为，其不自觉的目标不过是重复过去。

  强迫性重复既可以是快乐原则又可以是一种创伤性地执着于过去的冲动原则。“儿童对他们感到愉快的事总是永远重复不够”

  P100 人这种永不满足的动物身上，它却转变为一种退行性的执着即对于过去的执着，与之相伴随的效果则是逼使自己不断地改变自己去成为什么和去寻找适合他这种物种的生活。一旦压抑不复存在，人便能够欣赏和享受适合他这种物种的生活。想要成为什么的欲望就会消融到想要时什么的欲望之中。（the desire to become -the desire to be）

  P101 强迫性重复冲动把我们卷入关于时间的理论之中。时间并不是事物之本质，精神分析学说必须以康德的时间学说为自己的出发点。康德认为时间并不从属于外在事物本身，不过是人类心智的一种知觉形式。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使时间成为一个心理学问题而不是一个本体问题。正像叔本华看到的那样，它开启了人的心灵从时间的暴虐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它暗示人的心灵一旦穿透现象的帷幕到达凭直觉直观把握到的实在，便会发现并不存在什么时间。

  P102弗断言，在那个“凭直观把握的”现实中，时间是根本不存在的的“无意识心理过程本身是处在时间之外的””在本我中没有任何与时间观念相吻合的东西“我们可做这样一种推断，有可能存在这种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不是建立在压抑的作用上的，它已经意识到了那迄今已知未曾意识到的东西。顺理成章的是，这样一种自觉意识将不再处在时间之中，而是处在永恒之中；事实上，永恒似乎不过是儿童生活于其中的时间。

  精神分析学家马里·波纳帕特这样表达”童年时代似乎在某种意义上逍遥于时间之外。·····大人总是把时间观念灌输给孩子，就像一种外来的入侵，而孩子自己的时间本质上却是一种无限的时间“

  P103，活动或生命同时又是静止的思想朴素地存在于基督教的天堂思想中。

  亚里士多德：完美的活动是一种没有运动没有变化没有被动性的活动。”神总是欣赏一种单纯的快乐，因为不仅存在着一种运动的活动，而且也存在着一种无运动性的活动，而快乐，与其说是存在于运动中，不如说是处在精致和安宁之中“

  P107弗考虑生与死的关系：有机体是由于内在的原因而死，死是生命内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切生命的目标乃是死，”转向“施虐和受虐情结”攻击性既可以转向外部又可以转向内部（受虐），但是，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转向自我的攻击性只能是一种死亡本能，断言，外向性的攻击倾向来源一种“原初的受虐倾向。”这种受虐倾向等同于死亡本能。

  P109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对死的逃避。金字塔和摩天大楼这类比青铜器保存更久的文物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的“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是对死亡的逃避。如果死是生的一个固有部分，死本能和生本能（性本能）是并存的，那么人逃避他的死就像逃避他的性欲一样。如果死是生固有的一部分，那么人压抑他的死正像压抑他的生一样，

  弗认为，攻击性代表生本能与死本能的一种融合，这种融合通过使死亡本能固有的自毁倾向向外转化，把死的愿望转为杀的愿望，而使有机体得以从自毁倾向中中获得拯救。——但作者认为，死本能向外转化是人对自己一种独特难题的一种独特解放方式。动物把死作为生的一部分，并运用其死亡本能走向死亡；人类则攻击性地建立起不朽的文化通过创造历史来反抗历史。

  P110黑格尔和弗一样认为：人性中的攻击性——主宰自然的冲动和他人的冲动是死亡本能向外转化的结果。死的欲望转化为杀戮的、毁灭的和统治的欲望。黑格尔，人的劳动和工作，也是从死的否定和虚无性中转变为一种外向性的否定和改变自然。——时间是人从死亡中制造出来的。

  P112，涅槃原则，强迫性重复冲动、施虐-受虐情结，的深刻启示：

  涅槃原则被转化为快乐原则强迫性重复冲动被转化为对童年过去的执着，死亡本能被转化为具有否定性的攻击原则。而这都是人这种特殊的、处以历史时间中的存在物的存在方式的不同侧面。

  P114，压抑使人本能驱迫要去改造人的内部自然和他生活于其中的外部世界，并因此使人拥有了一种历史和把个人的生命附属于物种的历史性追求。历史不是由个人而是由群体创造的。

  社会不是如亚里士多德说的为了生命的目的而组建起来，而是由缺陷，由于死亡和对死亡的逃避，由于对孤独的恐惧和对个体性的恐惧而建构起来的。所谓创造历史，不过是群体不朽的追求罢了。只有一种未受压抑的、坚强得足以生足以死的人性才能任凭爱欲去追求融合，任凭死本能走向分离。 ——而使人的意识结构坚强得足以接受死亡，这是哲学、精神分析学和艺术共同为之奋斗一项任务。

  P118压抑与神经症的根本原因是焦虑，而焦虑则是“与保护自己的母亲相分离的焦虑”神经症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终生执着和停滞于依赖于他人的这样一种童年模式中。

  克尔凯郭尔指出：“没有内在的不安，时间便并不真正存在；时间对完全没有焦虑的动物是根本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