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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后浪 发布时间：2022-10-17 11:43:51

  一本超人气花艺师送给孩子的渐变色启蒙书！

• 作者：Der 发布时间：2008-07-07 14:49:27

  游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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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原點 发布时间：2021-04-03 10: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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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小龙 发布时间：2023-12-31 15:26:37

  古人修身养性的格言，今阅之亦有所获，其中智慧亦不过时，可做借鉴

• 作者：stanzgy 发布时间：2014-12-29 17:19:28

  断断续续读了一年多终于看完了，记了2000多行笔记，收获很大。

• 一个词3美元，《胡萝卜的种子》作者竟成为当时“稿酬最高”的作家？

  作者：爱心树童书 发布时间：2018-12-05 10:24:39

  一粒小小的种子，

  如何造就了

  美国最伟大的12部绘本之一？

  短短32页101个单词，

  为什么能被称为

  “美国绘本的鼻祖”？

  一个词3美元，

  《胡萝卜的种子》作者竟成为当时

  “稿酬最高”的作家？

  绘本出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这就回到二十世纪的美国，走近这对黄金夫妻档作家一探究竟！

  那时候的美国……

  

  孩子们举着牌子在问，为什么不能给我爸爸一个工作？

  1929年至1933年，美国出现了经济危机。此时，银行倒闭，工厂关门，成千上万的人在到处找工作，每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绝望……

  

  免费的汤是孩子们活下去的希望。

  1939年 8 月，露丝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人类学。

  没过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战火燃及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61个国家和地区，人们终日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

  人类学的研究使露丝敏锐地意识到，想改变人类认知的偏见和文化价值观，需要从孩子做起。

  朋友听闻这个想法后鼓励她：“你应该为孩子写书。”从此，四十三岁的露丝开始出版童书，希望借由书籍传递给孩子进步的思想。

  从改编自民间故事的《一个好男人和他的好太太》开始。次年与丈夫合作出版

  《胡萝卜的种子》。

  种下“胡萝卜的种子”

  一次，露丝设想自己和邻居5岁男孩的谈话，创作出一个“小男孩相信他的胡萝卜种子会发芽”的故事。

  她的丈夫克罗格特为故事画了一个简单的草图。哈珀出版社的童书编辑厄苏拉·诺德斯特姆对此一见钟情，决定出版。

  这是夫妻二人在童书创作上的首次合作，也是克罗格特画的第一本儿童绘本。

  

  难得的是，露丝认为克罗格特画的插图非常完美，不用作任何修改。要知道，露丝对绘本图画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

  她曾对一位插图作者直言如何不喜欢他的草图，还直接把草图扔进了废纸篓。

  倒是编辑厄苏拉提了点建议。收到《胡萝卜的种子》的画稿后，她写信给克罗格特：

  最初的草图中，最迷人、最动人之处就是这个孩子自始至终透着一股绝对的自信。可是已完成的插图中有几幅缺少那种神圣的自信，小男孩显得犹豫不决。希望你有时间让那几幅画重拾那种了不起的自信，好吗？

  克罗格特愉快地接受了建议，并让小男孩“重拾自信”。

  对图画的颜色，克罗格特也给了印刷厂明确的指示：“棕色、红色、绿色和浅奶油色。”但他对最后一个颜色还不太确定。“换掉浅奶油色？”反复尝试后，克罗格特最终选择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黄色。

  1944年5月，克罗格特和露丝各自收到了《胡萝卜的种子》的出版合同和300美元预付版税。

  露丝开玩笑说：

  “按单字稿酬算的话，我已经成为收入最高的作家了。”

  这个故事最初有一万来字，但经过露丝不断的删减，

  到出版时只剩下短短的101个单词。

  “胡萝卜的种子”轰动一时

  

  1945年《胡萝卜的种子》出版时，克罗格特已经凭借漫画《巴纳比》声名大噪，而露丝还没什么名气。

  哈珀出版社的销售部门在向书店推介时，宣称《胡萝卜的种子》是“克罗格特·约翰逊所画，他的妻子所写”。

  这让露丝非常生气，她写信给出版社：

  我无法忍受利用他人名誉的行为。就好像有声望的艺术家为这本书插图，并不是因为这是一本让他有兴趣为之作画的好书，而仅仅是因为他对妻子很好。

  露丝·克劳斯的书本身可能很糟糕，但克罗格特·约翰逊修饰得很好。

  编辑厄苏拉对露丝的态度感到难以置信，但还是回信向她保证：“好，我们再也不提你们的夫妻关系了。”

  当然了，这本书并不“糟糕”，事实上《胡萝卜的种子》一出版便引起了巨大轰动。《柯克斯评论》《纽约时报》等媒体争相报道。

  后来，它被评为美国12部最伟大的绘本之一，入选纽约公共图书馆“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100种绘本”、《学校图书馆》杂志推荐的100本儿童绘本。

  莫里斯·桑达克誉之为

  “美国绘本的鼻祖”，

  认为它是美国所有绘本的鼻祖。它进行了一场小小的革命，使儿童图书出版的面貌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

  克里斯·范·奥尔斯伯格也将它选为心目中的

  “西方童书圣典”。

  《胡萝卜的种子》出版的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它为战后的人们拾起信心，洒下了希望的种子。

  美国儿童文学史上的黄金夫妻档

  

  《胡萝卜的种子》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露丝·克劳斯和克罗格特·约翰逊也迎来了各自童书事业的巅峰。

  除了与丈夫合作创作绘本外，露丝还加入了

  银行街教育学院的创作实验小组。

  银行街教育学院是一个研究儿童、设计促进儿童发展相关活动的机构，颇具变革精神，不仅集结了教育和儿童文学领域的先锋人士，还开办了一所实验幼儿园。

  露丝在这里观察记录孩子们的语言、行为，并与编辑厄苏拉以及小组的多位艺术家交流、学习、紧密合作，创作出一批打破传统的童书。

  

  爱心树绘本《快乐的一天》预计2019年1月上市

  其中，与马克·西蒙特合作的《快乐的一天》、与莫里斯·桑达克合作的《一座特别的房子》分别获得了1950年、1954年凯迪克银奖。

  她尊重孩子务实的思考方式和天真的表达方式，开创“绝对诚实”的风格，成为继玛格丽特·怀兹·布朗之后银行街教育学院的领军人物，为美国儿童文学带来了新气象。桑达克称她为“儿童文学界的巨人”。

  美国出版史上永不磨灭的名字

  

  1954年，克罗格特画了一个跟《胡萝卜的种子》主人公非常像的小男孩（跟他本人的形象也很相似）。

  

  小男孩手拿一支紫色蜡笔，用简单的线条画着月光、小路、森林、小船，他就是阿罗——被称为“世界上最富有想象力的小男孩”。

  克罗格特自写自画的第一部绘本

  《阿罗有支彩色笔》

  在1955年秋天出版，首印10000册一下子销售一空。之后他又创作了6本阿罗的故事。如今“阿罗”已是家喻户晓的绘本形象。

  克罗格特曾戏称自己是“世界上最懒的人”。因为自己的原名大卫·约翰逊·里斯克很难发音，便用了童年时的昵称“克罗格特·约翰逊”作为笔名。

  当被问到为什么喜欢用光头小男孩做主角时，他回答：“头上没有头发画起来简单多了！”

  事实上，所谓“懒”，是避免堆砌技法和色彩，正如他自己定义的“用极简的甚至图表化的方式清晰地讲故事，不随意装饰”。他以最原始的观念和表现手法，开创了新的图画类型与风格，至今无人可取代或模仿。

• “像大地一样辽阔长久的是痛苦”——刘文飞谈《生活与命运》

  作者：到灯塔去 发布时间：2015-12-04 09:56:54

  理想国版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新书沙龙

  2015年9月26日

  单向空间大悦城店

  主讲人：刘文飞，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俄罗斯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长城学者，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学者，俄罗斯利哈乔夫奖、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获得者。

  一

          老实说，刚收到这本《生活与命运》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发怵的。这么厚一本，要看多长时间才能看得完。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大家都要看网上的小说。这本有六十多万字的小说，我看了一个星期。正因为这本书的篇幅太大，可能有必要做一点解释。好在这本书已经有三个序言，大家买到书以后看一看序言，应该也会有所了解。

          有心的读者在读一本书的时候，看前言、后记、译序或者读后感，是非常有用的。就像去公园或者景点，就是缩微的导游图。读了序言以后，我产生了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在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其中也包括俄苏文学作品，到底应该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视角，从哪个角度读这个作品？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前，也就是在五六十年代，我们读苏联文学。七十年代，我们就不读书了，所有的书就不读了。我们回过头想想为什么要读那些书，而不是其他书，实际上我们在受一种东西影响，也就是受苏联人的影响。我们的阅读趣味是完全被苏联人所左右的。到了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所里开学术研讨，还经常听老一代学者说这样的话：人家苏联人都这样说了，你还有什么疑问的吗？在当时的语境下说这个完全是对的。但现在想想，苏联人关于苏联文学的认识，能完全取代我们对苏联文学的理解吗？如果我们的阅读取舍完全跟苏联人的味道一样，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回到序言上，梁文道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他对中国的读书界、文化界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序言，我读了非常感动。但是当我读到第三篇序言的时候，也就是罗伯特•钱德勒写的英文导读，我很惊讶地发现两个序中相同的东西太多了。梁文道先生肯定这本书，基本上所有的出发点、角度，跟钱德勒是一样的，甚至包括举的一些例子，比如书被逮捕了，作者却获得了人身自由，比如斯大林格勒巷战，一个苏军战士和一个德军战士被炮弹逼到弹坑里的故事，还有灭绝营毒气室的例子。我不是说梁先生的序言不好，而是梁先生说这本书好，这本书的价值，居然跟西方的读者是一种口径。

          我们最近研究俄罗斯文学发现，往往在西方受到追捧的俄语作品，我们国家才开始认，比如巴赫金、布罗茨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西方有一大批具有深厚人文造诣、深刻辨别能力的知识分子，因为西方自由身份的知识分子已经有好几代人，他们在美国充满自由精神的大学里，确实有趣味，有认知和辨别真伪的能力，他们的选择往往是对的。但他们的选择就能代替我们的选择吗？我们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以前听苏联人的，现在听西方人的，他们读什么，我们就读什么。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苏珊•桑塔格有一天在伦敦街头逛旧书店，突然看到一本很薄的小书。西方人当时都不知道作者的名字，他叫茨普金，小说的名字叫《巴登夏日》。她在读了小说以后，都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她很快就下了判断，说这可能是二十世纪最好的一部俄语小说，她还不说是“之一”。她就在纽约找地方把它出版了，然后这本书引起了极大轰动。我们当然没有桑塔格这种眼力和文化的影响力，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妨去做。可能别人注意不到的作品，我偏要说这是二十世纪一部伟大的作品；别人都读的，我反倒要看一看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样好。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暂时不能影响全世界的阅读人口，但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当然这也很难，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团很松散，没有相对统一和一致的价值体系，你对别人产生影响就不是集团的力量。这是我们很期望的久远的理想。不管是读者，还是学者、作家，恐怕要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对包括俄语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外国人文著作的接受，我们有时候要多一点自主意识。

  二

          关于《生活与命运》有一句最有力的评价，也是中国的出版者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生活和命运》是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有一部作品可以跟它并列，我想没有更好的广告词。

          有人会说，有些作家很会找概念，比如“战争”与“和平”。我在一个地方讲过这部作品，谈到“战争”与“和平”是整个人类生活仅有的两种状态，不是打仗，就是和平。过完日子打仗，打完仗再过日子。“生活”与“命运”也是一样，也具有非常高度的概括性。生活是个体的，命运是你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是高度抽象化、概括化的题目。《生活与命运》、《战争与和平》这种书名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史诗意味，我想在这两部作品之后，作家已经很难找到更好的长篇史诗的名字。

          把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确实有太多可比的地方。首先，题目本身都是很史诗化的；其次，都是以现实主义手法写一场战争。《战争与和平》写的是1812年反拿破仑的战争。《生活与命运》写的是1942年苏联人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在苏联历史上，只有两次战争前面是加上两个限定词的，一个是“伟大的”，一个是“卫国的”。这两次战争都被称作“伟大的卫国战争”。两部作品分别以这两次战争为对象，结构和写法很相近，都是现实主义的手法，都是很全景的，从前线写到后方，从家庭写到个人，来回交织的。人物也很多，《战争与和平》有八百多个人，《生活与命运》也有五百多个人物。这个作品主要是写的一个家族，《战争与和平》写的是四大家族。以前有人比较过《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为什么是四大家族，为什么不是三个，或者两个。我们做过比较，如果只有两个家族，只有相互之间的来回，三个家族也许可以形成三角恋爱，但关系依然是恒定的，但如果是四个家族，可以延伸很多线索。要写长篇小说，“四”几乎是必须要做的。《生活与命运》主要写了一个家族。但大家别忘了，它写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一个主线索下有四个分线索，可以来回交叉。小女儿除了丈夫之外还有情人，线索又很多。

          总之一句话，这两部作品有很多相像之处。但是如果太多地比较两部作品相近的地方，反倒会屏蔽中间的差异。一个作品在另外一个作品之后还能成为名著，一定是它有不同于那部作品的地方。如果写得和《战争与和平》一模一样，第二部《战争与和平》是没有意义的。作家也是一样，你像那个作家一样伟大可以，但如果写得一模一样，第二个作家是没有意义的。

          说到两部作品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是在基调上。《战争与和平》是弘扬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颂歌，是很正面的史诗；《生活与命运》主要是悲剧的史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调性上的差异，我们当然可以找出很多原因。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是三十多岁的壮年，按现在的标准来看是青年。格罗斯曼写《生活与命运》的时候是五六十岁，实际是他最后一部作品。而《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在不同的年龄段，人写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另外，格罗斯曼写的是比较近的历史，对刚刚过去的现实必然带有反思和审视，更何况他写作的时候是在赫鲁晓夫“解冻”之后，而写作的主题是在“解冻”之前，他亲身体验的东西和后来要审视的东西之间有巨大的意识形态落差。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那场反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已经过去几十年，对它的正面评价几乎已成历史定论，无需他对战争的正义、战争中人的是非善恶再做评价，他的任务比格罗斯曼要轻松一些。

          当然，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两个人的写作时空是不一样的。托尔斯泰写作的时候，姑且说他是一种自由写作的状态。格罗斯曼尽管已经处在“解冻”时期，但他心里一定会有一个强烈的体会：他是在做某种犯忌讳的事情。他写作的时候未必会想到他的作品一定可以马上出版，因为他那代人有很多都是为将来写作。这是两部作品不同的地方，它们的写作语境很不一样。

          过头来归纳一下，把《生活与命运》比作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这两部作品确实非常相像。我想它们的文学史意义若干年以后会越来越接近。现在还不能说《生活与命运》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一定等同于《战争与和平》，但是它的文学史地位会逐渐走强。最后会不能达到《战争与和平》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以后再看。需要强调的一点：对两部作品做比较的时候，不要被它的相同之处所屏蔽，还要注意中间的差异，这个差异可能是它更重要的存在意义。

  三

          我们知道格罗斯曼是一个犹太人，我们也知道他在苏联时期是很有名的作家，在卫国战争的时候做过随军记者。这部小说写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我看到俄国的材料上有一句话，说格罗斯曼“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随军记者，从斯大林格勒围困战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一直是一个目击者。”这个是很厉害的。也就是说他小说中写到的这场战争，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一直在那个地方。大家不要忽视这一点。他写战争，所有的一切是他自己眼睛看到的，这一点跟托尔斯泰不一样。托尔斯泰写的战争是历史，而格罗斯曼写的是他自己亲历的。

          另外一点，关于格罗斯曼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以前说他是苏联作家，现在可能会说他是Russian writer。不是我们这一行的人很快就把它翻译成“俄罗斯作家”，或者“俄国作家”。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他是犹太人（在俄国文学中，很多犹太作家不是特别强调自己的犹太身份，但《生活与命运》是一个例外，它完全是站出来大声疾呼的）。我们经常会说格罗斯曼是俄罗斯作家，“俄罗斯”在这里是民族的界定，事实上，Russian writer最好翻译成“俄语作家”，因为他用俄语写作。比如说布罗茨基得诺贝尔奖，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获得。所有人都说他是English essayist——他用英文写散文，但美国的教科书上仍然会写他是个Russian poet，我想这个地方绝对不应该翻译成“俄罗斯诗人”，应该是“俄语诗人”。他用英语写散文，用俄语写诗，他是一个美国公民。Russian也好，English也好，既有国家的含义，也有民族的含义，又有语言的含义。

          关于格罗斯曼的定位，钱德勒的序言引了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的一句话，说“格罗斯曼是苏联作家中唯一一个把身份变换成俄国作家的人”。“苏联作家”，英语是Soviet writer，西方人用Soviet这个词实际上是有某种贬义的，所谓Soviet writer，你不是真正的作家，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作家，苏联解体了你就没有价值了。Russian writer，尽管在苏联时期你也是作家，但现在我们依然承认你的作家身份。从Soviet writer变成Russian writer，托多洛夫认为格罗斯曼几乎是唯一。没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作家，尽管他是苏联公民（当然他后来被剥夺公民权，这是另外一回事）。他是苏联人，但他不是苏联作家，在苏联时期他就是Russian writer。

          关于格罗斯曼的身份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因为他出身和工作过的地方，现在属于乌克兰。乌克兰也有人说格罗斯曼是他们的作家，还有果戈理、布尔加科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乌克兰人说以后写乌克兰文学史，要把这些人都写进去。他们根本不是俄罗斯作家，而是乌克兰作家。俄罗斯人就说，他虽然是乌克兰人，比如果戈理，但他住在彼得堡，他用俄语写作，他也是我们的。加重格罗斯曼身份复杂性的还有一个因素。也就是他当时出生的地方和他后来在莫斯科大学毕业以后回去工作过几年的地方处在乌克兰东部，也就是乌克兰已经宣布独立的地方，叫顿涅茨克。现在已经不承认它属于乌克兰了。我最近去日本开一个斯拉夫大会，顿涅茨克大学来的人都戴着国徽，到处说我们不是乌克兰人，我们是顿涅茨克人。我在网上很惊奇地看到一个东西，一张很小的照片——苏联人以前非常重视作家，一个作家如果在这个楼里住过，他死了以后就要给他在墙上做一个大理石的纪念牌，上面写几行字，说谁谁谁在这儿生活过，实际上是个小型的纪念碑了。这个顿涅茨克共和国，最近在格罗斯曼工作过的这家医院的墙上，已经做了这样一个纪念牌，上面写着：“著名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曾于1932-1933年在此工作。”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牌子？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要抢这个作家了：以后我这个国家顿涅茨克独立了，那他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作家。

  四

          正如梁文道先生在序言中提到的，我想，读完这部作品以后，所有人都不可能没有一点震撼的原因，是其中提出的良心问题。作品写到两个国家的集中营，德国和苏联的。很多人说他是全世界揭露希特勒集中营的第一人。从时间上看，他看来也是揭露苏联集中营的第一个人。现在一般说到苏联的集中营文学，是说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天》是1962年出的，确实在《生活与命运》之前，但我们别忘了，1961年《生活与命运》就被抄没了，它在1960年就写完了，那个时候索尔仁尼琴还在梁赞当老师。

          但是赫鲁晓夫为什么没有批准这部作品出版，紧接着在第二年就批准了《一天》的出版？而且《一天》是投给《新世界》的，《生活与命运》是投给《旗》杂志，其实《新世界》比《旗》还要激进一些。当然我们可能觉得，《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可能更纯粹一些。其实《一天》在讨论出版的时候，政治局委员好多人都不同意，赫鲁晓夫拍板让政治局全部同意出版。特瓦多夫斯基还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个可笑的场面，说《新世界》杂志做了清样本的《一天》，政治局每个人都发了一本，蓝颜色的封面。出门的时候，每个政治局委员都夹一本这个小说出来，说第二天就要发表。

  格罗斯曼1960年的时候为什么会把这个作品公开投给一个官方杂志，而且还是比较正统的杂志？1961年2月，书稿被抄走了。9天以后，没有人来抓他，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赫鲁晓夫。序言引用了其中几句话，我从网上找到了原文，因为序言中不是特别完整，我翻译出来了，他说：“我请求您还我的书以自由。我请求让编辑而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工来谈论我的书，来与我争论。我如今人身自由，可是我花费毕生心血写就的书却在坐牢，这种状态既无道理，也无意义。要知道此书是我写的，要知道我过去和现在都与此书不无关系。我仍然认为我写的是真相。我是怀着对人的爱和信仰写作此书的。我请求给我的书以自由。”

          看到这封信的语气，我能感觉到当时还是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一定揣摩到时代的脉搏。他觉得这写封信不会掉脑袋。我们看过索尔尼琴写给斯大林的信，也看过其他作家写给斯大林的信，但绝对不是这样的语气。凭这样写信的语气，是可以掉脑袋的。但1960年的时候已经不会了。所以格罗斯曼觉得作品在那个时候拿出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从对苏联集中营的揭露来说，《生活与命运》跟《一天》差不多，为什么赫鲁晓夫没有选这本书，而是选了《一天》，恐怕还是有其他原因，或者是篇幅的原因，或者是因为格罗斯曼不仅写了斯大林，还写了更多的东西。苏联文学史中有很多这样的花絮或者典故。

          这本书最触动我的一个东西，是写到在两种极权制度下，人们都非常的顺从，顺从是从哪儿来的。这一段是让我非常震撼的：“在这个时期暴露出来的人类天性最惊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顺从。有时候，前往行刑的地方要排很长的队，等待被杀的人就自动排队。有时候，等待受刑要从早晨等到深夜，在长长的炎热的一天中，已经知道这件事的母亲提前带着水和面包为儿子准备着。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感觉到自己快要被逮捕了，提前把衣服和手巾包好，提前和家里人告别。千百万人住在巨大的集中营里，这些集中营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的，而且自己看守着。”极权制度限制人身自由不可怕，更可怕是限制精神的自由。我们可能会简单地说这是奴性。为什么到某一个历史时刻，某一种社会体制下，人就特别听话，任凭某些管理者为所欲为，这是大家要考虑的问题。格罗斯曼在苏德两边都看到同样的现象，但是他说，顺从也是不一样的，人在极端的情况下依然面临选择。人有选择的余地。他在里面举了两个例子，我认为代表了他为选择给出的答案。一是被俘的政治犯伊康尼科夫，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他宁愿自己被德军杀掉，绝对不参与毒气室的修建。他说谁要愿意修杀人的场所，谁就去修，但我不参与这个。第二个是索菲亚，书中一个非常感人的形象，她是一个医生，德国人把犹太人都抓起来送到灭绝营，说谁是医生谁就出列，这些人是不杀的。索菲亚从未做过母亲，她看到她一路上照顾的一个小男孩，她一直带着这个小孩一块儿走进毒气室，因为她觉得必须要有一个人陪着他一块儿死。当毒气慢慢渗出来的时候，她自言自语地说：“我做妈妈了。”她第一次感觉到了母爱。她也可以选择不进毒气室。她为了做一次妈妈，选择进了这个地方，而不去给纳粹做医生。这就是格罗斯曼举的最极端的选择的例子。我想这可能是这本书的主题，就是道德拷问。

          相比而言，我无疑更喜欢《生活与命运》，而不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是说我个人的趣味，而不是文学史的地位。如果让我归纳它的总体风格，我觉得就是抒情的悲剧的史诗。抒情和悲剧的东西在这里结合起来。一说到史诗，一定要有思想性和深刻性，这样的内容在书中非常多。在这些段落中，我们既能感觉到它的悲剧性，也能感觉到它的抒情性，也能感觉到它的史诗性。比如这几句：“大地是辽阔的，大地上的森林看去也是无边无际的，其实既能看到森林的头，又能看到森林的尾，可大地是无穷无尽的。像大地一样辽阔、一样长久的，是痛苦。”这是诗人的句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史诗？就是历史加诗歌，它给你这样的厚重感，又很抒情，又很悲壮，关于个体和宇宙的联系，善和恶、是和非的悖论，格罗斯曼都写得非常到位。

          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柳德米拉不知道儿子已经战死，她去探望的时候儿子已经埋到了坟地里了。她在坟头上待了一夜的时间，这是小说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格罗斯曼写这段的时候，无疑是把他自己的母亲带进去了，他母亲是被纳粹杀掉的。他一直对母亲的死特别愧疚，德军入侵的时候没有把她带出来，《生活与命运》这本书就是他献给母亲的。“在母亲的绝望中出现的那个世界，一时间冲破现实的桎梏、要取代现实的那个世界，又不见了。她的绝望好像变成了上帝，让儿子从坟墓里站起来，让空中布满新的星星。在过去的这几分钟里，世界上只有托里亚活着，其余的一切都有赖于他。但是，母亲的强大力量不能长久地使大量的人群、大海、道路、土地和城市服从死去的托里亚。”《生活与命运》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但格罗斯曼经常用现代派的手法，就像现代派诗歌，比如他会写到“钢铁的俄罗斯突然向西方走去”，会说“二十世纪杀死了她的母亲”。比如两位序言作者都写到一点，斯大林格勒（现在的伏尔加格勒）有一个纪念群雕，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外雕塑《祖国母亲在召唤》，群雕上刻了一行字，钱德勒说没有人知道是格罗斯曼写的。这行字源于他当时写的战场报道：钢铁的风向他们的脸上吹去，他们依然往前走，德国人感到恐惧，这样的人是活的士兵，还是死人？这样一句话被标在雕塑入口的地方。这样的语言非常的现代派，不是托尔斯泰时期的语言。

          这本书的译者力冈是我的大学老师，当时教我们的文学选读课。现在想来，他到我们学校工作的时候，我已经上大二了，那个时候落实政策，属于最晚的一批。他自己告诉我们，俄罗斯文学他最喜欢的两种风格，一个是带有悲剧感，一个是带有抒情性。译者序言写得非常短，他提到，跟他翻译的《日瓦戈医生》相比，就深刻性来说，他认为这部作品厚重得多。在最后他写道，这部作品和《静静的顿河》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其实悲剧性和抒情性结合得最好的，在俄语文学史上有可能就是这两部作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翻译的话，我想中国的翻译家中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超过他。一个译者和作家一样，比较适应某一种风格。译得好的文学作品的译者往往有某些特定的对象。我想力冈能遇到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幸事。他有过被打成右派的经历，他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反革命，他在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他跟一般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