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笑校园30 朱斌　编绘 新世纪出版社【正版可开发票】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只有在单行本才可以看到的番外连载！---《呆闹天宫》一样的呆头搞笑，不一样的经典诠释！

一个用火星思维做事的农村娃，在大城市的“狗刨中学”里，不但颠覆传统的师生关系，扭转俗套的追求方式，甚至打造出惊人的宠物情缘……每个故事都极尽恶搞！因此，千万不要在吃饭喝水时阅读本书，以防产生不良后果！

朱斌，男，11月19日。　　身高：171cm。　　体重：58kg（目前向75kg冲刺中）　　最糗的事：穿红短裤走在田野上，结果被两头公牛追着跑，直追到镇中心地带，被N多人嘲笑，55……（很红，很暴力）　　怪癖：画画时要不断地旋转画纸，唱走音歌曲。（P.S：其实不只走音，还有普通话不准，唱歌漏字，乱改歌词……基本上没有人能听懂我在唱什么……）　　在《爆笑校园》中的形象：时不时会到漫画里头来客串讲座。额头上总是贴着一张写着“朱朱”二字的。摘下就变猪。别人贴上也会变猪。很少人看到朱朱摘下后的样子。曾经在单行本中揭开露出真相过。头部的确和呆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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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爆笑校园30》内容简介：只有在单行本才可以看到的番外连载！《呆闹天宫》一样的呆头搞笑，不一样的经典诠释！

温馨提示：呆头磁性书签（两款随机一款）仅为首次印刷的赠送，加印商品不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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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给逻辑和奇迹

  作者：山口帝国作用子 发布时间：2023-06-30 23:43:46

  经常听到谁谁谁是新本格派里的奎因或者卡尔，其中最出名的大概是有栖川有栖和二阶堂黎人，然而这两个人的水平都让人一言难尽。井上真伪大概还算不上新本格的排头兵，不过算上这本我也算是读完了他所有简中译本。下面这一篇书评是为了响应他在作品里常常出现的数理逻辑表述而作的。我相信他如此设定他的作品确实有我说的意思（一部分吧），不过，当这些东西最终被文本的暧昧性掩盖时，我就不得不在最后决断他的想法。

  井上真伪作品的典型特征是依靠他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编制出无数种伪解答再一一反驳，他甚至会为了展示这些解答的精确性而专出几页并将其形式逻辑化。这时候的看点与其说是最终解如何超越伪解答，不如说是其中一些离谱至极的伪解答如何被破解。

  当然，在形式上我们需要一个让观众阅读这些伪解答的理由。毕竟，侦探小说需要的是正确答案而非错误答案，毕竟人人都可以提出错误的答案，它不过是违反了一些已有的被承认为真的命题而已。大部分新本格只支持三重伪解答，并且靠一重比一重离谱来达成解谜的快感。而且，这种伪解答之所以能让人觉得精彩，主要是因为被承认为真的命题看起来有着明显的矛盾，而伪解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矛盾。一个精彩的新本格推理范例是普特南的缸中之脑解悖：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如果我们是缸中之脑，那么我们脑中所呈现的世界不等于我们脑子所存在的世界。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世界A，后者称为世界B。那么，“我们是缸中之脑”为真的条件是我们是世界A的缸中之脑（简称A缸脑），而不是我们是世界B的缸中之脑（简称B缸脑）。另外，当我们说“我们是缸中之脑”时，我们说的其实是呈现给我们的世界中的缸中之脑。所以其为真条件为B缸脑。此时，如果我们是A缸脑，那么我们说的“我们是缸中之脑”就是错的（如果我们不是A缸脑，那么问题直接解决了，我们不是缸中之脑）。换言之，要想让我们说的“我们是缸中之脑”为真，我们就不能在真实世界里是缸中之脑。井上真伪在《恋与禁忌的述语论理》里就是这么写他的推理过程的。在这本书中，我们也会看到四页不那么形式逻辑，但也非常逻辑化的表述。不过，之所以举普特南这个例子，主要是因为它向我们说明了一个正常的新本格作品如何制造反转：看起来已给出的命题只能得出这些解，但前提是这些命题指称的是这个世界中的情况。而这个世界总是侦探限定的，它缩小了案发现场的无限丰富性。那么，反转就来自于把某些命题所指称的对象从侦探限定的世界换到所谓现实世界中去。最终反转如果足够硬核，就会彻底抛弃侦探限定的世界，还原事情的原貌。后者当然是那些脑子最不正常的作家才整得出来的，因为它很大程度上不能诉诸推理，而要诉诸作品的结构和运行。

  不过，普特南并不试图搞什么世界A、B、C，他反而想把真理问题限定在一个世界之中，以一种“合理的可接受性”作为评判标准：应该在理论和描述的内部去追问世界的组成。非常有趣的是，井上真伪也是在不断提供世界的融贯性证明。但如果仅仅是这样，井上真伪的工作似乎就有些太枯燥了，他好像一个知识论的员工，完全没有任何推理小说那种揭秘和震惊效果。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个系列作品的独特之处：作品并不试图解悖矛盾命题来维护常识，相反，他试图说明看起来不矛盾的命题根本上是矛盾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案发现场发生了奇迹。作品甚至编了很长的设定：侦探的母亲曾经被列为圣女，但是梵蒂冈取消了奇迹认定，认为奇迹不存在。侦探因此四处寻找案件，试图说明这一案件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它毕竟发生了，因此是奇迹。这时候，案发现场不构成矛盾的状态，而构成看起来有机会实际上又没有机会的离散状态。而各种伪解答的处理则是把离散的元素最大程度聚集的方法。考虑到读者朋友一定不会接受以下伪解答，我希望这个剧透不会造成什么灾难：这个作品在中部居然提出一个假说说，有一个身手矫健的高手，他试图从天花板上往下滴毒到杯子里。这么扯的假说单纯出现就会被读者嫌弃，但精彩的地方则正是提出者怎么把这么扯的伪解答说的天衣无缝，而反对者又把这种过于离谱但又没有决定性反驳的伪解答给否定掉。我个人认为，这种提出和反驳的过程很像是60年代之后分析哲学的经典样态。

  不过，井上真伪作品的核心则在于，这所有的立论都是错的，现有的这些命题永远无法得到融贯的解释，但同时这些命题却都被承认为真。也就是说，井上真伪试图证明，在我们承认一组命题都为真的世界里，这些命题之间确实存在矛盾，而不是尚待解悖而已。如果这一情况真实存在，我们就可以说存在奇迹。这似乎是符合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毕竟什么叫做一个命题的证伪条件本身就是受质疑的，但证伪主义确实是最直观的样板，就拿来一用吧）。不过既然井上真伪的作品是系列作，我们就该意识到，如果侦探真的发现了奇迹，那么作品就完结了，下一部就出不出来了。因此，任何单独的奇迹命题总是被证伪，之所以能这样，正是因为前面所说的，有几个命题其实并不在世界B中，也就是侦探所选中，大家所承认的命题里。这也正是本作所做的，只不过多少有点无聊（当然看点也不在这里）。如果我们承认井上真伪制造的这种理想情况，我们就会发现，要想否定一组严密的奇迹论证，最有可能的方法是引入世界之外的世界。这或许有点黑格尔的气息，不过我更关注的是，如果“要否认奇迹论证，我们就要承认世界外世界的存在”，那么此时世界内世界的一切命题就有可能系统性地为假。这种可能性尤其体现为科学命题之规律性的终结：就算科学命题一直靠证伪实验来保持其正确性的延续，但我们无法拒绝一种可能，就是突然这个世界就完结了，之前积累的科学知识全部变得无用了（科学革命难道不能是个本体论问题？）。波普尔考虑的是已知物遇到未知物后如何被吸纳进来的情况，而不考虑已知物变得未知的可能。

  当然，就算不用波普尔而用休谟也可以推出类似的结论，只不过波普尔更好地向我们展示了问题之所在：如果想要彻底拒绝刚刚描述的图景，而不是一个个反驳奇迹论证，最好的方式是放弃认为我们都承认的一组命题有融贯的解释。列奥.施特劳斯所谓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或许是这个表述在另一个年代的表达：神存在是无法被彻底证伪的。其绝对性会成为权力最后的支柱，哲学因此永远可能被笼罩在神学权力之下，但哲学总是要引入世界外世界的可能性，哲学因此必须掩藏。我们很容易发现如今的欧陆哲学有些人强调的反而是哲学可以打破这权力最后支柱的一面。二者互为表里。只是还有一个中间道路，也就是承认融贯解释的不存在是正常的。不过，我们不能够再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谈这一点，因为我们并没有给出一套论证来说明融贯性的缺失。因此更好的办法是给出一套解释来说明融贯性的缺失是可以被如今已然存在的规则所接受的。

  在作品最后，有如下段落“我这次想到‘x’就满足了……居然还有‘Y’……如果数字变化趋向于无限。那么，这个场合下就是数字分配问题了。不过原本地球的人口是既定的……如果可以调查地球上现存的所有人口，无需设置‘x’，就可以直接判定全部个体‘所有的可能性’。至少理论上是有可能达成奇迹证明的构成方法。但是，这……难道不就是人类所谓的不可能吗？”在这里，侦探暗示了，只要自己可以调查全地球所有人的犯罪可能性，就必然可以找到凶手，此时要是奇迹不发生，那么奇迹也就不会发生了。这也是归纳推理里面唯一一个必然为真的推理模式。放大到世界，只要这个世界是可以施加到侦探所处的世界上的，主体似乎就有能力穷尽这个世界的结构。但是，这种能力本身是一种不可能性，也就是说，是一种奇迹。换言之，如果要保证命题间融贯的奇迹不会发生，我们就必须承认主体本身是一个奇迹。这似乎就是对命题间不融贯性的另一种说明：只要我们承认关于主体的命题是不融贯的这件事没什么不融贯的，我们就可以重新接受科学和神学。只是此时，不融贯的主体将会获得一条隐秘的道路，不断逃离侦探那无比严密的逻辑目光和封圣的无上权力。

  P.s.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传统的新本格更酷一些。说到底井上真伪这种玩法能够反思的也就是这种形式结构上的东西了。具体的伪解答和反驳也就读来开心一下，不具有太多可以思考的东西。相较而言，那种切实将第三个解答玩到爆炸的人才是真正精彩的玩家（我确实是在说麻耶）。就单说这篇，最精彩的大概就是前文所说的反驳天上刺客的内容，其他的多少有些乏善可陈，最终解也没多大意思。本来逻辑流在今天就不吃香，好在作品的叙事结构很好地弥补了推理的乏味（角色设计确实都挺不错的）。

• 与巨兽对视：帝国转型与英国现代财政制度

  作者：陈毓秀 发布时间：2023-07-11 13:05:16

  马丁·唐顿的《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一书涉及的乃是自拿破仑战争到一战这个时间段里，与英国财政和税收制度有关的构建与变化，尤其着重介绍了皮尔与格莱斯顿政府是如何使一直饱受国民抨击的英国财税体系，重新获得公众信任，并具有更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以从容应对包括战争在内各种危机的挑战。

  在残酷的拿破仑战争过后，只有一个国家，也就是英国的财政经受住了考验，没有因为战争而崩溃，这是因为英国是少数在绝对主义时代保留议会制度的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同利益集团与政府讨价还价的上诉渠道，国民对税收充满认同，较少抗税避税，于是能在不出现政治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增加税收。

  同时，由于拥有复杂的资本市场和信用网络，它还能借到规模空前的巨款，这与它较晚参与欧陆争霸有关，而没有英吉利海峡保护的欧陆国家，在之前三个世纪的战争与生存危机刺激下，以及因为专制君主缺乏国会制衡的缘故，无限制借贷，结果普遍负债累累，根本不可能偿还债务，不得不反复宣布破产、违约，导致信用低下，借贷成本高昂。

  再加上光荣革命以来的经济繁荣，虽然人均税负是它最大敌手法国的2～3倍，英国抗税运动却远少于法国。于是英国能比其他国家汲取与动员更多的资源，为军队与盟友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最终打垮了强横一世的拿破仑帝国。

  但尽管英国在拿战中笑到了最后，长年的战争还是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这与它的税收结构有关。整个18世纪，财政越来越依赖国内消费税、关税和印花税等间接税，最主要的直接税土地税在郡和自治市按1693年时的贡献而不是现在的地区繁荣程度分配，导致税收没有考虑到近百年来主要地区的经济调整和变化，也没有反映出18世纪后期税负水平的增加。这使得税收收入没有与经济增长保持一致，并且税负的压力主要压在穷人身上。

  为了应对庞大的战争开支，小皮特政府进行了改革，并在1799年引入所得税，但因为皮特最初采取的税收评估和征收方式依靠对个人所有来源收入的综合评估，这种对收入事无巨细的评估引发激烈反弹，当时人认为政府这是以调查罪犯的态度对待守法公民。

  于是1802年的和平时期所得税被废除，在次年重新引入后，改为根据收入的不同形式将其列入不同的税率表中，不必再汇总所有来源的收入。这缓解了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税收收入上升。

  然而1814年末由于国内收入委员会停止向伦敦委派素来由民间人士充任的负责管理所得税的外行委任专员，试图收回控制权，激怒了伦敦市民。对一个侵犯性官僚机构的恐惧，再加上更重要的，对战争时期沉重税负的不满，引发了强烈抗议，促使所得税战后被废除。

  可是所得税虽然被废除了，战争时期累积的高昂国债对高水平税收的需要依旧迫切——尽管利率下降了一半，但用来偿还债务的金额从不足税收的1/4上升至超过一半。这使战后政府陷于两难：政府意识到继续征税的必要，也希望重新引入所得税解决债务问题。但回归和平意味着大量开支失去正当性，人们同时也畏惧过于强大的中央政府威胁地方自治，打破权力平衡，危害国民自由，国内收入委员会的作为一定程度强化了大众这一观点。

  债务也提供了反对所得税的理由，因为所得税收入被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寄生性的食利者手中，用来供奉一个穷兵黩武、奢侈浪费，充斥庞大的领取养老金冗员的政府，是富裕资本家和地主对实业家与商人的掠夺，而后者自认为是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支柱与根源。

  拒绝支持延长所得税，还被视为迫使政府节减开支的手段，特别是可以迫使政府减少补贴、消除冗员、压缩军事开支和减半支付政府官员薪水。于是对“旧式腐败”的攻击，成为战后政治的核心：在过去，不同利益集团在国会协商，有利于建立合法性并获得一致认同。但随着战后对食利者的攻击，越来越多人认为国会代表着一种充满偏见和失衡，为权力阶层和既得利益者服务的政治制度。

  对此，战后的利物浦政府努力减少开支，并做出了成效，但单纯的节流不足以解决支出问题。英国直接税比重低于欧洲国家，可国内政局又是反对所得税的。于是这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1816、1819两次所得税引入失败，使得财政更加依赖关税和消费税，打击了商业和贸易，工人阶级消费者背负了更沉重的负担。

  而战时债务的沉重负担以及用累退性税收支付食利者利息，也使财政制度的合法性在战后遭到了更大程度的质疑，人们不相信其他纳税人为国家支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不相信国家的花钱方式在不同阶级和利益群体之间是公平的。

  攻击政府低效臃肿不民主的激进主义运动于是在20年代兴起，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发展成宪章运动。在激进人士看来，真正需要的不是强有力的政府，而是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建立在合作社、工会、互助会和俱乐部等协会文化基础上。他们还主张贫困和苦难从根本上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本质是税收制度对穷人的不公，解决方法也应是政治的——为了确保对财政政策和国家支出的控制，应该引入男性公民的普遍选举权和年度性的国会审查制度。

  面对激烈的批评，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虽然战后托利党政府起初期望在不改变宪政制度的情况下，保持少数政治精英的统治，但在强烈的压力下还是做出了让步：1832年国会改革，重新分配选区，取消了衰败选区的席位；1835年，经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取代了内部产生的自治市议会，并对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减少了英国国教的特权；开支下降，减轻了腐败。

  可这依旧未能重建国家合法性，而且在废除谷物法对地主集团的保护、赋予成年男性普选权以使工人阶级控制国家的压力下，30年代的公共抗议活动不减反增。

  在这个背景下，新一代的统治精英登场了。作者指出，与老托利党人不同，皮尔的保守党政府认为，保持政治秩序和保护财产的最好策略，是制定能够公平对待各类财产以及有产者与无产者的政策，通过限制国家开支，尽可能使国家不参与经济利益之争，就可以保护政治精英不受挑战，并把国家塑造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公平仲裁者。政治家应当克服个人贪婪和利己主义，应该拒绝利用国家通过打压一个利益群体以支持另一利益群体的诱惑，无论这个利益群体是寻求保护的商业组织，还是谋求税赋减免的社会团体。

  这一观念意味着国会在财政制度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在18世纪，国会是解决对抗性控诉的论坛，但在维多利亚时期，国会变为公共支出的审计员。

  新一代人开始重建国家合法性与信任感，第一步还是减少开支，除了通过刺激经济增长以减少政府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削减国债规模外，政府还采取了一些约束政府支出水平的限制措施，很多措施在汉诺威时期就已存在，现在被重新提起，并且要求更严格了。

  结果虽然导致公共开支削减过大，国民福利下降，城市基础设施、大众教育、济贫支出严重不足。但好处是政府开始重建话语体系，重建拿战后被严重破坏的对公共行动的信心和对国家的信任。在此基础上，英国政府构建了一个详细且技术性的会记准则，以实现国家中立和公共责任，缩减开支，保卫自由，并在大众民主的时代约束为讨好选民，许下种种不切实际诺言的政治家，做到同时限制国家和选民，使他们富有责任感且厉行节俭。

  这一准则早在1830年以前托利党就开始规划，但到格莱斯顿时才成为一个详细定义的制度。

  首先是坚决反对税收担保，禁止指定将某种税收用于特定用途。18世纪采用税收担保是建立人们对税收制度的信任，使之相信政府有还本付息的能力。然而现在人们意识到这会导致政府职能的膨胀，使每种服务和功能都受到一个具有特定目的收入源的保障。

  1857年，公共收入专门委员会建议“整体预算”制，主张税收应是统一的，应当视为一个完整的资金池，与征税目的相分离。《1866年国库和审计部门法案》正式任命一位总审计长，由其负责监督所有收入部门都将全部收入交给英格兰银行，这些收入在英格兰银行形成一个单一基金，而不再指定特定税源的税收用于特定目的。所有款项都从这一共同基金中支取，用于支付各个部门的支出，任何盈余都要上交国家债务委员会。国家从各种渠道获取的收入都集中到国库，而不是再分散为多个附属子基金，下院通过投票决定对某一特殊目的的“资金供给”。这使得国会可以直接控制支出，防止支出部门为了部门利益拼命多花钱，能清楚地掌握政府开支的总体情况。

  其次是禁止相互调剂资金，即不可以把某一项目的结余资金调剂用于另一个预算项目，这会导致量入为出，使支出水平不断攀升。而这依赖于建立统一简化采用复式记账法的账户体系，让财政部门重建拿战时失去的对支部部门的控制，不再任由各个部门自行管理具体开支，使账户中的钱款从征收到最终用途都可以被追踪，对公众和纳税人来说，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钱从哪里来，以及花到哪里去了。

  接下来就有必要让国会每年对每项特定支出进行投票，支出计划不应该跨年度，而国会需要时刻警戒行政部门的扩张野心。但为了排除利益集团的影响，税收法律应尽可能一般化而不是特殊化，税务机关没有执行上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政府想要鼓励某些活动，应该通过外在的补助方式进行，并且这种补助要受到国会详细审查，预算也由财政大臣单独制定，在预算被提交给国会的前一刻，财政大臣才将预算作为既成事实向内阁进行说明。

  最后为了避免财政大臣将可能出现的结余留到大选时，通过减税的方式讨好选民，一个新的财政公约规定，任何结余都不得结转用于下一年。为了减轻国债负担，自1829以来，所有结余都被转移到了偿债基金，以保持国家信用，确保战争时期年度税收不足时，公众会借钱给国家。同时政治家一方面严格限制新增借款，另一方面努力偿还既有债务。在这个过程中，国债从英国自由的威胁者，逐渐转变成国家安全的守护者。在麦考莱的笔下，国债变成了繁荣的源泉和英国自由的保障，是商业社会中守信与节制的体现，因为政府会谨慎公正地处理借款，这得到了19世纪下半叶人们的认可。

  作者指出，通过这些方法，利维坦被束缚了起来，专业的会计程序和下院的年度投票表决，逐渐发展成重要的宪政原则，这对英国的自由和国家认同是必不可少的。格莱斯顿时期，年度预算成为一件颇具戏剧风格，或者说颇具宗教仪式感的事情。格莱斯顿认为，国家财政是英国自由的基础，并且依赖于国会对所有公共支出进行详细的审查。行政审查、国会程序和洞悉英国限制支出诱惑的历史，作为格莱斯顿财政宪法的说辞影响至今。

  通过逐步重建的对政府的信任与认同，皮尔政府在1842年重新引入的所得税，开始长期存在，并于格莱斯顿时期被人们接受。这大大改善了税收结构与底层人民的处境，由于经济的繁荣，所得税的负担又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

  这使得政府在日后能够课征遗产税，甚至推行了累进制的所得税，在财政上获得了巨大的自由空间，于是在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财政制度支撑一场世界性冲突巨大资金需求的能力强于其他任何参战国家，英国政府建立在对国债持续偿还上的良好信誉，使其在紧急状况时一如既往地得到来自全世界的大量借款，提高税收的代价也低于其他国家。

  可以说，在谷物法废除后，政府逐渐建立国家在各种利益集团之中中立的形象，越来越透明的会计技术、支出的持续下降和国家债务的减少使人们相信政府是公正廉洁的。30、40年代的政治动荡，于19世纪50年代之后逐渐消弭，攻击政府腐败、臃肿被视作过时迂腐的观点，激进主义的风潮涣然冰释，被体制收编，不再有刚性的激烈对抗。

  然而令主张小政府的格莱斯顿意想不到的是，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成功，使人们日益接受利用这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机器为人们谋利的观点，并在19世纪90年代起付诸实践，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曾经以小政府为傲的英国，率先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历史的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