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作品集4册（茶馆+袍哥+街头文化+跨出封闭的世界）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以1900年至1950年成都的茶馆为研究对象，力图以此为窗口，探求20世纪上半叶成都人的生活实态。作者采用微观历史的研究方法，从茶馆的休闲、社交、娱乐、经营、群体、组织、秩序等多个角度，切入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使读者得以真切感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成都城市历史的脉动。作者以丰富的档案资料、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和细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细节丰富生动，充满生活气息；极佳地达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社会史、城市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也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一次成功实践。

《袍哥》

袍哥是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影响力与青帮、洪门不相上下。当其*盛时，川省约有70%成年男子加入，影响力及于各个角落，在川军、湘军中影响巨大，也是清末革命中的重要力量。《袍哥》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七十多年的报告出发，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沉浮，揭开具有神秘色彩的袍哥世界的“日常”面目，呈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

《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从自然环境、人口状况、农村经济发展、区域贸易与市场网络、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统治结构与地方秩序、教育、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及传统文化等多个角度，对1644—1911年间以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情况，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全书综合运用社会学、计量学、都市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对广大区域进行长时段、整体性的研究，被学术界视为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本次再版，作者根据近年来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删繁就简，使全书内容更加凝练、清晰。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本书以中国内陆城市成都作为研究对象 ，以“叙事”的方式考察公共空间 、下层民众、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的关系，将“街头文化”作为中心，展示街头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从城市的外观 、民间艺人的表演到民众谋生的方法以及对街头的争夺等。

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街头有着紧密联系，他们创造并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当改良者试图对街头的使用进行控制时，便引起了下层民众为其生存空间的斗争。随后在革命运动中，民众又以街头作为政治反抗的舞台。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中，民众和精英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组织自卫活动捍卫他们的生存，同时也是维护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与以往研究的角度不同，本书力图把人们的注目焦点从精英转向民众，从沿海转向内地。

袍哥

序 言

**部分 暴力团伙

**章 杀死亲生女

第二章 川西的乡村

第三章 袍哥的网络

第四章 调查的开始

第五章 佃户“舵把子”

第二部分 地方秩序

第六章 精神的世界

第七章 神秘的语言

第八章 在茶馆“讲理”

第九章 仪式与规范

第三部分 大势已去

第十章 女人的命运

第十一章 权势的衰弱

第十二章 雷家的末路

第四部分 寻找真相

第十三章 讲故事的人

第十四章 “农村工作者”

第十五章 何处是“望镇”？

第十六章 袍哥的覆没

第五部分 事件重构

第十七章 叙事与文本

第十八章 历史的记忆

注 释

附 录

附录 1 袍哥等级名称表

附录 2 雷氏家庭关系图

附录 3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

征引资料目录

后 记

茶馆

目　录

　　新版序........................................ 001

　　中文版序........................................ 011

　　英文版序...................................... 033

　　引　子——早茶.................................... 001

　　第１ 章　导　言——城市、茶馆与日常文化................ 012

　部　茶馆与社会.............................. 067

　　第２ 章　闲　茶——悠闲与休闲.......................... 069

　　第３ 章　娱　乐——戏园与观众.......................... 119

　　第４ 章　群　体——阶级与性别.......................... 176

第二部　茶馆与经济.............................. 221

　　第５ 章　经　营——小本生意的管理和竞争................ 223

　　第６ 章　公　会——周旋在行业与国家之间................ 284

　　第７ 章　堂　倌——艰难环境中的挣扎生存................ 327

第三部　茶馆与政治.............................. 375

　　第８ 章　讲　茶——超越国家的控制...................... 377

　　第９ 章　混　乱——日常生活的冲突...................... 405

　　第１０ 章　秩　序——公共空间的政治.................... 441

　 第１１ 章　结　论——地方文化与国家权力................ 489

　　尾　声——寻梦.................................... 529

　　附　表.......................................... 537

　　征引资料.................................... 559

关于本书的评论..................................587

后记....................................594

跨出封闭的世界

第三版前言

再版前言

导言

**章 自然环境、生态及交通条件

第二章 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

第三章 农村经济与农业发展

第四章 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

第五章 从传统手工业到现代工业

第六章 政治统治结构与地方秩序

第七章 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

第八章 社会组织及其功能的变化

第九章 社区、社会阶层与社会生活

第十章 传统文化的危机与现代意识的兴起

第十一章 结论

征引书目

后记

街头文化

二十年后话街头

——《街头文化》中文版第三版前言

中文版自序

英文版自序

章 导论

【部 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

第二章 街头

第三章 街民

【第二部 下层民众与社会改良】

第四章 改造

第五章 控制

【第三部 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第六章 冲突

第七章 政治

第八章 结论

征引文献目录

译后记

王笛，1956年生，现任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英文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前沿》共同主编。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成果丰硕，相关著作将在“博雅撷英·王笛作品集”中陆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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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爱国者们所憧憬的“国富民强”的“国”，是作为民族（ nation）的国，而非国家机器或政府（state）的国。一个过于强势的国家机器，是经常与“国富民强”背道而驰的，甚至使民权进一步弱化，人们只好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出现一个“好政府”上。

....

如果国家有着无法挑战的绝对权威，那是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的。当国家的利益取代公民的利益，那么国家无非成了剥夺公民利益的工具。

（本書的主題是）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国家文化”是我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词，英文我用的是 national culture，其中也包含了 state所推行的文化。但我認為国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的；第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ー个全国的统一模式。

P293 妇女进入茶馆充当女招待，在成都代表着一个重大进步，既是雇佣形式的变化，亦为茶馆生活和文化加入了新因素，改变了妇女的公共角色和性别关系等。

P312 因此可以说，社会的歧视导致了女茶房的衰落，但政府的限制则是这个职业消亡的根本原因。

P313 女茶房的兴起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使妇女为争取工作权利有了动力，标志着妇女经济独立开始迈步。不过，女招待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政府、男性同行的歧视。女招待在成都茶馆里的最终消亡便是由于这种性别歧视。

P002 在这本书中，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如果要用简单一句话，就是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P003 我认为国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动的；第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

P007 这个对茶馆的研究有三个内容：其一是对日常休闲的作用，其二是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功能，其三是它们的政治角色。

P009 在新世纪的第一天开始的茶馆生活，既是过去传统生活方式的继续，亦是未来50年那充满艰辛、动荡、无奈、惶惶不可终日经历的开端。

P078 茶馆既是得到信息之地，也是小道消息、流言飞语传播的地方。

P083 人们喜欢到茶馆喝茶，还因为那里是一个自由世界、无拘无束。

P085 茶馆是最便宜的休息和社交场所。

P094 给他人付茶钱，犹如送人礼物一样，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钱可以转化为一种人情，以后将会派上用场。

P096 茶馆是一个人们追求休闲活动的场所，人们在那里具有平等使用公共空间、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

编辑推荐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社会史、城市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也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一次成功实践

跨出封闭的世界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综合运用社会学、计量学、都市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对广大区域进行长时段、整体性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中国社会史经典著作。

袍哥

1.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兼备文学式的描写与严谨的历史研究;

2.微观个案与宏观历史的完美交织，在宏大历史背景之下审视个人命运的沉浮;

3.传奇色彩与历史的深度同时呈现，将对袍哥的研究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纬度上加以定位，展现更饱满、立体和丰富的川西社会图景;

4.回应大众文化中对秘密社会的猎奇心态，褪去浪漫想象和英雄光环，还原1949年以前影响**的秘密社会——袍哥的真实面貌;

5.以丰富的素材，重建民国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模式，还历史以血肉;

6.图文并茂，栩栩如生地展现中国近代民众生活的种种细节。

 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综合运用社会学、计量学、都市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对广大区域进行长时段、整体性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中国社会史经典著作。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1.与常见的历史宏大叙事不同，本书提供了一个从下到上的考察视角；

2.配有大量精美历史图片，帮助读者重回历史现场；

3.本书力图把人们的注目焦点从精英转向民众，从沿海转向内地。 

媒体评论

前言

二十年后话街头

      ——《街头文化》中文版第三版前言

本书英文版是200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中文翻译版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了中文第二版。时间过得真快，英文版已经出版20年了，中文版已经出版了17年。这些年我继续以日常生活为中心，以为民众写史为初衷，用微观历史的方法，完成了20世纪茶馆的两本英文专著和一本袍哥的著作。 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社将出版本书中文版的第三版，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对本书出版后学术界和阅读界反响以及一些感想。

令我欣慰的是，这本书在中西方都得到了积极的肯定。英文版在2005年获得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最佳著作奖，中文版在2006年被《中华读书报》选为十佳图书。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这本书一直在学术界、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中，产生着它的影响。当我在大学做学术报告的时候，经常都有学生拿这本书来请我签字。北京大学图书馆 2020年4月18日发布的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2019热门借阅图书”云书展，《街头文化》与《百年孤独》《想象的共同体》《平凡的世界》等我喜爱和崇敬的书同在前十的名单上。对我来说，简直真是难以置信。对于读者的青睐，甚至有点惶恐不安。

这本书引起广泛反响的原因之一，我想应该也是由于中国城市正在发生的重大变迁，许多古老的城市正在一天天的消失，这引起了人们的忧虑。虽然我研究的是清末民初的成都，但是其中所涉及的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突，实际上也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研究近代社会史和文化史以及政治史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虽然对下层民众和日常生活的研究，在中国仍然不处于主流的地位，但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读者的认同。我特别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阵营之中。《街头文化》在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眼光向下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

这本书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界，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建筑、城市规划、大众传播、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专家的关注。去年10月，三联人文城市季在成都刚建成的東·壹·美术馆，举办开馆首展“日常史诗：成都市民生活与公共空间”。这个展览便是根据我的四本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茶馆》和《袍哥 》，从的宏观历史逐渐聚焦到成都市内的具体空间，展示从望远镜到显微镜的四层“成都维度”，由13位当代艺术家和建筑设计师进行再创作，分别对应一个或多个维度，从“西南地区时空”，“成都城市时空”，到“成都室外公共空间”和“成都室内公共空间”，各个维度进行互动和对话。还举行了展览开幕论坛。看到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够走出象牙塔，为现实社会服务，感到是莫大的欣慰和充满着成就感。

     为民众写史

本书出版以后，据我目力所及，共有16篇英文书评，对于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在西方能得到这么大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在2006年中文版前言中，我对英文世界发表的书评已经有一个概述和评论。在这个中文第三版前言中，我想主要讲讲这些年来中国学者对这部著作的反应。书出版之后，很快成为了当年的“学术畅销书”，出现在各种榜单上，专业刊物和报刊发表了很多书评。就我已经读到过的中文书评便有四五十篇，包括《历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评论》《中国学术》《中国图书评论》《读书》等杂志，还有更多的像《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等报纸。

马敏在《历史研究》发表了长篇深度评论，肯定了新著之是由于视角转移所造成的“感觉之新、领域之新、方法之新……著者以非凡的功力，对老成都街头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面、生动的叙述，对活跃于街头的各种群体也进行了归类描写……显然，王笛新著在风格上的追求，已接近于人文史学的追求，旨在生动地叙述历史，再现历史的全幅式场景，使历史变成可触摸的、可接近的，能够普及于民众的。但如果细分一下，在叙事风格上，王笛又明显不同于史景迁式的以扣人心弦的人物命运和跌宕起伏的历史情节为中心线索的叙事，而毋宁更接近于黄仁宇似的徐徐展开、风俗画般的历史长卷。” 

任放则从更宏大的背景讲本书的贡献，认为《街头文化》“不仅在学术上完成了自我蜕变，而且颠覆了近代中国城市史的叙事结构，确立了一种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城市文化研究的新范式。尽管这一范式难掩‘西学’本色，但其推陈出新的革命性意义是醒目而深远的。” 王先明等更强调了本书的问题意识：“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新的问题的提出，不仅决定了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决定了研究视域的突破与创新。王笛的《街头文化》无疑是这种实践的优秀成果。” 

朱英等把《街头文化》与我早期的《跨出封闭的世界》和后来的《茶馆》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并着重讨论了与新文化史的关系。他们指出《街头文化》是“作为城市社会史研究的著作出版的，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把其与新文化史联系起来，但是其研究视角和方法却都明显地受到当时已经在欧美流行的新文化史的影响，王笛的社会史研究也呈现出较明显的文化转向。”而且书评也表达了对中国史学界对碎片化批评的看法：“大众文化和微观研究虽采用小处着眼的方法，但其方法不仅是史学研究的进步和突破，同时也是史家本身史观的提高和升华，所以一味否定新文化史成果则有妄加批评之嫌。” 

谭徐锋则欣赏本书对民众的命运的关注：“王先生心细如发，他发现，在一拨接一拨打乱再造的改良或革命中，民众平静的日子被搅起深深的涟漪，如果说起初他们还比较配合，那么到他们发现涟漪化为回水沱，偌大的成都街头已经放不上一口破旧的饭碗之时，尽管他们面容悲凄地四处述说，然而改良精英往往为宏大的（其实更多是自我的臆想）目标而激奋不已，参与者的民众只好成了历史祭坛的牺牲。” 的确，这个评论，是看到了我力图对历史的拷问。人们引述最多的是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这句话其实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句话所得到的启发。我想表达的是，有些所谓的“革命”是打着为民众的旗号，但经常最终的结局，却是民众成为了牺牲品。 

甚至直到最近，还仍然有学者就这本书进行的讨论。虽然学界对我在本书中的观点并不完全同意，但是《街头文化》的研究取向和理论模式却引发了学者的持续思考，如《读书》2022年第12期发表晋军的《大众何谓？公共何为？》的文章，认为“王笛对成都街头公共空间的研究扩展了‘公共领域’范式的研究视野，不但确认了普通民众同样是公共事务中的行动者，而且在国家与地方精英的互动之中加入民众的维度，可以探讨其中的多向关系。立足‘公共’，关注‘大众’，是《街头文化》的真意。”因此《街头文化》“翻转了大众反抗范式对现代转型与大众文化的讨论。在王笛看来，即便有大众反抗，也是社会转型的后果，而并非转型的动力。”强调要从下层民众的视角来探讨现代化的社会后果，“而他对现代转型的态度也从积极评价转向了关注转型对民众生活及地方文化的冲击。” 

这本书之所以受到极大的关注，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一、研究视角转移，从社会底层往上看，了解普通人，关注日常生活，对女性生活变化的考察，描绘了下层民众生活的历史画卷；二、为民众写史，从民众的眼光来看改良与革命，考察民众、精英和国家的互动，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讨论，以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弱者的反抗，发现下层民众的微弱的声音；三、具有可读性，叙述的生动，资料的发掘，图像和文学资料的使用，“深描”的运用，是有趣好看的史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城市史；四、历史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转向，新问题的提出和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运用社会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展现复杂的社会现实，重新建构一个城市的微观世界，等等。

读这些书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得到鼓励、受到启发、和自我反思的过程。《街头文化》也引起学术界和读书界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下面我就一些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特别是这20年中我一直思考的与的现实社会有关的问题，进一步阐发我的观点。有些观点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才形成的或者是完善的，有些是与在学者讨论过程中或者媒体采访问题的基础上的一个梳理。

            国家权力和社会空间

晋军——和一些读者所批评的——认为：“王笛只强调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分而模糊了国家的位置，也就弱化了国家或者说政治权力在公共空间改造中的力量。” 这个批评是公允的，的确在这本书中，国家（state）只是隐蔽在后面的一种力量，如果说我讨论了国家的话，最多也就是在前台的警察角色，这显然对讨论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国家角色在这本书中没有在前台被充分展示出来，主要是由于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焦距在地方社会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和冲突。如果国家讨论得过多，有可能转移了本书的焦点。当然，我也在不断的思考，怎样能把这种关系处理得更好。也就是说，既能够集中讨论精英与大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同时也更好地展示处理国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不过，也可能是在冥冥之中试图弥补这种缺陷，我后来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空间和微观世界，1900-1950》那本书中，对国家的角色及其对公共空间的影响，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讨论。这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进一步阐述《街头文化》一书中涉及到的城市社会自治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整个20世纪，都是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社会空间逐渐缩小的过程，市民的自主性和自治也随之被削弱。过去中国城乡都有民众自己的组织，如看庄稼的护青会，自卫的红枪会，街邻的土地会，从事慈善的善堂，社区的关帝会，等等，还有像袍哥这样的秘密社会组织。但是它们都在国家的控制和打击下一个个的消失了。当只剩下国家机器的力量时，当国家掌握了一些资源的时候，就难免会出现“政治权力的内卷化”。经济学上用“内卷”这个词来表示投入很多，但产出并没有相应的增长的状况。国家权力的不断扩张，官员越来越多，就要增加更多的收入来雇佣更多的人。那么增加收入的途径是什么？就是征税，人们的负担也就越重，但国家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没有相应的提高，甚至反而降低了。

前现代的中国城市几乎都是自治的，地方精英、士绅、老百姓共同管理社区，官员的角色有限。在成都，到1902年建立了警察机构，才开始行使市政的一些最初功能。一直到了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才有了市政府。晚清新政效仿日本和美国，设立警察，管理城市的交通和卫生，乃至于小商小贩能够在哪里摆摊，什么时候摆摊，都被官府所要求，之后的国民政府也在推动这一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组织不断地被削弱，国家权力也深入了到地方社会。但是问题在于，再大的政府，如果不依靠市民，不依靠社会，不依靠社会组织，不依靠公共领域，也不可能照顾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中国这种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国家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

一个城市的管理不能仅仅是政府的事，如果一切都由政府来包办，是不正常也是不可行的。一个城市要有效的管理好，就应该让社会参与，这个社会的参与包括市民和各种社会组织。政府不应该害怕城市社会组织的普遍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例如清代，社会组织基本都是和官方合作的，这也是一个异族的统治能维持两百多年的原因之一。那种认为只要社会的发展就是和国家权力的对抗，就是图谋不轨，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现实社会中也是有害的。实际上社会组织越繁盛，政府得到的帮助会越大，社会也因此更稳定。随着公共领域的发展，人的能动性会被调动起来，能够主动参与社会的管理，以及文化和经济活动，反之，社会就会萎缩。社会的每个链条是连接在一起的，当某个链条被人为地切断了，那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在整个20世纪，政府都试图按照一种统一的模式对城市进行规范，结果中国城市逐渐变成千篇一律。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多元化是它的生命，无论是城市的管理、城市的文化、还是城市的面貌。我在《街头文化》中提到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最有力表现，那么地方的个性如何塑造了街头和公共文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市，过去地方的区域性和封闭程度较高，而现代社会有着更高的人口流动，这些都会影响一个城市的文化。尤为重要的是为发展现代化进程而引进的相应模式，其中包括各种标准、以及卫生、管理、职能部门的设立等等，逐渐改变了各个城市的内在和外在。由于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过去我们可以在街巷、市集、庙宇等看到各种地域文化展现出的地方特点，但是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逐步趋向同质化。由于城市重建，广场大道取代了小街小巷，因此切断了街头文化生存的基础。

现今体制下，国家对于一座城市发展的影响巨大，规范是现代城市建设中的主要手段，包括城市土地的公有制也为城市大拆大建大开了绿灯。但这种极端现代主义的规划并不能完全说是中国的特点，法国建筑学家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其《光辉城市》中全面地表达了他“大是美的”的城市构想，哪怕是与原有的城市不协调，甚至新规划完全取代原有的城市也在所不惜。 中国的城市规划从结果上来看几乎反映了柯布西耶的现代化特征：快速交通，城市大道，整座城市划分为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以及其他功能区。但这种宏大城市愿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已经对城市的文化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

其实城市发展的道路，可以有多种途径。比如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历史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城市应该是有生命的，就如同一个有机体，有生有死，文化就是它的命脉，他强调的是要根据一个城市文化脉络来发展。到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则更进一步，她认为已经成形的旧街区不需要大拆大建或者全面更新，而是在城市建设中针对社区逐步地细化，考虑的中心是居民生活的方便和安全，而非宏大漂亮的建筑和街道。规范化作为一种迷思，大家过分迷信国家的力量，单一的体系下的思想、文化和政策，整个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同一、呆板、缺乏活力。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国家的视角》那本书，便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过分迷信于某一种力量，而经常最后得到的则和人们的期望的相反。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地动员社会的全体力量，公民共同参与的，才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正常的运作方式。归根结底，自发性组织越多越完善，社会的发展就越健康。

       日常的重要

我强调日常，并不是要抛弃宏大叙事，但同时我自己感觉要与宏大叙事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宏观经常是看不到个体的。宏观视角看到的都是远景，就像站在高高的山巅上，或者在云层中去看一个城市，怎么能体会到城市中个体的思想、感情和经历呢？研究历史要重视人——作为个体的人，不要总是把人作为群体来看，“人民”“群众”等等都是群体概念，但它们都是由个体组成的。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跟自己的经历有关，所以历史研究要关怀个体的命运。如果忽视个人的诉求，那么所谓的群体也只是一句空话。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当一个帝王或者英雄要创造历史的时候，他是豪情满怀，但是那些被裹挟进入的民众，很可能就是血流成河，无数百姓家破人亡，千千万万个生命化为尘土。谁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难道这不是历史研究应该反思的问题吗？去研究一些小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背后有很大的议题，最直接的就是怎样对待个体的人，甚至我认为，怎样对待个体，是检验我们是否真的关怀人民命运的试金石。

历史写作中有两种历史观：帝王史观和日常史观。在前者看来，一个国家的历史应该围绕朝代和帝王，民众没有什么书写的价值。但是我认为，普通人和每天周而复始的日常，因为涉及到人口的绝大多数每天都面临的问题，因此他们至少应该得到我们历史研究的相应的关注。实际上不仅涉及到我们怎样看历史，而且也是民众怎样看待自己这样重大的问题。当我们仔细查看历史，就会发现那些帝王和英雄造成的是更多的是破坏，对经济和文化的损害。而我们的文明发展到今天，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我还想强调的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每天做的一切，就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就应当享受人格、尊严和权利。掌权者要让人民的生活保持日常，而不是反反复复地折腾他们。

写作日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日常在历史资料中几乎是不见记载的。过去的一切，就变为了“历史”；还是还有另一种“历史”，就是我们书写的历史——通过查询有限的资料、实地考察等来重构历史。我们重构的历史永远不可能完全重现过去，当我们与历史的时间距离越远，我们所受局限性就越大。既然资料存在着极大的局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克服这样的困难？我们现在所能依据的材料只是历史本身非常小的一部分，要依据这么少的资料去重构历史，那么它们有多大程度上是还原了历史本身？虽然很多情况下我们在写作历史的时候，要运用“历史的想象力”去填补资料的空白，但是这种填补一定要有历史依据的。历史学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小说家，要在合理逻辑下进行推演。而且写作者必须告诉读者，这是作者在利用有限资料后的一种合理的推测，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历史本身。

关于资料，我在导言中已经进行过讨论，这里还想补充几句。我认为，不是说只要找到了这些资料，就可以随便采用。因为资料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里面讲的故事和真实历史到底有多远？怎样通过这些文本去分析？过去认为，找到档案、报刊和日记，就等于找到了历史，如今我不这样认为了，这些记载只是一种文本，文本必须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经过分析后才能呈现其中的内涵。

研究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资料的缺乏确实是一个难题，但是运用文学资料就是一个可能的途径。我认为，文学家、小说家写他们同时代的生活，就是一种历史的记录。中国的小说家有采风传统，比如到农村去体验生活，把接触到的人和事记录下来，这就是一种历史的记载。其实历史的记录，并不见得比文学更真实。历史学者自身也有局限和偏见，过去的历史写作钟情于大叙事，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个体，普通人是没有一席之地的，所以历史学家不要太瞧不起文学。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元史学》（Metahistory）中，讨论到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共性，也有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等内在结构。传统的史学训练不赞同使用文学资料，但我越来越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对土改运动的描写，超过了我读过的任何关于土改运动的历史写作；路遥《平凡的世界》对1970年代的黄土高原的农民的生活的故事也是非常真实的。因此，文学可以被用来补充历史细节的缺乏，历史和文学其实没有孑然分离的鸿沟，历史要有文学性，文学要有历史感。在没有历史资料的时候，可以用文学来填补缺失的部分。当然，我们不能把文学完全等同于历史，要有所选取和分析。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冉云飞先生。虽然他的专业是文学，但是对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敏锐的阅读。他几年在腾讯《大家》专栏上发表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篇文章《如何将二等题目做成一流学问》，对我出版的几本书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评论。 在这个评论中，他对《街头文化》中若干晚清和民国时期来川的外国传教士中文名翻译进行了订正，这次新版，我都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晗，他负责我这个作品集的各种事务，感谢责任编辑延城城对这本书又进行了仔细的编辑，保证了本书的再版的高质量。

       王笛

       2023年2月7日于澳门

书籍介绍

本书以1900年至1950年成都的茶馆为研究对象，力图以此为窗口，探求20世纪上半叶成都人的生活实态。作者采用微观历史的研究方法，从茶馆的休闲、社交、娱乐、经营、群体、组织、秩序等多个角度，切入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使读者得以真切感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成都城市历史的脉动。全书以丰富的档案资料、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和细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细节丰富生动，充满生活气息；极佳地达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社会史、城市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也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一次成功实践。

• 作者：ChloeW 发布时间：2022-02-24 15:42:07

  【2022年第5本书】其实这本书从去年就开始看，昨天整理平板上的书发现还没看完……资料收集十分全面，对成都地方文化的叙述动容奇妙，茶馆自身的发展、三教九流通过茶馆如何与地方社会乃至国家文化发生联系，女茶悺的进入等等，任意一块拉出来都很精彩，在茶馆这个包容且庞大的舞台上，政治变革，文化变迁都可以让成都各个阶层的民众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到，只不过谁也逃不过现代化，无论茶馆还是成都，都也在现代化齿轮中转了一圈，现在我们看到每个城市的相似也是使得地方文化差距不断缩小，不过好爱成都呀，热情的人，悠闲的生活，这两天卷的我只想去大草原，其实想想回到那个时候就很幸福，越是这样大体同质化程度高的时候，我就越要坚定自己。

• 作者：一路走来一路读 发布时间：2023-10-04 15:06:38

  王笛的文字略平，论述技巧也一般，看的出使劲学习黄仁宇，但无奈才华有限（本人自谦），专著读起来啰嗦乏味，畅销书呢又浅白如开水。但是能够聚焦一个“茶馆”写中国现代史，践行布罗代尔年鉴学派理念，并跨越一个世纪，值得敬佩。

• 作者：河豚酱酱酱 发布时间：2024-01-12 01:24:28

  看了序言大概就知道下半部不太可能出版，当然这是前年看的的补标

• 作者：水边 发布时间：2022-02-10 22:57:50

  资料翔实

• 作者：Fiat Lux™ 发布时间：2014-09-25 15:16:42

  小学

• 作者：王橙 发布时间：2021-08-30 14:33:48

  几年前，西方著名媒体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开辟了专门用于报道中国事件的专栏，Chaguan，即“茶馆”的中文拼写。而与中国的茶馆频道并列的美国和欧洲频道，分别被命名为了Lexington和Charlemagne，典故分别来自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始地点和后世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者。

  据经济学人中国板块的负责人David Renne表示，为中国板块取名为茶馆，是因为茶馆是一个相对疏离于政府管辖的空间，因此各阶层可以自由地交换观点。(The teahouse as a public place where ideas both high and low could be exchanged, that the state never fully controlled)

• 学者的一厢情愿与现代学科制度的纠结

  作者：奇一 发布时间：2014-08-19 15:34:26

  王笛先生的《茶馆》与《街头文化》内在的理路是一致的，即在方法与取向上：倾向于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侧重于对日常生活进行叙述对文化进行解读。在文章的内容上：《街头文化》的焦点在于精英和大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抗，而《茶馆》则以国家与地方、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对抗为线索。在意图上，作者要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反映居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情感、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文化和思想，借此来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城市经历的深刻的社会变化。在行文风格上：王笛的文章可读性强，马敏对于王笛在营造氛围与细节描写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进入了“有我之境”，流露出其赤子之心与浪漫情怀。

  王笛的《街角文化》、《茶馆》两书在国内外均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尤其是《街角文化》于2005年荣获两年一度的“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我自己也在jstor和cnki上找了一些评论文章看，几乎是一致的好评，马敏、张信、朱英等人都大篇幅地讲到了贡献的一面，溢美之词多说无益，我讲讲自己理解到的一些问题，与大家讨论：

  日常取向与宏大叙事的关系处理上。

  有学者认为：在依托某个具有总体性的宏大历史架构的情况下，微观史研究不会游离于宏大历史主题，反而与宏观历史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反之，就有可能出现碎化的可能。作者本人也讲得很明白，他说：“本书应该说是以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实践。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能够帮助我们不仅从微观角度了解成都，而且对认识20世纪中国城市、城市社会以及与中国政治之关系都将有所裨益。”可见作者的意图在于以小见大，问题也就出在“小”和“大”换言之“日常取向”与“宏大叙述”的关系上，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王笛描写的小，不是拉杜里笔下的蒙塔尤，更不是金兹伯格笔下的“梅诺乔”，戴维斯笔下的“马丁•盖尔”，王笛写的是街头流动的人群，茶馆里川流的顾客，对于这些底层人物，我们至始至终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家庭以及遭遇，他们只有作为按照职业或者阶级划分的群体存在时才具有了意义，甚至，他的茶馆、街头都是不固定的、不具体的，只是成都若干的街头，茶馆组合而成的抽象。所以，他笔下的“小”并不是真的小。拉杜里、戴维斯、金兹伯格写小，意图在于从“个体”具体的遭遇来重现一个村庄生活、法律状况等等，王笛的笔下因为没有对个体的微观考察，所以，做不到以小见大，事实上，他笔下小人物的出场，不过是要说明他拟定的三个议题：民间文化如何自成体系、社会精英如何改造公共空间、国家、精英、大众的纠葛。这是一种理论先行，以论代史的套路。再说大，他要反映的有多大呢？两本书都希望理解20世纪中国城市的变迁，但是，两本书的立足点却是矛盾的。在《茶馆》的导论中p.422他讲“成都与全国紧密相连”从426页开始的对中西之间公共生活的比较上，又将成都茶馆升格为中国茶馆，以此突出研究成都茶馆的重要意义；但是在《街角文化》的导论中他又突出“腹地研究”的价值将成都比作“另一个中国”（第422页）。看来，为了建立起自己研究的宏大意义，作者已经到了自相矛盾的地步。所以，小没有小下去，反映个体的日常生活，大呢又大有问题，结果脱离了历史的实际，陷入了发思古之幽情的自我幻想当中。

  在《历史叙事与历史书写》一文中，作者列举了收录书中的若干篇文章，我分别摘抄了一些话：第6页“作者还注意到了日常生活和日常文化的持续性”；第7页“罗威廉的这个研究，则是从一个长时段来观察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同样第7页：“卢汉超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对乞丐进行考察”；第8页“探讨文化如何解读疾病”；第9页，“山本幸司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考察”；第10页“将满族妇女的守节问题看做一个内在的文化现象来研究”。无一例外，所有文章都涉及文化这个核心概念，虽然新文化史的取向就是做文化解释，但是，会不会出现一个泛文化研究的现象呢？这个值得我们思考。

  最后，我看到唐小兵对《茶馆》一书的一个评论，有两点很有意思，与大家分享：

  王笛认为：“国家推行的现代化的动力，使地方文化日益趋向国家文化的同一性，削弱了地方文化的差异性和个性。在整个民国时期，作为一个弱势独裁政党的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能够完全地将所谓的国家权力和现代文化全面地镶嵌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

  正因为王笛对成都人的这种茶馆哲学有一种深切之理解与同情，甚至是极力褒扬的态度，当茶馆的社会生活史呈现某些不太正面的情形时，他的叙述马上呈现出一种防护性的姿态。比如在论述茶馆形成的职业、身份、阶层、地域、社区、邻里的分化时，这种分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区分和隔阂。

  曾经看过xx对王笛的一次访谈，他觉得自己做了游子才真正体会到对家乡的思念，他对于传统的老成都是充满眷恋的，因此他笔下的小人物在为他实践抵制现代性的任务，书是雅俗共赏饱含深情的，但是当学者的这种固执、情感与一厢情愿遭遇畸形的现代学科体制时，他必须为自己的私情寻找理论的庇护，以显得研究意义十足，又能投其所好。这算是我对他同情似地理解。

• 有些人对爱太清楚，却找不到幸福。有些人对爱很模糊，却偏偏找到路。

  作者：温情小颖颖 发布时间：2013-06-18 04:07:58

  如果豆瓣评分有六星或者更多，我是很乐意给作者六星或者更多的。

  不为别的，就为作者这种敬业的资料引申以及整理。

  我才疏学浅，至今未见一本书能有如此详尽的资料引申。

  而作者开篇所提出的国家的概念，country，nation，state，尤为睿智。

  本书阐述了茶馆这一行业1900-1950年间与state互存的生态。

  这种独立的态度对于社会学者来说，实在太端正了。

  要是你真的喜欢成都喜欢茶馆，本书能端正一下你或许过于狂热的三观。

  本人对成都的感觉可谓一见钟情，也许因为与本人懒散的性格所吻合。

  忙里偷闲地跑到人民公园的茶馆里，在一堆老人家爱理不理的眼皮下坐下。

  跑堂的态度不能算好但绝对不是差，也许她只是有点儿习以为常。

  我点了铁观音她给我用高玻璃杯上，我要求换盖碗的提议也许让她有点惊讶。

  换上盖碗，她顺便给了我一个热水瓶，收了钱就走人了。

  我就在一堆老人家里安静地坐下，慢慢抽着我的烟，喝我的茶。

  如果用世间静美来形容此刻过分矫情的话，心安乃是家应该可以在此一用。

  这里有和我家乡一样懒懒散散的感觉，一种放下顾虑和戒备的轻松。

  时值下午，正是生意红火的时候，很快便遇到搭台的四川大叔。

  和粤人喝早茶搭台不一样，他咨询了我没有人以后还自言自语自辩以为有人。

  窃以为这是四川人好面子的一种表现，较粤人一句“唔该”来得圆滑。

  也许是本人眉清目秀说得一口好广普，很容易被认出是外地人。

  于是大叔表现出了热情健谈的一面，但是他的四川话我又未必能听得懂。

  我们在两种国语以外的语言间交流，他给我塞娇子，我也给他塞娇子。

  他的话题主要还是说成都人巴适，懂生活，并且以此为荣。

  当然更大一部分的话题是重庆人不咋样，成都人才是正宗的四川代表。

  我就在这两部分话题下，完成了一次成功愉快的喝茶，直到傍晚。

  我明白成都人对自身生活习惯的认可和推崇，我也理解他们对川子的标榜。

  但是在他们的话题里，我始终觉得难以有满足感。

  在文人墨客或者我的印象里，茶馆应该是一种江湖，江湖必须有传说。

  而大叔并没有给我描述出茶馆的过往故事，或者这种生活习惯的骄傲来源。

  于是，我回到日日塞车夜夜笙歌的广州后抽空看完这本书。

  1900-1950的中国，如何定义这一段历史都显得无力。

  我们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判断历史功过得失是非的沿海战线家仇国恨。

  然而成都作为内陆城市一直都很安稳，除了日军空袭那段非常时期。

  所谓时势造枭雄，杜月笙这类江湖大哥也许在成都也混不出名堂。

  成都注定是属于平民的一个城市。茶馆便是平民城市的名片。

  广州自古作为商贸城镇，无非起的就是一个集散地的作用。

  时至今日，各类批发市场依然是全国的行业集散来源。

  成都作为内陆心脏要塞，成为集散地理所当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我回想起另一本书《民国青楼秘史》，里面所描述的长堤风月。

  晚晴民初的粤人由于广泛接触外界，勤于经商，并且在消费观念上私有化。

  富家子弟为了红颜一笑可以在长提打通厅邀请朋友胡吃海喝，为面子。

  至于另外的资本主义原始累积什么的就更多了，这是趋向高度私有化的。

  然而成都到目前为止，依然有各自付茶钱的规矩。

  自付茶钱，坐下来你随便找人聊天干事没干碍。这是川大叔告诉我的。

  当然也有请客喝茶的了，也有门面功夫，但是喝茶始终不是打通厅。

  打通厅是把珠江两岸的游舫都包起来开饭局，换成喝茶得喝半个成都人口了。

  所以观念上，茶馆对于成都人来说真的是公众空间的一种。

  所以茶馆开在公园真是毫无违和感的一件事情。

  既然茶馆有高度的公众空间属性，在茶馆里进行社交贸易业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之前所说的成都没有发展成为集散地，因为茶馆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这功能。

  民国时期的蜀地，也许不够沿海富庶，故在私有化观念上得欲望没这么强烈。

  所以提到茶馆的包容性的时候，我们得知道这包含了某种程度上的抱团。

  作者也在书中说了，虽然茶馆经营没有明文规定衣冠不整不准进入。

  但是茶倌也会察人观色差别待遇，更多的人会选择符合自己身份的茶馆。

  在这一点上，很符合国情，也很符合国人对自己身份那种根深蒂固的认同。

  有一个小细节很引俊不禁的，日侵时期沿海改良青年与川人的骂战。

  由于沿海战乱，很多热血青年都退居大后方，忍辱负重期待报国。

  然而这些青年在成都发现成都人根本就没把沿海沦陷当一回事继续喝茶。

  于是热血青年与成都青年开展了一轮轮的报纸骂战。

  热血青年觉得成都人把时间钱财都浪费在茶馆，置国难于当前不顾。

  成都人民则认为自古以来我都是喝茶抽烟吃饭睡觉，我就只剩这些技能了。

  作者认为，这是时间观念的冲突，知识精英与芸芸众生有不同的时间观念。

  而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时间观念，还有公有与私有模糊不清的判断。

  热血青年把民族团结看得太美好了，川人又把家仇国恨看得太清淡。

  而后在抗日里，川军“两杆枪”也一直被非议。烟枪与步枪。

  但是据我所知，近年闹抗日游行的，成都是闹得特别凶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相信，川人依然没有放弃身份认同抱团这一习惯。

  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自我判断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太依赖公众共识未免是一个好事情，早几年超女让四川人表现得容易煽动。

  和我喝茶的川大叔，他努力向我表现成都的好，我是能感受到的。

  但是他表现的只是自身的感受，那种发自内心的近乎盲目的自豪和热爱。

  我在想，换了是我，我应该怎么向一个陌生人表述我对茶馆的爱？

  妹儿，你现在坐的是悦来茶馆，你真有眼光。

  成都以前就城内有过千家茶馆，虽然现在少了，但是有名的那些基本还保留着。

  就你坐着这家悦来茶馆，就是旧时有名的其中一家。

  你知道陈月秋么，民国时期成都名妓，她就经常坐在那个位置听戏……

  好吧，这也许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也许妹儿更相信点评网。

  但是如果茶馆没有独特的江湖属性，那么和全国各地的步行街有啥区别。

  书中作者用了叹为观止的引申数据，给我们还原了一段历史。

  特别是新生活活动这一段，确实让我重新审视蒋公的此举。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新生活活动从来未曾全面地展现在我面前。

  我在其他书籍中看到各种描述，嬉笑怒骂皆有，仅于表面。

  然而作者用大量的数据，向我们表述了新生活活动对茶馆的经营影响。

  毫无疑问新生活活动是一场全国性的标准化行为，这与地区包容性抵触。

  执政者的家长制永远没有办法考虑细节至每一个个体的实际情况。

  就如茶馆，茶客根据自己身份抱团选择茶馆，这是约定俗成的一种。

  然而新生活活动希望把一切茶馆标准化，这造成了埋汰底层茶馆的生存。

  然而成都人视茶馆为社交贸易的一个环境，这种标准化无疑是一种强行破坏。

  这个情况与广州台不准使用粤语播放节目一样令人感受到敌意。

  时至今日我们的执政者也是家长制，太多太多这种事情发生了。

  新生活活动于我看来还是好的，但是一体化标准化的弊端我已经深刻感受到。

  我无时无刻都在假想如果陈炯明成功联邦制，粤人治粤会否美好？

  香港同胞97前与97后的对比，其实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其实回想，成都的茶馆那么成规模，为什么就没出一个连锁的牌子？

  书中描述的经营细节以及模式，完全是现代商业中连锁的模板啊。

  但我转念一想，对啊，我们都是中国人，互相知根知底如何合作联营。

  还不如安安心心做自己的生意，营营役役守好自己的生活。

  引用一句话：“成都的茶馆家数甚多，千篇一律，未求精致。”

  现在看来，成都的茶馆只会越来越少，或者以其他形式合并存在。

  标准化商业化的侵蚀，有如海水慢慢埋没了马尔代夫一样。

  我在人民公园喝茶的时候，深切体会到我是唯一一个青年人的窘况。

  世间没有什么是不会过期或者变迁的，包括生活习惯，乃至信仰忌讳。

  这让我这个对成都一见钟情的人来说，幸运又有点残忍。

  如果我下次去人民公园，连老人家都少了，那该怎么是好。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一直跟成都妹儿赵春兰取证一些细节。

  赵春兰问我：你怎么这么在乎以前的这些东西啊。

  我大约回答了：我想把这一切都回复到我眼前。

  也许是我一直潜意识都觉得茶馆就是一个江湖有关，那里有传奇。

  但是赵春兰从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她就活在江湖里。

  有些人对爱太清楚，却找不到幸福。

  有些人对爱很模糊，却偏偏找到路。

  或者事情就这样，预设太多再去求证，本来就是一场虚妄。

  趁着人民公园茶馆还在，不说了，请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