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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励立志篇

二 机遇时势篇

三 弱势坚忍篇

四 弱者自强篇

五 弱中求存篇

六 用人驭人篇

七 为人处世篇

八 带兵攻略篇

九 转败为胜篇

十 安身立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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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迷途小书僮 发布时间：2012-03-11 23:15:51

  赞创意

• 作者：Angela Chow 发布时间：2014-04-15 16:44:50

  73/226 正在看，unit14.down到mp3/ 是本好书 不论在排版还是布置上。听力第一遍听过，6月份应该能完全看懂。

• 作者：Leo____L 发布时间：2019-03-24 13:57:12

  公安系统宣传干部的成长和投资历程，故事都很实在，都是他身边的人和事。思路也很清晰，就是安全第一，投无论怎么涨跌都睡得着觉的票，越低越加，越高越减。追求安全边际，看市场证券化率，市盈率，分红股息比例，情绪。

• 作者：沈欺霜 发布时间：2021-07-13 23:48:22

  老爸的盗版书x5

• 作者：口袋_肥力士 发布时间：2019-11-04 20:58:43

  说真的不知道这个所谓精装版再版的时候开头部分是不是被强塞了一些东西。。。但是也不影响这真是一本很值得读的书。对于国际时局还有一些国民性的东西看的真的很深刻。结尾不忘表达欣赏邓，嗯接下来窝就要去看邓的文选

• 作者：东东 发布时间：2009-06-12 16:31:09

  偷看的秘籍

• 手持步枪的历史学家

  作者：白鹇 发布时间：2017-03-06 22:18:59

  在上世纪初，伯希和（PaulPel-liot）是少数几个能流利说汉语的海外汉学家之一。要知道即使在汉学根基深厚的日本，连被陈寅恪盛赞为“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的京大教授内藤湖南，虽然能写一手地道的律诗和古文，奈何来中国拜会朋友时，还是只能“笔谈”：各自拿出纸和笔，磨墨濡毫，此问彼答，麻烦极了——森立之与杨守敬、岛田翰与俞樾、诸桥辙次与叶德辉会面时，也只能这么互诉衷肠。

  但记忆力惊人的伯希和，却在二十多岁时仅花两年就精通汉语，甚至能将整本书全背下来。在殖民主义席卷全球、欧洲地位达到顶峰的时代，他的汉语水平，无疑让对白人既羡又惧的中国学者倍感亲切。1916年，张元济在上海家中宴请这位法国陆军次官，席间他与清朝遗老沈曾植“谈契丹、蒙古、畏兀尔国书及末尼、婆罗门诸教源流，滔滔不绝。”在场的缪荃孙、叶昌炽，也算是学富五车的人物，居然只能在旁瞠目结舌，无以置喙。

  所以在拿到这本弗朗德兰（PhilippeFlandrin）所著的《伯希和传》时，我首先找的就是传主与中国学者交游的内容，期待能看到法方的一手档案。遗憾的是，书中对此几乎只字未提。再翻到尾注，才恍然大悟：作者引用的全是法文、英文资料，竟无一本中文参考书。弗朗德兰毕业于巴黎索邦大学，专门研究中亚历史和艺术，之前的著作都是关于埃及、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区的，可能根本就不懂中文。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偏向性非常强的传记，描述的不是作为一个汉学家的伯希和，而是作为一个探险家、士兵、论战辩手、甚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急先锋的伯希和。

  若仅看中方书信、日记的记载，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伯希和温文尔雅、博学右文的一面，但真实的他却有着高卢人特有的浮夸好斗性格，绝不是书斋型学者。法国汉学起源于十七世纪率先到达福建的巴黎外方传教会（M.E.P.）传教士，其传统就是手脚并用，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结合。伯希和无疑是这一传统的升级版：他一手持步枪，一手握书籍，出现在西贡、图木舒克、敦煌、北京、吴哥窟、东西伯利亚，直接介入了二十世纪远东一系列重要事件。

  1878年，伯希和出身于法国巴黎一个殷实的天主教家庭，父亲是名成功商人。年轻时的伯希和接受了老派资产阶级家庭式教育，需要按时上礼拜做祷告，并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但他从小就“并非家长们喜爱的乖孩子，而是个倔强任性、蛮横无理的好斗分子”，给全班起了坏的带头作用。四年级时，他遭到原学校退学处理，但在新学校里依然故我，“不仅因性格好斗出名，也因有过人的天赋而为人所知。”

  1899年1月中旬，伯希和坐船抵达越南西贡，开始了其东方冒险。几个月后，他见到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杜美（PaulDoumer），与后者共享午餐。杜美指派了他一个重要任务：去越南的古都顺化，清点安南皇家图书馆中的藏书。作为第一个进入越南国史馆、藏书楼的法国人，这里的破败和混乱令伯希和震惊。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庞大的藏书中，看到了中国文化在安南继承和发展的痕迹，因而领悟到要彻底研究印度支那的话，必须先去北京，先彻底研究中国。

  伯希和的这一“曲线救国”思路，多少反映了法国新殖民者向中国这个旧宗主国学习的欲望。佛朗德兰认为，1884年法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中法新约》中“涉及东京和安南地位的条款，希望继承中国在印度支那的宗主国地位，享有提审、判决和干预的权力。在这方面，伯希和翻译的中国史料可以证明中国在印度支那享有特权，从而为法国在印度支那行使同样特权提供了依据。伯希和的译著提供了原则性的参考文献。”

  我不通法文，不知道这段话原文如此还是翻译有瑕疵，但它似乎在论证，伯希和1902年新译、1951年才付梓的《真腊风土记》，竟然是1884年《中法新约》的参考文献？法国援引中越旧例为自己的统治背书固然没错，但能提供依据的，恐怕唯有雷慕莎（AbelRemusat）1819年旧译的法文版《真腊风土记》而已。

  在越南的历史叙述中，中国始终是一个令人恐惧甚至厌恶的北方强邻，所以从其附庸国变成法国的殖民国，并不是什么坏事。伯希和当年在越南皇宫看到的《大越史记》，今天已经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此书卷九《后陈记》是这么描述1409年率军入侵越南的明朝英国公张辅的：“多行杀戮，或积尸为山，或抽肠系树，或煎肉取膏，或炮烙为戏，至有剖胎为二馘（指割取耳朵以报功——笔者注）以应令者。京路以次受降，其遗民尽掠为奴隶，以转卖去而四散者矣”，简直是无恶不作。

  但当伯希离开越南，经香港、上海、天津和到达北京的1900年，正是清帝国的多事之秋，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西南部单县、曹县兴起，祭出“扶清灭洋”的口号，而当伯希和住进内城翻译学校所在地裕庚府邸时，义和团已经准备攻打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了。

  1900年5月26日，北京西边的保定铁路首先遭到义和团攻击，伯希和离开裕庚住所，搬进法国使馆。三天后，长辛店火车站被包围，伯希和率领六男一女组成的小股武装，把所有人都解救了出来。他对于此次行动唯一的遗憾，居然是没有杀死一个扎红头带的义和团成员。“他虽为学者，却掩饰不住自己骑士般的好斗性格”，作者评价道：“那时候伯希和依然年轻，依然有殖民者的心态。”

  在一周左右的平静过后，6月初两名英国传教士被杀，局势再度紧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期间伯希和在备战之余，还继续跟一个汉族文人学习汉语，并且在附近翰林院旁的书店大量购买书籍。13日，因为德国公使处死了两名闯入使馆区的拳民，为了报复，义和团开始大肆屠杀北京城内的基督徒和“二毛子”。伯希和与同伴东奔西走，将各处被困的传教士和教民救回使馆区，并因为夺取荣禄军队右旗的英勇行为，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那一年，他只有22岁。

  正是在战斗中，“未来的汉学大师伯希和完成了他最初的一些学术成果”。7月17日停战后，他带着一批珍贵明初书画、《古今图书集成》初印版六十八箱、两卷《永乐大典》等书籍回到了越南河内，成为一名汉语教师。从北京回来后，伯希和多少沾染了中国文人的习气，野心膨胀的他试图横跨政、学两界，“不仅追求学术成就，还追求个人成功，不仅要当学者，还要当政治家。”

  机会在1906年到来，那年法兰西科学院决定派出考察队赴中国新疆。6月中旬，伯希和与两名同伴组成的队伍从巴黎出发，前往欧洲各国探险家扎堆的中国西北。已经失去先机的法国考察队，却有一个别人所比拟不了的优势：“伯希和与李默德及外交官邦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考古学家；与斯坦因、格伦威尔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是汉学家。”不满30的伯希和不但顺路学习了突厥语，还在别人已经挖掘过的地方，再次进行深耕。

  此后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在敦煌藏经洞里，在斯坦因（AurelStein）来过之后，伯希和又花了三周时间，以“文献学家开车的速度”将全部一万五千个卷轴全部打开了一遍，挑出了十多箱精品带走。回到法国后，他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一举成名天下知。问题在于，与名声不佳的斯坦因不同，同样作为敦煌文物掠夺者的伯希和，在中国学者当中评价却很不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

  斯坦因行事遮遮掩掩，在中国期间，一直对于敦煌的事守口如瓶，直到文物和他自己都安全到达伦敦后，才将消息散播出去。但伯希和1908年考察完新疆，在北京修整期间，却公开表示以后会将自己的发现展示给中国学者。据当时在北京的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回忆，他那年去伯希和下榻的八宝胡同拜访时，就得以目睹一批还没寄走的敦煌文书，数量不多，但“件件都是精品”。

  反而是在法国国内，伯希和受到了不少攻击。有人指责他是骗子，带回来的都是些假经卷，不过是“虚伪、反动的街头杂耍艺人”，“为知识权贵服务的走狗！”某段时间，他得同时回应三到四个对手的轮番攻击，为此心情焦躁，在论战中越陷越深。1911年，忍无可忍的他在宴会中挥拳狠揍了一个死敌，差点有圜扉之厄，并也因此赢得了“夹鼻眼镜摧毁者”的绰号。

  即使在功成名就，甚至当选法兰西院士之后，伯希和仍然维持着他的好斗性格。在学界，他因为多纂书评、文笔犀利，被戏称为“学术警察”。而在一战爆发后，原本可以免兵役的他却毅然参军，参加与土耳其人进行的加里波利之战，并获得一枚十字勋章。

  在书的末尾，弗朗德兰指出，即使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即伯希和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发表的言论还是有“典型的殖民论调”，怀疑东南亚各国独立后，是否可以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老年的伯希和，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毕竟，他一生的事业，甚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海外汉学的繁荣，都是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共荣共枯的。

  （已发表于2017年2月《经济观察报》，转载请联系作者或报社。）

• 用达尔文进化论思考当下中国的婚姻问题

  作者：雨哲 发布时间：2013-08-12 16:30:59

          罗伯特•赖特所著的《道德动物》，我目前仅读完第一部分。该书措辞正规严谨，信息量颇大，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仔细阅读、理解、思考，方能有所获益。过程虽然缓慢而辛苦，但我收获颇丰。

          该书的第一部分题为“性、浪漫和爱情”，从人类雄性与雌性漫长的进化过程谈起，归纳出了二者在需求方面的差异性，并结合人类社会的结构与形态指出了这种差异性对两性地位和婚姻形式的巨大影响。人类最原始的目的和需求是传播自己的基因，但由于原始时期两性在抚育亲代时投入的成本相差悬殊（女性要花很长时间孕育和抚养孩子，且一生中可生育孩子的时间远较男性短），而且自古以来绝大多数时期男性都是占据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和产出的主体，因此就渐渐形成了女性相对矜持保守、男性相对开放滥交，女性在挑选伴侣时主要观察的是对方抚育亲代的能力（包括物资占有量和性格两方面），而男性主要考量女性容貌、抚养下一代能力的基本态势。

          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禁欲倡导、对女人“圣母-荡妇”的二分方式，到性解放、女性看似已摆脱了性道德禁锢的现今，人类似乎已经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虽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会衍生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但受原古基因记忆的影响，人的本性却从未改变过。纵观当下中国林林总总的婚姻问题，有两大热点经常为人们所讨论，一是女性所要求的结婚成本越来越高，二是男性越来越频发的“小三”状况。许多人痛斥不认感情只认钱的“刚需”丈母娘，以及那些“有了钱就变坏”的男人和专抢别人老公的“狐狸精”。他们充满感情地回忆着当年一床棉被一把糖就缔结的婚姻，艳羡着相濡以沫一辈子的老夫妻，并将这两大问题归因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即现代人的道德方面出了问题，各大报刊杂志、广播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对这些人冷嘲热讽或大肆挞伐。诚然，功利化、道德沦丧是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但若从达尔文主义出发考虑这一问题，也许我们会有一些全新的理解和思索。

          属于社会从属地位的女人在考虑结婚对象时首看物质，这一点千百年来从未改变过。过去农村嫁女儿，看男方能不能出得起彩礼，家里是否有地有粮，城里人结婚，也要求男方出“三转一响”。但是，为什么过去在结婚成本方面的矛盾不像现在这般激化？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过去农村与城市泾渭分明，年轻人一般都在各自的户籍范围内嫁娶。因此，彩礼一般也按各自的风俗操办，换句话说，不会超出男方经济实力太远。而现在农村城市化的趋势，让中国大多数地区的结婚前提都成了“有车有房”，这就使得刚从农村脱身走向城市的年轻人倍感压力。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获取房子这种家庭必备品还没这么困难。在过去，农户一般都有自建房，而城市里的工人、职员会有国家安排的住房。虽然条件可能很简陋，面积比较小，但由于周围邻居都是这样的条件，因此较少引起人们的攀比和不平。但现在，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和城市出身的年轻人相比，在社会和物质资源方面本就相对匮乏，再加上现今政府不再分配福利房，而房价之高令普通收入的老百姓根本望尘莫及。以前是无论如何都还能凑合，现在是根本无望；以前大家差的不太多，可现在体制内公务员的特权福利令体制外的人难望项背，这便大大激起了人们的不平。住房确实是一个家庭保持稳定生活的重要前提，不从根本上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而是一味要求女人降低要求，不计较物质，这种违反人性的做法如何能有明显效果？！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贫富差距的拉大也导致了我国一夫一妻制的动摇。纯粹的一夫一妻制只会出现在没有明显阶层分化与贫富差距的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男性所占有的物质资料相差无几，很少出现一个男人养家能力是其他人好几倍的情况。自然而然地，女性也很少做出放弃一个能提供给她全部物质资料的男人，而去与另一个女人分享男人，从而使自己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的决定。但在现今社会中，有些男人买不起房，有些男人有自己的房，有些男人坐拥多处豪宅，身家巨万。若将男人粗略地按此标准分成三等，而将女人们按容貌、才能等标准亦分成三等，和谐的一夫一妻制社会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对应等级的男女各自婚配。可事实远不可能如此美好，“人往高处走”的本性会让女人们渴望嫁给比她们社会地位、经济能力高的男人以改变生活，而男人倾向于拥有更多伴侣以传播基因的本性会令他们看到其他女人时蠢蠢欲动。在过去比较保守的年代，道德准则和社会舆论会掐灭一个男人内心的火焰，不甚宽裕的经济实力也容易使他打消念头。但在“笑贫不笑娼”的如今，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已经大大下降，手中有了钱的男人在面对渴望靠婚姻改变生活的漂亮女人时，心中的这团火很容易便成燎原之势。现在离婚也不再如以前那般饱受社会压力，条件较好的男人离婚再娶根本不是一件难事，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丈夫在面临孩子出生、七年之痒、中年危机等境况时更容易出轨，从而导致家庭的破裂。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序列型的一夫一妻制就是一夫多妻制。这样的社会环境不仅使得越来越多底层男人找不到妻子，也使得那些人到中年人老珠黄，为家庭付出良多而导致自身社会地位和价值下降的女人没有了应得的保障。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人的本性自古以来基本未变，但社会的阶级、舆论、道德环境和价值取向可以对其有巨大的影响。在一个保证人民温饱生活，贫富分化不很严重，注重个人素养和道德的社会里，人们便不至于因为巨大的生活压力而将物质作为择偶的决定性标准。人们对于幸福生活会有多样化的追求，也会更痛恨那些不尊重女性尊严与价值、破坏婚姻神圣性的男人，并用道德与法律对其进行有力的惩罚。而这会引领出一股提倡精神追求及自我克制的社会风气，并产生抑制男性与女性劣根性的作用。用康德的理论来说，便是人们行为的动机渐渐从“假言命令”转向了“绝对命令”，即原本是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进行的行为渐渐内化为其价值观，到最后成了自我约束和要求。只有这样的内心力量才能与强大的本能相抗衡。而在一个为温饱奔忙、崇尚功利、精神式微的社会里，当教育、家庭、社会大环境无一例外地被“金钱至上”的论调污染时，我们去哪里寻找战胜自身劣根性的力量？本性对于一个人的行为不是决定性的，但它的力量绝不容忽视。几句空泛苍白的精神文明建设口号不可能荡涤人心，只注重知识填充却无视道德和价值观树立的教育无法使人的内心充实且强大。当女人们一心只想改变物质生活，却无法树立起鲜明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时，当男人们认定有钱有势美女环绕才算成功时，踏实单纯的幸福也就再没有了栖身之地。

          别再只是一味抨击那些男女的见识贫乏、精神庸俗，对他们而言，“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我们该想想，事到如今，问题该如何解决？

  文/曹怀宁 2013.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