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日记(上下)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梁漱溟日记(上下)》是有“ 的儒家”之称的梁漱溟先生现存全部日记（近80万字）的汇编，并附数十张 公开的珍贵私家历史照片。梁先生早年起即有记日记的习惯，现存日记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历经“ ”抄家等磨难才得留存。著者早年投身乡村建设，巡视抗战敌后，调停国共两党争端，上缙云山闭关修佛， 参观城乡新变与土地改革，“ ”抄家受辱，政协学习论辩，常年坚持著述修行等等，长达50年的行止经历及感受心境，在日记中都有朴实的记录。本书是梁漱溟日记 完整单行，编者撰写了导读性质的前言和每一年大事提要，修订及增补注释600余条，并编制主要人名索引近2000条，是深入研究梁漱溟，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与政治变迁的珍贵的实录。

编者前言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7年

1938年——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

1941年

1947年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附：省身录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6年

1957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主要人名索引

梁漱溟（1893－1988），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后一位儒家”之称。

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一生著述颇丰，存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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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1日 艮庸等先我起程，乘 会所派大卡车离渝，当晚宿内江；2月1日抵成都。 2月 2日 我乘飞机由渝到成都，与艮庸等相会。 3日 艮庸等乘车离成都，过绵阳小停，当夜宿梓潼。 4日 艮庸等车过剑门关抵广元。 会派车至此为止，候西北公路局派车来接始能北去。 5日 在广元候车。 6日 艮庸等乘车由广元抵汉中。 7日 艮庸等乘车过大散关抵宝鸡。 8日 艮庸等换乘火车到西安，住花园饭店。九日留西安候我到来。 10日 我乘飞机到西安，同住花园饭店。我原9日从成都起飞，飞至中途得悉西安在敌机轰炸中，不能降落；乃转至兰州降落，故次日始飞抵西安。从10日至17日皆留于西安，与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及八路军办事处林、伍(伯渠、云浦)各位先生商洽如何渡河入鲁。 17日 偕艮庸启行赴宜川。盖以各方接洽一时尚无入鲁之方便，而适遇阎百川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方闻，即与其约定访问阎氏，借先了解晋中战况。其时阎驻秋林镇，秋林镇在宜川之东，黄河边上。是日车抵成阳发生故障，只得留宿，晤成阳县长邵履均(旧识)。 18日 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 19日 抵宜川城(第二战区兵站在此)。 20日 车过黄龙山，荒无人烟；薄暮抵秋林镇，当晚晤阎。21日留秋林续谈大局(参看《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中所叙)。 22日 离秋林返宜川。23日留宜川候车。24日有 会叶参谋(叶楚伧之子)叶南陪同苏联顾问二人到达，约定明日附其车同行返西安。 25日 离宜川抵中部县留宿。次日26抵西安。 27日 晤西安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商谈去战地视察事。从27日至下月2日之前均留止西安。在此期间内一夕胡宗南、邓宝珊忽相偕来访。 3月 2日 晚八时偕同人乘火车离西安去洛阳。深夜过潼关，敌人隔黄河岸打 (所以必在黑夜通过者以此)。 3日 早抵洛阳，住入旅馆。午后晤 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晚问卫派其蒋副官长来言，河北丁专员树本今早已渡河去，必须别候渡河机会。从3日至18日均留止洛阳，在此期间曾一游关帝陵、龙门、伊阙。 18日 偕同人离洛阳行抵襄城。因于学忠被任苏鲁游击总司令，卫长官主张我随其一路入鲁。此时间于在皖北阜阳，特往就之。 20日 经叶县、偃城到漯河。此处为黄河泛滥区，有民船通周家口，当晚下船宿。 21日 早由漯河开船，夜泊邓城。 22日 下午二时到周家口，有王成章(济宁专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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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一部劫后余生的精神秘档，80万字的梁漱溟日记（1932—1981）全本首次公开单行；

•首次公开数十张梁漱溟珍贵私家历史照片；

•“最后的儒家”50年实录与独白，新旧中国半世纪国运缩影

《梁漱溟日记》是有“最后的儒家”之称的梁漱溟先生现存全部日记（近80万字）的汇编， 并附数十张首次公开的珍贵私家历史照片。梁先生早年起即有记日记的习惯，现存日记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历经“文革”抄家等磨难才得留存。著者早年投身乡村建设，巡视抗战敌后，调停国共两党争端，上缙云山闭关修佛，解放后参观城乡新变与土地改革，“文革”抄家受辱，政协学习论辩，常年坚持著述修行等等，长达50年的行止经历及感受心境，在日记中都有朴实的记录。本书是梁漱溟日记首次完整单行，编者撰写了导读性质的前言和每一年大事提要，修订及增补注释600余条，并编制主要人名索引近2000条，是深入研究梁漱溟，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与政治变迁的珍贵的实录。

• 作者：启风 发布时间：2014-09-23 05:49:39

  没啥内容，且全集中有。上当受骗。

• 作者：水月孤桥 发布时间：2015-02-07 21:55:52

  最为欣赏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他的每本书必读。

• 作者：老C 发布时间：2011-12-01 00:02:58

  又看了一遍,强烈推荐蔡志忠的漫画.

• 作者：了凡 发布时间：2014-09-28 20:01:52

  食和大便是困扰梁先生晚年的重要问题。

• 作者：恰若初见 发布时间：2020-04-10 15:44:00

  重点看了53年前后，以及后期几年，日常交往开会访友等较多，却非我关注重点，重点关注的是修身，修心，日课，各种个人化的尝试，脱离了客观社会存在的，关于个人生存，生活，生长，读书，论道，性命双修等等有益于参考效法的方面 ，特别是日常所思和梦中自勉挺好玩的，有时候我也有相似的所思所想所得，无意识间将之前儒家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中语句或一些格言、老话与当日琐碎事心事向映照生辉，略有所得，似有新悟，不免为日常所乐，寻孔颜乐处，乐乎此哉？！梁漱溟在文革以及历次风波中能相对平安无事，自然是免不了收到毛主席周恩来等高层的特别保护的，虽然所谓特别保护可能行事隐幽，众所难知，甚至梁漱溟晚年貌似没有直言坦诚曾受到特别优待；在全国大会上如此严重冲突，此后近三十年动乱没有受到特别迫害，已是特别保护；时代风云不可避免啊

• 作者：超级好朋友 发布时间：2017-06-23 15:15:09

  淦，果然是纯日记。

• 梁漱溟的“文革”生活：用儒家“功夫” 应付红卫兵

  作者：文景 发布时间：2014-09-01 19:48:53

  转载自东方早报。

  梁培恕说，父亲梁漱溟的应付方法是，采取合作诚恳的态度，让红卫兵知道，他不坏。

  一个红卫兵头头后来几乎向梁漱溟先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跟梁漱溟谈话时很恭敬，到后来甚至带有请教的性质。

  86岁的梁培恕和哥哥梁培宽在退休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整理父亲梁漱溟的精神、文化遗产，这套由他们整理的《梁漱溟日记》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两卷本的《梁漱溟日记》刚刚由世纪文景在上海书展上首发。8月14日，梁漱溟次子梁培恕来到上海长宁图书馆参加了文景艺文季活动，精神抖擞地做了20分钟的讲演，介绍了父亲与伍庸伯和熊十力两位友人的往事，及对二人所代表的两类不同的儒者的评价。

  “‘文革’中我们尽量避免去看父亲”

  8月15日，早报记者按照约定的时间去跟梁培恕先生见面时，梁先生首先抱歉地说，能否把见面的时间缩短一点，“昨天演讲有点累，晚上见了民盟的老朋友有点兴奋，回来休息得太晚，吃得又太油腻，现在精神不是太好。”梁培恕毕竟已经86岁了，但在过去的20多年以及今后的时间里，都要对父亲梁漱溟的精神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工作，“事情一直很多。”

  在聊天中，早报记者只说了一句便打开了梁培恕的话匣子：“以前只知道，您父亲梁漱溟先生在‘文革’中扫大街、扫厕所，结果翻开日记，真的是如此。他还很细致地把每天扫大街的情况都写下来了。”

  “其实扫大街的事情，我们也只是知道而已，但不知其详。因为当时本单位的运动也很紧张，当时我家兄在北大，我在建国门，他在新街口，骑车都得一个小时，挺远的。‘请假去看看父亲’这个理由就不好，这是不积极参加革命。所以尽量避免去看他。‘文革’前三四个月很少见他。”

  梁漱溟经历红卫兵第一次抄家是在1966年8月24日，他在日记里这样记录：“约八时红卫兵来抄家。两儿曾应其电话来家一次即去。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有斗争，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是夜开始宿南屋中间一间，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

  抄家被斗细节，梁漱溟在日记里没有详细记载。“日记里，父亲都是记账式的，不太细谈别人和事情。偶然特别注意的时候，多说几句，通常就是某某人来了。他的很多事情，就是备忘形式记录，很少写感想。”

  “第一次红卫兵到我家破四旧，父亲被斗，我在场。那天，我正在机关开会，正好有电话过来说：我们是123中学的红卫兵，我们在斗梁漱溟，你回来一下。我就告诉我们那的‘文革’小组领导人，然后骑车回家，有一个多小时路程。到家时是下午两点，批斗我父亲是从上午九十点开始的。我到的时候，政协的十几个造反派也来了，他们开着卡车来，是来拉东西的。”

  “父亲对红卫兵：少说话，不对抗”

  梁培恕后来知道，其实是政协造反派通报了太平123中学，告诉他们一个线索，谁谁住哪。所以红卫兵去斗梁漱溟，也就几句话，“因为不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那个时候，红卫兵也很忙。一天要走好几场。”

  梁培恕到的时候，院子很乱，都没有下脚的地方，被褥、衣服、书籍、报纸、家具、碎瓶子撒满了院子，根本没地方走路。“这是红卫兵最放肆的时候，好好一个家具、收音机跟‘四旧’有什么关系，要以砸碎为快。那时，几十个红卫兵正在斗他，向他喊：‘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错误吗？’”“我父亲的态度就是几乎不回答。我觉得他有聪明应付的地方。比如红卫兵不许他戴眼镜，把他眼镜没收了。后来红卫兵找出个东西要他念，他就说：‘我看不清！’其实他还不至于看不见。这样就把眼镜还给他了。总之，他对付红卫兵的办法就是少说话，不采取对抗的态度。”

  梁培恕在队伍里，看着别人喊口号，“我想的事情是他们（父亲和继母）晚上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因为厨房的东西全被砸烂了，床也被砸了，被褥也全扔在外面了。”因为在想这些问题，居然忘记和红卫兵一起举手喊口号了。有一个政协工作人员看到了，就问：“你怎么不喊口号？”然后梁培恕才意识到，坏了！他只好说实话，“我在想他们俩晚上的吃睡问题。”他最后没有揭发梁培恕。

  梁培恕的哥哥梁培宽比他晚到几十分钟，他们商量了策略，觉得还是用诚恳的态度跟红卫兵谈。“我还提了意见，‘你看所有的书都被扔在院子里乱踩，这里有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不要踩。还有政协发的预算文件，是保密文件，别流传出去。’他们不甘心，但也没办法不接受。最后我问，‘我们可以走了哇？’他们说，‘可以！’。”

  在抄家后的头两个礼拜里，作为儿子的梁培恕没有去找父亲，也没通电话。当时没人照顾梁漱溟，挨斗的那天，梁培恕的继母还被人打出血了，“可能她与邻居有些纠纷，有人乘机报复揭发了她。但我父亲没有挨打。”

  后来时间够长了，梁培恕才写了一封信给父亲。“他被斗后禁止出门，连柴米油盐都不能去买，报纸当然也不能看，他没有任何获得信息的渠道。所以他不知道，红卫兵的行为是遍及全北京全国的。在信里，我首先让他知道，这是普遍现象，别紧张。”写完信，梁培恕不敢直接寄给父亲，晚上带到继母的妹妹家去，让她带过去。“她有点为难，因为刚去过，所以我让她过几天送。送信的时候让她带了一罐六必居酱菜。父亲看了信后，就好多了。”

  梁培恕说，父亲梁漱溟的应付方法是，采取合作诚恳的态度，让红卫兵知道，他不坏。“这就缓和了关系。第一次抄家过了六七天，两个女红卫兵还进屋问老太太，你背上的伤怎么样了。”红卫兵也很想知道，这两人被斗后有什么想法，结果发现，他们没有抱怨也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还劝我母亲，这是反修防修风刮得大才这样的。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红卫兵的狂躁。”

  一个红卫兵头头后来几乎向梁漱溟先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跟梁漱溟谈话时很恭敬，到后来甚至带有请教的性质。“他离开的时候，还对父亲说他调工作了，以后这里由某某负责。意思是，他已经交代过了，不会为难你。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一直坐到半夜，一直想说，但又好像欲言又止。”

  “仇恨心在我心里起不来”

  即便被抄家了，周围的邻居也知道梁漱溟是好人，所以尽可能少骚扰他。“比如有个王大姐，一起劳动抬土，抬了两筐后，大声说：您歇着吧，岁数够大的！邻居们也都知道，这是给个机会让他走。虽然只是一句话半句话的保护，但说明红卫兵能改变，邻居更容易改变。”

  后来梁漱溟不被允许住在新街口的院子，就搬到鼓楼的小杂院，都是平民居住的地方，房子矮小，很热不通气。但时间一长，大家还是觉得这是好人。“那个时候‘深挖洞，广积粮’，他们还排队去远处挖洞。有一次两点钟集合，但我父亲没有赶上大家的队伍。结果回来日记里写：‘怅然而返’。他不是庆幸没去，而是怅然。”

  这些细节都是梁培恕从《梁漱溟日记》里看出来的，“看日记要耐心看，不要觉得这篇没意思，那篇没意思。我一直说，要研究我父亲就一定要看日记，看多了，就知道了。”

  在《梁漱溟日记》里，提到毛泽东的次数很少，而且也仅仅是提到名字而已。“他不太谈毛泽东，即便谈也是称赞。”

  梁培恕还记得中共八大（1956年）的时候，他告诉父亲，“我们机关已经传达，八大不要铺张，只要写经验总结就可以了”。梁漱溟听了很高兴。那时候，中国正跟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他听到这个情况，在日记里记下这么句话：毛公可谓贤矣。但是他其实并不知道内情。

  梁漱溟1956年在北戴河的时候曾打算写一本书叫《中共何以拯救中国》，但他后来没有写。“这是他从他的角度拯救中国，他写，一定是跟中国文化连着，跟中共后来的历史连着，跟毛、周的成功连起来，还要把群众写进去，主要写自己要写的东西，不是（为党）宣传。”梁培恕说。

  从历次政治运动中，梁培恕看到的父亲都“不记仇”，“但他还说，‘我认识阶级斗争的道理，但我要说句老实话，仇恨心在我心里起不来’。”

  梁培恕说，在他父亲看来，人是互通的，感情是可以交流的，“用儒家的话说，正己再正人。在这种特殊状态下，要知道如何先正己，我的反应如何，我如何用好的影响改变他们，而不是抱怨。这就是儒家功夫。”

• 次子梁培恕：梁漱溟“文革”日记解读

  作者：文景 发布时间：2014-09-01 19:20:43

  转载自深圳商报

  编者按

  梁漱溟之子梁培恕说，“文革”与父亲梁漱溟直接发生关系是从红卫兵抄家开始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失去起码的生活条件。这都不要紧，唯有不能写作无法忍受。‘文革’期间一共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三封信，都是为了要继续工作。”“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这样的句子时常出现在梁漱溟的日记里，几乎就是他“文革日记”的主题，读来让人唏嘘。

  这篇文章是对梁漱溟“文革”日记的专门解读，节选自梁培恕今年在香港出版的新书《我生有涯愿无尽——记父亲梁漱溟》，文章原名《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作者委托出版社授权本报刊发。

  他和大家一样只能干着急

  写“文革”十年用“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为标题，读者恐怕不免要疑心我是在标新立异吧。不是，真的不是。大家想理解他，那么请看在人们普遍身不由己浪费着生命的十年里，他是怎样度过的。他比正常年头工作得更多，超计划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

  他是知名度很高的“反面教员”，按说日子应该很不好过。而且事实上凡斗争对象遭遇到的，他都不曾幸免。然而他耕耘了，收获了。

  在分几个方面介绍这十年的生活之前，还需要回答读者心中的一个问题：梁先生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持”何种态度？

  和全国人一样，先是赞成，后来不赞成。读者当能记得我父亲在《中国——理性之国》里预言苏联由于其民族历史短浅不免要“补课”，还说中国革命如果丧失高度自觉也难免要补课。他反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例如纵容打砸抢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口号胡作非为。国家陷入乱局，他和大家一样只能干着急。

  受冲击始于红卫兵抄家

  不妨说，“文革”与他直接发生关系是从红卫兵抄家开始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失去起码的生活条件。这都不要紧，唯有不能写作无法忍受。“文革”中一共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三封信，都是为了要继续工作。

  请看抄家后第十三天至第二十天，一周之内日记摘录：九月七日“天冷，以毛巾连于短裤，穿在内面”。此可见生活困苦已极。八月，山西来人外调，谈话又写书面材料，耗去上半天时间，叹息耽误写稿。下午房管来人，宣布房产归公。九日，为找回文稿事致信毛泽东，自认“心境较正大开明”。十日，扫街后发信。下午覆阅《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十一日再阅《卓姬》书并加圈识。十二日，天阴，早起室内光线不足，“坐于门前看书”。十三日，早起扫街，活动身体。“思当致力于反躬自省，无虚度时光”。

  如果将第八天加上，那么，这天早四时醒，“悟口诵佛号唤醒自心，克化一切渣滓。昨日所谓自修应在此”。下午在街上见到重庆告急的大字报，忧虑各地颇有问题。

  良性互动是指那些原本把他当做敌人的人，于不知不觉中受他影响，凶蛮的心态回归正常，甚至有一点（不能表露的）敬意。

  《人心与人生》半部手稿虽说被抄去，起初一段时间，其实近在咫尺。他此时住在小南屋，而手稿就在北屋地上。这是父亲讲给我听的。红卫兵没有将手稿随其他物品一并装车运走（这是万幸）。红卫兵撤走，那一摞纸赫然放地板上。

  自此，时时在他的目注“守护”之下。开门的钥匙在一位姓韩的民警手里，他对这位民警说：那一摞稿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对别人没有用，能够还给我吗？民警说，自己的责任是看守这屋子不让人进来，没有权力动这里的东西，但是他可以注意着不让人随便拿走。

  父亲对这个答复的评价是：这个意思也很好。——一个善意的答复。

  二十六日（编者注：1969年10月）日记：“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厕所。”

  我们一向很委婉地将“文革”中发生的这类事情称为“受冲击”。他受冲击始于红卫兵抄家，继之是长期群众专政。

  最后的日子在孤寂中度过

  “革命行动”猝然加之于身，一直都心境平稳吗？那倒不是，起初非常想不通。他这个人爱讲理，因此我想，抄家之后对他最有帮助的莫过于帮他了解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已进入非常无序状态，凡按诸常理不该有的事，此时都可以有。自己只是北京市被无端抄家的数万家之一。一旦了解到这个基本事实，他便会知道何以自处。

  第一个（敢于）去看他的友人是王星贤。（十月七日）两个星期之后，“晚饭后久候恕儿不至”。（十月二十四日）次日，“收恕儿信说明不来之故”。又过四天，“晚饭后渊庭、大中来谈彼此情况，盖不见面已有两月有余”。又过两天，“八时半宽恕两儿先后来家，为我安装屋内火炉，整理厨房天窗，解决许多琐碎问题，亦略谈彼此情况，知诸孙情形”。

  凡事，只要开始做了，继续做就不难。我希望由我去看他，这比他到我宿舍来要好——不显眼。可是这一点他不体会。也许，一个人越被社会孤立越想与人亲近，“写发恕儿胡真一信，告以星期日去看他”。我始终不曾开口说：少来为好。

  下面要告诉读者的是：是别人而不是我们为人子者，在“文革”期间给他极多关心和具体帮助。他们（那些我至今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来的人，如今过半已经逝去）是真正不可少的。特如陈氏兄弟所做的事，虽子侄辈也不易做到。父亲尝说，危险总是与他擦肩而过———这种感觉一再得到验证。如今我想补上一句，在困境中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关爱同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当然，在那失常的岁月中，也有一些人从他那里得到关爱。这两个方面都值得写下来。

  一月八日的日记里写着，“陈维博之弟来”。而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日记里第一次提到“陈维博来赠书，又托他代购香油”。这是陈氏兄弟次第出现的相关记载。他们的身份是工人，赵氏姐弟是学生，当时，学生需要接受再教育，工人则无须为受教育而离开北京。

  第三个冷清的阴历除夕“维志晚来，为讲社会结构为文化骨干之义”。这个观点我比陈维志晚知道二十年，而且是为了写这本书研读全集而后得知。我在父亲生前没有机会，首先是没心情听他讲这些期望传之后人的话。

  通过读这一时期的日记，我有一个发现，父亲日常生活最需要的是可以与之对谈的人，不够条件对谈，有人能够听他讲也好。“文革”前始终有人可以对谈，即早年的学生和友人，“文革”把这些人赶走了，维志遂成为此时惟一够条件听他讲的人。进入“文革”后期，可以对谈的人一度重聚，旋又因亡故而失去，永远的失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最后的日子（八十年代）是在孤寂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