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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艾習角™ 发布时间：2013-11-09 21:15:30

  有音乐，有色彩，有角度变化，还有你。

• 作者： 发布时间：2022-05-05 16:52:04

  原来深夜的雪山里，能这么温暖

• 作者：༼·⍨༽ 发布时间：2021-04-30 16:26:33

  书背面的推介倒胃口。网易CEO、得到APP创始人、万事利集团党委书记、长江学者，这些头衔真的散发剧烈体臭，书都祸害馊了。

• 作者：xuexuexue 发布时间：2023-05-25 09:29:40

  里面的某些例子和观念甚是腐朽

• 作者：骑士的蒙太奇 发布时间：2014-03-04 20:15:36

  画风很暖，讲亲情。节奏感。

• 作者：聲聞 发布时间：2022-02-14 13:12:34

  同事架上书，饭后翻过

• 读书报告

  作者：Cedric 发布时间：2022-08-04 15:26:21

  《治村》可谓是华中乡土派的集大成之作，贺雪峰教授在书中一如既往地贯彻了“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的村治研究共识，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以及质朴的文笔，向读者呈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治村逻辑。

  作者在开篇就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治村干部需要的是好人、能人、狠人还是富人？富人治村又为何成为可能？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结合税费改革的不同历史进程。税费改革前，村庄内存在各类摊派税费、计划生育、征地等硬性指标，好人村干部由于缺少强硬手段达成这些指标，处处碰壁并导致“钉子户”横生，逐渐失去了乡县政府的信任。随后，一些带有黑社会背景的“狠人”借此机会进入了村干部的队伍，他们通过威胁、胁迫、暴力等手段完成县乡政府下派的任务。尽管狠人村干部严重侵害了农民的个人利益，也破坏了干群关系，导致群众性事件屡屡发生，但只要完成了税费征缴和专项任务，县乡政府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这些狠人村干部与乡镇结合成为了利益共同体，“从之前村庄熟人社会的规范中脱离出来，变成了凭借国家暴力和社会暴力来完成税费任务的工具，变成不区分农村贫困户和钉子户并因此而使真正缴不起税费的贫困户走投无路，只能以死相拼的结构。”

  1980年代，乡镇工业兴起，沿海发达地区的村庄开始出现分层，农村开始出现办厂经商致富的富人群体。尤其是1990年代后，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更是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情形[1]。苏南的富人群体由之前的“能人村干部”通过集体性质乡镇企业改制后转变而来，而浙江的富人群体是从家庭作坊“白手起家”。这些富人群体一方面拥有比一般村民多得多的资源，可以带领其他村民共同致富。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利用村干部的身份和地位来更好地实现办厂经商，为了扩张人脉关系，占据更有利的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位置，不惜想方设法乃至通过贿选的方式来竞选村干部[2]。除了富人群体的出现，21世纪初的税费改革也导致了“狠人”在治村中的地位下降，即，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不再向农村收取税费，对于农村社会的控制减弱，也没有可以腐败的利益了，村民自治有了可能[3]，但“狠人治村”在部分地区仍然有存在的可能。

  据作者调研，在部分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比如浙江、江苏等省份，特别是浙江的村干部竞选最为激烈，贿选的金额可以高达上千万元，而如此疯狂的竞选背后是更为庞大的利益诱惑。作者认为，不脱产村干部的年收入是极低的，每年只能拿1万或2万多的误工补贴，这远远低于一般村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导致村干部变成村中的“贫困户”，并且使其成为了办不成事说不起话的人[4]。该现象使得村中鲜有村民愿意竞选村干部，与此同时，村中的富人阶层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不缺钱，缺的是与村干部相对应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声誉。特别是土地资源丰富的村庄中，富人可以通过运作土地资源掌握土地资源分配来谋取利益。还有就是村干部身份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以及一种自我实现感，希望在村庄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当得起村干部，能带领村民致富并且管得住人，受到了村民和县乡政府的青睐。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Bourdieu）认为，这样一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即社会资本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转变成经济资本，从而为富人阶层提供利益。因此，这样看来，富人阶层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大肆进行贿选也有了合理的理由。

  中西部地区并没有规模庞大的富人阶层，而是存在着一群“中坚农民”，即五十五岁以下却未外出务工的群体，他们的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家庭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经商，保持了家庭生活的完整。由于中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的收入极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留守人员，构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中国式小农经济的核心部分。这些留守人员中就包含着“中坚农民”，他们是村中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在经济上已经半退出，而成为村干部则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社会舞台。作者认为，农村基层治理中所涉及的琐事，很难通过科层化的基层组织解决，而需要依靠这些“中坚农民”。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农村基层现代化的重点不是正式化和官僚化，而是走群众路线，提高“中坚农民”的积极性，从而进行低成本的、灵活的、有效率的治理[5]。

  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之外，上海的乡村治理可谓是独树一帜。作者调研了金山、嘉定、松江等乡村的治理模式，发现村干部已经高度职业化，村干部也遵循坐班制。而且，虽然上海乡村经济发达，但村庄内部并不存在富人阶层，农民社会经济分层不明显。那么，上海的乡村治理为什么会这样？作者认为，一方面是上海农村工业没有发展起来，导致村庄不存在一个私企老板为主的富人群体或阶层[6]。但笔者并不赞同该观点，上海的农村工业在1997年已达2410亿元，每平方公里工业产值为4080万元，同期的江苏无锡为3922万元，中部地区为61万元。可见，上海的乡村工业发展起来了，而且规模十分可观。但乡村工业并没有从“家庭作坊”的形式发展起来，也没有分散布局，而更多的是园区化的工业发展。例如，1997年，上海农村已经拥有9个市级市级工业区和20个县级工业区[7]。此外，村庄内没有富人阶层的原因是在于上海农村工业大多是外资企业，1997年三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近半成，外企老板对村庄并无“乡愁”，不会带动村庄致富，更多的是在村庄外居住。同时，本土企业家也无心关注村庄治理，从而导致了上海村治的独特之处。作者认为，另一方面是上海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所有农户家庭提供了保底收入，从而消除了真正贫困农户的存在。这与全国农村相比是一个重要特点，其中最典型的是同样的“新农保”，上海水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倍。除此之外，上海乡村还存在大量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包括惠民项目、村集体资金等。

  虽然目前“狠人治村”被大范围的唾弃和抨击，但将其放置在一定的情境下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治村过程中常有“钉子户”和“无道德的个人”存在，村干部往往只能通过强硬手段来消除个别刁民的负面影响，这时“狠人”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那么，村庄中为什么会出现刁民？作者认为，取消农业税后，国家通过大量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惠民，并且这些资金大多是慈善性质的。与此同时，农民并没有相对应的义务，例如上缴屠宰税、农业税、提留金等，从而导致当前公共政策缺少了与利益相对等的责任，与权力相对等的义务，与好处相对等的原则。农民在国家资源无原则、无底线、逆向地向下转移的同时，没有成长为利益与责任匹配、权利与义务匹配的公民，反而成为了刁民。因此，作者认为要在资源向下转移的同时，提高农民组织能力与参与能力。作者着重介绍了广东清远农村的善治模式，其将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从农民个体整合到村社一级，再与农民自下而上的对公共品需求的偏好结合起来，从而提高农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又比如作者提到的以工代赈，即，“只有那些愿意承担部分责任的农村才可以得到国家选择性财政建设资金的支持”，村社和农民需要参与进来，承担国家资源所赋予的相关责任。

  除此之外，国家资源在自上而下转移的过程中，还滋养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越来越紧密的、不同于“狠人治村”的、新的利益共同体，即分利秩序[8]，其不同于“狠人”对村民直接的掠夺，而是建立在对资源的分享上。并且，“与之前向农民收取税费过程中形成乡村利益共体不同所内生的自我爆炸机制不同，这个分利秩序因为得到了国家资源的输入而变得相当隐秘和稳固”。这个分利秩序越来越为了自利的目的而脱离农村实际需要，脱离资源有效配置的实际，将国家资源配置到自己利益最大而使用效率很差的地方去，比如建设模范村等项目，使得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阻隔地带。

  税费改革前的农业税、计划生育、征地拆迁等“天下第一难”工作滋生了各种“灰色”产业，究其根源，在于当时农村基层治理的制度建设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权责利不匹配现象。所谓的权责利不匹配是指，越是下级，责任越大而权力越小，越是上级，权力越大而责任越小。这样一种责任向下分配、权利往上保留的体制一方面充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地方为了避祸而积极想办法，创造了在税费改革前的“中国奇迹”。一方面也使得地方在面对问题时所采取的措施越来越偏离规范要求，使用了各种非常手段解决了国家治理中很多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面对巨大的责权利不对称分配的压力，基层政府不断在边缘地带、灰色地带进行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这虽然可以快速解决基层治理过程的“硬骨头”，但这种体制长期运作下去势必会造成民怨堆积，从而又对基层的社会秩序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这种责权利不匹配所引起的机制创新，虽然可能被大范围的复制效仿，但由于不同农村的发展阶段不同，很容易导致严重的不适应症，“典型表现就是形式主义的产生”。况且，这种机制创新的手段本身就是不太符合现状的。

  总之，虽然目前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4%，但数以亿计农民的去向仍然是我国在转型期所亟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村庄治理如何实现“善治”也是需要密切关注的议题。笔者认为，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之下，村庄治理更应该加快体制改革，消除政府与基层权责利不匹配的问题，也应当避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治理格局。这就需要决策者在“治好”和“治得好”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一种创新的方式协调政府、基层和村民之间的关系。

  但这种制度并不说要搞“一刀切”，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外部环境和不同的中心任务，决定了“中国村治模式必须多样化”，必须因地制宜、因时而进、因事而制。如上文所述，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村治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即使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上海、浙江等地也是有显著差异的。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村治模式的核心是“采用何种方式来激励和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以及处理与农民的关系”，如何在不同客观条件下创新村治模式，处理好不同地区干部与农民的关系是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2022.8.4

  于上海

  [1]详见该书第3页。

  [2]详见该书第11页。

  [3]杨华在《环球时报》2014年7月14日版上认为，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不再向农村收取税费，对农村的控制有所松散，对村民选举的干涉减少，这就为真正的村民自治提供了可能。

  [4]详见该书第77页。

  [5]详见该书第71页。

  [6]详见该书第221页。

  [7]范德官. 上海农村工业发展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1999,(01):74-78.

  [8]详见该书第247页。

• 功利性阅读

  作者：豆友20190920 发布时间：2021-09-10 20:38:36

  本书的副标题是：信息时代如何读一本书。信息时代的读书方法跟以前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吗？我是看不出来区别。作者想强调的大概是信息爆炸、各类书籍质量参差不齐、社会工作效率较以前极大提高，所以要有新的、高效的方法来阅读。总体上，书上讲的读书方法是“功利性”很强的方法。

  首先，书中的方法有适用范围，适合阅读商务类和人文修养类书籍。其次，就是100分钟阅读法，即：10分钟浏览全书，50分钟精读，40分钟深入阅读。一本书读三遍。第三，作者认为八成启蒙类的书不用去读，是指鸡汤类的书吗？没怎么看懂。第四，要做笔记，这点很实用。第五，读书需三问：作者写书的目的？内容？对自己有何帮助？

  书中最后还提到读书法的十大战略。总体上没有很新颖的观点，可能是这类书看多了的原因，类似如何高效阅读一本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