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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巅峰杰作；献给那时一切美好和敏感的东西；国内首个中文译本30年后全新修订；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到对同时代人欠着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我为了还债所作的努力。我想把过去记录下来，通过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罗斯美好和敏感的东西。那些岁月已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地下。但在百花盛开的未来，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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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战争与和平》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概括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意大利《现代》

上卷

Chapter 01 五点钟的快车/3

Chapter 02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女孩/21

Chapter 03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65

Chapter 04 无法避免的事已臻成熟/94

Chapter 05 告别旧时代/132

Chapter 06 重返莫斯科/168

Chapter 07 旅途/213

下卷

Chapter 08 抵达/263

Chapter 09 瓦雷金诺/290

Chapter 10 在大路上/324

Chapter 11 林中战士/348

Chapter 12 浸糖的花楸果/373

Chapter 13 带雕像房子的对面/399

Chapter 14 重返瓦雷金诺/445

Chapter 15 结局/496

Chapter 16 尾声/537

Chapter 17 日瓦戈的诗/553

《日瓦戈医生》繁体字版译后记/617

鲍·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1960年），苏联诗人。所著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为他赢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受到国内的反对，他谢绝了这项荣誉。该书描写俄国人在革命时期的徘徊、苦闷和爱情，以及革命带来的后果，小说成为国际畅销书，但在苏联只能以译本秘密流传。公开的指责和暗中的骚扰，使帕斯捷尔纳克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逝世。几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墓场成了他文学成就的纪念碑。

蓝英年，1933年生，江苏省吴江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1989-1991年赴苏联讲学两年。主要译著有：《日瓦戈医生》《滨河街公寓》（与人合译）《阿列霞》《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果戈理》《亚玛街》《塞纳河畔》《邪恶势力》（与人合译）《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与人合译）等。出版随笔集：《寻墓者说》《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诗魂》《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回眸莫斯科》《历史的喘息》《苦味酒》《从苏联到俄罗斯》（与人合著）《那么远那么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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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你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遮掩的，我们现在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我和你是几千年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中最后的怀念，为了悼念这些已经消失的奇迹，我们呼吸，相爱，哭泣，互相依靠，互相贴紧。

最大的痛苦在于：我爱你可你不爱我。我极力想找出这种责难的含意，想解释它，证实它，于是到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回顾我们整个生活和我对你所了解的一切。可是我找不到缘由，回忆不起做了什么错事招致这样的不幸。你是误解了我，不是善意地看我，你看到的我是歪曲了的，就像照哈哈镜里的面影一样。

可我是爱你的。啊，我多么爱你，你是难以想象的！我爱你身上一切独特的禀性，不论它们是好是坏，爱你身上一切普普通通的特点；它们结合起来便不同寻常，这才是我所珍惜的。我爱你那因为这些内在精神而变得高尚的脸庞，没有这一切也许你并不漂亮。我爱你的天赋和聪慧，它们仿佛完全弥补了你所缺乏的意志力。所有这一切，对我都弥足珍贵，我不知有比你还好的人。

“那时在俄罗斯大地上出现一种荒谬的思想——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失去了信心，这是最大的不幸，是后来罪恶之源。人们误以为，遵从道义感去行事的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如今应该唱一个共同的调子，应该靠别人强加于自己的看法来生活。于是词藻开始统治一切，起初是无政府主义的词藻，后来是革命的词藻。”

“我不知道，人民会不会自觉地奋起，团结战斗，也许这一切只是以人民的名义来进行。这种重大的事件是无需戏剧性的证明的。即使没有这点，我也是深信不疑的。对巨大事件去溯本求源是无聊的。缘由并不存在。家庭的口角有自己的起因。在相互揪头发、摔碗碟以后，怎么也弄不明白，谁第一个动的手。一切真正伟大的事物，像宇宙一样是无所谓开端的。它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却不知是如何发生的，仿佛是个永恒的存在，或者从天而降。”

“我也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王国。当这事发生时，我们会惊得目瞪口呆，等清醒过来时，失去的记忆有一半我们再也无法恢复。我们不会记得事件的先后，也不想去寻找巨大变故的原委。我们会习惯新的秩序，就像习惯远处的森林和天上的白云一样。我们所到之处，这种秩序无处不在，不会再有别的秩序。”

每个人所关心的只是依据经验的自我检查，而掌权者则尽全力躲开真理，为的是臆造出自己永无错误的谎言。

我以为，潜伏在人身上的兽性如果能够靠吓唬，不论是靠监牢，还是靠因果报应来制服的话，那么，人类最崇高的象征就是手执皮鞭的马戏团驯兽师，而不是牺牲自我的传教士了。然而，事实却是，千百年来使人类超越禽兽而且不断前进的，不是鞭子，而是真理的声音，是不用武器的真理的无可争辩的力量和真理的范例的诱导。至今人们都认为，福音书中最重要的是那些道德格言和训条，我却认为，最主要的是耶稣说的醒世警言都是来自生活，用日常生活现象阐明真理。其基本意思是：人和人永远是有联系的，生命是象征性的，因为生命是有重要意义的。

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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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巅峰杰作；献给那时一切美好和敏感的东西；国内首个中文译本30年后全新修订；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到对同时代人欠着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我为了还债所作的努力。我想把过去记录下来，通过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罗斯美好和敏感的东西。那些岁月已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地下。但在百花盛开的未来，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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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每日邮报

继《战争与和平》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概括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意大利《现代》

• 作者：红色骑兵军 发布时间：2016-06-05 12:46:32

  重读，还是那么经典

• 作者：知识恐怖分子 发布时间：2018-01-31 23:50:22

  诗人的小说格外的细腻，一片树叶，一滴露珠的充满了诗意。译者还不错，重译的这一版算是很用心了。断断续续的看，说实话，没有特别畅快地读，叙事似乎略微琐碎，但又确实重大影响着主人公。与《静静的顿河》比起来，虽是少了很多的战争描写，但是日瓦戈和格里高力同处于社会的边缘，为当时政权所不容，给人一种忧伤的气氛。

• 作者：Sandgull 发布时间：2019-01-30 00:52:49

  第一次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知道这本小说，记得教科书上是这样评价的——“……西方社会为了诋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把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

  后来迫于各方压力，作者不得不被迫放弃领奖。

  此后，《日瓦戈医生》在苏联长期被禁，直到上世纪80年代。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完全没读过这本书，只是作协的同志反映此书抨击十月革命，于是全国上下开始一致批判，多年后他读了一遍觉得也没什么反动的地方，承认当年如果读了的话，《日瓦戈医生》就不会被批判。

  今天，我读过之后，不得不说，不掺杂任何政治偏见，诺贝尔文学奖实至名归，不愧是诗人的小说！

• 作者：太空人 发布时间：2023-05-07 16:48:39

  多学科的前沿问题，还算简明扼要。

• 作者：雅意 发布时间：2015-10-25 10:20:53

  图书馆，语言很美，其实毛子作家是不是都走语言优美这个路线的？关于故事的话，其实是越来越琐碎，越往后越看不进，但是前半段我看的还是很投入的。在革命的过程中，并非书上写的这么万众一心吧。

• 作者：野牛与天使 发布时间：2016-01-12 22:40:41

  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俄罗斯作家独有的情感。动荡的大时代和热忱的个人理想，美丽的爱情。“一天她做了一个梦。她埋在土里，只有左肋和左肩，还有右脚掌露在外面”。诗人写小说真是不一样。

• 政治误读的反讽——再读《日瓦戈医生》

  作者：油炸托克思 发布时间：2017-03-20 20:46:33

  2016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授予美国摇滚乐歌手鲍勃·迪伦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决定震惊四座，一时间引发了众多评议，有人说这是向口头文学传统的伟大致敬，也有人说这是官方奖项对鲍勃·迪伦的一次成功收编。紧接着，便曝出了鲍勃·迪伦拒绝诺奖的新闻，随后是对这则新闻的辟谣。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则政治事件，支持方与反对方均体现出对这一奖项背后所包含的政治立场的折射。翻看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年榜单，许多在列者可谓实至名归，加缪、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等都是公认的伟大作家，然而这份名单也同样错过了一些不朽的名字，如托尔斯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1964年法国作家萨特曾因政治原因，拒绝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萨特并非第一个拒绝该奖项的作家，早在1958年，俄国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便曾因政治原因拒绝过诺贝尔文学奖。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随后，围绕着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冷战的两大阵营将战火蔓延到了文学领域。一方将帕斯捷尔纳克奉为极权政治下呼唤自由的伟大作家，《日瓦戈医生》自然便成为了反抗极权政治的杰出作品；另一方默契地对作家进行了严厉的声讨，称其在政治和道德上堕落且背叛国家。作家于10月29日致电瑞典皇家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然而，围绕着“帕斯捷尔纳克事件”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所遭受的待遇与冷战双方对这部小说的解读不谋而合，正是因为这部小说具有反抗极权政治、呼吁个人自由等特质，才使其在西方世界好评如潮；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由于作家在政治上的不忠诚，才创作出了迎合资本主义的“反动作品”。

          直到今天，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仍然备受争议。一方面，作家与小说皆因荣获诺奖而名声大振；另一方面，在一些人眼中，也是因为诺奖及其背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使得《日瓦戈医生》成为了一部过誉之作。不得不承认，《日瓦戈医生》的政治光环使得人们往往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对其进行评价，伴随冷战的降温与苏联的解体，《日瓦戈医生》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荣誉。在中国，从80年代开始，《日瓦戈医生》逐渐成为了呼唤自由精神的代表作，帕斯捷尔纳克对主人公尤拉一生的深情书写，引发了许多人深切的共鸣。人们给予这部小说极高的赞美，甚至有人认为《日瓦戈医生》是继《战争与和平》之后又一部“不朽的史诗”。然而，纵观诸多赞誉，大多数评论者无法将小说内容与这些赞誉很好地融合起来。人们热衷于谈论书中的一幕幕细节，前线的战事、主人公与拉拉的爱情、安季波夫的革命事业等等，可是当被追问这部小说的杰出之处时，评论者往往以一些空泛的词语搪塞过去，自由精神、社会良心、高贵灵魂……与此同时，一些评论者基于政治动机对这本书表现出的赞赏以及有意无意透露出的冷战式敌意，都深深影响着有关这本书的许多赞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往往让人对《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本身的文学成就产生怀疑。实际上，早在1947年，英国几位作家便曾建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但瑞典皇家学院讨论数次却都未作出决定，直到《日瓦戈医生》在境外出版，瑞典皇家学院才最终将这一奖项颁发给俄国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显然，瑞典皇家学院并未完全认可这位诗人之前的诗歌创作，真正使他获得认可的，就是这部在苏联官方看来带有反动色彩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此后所引发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俨然成为了一场文学的冷战，而诸多伴随着政治话语的赞誉与贬损，都与小说内容渐行渐远。时至今日，这部小说被赋予了太多政治色彩，喧嚣构成了其所受赞誉的绝大部分，一旦刨除这些，《日瓦戈医生》的文学价值又还剩几分，我们需要重新进行审视。

          如果将《日瓦戈医生》放置在俄国文学的传统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其身上许多一脉相承的特质。从体裁上来讲，《日瓦戈医生》属于俄国史诗型巨著的伟大传统中的一部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生活与命运》《红轮》等都是这一传统的杰出代表。从人物塑造上来说，《日瓦戈医生》中的主人公尤拉是俄国文学“多余人”形象传统中的一位，《智慧的痛苦》中的恰茨基、《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罗亭》的主人公罗亭、《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等等都是这一伟大传统中的角色。不难看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兼具着这两种特质，因此人们经常拿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两者处理了许多相似的题材：多重恋情、战争场景、知识分子的命运。两者同样囊括了广阔的视野与深远的历史感，众多人物、事件被纳入广阔的空间与深远的时间所组成的时空体中，在其中流变起伏，引发了人们对俄国社会的深刻反思。两部小说都属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书写传统，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与法国最大的区别恰恰构成了这两部小说共有的突出特点。大体上讲，法国作家将文学当作艺术作品，一件经过精雕细琢的产品，完成之后，作品本身脱离母体，成为一件供人欣赏的艺术品；俄国作家则不然，他们将文学看作生活的一部分，是作家思想的外溢，每一成果都内含作家的责任，作家往往为社会而创作，他时刻准备对自己的文学负责。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之下，《战争与和平》和《日瓦戈医生》才会彰显出其鲜明的特色。但是，仔细比较两部小说，我们便会很明显地看出，《日瓦戈医生》作为一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巨著之不足。

          与托尔斯泰相比，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的叙述方面做得并不那么出色，最明显的缺陷在于叙述手法的运用。《战争与和平》可以娴熟地游走于众多人物之间，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库图佐夫、索尼娅、鲍里斯等等，叙述者时而进入某一人物的内心世界，时而进行场景描写，时而在特定场合展开对话，读者可以看到许多人物的不同心态、不同观点以及它们的变化过程，进而使得故事结构十分平衡，社会的众多风貌被托尔斯泰很好地镶嵌在小说之中。简而言之，托尔斯泰将不同人物放在相对平衡的位置，叙述者的声音则恰到好处地出现在各个节点上，这种高超的叙述手法使得小说文本与俄国社会现实达到了很大程度的衔接。然而，反观《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同样试图去描写一个动荡年代的俄国社会，但小说的叙述手法却过分单一，整部小说几乎是以尤拉一个人的视角展开，帕斯捷尔纳克企图通过尤拉的眼睛、情感、经历去辐射整个俄国社会。单纯从叙述上来讲，这便导致了小说结构的极端不平衡。虽然简单化的叙述并不一定导致小说的失败，例如司汤达的《红与黑》、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但是想要完成一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巨著，单一的叙述手法是明显不够的，因为在俄国，这类小说是作为社会思想而存在的，而非艺术品，特有的小说之责任要求更复杂更多样的叙述手段。

          正是由于叙述手法的单一化，《日瓦戈医生》在很多方面的处理可算失败。整部小说经常闪现精妙的景物描写，可是却难以完成很好的情节叙述，在笔者看来，帕斯捷尔纳克是在用创作诗歌的方式写作这部小说，却并没有注意文体的自身特质。对比《战争与和平》中有关战争场景与人物之间爱情的描写，《日瓦戈医生》短板显著。在托尔斯泰笔下的战争中，安德烈既可以接触士兵、军官的千姿百态，也同样会对战争本身提出疑问——什么是战争？什么是战胜？反观《日瓦戈医生》中的尤拉，战争在他的眼中是一幕幕拼贴起来的画面，一个个事件，一堆杂乱的印象，其中的一切都很快出现又退场，只有医生本人的形象一直持续着，仿若真人在观看一个个木偶。有关爱情的处理更是如此，尤拉、冬妮娅、拉拉、帕沙的四角恋爱叙述，几乎成为了医生的独角戏，四人复杂的关系全部以尤拉的境遇发展着，他时而欢喜、时而激动、时而迷惘、时而痛苦，其他人全部迎合着尤拉不同状态的需要，以各种形态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帕沙完全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革命的牺牲品。在小说的叙述中，帕沙成为了一个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尴尬角色。冬妮娅的形象同样不够饱满，读者几乎可以忽略她的性格，只要记得她是尤拉的妻子，便完全不妨碍阅读。相对于这两个人物，拉拉是被描写得更为丰富的人物，虽然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尽量将其刻画得立体而多样，但是，一旦独立于医生尤拉，拉拉便很难展现自己的个性，她的大部分形象便是尤拉的恋人，两人相遇是幸福，离别则是痛苦。我们如果对比《战争与和平》，则是另一番景象，娜塔莎的短暂情变完全彰显着自己独特的个性，索尼娅的善良与单纯令人印象深刻，海伦则将俄国上流社会的虚伪、狡诈、做作表现得淋漓尽致，托尔斯泰惟妙惟肖地塑造着众多女性形象，使她们成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非任何男人的附庸。

          与此同时，《日瓦戈医生》以局限的视角去勾勒如此庞大的历史画卷，在思想层面上显得单一与贫乏。通篇小说，读者永远只能感受到命运多舛的医生的痛苦与呻吟，却无法得知其他人的心路历程。在尤拉的关系谱系中，距离越远的人物越平面，他们最终都成为了医生痛苦呻吟的背景音乐。作为一种自传式书写，《日瓦戈医生》的写法本身无可厚非，然而这种书写与本书获得的赞誉极不相称。一方面，倘若我们要把《日瓦戈医生》当作一部继承《战争与和平》伟大传统的小说来看待，那么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便是失败的，作家无法像托尔斯泰那样充分展现俄国社会的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假如我们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这部小说，那么它所受到的这类赞誉便算不上贴切与恰当。说到底，《日瓦戈医生》是一部极度自恋的小说，诗人将自己单一的思想投射在主人公尤拉的身上，这种独语体裁与诗人本身想要处理的社会内容是格格不入的，这也是小说在冷战双方引起如此迥异的反响的原因之一。对任何复杂的事件做过分简单化的阐释，都容易变成政治斗争的棋子。如同帕斯捷尔纳克自己指出的，宣传者们总是断章取义，从七百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三页。很难想象，在这样嘈杂而喧嚣的狂热中，《日瓦戈医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读者认真地阅读，而非从中找出三言两语作为自己政治信仰的又一份支持材料。

          若干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日瓦戈医生》中的政治关怀时，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维度。小说的主人公尤拉一开始凭借其单纯的心性，对革命报以支持的态度，但是伴随着革命的到来，他本人开始被卷入了这场难以逃脱的政治漩涡之中，原本期待的新世界并没有来临，到来的却是一幕幕沉重的苦难。在永无休止的政治避难中，医生的命运起起伏伏，他的生活、他的爱情最终都被这场浩劫埋葬。在这场政治动荡中，我们看到尤拉如蝼蚁般活着，他自己连同周围人的命运，苟延残喘地挣扎在一个个无名的角落里，他与拉拉的爱情如同狂风中的蜡烛，在熄灭的边缘摇曳着。小说的末尾，医生无足轻重地死在去就职的路上，悄无声息，与他活着时一样，如同一只蝼蚁。尤拉的死亡是一次最彻底的反讽，是帕斯捷尔纳克对政治生活的嘲笑。诗人以主人公的死亡完成了对政治最彻底的反讽，也许只有逃离生命本身，才能完成其毕生的逃逸。然而，在文本外的世界，这部小说的命运却构成了第二次反讽，诗人笔下的主人公尤拉用自己的一生在逃避政治，然而当小说完成之后，它又不得不被卷入冷战的政治斗争之中。一部政治的反讽之作，本身却构成了一场政治事件，小说的命运与文本构成了一种对政治的双重反讽，包括《日瓦戈医生》后来所受到的许多赞誉，都热情地参与到了这一反讽中来。

          作为一部引发政治事件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与政治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然而，将《日瓦戈医生》看作一部政治小说，却是一种绝对的错误。诗人无意于替任何政治立场发声，伴随政治立场而来的所有赞誉都是对小说最不忠实的误读。帕斯捷尔纳克是在以一个诗人的语言书写遭到政治蹂躏的生活，他所有与政治相关的书写都是诗人式的，而非政治式的。诗人本身所践行的是作为一个诗人的消极自由，假若你问他支持哪一种政治观点，恐怕他只会回答你，让我写诗。

          作为托尔斯泰传统下的散文体小说，《日瓦戈医生》无疑是失败的，但是，如果我们将《日瓦戈医生》看作是一本诗体小说，其许多部分则无疑是异常出色的。小说的开头、结尾以及中间许多景色摹写散发着帕斯捷尔纳克杰出的诗性智慧，然而这些恐怕与其所受到的诸多赞誉并无太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阅读这本书。

  [本文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12期]

• 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还有人道的绝对真理

  作者：里亚朵夫 发布时间：2012-06-10 11:05:25

  最初知道《日瓦戈医生》，大约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除了听说这是一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还了解到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由于受到苏联赫鲁晓夫当局的压力，未能前去领奖。在铁幕笼罩的岁月里，他成了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文化冷战的牺牲品。记得那时还有这样的说法：该书有攻击十月革命的内容，因此在苏联长期被禁。白驹过隙，岁月不居。苏联已不复存在，中国也进入了开放多元的年代，对十月革命从历史的、学术的多维角度进行研究和评价，也不再是禁区。而时间的巨手已经拂去了蒙在《日瓦戈医生》身上的尘埃，证明了它是一部伟大、深刻的作品。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推出新译《日瓦戈医生》之际，笔者认认真真读了一遍，最大的感受就是，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之无愧。

  小说以外科医生日瓦戈在一战期间供职于沙俄军队，以及十月革命之后被迫应征红军游击队的遭遇为主线，以日瓦戈与妻子冬妮娅、情人拉拉及玛丽娜三位女人的情感纠葛为辅线，展现了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社会生活宏阔的画面，以细致动人的文笔刻划了日瓦戈在风起云涌、激烈动荡的社会变革中的心路历程。

  日瓦戈医生是一个拥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而且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他目睹了有闲阶层的醉生梦死以及统治阶级的腐败，对于底层大众的贫困潦倒怀有深切的同情，因此，当推翻旧制度、试图建立一个公正合理新社会的十月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爆发之时，日瓦戈予以了热情洋溢的肯定，称赞它是“一次绝妙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出色地把发臭的旧脓包全切除了”。他明白革命的潮流不可阻挡，“我们会习惯新的秩序，就像习惯远处的森林和天上的白云一样。我们所到之处，这种秩序无处不在，不会再有别的秩序”。

  然而，日瓦戈又是一个人道主义思想深厚的人。当战争与革命造成民生的凋敝，呈现出暴力的血腥、扭曲人性的疯狂面目时，他的心灵陷入了巨大的困惑、痛苦乃至反感之中。日瓦戈认识的火车司机家看门人的儿子加利乌林成了一支沙俄部队的指挥官，但加利乌林的父亲、预备役列兵吉马泽金却在一次战斗中被炮弹炸碎脸部，惨不忍睹，气绝身亡；那位曾经儿戏般地打死满口革命词藻的政委金茨，把流血视为流水一样平淡无奇，在红军游击队里以野蛮冷酷出尽风头的帕雷赫，最终却精神失常，亲手砍死了自己的老婆和三个儿女；日瓦戈是被死亡要挟强拉入游击队的，其首领是日瓦戈的妻子冬尼娅家庄园看门人的儿子米库利齐恩，这个喋喋不休地大谈革命教条、让日瓦戈无法安眠的米库利齐恩，却是个毒瘾难戒的瘾君子；火车上，值勤的士兵只要认为谁不是革命阵营的人，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将他枪毙；在米库利齐恩的红军游击队里，因为被怀疑酿私酒，或者是投身革命但政见不同，十一名战士被无情地处决。这一桩桩、一件件残酷血腥、人性沦丧的恶行，使日瓦戈医生的心一次次地颤栗，让他对这场革命的正义性与终级目标产生了疑问，他情不自禁地感叹：“人类文明的规律，到此寿终正寝。起作用的，是禽兽的规律。”

  日瓦戈医生的可贵之处，是身处动荡的社会，面对复杂的现实，始终独立思考，决不随大流，赶风头，做人云亦云的庸俗势利之徒。当意识到这场革命崇尚恐怖、过分沉溺暴力和强权时，他直言不讳：“我曾经非常倾向革命，可现在我认为，靠强迫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对于当时苏维埃的不少政策措施打出“改造生活”的旗号，日瓦戈异常反感，认为这不是时代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倒退，为此他对一位红军军官坦诚相告：“每次听到说‘改造生活’，我简直忍无可忍，内心绝望极了。生活从来不是一堆物质的东西。生活本身可以说在不停地更新自己，修正自己，永远在自我改造。它比你我的那些愚蠢理论要高明一百倍。”日瓦戈坚信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公正美好的社会，是为了保障人的个性的发展，让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而不是用貌似崇高的口号、用强制的手段去摧残生命、压制人性。就这一点而言，本书对革命的反思，与雨果在《九三年》中提出的“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的深邃；也是这部经典名著历久弥新、超越时空、发人深思的魅力所在。

  如果说，《日瓦戈医生》是一部波澜起伏、深沉激越的交响曲，那么，书中描写的主人公与拉拉的爱情故事，就是这部交响曲中“如歌的行板”之抒情乐章。同样的真诚善良、富有人道情怀，是拉拉与日瓦戈医生之所以能走到一起、生死不渝的思想基础。在二月革命的风潮中，拉拉母亲缝纫店里的女工们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母亲难免抱怨，拉拉却劝她：“她们谁也不恨你，相反，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为了保护弱者、保障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真的，你要相信我，别再摇头了。”拉拉不仅容貌美丽迷人，而且心灵放射出善良真挚的光辉。她学生时代遭遇过的一段不幸，更是让她对纯真美好的情感充满了期待。作家以质朴而抒情的笔触，将拉拉与日瓦戈医生从初遇、重逢，到战乱中的被迫分手、九死一生后的再度相遇、短暂的依依相守，乃至最后的生离死别，写得一波三折、真挚哀婉、荡气回肠。这是动乱的年代中，两颗渴望宁静美好的生活、渴望与天地长相厮受的心的交融，所鸣奏出的灵魂的强音，而非游离于小说主题之外的闲笔，更非“戏不够，情来凑”的俗套。正是这非同反响的爱情乐章，才使整部小说成为结构完整、节奏分明、诗意盎然、内涵丰富的完美整体。

  原籍俄国的英国现代著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经这样评价：“帕斯捷尔纳克拥有一种超过他所有同代作家的天赋，那就是他能将他所创造的世界中每个人物身上的鲜活的品质和生命的律动生动地传达给读者。没有哪位艺术家比他更生动地诠释了文艺复兴的艺术家理论，即认为艺术家是可与大自然本身相匹敌的创造者。”《日瓦戈医生》可以毫无愧色地为之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