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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秀成：史源文獻與《新唐書》之誤書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19-12-18 08:44:42

  “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虚”，這是古文獻流傳中的一種常見狀態，而且是文獻流傳年代越久，滋生的文字訛誤就越多。因此，校勘學應運而生。但文字訛誤的産生，不僅會出現在流傳過程中，也同樣會出現在編撰過程中。編撰過程中出現的訛誤，也就是著者之誤，原書之誤。這類原書之誤，就其性質差異來説，大致可分爲三大類：一是著者立説之誤，二是著者校對之誤，三是著者校勘之誤。著者立説之誤，主要指的是著者的認知錯誤，這大多不在校勘之列，這裡略而不論。

  著者校對之誤，是指著者未及校對改正的，因其心理、生理疲勞而一時疏忽産生的文字訛誤，即一般所説的著者筆誤；此類筆誤，若無稿本爲據，後人很難確認，一般可視同後人的傳寫之誤。

  著者校勘之誤，指的是著者對所採用的史料原本的文字，未作校勘或校勘不當，導致不當沿用的文字卻因襲不改，應當校改的訛誤卻未加以改正，或雖有訂正卻未切中肯綮，甚至訛謬更甚。著者校勘之誤，從校勘學的角度，大致可歸納爲兩種類型：一爲失校，即對史源文獻的文字身份與文字訛誤，没有察覺，没有校訂，故而誤承舊文或沿襲舊誤。一爲誤校，即對史源文獻的訛誤有所發覺，有所訂正，但因學養和資料的局限，雖然消除了舊誤，卻又産生了新誤，即所謂以誤改誤。

  

  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安徽大學出版社。

  對於古文獻中的著者校勘之誤，前人早有察覺，但鮮有論述。顧炎武在《日知録》中曾專列“史家誤承舊文”一條，指出“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但顧氏所論誤承現象，僅限於“今上”、“上即位”、“諱”、“臣公言”等史書沿襲當時臣子或史官舊文而未及删改者，對沿襲舊誤與以誤改誤兩種類型則没有涉及，而這正是本文的著意之處。下面以《新唐書》爲例分别略加檢討。

  一、《新唐書》沿襲史源文獻之誤

  《新唐書》列傳與志書主要是以《舊唐書》爲藍本修撰而成的（新增列傳與志書除外），但同時又廣採唐代典志、文集、雜史、筆記小説等文獻。因此，《新唐書》較《舊唐書》雖然因喜好删改而形成了“文省於舊”的特點，但也因增添了許多史料又有“事增於前”的優點。歐、宋兩公對史源文獻的訛誤，既有一些訂正，也有一些失於考校，因而沿襲下來，成了《新唐書》中的一種訛誤類型。下舉數例以明之：

  （一）

  襲《通典》之誤

  《新唐書》卷十八《禮樂志八·皇太子納妃》：“内廏尉進厭翟於内門外，傅姆導妃，司則前引，出於母左，師姆在右，保姆在左，父少進，西面戒之曰：‘必有正焉，若衣花。’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西階上，施衿結帨，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庶母及門内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第４１７頁）

  點校本《校勘記》：“《開元禮》卷一二三、《通典》卷一二九均無‘曰’字。‘必有正焉，若衣花’似非戒辭，《儀禮·士昏禮》鄭注‘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使不忘’，可證。‘曰’字疑衍。”

  今按：《新唐書》的這段文字，首見於《大唐開元禮》卷一一一《嘉禮·皇太子納妃》，“父少進，西面戒之曰：‘必有正焉，若衣花’”作“父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無“曰”字，多一“若”字，“花”作“笄”。而“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一語，又見於《大唐開元禮》卷一一五《嘉禮·親王納妃》、卷一一六《嘉禮·公主降嫁》、卷一二三《嘉禮·三品以上婚》、卷一二四《嘉禮·四品五品婚》、卷一二五《嘉禮·六品以下婚》，《通典》卷五八《公侯大夫士婚禮》、卷一二七《皇太子納妃》、卷一二九《親王納妃》及《公主出降》，追溯其源，此文本於《儀禮·士昏禮》：“女出於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皆無“曰”字，是此爲衍文無疑。上引語源與經典皆“若衣”、“若笄”並舉，且與“必有正焉”音節相對，是此脱一“若”字亦可無疑。《禮記》、《大唐開元禮》皆作“若笄”，且與“若衣”同類，則此作“花”字爲形誤，亦甚明白。但此三者爲著者之誤抑傳刻之誤，則未可遽定。此“曰”字，可能爲著者誤解史源文獻原文爲戒辭而仿下文“命之曰”隨手添補，也可能是後人傳刻誤解此文而校補。對此類兩屬而不能確定者，則可一律歸之於後人傳刻妄補而删之。脱“若”字，因三字句與上句四字音節不相應，可以推想著者不當如此而删削原文，則視之爲傳刻脱漏較爲可取。“花”字之誤，不當爲著者誤改，則視爲傳刻形誤亦較可信，但《通典》四引此文，卷一二七及卷一二九（兩引）皆作“若衣若花”，比較前後文字，知《通典》卷一二七採自《大唐開元禮》卷一一一，而《新唐書》採自《通典》卷一二七，是此爲沿襲史源文獻之誤作“花”而傳寫又脱後“若”字。

  （二）襲《昌黎先生文集》本《順宗實録》而誤

  《新唐書》卷一九四《陽城傳》曰：“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跡，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别。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第５５７１頁）

  按：《新傳》此文基本採自《舊唐書》卷一九二《陽城傳》，其文曰：

  有薛約者，嘗學於城，性狂躁，以言事得罪，徙連州，客寄無根蒂，臺吏以蹤跡求得之於城家。城坐臺吏於門，與約飲酒訣别，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王魯卿、季償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

  比較二傳，内容文字大致相同，而《新傳》增入太學生“何蕃”、“李讜”二人姓名。《册府》卷六〇〇又載：“太學生魯郡李賞等二百七十人詣闕。”此則作“李賞”。柳宗元《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對太學生請留陽城事有詳細叙述：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季儻（原注：一作“償”）、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眄徘徊。

  岑仲勉撰《遮留陽城之太學生》一文對諸太學生姓名曾有辨正：

  參合比觀，知無論爲季儻、季償或李賞，實爲同一姓名之訛轉。《舊傳》之“魯卿”，必魯郡之訛（《校勘記》失校），“王”字殆“生”之衍文。詎《新書》一九四《城傳》竟云：“太學諸生何蕃、季儻、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於季儻、何蕃而外，復重出王魯卿、李儻，蓋雜采《柳集》、《舊傳》，堆砌成文，絶不稍加考索也。《河東集》三四《與太學諸生書》注作“諸生何蕃、李儻、王魯卿、李譚”，蓋引《新傳》而再訛“讜”爲“譚”者。季儻之名，有儻、償、賞、讜四樣寫法，今石碣已亡，難言其孰是。姓又有季、李兩寫，考《廣韻》李姓十二望，無魯郡，季出於魯之季友，柳文廬江爲何姓望，則魯郡亦當指郡望言之，故知作李者誤。或云，《新傳》稱“魯卿第進士，有名”，譏余以魯卿爲魯郡之妄。然太學生留城，必有其率領者，宗元舉何蕃、季儻，而《舊 傳》洽 有字極相類之季償，一可疑也；《元龜》六〇〇實轉録《舊書》——否則亦必同其史源，而《元龜》固作魯郡李賞，二可疑也；“卿”字除去左旁，甚類“郡”字，三可疑也。方慶有裔孫璵，而宋氏既以爲宰相王璵，合宰相韋嗣立與參軍韋嗣立爲一人，《新傳》此等誤會，往往而有，又安知非果有王魯卿其人者，宋氏因拾之以實《舊傳》之訛文歟？

  

  岑仲勉：《唐史餘瀋》，中華書局，2004年。

  岑氏據柳文“太學生魯郡季儻”、《册府元龜》“太學生魯郡李賞”以及“郡”與“卿”二字形近推考：“太學生王魯卿”當爲“太學生魯郡”之衍誤，而“季儻、季償或李賞，實爲同一姓名之訛轉”。又據郡望推考“作李者誤”，“季儻之名，有儻、償、賞、讜四樣寫法”。批評《新傳》“雜採《柳集》、《舊傳》，堆砌成文，絶不稍加考索”。岑氏考證嚴密精彩，但指摘《新傳》“雜採《柳集》、《舊傳》”則尚未達一間。

  岑氏所論，乃據《舊唐書》清武英殿刻本而言，但殿本《舊唐書》多有篡改。殿本“太學生王魯卿、季償”，明聞人詮刻本作“太學生魯郊、季償”，百衲本作“太學生魯郡季償”，百衲本此卷爲南宋紹興越州殘刻本，與柳文《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吻合，據此可知：《舊唐書》原本應爲“太學生魯郡季償”，明聞人詮刻本訛作“太學生魯郊季償”，殿本參校《新唐書》，見“魯郊”於此不合籍貫文例，以爲字有訛脱，乃從《新書》改作“太學生王魯卿、季償”，而非《新書》從《舊傳》採入。太學生“何蕃”的增入并居於首位，當是《新書》從柳集而來，那麽另外兩位“王魯卿、李讜”又從何而來呢？檢《昌黎先生文集·外集》卷九《順宗實録》曰：

  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蔕，吏縱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别，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

  此正作“太學王魯卿、李儻”，《昌黎先生文集·外集》卷九、《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卷九、《朱文公校韓昌黎先生集·外集》卷九、《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卷九《順宗實録》亦同。由此可知：《新書》“王魯卿”乃從韓集之《順宗實録》而來，“王”姓與“卿”名，實爲“生”、“郡”二字之形誤，而“李讜”又爲“李儻”之字誤，而“李儻”、“李讜”實則皆爲“季償”或“季儻”之誤。但韓愈爲當時人，親知其事，又得見柳宗元文，無有可能誤寫“太學生魯郡”作“太學王魯卿”，魏仲舉刻本《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原校曰“一本‘王’作‘生’，‘卿’作‘郡’，‘儻’作‘償’”，亦可知韓愈原本不誤，特宋公所見爲誤本，又失於讎校，倉促補入《新傳》，以致誤衍出“王魯卿、李讜”二人而不自知。

  （三）襲《舊唐書》之誤

  《新唐書》以《舊唐書》爲藍本，而《舊書》文本訛誤較甚，故《新書》承襲其誤尤多。《舊書》多誤，一方面是由於《舊書》成書時間倉促，著者疏於考校，故多沿襲實録國史之誤；另一方面《舊書》以抄本流傳百十年，至歐、宋時傳本已多有脱誤，《新書》著者未察，皆沿用如故。如：

  《新唐書》卷一三五《哥舒翰傳》：“翰素與安禄山、安思順不平，帝每欲和解之。會三人俱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翰母，于闐王女也。禄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見愛，敢不盡心！’禄山以翰譏其胡，怒駡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託醉去。”（第４５７１頁）

  

  百衲本《新唐書》卷一三五《哥舒翰傳》

  此段文字，本之於《舊唐書》卷一〇四《哥舒翰傳》：“翰素與禄山、思順不協。……翰母尉遲氏，于闐之族也。禄山以思順惡翰，嘗銜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同，何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焉！’禄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駡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通鑑·唐紀三十二·玄宗天寶十一載》載此略同。

  《新書》載哥舒翰回應安禄山所引“諺曰：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舊書》作“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通鑑》作“古人云：狐向窟嘷，不祥，爲其忘本故也”。三者文字雖有小異，但其文義一致，皆稱野狐向著狐窟嚎叫，是因爲野狐忘本了。但此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狐戀故鄉的意藴大相徑庭。古有“狐死首丘”的成語，追溯起源，歷史悠久。《禮記·檀弓上》曰：“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楚辭·涉江》云：“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王逸注：“念舊居也。”《淮南子·説林》云：“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班固《白虎通德論》卷五《封禪》用語更與此近似：“狐死首丘，不忘本也。”又有古詩曰：“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魏王粲《七哀詩》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李善注：“皆言不忘本也。”宋鮑照《從臨海王上荆初發新渚》：“狐兔懷窟志，犬馬戀主情。”是狐向窟嚎叫，正是由於它懷戀故鄉，不忘其本，頗疑“忘本”上脱漏了“不”字。

  此事此文幸見於另一種唐代文獻《安禄山事蹟》，其文曰：“翰母尉遲氏，于闐女也。禄山以思順常銜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拜，以其不忘本也。敢不同心焉？’禄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駡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忘本”上正有“不”字，可證。“不祥”二字，“不”爲誤倒，“祥”則當爲“拜”字形誤。

  

  姚汝能撰，曾貽芬點校：《安祿山事跡》，中華書局，2006年。

  點校本《校勘記》：“繆（荃孫）校云：《通鑑·唐紀三三》（當作“三二”）引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爲其忘本也。’與其引相反。考《舊唐書》卷一〇四《哥舒翰傳》、《類編》本，均與《通鑑》同，疑此處誤。”則受《舊唐書》與《通鑑》之累而誤判。

  或疑曰：野狐號拜，其有證乎？檢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之十五載：“舊説：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恠，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此云野狐拜。唐釋貫休《邊上作三首》曰：“見説青塚穴，中有白野狐。時時出沙磧，向東而號呼。號呼復號呼，畫師圖得無。”此云野狐號呼。可以確認：《新唐書》之誤源自《舊唐書》，《通鑑》之誤則當來自《舊唐書》，而《舊唐書》之誤是傳寫脱漏還是來自史源文獻？

  觀《太平御覽》卷九〇九載：“《唐書》曰：哥舒翰素與禄山思順不恊，上每和解。禄山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母是突厥，公（當作“父”）是胡，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焉！’禄山甚怒，以爲譏其胡也。”《御覽》所引中唐以前時段的《唐書》一般爲吴兢等國史《唐書》，可知《舊唐書》之誤實採自於國史。

  史源文獻的訛誤越隱蔽，則沿襲其誤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新唐書》本紀中的干支紀日與列傳、志書以及本紀篇首傳記叙述中的時間訛誤多來自《舊唐書》。如：

  《新唐書》卷六《代宗本紀》篇首：“乾元元年三月，徙封成王。四月，立爲皇太子。”（第１６６頁）按：“四月”當作“五月”。《舊唐書》卷十《肅宗本紀》云：“（乾元元年）五月壬申朔……庚寅，立成王俶（即代宗）爲皇太子。”《通鑑·唐紀三十六》亦云：“（乾元元年）五月……庚寅，立成王俶爲皇太子。”又《唐會要》卷一云：“乾元元年三月，改封成王。五月十九日（即庚寅日），册（按：當云“立”，册命在是年十月）爲皇太子。”諸書並繫於五月庚寅十九日，是其證。但《舊唐書》卷十一《代宗本紀》、《册府元龜》卷二《帝王部·繼統三》均作“四月庚寅”，而四月壬寅朔，月内並無“庚寅”日，“四月”字誤無疑，是《新紀》之誤襲自《舊唐書·代宗本紀》，而《舊紀》之誤則來自國史（《册府元龜》所載中唐以前史文，一般皆採自實録與國史）。又如：

  《新唐書》卷八《文宗本紀》：“（開成）三年正月甲子，盜傷李石。戊申，大風拔木。諸道鹽鐵轉運使、户部尚書楊嗣復，户部侍郎李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子，李石罷。”（第２３８頁）按：是年正月庚申朔，無“戊申”日。“戊申”當作“戊辰”，蓋聲近致誤。《新唐書》卷三五《五行志二》載：“開成三年正月戊辰，大風拔木。”《新唐書》卷六三《宰相表下》云：“開成三年正月戊辰，户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楊嗣復，户部侍郎判户部李玨，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可證。然《舊唐書》卷十七下《文宗本紀下》載楊嗣復、李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誤繫於“戊申”，是《新紀》之誤本於《舊紀》，《通鑑·唐紀六十二》誤作“戊申”亦當本之於《舊紀》。此類訛誤不下數百條，究其原因，大型史著的編撰，著者對那些細微而無礙的地方不太會留意，故而容易沿襲舊文。

  （四）襲宋人曆表而誤書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志三》：“（儀鳳）三年十月戊寅，熒惑犯鈎鈐。四年……”（第８５４頁）

  點校本《校勘記》：“按《二十史朔閏表》，是年十月甲申朔，無戊寅。”今按：此處月份與干支當有一誤。《舊唐書》卷五《高宗本紀下》曰：“（儀鳳三年）閏十月戊寅，熒惑犯鈎鈐。”此係於閏十月，十月無戊寅，則閏月必有之，是當從《舊紀》。但《新唐書·高宗本紀》又載：儀鳳三年“閏十一月”。《資治通鑑目録》卷二〇亦載：儀鳳三年“閏十一癸未朔”，並辨正《新志》此條曰：“本志‘十月戊寅，熒惑犯鈎鈐’，案是月無‘戊寅’，疑誤。”今諸家曆表亦均作“閏十一月”。此又令人疑惑。

  

  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中華書局，1962年。

  實則《資治通鑑目録》所據爲宋人劉羲叟之《長曆》，《新唐書》的《天文志》與《曆志》即出自劉羲叟之手，《新紀》所用曆表亦當源自《長曆》，而劉氏《長曆》與今之諸家曆表皆爲後代曆算家們據曆法推步的結果，雖然一般較爲精確，但與唐代實際使用的日曆在定朔與置閏方面並非完全吻合，而我們考校唐代文獻的紀日，自當以當時的實際日曆爲准。

  如《二十史朔閏表》定開元二十年七月爲“壬寅朔”（各家曆表同），而《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卷第十册《王希俊墓誌》則曰：“開元廿年，龍集壬申，七月辛丑朔，廿一日辛酉。”同册《薛墓誌》亦曰：“開元廿祀，龍集壬申，七月辛丑朔。”又如陳《表》定開元二十二年正月爲“甲子朔”，而《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卷第十册《崔澤妻張瑞墓誌》則曰：“（開元二十二年）龍集甲戌，正月癸亥朔，廿八日庚寅。”《舊唐書·玄宗本紀上》亦作“癸亥朔”。均與陳《表》所定朔日相異（差一日）。置閏亦有出入。

  今考當時文獻及出土墓誌，儀鳳三年置閏正在十月而不在十一月。《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卷》第六册《梁表墓志》曰：“儀鳳三年九月廿二日遇疾，終於睦仁里之私第……即以其年閏十月二日葬於平樂鄉之原。”又如《千唐志齋藏志》第三〇九號《王强墓誌》載：“以儀鳳三年閏十月五日卒於私第……以其年歲次戊寅閏十月甲申朔（誤，當作甲寅朔）十九日葬於北邙山西北。”落款復題：“儀鳳三年閏十月十九日葬。”敦煌卷子Ｐ２００５《沙州都督府圖經》中亦有“唐儀鳳三年閏十月奉敕”云云。此皆可證是年實閏十月，《舊紀》可從，《新志》此處脱“閏”字，《新紀》則衍“閏”字（其下干支及紀事，《舊唐書·高宗本紀》及新舊《唐書·五行志》、《新唐書·宰相表一》、《唐會要》卷四四《木冰》皆係於十一月），但《新志》的脱字與《新紀》的衍文，皆非傳寫之誤，而是歐公據宋人《長曆》而誤删與誤補。

  對《新唐書》本紀與志書中的置閏及定朔的訛誤，也並非都是著者之誤，細緻辨析，而後可以確定是否爲傳寫之誤。如：

  《新唐書》卷三三《天文志三》：“（貞元）六年閏三月庚申，太白、辰星合於東井。占爲兵憂。”（第８６６頁）

  按：據諸家曆表，是年不閏三月而閏四月，“三月”當作“四月”。《舊唐書·德宗本紀下》曰：“（貞元六年）夏四月……閏月庚申，太白、辰星聚東井。”《唐會要》卷四三《星聚》亦曰：“（貞元）六年閏四月庚戌，太白、辰聚於東井。”《新唐書》本紀亦閏四月，皆可證。據《資治通鑑目録》卷二十二載是年亦閏四月（與《新唐書》同本於劉氏《長曆》），可知此“閏三月”非歐氏之舊文，當據改。又，庚戌爲閏四月十四日，庚申爲二十四日，《唐會要》所載小異，因《舊唐書》本紀“庚申”下復有“戊午，始雨”之記載，而“戊午”爲二十二日，不當次於“庚申”之下，頗疑“庚申”本作“庚戌”，而傳寫誤之，《新志》之“庚申”則襲《舊紀》之誤。此則略嫌書證不足，故仍其舊。

  （五）抄撮不同史源文獻而誤重

  《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三》在子部道家類附釋家中著録了“玄奘《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第１５２８頁），緊接著下行又著録了“辯機《西域記》十二卷”。似乎是兩種《西域記》，實則爲重複著録。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六《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宋藏經刊本》條曾指出“《通志略》分玄奘、辯機爲二書則大謬矣”，並據宋本題署舊貌進行了訛誤分析：“首題大唐西域記，次行題尚書左僕射燕國公製，不署張説名，宋元高麗藏本皆無之，明藏本始補名。序後題大唐西域記卷第一，又下行題三藏法師奘奉詔譯，又下行題大摠持沙門辯機撰，再下一行題三十四國，再下三十四國之目，再下爲總序，末有辯機後序。蓋玄奘奉詔譯此書，而辯機但排纂潤色之也。”

  

  百衲本《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

  據卷首唐燕國公張説序稱“著《大唐西域記》”，最早的書目著録也稱“釋玄奘撰”，稱玄奘“譯”顯然有誤，但此誤卻非舊本妄題。釋智升《開元釋教録》卷十三下、卷十七著録《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稱“釋玄奘撰”，而卷八上著録則云：“《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見内典録，貞觀二十年奉敕於弘福寺翻經院譯，沙門辨機承旨綴緝，秋七月絶筆。”卷二〇又著録：“《大唐西域記》十二卷，二百三十四紙，唐玄奘譯。”是唐代傳本即有署“玄奘譯”者，後世翻刻沿襲而已。

  而《通志》著録，則並非依據傳本，而是採自《唐志》，而《唐志》之誤，則當是抄撮不同史料所致。《新唐志》著録《大唐西域記》在“不著録”部分，該部分主要是根據史傳文獻以及北宋崇文院藏書而增補的，《大唐西域記》的重複著録，前者當即根據《舊唐書》玄奘本傳，後者當據《崇文總目》（《直齋書録解題》卷八地理類仍著録作“玄奘譯”“辨機撰”），編者或以爲撰人不同，書或有異，故分而録之。

  二、因史源文獻訛誤而誤補誤改

  《新唐書》採用各種史料入書，同時也會對其進行比較考察，凡有歧異者自當有所辨析而後決定取捨，正如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其對史料的比較取捨，一見於《資治通鑑考異》。司馬光編撰中對史料的辨析取捨因有《考異》明文標示，後人不僅知其然，而且能够知其所以然，並給後人重新審視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而《新唐書》著者卻没有留下類似的著作，後人無法全面考知其對史料辨析的情形，但我們還能通過一些有幸存世的史源文獻窺見一二。初步考察的結果是，《新唐書》對史源文獻的訛誤有所訂正，但也有一些失誤，即發現有誤，卻未能切中肯綮，改正其誤；甚至原文不誤，因爲著者誤解，因而增添了新誤。如：

  （一）

  因《舊傳》傳本誤字而誤補

  如：《新唐書》卷七《德宗本紀》貞元十七年載：“是歲，嘉王運薨。”（第２０４頁）

  按：嘉王運，爲代宗子，兩《唐書》均有傳，亦云“貞元十七年薨”。但嘉王運之薨，兩《唐書·文宗本紀》又載之於開成三年“八月己亥”。錢大昕《潛研堂集》卷二八《跋唐大詔令》云：

  予讀《唐書》十一宗諸子傳，嘉王運貞元十七年薨，而《德宗紀》貞元十七年、《文宗紀》開成三年，兩書嘉王運薨，疑其必有一誤。古稱三占從二，則以爲貞元者或可信。兹讀《寳曆元年南郊赦文》，有云“亞獻嘉王運、終獻循王遹各賜物一百匹”，則敬宗時嘉王尚無恙，其薨年必在開成，而斷非貞元，可深信而不疑矣。史傳中重複踳訛若此者甚多，顧安所得唐人文字而悉爲疏通證明之耶？此書凡百有卅卷，缺弟十四至廿四、弟八十七至九十八，《四庫書目》所缺正同，世間蓋無足本矣。

  

  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羅士琳等《舊唐書校勘記》卷八云：

  詔嘉王運、循王遹、通王諶並可光禄大夫。沈氏炳震云：“《新書·德宗紀》及兩書諸王傳，嘉王運皆貞元十七年薨，循王遹雖無薨年，然考代宗諸王，唯原王逵薨於太和六年，餘則未有在文宗朝者，此疑有誤。”張氏宗泰云：“嘉王薨在開成三年八月己亥，兩紀同。而《新紀》前於貞元十七年末云是歲嘉王薨，與後所書岐。因檢兩傳嘉王運下，恰是貞元十七年薨，而上書韶王暹貞元十二年薨，下書端王遇貞元七年薨，三貞元字並，而上作十，下作七，此必《舊傳》嘉王運下偶有脱蝕，而不知者遂聯合上下行字以實之。《新傳》遂不考而仍之，然本紀仍於三年八月書薨，則後之所書不誤，前之書於貞元十七年者，當又是校者不考傳誤而補之耳。”

  嘉王運在貞元十七年以後之事跡，《册府元龜》多有之，其卷一七七載：“太和五年……仍令所司擇日册命，以嘉王運爲幽州盧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志誠爲幽州節度觀察等使、留後。”（《舊唐書》一八〇《楊志誠傳》略同）卷三九、卷五〇七均載開成二年十月嘉王運與循王遹等“並可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賜上柱國，仍依百官例給料錢”（《舊唐書》卷十七下《文宗本紀》略同）。皆可證兩《唐書·文宗本紀》所載不誤，錢、張二氏所校甚確，沈氏所疑，乃未見《文宗本紀》所載之故。張氏所推訛變軌跡也較爲可信：《舊傳》傳寫涉上下文而誤作“貞元十七年”，《新傳》著者採之而不疑，又見《德宗本紀》不載嘉王運之薨事（據史例當載之），遂不及細考而補之（因卷帙相隔較遠，難以檢知，更無法記得），因《舊傳》本無月日，故依體例而繫之於是年之末。但張氏謂“是校者不考傳誤而補之耳”，則又未達一間，觀史官“是歲”之語例與《新唐書》本紀無後人妄補之例可知。《新唐書》卷七《憲宗本紀》元和十年書“是歲，丹王逾薨”，與此例同，亦史官誤書，而絶無後人校補之痕跡。

  （二）

  因《舊傳》誤脱而誤補

  如：《新唐書》卷二〇七《宦者傳序》：“唐制：内侍省官有内侍四，内常侍六，内謁者監、内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宫嬪簿最；二曰宫闈，扈門闌；三曰奚官，治宫中疾病死喪；四曰内僕，主供帳燈燭；五曰内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爲之。”（第５８５５頁）

  按：此叙唐朝内侍省制度，稱“内僕局掌宫中供帳燈燭”，與唐宋其他文獻頗有不合。《唐六典》卷十二《内侍省》云：“内僕局：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駕士一百四十人，典事八人。内僕令掌中宫車乘出入導引，丞爲之貳。凡中宫有出入則令居左，丞居右，而夾引之。”《大唐開元禮》卷二《皇太后皇后鹵簿》亦載皇太后及皇后出行，内僕令一人在左，内僕丞一人在右，行次於皇后重翟車之前。與《唐六典》所言相應。又《通典》卷二十七《内侍省》載：“内僕局，令二人。後漢有中宫僕令，掌車輿雜畜及導等。大唐置二人。”《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三·内侍省》載：“内僕局：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書令史二人，書吏四人，駕士二百人。内僕令掌中宫車乘出入導引，丞爲之貳。凡中宫有出入，則令居左，丞居右，而夾引之。”《唐會要》卷六五《内侍省》亦云：“内僕局掌宫中輿輦導從。”皆稱内僕局掌“中宫車乘”。

  《新傳》所載不僅與他書不合，而且也自相矛盾。《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二·内侍省》亦云：“内僕局：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中宫車乘。皇后出，則令居左，丞居右，夾引。”此亦明言内僕局職掌在“掌中宫車乘”。而《新唐書·宦者傳》所載又何以如此迥異呢？是否有可能“主供帳燈燭”也是内僕局的職掌之一，《宦者傳》所言與他書記載只是叙述的側重不同，而實際上並無正誤之分呢？《唐六典》雖然没有明確記載“宫中供帳燈燭”由哪一局負責，但所載五局各有分工，職掌明確：掖廷局掌管宫人簿籍，宫闈局掌管宫内門禁，奚官局掌管宫人疾病死喪，内僕局掌管中宫輿輦出行，此皆與“供帳燈燭”無關，唯内府局“掌中宫藏寶貨給納名數”，即負責中宫各種貨物進出之數，似可涵蓋此類。《通典》卷二七的叙述略顯明白一些：“内府局，令二人。漢有内者局令。隋曰内者。大唐爲内府，置令二人，掌内庫出納、帳設、澡沐等。”此所謂“帳設”，當即《新唐書》之“供帳”，指陳設宴會用的帷帳、器具等。而“燈燭”爲易耗物品，自然與内府出納相關。如此，則“供帳燈燭”之職在五局中最宜歸之内府局。《新唐書·百官志二》稱“内府局……掌中藏寶貨給納之數，及供燈燭、湯沐、張設”，則明確將“供帳燈燭”之職歸於内府局。記載最爲明確的是《唐會要》卷六五：“内府局掌宫中供帳燈燭。”是“供帳燈燭”與内僕局毫無關涉。《新唐書·宦者傳》將“供帳燈燭”之職屬之内僕局，既使内侍省的重要事務之一——導引中宫車輦出行之責湮没無聞，又使内僕、内府二局之職糾葛不清，其誤甚明。

  

  百衲本《新唐書》卷二〇七《宦者傳序》

  何以《新唐書·宦者傳》會有此之誤呢？觀《舊唐書》卷一八四《宦官傳》：

  唐制有内侍省，其官員：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謁者監六人，内給事八人，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别有五局：掖廷局掌宫人簿籍；宫闈局掌宫内門禁，其屬有掌扇、給使等員；奚官局掌宫人疾病死喪；内僕局掌宫中供帳燈燭；内府局主中藏給納。五局有令丞，皆内官爲之。

  《新》、《舊》兩傳内容基本相同，而關於内僕、内府兩局職掌更是高度一致，似乎是《新傳》沿襲了《舊傳》之誤。但檢《舊唐書》明嘉靖聞人詮刻本，“内僕局掌宫中供帳燈燭”下並無“内府局主中藏給納”一句，清乾隆間武英殿重刊《舊唐書》，始見此文。殿本多出的這句文字又從何而來呢？清劉文淇稱“近本（指殿本及其翻刻本）據《新書》補之”，甚確。這從此句稱“主”而不依上文述四局之職例用“掌”字亦可窺見其跡。殿本何以要據《新唐書》進行補改呢？這是因爲《舊唐書》此處所叙僅有四局，而上文明言“别有五局”，其有脱漏無疑，故校刊官據以補正。

  

  百衲本《舊唐書》卷一八四《宦官傳》

  但武英殿校刊官此處的校補卻大有問題：一是没有找到《舊唐書·宦官傳》此處的史源，而完全依據後出的《新唐書》進行校補，其内容未必完全相合。二是即使校補内容正確，也難以保持文字的原貌，因爲《新唐書》好删改舊文。三是此處雖缺一局，但未必是此句下脱漏了完整的叙述内府局職掌的那一句，而有可能是别種情形——如一句之中文字有缺漏。

  如果我們看到並比較了《唐會要》的這段文字，對此就能找到很滿意的答案了。《唐會要》卷六五《内侍省》云：

  唐制：内侍省，其官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謁者監六人，内給事十八人，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内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别有五局：掖廷局掌宫人簿籍；宫闈局掌宫内門禁，其屬有掌扇、給使等員；奚官局掌宫人疾病死喪；内僕局掌宫中輿輦導從；内府局掌宫中供帳燈燭。五局有令丞，皆内官爲之。

  此與上引《舊唐書·宦官傳》的文字，除内僕、内府二局職掌外，其在内容、句式以及文字方面幾乎全同（個别差異無關主旨），而其下所云“太宗詔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爲之長，階第四”，更與《舊唐書》一字不差，二者之淵源關係可謂一目了然。因爲《舊唐書》成書在前，不可能採用王溥的《唐會要》，但從《唐會要》成書過程看，也不可認爲是《唐會要》採用了《舊唐書》，觀二書下文叙述互有詳略可知。王溥的百卷《唐會要》是在德宗朝蘇冕、蘇弁兄弟修撰的《會要》四十卷（記載唐高祖至德宗九朝事蹟與制度）與宣宗朝崔鉉等《續會要》四十卷基礎上編撰而成的。此段相同之文字，當是《舊唐書》與《唐會要》同祖於蘇冕《會要》的原故。其實，不論《唐會要》的文字是來自《舊唐書》，還是二者同源於蘇冕《會要》，《唐會要》此處的“内僕局掌宫中輿輦導從，内府局掌宫中供帳燈燭”，都能有力地證明《舊唐書·宦官傳》與唐宋其他文獻齟齬不合的癥結所在：原來此處不是脱漏了“内府局”完整的那一句，而是上句“内僕局”脱了下半截，下句“内府局”脱了上半截，即在“内僕局掌宫中供帳燈燭”中間（“掌宫中”之下）脱去了“輿輦導從内府局掌宫中”十字。這顯然是因爲脱文末六字“内府局掌宫中”與上文“内僕局掌宫中”六字相似相同之故而造成的。殿本校刊官未作細察，以爲此脱“内府局”云云一句，遂有此據《新唐書》妄補之舉。

  何以《新唐書》也誤稱内僕局“主供帳燈燭”呢？這是因爲編撰《新唐書》時，宋祁等所見《舊唐書·宦官傳》已有此脱漏（今殘宋本無此句亦可資印證）。宋氏但見上文只有四局而不够“五局”之數，也如殿本校刊官一般誤以爲是此處脱漏了“内府局”一句，遂沿襲《舊傳》之誤文，而於此下據《舊唐書·職官志三》“内府令掌中藏寶貨，給納名數”（《唐六典》卷十二“中”下有“宫”字）之語概括作“主中藏給納”而補足之，以致《新唐書·宦者傳》叙唐代内侍省之制亦有此自相重複、矛盾之處。令人不禁稱奇的是，宋氏因《舊唐書》誤文而進行的改補，在數百年後又成了《舊唐書》殿本校補的依據。若非有《唐會要》仍然保存著這段同源史文的舊貌，以及聞人本仍保留著舊本訛脱的痕跡，後人實在不易抉擿其中之謬誤。

  《新唐書》此處的誤補提示我們：凡遇脱漏型訛誤，我們在校補時要注意琢磨具體的脱漏位置，所補文字要與前後文絲絲相扣。

  （三）因誤會誤記而誤補

  如：《新唐書》卷一四三《戴叔倫傳》：“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子琳反。”（第４６９０頁）

  點校本《校勘記》：“‘子’，各本原作‘惠’。按楊子琳爲瀘州刺史，大曆三年反，陷成都，敗走，入夔州，殺别駕張忠。見本書卷一四四《崔寧傳》及卷六《代宗紀》。楊惠琳爲夏綏銀節度留後，永貞元年反，見本書卷七《憲宗紀》。劉晏管鹽鐵在唐代宗時，而此云‘至雲安，楊惠琳反’。雲安屬夔州。根據時間和地理位置判斷，當是楊子琳反。今正。”

  今按：吴縝《新唐書糾謬》卷六“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條詳辨其誤云：

  《劉昌裔傳》云：“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説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剴曉大誼。環上其稿，德宗異之。”……蓋舊史止書爲“楊琳”，而脩新史者遂誤以爲惠琳。故其時世年月皆叅錯顛倒，前後不合。以子琳考之，則與紀傳年世事理皆符同，其誤昭然矣。今《新書》誤以“子琳”爲“惠琳”處凡二，此劉昌裔並戴叔倫傳，其誤皆同也。

  

  吴缜撰，王東、左宏閣校證：《新唐书纠谬校证》，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

  清羅士琳《舊唐書校勘記》卷五一“劉昌裔”條亦辨其誤云：

  楊琳之亂，張本“琳”上有“子”字，下同，云依《崔寧傳》。錢氏大昕云：“當作楊子琳，脱子字。”丁氏子復云：“楊琳當作楊子琳。”案《通鑑》二百二十四亦作“子琳”。三家所言甚當，然《册府》七百二十五已無“子”字，則其脱久矣。《新書》“琳”上有“惠”字，亦非是。子琳在代宗時，惠琳在憲宗時。

  吴氏從《舊唐書·劉昌裔傳》與《戴叔倫傳》皆作“楊琳”，而《新傳》皆同作“楊惠琳”或“惠琳”（凡４條）判定，此爲《新書》史官之失，而非傳寫之誤；羅氏則據《册府元龜》，知《舊傳》非著者之過，而是沿襲國史之誤，皆信然可從。《新》、《舊書》原本皆如此，則今人校訂不煩改字，但仍其舊，而於校勘記中説明即可。

  但諸家皆指“楊琳”脱“子”字，則仍可商榷。唐代杜甫《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廣德元年作）有云：“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横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朱注：楊琳即楊子琳。《通鑑》：永泰元年，瀘州牙將楊子琳舉兵討崔旰），顒顒兩川，不得相救。”韓愈《唐故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云：“劉公諱昌裔，字光後……楊琳爲横，巴蜀靡凋。”又《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統軍劉公墓誌銘》云：“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説。琳感欷，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皆稱“楊琳”或“琳”。此爲當時人詩文，文獻價值極高，可見“楊琳”原名如此，並非有脱字。唐人名與字相同或一字相同者甚多，楊琳字子琳，亦未可知。要之，“楊琳”非脱字可以確定。《新書》著者知唐朝時有楊惠琳謀反，見史源文獻權德輿撰《戴公墓誌銘》書“楊琳”反叛，以爲有脱字，乃補作“楊惠琳”，於是便有了《新書》的張冠李戴。

  （三）

  因《舊傳》誤字而誤改

  如：《新唐書》卷一五三《段秀實傳》：“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别將。靈詧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怛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卻，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己陷衆，非仁也。’嗣業慚，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爲判官。遷隴州大堆府果毅。”（第４８４７頁）

  按：《舊唐書》卷一二八《段秀實傳》、《資治通鑑·唐紀三十三·天寶十二載》載段秀實於隴州任軍府果毅，“大堆府”皆作“斥候府”。清錢大昕《通鑑注辯正》卷二云“‘天寶十二載斥候府果毅段秀實。注：《新書》作隴州大堆府果毅，此從舊書。’按：《地理志》無‘斥候府’之名，蓋轉寫之譌，當以《新》史正。”《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關内道載：

  隴州汧陽郡，上。……天寶元年，更郡曰汧陽。土貢：榛實、龍鬚席。户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口十萬一百四十八。縣三。（自注：有府四：曰大堆、龍盤、開川、臨汧。）

  此即錢氏所據，後人也多從錢説。但《宋本册府元龜》卷七二八《幕府部》載：“以秀實爲判官，授大候府果毅。”此又作“大候府”。而《全唐文》卷九九五《大唐故朝散大夫京苑總監上柱國茹府君墓誌銘》云：

  君諱守福，京兆人也。……武太后時，選補右領軍衞長上。考滿，授芳州仁里府别將，仍於定陵押當畢，授隴州大候府果毅。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中華書局，1989年。

  清人所見墓誌拓本亦如此，誌書於開元十年，時代相近，可相互印證。後又有出土的唐代文書可爲佐證。《唐諸府衛士配官馬馱殘文書二》（阿斯塔那１５０號墓）載有“大候府馮法靜”，凡有大池府、歸政府、秦城府、三畤府、育善府、大候府、□道府、正平府、大順府、懷舊府、靜福府等11府名。

  據此可以確認：《册府元龜》作“大候府”，説明唐代國史不誤，《舊傳》誤“大”爲“斥”，而“候”字不誤。《新唐書·地理志》誤“候”爲“堆”，而“大”字不誤，《新傳》見《舊傳》“斥候”之名，亦可見國史“大候”之名，覈之於《地理志》所據之史源文獻，以爲各誤一字，未及細考，遂改作“大堆府”，終不免以誤改誤之譏。　　

  （四）

  因誤解史源文獻而誤補誤改

  《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三》縱横家類小序：“右縱横家類四家，四部，一十五卷（原注：尹知章不著録）。”（第１５３３頁）

  

  百衲本《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

  按：《舊唐書》卷四七《經籍志下》小序云：“右縱横家四部，十八卷。”其中有“又三卷，尹知章注。”著録與小序正合，明無傳寫之誤。《新志》本之《舊志》，自當云“四家四部一十八卷”，而不是“一十五卷”；《新志》既云“尹知章不著録”，則不計尹知章一家，正好“一十五卷”，是《新志》前後自相矛盾。何以有此瞻前顧後之誤？且此云“著録”爲“一十五卷”及“尹知章不著録”，皆不合《舊志》實際情況。此當是著者先據《舊志》著録作“四家，四部，一十八卷”，後著者（或别一人）又見前“法家類”（隔名、墨兩家，但在同頁）有言“尹知章以下不著録三家，三十五卷”，誤以爲“法家類”尹知章注爲“不著録”，此“縱横家類”“尹知章注《鬼谷子》三卷”自當亦屬於“不著録”，故添補上小注“尹知章不著録”，同時改“一十八卷”爲“一十五卷”。　

  史源文獻的訛誤，可以直接幫助我們考察《新唐書》誤書的性質，而考見史源文獻的正確，也有助於我們了解《新唐書》誤書的緣由。如：

  《新唐書》卷一五三《段秀實傳》：“朱泚反，……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判官岐靈岳、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第４８５１頁）

  點校本《校勘記》：“各本原無‘判官岐靈岳’五字。按姚令言爲朱泚忠實黨羽，段秀實豈得與合謀圖泚？查《舊書》卷一二八《段秀實傳》云：‘秀實初詐從之，陰説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通鑑》卷二二八略同。是秀實所結非令言而爲令言之判官岐靈岳。觀本卷下文‘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亦明令言實不與謀，而《舊書》所記可信。今據補。”

  今按：點校本《校勘記》指出《新傳》此處訛誤甚確。《唐會要》卷八十載：“秀實初詐從之，陰説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遂皆許諾。”此明言“三人”，則姚氏排除在外。《册府元龜》卷五九六及卷六二二叙此事亦皆作“姚令言判官岐靈岳”。由此可知，《新傳》之誤並非出自史源文獻，而是史官倉促間誤讀了《舊傳》文字而删去了此五字，雖然没有版本可以爲據，也没有其他文獻作爲直接證據，但我們從《新唐書》的行文方式仍然可以考知。

  《新唐書》行文，首見之人物必姓名連舉或前加官職，而在下文再次叙及此人時則一般只單稱名而不書姓，更不復稱官職。若《新唐書》此處原文已有“判官岐靈岳”五字，則下文數句之後不當再稱“大吏岐靈岳”。前人對此早有認識，如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前集卷十五《正史門·唐史類》直指“新史乃削去‘判官岐靈岳’五字”。清顧炎武《日知録》卷二六“《新唐書》”條亦有辨析，以爲是《新書》誤讀而略去此五字。既然是史官誤删，則點校本的校補就成了可議之處。

  由上可知，《新唐書》之誤書與史源文獻的狀態頗爲密切。其沿襲史源文獻之誤而不察者，有採自《通典》的，有採自《昌黎先生文集》的，有採自《長曆》的，有採自《崇文總目》的，有採自國史的，更多的則是源自作爲撰寫藍本的《舊唐書》，皆可歸之爲失校之類。

  其誤校之類，則主要源自《舊唐書》的誤本。著者限於學識或其他條件，對《舊唐書》傳本多訛或歧出的材料没有經過細緻甄别就强作解人，貿然加以利用或訂正，以致造成新的訛誤，甚至原文不誤卻因誤解而誤改。對於“失校”與“誤校”這兩類《新唐書》原書之誤，整理者自當恪守“求真”的校勘原則，保存文獻的原貌，不改動原文，而僅在校勘記中揭示其誤。

  史源文獻的比較考察，使我們對古文獻的著者之誤也有新的認知：原書文字之誤，有著者新增之誤，但更多爲承襲史源文獻之誤。特别是史部文獻，由於其史料文本具有反復或輾轉傳承的特點，因此二者的關係尤爲密切。我們相信在通校《新唐書》之後，著者誤書的現象、類型和原由將會得到更加全面的發掘與總結。

  （本文原載《歷史文獻研究》，2017年第2期。

• 再读《女工》:

  作者：Ruby 发布时间：2014-01-05 19:44:13

  依稀记得，坚持读第一本所谓的课外书——大学借阅从图书馆《女工》，早已记不清故事情节，只知道浦小提是个很棒的女子。

  再读《女工》，已是八年后:一个坚韧自尊自爱的平凡女子，值得钦佩的普通女工，“靠双手吃饭，你不丢人”—浦小提，你是认真劳动努力活着的真女子！巾帼不让须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