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泰语(3)(含光盘)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本书是*泰语特色专业建设点第3册教材，在《基础泰语1、2》课文的基础上语句难度增加，段落加长，中文注释减少，练习设置增加随堂口语训练，加大翻译和写作的习题，能力逐渐从听说向译写方面转变，全面培养学生泰语表达能力，适合泰语中级水平的学习者使用。

"《基础泰语（3）》是在广州外语音像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泰语（二）》的基础上修改补充的教材。该教材按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基础泰语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是供学习者完成泰语语音和会话阶段课程之后，继而进入后续阶段学习的基础教材。

本书编撰和修订的原则是注重选材的文化内涵、思想深意、创作视角和语言规范。正式交付出版前，我们再次参考了泰国近年来出版的语文课本，对教材内容进行了调整、更新和完善。全书共有课文15篇，选材内容涉及中国历史、文化、旅游，还介绍了泰国的社会、风土民俗；练习设计注重多种技能的综合培养，通过选文与练习传授文化知识，培养文化意识，引导文化比较，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本教材配有录音资料，录音部分包括课文和词汇。

本书的泰语部分由泰国诗纳卡琳威洛大学人文学院泰语专家亚卡拉·汶荻副教授审定，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作为*第一批特色专业建设点系列教材之一，本书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通用语教学与研究中心提供出版经费。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使用者原谅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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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是供学习者完成泰语语音和泰语会话阶段课程之后进而学习的基础教材，选材广泛，涉及中泰两国的历史、文化、旅游及其风土民俗，进一步提高学习者语言、文化交流的能力。

• 作者：CH23SE 发布时间：2010-07-10 21:59:40

  貌似是有点难~~

• 作者：Sound of Hazel 发布时间：2019-04-04 09:16:05

  我明明才学泰语一年多 我的课本的教学水平却从小学跳到高中

• 作者：大叔的浊酒 发布时间：2023-07-26 19:57:09

  作者有相当扎实的历史考据功底，也具相当的讲故事水平，所以，读来前后一体，衔接紧凑，没有任何一处可挑的毛病。感觉很大气。

  唯一遗憾的是，在很多细微处，作者有故意“掉书袋”之嫌，明明可以用大众能读懂的词或话语，非得让读者去翻查词典。当然，这也许是文化人的自然功夫，但对普通读者而言，显得不够尊重。

• 作者：南方有嘉木 发布时间：2021-01-05 17:46:34

  一般性介绍。115页后都是学生评论。

• 作者：星河千帆 发布时间：2017-06-09 18:51:49

  这本学起来明显感觉难了一些，重要的是兴趣，还得坚持不断复习

• 作者：赤邑 发布时间：2013-03-27 14:45:35

  正在学习中。。。 只是找不到课后题答案

•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札记

  作者：慎独action 发布时间：2021-06-16 17:18:41

  第一编 变法与法治

  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一、问题及其意义

  ● 问题：运用国家强制力快速建设现代法律体系，过分强调法律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塑造作用，具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

  ● 观点：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超越传统，古为今用。（拿出范例、理论说明）

  二、全面理解法律的功能

  ● 问题：理解简单化，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

  ● 观点：法律是一种能建立确定预期的正式的制度； 国家制定法的出现和增进只是由于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方式变化而引起的制度变迁之一。

  ● 哈耶克：在一个传统和惯例使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预期的社会中，强制力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

  三、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难点

  ● 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不能照搬照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不是一种抽象的法治，而是一种从整体上最大程度地减少总成本、促进交换、促进财富配置最优化的规则和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法律和大量的习惯惯例。

  ● 难点：如何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法律环境下，将我国的传统商业习惯、民间习惯和立法相结合，予以确认，使之制度化、法律化，建设具有本土特色的法治经济。

  四、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新的习惯和传统

  ● 要求：本土资源并非只能去历史当中寻找，广大中国人的行为体现出来的模式、交易实践中正在形成的习惯惯例等也具有借鉴意义。

  重要性：借助本土资源有助于促进人们对法律的认可，从而获得更有效运作。

  五、另一种论证：地方性知识和有限理性

  ● 观点：作为一种制度的现代法治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

  ● 论证：首先，社会活动中所需要的知识很大部分是具体的和地方性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第二，外国经验不能替代中国经验；第三，文化和语言的原因，无法客观描述其试图描述的现象。

  ● 启示：人民创造历史，建设法治需要靠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国人民将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运用他们的理性，寻求能够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解决各种纠纷和冲突的办法，并在此基础上在人们互动中逐步形成一套与他们的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规则体系。

  六、结语

  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

  一、总问题：现代的、关注公民权利保障的法治给农村、农民带来了什么？

  二、电影揭示问题之一：是否存在一种无语境的、客观普遍的权利，并可以毫无疑问地据此建立一个普适的法律制度来保护这种权利。

  批评：按照一种普适的、客观的权利观和法律制度，权利和权利保护都将以一种外来的观念来界定，而对于人们对"地方性知识"却没有予以足够重视。

  作者观点：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

  作者建言：应当考虑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哪一种定义和权利保护机制更有利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均衡了相关各方的利益。

  小结：既然她的行为违背了德克海姆所说的那种由“社会连带”（social solidarity）而产生的集体良知，她就会在无形中受到某种非正式的社会制裁：[11] 在一定期间内，她将在一定意义上被“流放”（人们会不愿同她交往，她同其丈夫的关系也可能因之紧张）。因此，我们要问，这种正式法律的干预究竟是对秋菊的权利保护还是对她的更大伤害？在这以后，在下一次类似的纠纷中，秋菊还会再次诉求正式法律吗？

  三、电影揭示问题之二：由于种种因素，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领域内是超越正式法律控制的，因为政府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或对路的"法律"服务来保持这些社区的秩序。——结果就是农村社区内部产生了功能类似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权力行使者。

  ● 反省：一些学者在指出中国司法传统不发展、人们不习惯上法庭诉讼的特点的同时，并习惯性地将原因之一归于中国人有"厌诉"或"耻讼"的传统价值观。——只是一种变化语词的同义反复，因为所有能证明中国人有厌讼观点的只是他们很少进行诉讼的行为，而之所以这样行为的原因据说又在于他们有厌讼的观念。

  ● 解释上条：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解决：提供功能上能有效替代原有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

  附录：《从文学艺术作品来研究法律与社会》

  本文关注和研究的并不是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本身是否真的发生过，而是事物显示出来的逻辑关系和普遍意义，以及这种逻辑关系是否与生活的逻辑关系相一致。真实性并不等于真实发生过的某个事件；因为从哲学上看，任何对真实的再现（包括法律认定的事实）都是一种经思维创迨了的真实。人不可能研究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一切事，必定要有选择，要有描述和抽象，而任何选择、描述或抽象同时也就是对研究对象的“物自体”的构建，也即“扭曲”（不带贬义）。

  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

  一、问题的提出：当一个社会或国家中有几种文化共存时，对该社会的法律运行会产生什么特殊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什么，又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当代中国是否存在法律多元的问题？

  二、问题的展开：以一个"私了"案件为载体——受害者及其家庭在明知国家制定法所提供的正式法律保护的前提下合作了这种法律规避

  ● 批驳精英观点：精英主义者认为原因在于这些人不懂得自己的最佳利益——隐含义：只有受过法律训练的律师或政府官员才能了解他人的最佳利益

  ● 法律规避的合理性：于本案，维护了贞操、获得了赔偿；法律规避所证明的并非行为人对法律的无知和非理性，而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理性。——事半功倍，成本回报

  ● 国家制定法的作用：制定法在法律规避过程中仍扮演重要角色。

  1.知道会受法律惩罚是提出私了的前提；2.国家制定法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3.规避者在规避过程中获得的国家制定法知识对其未来产生影响

  三、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多元的研究的学术和实践的意义：

  1. 法律多元的研究指出了法律与社会生活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打破统一的法律模式的观念和世界单线进化的观念。

  2. 法律多元的研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律社会学研究的转向，促使法律社会学家转向对那些作为社会背景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正常"方式的研究。

  3. 打破以欧美法律制度为理想模式的迷梦，发现和重视在社会中一些适用于中国的、有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规范性秩序，从而建设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同时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法制。

  再论法律规避

  一、尚未回答的问题：分析法律规避提出，国家制定法是否天然合理？法律规避果真"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解决思路：当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制定法来同化民间法，而是应当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法律规避的制度创新意义。

  二、再论民间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

  ● 前提：国家制定法是否合理，不在于逻辑和思辨，而在于经验。

  ● 建议：选择一种混合型的制度，一般假定民间法更优，将更大的纠纷解决空间划给民间，国家制定法仅仅介入一些必须介入的领域。

  ● 前案启示：双方之所以法律规避，是因为私了对当事人更有利，共同生活空间。——博弈论：该私了实际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逃避"囚徒困境"的一种最佳选择。（囚徒困境：在多次博弈的前提下，博弈双方合作的收益大于不合作；合作将产生帕累托最优，而不合作将得出纳什均衡。而合作之所以可能，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博弈双方的交流不存在阻隔，且交流双方的关系是反复博弈的而不是一次性的）

  ● 妥协与合作：国家制定法应当对民间法适当妥协、寻求民间法的合作。

  三、法律规避与制度创新

  ● 举例：中国1970年代末的经济体制改革，那些经由个人、企业或地方官员发起的改革措施，都可以视作一种对当时正式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规避。——实质上是特定制约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 对例子之论述：改革初期法律不完善，法律规避措施实际上是对制定法的丰富充实和临时补给；这也是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创新，打破旧体制，通过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理性选择而逐步形成新规则体系，减小改革阻力，节省改革"交易成本"。—但也要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不然制定法权威尽失。

  四、结语：此案例分析还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的法律

  ● 文化保守不足以解释私了之普遍性。问题在于外生的法律目前难以给当事人的现实生活带来更大、更确定的利益。

  ● 中国法学界之角色：通过努力来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打破文化阻隔，形成"公共知识"。

  ● （作者将"法律规避"推向普遍）法律词语本身特性、法官适用法律的弹性等。虽然如此，法律未死。

  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

  ——关于法律文化的一点思考

  一、问题之提出：是否多立法就可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稳定发展？换言之，当我们已经确定市场经济的发展导向之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律？

  二、论述思路：市场经济并非由广泛经商便可自发形成，需要一个相应的社会法律文化基础；分析社会法律文化与构想中的市场经济不适应的一面；批判"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口号。

  三、对韦伯观点之介绍：

  ● 市场经济不限于经济，而与社会结构相联系——固然要关注生产、交换等硬要素，软要素也不容忽视，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法律制度、宗教等。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特殊经济，特殊在其参与者以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获得利润。

  ● 现代市场经济特点之一是"形式理性"：重视原则和形式（法律的内在逻辑关系和整体关系），不专注于具体个案，从形式上推出结果、预测结果。类似于程式化。

  四、由韦伯之观点反思我国

  ● 问题：我国社会在经济活动中、法律制度运作上，还十分缺乏上述"形式理性"，"实质非理性"的因素是主流。

  ● 任务：法律工作者应当使我们的法律理论思维更精密、语言表达更精确、逻辑表述更严谨，从而具有更多的"形式理性"。

  五、批判"市场经济就是法治/法制经济的论调"

  ● 理论上：这一命题暗示了只有市场经济才是法治经济，而计划经济是行政经济、人治经济的倾向。

  ● 马韦：【没有一种经济活动没有相应的法治，法治本身并不必然允诺了一个美好幸福的社会。】不可薄古厚今」否认市场经济之外的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观点反映了我们的傲慢与偏见，一种自以为是，一种由非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带来的虚假成就感。

  ● 其次是实践上：以该口号指导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可能产生恶果。第一是盲目搬用中国以外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法律，忽视具体国情；其次是导致一种经济和法治上的先验论；最后是鼓励人们支持政府以加强法治的名义过多干预经济。

  六、结论

  ● 法学理论界也缺乏"形式理性"，过于注重对社会问题的政治性回应，而非注意理论的精密、细致、系统化和自洽。

  ● 法学工作者要注重对理论自身的分析和对我们自身的理论思维方式的反省和改造，也就是改造"实质非理性"的法律文化传统，发展"形式理性"。

  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

  一、问题及其意义

  ● "立法兼顾效率与公平"理论的通常依据：以法律保障社会公平，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有效，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实行有效和必要的国家宏观调控，打击违法犯罪，保障经济发展稳定有序。

  ● 上述依据之理论弱点：第一，不是充分从市场经济运作的原理本身对立法加以充分讨论；第二，这种分离市场经济和法治的理论实际上否认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活动在某种层面上也是经济活动（立法/管理经济活动需要成本）；第三，往往将有关市场的立法与其他法律分离开来，是机械的，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整体观。

  ● 意义：启示我们应当从市场运作的角度考察立法，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指导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使法律成为市场经济的运作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破产法何以难行

  ● 交易成本过高：司法不具备规范化、程序化和批量化；法律的不配套、社会条件不成熟。

  三、立法的效用最大化——启示之一

  ● 在立法时考虑资源配置追求效益最大化时，更应当注重立法后司法执法的费用和收益。

  ● 微操：首先，合理配置立法资源，谁先谁后，有个章法；其次，考虑立法后的司法和执法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四、市场与法律的替代——启示之二

  ● 有时市场本身就可以更有效地解决一些我们习惯认为更需要政府运用立法不断干预的问题。

  ● 一定条件下，立法的选择实际上与经济的选择可以完全一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市场规律的决策往往就是正确的法律决策—不存在截然分开的法律决策和经济决策——我们应当摆脱传统的法条主义的立法研究，注意研究市场和经济的运作规律和需求。

  ● 破产法与国库券法的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立法例子也说明了法律选择的必要性，实践理性。

  第二编 司法问题研究

  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

  一、问题

  ● 三趋势：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的专门化；法律机构具体设置的专门化；相对独立的法律机构运作。

  ● 重点：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独立的法律机构运作，及相关特点。

  二、社会分工与法律活动专业化

  ● 批判：不能仅从政治目的论来解释"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 问题之提出：什么是司法独立或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得以实在化的社会历史条件？

  ● 初步观点：历史演进的结果，与社会劳动分工的增加、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趋势相联系。

  ● 论证：在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司法行政不分的现象可能是人们面对相对简单的社会管理和统治任务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实践智慧；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错综复杂、矛盾冲突大量增加，经济活动剧增，迫切需要专门、能干的法律事务人员。

  三、法律活动专业化的利弊

  ● 批判：异口同声说好的，不过是有选择地列举一些支持其"逻辑论证"、实际是其理念的证据。

  ● 正面影响：法律的运作日益与直接的道德和政治性因素相分离，缓和冲突；案件处理程序化、规模化，权威增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形式上得到强化。

  ● 负面作用：法律判决的日益形式化；繁文缛节，重细节轻总体，造成程序障碍，进一步使成本增加；出现法律行业的垄断

  四、法律机构与社会的必要隔阻

  ● 问题：法律活动与社会生活互相影响的程度

  ● 反思：传统地讨论司法机构独立性问题一般局限于与党的领导和政府活动的关系，很少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 法律与社会生活过度联系：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深入会消解法律的权威性，特别是在"熟人社会"；法律过于延伸会为各种社会力量干涉法律活动开了口子，如企业派驻税务员

  ● 社会舆论：虽然总体上必须服从社会舆论，但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应当与社会舆论保持适当距离。社会舆论可能具有真理性，但真理并非以舆论为标准，此外舆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如果过分强调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活动的监督，更有可能是给具体的审判人员造成压力，结果将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法律的运行变成隶属于政治和道德的活动。

  ● 强调：反而加强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操守加以舆论监督；以报界、新闻界为代表的舆论界也并不总是公正无私；法律活动必须放弃一定独立性才能获得更多的独立性。

  五、结语

  ● 加强法律队伍和法律机构的专业化建设

  ● 对法律的舆论监督不可与对具体司法执法人员的监督混淆

  ●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

  《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

  一、权利的冲突

  ● 权利的相互性：权利之间难以划清界限，保护某种权利实际上必然会侵犯另一种权利。

  ● 重要的不是承认权利，而是如何恰当地配置权利，并因此给予恰当的救济。

  二、权利的通约和权利的配置

  ● 科斯：在权利冲突时，法律应当按照一种能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的方式来配置权利，使得产出最大化

  三、制度和权利配置方式

  ● 两种方式：一种是制度化的方式活规则的方式；另一种是衡平或个案的方式。本文指制度化的配置方式。

  四、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 首先，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不在于其被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根本上看，在于这种规定的制度效益：文学产品、科学进步等。

  ● 制度化配置的言论自由权利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更为有利。

  ● 更大程度的言论自由可能是从根本上改变贾氏以及相似之人的境遇的最深刻和最有力的途径。

  五、结语

  ● 保护弱者也不应超越法律，法律不是满足情感直觉的工具。

  ● 言论自由是一种传统，需要我们在日常的不经意处精心维护和培养.

  选读部分文章总结而成

  2021年6月16日

• 雄辩，以及法律中的雄辩

  作者：时间玫瑰 发布时间：2021-11-26 00:39:59

  ——读《法庭之王》和《哈佛雄辩》

  刘星

  庭中对抗，需要辩论。因此，辩论作为一种技艺，发展下来就是一种职业的标志，其成熟耀眼的符号则是雄辩。

  研习法律的人，从来都是关心辩论的，仿佛辩论乃至训练得雄辩自如是法律行内的本分。为写一类专业的“作文”，一日来到了近邻的书店，发现两本书——《法庭之王》和《哈佛雄辩》，两书的共同特点在于通过律师讲雄辩，反过来再通过雄辩赞律师，而且历数美国律师才俊，于是，更为相信这是业内的看家本领。

  上面两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叙述美国法律辩论的个案。从中，我们可以细细品味尼克松水门事件法律辩论的戏剧性变化，慢慢咀嚼辛普森刑事案件开庭诉讼的峰回路转。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了解律师这样一个屡被文学作品痛快描述的社会精英符号的实际底蕴，以及因其根深所以叶茂。

  辩论以至雄辩，是自古以来人类理性的一种“现场发挥”的极致。不论何种职业，何种角色，何种时代，我们都可以发现其有意义的一面。它们，能够调动我们的情绪、激发我们的想象，甚至使我们可以更好地提升对社会及人事的“问题意识”。所以，类似的书籍汗牛充栋，自是不奇怪的。

  然而，我在这里关心这样的问题：法律中的雄辩，以及由此而来的时下中国诉讼程序的抗辩式改革，究竟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如果对结果产生了另一方面的疑问，则类似书籍（如《法庭之王》和《哈佛雄辩》）的话语意义在法律的语境中是否需要重新检视？

  大凡了解现代中国法制进化过程的人都知道，从前，中国的庭审是以法官为核心的，专家称其为“纠问式庭审”。这是说法官才是“法庭之王”，法官不仅有裁判的权力，更有从头到尾追问以使案情水落石出的权力。法庭的流水线作业，是以法官为主角的。后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持续，中国的法学家和法律家都发觉英语国家“对抗制庭审”才是最吸引人的。对抗，意味着庭审参与者积极地挑战对方，使出浑身解数，投枪掷匕，明中较劲。而法官则是消极静观的角色。人们想象，对抗式的操作，可使庭审的过程从混沌走向清晰，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当诉讼两造竭尽全力为己利益而攻击对方的时候，法官才能更为清楚纠纷的关节要害。

  庭中对抗，需要辩论。因此，辩论作为一种技艺，发展下来就是一种职业的标志，其成熟耀眼的符号则是雄辩。正因为辩论可以成为一种法律职业，而且，法律雄辩是需要训练成熟的，所以，“法庭之王”的位置从法官移向了律师。

  法律中的雄辩，需要专门的术语、特殊的论证思路和具体的法律知识。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英语国家中律师的雄才伟略的表现既是滔滔不绝，又是方寸齐整。同时，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律师可以静悄悄地完成财富的自我流向，正如美国的高档律师可以不吭声地每小时收费高达1000美元。

  财富的自我流向，是一种回报。

  可是，我们应该注意，当这种回报以法庭审判对抗制的改革为背景的时候，是有问题可究的。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尤其如此。

  雄辩作为一种技艺，作为法律职业的一个重要代码，其根本之意在于社会分工，以及其所产生的所谓“内行外行”的依赖关系。我们都有自己的职业，都有个性化的生存方式，所以，我们之中总有人无暇去训练从而只好去依赖他者的“法律雄辩”。这样，对抗制的诉讼程序，只好滋生专业的雄辩之才——律师。

  依赖律师进入诉讼，笼统看去似乎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资源财富的相对占有量这一维度去看，我们可以发现尴尬的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律师从其产生之日起便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排序以及生活享受的外露，已使我们无法怀疑这一点。当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角色和等量齐观的另类中产阶级角色或者更为“有闲”的社会角色从事“入讼”交易之时，当后两者的财富因交易的成功而转向前者之时，我们可以相信，这是社会分工的理所当然。因为，内行提供了外行所需，外行回复了内行的所求。于是，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中的“正当”问题。

  相反，如果作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律师阶层，通过诉讼之前的交易获取了收入低微、生活拮据的一般民众阶层的财富，那么，我们必须追问其中的“正当”问题。这里的意思，不是在问“为什么律师可以这样取得财富”，而是在问：诉讼无非是解决民众的纠纷，而解决的过程可以是多样的，并非要以“雄辩”为必要条件，那么，为什么底层民众必须要以付出成本（甚至高昂成本）的方式进入解决纠纷的诉讼？

  纠纷的解决，时常可以不依赖“法律雄辩”式的包装而获得实现。其实，我们的确有理由怀疑这样一个见解：明智的法官，只有通过双方律师的雄辩，才能作出明智的判决。不难发现，如果法官是明智的，只要他清晰知道了争议的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他就可以作出明智的判决。有时，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由于双方律师的雄辩或曰“智慧的诡辩”，法官倒可能变得视线模糊、判断模棱两可。在这个意义上，收入低微、生活拮据的低层民众以付出成本的方式进入诉讼，就变得有违“正当”了。

  我们都不希望“法律诉讼的空间”成为有钱人的空间，更不希望钱财可以决定诉讼的命运。但是，信赖对抗制庭审，从而依赖雄辩，依赖获取财富才能施展雄辩之才的律师符号，诉讼有时就只能是有钱人的天下。这不是说“法律中的雄辩”一无是处，而是说，这种雄辩，以及其所映照的对抗制庭审式的诉讼改革，其背后依然存有裹挟利益驱动的意识形态话语运作，其所带来的利益转换，有时是不光彩的。

  话说至此，从另一角度再看“法律雄辩”一类书籍的话语意义，追究其深层的另外一面，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