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家庭治疗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青少年的家庭治疗:打破对抗与控制的循环怪圈》提供了如何面对并解决问题青少年及其家庭问题的案例，包括饮食失调、抑郁症、自杀、攻击性、叛逆、精神变态、学业问题以及离开家庭等。还讨论了在家庭治疗中可能会犯的错误以及怎样避免这些错误。作者生动的叙述，展示了从事问题青少年家庭治疗工作拥有的快乐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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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青少年的家庭治疗:打破对抗与控制的循环怪圈》提供了如何面对并解决问题青少年及其家庭问题的案例，包括饮食失调、抑郁症、自杀、攻击性、叛逆、精神变态、学业问题以及离开家庭等。还讨论了在家庭治疗中可能会犯的错误以及怎样避免这些错误。作者生动的叙述，展示了从事问题青少年家庭治疗工作拥有的快乐与挑战。

•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5-16 11:37:22

  一本好教材，一部狗血剧。

• 作者：桦桐心理社工 发布时间：2011-06-15 09:21:08

  佳品。句句可以引起我的思考。

• 作者：Q这一切的一切 发布时间：2024-04-15 16:09:11

  学科框架很好

• 作者：上帝哭了 发布时间：2011-11-25 09:24:32

  家庭治疗，还是一个缺口。。。

• 作者：逆风飞扬 发布时间：2020-08-24 23:03:54

  彩图还算好看，文字无甚亮点

• 作者：Neroat 发布时间：2019-03-05 01:11:32

  2010.03.24.第一次阅读的时候觉得很新颖，虽是吸血鬼题材，其实是披着魔幻外衣的小言，文笔一般，想象力挺丰富的。

• 如何成为一名认知行为疗法咨询师

  作者：春日迟 发布时间：2021-01-16 10:30:18

  虽然CBT/认知行为疗法这个名词在心理咨询圈这几年也算是普及了，可似乎绝大多数人还是对这种疗法知之甚少。刚好现在寒假，我就把这本书翻了出来，结合这两年的学习经验整理下了下笔记。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什么是CBT及基本原则；评估会谈及概念化；第一次会谈结构；第二次及之后会谈结构

  首先，什么是认知行为疗法(CBT)？

  CBT是一套结构化的、短程的、着眼于现在的心理疗法，目标是通过矫正功能不良的想法和行为来解决来访的问题。

  CBT的理论假设是生活中的压力事件与困难本身不一定导致问题，特定心理障碍的背后有着一套独特的信念和行为策略。治疗师需要识别这套信念体系，通过各种方法来引发认知改变，从而带来持久性的行为和情绪改变。通常来说，当来访学会用一种更加现实和适应的方法评价自己的思维时，状态就会有所好转。

  书中列出了CBT的十个原则，我觉得太繁琐了，这里讲五个自己认为重要的。

  原则1：咨询师要不断完善自己的概念化，且和来访分享自己的概念，以确保和来访达成一致，同时教会来访用CBT的框架去思考。这点和动力学疗法非常不一样。

  原则3：CBT强调合作与积极参与，双方一起决定每一次会谈要做什么，以及布置多少治疗作业。这点对于困扰不重的来访来说容易实现，对重症患者很困难。

  原则5：CBT的治疗永远从当下问题的检验开始，只有出现下面两种情况时才把注意力转向过去：一是不探索过去会危害到咨访关系的时候，二是功能不良的信念与童年关系密切时。

  原则6：除了减轻症状外，CBT还希望来访者可以成为自己的治疗师，强调预防复发。这一点我在看书前是不知道的，书里作者不仅帮助萨利制定目标和计划，还教会她如何自己做这些事情。每次咨询时她都鼓励萨利做笔记，从而在咨询外可以回顾这些内容，以提醒自己在咨询中学到的技能。

  原则7：CBT有时间限制，对单一病症的患者治疗时间通常是6~14周。初始的时候一周一次，随后调整到两周一次、每月一次，在结束后还可以安排每年4次的定期强化性会谈，有点像是每年做体检。对于新手咨询师来说往往很难在十几次内顺利结束咨询，因此应该适当地给自己放宽期限。

  进行认知行为疗法的时候，向来访者介绍基本结构、描述你们将会做什么改变及阐述基本原理是很重要的。这么做的好处有几重：一是人们更愿意去做自己理解且认同的事情，许多新手咨询师（包括我）常常会给来访一堆任务却忘了解释原因，以至于对方不明白这么做的原因。二是在解释的过程中，咨询师自己会更熟悉CBT的框架和原理。最后，每一次的心理教育都是为了来访以后能在生活中自己运用CBT的技术做准备。

  作者建议所有治疗师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学会把CBT的原理和技术运用在自己身上

  。比如刚入门的时候，制定的小的、明确的、可实现的目标，对小的收获也要给予肯定，不要将自己和经验丰富的咨询师做比较等等。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就是给自己准备一张“应对卡片”，写下自己一些宽慰自己的、应对性的想法，比如：

  我的目标不是今天就把患者治好，也没人期望我这么做。”

  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同盟，如果可以的话能解决一些问题，锻炼我的认知行为疗法技巧。”

  和其他任何疗法一样，CBT刚开始的阶段最重要是建立治疗同盟及收集信息

  。许多研究证明，咨访关系与积极的治疗效果呈显著的正相关（Raue & Goldfiled，1994）。

  在正式的治疗会谈开始前，你需要先做评估会谈。评估会谈的目标有如下几个：

  l 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来访的资料，理解对方的背景

  l 决定你是否是合适的咨询师，CBT是否是合适的疗法，是否需要其他辅助治疗

  l 开始建立治疗联盟，获取来访的信任

  l 让来访了解治疗的结构和原理

  l 识别重要的问题并设定总体目标

  l 最后，还要让来访理解治疗的频率及大概时长（一般每周一次，一共三四个月，严重的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久）

  书里写得很理想，评估阶段基本一两次会谈就结束，但对新手咨询师来说往往需要3~4个小节才能完成。一些机构（如医院、大学咨询中心）出于时间限制，初始访谈只有一个小节，这种评估的目的往往只是决定是否要转介来访以及要将来访分配给谁，而不是进行开始一段治疗。

  评估时需要采用认知模式/理论做初步的个案概念化，这也是难倒大部分咨询师的一关。

  认知理论假设人的情境和行为都与对情境的理解和想法有关，情境本身并不直接决定感觉和行为。治疗师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来访给出的信息，通过概念化发现对方的核心信念、中间信念及自动思维，以及这些信念是如何导致了来访的问题、影响来访生活的。下图的信息加工模型就展示了一个负面的核心信念是如何对生活中各类消息进行加工，从而自我强化的。

  

  核心信念是我们心灵最底层对自己、他人及世界的看法，它的来源是人们在早期阶段试图理解周围的环境、发展适应性的功能，从而产生的一种连贯地组织自身经历的方式。

  核心信念发展出的是中间信念，一共有三类：态度，规则和假设

  。比如说：

  l 态度：成绩不好的人是可耻的

  l 规则：没有竭尽全力就不算努力

  l 假设：当我请求帮助的人，他人会拒绝我并看轻我；如果我不开口的话，就没事

  当中间信念遭遇特定情境时，就会引发自动思维，从而影响人的情绪、行为和生理反应。书中给出了一个很详细的范例：

  

  发展出心理障碍的个体，除了根源上的负性核心信念外，往往生活中存在一个或多个不断强化他/她信念的反馈系统。或者是突然遭遇到重大的生活打击，诱发强化了之前本不严重的负面信念，导致对待他人、世界的根本态度出现改变。

  适应不良的信念往往使人痛苦，于是人们便发展出特定的应对策略/补偿策略。比如一个不自信、认为自己无法胜任的人，往往会过度准备或者加倍小心，以免出一点差错。这些策略可能会带来改善（因为努力而获得好成绩），也可以造就痛苦（责备自己不够勤勉），咨询中让来访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下面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进行认知概念化：

  “患者是如何发展出这种障碍的？”

  “有什么重大的生活事件、他人和经历？”

  “他/她看待自己、他人和这个世界的总体态度是什么？”

  “生活中，他/她学会了运用哪些策略来应对消极信念？”

  “他/她的信念是如何被维持的？”

  最开始的概念化肯定是不完美的，需要随时修订。不过有了这个概念化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正式的治疗了。第1次会谈时咨询师要向患者介绍每小节的结构，以及如此设置的原因。

  第1次会谈的结构如下：

  l 初期：设置议程，心境检查，获取患者的最新信息，讨论患者的诊断并进行心理教育

  l 中期：确认问题和设置目标，教育患者了解认知模式，讨论问题

  l 结尾：给出或者引出总结，回顾家庭作业，引出反馈

  议程设置如何进行，书中的咨询师做得很好了，总结起来就是：引入→给出理由（确保有时间讨论重要的问题）→邀请合作。心境检查可以用客观量表引出，不过个人倾向于使用10分法，这样更简便，每周都填表也太烦了。

  讨论诊断对国内来访和咨询师来说可能都有些困难，总的来说，尽量避免使用术语或贴标签，更容易让来访放心的是提供关于他们症状的信息，增进他们对自身的理解。不过有的时候，提供诊断名字也能减轻来访的自责，让他们觉得“啊，原来不是因为我（这个人），而是我生了病”。

  讨论完诊断后，就可以将问题转化为目标了，这个阶段记得邀请来访一起合作，共同制定问题清单。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挑选一个小的问题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案。在结束阶段，需要总结会谈内容并强调重点，这个部分由来访做会更加有效。同时还要讨论家庭作业的可行性，要求来访估算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是个很有效的方法，因为大部分人会高估任务完成的难度和需要的时间。

  第2小节至结束前的每小节则采用下面的结构：

  1. 心境检查

  2. 议程设置

  3. (最新信息获取)

  4. 家庭作业回顾

  5. 对具体问题进行工作，并教授对应的认知行为治疗技巧

  6. 针对问题共同设置相关的家庭作业

  7. (重复前两步直至结束前几分钟)

  8. 引导来访进行总结

  9. 回顾新布置的家庭作业

  10. （引导反馈）

  其中3、7和10我用括号圈了起来，因为实操过程中发现不是很有必要。来访往往会在家庭作业或者问题讨论中报告自己的近况，除非是重大节日、医院复诊等事情，不然不需要额外过问。许多问题背后往往盘根错杂，每个小节能讲清楚一个问题已经不错了，我很少遇到有时间工作第二个问题的情况，除非是来访不配合/不参与讨论。最后引导反馈的环节对于第一次进行咨询的来访来说，每月一次即可，每周一次太过频繁。

  家庭作业回顾这个环节有时会花很多时间，因此如何将时间在回顾作业和问题讨论两者间分配就成了CBT治疗中的一门艺术。因为CBT强调通过反复操练习得新的技能，因此家庭作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你认为关键的一些作业，即便困难也得提醒来访完成。如果你不回顾，来访一定不会再做作业，因为你这样相当于在告诉他们作业不重要、可以随意对待。

  每次会谈的最后，可以让对方谈谈他们认为会谈要点有哪些，确保这些想法被记录下来。因为患者常常会忘记在治疗会谈中发生的事，因而记录尤其重要，我们可以做：

  l 帮助他们评估未来一周中可能会遇到的自动思维，并做出应对

  l 教会他们在未来一周中可以进行练习的新技能

  例子：“如果我回避去书店，就提醒自己，我也许可以胜任那里的工作，而且如果做不好我随时可以辞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认知行为疗法的目标是帮助减轻来访的困扰，并教会他们一些能在一生中使用的技能，而不是帮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如果你感到来访能够通过学到的技术应付最初寻求治疗时想解决的问题时，就可以准备结束治疗了。有些来访可能会对结束治疗存在担心，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肯定他们的担忧、强调他们的进步，还有逐渐降低治疗的频次，让他们有时间去适应没有治疗师帮助的生活。

  最后，我想指出的一点是，教材里的一切都非常整齐而结构化，现实生活往往并非如此。比如你会碰到情况非常复杂的来访，不知道最准确的诊断是什么，也难以进行概念化。有的人对咨询或咨询师不信任，建立治疗同盟可能都要花十几节的时间。还有的会破坏咨询设置，或者因为突发事件而改变坚定。因此，如何在结构化的框架内保持灵活性，或者在混乱的情景里努力维持基本的结构，对咨询师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 【转】许宏：略论二里头时代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7-01 10:16:05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教于山东大学，199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1999-2019年，主持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文明与早期国家的考古学研究。著有《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2000）、《先秦城邑考古》（2017）、《最早的中国》（2009、2021）、《何以中国》（2014、2016）、《大都无城》（2016）、《东亚青铜潮》（2021）、《发现与推理》（2021）等，出版自选集《踏墟寻城》（2021）、《溯源中国》（2021）、《焦点二里头》（2022），主编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集成性专著《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等。

  一

  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后，在对中国上古史所作分期描述中，一直存在着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前者以神话传说表述远古时期，在进入历史时期后，一般采用朝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史前时期，已被证明为信史者则与文献史学合流，亦冠之以朝代名或主要诸侯国名。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两大话语系统才归于一系。

  其实，鉴于中国历史与考古学界的学术传统及对学科终极目的的定位，无论文献史学界还是考古学界，都是把两大话语系统最大限度的趋同作为努力的方向的。也即将“信史时代”的上限尽可能前提，扩大两大话语系统的“共同语言”部分。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长足进展，文献史学界开始更为广泛地采用考古学的分期语汇。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近年出版的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邀约考古学者来撰写“远古时代”部分。史前考古“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1]的观点，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由是，仰韶时代、龙山时代[2]一类纯考古学语汇的命名已跳出考古学的圈子，而为史学界及其他相关学科乃至大众所接受。

  但愈是时代久远，二者“拟合”的可能度就愈小。因而对于史前时期，学界也只能听任诸如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与三皇时代、五帝时代之类异质话语系统并存。强将二者比附者，一般也多被认为属推测性质，存此一说而已。

  上个世纪初叶，甲骨文的发现与释读，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从而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至上个世纪50年代，又由于早于殷墟而文化特征与之近同的郑州商城和二里岗文化的发现，考古学上的商文化遂被上推至二里岗期。

  我们认为，这是目前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两大话语系统能够契合的最上限。前此的时代，都属尚只能用考古学术语来表述和命名的时代。本文所要论及的“二里头时代”即是其中最后的一个。这一时代因约略与文献所载夏王朝的存在时段相合，而往往被径称为“夏代”，或“相当于夏代的时期”。这反映了学界力图上推“信史时代”之上限，统一两大话语系统的迫切愿望。然而目前的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确立。这就是我们提出“二里头时代”这一概念的先决条件。

  二

  顾名思义，“二里头时代”的概念，源自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一般认为“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延续300多年或将近400年”[3]。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报告所给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也在公元前1880年～公元前1520年之间[4]。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上接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王湾三期文化，下接二里岗期商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即龙山时代[5]，一般认为相当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左右[6]。在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还存在着“新砦期遗存”，约持续100年左右的时间[7]。目前，尽管在对这类遗存的命名上尚有歧见，但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较之中原龙山文化更为密切这一事实，已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为数不少的学者更认为其本身就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8]。鉴此，“二里头时代”的时间跨度，应约当公元前2000~前1500年。

  这一时段的绝大部分，与文献记载中夏王朝的存在时间相吻合。然而，尽管从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上看，“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最重要的对象，或者说最有资格担当“夏文化”的称号，但就目前的发现与研究状况而言，我们仍无法将这一与夏纪年大体对应的历史时期径称为“夏代”。鉴于有关夏王朝的记载在时代较早、可信度较大的文献材料中时有所见，因此有理由相信它的真实存在，我们只是认为到目前为止尚未掌握可以确证夏文化的考古学证据而已。

  “二里头时代”这一概念的提出，植根于对夏文化探索之课题定位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夏文化探索本身作一些分析。

  以殷墟的发掘为中心，殷商文明的确立给三代文明的探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和文化特征上的基点；同时，它在方法论上也影响甚至决定了三代考古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对夏文化的探索，可以从殷商文明的研究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其中，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是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才最终使商史成为信史。我们认为，这一环节也是确认夏文化、夏王朝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夏代考古之所以没有突破性的发展，根本问题就是没有发现有关夏代的文字史料……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条件，但却是必须通过的一关”[9]。这是颇为中肯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文明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在性质上尚有重大差别。

  回顾以追寻夏王朝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探索之历程，可以看到，数十年来学界的主要注意力和论辩的焦点集中在了夏王朝的存灭时间、夏王朝统辖的中心区域、与夏王朝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及作为夏王朝主体的族群这四项要素上。其中前两项主要是依据文献资料来推导的，它是夏文化探索的时空前提，而非考古学意义上的探索对象。至于与夏王朝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及作为夏王朝主体的族群，由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不足，加之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可以认为迄今所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推论的性质。我们认为，在能够说明夏王朝史实的内证性材料（如当时的文字）发现之前，靠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是无法最终解明夏文化的问题的。其实，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对文献所载夏商王朝更替和某一王朝都城具体地望的讨论，对某一考古学文化所属族别与朝代归属的论辩，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在对夏文化的探索上，我们只能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至最终解决相关问题，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逻辑上的欠严密，一直是夏文化探讨过程中最受诟病之处。如仅以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简单的时空对证即可框定夏文化的思维定式的存在。在这一思维模式中，参与讨论的学者基本上不用“可能”、“很可能”一类相对稳妥、留有余地的字眼，而更偏爱“当然只能”、“肯定”、“无疑”一类自信感较强的、排他性的措辞。从逻辑上看，我们并不能仅由时间与空间的大致吻合，就必然地推导出二里头文化肯定就是夏王朝时期、分布于夏王朝中心区域的、以夏族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的文化遗存。

  又如对《史记·夏本纪》所载应为信史的推论，似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20世纪初，王国维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进行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的基本可靠[10]。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然而诚如前引文中字面上已言明的那样，这一思维定式也带有想当然的成份。笔者本人不是夏王朝的怀疑论者，只是对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的严密性和可靠性略有疑虑而已。

  总之，无论以时空对证的方法推定夏文化，抑或判别《史记·夏本纪》之是否可信，问题的最终解明，恐怕都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的发现。就目前的发现与研究现状而言，还不能用“夏文化”这一复合性的概念来取代作为考古学文化的“二里头文化”这一考古学概念。在大的时代名称上，相当于夏代的时期因其未确定性，似应暂时依照史前考古学的惯例，以具有典型性的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而暂且称之为“二里头时代”。同时，殷商文明研究的新进展，也使我们对夏文化的确立充满信心，我们期待早日在考古学上最终确认夏文化和夏代。

  三

  二里头时代最大的特征是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的首次出现。在二里头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中，二里头文化的社会与文化发达程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势扩张和辐射态势，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

  龙山时代历时约数百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兴盛于龙山时代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与此大体同时，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遗址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诸考古学文化类型与该区域各地理单元的分布基本相符，呈现出自然分布的状态；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则已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而在空间上涵盖了数个先行文化的分布区域[11]，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东西达600公里，南北达500公里。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大于此。

  伴随着地区性中心聚落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型聚落——二里头遗址。据最近的调查与钻探结果，二里头遗址的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实际面积还要大于此。经40多年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与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大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其中包含出土成组青铜礼器、玉器和漆器的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以及道路遗迹等。出土大量陶、石、骨、蚌、铜、玉、漆器和铸铜陶范等[12]。

  上述重要发现充分显示了二里头遗址超乎当时一般聚落的规格和内涵。由聚落形态、埋葬制度、各种手工业作坊及其产品等方面，都可见其社会等级分化及产业分工程度之巨；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在广大的空间范围内有很强的一致性，其文化影响所及更非此前的任何考古学文化所能比拟。二里头遗址拥有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遗存、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最早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理由相信它已步入产生了国家的文明社会，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遗址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二里头时代的中原周边地区，还散布着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其中与二里头文化相毗邻且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存在状况与二里头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黄河下游，龙山文化演变为岳石文化。与龙山文化相比，岳石文化的版筑城防技术、青铜冶铸业、农业等续有发展，其分布范围也并未比龙山文化缩小，保持着与二里头文化相抗衡的态势。但其聚落的分布密度和居址的面积都小于龙山文化，遗物中也未发现能超出龙山文化工艺水平的精品，陶器轮制技术大大退化，器类锐减，器物由精致转向粗糙，居住建筑技术也无明显的改善。因此有学者认为其“好像是当地新出现的一种比从前落后的新文化”[13]。即便不同意这一观点的学者，也承认“岳石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从大的方面看，仍然是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形态的延续”。“这一时期社会内部的发展虽然没有停止，但亦未出现跳跃式的变化”[14]。鉴于海岱地区田野工作的广度与深度，我们似乎无法把目前对岳石文化的认识全部归因于发现的或然性。其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处于一种低落状态，是大致可以肯定的。

  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一般认为属先商文化，是二里岗文化的前身[15]。然而二里岗文化真正承继自下七垣文化的因素，似乎仅限于以炊器为中心的日用陶器等与民间习俗相关的若干方面。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可与二里头文化相匹敌的、显现其社会发展高度的遗存，如都邑型聚落、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青铜礼器等。而二里岗文化中的这类高层次的遗存，基本上源于二里头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文化才应是早商文化最重要的源头，而下七垣文化仅是其来源之一。也有学者认为先商文化应是岳石文化的一支[16]。无论如何，商人入主中原都主要是其军事上的胜利，而并非文化上的优势使然。

  除了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外，这一时期分布于中原周边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的考古学文化还有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江汉峡江地区同时期诸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晋中地区同时期诸文化、内蒙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和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17]。这些文化所在区域在仰韶和龙山时代大多孕育过高度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如红山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学术界一般认为属酋邦甚至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然而这些高度发展的文化与其后续文化之间却往往缺少密切的承继关系，后者与前者相比甚至显现出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停滞、低落甚至倒退的迹象，其文明或国家化进程可能亦相继中断，这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把这一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非直线演进的现象，称之为“连续”中的“断裂”[18]。这一断裂现象的深层次的自然与历史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如果将龙山时代及其以前华夏文明形成期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存在状况比喻为“满天星斗”[19]的话，那么随着二里头时代的到来，这一多中心的状况即宣告终结，二里头文化，成为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族团在走向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第一支遥遥领先于其他文化的核心文化。如果说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早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之间即已萌芽，至公元前2500年以后渐趋明朗[20]，那么这一历史格局的正式形成，则是二里头时代的事了。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四

  将二里头时代放在华夏文明早期发展史的框架中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以礼乐文化的全面勃兴为显著标志，二里头时代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夏代”的范畴，而给予华夏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总体上看，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仰韶时代后期与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500~前2000年）。处于文明化或曰国家化的进程中，是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邦国并存且相互作用刺激的阶段，或可称为“多元的邦国文明”时期。

  第二阶段 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代（约公元前2000~前771年）。是华夏文明社会的正式形成阶段，或可称为“一体的王国文明”时期[21]。

  在这一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着两条主线，即：以神祇信仰为内核的非礼乐系统文化[22]由盛而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祖先崇拜为内核的礼乐系统文化从无到有，由弱渐强，自二里头时代起勃兴扩展，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

  在第一阶段，与人类的宗教信仰相伴而生、以各种神祇信仰为内核的非礼乐系统文化在若干考古学文化中趋于兴盛。这类考古学文化，可举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例。其考古学表现可归纳为：存在大型祭祀建筑群、祭坛、积石冢、高台墓地、葬玉大墓等；法器以玉器为主；流行神像、人物、动物等雕塑品，重视觉冲击力和神秘性；大宗明器性祭品集中分布。大量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宗教遗存的存在，构成上述考古学文化极富特色的文化内涵，说明宗教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机制，决定了这些文化在光灿一时的同时具有脆弱性和短命的一面，社会易于畸型发展，决定了它们在严酷的社会竞争或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是历史的必然。

  这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前即相继由盛转衰，甚至消亡。二里头文化的崛起与二里头时代的到来，显然使这类非礼乐系统文化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大大加快。二里头时代及其后，随着以中原为中心的礼乐文明的扩展幅射，非礼乐系统文化全面衰退，同时大量吸收礼乐文明的因素，仅见于更远的周边地区，如夏家店下层文化、三星堆文化，以及周代各诸侯国域内及周边的土著文化中。

  就现有的考古材料看，礼乐文化可能的形成时间是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以及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间；属于礼乐文化范畴的考古学文化最早出现于龙山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如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大汶口—龙山文化等。进入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文化成为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礼乐文化的考古学表现可归纳为：存在作为宫殿宗庙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礼乐器随葬的棺椁大墓等；以酒器、食器等容器构成礼器群主体（漆木、陶、铜礼器）；有磬、鼓、钟等乐器群；玉质礼器逐渐饰品化；少见或罕见具象生物造型，图案抽象化。礼乐文化的制度化，及开始成为覆盖广大区域的主流文化体系，都是始于二里头时代的。

  要之，在华夏文明早期发展的进程中，二里头时代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是一个“礼乐文化”勃兴而“非礼乐文化”全面衰微的时代，一个华夏文明结束多元、进入一体化阶段的时代，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正式形成的时代。我们探究这一时代之历史真实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本文原载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编《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后收入氏著《焦点二里头》（巴蜀书社2022年）。

  注释

  [1] 苏秉琦：《中国通史·第二卷 远古时代》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3] 仇士华、蔡莲珍等：《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4]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第76～7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5]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6] 严文明先生后来主张将庙底沟二期文化及各区域与其大体同时的诸考古学文化“划归龙山时代的早期”，这样，龙山时代的上限就由公元前2600年左右上溯至3000年左右。详见，严文明：《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7] 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赵春青：《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8] 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赵春青：《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第88～93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杜金鹏：《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再探讨随笔》，《三代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04年。张国硕：《夏纪年与夏文化遗存刍议》，《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20日。李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9] 王仲孚：《试论夏史研究的考古学基础》，《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台北），1997年。

  [10]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

  [11] 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第12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12] DEMAREST, A. & G. CONRAD. Ideological adapt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ztec and Inca empires, in Leventhal, R. & A. Kolata (ed.), Civilization in the Ancient Americas: 373-400. Albuquerque, N.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2.

  [13] 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致“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文物天地》1992年第3期。

  [14] 栾丰实：《东夷考古》第324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

  [15]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9年。

  [16] 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张长寿、张光直等：《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第4期。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8] 许宏：《“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文物》2001年第2期。

  [19]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01～1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20]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21] 许宏：《“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文物》2001年第2期。

  [22] 这里暂以此泛指“礼乐文化”以外的诸考古学文化。这类文化的信仰内容庑杂，并不统一，但有若干共性。其与后世的萨满文化或属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