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是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从心理动力角度精心探究了威尔逊总统生活和政治生涯。初版于1956年的这本书确立了心理传记研究的标准，是这个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此外，亚历山大·乔治、朱丽叶·乔治夫妇的叙述成为众多心理学视角对威尔逊及总统职位本身敢兴趣的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用之不竭的源泉。 后，本书多年来一直是一系列持续不断和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对威尔逊乃至 广泛意义上的心理学研究争论的至关重要部分。

多佛版序言

作者说明

致谢

前言

章 威尔逊的童年时代

第二章 学徒政治家

第三章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第四章 新泽西州州长

第五章 见习顾问

第六章 “人逢其时”

第七章 成功的模式

第八章 威尔逊与国会

第九章 世界大战：中立与干预

第十章 暗流

第十一章 世界的解放者

第十二章 巴黎和平会议

第十三章 “决裂”

第十四章 与国会之战

第十五章 失败

研究说明

说明及参考书目

主要缩略语

索引

译后记

茱莉亚·乔治是亚历山大·乔治的妻子。

亚历山大·乔治，1920年5月31日生于美国芝加哥，2006年8月16日去世，美国当代 的行为主义学家。本科、硕士和博士均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58年获得的博士学位，专业是政治科学。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他是 个把行为科学引入“ 痛苦而且危险”的冷战时期的核危机研究，并且把相关知识直接带入政策制定者领域的行为科学家。 Hamburg说他“聚焦了相当多知识于核危机研究领域的行为科学家”，“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者和大写的人”。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这场争论持续了1907年的整个夏天。很清楚的是，校友会以 优势反对宿舍区计划，不愿资助这个计划。但是，讨论的焦点集中到俱乐部的一些缺点上，而且还有一种广泛的实施改革的倾向。 董事会内一些对威尔逊 忠诚的朋友敦促他将目标转向这个俱乐部。这是一个既合适又可行的目标，因为考虑到反对者的强烈程度，不可能实现宿舍区计划。但是，威尔逊固执己见，坚持认为俱乐部必须废除，宿舍区计划必须实施，美国未来的高等教育要靠这个计划。他坚持不改变他 初的目标。 ，威尔逊的计划失败了。1907年11月17日，董事会召开会议，宿舍区计划遭到 强烈的反对，董事们正式要求威尔逊放弃该计划。威尔逊对这一失败反应先是短暂的失望，随后是 加坚定地决心为他的“原则”而战，尽管现在大家都反对， 终一定要赢得胜利。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直接向东部和中西部的校友们呼吁。但是，他高超的演讲才能这次并没有多大用处：校友们仍然坚定地反对他的宿舍区计划。 紧张不安，精疲力竭，威尔逊患上了神经炎，到百慕大度过了一个短暂的休假。他的设想在1908年4月18日 终失败。这 ，董事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对俱乐部进行了辩护，并拒 接受威尔逊的指责。 宿舍区计划的 终失败是对威尔逊的一个沉重打击。其中让威尔逊 痛苦的是，他 的朋友约翰·格里尔·希本表示他赞成对俱乐部进行改革，而非彻底废除俱乐部。让威尔逊感到震惊的是，他密不可分的伙伴，多少年来他只要遇到个人危机都会寻求安慰的一个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伙伴，也反对他的宿舍区计划。因此，他断 了与希本的友谊。 这种友谊的断 给威尔逊思想上所造成的 苦闷是难以言表的。因为希本多年来一直是威尔逊保持自信的源泉，是他安全感的依靠。希本的友谊也一直是他生活中让他感到高兴和 重要的。“我从心底里 感谢您的信，”威尔逊曾经给他写信说， “我很难告诉您——我担心我的语言不能表达——你的体贴和爱是多么让我感动和愉快。您信中所说的正是我想听到的——正是那些消息， 重要的是，让我确信自己在被惦记、思念和爱。它给我的感觉，正是那种让我 幸福的感觉，因为有人需要我——不管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快乐。” 威尔逊太太将他1908年病倒的原因归因于他与希本关系的裂痕。根据他女儿玛格丽特的判断，这是他一生中两个主要悲剧之一。另外一个是他没有能成功地让美国加入国联。威尔逊离开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他试图（但没有成功）阻止希本担任该校校长。在随后的日子里，当他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投票或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他总是以冰冷的礼节应对希本的友好姿态，直到他遇到豪斯上校后，他才再次形成如此亲密的关系。 在建立学生宿舍区计划上的失败结束了，不能再继续回避在研究生院建设上采取行动了。威尔逊的目标转向了让普林斯顿大学解雇韦斯特。“他得出一个结论，”他的传记作者雷·斯坦纳德·贝克写道，“既然韦斯特院长不服从任何管束，如果想在大学事务上实现团结一致，就必须一劳永逸地把他清除掉。” 在他的鼓动下，威尔逊在董事会内的支持者于1909年4月成功地剥夺了韦斯特在建设研究生院问题上的多数权利，并把它转交给威尔逊任命的教授委员会。韦斯特抗议这种重组计划，因为这与1906年说服他拒 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而留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承诺不一致。威尔逊的反应是明确宣布（根据韦斯特的回忆）：“我想严肃地对院长说，他必须 融入普林斯顿大学。” 一个月后的1909年5月，韦斯特的一个朋友让他打出了他的 ：普罗科特和甘布尔肥皂生产公司的威廉·库珀·普罗科特提出给普林斯顿大学捐款五十万美元，以“在让他满意的地址”建研究生院。普罗科特说，他已经看了威尔逊支持的校园内的地址，说“我认为不合适……”普罗科特提出的条件与威尔逊和韦斯特之间的争议是紧密联系的。威尔逊坚持研究生院应该建在校园里。他想让研究生和本科生居住在一起，以确立大学校园里的生活节奏。但韦斯特则支持将研究生院建在校园外。他认为这样可以保持将来有 大的发展空间。作为韦斯特的朋友，普罗科特提供资金事实上取决于韦斯特的观点能否被采纳。 这个事情终于成了一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议变成一个维护道德使命，让威尔逊可以表达他怒火的合适理由。威尔逊和韦斯特之间的矛盾已经悄悄地积郁已久。在威尔逊接替巴顿之前，韦斯特显然希望担任下一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如果说他对威尔逊担任这个职务有所不满的话，他外表没有任何表现。在落实本科生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他忠诚地与威尔逊合作。但是，威尔逊显然不喜欢韦斯特，很难接受韦斯特负责研究生院建设的努力，但是，因为韦斯特已经被授予此项权利，威尔逊无能为力。 威尔逊不是一个能压抑住自己进攻性冲动的人。他好像害怕这种冲动，就像他在与其父亲所有重要方面的关系一样，害怕并压抑这种冲动。只有在维护道义原则的时候他才可能发火。他显然不会公开承认韦斯特对他 的挑战是一种他所不能容忍的威胁，即使在他的内心里，他也不愿这么想。他 不会承认这可以成为他采取行动的理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韦斯特被邀请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的时候，威尔逊亲自起草了决议，敦促他继续留下，尽管他真心希望看到韦斯特离开普林斯顿。因为在那时他的确难以从道义上找到足够和令人信服的不喜欢韦斯特的理由。但是，现在他可以战斗了！因为现在他可以说韦斯特与一个富有的赞助商共谋，这个赞助商自认为他的金钱就可以决定教育政策！他可以说，韦斯特和普罗科特所设想的一个与大学校园分开的 研究生院是不民主的！ P37-39

在线阅读地址：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其它内容！

• 作者：X 发布时间：2017-01-08 11:42:08

  只是翻了一遍。这书要认真研究的话，一年不知道够不够

• 作者：大大大蜗牛 发布时间：2019-03-26 00:04:07

  随便标记一本

• 作者：髙喵喵 发布时间：2017-09-03 20:17:45

  听老板吹牛逼。

• 作者：Cortezthelover 发布时间：2022-02-12 07:18:07

  酣畅淋漓，欲罢不能。在保龄球馆凶手尽在咫尺的张紧度直逼视神经。比起《野鸡杀手》的双线条，这部多线条更立体更丰满。奈斯博神话了哈利，奥尔森没有神话卡尔。他不是侦探，他是真探！

• 作者：Covfefe 发布时间：2021-08-11 13:43:36

  千岛湖坐落于杭州市淳安县境内，距杭州市129千米，又名新安江水库，是国内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人工湖，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森林公园。千岛湖占地面积约982平方千米，其中湖区面积达573平方千米，当水位高度为108米时，面积超过2500平方米的岛屿有1078个，因此得名“千岛湖”，全岛岛屿超过2000个。千岛湖平均水深为34米，最深处可达108米。湖水自黄山六股尖主峰流淌，一路奔流，其间汇集各条溪水直至千岛湖，真有大摆擂台英雄聚此逐鹿的意味。千岛湖与西湖、黄山和武夷山共同为诗画江南增添了古韵和神采，为水乡福地装点上了四块难寻的天然瑰宝。晶莹剔透的明珠上缀以数千颗形态各异的碧绿玉石，远望似一张珠宝巨网，近观则似一条巨大的绿色锦带。

• 作者：瓜子仁 发布时间：2020-01-01 23:31:18

  阿特伍德太有趣了，看她的反讽or冷幽默有在看那种smart的单口喜剧的感觉。（看译后记感觉译者也好可爱）

• （ZZ）浅谈尼采哲学及其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

  作者：小哒1 发布时间：2018-07-06 22:07:33

  关于尼采的法西斯问题在苏联50年代版的大词典里，尼采的词条是这么解释的：“极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家，法西斯理论的直接创造者。” 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无数人都往死掉的尼采身上泼脏水。而其实真正看过并看懂尼采的人却少之又少。尼采用的语言很特殊，他的哲学使用的完全是文学的语言，非常喜欢比喻，而且是隐喻。喜欢使用军事术语，比如说“我是炸药。” 让人很容易将其与军国主义联系起来。最大的问题出在尼采有个妹妹，他的后半生几乎完全靠这个妹妹照顾，他的妹妹是个彻底的沙文主义者和反犹分子。此人对其哥哥的价值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一直在试图把尼采打扮成一个沙文主义，好战的日尔曼主义者，尼采生前可以制止他，但死后就无能为力。他的总结性著作《权利意志》遗稿全部落在他妹妹手中，他妹妹在三十年代同法西斯当局合作篡改甚至伪造出版了这本书，其首版的序言是法西斯教育部长，斯图加特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所作。很多人就是依据这样的著作给尼采定性，认定他是法西斯分子。甚至罗素都这样说：“他仇恨人类，所以我不喜欢他。”其实罗素所看的就是经篡改后的《权利意志》。再加上希特勒去过魏玛的尼采纪念馆瞻仰，和尼采塑像照相等等，于是一些浅薄无聊的人很自然地将尼采和法西斯联系了起来。

  尼采是个世界主义者，他从来没有日尔曼高于一切的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对德国的浅薄无知的批评是十分激烈的。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国内盛行着普遍的日尔曼民族主义，认为日尔曼高与一切，德国文化比法国和英国都高级。尼采对德国人的无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批评那些宣扬“德国文化高于法国文化的人”连莫泊桑都不如。（莫泊桑在法国连二流作家都算不上） 而沙文主义，把人分等级则是尼采最讨厌的东西。尼采的语言深刻而善用隐喻，要断章取义实在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有人根据尼采对犹太人的一点批评而认定他是个反犹主义者，其实尼采根本不反犹，他就说过海涅是最伟大的抒情诗人，犹太人总是有缺点的，有缺点尼采就可以批评，这与纳粹式的反犹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酒神与日神精神

  《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oedie）是尼采哲学的起点，这本书并非向我们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是一部美学著作。尼采自己说，这本书谈的乃是“严肃的德国问题。”而我的理解是，它谈的乃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和拯救。这本书在于阐释如何理解生命，如何生活的问题。是叔本华把他带到了这个问题，当读大学的尼采看见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后大为振奋，认为这才是他所认为的真正的哲学。柏拉图，斯宾诺沙，康德和叔本华是尼采在整个哲学史上仅仅佩服的四个人。他同意叔本华的思想：艺术只能让我们暂时忘却人生的苦难。尼采认为希腊是个极其敏感的民族，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中的痛苦，但是他们却不像佛教徒那样生活，因为艺术救了他们，生命归根到底是美的，悲剧给我们一种崇高的快感，悲剧不但不是对人生的否定，而是对人生的肯定，崇扬，提高和升华。尼采系统地阐述了独创性的思想：人身上有原始欲望与冲动，他讲其称为动物力。人总是喜欢放纵本能，满足欲望，当人将本能运用到艺术上，本能便得到美化，粗暴粗鲁的欲望本身也得到了美化。所以真正的艺术是动物力（生命力）的变形。

  判断一件“艺术品”是否艺术就看其是否是生命力的喷发。艺术一方面表现为原始生命力，也在刺激生命力，在艺术中，动物力只是受压抑，但未得到削弱和根除。“艺术是一定有形式的。”就像绘画要受画布和颜料的制约，雕塑要受材料的工具的制约，音乐要受曲式和格调的制约等等，所以一定要有所压抑。

  酒神和日神的融合即是充沛的生命力和幽雅的形式之完美结合。

  尼采讲过：“一个人要把自己的一生当作一件艺术品去生活。”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一句话，它其中包含了很深刻的哲学道理。尼采是说，一个人的一生应有声有色，有充沛的生命力（酒神冲动），也要有特性特点和一定的规范（日神冲动）。我们常说“这个人是条汉子。”　是因为此人有充沛的内在生命力，而决非敢打敢杀，所以李逵不是“汉子”。

  酒神象征原始的生命力，酒神和日神比喻的就是人性中两种不同的原始本能和倾向。千万不要简单的把酒神理解为感性，日神理解为理性。酒神和日神都是人的本能。酒神（Dionysus）是人性中激情冲动的一面，而日神（Apollo）是人性中理智静观的一面，我们可以用醉和梦来理解这两个不同的艺术世界。只有充满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没有生命力就是丑陋。日神有点像睿智，沉静的哲学家，把一切看作美丽的梦，从中寻找到一种强烈又平静的乐趣，而酒神则像一个大醉的醉汉，酒神热情奔放，日神庄严崇高，和谐完美。当酒神和日神得到统一的时候，悲剧就诞生了！

  我已经向大家阐述了：艺术既要有生命冲动又要有精雅的形式。希腊悲剧是希腊所有艺术形式的统一，在悲剧中有合唱团，有舞蹈队，有布景，造型艺术，台词，抒情诗和散文等等。悲剧的统一不仅是形式的统一，同时直接揭示了存在，能直面自己的生命。

  艺术是种生命的表露，艺术不仅仅是娱乐，而是真理的不加掩饰的表现。艺术不应该去讽刺人类的苦难，而要让人们看到苦难，酒神是生命的总代表，当酒神和日神结合在一起，使苦难升华为美感，这样的美决非虚华的美，而是战胜了悲痛后的生命的美！所以单纯的漂亮并不是美，现在常可以看到“闪亮登场”之类的话，闪亮则闪亮矣，但未必美。有些人所谓“发烧友”，投巨资买进口音响，还要讲究房间多大，喇叭如何安排等等等等，这说明其根本不懂音乐，如果真懂哪怕是一台小小的破收音机都能让你感动！

  希腊三大悲剧艺术家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尼采认为希腊悲剧在欧那里开始衰弱，因为欧第一个用日神精神和理性代替酒神精神。埃和索两位大师在一上来就把线索交给观众，那种必然的形式通过如此自然的方式呈现出来。艺术的形式是必要的，但不可刻意追求，形式是宾，内容是主。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现在中小学都喜欢开“诗词赏析”课，经过他们一赏析，学生懂是懂了，但再也不要读唐诗了，因为已经完全没有美感。欧以为观众迫不及待要知道戏剧的“前史”，往往在正文之前加很多开场白，好象必须有神灵担保剧中的情节。欧完全的理性主义观点破坏了悲剧。艺术本身就是人类的构造，任何艺术可以说都是不真实的，但应符合人类的真实，符合生命的逻辑。在埃，索那里，悲剧是生命本身的宣泄，而在欧那里，悲剧成为理性，艺术之为艺术不是可能不可能真实，而是能否让人感动，是否符合生命的可能。清醒的哲人代替酒醉的诗人，悲剧就终结了。所以尼采称欧为希腊悲剧的罪人。悲剧的衰弱就是西方文化的命运：过分强大的理性压倒了人生的本能。欧所做的不过是在悲剧中实现苏格拉底的原则。作为西方理性的肇始者，苏格拉底不能接受生命的多样性，在他看来，生命是简单的。“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有德即幸福”等都是苏老夫子的名言，在他看来，生命变得非常简单，不过是知识的程度不同而已。悲剧的灭亡标志着人类转向新的道路，这条道路称为理性。科学被当作大智大能的标志，“知识就是力量”，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连力量也不讲了，索性“知识就是生产力，知识就是金钱。”

  尼采所说的问题就是今天的问题。

  人类奢望着知道一切，太阳系探索完了要探索银河系，银河系探索完了要探索外太空……苏格拉底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随着西方对整个人类的征服，也成为世界的转折点。知识高于一切，甚至生命，概念，逻辑，推理成为最崇高的道德行为。

  唯理智主义支配了西方的文化，对科学的崇拜加强了这种理智。但是理智在生命存在的问题上触礁了，理智无法解释人类生命的问题，理智无法解释爱情，科学制造出来的武器制造了两次世界大战，死者超过以往所有时代被杀者的总和。前一阶段两位科学家在报上鼓吹人体克隆，说什么“科学无禁区”。笑话，科学当然有禁区！海德格尔就曾预言：科学再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在工厂里生产人！　现在他的预言已经有实现的可能了，但愿不会有真的实现的那一天。想象一下有朝一日我们和一个克隆的女孩子，在肯得基餐厅啃着克隆出来的鸡腿汉堡，这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尼采当然不反对科学，他反对的是科学的霸权和僭越。当理性超越其界限时，生命就会受到损害！

  权利意志　der Wille zur Macht

  权利意志是尼采最重要的思想，也是其最容易引起误会的思想，有人就把它当作独裁和政治权利来理解。Macht这个词在当时的哲学著作内是广泛使用的，除了指权利之外，也可指物理学上的力。现在有些学者为尼采正名，主张翻成“强力意志“，这样的翻译实为不妥，背离了尼采的本意。

  尼采所谓的权利意志是一个存在论概念。看待和描述宇宙的一般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而非某种本质现象，这个世界就是权利意志的世界。权利意志是解释宇宙万物的总法则和逻辑要求。生命就是权利意志，这里所说的权利并非就是政治权利。尼采讲：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自相残杀，动物的残忍出于天性，而人在创造残忍。即使是爱人之见也搞点小计谋试试对方你忠不忠……　生命是权利意志，权利不是超验的存在，叔本华的“意志”是超验的存在，是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而尼采的权利意志只是经验的假设，就存在于种种表象之中，而非是现象世界背后的另一种本质。权利意志不仅表现在政治权利中的压迫中，而表现在生命的各个细微的方面。看其在人类认知当中的表现，尼采认为整个生命，整个宇宙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是永恒的生成和永恒的流变，而非什么固定的东西。存在这个概念是固定的，存在这个概念以为着把生成定格，通过知识对实在的加强，我们把流变说成存在，这就是一种权利。科学乃是为了人支配自然的目的，我们用概念去把握世界，或者把世界本身变成概念。知识是一个解释的过程，这一解释是以生命为基础的，为了把握这一流变的过程，人类认知，发明了许多概念，对大自然的研究就是解释。人为了活着的需要，必须如此对待自然，认识本身即一种权利，知识随权力增长，权利欲望有多大，知识的欲望就有多大。认识的根本不地就是掌握某个实在领域为我们的生存服务，从来没有为知识而知识，认知的目标根本不是知识，而是为了控制自然，认知的实质就是自利的目的，所以认识就是权利意志的表达。

  所有有机体都有“克服障碍”的本能，这种本能也是权利意志的表现。所谓快乐就是权利一直得到了满足。海德格尔讲：尼采的权利意志就是命令，命令是主人，他要支配一切行动，命令是发给自己的，自己服从自己又自己克服自己。尼采讲：权利就是要做主人的意志，做主人就是权利。只有主人才能给自己制定价值。

  以上可见尼采的知识观就是实用主义的知识观，所以必然会导致否认绝对真理。尼采非但否认绝对真理，甚至还要肯定谎言的价值（有人根据此认定尼采是戈培尔的祖先）。我们还是要回到他对实在的看法：宇宙是永恒的流变，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离开它某一类生物无法存活的谎言。”因为宇宙在“不断的流变”，所以我们对实在的所有判断都不可能正确，因为其在变化之中。但这种错误的把握又是人类所必须的，只有把其定格下来，才能为我们所利用。

  我们名名知道概念名称不等于具体事物，但仍然要使用，就是因为离开这些概念我们无法生活，因为连称呼都困难。所以我们之所以相信这些概念，所谓的“真理”，并非因为其中有超验的绝对真理，而是离开它们不行，无法生活。真理也好，谎言也好，都是概念和虚构，没有用的虚构叫错误，有用的就叫真理。

  权利意志的认识论向我们揭示了真理问题现实根源。

  超人概念

  超人是最为我们熟知的一个概念，但也是最容易让人误解的学说。

  尼采的超人不是好莱乌那个在套着短裤，在天上飞来飞去的超人，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人。超人的原文为Uebermensch,意为人以上的东西，翻译成Superman是不对的，更准确的翻译是Overman。不要从进化论上去理解尼采的超人，超人是人发展的目标。Jaspers说得好：“随时随地都在驱动着他（尼采）的，既是对现今的人的不满，也是对真正的人，可能的人的期望”。一方面，尼采提出了这个时代的危机，另一方面，他提出了拯救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超人。尼采无意从一个很宏伟的角度讨论社会问题，他认为每个人首先要拯救自己。尼采对普通大众（乌合之众）早已失去了信心，柏拉图与一般人的差别在他眼里比一般人跟猩猩的差别还要大。多数人本质上都是动物，超人就是能超越动物，成为真正的人，每个人都有这种潜能，但最终能做到的实在很少。所以说历史就是０的相加，地狱就是人的自然状态，超人就是离开动物园。

  个性，价值，尊严这些在尼采看来最重要的东西并非天赋，而是要靠自己去努力追求来的。所以任何强加给你的道德都是不可接受的。重估一切价值，现存的道德价值是使人无法成为自己的最大障碍。道德是屈服人的激情的工具，使人同社会，同乌合之众同化，所谓良心的呼声不过是社会的呼声，道德也是权利意志，表现为社会对个人的支配。

  所以尼采将道德作区分，划分为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主人道德就是积极进取，崇尚强大，拒绝平庸，崇拜力量。说到奴隶道德，尼采就毫不客气了，他称其为畜群的道德，同情，仁慈，谦卑，按奴隶道德的标准，主人道德的好人即是奴隶道德的恶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种是特立独行的人，一种是随波逐流的人。道德不仅是约束人行为的规范，也是存在方式。主人从丰富的生命力中创造价值，奴隶将其道德通过舆论煽动为全社会的道德，因为奴隶道德占多数，所以他们可以主宰舆论，于是主人道德成为社会公敌，人类的历史就是畜群的阴谋史。基督教是奴隶的宗教，是弱者联合起来阴谋攻击强者，将其价值说成是全人类的价值，以攻击和弱化最强者和可能成为超人的人。

  尼采说，让我们看清楚谁是谁的价值，谁是谁的道德，重估一切价值，大家区分个清楚！

• 人权的创设、演变与危机

  作者：杏核 发布时间：2020-04-23 17:43:06

  在众多与人权相关的著作中，作者若是要先给“人权”下一个定义，那么多是围绕着“权利”一词而展开，但这样分析“人权”，其实是局限的。若是对“人权”这个词的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加以展开，那就会是一个更为广阔的概念。比如，“人权”包含着人的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权”是国家和政府对待公民所要坚持的标准，是人身而为人应当秉承的基本尊严。而若从社会和政治层面看，“人权”还应当有着更为崇高、更加理想化的意义，它应当是一项进程：“改善这个世界，进而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里，每个人的尊严都将享有可靠的国际保护。它发誓要刺穿牢不可破的国家边界，并逐渐以国际法的权威取而代之。”

  哈佛大学法学与历史学教授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便是这样将“人权”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进程，而非人所享有的种种权利的集合体。莫恩通过梳理人权诞生及发展的历史，在《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中的人权》中作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直至20世纪60至70年代，人权才开始作为正义的诉求对民众产生影响。而人权及不是对几个世纪以前的创建者的人道精神的传承，也不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残忍的反扑，它只是从历史中偶然浮现出来的，用以顶替诸多业已破产的政治乌托邦的道德替代品，是一个最后的乌托邦。对此，莫恩整理了大量史料与文献，论述人权诞生、发展直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并呼吁大家正确看待人权的作用，警惕未来可能发生的、人权作为乌托邦的破灭。

  一、人权的创设：妥当界定人权

  （一）莫恩对流行的人权叙事的反驳

  在流行的人权叙事中，人权要追溯到思想启蒙时期，甚至更早。总之，凡是先哲提及了“权利”等字眼，都有可能被作为人权思想最初的萌芽，作为学者们研究人权史的开端。在启蒙和革命时期呼吁人的自然权利、人的自由与尊严，预言人权的到来后，二战的惨痛经历又让人们思考起人权在全世界范围这一普世维度的展开。随后《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对殖民主义的反抗以及种种争取少数群体权利的运动，人权逐渐被人们所知晓，成为现阶段普遍接受的政治与道德准则。这是我们普遍认知的人权历史，它似乎较为完整且全面地构建出了人权从诞生到发展的历程。

  然而，莫恩对这种流行的人权叙事展开了批判。他拒绝接受将人权上溯至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的权利”：“为近代早期革命与19世纪的政治提供动力的人的权利（droits de l’ homme）必须与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人权（human rights）严格区分开来，前者是一种关于本土公民身份的政治观念，后者是一种有关境外苦难的政治信仰。”同时，他也反对将反殖民主义作为人权去理解，甚至认为许多被定义的“人权运动”实际对人权毫无推进。总之，莫恩试图构建属于自己的人权叙事。

  在莫恩的人权叙事中，人权首先被定义为国际层面的运动，且必须与政体下的公民权利相区分。因此，虽然在法国大革命中社会权利被提出，且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政治的激进主义，吸纳了“一种基于公民身份的社会保障话语的来源”，但它不能称之为人权的起源，也不能成为人权史的一部分，因为“社会权利的成就首先是对国家中的公民身份所进行的修正，而不是对国家的超越”。同样，公民自由也像革命年代的权利一样，是从民族国家那里汲取意识形态权威与文化前提的。因此公民自由主义者也是革命时代权利的继承人，这使他们不可抗拒地将其诉求的说辞限定在民族价值观的范畴里，并且把激进的行动限定在本国的言论阵地里，他们关注的是本国的，而不是全世界的苦难。

  可见，莫恩主张的当下的人权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利话语，要求在民族国家之外给个人以保护，而“人的权利”则自诞生之初就与主权国家如影随形。社会权利和自由的主张事实上是为人民革命与主权国家提供正当性，而不是为“人”提供正当性。另一方面，革命时期对于“人的权利”的呼吁过于抽象，缺少实体法的支撑，对此，左翼知识分子们提供了更明确的批判。他们主张所谓的权利只是一种虚假的承诺，一种形式主义的同意，一个统治的谎言，这种批判进而导致了对权利的彻底否定。马克思也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声称权利的抽象概念消除了真正的自由。他提出“如果诉诸一种全球的秩序，那么一定是超越个人权利的共产主义之名。”

  除了对“人的权利”不等同于“人权”这一观点外，莫恩对于国内层面所谓的人权运动以及初期的国际组织也抱有怀疑态度。他提出在19世纪晚期以来的很多涉及少数群体保护的运动，“追寻的是对国家之下公民身份的担保，而非对个人权利的直接的国际保障”。而19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建立的国际组织，虽然主要针对的群体、成立目的各不相同，看上去能服务每一个人，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把权利的观念上升到国际水平，更别提追求权利在国家之上的合法化。这些都表示出，在那个时代的“人的权利”是国家创造的产物，始终不曾跳出国家和主权的局限性，并非我们现在所探讨的国际层面上的“人权”。

  莫恩总结道，至于人权的渊源，“需要解释的不是连绵不断的细水，而是令人震惊的潮涌”。与其给人权强赋一个漫长的历史，不如坦然承认人权是转变了旧潮流——即此前的权利观念的新事物，人权能在空前未有的情境下占据主流地位，是未被预料到的偶然的理想结果，而非历史的必然性。更应注意的是，如果人权不重视它们与之前权利的分道扬镳，那么人权就依然缺乏意义，甚至起到反效果。

  （二）人权在世界各国的萌芽

  既然莫恩已经旗帜鲜明地反对人权溯源的滥用，那么，人权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芽的呢？莫恩认为，最早的萌芽可能是将人权作为某种社会民主的含糊的同义词，尽管它并没有表明到底支持哪种社会民主主义——是某种福利资本主义，还是全面的社会主义。或者，人权萌芽于世界上许多人渴望的一种集体自决权。不过，萌芽期的人权在世界各国的理解与应用大不相同，在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前，其意义仍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

  美国内战不久后，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激进共和党领袖查尔斯·萨姆纳评论道：“我们的战争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体制永远致力于人权，《独立宣言》是一个鲜活的写照，而不只是一个希望。”而罗斯福1941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四大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和免于恐惧的自由。随后的《联合国家宣言》体现了罗斯福的思想，《宣言》宣告同盟国“深信完全战胜他们的敌对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全其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在这里，“人权”首先作为一个战争口号，合理地解释了同盟国为什么现在必须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可见，虽然此时的“人权”与如今的人权含义有微妙差距，但人权已经正式步入了国际视野。

  此外，人权在欧洲的萌芽与宗教息息相关。至20世纪30年代晚期，在战前围绕人权含义的争议开始达成一种共识，即人权是反极权主义的。这一点最初表现在宗教领域。1937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深表不安通谕》（Mit brennender Sorge）中公开谴责教皇的压迫，写到“在于其享有上帝赋予的权利，这些权力作为一个集合体必须超越一切试图否定、废除、忽略它们的事物。”雅克·马利坦则把人权注入了天主教教义，在《联合国家宣言》公布两周后开始主张天主教自然法是人权的合适框架，但他也提出，“索求人权与尊严却不诉诸上帝”是危险的，“一种根植于人类意志的某种如神般无线自治的世俗意识形态只会导致灾难”。1942年春季，欧洲大陆一些天主教徒就人权达成共识，将其视为有原则的基督教徒的抵抗话语，这种思想蔓延至德、法、匈牙利等国。

  总之，人权的出现难以追溯：“人们惊讶地发现，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解释人权为什么，在什么时候就那样出现了。”但尽管如此，莫恩仍反对过度扩大人权的范围，并在书中用一整章的篇幅论述“反殖民主义并非人权运动”。

  （三）反殖民主义与人权的差异

  莫恩认为，人权史上的中心事件即是把权力重铸成一种可以从外部批驳主权民族国家，而不是充当其基石的法定权利。因此，人权不可能成为国家捍卫主权的理由。越南反殖民主义者胡志明虽然将1776年《独立宣言》中最著名的那句话，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引入了《越南独立宣言》中，但实践上，胡志明和其他所有反殖民主义者一样，把人民解放置于首要地位，而非直接把个体的人权放在第一位。简单说来，反殖民主义运动追求的是集体解放，而非人权。

  但实际上，彼时追求自决和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各个国家及思想家、活动家们并不这样想。他们仍秉承着朴素的、错误的信念，即自决意味着人权，反殖民能够带来人权。195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来自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的决议，即人权委员会想办法如何使自决能在战后遭忽视的情况下被更加严肃地对待。在会议上，沙特代表贾米尔·巴鲁迪说道：“他们不可能享有任何人权，除非他们是自由的。”196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几乎将人权与自决等同。根据宣言文本，“对基本人权的信仰”意味着“所有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享有充分自由的权利”，可其实质意义在于它使联合国重新成为了用以反抗帝国主义的公共集会场所。而更加糟糕的是，这种行为不仅没有促进人权，反而影响了自决权的落实。试图强调自决观念的《大西洋宪章》在20世纪40年代被贴上了“人权”的标签，尽管其本身并不包含“人权”一词，这导致了自决观念被忽视——非裔美国思想家W.E.B杜波依斯在1944年引导了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督促联合国兑现《大西洋宪章》许下的民族自决的诺言，却以失败告终。

  20世纪70年代，人权并不是一场反抗种族不平等或者殖民地遗留问题的集体解放运动，因此战后非裔美国人介入人权的最大讽刺之处在于，这种介入只是作为更广泛的反殖民主义的次要特征，而反殖民主义本身却是为了使人权能占据更普遍主导地位所必要被战胜的。在这个时代中，人权观念并没有引发任何运动，反殖民主义的兴起并不代表着对人作为个体被重视，相反，它意味着一种集体主义方向，这一方向彻底淡化了人的价值。而被记入世界历史的万隆会议也并没有认为人权可以在亚非国家推动下形成一种国际法机制用以保障个人的权利。那时，人权被错误定义为反抗殖民、争取独立的武器，人权成为了“一场以集体自治为目的的斗争”。

  对此，莫恩提出，以反殖民主义面目出现的理想主义及实践与后来出现的完全不同的理想主义及实践——即如今的人权，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替代关系，而不是继承和兑现的关系。国际世界强调的是集体主权以及民族国家的至高无上性，而非个人的独有权利以及民族国家对于国际法的服从。如果说去殖民化推进了人权，那么也只能说是通过把主权植入世界的方式实现的。更不必提，第三世界的国家并没有如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在自决后真正实现了人权。哈佛政治学家鲁伯特·艾默生在1975年提出，“采用双重标准使第三世界国家道德系统动摇，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所鼓吹的事业的吸引力……当新建国家对于大量出现在自己领土上的违反人权以及尊严的事件表现出惯有的漠视时，一切旨在于反抗殖民主义以及分离主义的正当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都遭到了质疑。”

  当自决陷入了危机，人们终于从反殖民主义的幻想中觉醒。反殖民并不当然地赋予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幸福，只有转向另一种更新的乌托邦理想，才能真正迎来一个尊重个人的新世界——这种乌托邦理想，就是人权。

  二、人权的演进：从边缘走向主流

  （一）二战后被忽视的人权

  如果按照前文所述的流行人权叙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在人权的发展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莫恩认为，人权在二战后并没有得到重视。“人权首次在公众面前崭露头角时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元素”。诚然，人权在战争时期耀眼地崛起了，但它们尚未成为国际组织通用的正当性话语，因为联合国建立之初的真正目的是制衡强权，而那时的世界强国如苏联、美国等，则都想在联合国中获取新的巨大权力，可见建立初期的联合国不可能使整个世界道德化甚至是合法化。摩西·莫斯科维茨更是悲观地提出，“人权在生产的过程中就死了”。

  二战后首次强调人权的《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也充满“妥协”，因为当时除了冷战的开端外，以色列国的建立和南亚殖民地的独立都意味着全球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下，而这一紧张关系本很有可能阻碍《宣言》的通过。在这种情境下，人权最先体现的是其宣示意义而不是法律意义，人权诞生于国际完全是从反政治开始的，然后才向作为实践计划的人权推进，这就意味着人权在数十年的发展中将一直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实际上，多国也都对《宣言》表明了反对意见。苏联放弃了对《世界人权宣言》的投票权，它解释为条款中包含了西方化的特质，同样穆斯林国家也是基于西方国家越来越将宗教活动权提升至中心地位而产生不满并放弃了投票权。南斯拉夫代表在投票前所进行的发言中提出，《世界人权宣言》仅仅“编纂”了早已得到稳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而没有将现代经济所迫切需求的、人类的集体互相依存包含进来。这让人权几乎立刻与反共主义产生了联系，也侧面证明了，人权仅凭自身无法解决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任何问题。而这正是人权思想在战后虽被联合国确立并承认，但始终无关痛痒、在国际舞台上无法占据主流地位的原因。

  可见，《世界人权宣言》是如此轻飘飘，它仿佛仅仅宣告着，纳粹的时代已经过去，正义的、保障公民权利与社会经济权利的一方已经获胜，因此能够保证我们的世界是保护人权的。而在区域层面也是如此，《欧洲人权公约》所传达的涉及西欧认同的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信号，要远远多于其在法律上可以强制推行的措施。正如个人申诉之路在条约中早已被开启，但直到1961年，斯特拉斯堡法院对劳莱斯诉爱尔兰（Lawless v. Ireland）一案作出判决时才正式被应用。长期以来，人权仅停留在纸上，尚未被付诸实践。

  不过，人权也曾在为西欧的再稳定化过程中获得了战后唯一的立足点，这有赖于人权的基督教化。许多卓越的基督教知识分子拥护人权，是因为它能够反映基督教的道德共同体。瑞士新教神学家埃米尔·布鲁纳在1947年发表演讲：“人权完全生长于它们的信仰土地之上，他们或者是神圣法律，或者是虚妄之物。”基督教以及保守主义者捍卫“人权”时所释放出来的全部真诚和热情高必然意味着，其他人会不由自主地将人权视为一种深具党派色彩的观念。当然，这仅代表人权尚存于世界舞台，但仍未占据中心地位。

  究其根本，人权为何在二战后提出、却又被忽视？归根结底，是因为《世界人权宣言》虽然是由一个国际组织宣布的，但正如其文本所表明的那样，它仍然保留着国家的神圣性，而不是将这种神圣性取而代之。在字里行间中，它更多地保留了启蒙和革命时期有关人与公民的权利的记忆，而不是指向未来的某种借助法律的超国家治理的乌托邦。实际上它对国际秩序仍未构成什么影响，它只是象征性地承认了权利存在，至于该如何保护这些权利，是未来各个人权条约才涉及到的问题了，那时，人权已经不再隐藏于世界舞台的角落，而是被推到聚光灯下，扮演起寄托着人们期望的新的乌托邦的形象。

  （二）人权的重新回归

  人权在《世界人权宣言》中仅被宣告而鲜有实践意义，在莫恩的人权叙事中，人权重新得到重视有赖于其他意识形态的解体与崩塌。简而言之，是在20世纪70年代超级大国的秩序危机后，人权开始重归并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地位。在数个乌托邦理想破灭后，人权在理想主义消逝转型的语境下崭露头角，因为无论是统治者、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都发现自己不可能生存于一个没有任何理想寄托的世界：“他们一方面对乌托邦理想充满了不信任，一方面又渴望一座乌托邦。”

  对于人权取代其他乌托邦理想的过程，大致可以体现为如下几个片段。首先，人权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的一种政策，只是它一直没有得到完整地表达，且美国的种种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令其无法树立一个致力于推动人权的国际形象。无论采用多么高超的话术，对于许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行为都令人不齿。越南战争进入尾声时，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其竞选过程中不遗余力的承诺奉行道德超越政治立场，他说：“我们对于人权的承诺必须是无条件的。”他在1977年1月的就职典礼上也数次提及人权，并最终开展了“人权外交”，这有力促进了人权广泛地被民众所知晓。其次，在欧洲虽然看似有很多其他的乌托邦道路可供选择，但事实证明他们都不可避免地步入死胡同，比如“欧洲共产主义”。人们不得不承认，苏联的真实意象已被过度美化，而它实际上并不能给普通民众带来任何意义。此外，正如莫恩论述的那样，亚非国家数年来的反殖民主义、争取自决的独立历程同样难以给新生“自由”国家作出表率，当国家独立后，自由、民主和幸福并没有顺其自然的到来，贫穷、饥饿和内乱让人重新审视起这场运动的真实价值。而在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甚至西方过于宏大的福利国家设定都没有展现它们所承诺的光辉前景时，人权开始走入了国际视野，人权在二战后完全地处边缘的中立环境，这种环境恰恰营造出了它得以成功的条件。人权与之前所有的乌托邦理想不同，它从一开始就不希冀于解放整个世界，而是提供可以操控的少量的拯救——通过每次救助一个人拯救世界。正如萨哈罗夫所言：“人权的意识形态对于那些不希望被理论的冗长及教条束缚住的人，和那些已经厌倦各色意识形态的人而言，是一个新的立足点，因为那些意识形态从未给人来带来哪怕一丝简单的幸福。”

  此外，国际法对人权的逐步吸纳，也让人权在国际社会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二战后曾短暂尝试过的却又被搁置的国际刑事审判，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种族清洗以及种族屠杀事件而复活，并随之建立了国际刑事法庭。虽然这被称之为“过渡的正义”——即对过去暴行作出的反应，且人权在国际法中“根除不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也无法废除权力政治”，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人权依托于国际法将在未来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并在国际事务中以植入的形式传达出多种不同的内涵。

  综上，人权虽然在二战后短暂出现又随之隐退，但各个乌托邦理想的破灭，为20世纪70年代后人权的重新回归腾出了位置。或许有人在此刻回顾这段历史，会认为这是人权与国际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在莫恩的论述中，它更倾向于是一种偶然事件。毕竟在当时，谁也无法预测到这一切的走向，而“人权”本身更是与其他意识形态不同，在初期即表明要摆脱政治的立场，后来更是成为了试图彻底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至高理想。

  （三）非政府组织与人权运动

  前文中已经对莫恩反对将早期少数群体运动视为人权运动、以及不认可二战前后成立的国际组织能对人权起到推进作用作出了简单阐述，莫恩的这些主张可能会被误认为他对团体组织和人权运动不抱希望，但实际上莫恩非常赞赏20世纪70年代后的非政府组织及其开展的一系列人权运动，认为它们将人权带给了更多群体。他所批判的国际组织，不过是基于“它们看起来不过是既没有方向、又没有灵魂的官僚机构，无法为人性打开一个真正的国际社团所应有的视野”罢了。

  早期也存在很多非政府组织聚集起来共同追求人权的法律化及其推行，但直至1953年——当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宣布美国政府会将更多精力放到人权的教育上，而不是法律中对于人权的落实之后，这一尝试才在公众层面展开。1963年，驻联合国的牙买加大使伊格尔顿·理查德森第一次呼吁设立人权年：“德黑兰是我们最关键的时刻，我们要直面我们天生的兽性——正是在此时，我们才会意识到，主要借助各个政府来推进人权事业的方式到底意味着什么。”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政治科学家尼古拉斯谈到：“历来在任何地方，当那些致力于保障人权的政府组织成为人权最主要的破坏者时，一场唯唯诺诺的阴谋就演变成了对政府组织自身所固有的荒谬行为的掩饰。”这都表明，想要单纯依靠政府来推进人权、保障人权是天方夜谭，毕竟人权在初期即试图摆脱政治，如果在后期沦为政治的傀儡，难免会重蹈覆辙，成为下一个破灭的乌托邦理想。

  莫恩在书中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对大赦国际的赞赏。他认为，大赦国际是影响力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且这个非政府组织在设立之初就秉承着纯粹的人权理念。一直以来大赦国际都在孤军奋战，力图将人权发展为不仅仅需要依靠政府才能存在的事业，它甚至没有把联合国视为拥护人权的最主要场所。大赦国际1976年在联合国和华盛顿开设了办公室，同时也开展了一系列反暴行运动，包括一些实际的请愿活动，这使它的研究成果迅速推广给了更广大的受众，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际，大赦国际的贡献迎来了最高的关注度。无论这样的行动是否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最重要的是它成功赋予了投身于某项事业的生活以意义。它成功激起了民间对人权的拥护，并通过这种拥护广泛推动了人权的公共意识。当人权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对自己国民的承诺时，当人权不再依靠于政府的一系列条文、政策而是以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身份审视各个国家和政府并督促他们作出改变时，人权真正地与“人的权利”以及其他政治乌托邦理想相区分开来了。而显然，非政府组织为人权得以独立提供了载体，至少在表面看上去确是如此。

  三、人权的危机：新乌托邦的破灭

  （一）被强权滥用的人权话语

  如今，人权被视为一个崭新的乌托邦，虽然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但它自身具有的抽象性仍令许多人对其一知半解。虽然许多国际人权文书试图给人权划定一个具体的范围，许多学者也不遗余力地论证人权真正的定义，但它似乎仍然可以被强权随意利用，使承载着美好的愿景的人权变为干涉他国、破坏世界的武器，毕竟“人权是何等容易为政治意图所左右，是怎样具有容易用于辩护自己而攻击对手的意识形态性。”

  英国学者米尔恩( A.J.Milne) 在《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一书中对《世界人权宣言》作出的评论：“遗憾的是，《宣言》的作者们忽视了这一点（即《宣言》所主张的理想标准其实是西方的标准），以致在许多国家，尤其是组成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这种理想标准无可避免地成了乌托邦……一种关于人权的表述，若使其中许多权利与人类大多数无关，就不是经得起理性辩驳的表述。”在《宣言》中尚未得到普遍认同的人权标准，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也仍旧未达成共识。当今国际社会，人权的评价标准仍未统一。对此，日本学者大沼保昭提出建立一种文明相容的人权观，但这仅是一个构想，要想让人权在各个文明和政治形态下取得共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对此，伯克贝克人道研究所的科斯塔斯·杜兹纳教授进行了生动但不失深刻的反思：“今天，人权这枚公章既变大又变小了。它变大了，因为在概念和名义上接受人权的标准和管理机构是必要的先决条件，是进入世界分配的入场券。藐视这些规则，说得确切一点，藐视大国对于它们的解释，不再意味着国际论坛上的外交谴责和为了媒体利益的戏剧性抨击，而是意味着轰炸、入侵和占领……伊拉克业已显示，人权可能是至高无上的，而人却不是。”对于不公正的人权解释，并非没有反对它的权利，只是即将遭受的代价可能远超反对者们的承受能力。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代价将被强权粉饰成为“人权实践”的必然历程，在潜移默化中，人权或许会演变成为一个全新的、陌生的话语，届时人权是会如“前辈们”那样消亡，还是仍旧占据主流，恐怕不会有人能够预料到。

  （二）人权的道德重负

  在警惕人权会被强权利用的同时，人权本身承载的人类的希冀或许也会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莫恩通过此书还原人权的本来面貌，力图让人们得以反思，人权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承诺、又有着什么样的局限，从而去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必然会将人权的出现与有关乌托邦理念，即某种发自内心的、旨在与令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欲望的历史联系起来，尤其是人权乌托邦渡过了其他乌托邦主义无法熬过的难关，这让人权被迫担负起一项宏伟的政治使命：为我们重新定义何谓善的生活，并且为了能实现这种生活向我们提供一套方案。

  在我国，人权就被赋予了多重含义，从美好生活到推崇社会道德，一切都成为了构建人权社会的重要内容。如果问到什么样的社会和生活才是人权得以保障的体现，大抵很多人会想到《礼记》中的论述，即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更有学者提出我国应当构建属于自己的人权话语体系，将和谐的道德理念加以推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谐的理念是对国际人权保护理论的一大理论贡献，当今世界应该把这一原则作为世界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当人们试图将一切“善”与“美好”附加在人权身上时，是否需要考虑到人权是否能够承担起这重负，并妥善地处理好种种基于不同文明下的道德理想呢？显然，人权计划会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即是去拓宽其领地以至于能够更光明正大的承担起政治与道德重负，还是腾空位子让给那些新的但尚未被明确绘制出来的理想。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不能让人权沦为道德的幌子，而要把人权“拉下神坛”，从道德层面转化到规范层面来证立，主要表现为将人权作为一种宪治层面的基石，同时加快构建具体的人权规范，使人权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来源。更有学者直接站在国际政治的角度对人权未来的发展提出质疑：金砖四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以及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下降是否会改变人权的进程并挑战其道德霸权？在整个亚洲大部分地区，儒家价值观的幸存意味着美德统治战胜了法治，这是否会影响着未来的人权观？随着美国自由主义的衰落，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空想后的国际舞台？如果自然权利由于世俗化而死亡，那么人权会否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侵蚀而失去话语权？这些问题令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人权究竟影响政治与经济更多些，还是反被政治与经济所影响。如果是后者，那么人权终有一天会被新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我国科幻小说家刘慈欣曾在作品《三体》中描绘这样一副图景：面对未来即将到来的外星舰队，所有地球人为了免受被毁灭或是被奴役的下场，各国开始积极寻求合作。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各国终于短暂地摒弃嫌隙，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抛却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文化差异。如今，“人权”这一意识形态成为了现阶段的“人类共同利益”，成为了所有人致力于追求的终极目标，并试图冲破主权的壁垒、文明的冲突，塑造一个以人为主体的、致力于让人获得尊严和幸福的美好乌托邦。然而，人权是否达到了“人类共同利益”这一高度？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各国是否真的能消除隔阂？今年，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人类的共同敌人业已出现。然而，以如今的情势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很有可能是悲观的——即使许多人仍对这一乌托邦抱有期待。

  四、结语

  雨果说，“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通过梳理和分析历史，人们不仅能够反思过去，也能够推敲未来。21世纪，“人权”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和政党治理秉承的基本准则。然而，一方面，大多数人对“人权”缺乏认识，不了解其内涵，也常常忽视其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人权”似有被滥用、被当作是武器的趋势，在未来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尚不明朗。因此，莫恩《最后的乌托邦》一书与其他人权史著作不同，他并非力图通过梳理历史来宣告人拥有基本人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相反地，他试图警告人们，“人权”一方面与政治息息相关，一方面在道德层面承担着过多的希冀，在这种情境下，人权能在未来扮演怎样的角色，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美]塞缪尔·莫恩：《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中的人权》，汪少卿、陶力行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2. [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王志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版。

  3. [英]A.J.M.米尔恩: 《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版。

  4. [美]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与帝国：世界主义的政治哲学》，辛亨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 孙平华：《论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人权话语体系》，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6. 魏磊杰：“人类发展有千万条道路，人权只是其中之一”，观察者网，

  https://www.guancha.cn/weileijie/2019_02_16_490327_s.shtml.

  7. 刘志强：“从乌托邦到标尺 人权向规范的转化不是乌托邦”，凤凰网，

  http://inews.ifeng.com/50319383/news.shtml?&back&back.

  8. Gareth Stedman Jones, An End to Poverty? A History Debate (New York, 2003).

  9. T. H.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1950.

  10. David Donald, Charles Summer and Rights of Man (New York, 1970).

  11. Moses Moskowitz, Whither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Program? Israel Year Book on Human Rights 6(1976).

  12. Jennifer Amos, “Embracing and Contesting: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1958”, Hoffmann, ed., A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13. Bronislaw Baczko, “The Shifting Frontiers of Utopia”,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3,3(September 1981).

  14. Bryan S. Turner. The Short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1, 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