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TEF仿真题精解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法语TEF仿真题精解》的主体内容是10套TEF试题和240题综合练习题。在选择书面语料（报刊文章、启示、图表）和音响资料（电话留言、电台新闻）的过程中，我们把重点放在语料的当下性和实际性上，力图点面结合，语言与文化结合，最大限度地提高考生的应试能力和应试技巧。每套试题分为三大部分：样题、题解和听力资料。既然命题的样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要顺利地通过法语考试，就必须对考试的样式和规则有一定的了解。考试如同参与游戏，对规则不了解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为此，我们根据法国巴黎工商会组织的法语水平测试的样式，并结合TCF试题的内容，从我们的“法语水平测试电子题库”中抽取了精华部分，为广大考生编写了《法语TEF仿真题精解》这本考试参考用书。我们不仅注重命题的样式，而且注重“题解”，因为仅仅给出一个答案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让我们的考生，尤其是中级法语水平以上的考生，能够知其所以然，在理解考题和把握考试规则的同时，触类旁通，进一步巩固语法点，扩大知识面。该“题解”经江苏苏索外语培训中心法语留学预科班和出国强化班反复使用，收到了良好效果。希望我们的“题解”能够真正与考生进行对话，在对话中使考生感悟我们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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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法语TEF仿真题精解》的主体内容是10套TEF试题和240题综合练习题。在选择书面语料（报刊文章、启示、图表）和音响资料（电话留言、电台新闻）的过程中，我们把重点放在语料的当下性和实际性上，力图点面结合，语言与文化结合，最大限度地提高考生的应试能力和应试技巧。每套试题分为三大部分：样题、题解和听力资料。既然命题的样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要顺利地通过法语考试，就必须对考试的样式和规则有一定的了解。考试如同参与游戏，对规则不了解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为此，我们根据法国巴黎工商会组织的法语水平测试的样式，并结合TCF试题的内容，从我们的“法语水平测试电子题库”中抽取了精华部分，为广大考生编写了《法语TEF仿真题精解》这本考试参考用书。我们不仅注重命题的样式，而且注重“题解”，因为仅仅给出一个答案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让我们的考生，尤其是中级法语水平以上的考生，能够知其所以然，在理解考题和把握考试规则的同时，触类旁通，进一步巩固语法点，扩大知识面。该“题解”经江苏苏索外语培训中心法语留学预科班和出国强化班反复使用，收到了良好效果。希望我们的“题解”能够真正与考生进行对话，在对话中使考生感悟我们的“良苦用心”。

• 作者：悬浮的潜水艇 发布时间：2019-05-20 15:09:47

  作者将这本书献给他的妻子——被他称为至爱的宿主。看来读书人秀恩爱都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 作者：大鸟在旅行 发布时间：2010-01-20 13:39:50

  这本书的题比实际考试简单吧

• 作者：飞行员 发布时间：2011-06-05 22:47:00

  考前必练

• 作者：狂爱夏洛特 发布时间：2011-11-20 16:36:16

  做完了。明天检验成果

• 作者：小鸟杀手 发布时间：2013-12-07 16:22:39

  哼！比考试简单一百倍哼！

• 作者：杨小欢 发布时间：2011-09-13 06:00:57

  老师指定考试用书，我只想说，神啊，请对给我一点时间。

• 难度太简单

  作者：流云 发布时间：2016-02-18 18:43:32

  难度的梯级层次不突出，选择同意句部分基本上都是长句，阅读难度最多能到B1＋，所有题型难度大多位于A2到B1之间，刷刷手感还是有用的，选项的混淆项出得意义不大，胜在题量比较多，一共10套题，能对各个板块有一个基础的把握

• 从后现代道德社会学角度解读“大屠杀”事件

  作者：泰恩河谷 发布时间：2017-06-08 17:16:30

  导读：

      《现代性与大屠杀》是当代社会学大师、“后现代主义”概念创始人之一齐格蒙鲍曼的反思现代性力作。鲍曼以受害者的理性考量作为屠杀行动的来源，在书中提出这样重要的观点：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大屠杀式的现象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大屠杀是对现代社会具有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罕见而又重要并且可靠的检验”，同时也是对现代社会道德空间被拆除的合理探源。

      全书基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揭示另一种现代性本质；第二，探究现代种族主义之于大屠杀的影响、现代官僚主义与园艺文化的关系、受害者的理性以及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第三，如何摆脱现代性困境，这也从属于他的现代道德社会学的重要部分。

      笔者也根据书中的框架，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理出三个相对清晰明了的问题，即怎么认识“大屠杀”，“大屠杀”为什么会发生，如何摆脱现代性困境，从而达到一个最终目的，即通过“大屠杀”事件了解现代性本质。

  

  一、如何认识大屠杀

      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 大屠杀在西方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近几十年来西方也出版大量关于大屠杀研究的书籍。然而, 关于大屠杀的研究, 或更狭义上说“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 , 学者们(包括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往往存在两种倾向:

      其一, 有关种族主义和宗教仇恨。关注大屠杀的德国特性和犹太特性, 也就是将其视为发生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的独特事件。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和犹太性往往使人们在探讨大屠杀的原因时, 会将恐怖的根源追溯到德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德国的历史传统以及欧洲的反犹主义等方面。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或许这在某一方面能够阐述大屠杀的特定历史情境, 但是此种研究倾向通常会使人们忽略大屠杀本身所存在的一些普遍因素, 也就更少地要求对现代性的历史趋势、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思考, 使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丧失其反思的意义。把大屠杀的说明集中在它的德国性和犹太性上, 也就将罪行归咎于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 这事实上就赦免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一切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国家里, 它与我们无关, 与我们的文明本身无关, 只是文明进程中一个非常态（偏态）的痼疾而已。与此同时，犹太国家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化的依据，当做它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

      其二, 病因学神话。将大屠杀看作广泛而常见的一类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 也就是将大屠杀视为类同于普遍的、人人熟悉的那类人种、文化或者种族之间的压迫与迫害中的一项, 只不过是较突出的一项。人性从前社会的野蛮中浮升起来不受文化支配的影响。当人的本性遭遇到文明的产物，就暴露出了它的不足与脆弱。将大屠杀视为社会的常态的方式, 使学者们力图从大屠杀与其他种族屠杀的共同性中寻找原因, 因而大屠杀的解释必然牵涉到人类一种原始的、在文化上无法磨灭的自然“属性” 。这样看待大屠杀的方式的结果只能是套用一套正统社会学的理论模式:社会和心理等因素的结合———人类行为正常的文明化调控的暂时失灵(或社会失范)———道德的崩溃———动物本能的释放———大屠杀。因而, 依据以上的逻辑, 大屠杀至多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 只是文明化的程度不高的结果。

      基于此种理论, 大屠杀只能被理解为文明(即人类有目的、受理性支配的活动)无法将自然留在人身上的任何不良的、与生俱来的癖好包容在内的结果, 至多是一次文明化进程的失败, 不可能是人类文明化进程内在的合理的产物。然而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 它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一个事件, 脱离现代性的背景去探讨大屠杀是无法理解其一些内在的特性。正是基于此一理念,英国社会学家齐·鲍曼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要对“大屠杀”重新认识。[过渡段落]

      第一，重新认识大屠杀与现代性关系。首先，大屠杀是与现代性存在关系的，即需要在现代性的视角下理解“大屠杀”事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脱离了传统认知中“视为发生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的独特事件”的观点，提出：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不仅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而且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换句话说，大屠杀是现代性下的产物，且是合理的，这主要针对病因学神话，即文明不够发达才会出现“大屠杀”事件。

      第二，现代性具有潜在性与真实性的特点。提出这样的观点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为什么大屠杀是现代性的合理产物。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但事实上，这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现代性上，哪一面也不比另一面“更真实”。

      既然鲍曼是从现代性视角去看待，理解“大屠杀”事件的，那我们理应再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现代性”，或者说，在鲍曼眼中，什么是“现代性”。[现代主义是什么?现代主义是崇拜理性，唯理性为支柱的]

  

  二、“大屠杀”为何能发生

      鲍曼主要从两条路径来阐述其观点:第一，从大屠杀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生产过程来探讨与现代性的关系;第二，大屠杀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现代性的作用。[过渡段落]

      1.1 种族主义（现代反犹主义）

      鲍曼认为, 反犹主义是与大屠杀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但单纯的反犹主义却无法解释大屠杀。首先, 历史研究表明在纳粹掌权之前以及他们的统治得以巩固很久以后, 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起相当多的欧洲其他国家对犹太人的敌视来说要逊色得多。其次, 反犹主义2000 年来在西方一直是个普遍现象, 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 也就是说反犹主义的普遍存在性无法解释大屠杀的独特性。因而, 要使大屠杀的观念成为可能, 反犹主义必须与一些不同的因素相融合。鲍曼正是通过对这些与反犹主义相融合的因素的探讨去追寻现代性特征的存在。犹太人的社会地位的独特性(“内部的外人”)和基督宗教概念中的犹太特性使社会十分有必要在犹太人和其他人之间划分一条界线。数世纪以来, 传统社会正是通过社会隔离、特定的仪式等方式来划分界线和维持界线, 一定的界线的维持从而创造一个安全的距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传统社会保证一个隐伏着冲突并随时可能爆发的环境中和平的共处。然而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的增加和差异性的取消却使维持这样一条界线变得不可能, 而另一方面旧制度的瓦解和现代秩序的到来不可避免所产生的焦虑和紧张也使人们迫切需要重新获得安全感, 因而反犹主义需要一个现代的划分界线的办法———即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改变传统上的人为的划界方式,它从人的本质上对其进行划分, 而这种界线是不可改变的。种族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在一个宣称有着强大的训导和文化改向能力的社会中, 它却分离出某一种群的人, 任何争论或者教育手段都无法触及(因此也无法有效地教化)他们, 并因而必定会保持他们永久的异质性。[为了更好理解为什么种族主义是现代反犹主义，我们要先理解什么是“园艺文化”]

      1.2 “园艺文化”

      建立秩序是现代性的不懈追求。现代性表达了社会管理者将秩序施于自然与社会之上并由此克服不确定性的努力。鲍曼将现代性的展开比作从“荒野文化”向“ 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园艺文化的理论预设：即在于清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破坏活动。荒野文化中的人无需有意识的计划、管理、监督, 过着代际复制的生活;而在园艺文化中, “园中的野草”增强了社会秩序的脆弱性, 它们让园丁们想到需要对田园进行不间断的管理和监视。如果说前现代社会统治阶级是一个看守人集团, 那么通往现代性的过程是园丁角色取代看守人集团的过程。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 建立秩序的任务凸显出来。混乱是秩序的他者, 他者意味着不确定性和恐惧的来源, 是现代性加以否定的对象。[1.看守人集团——园丁]/ 极端的铲除“杂草” 的“园艺文化”与秩序追求成为骇人听闻的纳粹大屠杀的重要根源。首先,“园艺文化”渴求清晰的秩序, 要求区分并用适当的机器和农药清除杂草。犹太人作为“没有祖国的民族”被卷入现代社会对划清界线和维持界线的关注和斗争。所有将社会视为花园的看法都会使一部分社会栖息地被界定为人类的杂草, 它们必须被隔离、控制, 被划定在社会界线之外甚至被杀死。“随着现代性的上升, 犹太人的隔离也成了一个问题。就像现代社会中所有其他事务一样, 这种隔离现在也不得不受到制造、搭建、理性地讨论、科学地设计、执行、监控及管理。”对于把社会视为一个花园的人而言, 大屠杀的对象只是他所要处理的诸多杂物中的一件。[2.犹太人为什么要被清除]

      从思维方式上看, 大屠杀是合理设计的结果, 是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它有其“合理”的价值追求、理性的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 用鲍曼的话来说,“如果脱离了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社会秩序之人为性的信念、专家制度以及人类场景与互动的科学管理的实践活动, 更是特别难或几乎不可能构想这样一个想法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 鲍曼认为种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种族主义也从属于“园艺文化”下的具体理论形态。[关系]

      然而, 种族主义或者说园艺文化只是涉及到大屠杀的理论形态问题, 大屠杀的实施本身却存在着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种族主义计划(尤其是这个计划的最终逻辑结果)的公众接纳程度, 还是远未达到受情绪引导的灭绝行动所要求的水平。同时, 种族主义情绪爆发所导致的灭绝行动其规模是绝对无法达到大屠杀的水平, 情绪的持续时间与人类对暴力的厌恶感都将妨碍大屠杀的实施。因而, 大屠杀实际上还需要实际操作中一系列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却都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过渡]

      这里，笔者把实际操作层面分为两个部分，即特定的环境和全部参与者的行为选择。

      2.1 特定的环境

      2.1.1 现代官僚制度文化/科层体系

      现代科层组织与制度是大屠杀得以设计、实施和实现的重要机制。作为使工具理性精神制度化的现代科层体系使得大屠杀的方案成为可能, 并增加了这一方案贯彻实施的可能性。科层制将社会视为被控制、掌握、改进与重塑的对象, 以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运作原则使得大屠杀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屠杀事件。层级化和功能性的劳动分工是科层体系的重要特征, 其重要后果是科层体系中的成员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责任。劳动分工使对集体性和组织性行动的最终成果有所贡献的大多数人和这个成果本身之间产生了距离,

      [1.责任与距离的关系

      1,1 个体——集体

      1.2 个体——上级

      1.3 旁观者理论]

      这种距离意味着科层体系等级中的多数成员可能在没有了解组织指令的后果的情况下发出命令和采取行动, 而劳动分工等级和效果的增加也意味着它所制造的距离的扩大。这使得执行具体分工职责的人除了承担具体的技术责任外, 对他们所无法直接看到的行动的后果及其可能具有的道德责任漠不关心。这种距离又称之为行为的中介：“中间人”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他们的行为和集体屠杀之间的因果联系是难以察觉的。道德谴责几乎不再依附于人的自然禀性，因此造成道德盲视和道德冷漠。[2.因果距离]在这里，鲍曼也总结出反暴行的道德自抑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暴力被赋予了权威、行动被例行化了、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

      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亦称为距离的社会生产。鲍曼先以克拉克洪、马林诺夫斯基、涂尔干三位大师对于道德规范的论述统领本章， 他们都认为接近便意味着责任，而责任亦是接近。责任的消解，以及接踵而至的道德冲突的淡化， 必然包括了以身体或者精神的隔绝来代替接近—接近的另一面就是社会距离。接近的道德属性是责任，社会距离的道德属性则是缺乏道德联系或异类恐惧症。正是现代理性社会在技术上和官僚体系上的成就使得这样的一种隔绝成为可能。[因果距离的解释]

      大屠杀的实施对于执行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克服其动物性的同情本能和道德本能的自抑, 纳粹大屠杀中非正常的人并不占多数。鲍曼认为道德驱力本身具有一个相对的交换区域, 纳粹正是通过隔离、开除国籍等方式将犹太人从道德驱力的范围内驱逐出去。另外, 现代官僚体系的运作必然以细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 细致的劳动分工使个体自己的活动与集体行动的结果产生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个体避免自身行动的道德拷问, 这种劳动分工和任务分离使个体把关注点从行动本身的道德性转到个体行为在集体行动中的效益上, 就是说用技术责任取代道德责任。[个体——集体]现代官僚体系的权威性等级使执行者将责任或道德考虑转移到上级的命令(行动的代理状态), 而多链条的行动过程也就造就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个体——上级被权威化行为选择中权力服从]总而言之, 大屠杀的实施是与现代官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旁观者理论上说也是执行者, 它只不过是消极的执行者。无论如何, 纳粹大屠杀的实施本身需要德国大众的配合, 或者说至少是冷漠和淡然。鲍曼正是运用“道德的义务范围”理论来解释旁观者的冷漠。一般来说, 责任来源于与他人的接近, 接近的另一端则是社会距离。如果说接近的道德属性是责任, 那么社会距离的道德属性则是缺乏道德联系, 或者是异类恐惧症。纳粹正是通过对犹太人的行动对象的非人化, 从而将犹太人从道德的义务范围内驱逐出去, 也就使德国大众无需对屠杀犹太人的行为进行道德层面的考虑。[旁观者理论（消极的执行者）]

      2.1.2 战争[社会崩溃——社会自主机制消失——极权主义]

      2.2 行为选择

      2.2.1 受害者的合作

      大屠杀从某种意义上是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便捷或存在于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合作, 执行集体屠杀这样程序繁复事物的官员们将会遭遇到棘手程度绝然不同的管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问题。为了大屠杀的顺利进行, 纳粹诱使受害者合作, 也就是利用受害者自己的理性选择从而配合迫害者的目的。纳粹当局把犹太人集中起来，绞尽脑汁地成立了一个犹太管理委员会，采取“拯救你能拯救者”的策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直到大家都被送进毒气室为止。要想使受害者的理性选择符合迫害者的目的的基本前提在于“封锁”受害者, 即将受害者限定在一定的职权范围内, 使其做出理性决定时只能以迫害者的意志为唯一参照系。犹太人本身已经被剥夺反抗的资源, 纳粹又采取分阶段的消灭方式, 这迫使犹太人的价值世界压缩成一个标准———继续活下去。犹太人中的大多数以他们的理性和理性判断的技巧做允许他们做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恰恰是有利于纳粹的大屠杀

      2.2.2 权利服从理论

  

  三、如何走出“现代性困境”

       那么如何来拯救或避免呢?《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从社会学出发, 最后回到伦理学, 主旨是道德责任问题。鲍曼在第七章力图重新建构道德的社会学理论。他驳斥了传统的观点———道德是社会的产物, 从“与他人相处”的基本状况为出发点来论述道德的前社会来源, 从而将道德归结为主体性的无条件的责任。于是, 拯救之途或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 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过渡]

      1.主体道德

      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 涂尔干较早地探讨了道德问题。在涂尔干看来, 道德的本质应该到社会的集体性力量中去寻找, 而不是到社会成员的个体心理欲求和形而上学观念中寻找。所有的道德来源于社会, 社会之外没有道德生活;社会鼓励道德上有约束力的行为而排斥、阻止不道德行为, 可能的话还要教化之。因为是社会的所以才是道德的, 而不是因为是道德的所以才是社会的;反之, 受到社会禁止的行为才是恶的, 而不是因为行为是恶的所以才受到社会的禁止。

      涂尔干关于道德的社会性的观点遭到鲍曼的质疑:道德的社会生产的观点承认社会有强加其具体的道德行为的权利, 也赞同社会权威对道德判断的垄断, 并因而默认了不以这种垄断为基础的道德判断在理论上的不合理性。如此一来, 道德行为岂不是与社会对大多数人遵守的顺从与服从成了同义词? 但是, 对社会所垄断的规范的遵从一定是道德的吗? 道德一定来源于社会吗?

       “道德意味着对`他人负责任' , 由此也`对不是我的事, 甚或与我不相关的事' 负责。主体这样存在的责任, 作为其主体性的唯一含义, 与契约性的义务没有任何关系, 与我对互惠收益的计算也没有共通之处。它无需对互惠的、`意图相互性的' 、他人用他自己的责任来报答我的责任的一个良好或者虚空的预期。如果一个高级的力量是以地狱的威胁为制裁的道德规范或者以牢狱的威胁为制裁的法律规范, 那么我就并没有在它的命令之下承担责任。正因为我的责任不是这样, 因此我并不把它当作一个负担。我在把我自己建构成一个主体的时候开始负责。变得有责任是我作为主体的建构。因此它是我的事, 而且只属于我。”鲍曼看来, 正是因为这种道德的内容是对他人的一种职责而非义务所以它不受任何非道德因素影响, 像利益、收益计算、理性地研究可选择的解决方式或者向强制屈服。道德是一种优先于所有利益的职责, 我即每个个体的责任是无条件的。

      这里引入后现代道德社会学来进行更加深刻地解读[引入重要理论主要参考鲍曼《后现代》]

  

      鲍曼是继迪尔凯姆之后道德社会学研究的一位里程碑式人物，道德空间是其后现代道德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社会道德空间被拆除的事实，原于人为建造的认知、美学和道德三个空间的矛盾与冲突、理性化模式使得人类的道德本性让位于遵守规则、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变为阐释者致使道德权威旁落，由此造成了伦理时代走向终结; 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返魅”带来了重新面对人类道德能力的机会，对他者负责、走向无伦理的道德自治才是重建后现代道德空间的基础。

      1.1 道德空间的概念

      道德空间是社会空间的构成要素，是通过“感觉到的假定的责任的不平均分配建构起来的。其概念包括三个规定：

      第一，道德空间的客体是我们为之存在的“他者”，道德责任是建造道德空间的唯一资源。鲍曼认为，“伦理学先于本体论……道德关系先于存在”；[主体道德责任的理论依据1.先验性2.原始状态]

      第二，道德空间配置了“亲密和匿名”、“陌生和熟悉”以及“封闭和开放”等不同状态。道德空间按照与他者关系的经久度和强度，形成一个“亲密———匿名”的排列系统

      第三，道德空间与认知的、美学的空间既泾渭分明又相互交叠，三者都是人为创造的，其相互作用的过程和产品共同构成社会空间。在后现代进程中，三个空间曾经建立起来的稳固的衔接分割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空间的冲突与不和谐的全面爆发。

      1.2 道德空间的拆除: 伦理时代的终结

      现代堪称为“伦理的时代”，道德思想和现代性的实践一直被一种信念所激励，这种信念就是相信一种无矛盾的、非先验的伦理学法典存在的可能性。强制性的无限责任、戒律和绝对义务筑就了铜墙铁壁般的道德空间：伦理的现代方法是用政治实践中强制性的、标准的规则和在理论上进行绝对、普遍和根本性的哲学追问作为对道德挑战的反映。

      至于“现代性正在走向失败”的原因

      1.2.1 三个空间的矛盾与冲突，弱化了道德空间。

      认知空间强调理性与客观性，它创造了距离; 而道德空间遵循的是善良意志，往往会侵蚀规则的至上性和距离的客观性; 美学空间遵循娱乐和审美原则，新颖、令人惊奇、甚至神秘和恐怖是该空间得以维系的力量，道德原则及立场和责任却是一种持久的沉淀物，这种持久相对于美学空间的流动与漂移来说恰恰是格格不入的，甚至说娱乐价值在原则上就是道德责任的敌人，反过来道德责任也是娱乐价值的敌人。[美学娱乐至上；认知：理性，客观——距离性]

       1.2.2 理性化模式使得人类的道德本性让位于遵守规则。

      理性化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特质，在肯定理性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福祉的同时，鲍

  曼从大屠杀案件中洞悉了理性化之于道德空间拆除的内在机理。大屠杀是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和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阶段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恐怖事件? 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纳粹及其追随者的道德败坏、普通德国人的道德冷漠、犹太人自身的道德麻木等等，其实这只是表象而已。鲍曼则在这些表象背后寻找到了更深刻的原因: “当人的本性( 厌憎杀戮、不倾向于暴力、害怕负罪感、害怕对不道德行为负责) 遭遇到文明的产物当中最备受珍视的实际效率，即遭遇到其技术、选择的理性标准、思想和行动服从于经济与效能的倾向的时候，就暴露出了它的不足与脆弱。

      1.2.3 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变为阐释者，致使道德权威性旁落

      道德空间的拆除与伦理时代的终结，并不等同于道德的终结。鲍曼相信，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像现代作为伦理的时代进入历史一样，即将到来的后现代将被记录为道德的时代”后现代时期的民众必须直接面对他们的道德实行自治，也必须直面他们的道德责任，重建道德空间，这是道德自身极度痛苦的根源，也是道德自身从未面临过的机遇。[过渡]

      1.3 道德空间的重建: 无伦理的道德自治

      1.3.1 重新面对人类的道德能力

      后现代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道德选择的多元化与自由，但与此同时也把人们抛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状态。一方面是道德理论的困境，另一方面是道德实践的模糊性。，自我、道德良心作为一种积极的道德载体在高度现代性的体制中被麻痹和弱化了。，这个木桶便是处于休眠状态的道德良知，是“道德冲动的最终推动力和道德责任的根基———仅仅是被麻醉了而不是被切除了” 。道德良知可能处于休眠状态，或保持沉默，但它始终在那里，并且随时可以被唤醒。抓住这样的机会，道德最后仍有兴盛起来的可能。鲍曼指出，一定是“社会成员的道德能力———而不是其他方式，使社会、社会的持续存在和社会幸福成为可能” 。正是这种具有实践性和动态性的道德能力使人们组成社会，维持生存和创造幸福。

      1.3.2 个体道德就是对“他者”负责

      道德的原初场景在“存在之前”首次遇到了“他者”，这种相遇不过意味着不能言说、不能编码、无限的和无条件的我的责任。那么，该如何铸造“他者”?这样，我们行为的伦理意义就到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但是必须有一只指引行为的很长的道德之手。

      1.3.3 道德“不能被普遍化”

      其一，道德不具有目的性和被保障性。如果道德是普遍的，那么就必须具备这样两种属性。目的性和被保障性体现的是理性立场，有目的并且是自我保全、自我保存，使个体或团体得以永恒。道德行为就是达到此目的的手段，所以人们才选择道德行为。那么，如果相反，没有目的不能保全的行为就不是道德行为吗?

      其二，道德不具有互惠性。如果道德是普遍的，那么，它必须具有互惠的特点，互惠可能是即刻的也可能是延迟的，或者可能是特殊的或者一般性的。莫斯笔下的“礼物”，强调的就是“公平与平等是赠送礼物恰当和成功的尺度”。赠送礼物之前就假定了互惠，礼物赠送以后使接受者成了道德义务的载体。即便是一种没有时间限定的广义的互惠，可能与无私的慷慨非常相似，但其实也寄希望于得到一些报答。所有对互惠的期望都与动机紧密相连，只要是这种情况，那么就与道德的根源不同。

       其三，道德不具有签约性。如果道德是普遍化的，那么要有签约的特点。签约是在行动之前，对参加者履行义务的约定。参加约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即为了保证各自的利益。在签约关系中，义务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如果没有履行约定的义务就会受到约定的惩罚。

  上述目的性、互惠性和签约性三个特点暗示了行为的可靠性及理性立场。

      2.多元主义

      另外一条虽然在书的结尾未言明，但亦可寻觅其踪迹，即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良药。“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多元主义之论，源于对上文所提米格拉姆“服从权威”实验的推演，“当然在真实生活当中， 你被混合在很多相互抵偿的对抗性压力当中”，这便是一种在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