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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发布时间：2024-04-14 10:01:15

  论文集。以社会学关照历史上的问题，可以借鉴下。

• 作者：倪島島 发布时间：2017-12-21 18:23:04

  标题吸引人 实际一般啊 没有实际内容可学

• 作者：有毒吧你 发布时间：2016-04-10 11:38:24

  内容庞杂，案情纠结。

• 作者：celia0000 发布时间：2015-01-18 14:58:33

  任老的书让我学到很多

• 作者：陆秋槎 发布时间：2020-04-21 15:45:18

  恬不知耻地问编辑要了PDF。以前看过顾适的几个短篇，跟同期出道的女性作者风格迥异，更硬派也更侧重技术，颇似当年的Tiptree。前半本的确都是我印象中的那种风格，堪称点子的盛宴，能满足最苛刻的科幻迷。不过也因为堆砌点子，有些地方略显艰涩（《赌脑》一篇尤甚）。而《嵌合体》的点子已足够撑起一部优秀的长篇。到了后半本，文笔和叙事技巧都有飞跃式的进步，只是跟其他作者的区分度也越来越小了。个人感觉最平衡的一篇是《时间的记忆》，这应该也是最适合影视化的一篇。

• 作者：Odysseus 发布时间：2018-02-18 21:33:16

  初中时同学借给我看的。

• 影响20世纪思想史的一桩出轨事件

  作者：蝴蝶暗消 发布时间：2013-06-04 16:53:30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3年5月31日

  一个少女，与已婚的医生坠入爱河，迫于周遭的压力与其分手，两人向共同的导师倾诉衷肠。最终，女人返回故乡，香消玉殒，医生与导师反目成仇，再无往来。听起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但当故事中的两个男主角名叫荣格与弗洛伊德时，这显然便成了影响20世纪思想史的一桩出轨事件。约翰·克尔的《危险方法》一书，从这一段情史、两次决裂出发，梳理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看待自己方式的精神分析学说的早期历史。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精神病学教学医院最年轻的主治医师，29岁的荣格前途无量——他还跟当地富有的工厂主之女结了婚。1904年，他接收了一个19岁的女孩住院治疗，她叫萨宾娜·施皮尔赖因，是俄国犹太人。这次治疗对荣格的影响是巨大的，使他踏上了从一个成功的医生变成伟大的思想者的道路。他首次使用了一个维也纳犹太人发明的全新的治疗手法，即所谓 “精神分析”——是的，与人们往往会设想的不同，并非年长的弗洛伊德提携了荣格，而是荣格和他背后的苏黎世学派发现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才使得出版数年也没卖掉几本的《梦的解析》的作者没有被淹没在20世纪初纷乱的心理学流派之中。

  　　荣格与萨宾娜开始了漫长的谈话治疗。借助谈话，他要挖掘出萨宾娜隐藏至深的、连她自己也察觉不到的内心欲望——她的无意识。随着谈话内容的深入，他俩的关系从医患升级为朋友，进而彼此爱慕。这场谈话持续到萨宾娜出院、进入苏黎世大学医学院就读也未停止，她要成为他的同事，与他并肩站在同一个高度上。

  　　但是荣格敏锐的妻子发现了丈夫的心事。她给萨宾娜的母亲写了信。于是，母亲兴师问罪，奸夫畏罪退缩——荣格回信称，他的温柔让她产生了误解；他还索要自萨宾娜出院以来每次谈话的诊金，称这样可以重新拉开医患之间的距离。出离愤怒的萨宾娜给弗洛伊德写信，告知了她与荣格的关系。荣格也在身败名裂的恐惧之中向弗洛伊德坦白了一切。

  　　虽然这段出轨的爱情最终夭折，但萨宾娜与荣格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作为医学生与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他们还保持着学术上的往来。医学院毕业后，萨宾娜去了维也纳，加入了弗洛伊德的星期三研讨小组，标志着她正式从苏黎世学派转投弗洛伊德门下。如果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关系一如从前，这种转移或许并不算什么。但如今，这两位曾经情同父子的大师之间，也早已暗潮汹涌。

  　　他们的关系其实从第一次见面起就埋下了阴暗的伏笔。荣格发现，弗洛伊德与他妻子的妹妹之间关系很不寻常——直到晚年，荣格才公布了这件事。而尽管弗洛伊德总是对外宣称荣格是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是属于未来的高尚的人，但他对荣格的神秘主义和超自然倾向一直颇有微词。弗洛伊德曾经两次在荣格面前晕倒，第一次是1909年他们赴美国演讲前夕，荣格大谈考古挖掘中发现的尸体；第二次是在1910年慕尼黑的一次会议上，荣格讨论古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把父亲的名字从纪念碑上抹去——弗洛伊德将这些视为荣格隐藏着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他无法接受这个精神上的儿子有任何背叛他这位君父的可能。1913年1月，在经历了往来书信中狂风骤雨般的情感发泄之后，荣格与弗洛伊德最终决裂。

  　　两人的分道扬镳既源于学术上的分歧，也是政治使然。一开始，弗洛伊德需要荣格以及整个苏黎世的学术资源，需要确立一个基督教的“王储”来摆脱精神分析与生俱来的犹太色彩。而当精神分析学发展壮大，如火如荼地横扫全世界的时候，他却恢复为一个大家长，需要绝对听话的门徒，他担心荣格的创造力会偏离他所确定的方向。

  　　这次分裂对荣格的打击远远大过与萨宾娜的分手。他一度陷于幻觉之中难以自拔，几年之内完全无法工作。他在幻觉中听到一个女人对他说话。“那是一个病患的声音，是一个才华横溢而且对我有着强烈移情的精神病患者。”那是萨宾娜的声音。据此，他提出了“阿尼玛”的概念，那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的女性原型，是他个体最深处的“灵魂”。萨宾娜未能如荣格所愿给他生下一个儿子，也并非陪伴他时间最长的情妇，却留在了他的心底，成为他灵魂中最重要的女人。

  　　弗洛伊德则在荣格走后，恢复了对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控制。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他着重探讨了原始部落中的弑父禁忌，不难看出与“儿子”决裂带给他的负担。1920年，他在《超越唯乐原则》一书中，提出了与“性本能”相对的“死本能”，并不讳言，“这些论断之中，有相当一部分都由萨宾娜·施皮尔赖因在其有趣而有益的论文中预先提出过”。

  　　而萨宾娜最终嫁给了一个犹太心理学家，回到祖国俄罗斯，加入了莫斯科精神分析学会。她作为培训师授课，还到临床诊疗中心治疗儿童患者。她的努力，帮助苏联心理学研究进入了20世纪。1941年，纳粹入侵顿河畔罗斯托夫，萨宾娜与两个女儿一起被枪杀。

  　　晚年的荣格，用石雕来打发时光。他雕刻了一组名叫“阿尼玛”的群像，其中有一只弯腰的熊，用鼻子推动一颗圆球，上面的铭文是：“俄罗斯让球不停转动。”这是荣格献给萨宾娜的悲伤遗言。即便在此时，荣格仍旧无法提起她的芳名。荣格的“阿尼玛”，最终以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1993年，《危险方法》出版，揭开了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几十年的一段往事。书中披露了三个人大量的往来信件与日记，仿佛一部美妙的书信体小说，然而其中记载无一不是真实。男人们因坚持自己的信念分道扬镳，女人在经历情殇之后却成就了伟人。即使能够看透他人内心的诉求，也仍旧逃不脱自己深藏的欲望。

• 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慢慢写）

  作者：九月 发布时间：2020-12-29 21:21:58

  1820年代，英国的一位女公爵将一万五千名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以便于养羊。当时的英国有着大量的失地农民，他们逐渐贫困化，沦为流浪汉、无业者、盗贼，国家震惊于贫民数量之多，然后强制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避免让伦敦的大人们心烦。

  十八世纪的社会评论家称“为了使社会幸福，必须让大多数人无知又贫穷”。他们认为，除非让穷人持续贫穷，否则他们就不会老实的做苦工。

  亚当斯密说“不积累必遭不幸”，到了马克思那里则是，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资本增殖。作者说亚当斯密不认为资本为了积累而积累，应该用来购置机器，这都是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说，应该千方百计的扩大再生产。而马克思则认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无论作为个人的资本家品格如何，资本天然逐利。

  1801年英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意味着国家对社会控制力的加强，也是民主的基础之一。

  伦敦的银行家在国会声称“工人对小麦的价格不感兴趣，反正他们都能拿到不涂奶油的面包”。而工人事实上也就是恰好拿到可以糊口的工资而已。

  “孩子在农村可以作为资产，在城市则成为负债”。相较于斯密，李嘉图认为工资的提升会让工人沉湎于家庭之乐，从而生产更多的工人，进而损失工人自己的利益；地主阶级靠着谷物价格获得过多的利润，人口的增长抬高谷物价格，工资被转移到地主手中，而资本家也需要付出更高的土地租金。斯密认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更多的购买力，以消化新增产品。马尔萨斯则认为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终究会超越土地财富的生产，最终导致普遍贫穷。

  马尔萨斯陷阱，一直以来备受非议，经验性的证据似乎完全打破了这个论述。中国人从5亿到14亿，物资不仅没有短缺，反而大幅增加了。土地开垦的速度显然跟不上人口繁衍的速度，但是无论是粮食还是工业品都没有短缺，普遍的贫穷状况还在缓解，人口增长被当做是一种红利。

  但实际上，经验性的证据误解了马尔萨斯，中国的个案不是反例，而是补充。粮食的增长，得益于科技的提升与制度的松绑，农药、化肥和杂交水稻技术的进步与推广，使得粮食单产得到大幅度提高。而世界贸易，让地广人稀的地区，可以为中国提供更多的粮食。就中国而言，农药化肥普及之前，也只能靠开荒来增加粮食产量，这种行为已经付出惨重的代价，森林锐减、草场退化，水土流失等等。

  中国人口的增长对于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是就农业部门而言，粮食的产量虽然常有新高，但人均粮食产量并不高，而从海外进口的粮食也屡创新高。工业部门的新增价值显然是高于农业部门，因而在全球市场的情况下，人口对工业的推动，会提高一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比例，在自由贸易的情境下，可以进口到更多的粮食，显得人口的压力并不大。

  但是，从地球这个整体而言，全球体系类似于一个没有外贸的国家。1990年以来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增长了一倍还多，这只能说明中国的工业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具有比较优势，可以将对粮食以及原材料的需求转移到他国。事实上，巴西、印尼、俄罗斯的森林砍伐也都与此有点关联。（毫无任何价值判断）

  将分析局限在粮食而言，目前的状况只能说明，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全球可耕地的粮食产量足以供应当前的人口，并仍有富余，显得人口压力仿佛是个伪命题。但事实上，从悲观的视角来看，土地能够提供的粮食产量终有其限制，一旦人口超越这个限制，增量博弈就会变成存量博弈，要么要求富裕的地区降低其生活水平，要么限制落后地区提高生活水平。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技术的进步会不断突破这个限制，使得限制在实事上不存在。如海水稻的技术，使得盐碱地能够变成可耕地等等。

  进一步局限到中国而言，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中国的粮食危机恐怕早已显现，人民的生活水平恐怕也大不如当前。在这个意义上，计划生育对于中国而言，削弱了自己的人口红利，但缓解了全球的环境压力。出于对人类的责任，节育是必要的，只是其手段太过于酷烈；对于民族而言，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人口的增长会推动工业的发展，在全球体系中占据更多的份额。虽然有一天全球会陷入粮食危机，但是工业化强国肯定会透过各种手段掠夺全球的物资，弱国只能任人鱼肉。（感觉像是博弈论的问题，群体最优与个体最优的冲突）

  凯恩斯回应经济学原理的长期后果时说“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他认为财富来源于生产，而非节俭。凯恩斯讨论的似乎是储蓄与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