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丛书（探讨了包括中国文明的根源、思想、文学、科技、制度、经济、学术、社会、艺术、宗教礼俗10个主题，共12本书。）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文化中国丛书（探讨了包括中国文明的根源、思想、文学、科技、制度、经济、学术、社会、艺术、宗教礼俗10个主题，共12本书。）

　“文化中国”丛书是一套优秀的中国文化通识读物。三十年前在台湾，九十六位充满干劲的年轻学者聚在一起，探讨如何将中国文化史的方方面面做一个有新意的总体呈现，为大众提供一部丰富新颖、流畅可读的中国文化史丛书，这就是后来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化新论」丛书。丛书共十二册，约四百万字，讨论了文明的根源、思想、文学、科技、制度、经济、学术、社会、艺术、宗教礼俗共十个主?题。这些作者大多有国外留学经历，这样一批受到西方式现代教育熏陶、对传统中国文化又有新见解的学者，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自然有着不同的视野与不同的解释。能通过不同文化的比较，点出中国文化的特质，开风气之先。

三十年来，这套丛书重印二十余次，成为港台地区受欢迎的中国文化史大众读物之一。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作者几乎都位居台湾学术界与文化界的重要位置，回首他们当年所发表的论点，有许多今天仍然不乏新意，可以为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提供另一种视角。

中国文化源与流

总 序 林载爵

导言 邢义田

筚路蓝缕——从村落到国家

杜正胜

山河岁月——疆域开拓与文化的地理环境 刘超骅

万民归宗——民族的构成与融合

蔡学海

心声心画——语言和文字

黄沛荣

梦与真实——古代的神话

王孝廉

繁花初绽——史前的艺术

刘良佑

人的自觉——人文思想的兴起

林载爵

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

邢义田

光被四表——中国文化与东亚世界

高明士

有容乃大——中国文化与西方世界

张永堂

作者简介

中国古代制度略论

总 序 林载爵

序 言 许树安

导??言 郑钦仁

帝国遗规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

郑钦仁

奉天承运——皇帝制度

邢义田

王者佐?社稷器—宰相制度

林丽月

柏台风宪匡政风—监察制度

葛绍欧

乡举里选——两汉的选举制度

郑钦仁

九品官人法——六朝的选举制度

郑钦仁

科举——隋唐至明清的考试制度

李弘祺

考论得失?惩恶劝善——史官制度

张荣芳

帝国基础——乡官与乡绅

王霜媚

君储圣王?以道正格——历代的君主教育

朱 鸿

托古改制——历代政治改革的理想

李孝悌

作者简介

中国式家庭与社会

总 序 林载爵

序 言 赵世瑜

导 言 杜正胜

编户齐民——传统的家族与家庭 杜正胜

鼎食之家——世家大族

何启民

书生议论——士人与士风

孙铁刚

正位于内——传统社会的妇女 徐秉愉

乡遂遗规——村社的结构

张哲郎

从坞堡到山水寨——地方自卫武力 黄宽重

四海之内皆兄弟——历代的秘密社会 庄吉发

作者简介

中国文学的情感世界

总 序 林载爵

导言 蔡英俊　

形式与意义

吕正惠　

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

蔡英俊　

人与自然

吕兴昌

人与社会——文人生命的二重奏：仕与隐 吴璧雍　

人间情爱的关注

曹淑娟

中国文学中的历史世界

张火庆　

幻想与神话的世界——人文创设与自然秩序 龚鹏程

智与美的融合

林聪舜

作者简介

中国人的理想国

总 序 林载爵

导言 黄俊杰

呈显光明?蕴藏奥秘——中国思想中的人性论

曾昭旭

德合天地?道济天下——先秦儒道思想中的理想人格 蔡明田

天与人归——中国思想中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观念

张端穗

使民无讼?朴作教刑——帝制中国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卢建荣

追求完美的梦——儒家政治思想的乌托邦性格

陈弱水

自由与和谐——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

蔡英文

仕与隐——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两极

刘纪曜

损有余?补不足——均富的理想

方清河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经济思想中的管制与放任 吴

克

作者简介

中国艺术之特质

总 序 林载爵

序言 尹吉男

导言 郭继生

赋彩制形——传统美学思想与艺术批评

石守谦

抟泥幻化——陶瓷艺术

陈擎光

家国重器——商周贵族的青铜艺术

陈芳妹

山川精英——玉器的艺术

邓淑苹

鬼斧神工——雕塑的艺术

颜娟英

无形之相——书法艺术

朱惠良

丹青彩绘——汉唐间绘画的发展

王耀庭

胸中丘壑——宋元的绘画

赖瑛瑛

纸上云烟——明清的绘画

郭继生

文房清玩——文人生活中的工艺品

蔡玫芬

华夏意象——中国建筑的具体手法与内涵

王镇华

作者简介

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礼俗

一苇渡江?白莲东来——佛教的输入与本土化……………………杨惠南

传灯的人——历代僧侣的分类考察…………………………………蓝吉富

方外的世界——佛教的宗教与社会活动……………………………丁敏

不死的探求——道教信仰的介绍与分析…………………………李丰楙

仙道的世界——道教与中国文化…………………………………李丰楙

慎终追远——历代的丧礼…………………………………………王明珂

俎豆馨香——历代的祭祀…………………………………………洪德先

琴瑟和鸣——历代的婚礼…………………………………………刘增贵

礼法、秩序与亲情——中国传统的长幼之伦……………………耿立群

新桃旧符——话过年………………………………………………李今芸

闲情试说时节事——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周云锦 何湘妃

陶情怡性、移风易俗——传统社会的民间娱乐…………………江淑玲

作者简介

中国人的科学精神

总 序 林载爵

导言 洪万生　

想象力与逻辑推理——先秦的自然思想与科技成就 刘君灿　

生克消长——阴阳五行与中国传统科技 刘君灿　

重视证明的时代——魏晋南北朝的科技 洪万生　

理性的发皇——灿烂的宋金元科技 刘昭民　

峰回路转——明代的科技 陈进传　

钦天监与太医院——历代的科学研究机构 黄克武　

自然知识的宝库——历代科技著作的分析 鲁经邦　

规圆矩方?度量权衡——传统科技的量化趋向 洪万生　刘昭民　

开创与限制——科技发展的回顾与检讨 陈胜昆　

关联与和谐——影响科技发展的思想因素 刘君灿

作者简介

中国人的思想历程

总 序 林载爵

导言 林庆彰　

百川汇海——各种学科的兴起与发展

王国良　

渊源有自——先秦学术的萌芽

宋淑萍　

复古与创新——两汉经学的发展

洪安全　

旧学新知百贯通——从朱子《孟子集注》看中国学术史上的注疏传统 黄俊杰　

内圣外王之学的复兴——新儒学的发展

陈郁夫　

实证精神的寻求——明清考据学的发展

林庆彰　

绛帐遗风——私人讲学的传统

李弘祺　

人杰地灵——历代学风的地理分布

王明荪　

贝叶传经——佛书的翻译

蓝吉富　

林庆彰

作者简介

中国民生的开拓

总 序 林载爵

导 言 刘石吉

择地顺时——农业的自然环境

陈良佐

沟洫之利——古代农业水利的发展与成就 黄耀能

披荆斩棘——新耕地的开发

梁庚尧

有土有财——土地分配与经

戴晋新

多能巧思——手工业的发展

陈慈玉

懋迁化居——商人与商业活动

陈国栋

城郭市廛——城市的机能、特征及其转型 刘石吉

通货利商——货币与信用

陈国栋　

舟车之利——交通与运输

张瑞德

梯山航海——海外贸易的发展

李东华

轻徭薄赋——财政与税务

庄吉发

作者简介

中国文学之境

总 序 林载爵

导言 蔡英俊　

素朴的与激情的——诗经与楚辞

杨宿珍　

帝国与自我的交光叠影——汉赋

吴炎涂　

咏怀的本质与形似之言——六朝诗歌

王文进　

奔腾与内敛——盛唐诗歌

吕兴昌　

多采多姿的中晚唐诗风——晚唐诗歌

李丰楙　

知性的反省——宋诗

龚鹏程　

市井歌谣及其转型——宋词

吴炎涂　

观物思想的具现——咏物词

杨宿珍　

从民俗趣味到文人意识的参与——小说（一） 吴璧雍　

从自我的抒解到人间的关怀——小说（二） 张火庆　

市井文化与抒情传统的新结合——古典戏剧 陈芳英　

作者简介

中国人的宇宙观

总 序 林载爵

导 言 黄俊杰

天道变易?世运终始——历史思想中的发展观念 林载爵

立法之道——荀、墨、韩三家法律思想要论

陈弱水

仁与礼——道德自主与社会制约

张端穗

公与私——忠的伦理内涵

刘纪曜

骨肉相亲?志业相承——孝道观念的发展

曾昭旭

内圣与外王——儒学传统中的道德政治观念

黄俊杰

天人之际——传统思想中的宇宙意识

蔡英文

从役物到顺化——自然思想的分析

卢建荣

作者简介

　　《中国式家庭与社会》

　　作者简介：杜正胜

　　1944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研究。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等。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著作有《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1990）、《古代社会与国家》（1992）、《新史学之路》（2004）等。

　　《中国古代制度略论》

　　作者简介：郑钦仁

　　1936年生，私立东海大学学士、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东京大学文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东洋史专门课程文学博士。曾任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东海大学特别讲座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客员研究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现任国立台湾大学名誉教授。著作有《北魏官僚机构研究》(1995)、《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史》(1996)、《台湾破茧而出的国家》(2008)

等。

　　《中国文学的情感世界》

　　作者简介：蔡英俊

　　台湾云林人，1954年生。英国华威克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博士。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现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人文社会学系系主任。研究对象为当代文学理论及古典诗学研究。著作有《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1986)、《中国古典诗论中“语言”与“意义”的论题──“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与“含蓄”的美典》(2001)、《中国古典诗的抒情特质》(2006)等。

　　《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礼俗》

　　作者简介：

　　蓝吉富

　　台湾南投人，1943年生。东海大学历史硕士。历任东海大学、成功大学、文化大学、辅仁大学讲师、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员、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并出任届现代佛教学会理事长。现任佛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宗教系副教授。多年致力于佛教文献的汇集与佛教史的研究，编有《世界佛学名著译丛》(1978)

、《大藏经补编》(1985)、《中华佛教百科全书》(1994)、《禅宗全书》(2004)等。

　　《中国文学*之境》

　　作者简介：

　　蔡英俊

　　台湾云林人，1954年生。英国华威克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博士。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现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人文社会学系系主任。研究对象为当代文学理论及古典诗学研究。著作有《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1986)、《中国古典诗论中“语言”与“意义”的论题──“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与“含蓄”的美典》(2001)、《中国古典诗的抒情特质》(2006)等。

　　《中国民生的开拓》

　　作者简介：刘石吉

　　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现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和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合聘教授、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兼任教授、《汉学研究》（台湾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编辑委员。研究专长为中国社会经济史，著作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海洋文化论集》（2010）、《海洋、跨界与族裔》（2010）等。

　　《中国文化源与流》

　　作者简介：邢义田

　　1947

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讲座教授等。现为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及艺术史研究所兼任教授。著作有《秦汉史论稿》（1987）、《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2011）、《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2011）等。

　　《中国人的理想国》

　　作者简介：黄俊杰

　　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大学共同教育中心特聘教授、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等。著作有《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2004）、《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2006）、《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2007）、《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想》（2009）、《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互动、转化与融合》（2010）、Humanism

in East Asian Confucian Contexts （2010）等书。

　　《中国人的宇宙观》

　　作者简介：黄俊杰

　　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大学共同教育中心特聘教授、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等。著作有《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2004）、《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2006）、《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2007）、《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想》（2009）、《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互动、转化与融合》（2010）、Humanism

in East Asian Confucian Contexts （2010）等书。

　　《中国人的思想历程》

　　作者简介：林庆彰

　　1948年生，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博士。曾任《国文天地》杂志社社长、日本九州岛大学文学部访问研究员。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台北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所兼任教授。专研经学、日本汉学、图书文献学。著有《明代考据学研究》，编有《经学研究论著目录》，译有《经学史》、《论语思想史》等。

　　《中国艺术之特质》

　　作者简介：郭继生

　　1950年生，台湾大学外文系学士、历史研究所中国艺术史组硕士、美国密西根大学艺术史博士。曾任教于台大及美国威廉学院、耶鲁大学；又曾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加州大学

(柏克莱)

美术馆研究员及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艺术史及考古学研究所。著作有《王原祁的山水画艺术》(1981)、《笼天地于形内：艺术史与艺术批评》(1990)、《挫万物于笔端：艺术史与艺术批评文集》(1994)

、《艺术史与艺术批评》(2007) 等。

　　《中国人的科学精神》

　　作者简介：洪万生

　　台湾学者，台湾师范大学数学系硕士、美国纽约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曾出任该系系主任；现亦兼任台湾大学副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科技史组教授。研究专长为数学史，著作有《女数学家列传》（合译）(1976)、《伟大数学家的想法》(1976)、《折折称奇》(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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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家庭与社会》

　　精彩书摘：

　　中国社会发展前后相因，绵延不绝，研究中国社会，不从历史观点着手，很难窥探全豹。不读中国社会史，实不足以了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历史，根据近的考古学知识，至少该从七八千年前谈起。八千年的人类行为，丛脞万端，不讲分期便很难了解演变的大势，想探讨中国社会的性质，简直是“

瞎子摸象”。大概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已出现简单的农庄。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农庄愈趋复杂；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后，中国地区出现城邦，所谓的“

国家”于是诞生，这时期大概属于传统史家所说的夏朝，开启“ 三代”的时代。用《礼记? 礼运篇》作者的话来说，前于此者叫作“

大同”，后乎此者叫作“ 小康”。三代城邦也就是传统所谓的“

封建”，大抵维持了一千五百年之久；到春秋中晚期，中国社会又产生一次空前的大变动。经过四百年的酝酿，形成一个“

编户齐民”的社会，以自耕小农为骨干，这一点在以下两千年的历史中没有太大的改变。社会是多面的，不能执一以赅全，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过去这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停滞不变。粗略地说，东汉末至唐中期这五六百年间可以看成一个阶段，此后至明清之际也算作一个阶段。至于晚近一百多年的变动，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们把中国社会史作以上粗略的分段，只是为研究的方便，当然我们相信同一阶段内，社会性质是比较相近的，可以发现统一、和谐的共相。然而我们还不敢给任何时代安上一个的通名；我们并且也相信，中国社会各个时代虽有独特面貌，但它都具备共同的源流，前后相承，不可以截然分划。诚如刚刚说过的，历史分期只是研究的方便法门，现在迫切的工作不在争分期，而应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史料，对各种问题作谨慎细密的分析。一旦累积相当可观的成绩后，时期划分，自然迎刃而解，每个时期的特质自然显露出来。在分析过程中，任何学说，任何方法，我们都不排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我们不要固执某种方法，也不奉某种学说为典范而努力去证明。历史家愈能走出自己的道路，中国社会发展的真相才愈能重建起来。

　　扬弃一切枷锁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依然有它的重心，社会结构是我们探讨的对象，社会力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两者掺和，终目的还是要发掘社会的特质。这个脉络把握住了，我们怎么来的，才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当下处在历史洪流中的哪个地位，才能客观地了解；对于我们及子孙的远景乃可合理地推测。

　　关于社会结构，我们认为家庭家族和邻里乡党是中国社会基本的两环，前者属于血缘的联系，后者属于地缘。但血缘和地缘在中国基层社会中又有某种程度的覆合，产生相当巧妙的衔接。由家而族，由族而乡党，有时是血缘一脉贯注的，由亲而疏，由浓而淡。如果邻里乡党没有血缘关系，也会产生“

假血缘”的联系，虽非亲人而视若亲人，整个聚落平时像一个大家族，长幼有序；一旦危急变乱，凝聚得更紧密、更坚固。

　　社会力量，首先我们要承认数千年来，居绝大多数的农民付出的伟大贡献。他们在这块不算肥沃的土地上默默耕耘，养活那么庞大的人口；他们勤奋、耐劳、刻苦、容忍，备受天然和人为的迫害之余，仍然是稳定中国社会的力量。这股力量过去太忽视了，历史家应该庄重地面对他们。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精神堡垒，他们的历史意义积极性高于消极性，我们要正面地肯定。古人说：“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读书人到底是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灯盔，虽然它的光芒往往是黯淡、微弱的。还有妇女，占一半以上的人力资源，她们的贡献正待我们去认识和肯定。

　　社会结构或社会力量可论者甚多，以上所说只楬橥大略而已。本书同仁研究中国社会史，这几篇论文不过千里之跬步，贡献极其绵薄。在实证、分析的原则下，披荆斩棘，蹊径终有一天会成为康衢。相信这是所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人，甚至是所有中国人乐观其成的。我辈固宜自我鞭策，更欢迎有志一同的人来共襄盛举，更希望学界贤达不吝赐正。

　　《中国古代制度略论》

　　精彩书摘：

　　清初吏员短缺，御史、给事中有由进士直接授任者；迨国家体制已定后，用人多徇资格，遂无骤任科道者。乾隆时，御史多由各部郎中、员外郎、内阁侍读及历俸三年之编修检讨考选，从此成为定制。而外官知县三年俸满，无钱粮盗案等项处分，无论有无卓异荐举，也可由吏部选拔为御史。翰林院、六部汉员保送御史，则必须经过钦派大臣考试，试以策论，然后引见取旨（满蒙官不在此限）。清初对初任的监察御史，也有试职一年，果系称职，方准实授的规定，惟行之不久即停职，历事经年，方准实授。”（同上）在见习阶段，更有遣派资深者随行监督指导者。

　　两汉选士之法，号称乡举里选，是由乡里推举出人才来，也就是必得先在乡里获得好评，借此名声，才有机会让外籍长官辟召成属吏。长期生活在统一稳固帝国下的人民，因帝国的稳定，扩张了活动空间，敞开了胸襟，他们对同州同郡的人也渐有了一体的感觉，乡里观念不再局限于户籍上的某乡某里，只要是同州同郡的人，便是乡里。地方上的著姓、巨富要通过乡举里选，便需要在州人、郡人间获得舆论的好评。州与郡是如此辽阔，散财、赈济之事，仅能施于同居一处的乡里，要获得州郡的好评，必须在实质的救济外，有更高层次的表现。在尊古好儒的东汉，德行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大家都相信好德行是好官好吏的先决条件。这些想出任州郡属吏的地方有力人士，也唯有在砥励德行上下功夫。在这种乡举里选制度下，层乡论（乡里舆论）选出了三老，第二层州郡（扩大的乡里）舆论，除了提供州郡属吏的候选人才外，也向中央推荐了孝廉、茂才。茂才可直接受任为县令，孝廉则须经郎署，始能为官或吏。这些孝廉、茂才、州郡县吏候选人，都是以德行著称的人，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有好德行的人日后也必定是好官好吏，这些由好官好吏组成的政府也必然是个好政府。在这种人才推举原则下，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还有什么隔阂呢？这是乡举里选的理想世界。

　　但是理想与现实并不常一致，现实也多数是丑恶的。东汉自和帝以后，所立多为年纪幼小的儿皇帝，身边的外戚、宦官便先后替他执政。自从秦始皇创立了皇帝制以来17，在中央权力集中于皇帝，在地方，权力集中于地方长官，当皇帝或地方长官不能亲自执政时，他周围的人便来代劳。外戚、宦官不管德行如何，仅因有姻亲或近侍的关系便取得执政的权力，违反了好官的原则，一般人民所期望的好政府也自然落空。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戚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础石州郡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往往是不受欢迎的，除了因为他们不合当时好官的标准外，也因为他们的眼睛总是向上看，不要说乡里的舆论他们听不到，州郡的舆论，他们也是置若罔闻，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破坏无遗，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引述当时人的谚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清楚地描述出当时人对选举不实的反感，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的皇帝，没有其地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戚、宦官的例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中国文学的情感世界》

　　精彩书摘：

　　文学创作是一个民族文化活动的一环，它不但可以抒发个人的情感及思想，同样可以展示一个民族的心灵。

　　生命本身的成住败坏，已是令人难堪的处境了，若再加上人为破坏因素，伤痕也越发深刻，偏是人类的愚痴一日不灭，彼此的伤害也就不会终止；战乱流离、贫穷困苦也就是每个世代不免的悲剧，对悲苦众生的不忍之情，也世代流荡在每一位有情人的心怀。汉魏之际，世局扰攘，战乱迭起，建安文人即有许多悲民之作，王粲的《七哀诗》是我们熟稔的代表作品：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泉下人，喟然伤心肝。

　　人谁无戚友，谁无亲子？生离死别的愁惨，无论发生在自己或路人身上，都同样逼入诗人胸怀。诗人的眼观照着大地的苦难，诗人的心拥抱着大地的生民，诗人的情也包容着苦难大地的生民之忧乐，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自许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其说是政治家的热诚，毋宁说是文人真切的情怀。

　　神话并不如某些学者所云，只是一种前宗教的人类行为，因为它们产生自同一人类基本渴求，而在表现上亦息息相关。所以随着宗教的不断发展，神话也会产生许多内在的变化，以早期的精灵及转形和隋唐以后的再世轮回相比较，我们即会发现同一神话结构在不同宗教文化期中不同的表现（化为异物和轮回再世，表面上似有人物之殊，其实乃是展示了生命共同性和一体性的神话原理：原始宗教中即有祖先灵魂可借转世而再生于另一个生命个体上的观念，图腾植物和动物也拥有与人同质的生命，所以人才能借此和同一生存时空的万物、和先后异时的精灵相沟通）。既然神话与宗教是互浃相变的，那么，中国文学中神话与幻想的世界究竟与仙道思想、宗教背景有何实际关系呢？

　　　　关系当然十分复杂，许多跟祭祀有关的文学作品，本身便可能纯属神话的构造，例如《诗经》中的《大雅?生民》，及六朝清商曲辞《神话歌》之类，或属朝廷宗庙郊祀之乐、或属民间祠神之歌，再配合宗教集团特制的音乐辞谣（如上云乐、步虚词）等，即成为文学作品中丰富的神话库藏38。这些神话所述，有些仍属原始神话的形态，有些则步入意识创构的层次了，像六朝上云乐所描绘的仙乡神境就是。它与游仙诗的精神或有不同，但对神仙生活的认知、对神境仙乡的摹述，实亦含有乐园的向往，那种包含六朝道士对天地结构、仙真类别、道教法术等观念在内的神话世界，其实亦只是一种宗教文化中渴慕的理想世界。明代中叶以后，大量混杂三教的通俗戏剧和小说，亦可以作如是观。《红楼梦》整个神话结构，皆由茫茫大士、渺渺真人那一僧一道领出，而结尾处又让这一僧一道挟住宝玉，“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不也是这样吗？空空道人在大荒山无稽崖下得到这块顽石后，因空见色，由色生情，再传情入色、由色悟空，遂改名为“情僧”，更说明了僧即是道、道即是僧，小说之神话结构和宗教文化结构是不能分割的。

　　《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礼俗》

　　精彩书摘：

　　原始宗教对于生命素朴的探索，为中国人对于生命不朽的一种追寻，它正是每一民族在成长的过程中必有的童稚之梦。

　　天仙的仙格上，可用以解说古仙，成为道教神仙论的理想，但也因此远隔人间，只是飘渺云海间的仙乡奇谭而已。地仙则兼有天上、人间的乐趣，可遨游人间又无人间之累，又可任意升天又无高处不胜寒的寂寥，所以凡学道者都以地仙为其理想，后世艳羡的神仙，像八仙都可列入地仙之列。至于尸解仙应占大多数，这种以宗教信念解释死亡现象，属于一种信仰问题——相信神灵的存在，借以安慰、满足其心理，确能发挥作为宗教的一种功能。

　　　　将天仙、地仙、尸解仙组织成神统谱的为《真灵位业图》，陶弘景将人间帝王的朝廷结构移用于神仙世界中，在序言中说仙人等级千亿，宜按位序的尊卑，加以甄别，因此“搜访人纲，定朝班之品序；研综天经，测真灵之阶业。”实模仿佛教曼荼罗的构想，将道教世界组成一庄严有秩的谱系：凡有七阶位，各有仙衔、职称，并且部分简述其生平学道之事。天仙部分实为宇宙构成的神格化：为元始天尊，正是宇宙源起的神格，玉清境中，天尊以下道君都是虚无飘渺的天仙，属于位；第二位多古仙及茅山道派的创始诸仙。值得注意的还有女真位，第三以下所列仙班，包含天师道系、葛氏道（灵宝派）以及传说中的古代帝王，甚至是历史人物，极为驳杂；其中较特殊的有些标明地仙散位，有些是尸解仙。其中所封仙衔，有仙官、鬼官，另外《真诰》所录祀奉仙真如宫名也列出，可能与当时华阳宫的奉祀有关。《位业图》是将《真诰》及多种古道经搜集整理的综合资料，《无上秘要》曾录下，而今本在陶弘景纂修之后，又经唐末道士闾丘方达校定，代表上清经派的神仙谱系的构想34。

　　舅甥之间的关系尤为特殊，虽然在丧服制中，为舅舅所服的丧不算很重38，这是因为我国是父系社会，而舅舅是母方的亲属；但在民间的习俗中，舅舅的地位是很高的，甚或超过伯伯、叔叔等父方亲属。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初民时代母系社会所遗留下来的风俗，另一方面可能因子女与母亲较亲近，故对母亲的兄弟也产生较密切的情感，同时舅舅又是母亲合法保护人的递补者，因此有著较特殊的地位。

　　　　至于祖孙之间的关系，是较为有趣的。祖父母在家中的地位相当崇高，因祖父母为较父母更高一辈的直系血亲，且常为一家家长，故加倍受到儿孙之敬爱与侍奉。南齐江斅“庶祖母王氏老疾，斅视膳尝药，七十余日不解衣。”（《南齐书》卷四三“江斅传”）宋代戚同文“幼孤，祖母携育于外氏，奉养以孝闻。祖母卒，昼夜哀号，不食数日，乡里为之感动。”（《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传上”）又杨懋春在描写山东某一小城的风俗时，曾说到“婴儿在出生的第三天，由一家之家长给取个小名，假如没有祖父母，这任务就落在婴儿的父母身上。”39可见若祖父母健在，则新生婴儿的命名大事，是要由祖父母来决定的。

　　　　祖父母虽在家中有著崇高的地位，但由于老人家多疼爱孙儿，因此对孙儿较为纵容，不似父亲对儿女较有威仪，且严格管教。举例来说，在《红楼梦》中随处可见，宝玉姐妹都到前面贾母房里用饭，且和老祖母同桌而食，可见未成年的少爷小姐可以陪著老人吃，不像父子之间有“父子不同席”的规矩，而是充满著慈爱气氛的。又如贾宝玉见著父亲贾政，总十分畏惧，谨守礼仪，贾政对贾母也恭谨有礼，独宝玉在贾母跟前，则不太讲求规矩，由此也可看出父子关系与祖孙关系的差别。

　　《中国文学之境》

　　精彩书摘：

　　近代学术研究对于语言文学或其他文化现象的研究讨论，都具有一项方法论上的特点，那就是透过定点上的横断（synchronic）与历史发展上的纵贯（diachronic）的交互运用，而清楚说明某一问题的全貌。

　　因此，在《中国文学的情感世界》一书里，我们首先尝试使用定点横断的方法，选择若干主题来勾勒中国文学所呈示的某些精神面相；而在本册，我们则希望透过时间的纵贯来列述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毕竟，中国文学所以具有丰富多彩的姿貌，历史的绵延是一项主要的因素：从先秦的抒情歌谣与说理散文而至明清的章回小说与舞台戏剧，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都有不同的观物方式与情感、思想的特质，而这些不同的视观与情思就具体呈现在不同的艺术形式里。譬如说，商周时期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是真正的大地儿女，他们的生活几乎都按着大地自然脉搏的跃动而作息。也就在这种广大和平的世界中，他们感染了大地博厚笃实的性情，一旦有所咏歌，也必然是以坦白、单纯的方式描绘生活的真实形貌；即使是生活的苦难，也只发为低抑平缓的倾诉语调，将苦难归之于上天或消融于天地自然之间—《诗》三百篇这部中国早的诗歌总集，就如是刻露出先民淳朴单纯的心声。又譬如说战国时代投身于纷扰的政治舞台的知识分子，当他们面对礼教制度的崩坏、天道人伦的不存、道术德业的分裂时，他们如何能安于详和、素朴的玫瑰园？一旦个我生命投入政治洪流的历练与挣扎，理想的坚持与自我的突显正是这个时代的表征。因此，词汇或语法的铺陈夸饰与富于变化的表达方式就取代了主题反复回增的抒情歌调；而能够“

装入更多的内容及适应随时代激动而来的丰富而奔放的情感”（徐复观先生语）的具有论辩性格的散文与悲凉慷慨的楚调，便成为知识分子表情达意的媒介—先秦诸子的散文与以屈原为主的骚赋，便成为狂飚动荡时代中刻画人性的见证。就此而论，如何透过种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以掌握不同的历史阶段里民族心灵的形貌，对我们或许更具有文化理解上的意义。

　　基于上述的共识，我们厘定了《中国文学之境》一书的11个 单元：

　　素朴的与激情的—诗经与楚辞

　　帝国与自我的交光叠影—汉赋

　　咏怀的本质与形似之言

　　奔腾与内敛—盛唐诗歌

　　多彩多姿的中晚唐诗风

　　知性的反省—宋诗的基本风貌

　　市井歌谣及其转型—宋词

　　观物思想的具现—咏物词

　　从民俗趣味到文人意识的参与—小说（ 一）

　　从自我的抒解到人间的关怀—小说（ 二）

　　市井文化与抒情传统的新结合—古典戏剧

　　希望透过这样的安排，能够清楚地把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脉络描画出来。同时，我们撰写的原则依然秉持着“

语言形态学对应终极的宇宙态度”（linguistic morphology vs. ultimate attitudes

towards the

universe）这种文学类型的理论观点，因为这种理论观点的确能让我们清楚意识到艺术的形式与表达的内容间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然而，我们撰写的方式既不同于一般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式，自不免遗漏了一些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类型与艺术心灵；同时也无法把一种文学形貌所以过渡到另一种文学形貌的细节、始末交代得详尽、周密。譬如说，我们以“

赋”这种美文形式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类型，进而尝试

　　“

赋”这种推类、敷布的艺术形式探索整个汉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取向：关怀大一统帝国的性格问题以及缘是而来的自我的定位问题。然而，如果我们撇开五四以来对于传统文学所怀抱的拟似西方浪漫主义者的见解，而以一种更具历史意义的观点（即某一时代的文学原是某一时代的文士作家常使用的语言文字的表现模式）来考察汉代文学的发展，那么，能够表达上述汉代知识分子之心灵取向的文学形式应该是贾谊、晁错、董仲舒，以及刘向、匡衡等人向汉代帝王所陈的奏疏；而司马迁的《史记》更是汉代伟大的一部文学作品（虽然《史记》同时也因为它对历史所具有的识见与批判力，而成为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这种叙述性质的散文体，原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项重要遗产；只是当我们一谈到中国文学的代表著作时，我们总会因为想到的是“

诗”、“ 小说”、“

戏剧”等纯粹的文学类型，而多少忽略或遗忘了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传统里所曾绽放的光彩。透过这种观点的引导，《左传》就不会只是历史的著作或思想史的材料，而《论语》或《庄子》等书的某些篇章也不会只是哲学的著作。循此，我们自然可以进一步确立中国叙述传统的起源及其发展的脉络。

　　其次，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里，有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民间传统与个人创作才具之间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代表的是发自基本人性的、天生的艺术创造冲动与文士作家匠心经营的心智创作活动之间所呈示的互动关系。不论文士作家如何加工润饰、不论某一时代某种文体多么个人化，其作品的意象与主题两方面都不缺乏自然的土地和人生今世的气息。例如《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里登峰造极的小说，其中充满着个人在自我追寻之过程里的冲突与超升（或换一个角度说，幻灭），但它仍保留着民间说书的色彩与表达形式。只是，当我们试图在民间找寻文学发展的线索时，并不表示我们要把已经高度发展的艺术作品驱回民间俚曲俗文的领域—

20 世纪30 年代高唱“ 俗文学”，便表露出这种倒反的心态；相反地，一如已故的陈世骧先生所指出的：“

我们所要探讨的，是经过长时期加工润饰以后所呈现的高度艺术性成就。”本书讨论词、小说与戏剧发展的三篇论文里，撰写者都对这个问题有详尽的叙述。唯独诗歌这个文学类型我们很难处理，因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有着一段非常久长的历史，而在这个发展的过程里，汉代的乐府、民歌以及六朝的吴歌、西曲等种种民间的艺术形式及其表露情思的方式都是其中重要的助力。唐诗所以汇为中国诗歌国度中的，并且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荣耀，它的源流自是多方面的。对于这些源流，我们原应专列一个单元来讨论，并且借此说明中国民间传统与文学史研究间的关系。

　　一如我们在《中国文学的情感世界》的导言中说明的：对于传统文化的解释是一种积累的、渐进的工作，并且随着透视观点（perspective）的变换、开展而有不同的结果。因此，如何重新对传统的文学史作一次不偏不倚的认识与阐释，并且把这种研究的成果传达给一般读者，正是我们真正期待并努力以赴的目标。

　　《中国民生的开拓》

　　精彩书摘：

　　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过去均偏重于专题式的深入探讨，少数通史性的论著，也都受制于断代而论；两者均很难使我们对于传统经济有整体的认识。本书各个主题的编排便是为补救这项缺失而设计，分别从农业环境、水利兴建、耕地开发、土地分配、手工业、商人与商业、城市、货币、交通运输、海外贸易、财政税务等11

个经济部门，加以贯通性的论述，期能组合成一部明白晓畅的中国经济发展史。

　　在中国农业的发展方面，陈良佐先生的《择地顺时—农业的自然环境》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和长江流域在相距不远的期间，先后都展开了农作物的栽培工作，成为两个不同的农业中心。前者以栽培旱地作物的粟为主，后者则以水稻为主。但此后的发展却是黄河流域领先长江流域，这种结果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原先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我国气候大体是温暖多雨，当古代气候由湿热转向干冷时，黄河流域也由北亚热带转变为温带，使得适宜湿热地区发生的疾病，如疟疾以及其他疾病，因之减少或完全绝迹，这对人口的成长必然相当有利。相反的，长江流域或以南地区仍属热带、亚热带，湿热的气候使得疟疾瘴疫流行。换言之，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健康，以及人口的成长，都优于长江流域。准此以论，长江流域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包括：人口的成长缓慢，缺乏健康的劳动力，湿泞、干硬的酸性土壤使整地困难，缺少广大平原，同时天然食物的丰富也造成江南人民不去努力改进农业生产技术。而黄河流域农业迅速发展的原因则为：较少的疾病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压力又促使生产方式改进，艰苦的自然环境塑造了勤劳、节俭、刻苦的习性，土质疏松、肥沃，气候的多变化产生了精确的历法来指导农业生产。以上这些因素使得黄河流域在战国时代，便已奠定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基础；反之，长江流域直到西汉初期仍未脱离原始农业的特征。

　　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既无天时与地利，它的农业发展自有待于水利的开发与利用，于是古代的农民，用尽心思与智慧，克服自然环境的限制，开发水利以灌溉经营农业。如此，不但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凌驾于其他文明古国；农业水利事业发达的结果，也开创出以北方旱地农业经营为中心的秦汉统一大帝国，其后更发展出以南方水田农业开发为重点的隋唐大帝国。水利事业在中国农业经济开发上，显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黄耀能先生的《沟洫之利—古代农业水利的发展与成就》一文便从古代到隋唐帝国的诞生，逐代叙述农业水利事业的发展与成就，借以了解古代农业水利经营与古代帝国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

　　中国境内广大的农业区，并非自古以来即已存在，而是历史长期演变的结果，梁庚尧先生的《披荆斩棘—新耕地的开发》说明了这个扩展的过程。大体而言，中国农业疆域的扩展有自北而南的趋势。

　　如前所述，自远古以至汉末，农业主要在北方发展，南方农业远比北方落后。汉末以后，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北方农业受到严重打击，开始衰落，农业地理的重心于是逐渐往南方转移。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唐代以后，南方农业才有飞跃的发展，并且超越北方，成为农业地理的重心。唐宋以后，人口持续成长，并且继续往南方集中，南方土地被充分利用，精耕农业在南方高度发展。到了明清时代，内地耕地已垦辟无遗，过剩的人口往外谋求生活的出路，除了移民南洋之外，便是四向迁往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西北的内蒙古和新疆，山海关外的东北，以及东南海上的台湾等地广人稀的地区，逐步地开发了边疆的土地。近代农业疆域扩展的方向，也就由北而南转而为向四方发展。在这一个扩展的过程中，农作物的种类愈来愈繁多，耕作的方法愈来愈精细，中华民族生活的范围愈来愈广大。不仅如此，中国人的生活传统在这个扩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国文化也伴随着这个扩展过程而扩展。

　　土地的开发必然造成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戴晋新先生的《有土有财—土地分配与经营》对此有详细的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战国以前是公有制时期，战国时代是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的转变期，战国以后，除了北魏太和年间至唐代中叶的二百七八十年之间曾有一些地区实施过性质特殊的均田制外，大体上皆为私有制。土地私有制的特色，就是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在古代，土地又是个人社会地位和一切权力的基础，一个人有能力购买大量土地，就能拥有势力。土地既然如此可贵，自然成为人人争逐的目标，稍有财力者，无不竞相把资本投资在土地上，土地兼并的现象于是产生，这是土地私有制的根本问题。秦汉以后，历代都有学者留心这个问题，并提出各种对策，其措施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法律来限制私人拥有土地的面积，手段比较温和；另一类则倾向于以强制分配、禁止买卖的土地国有制来取代土地私有制，做法比较激烈。前者包括西晋的占田制和历代的限田措施，后者则包括新莽的王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

　　陈慈玉小姐的《多能巧思—手工业的发展》，以纺织业为中心，分从丝织、麻织、棉纺织三部分来观察中国手工业中表现辉煌的一面。唐代以前，一般农家的织布作业是以自家消费和贡纳为前提，商品生产性质的织布业在农家尚未发达。唐末以降，商业资本导入农村，促进农村经济的分解，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逐渐崩坏，农村手工业的商品生产特征也就渐渐明显。明中叶以后，广大的佃农阶层因为收入低微，必须将剩余劳动力投入农耕以外足以补充家计的副业，农家的手工业便因此成为赋税与田租的来源，不再是单纯的自给生产。

　　农业、手工业之外，商业的发展也颇有可观。陈国栋先生的《懋迁化居—商人与商业活动》描述了它的进展。中国的商人起源极早，到了战国时代，商品流通广泛，商人甚至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很高的地位。汉初虽行抑商政策，但商人依旧保有他们的声势，而且继续发展，出现了一些大商业。魏晋南北朝时，原本周流天下的商贾，遭遇到战争的阻滞，暂时销声匿迹，商业也从而萧条。直到隋唐，政治秩序恢复后，商人再度抬头，陶瓷、茶、盐等大宗商品脱颖而出，而且南方经过大力开发后，奠定了后日宋代物阜民丰、百业繁盛的基础。社会上对商人的观念，在唐、宋之间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商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称为“

行会”的同业组织也发达起来。这种商业发达的现象一直持续绵延，历久不衰。从明朝嘉靖以来，至于清末，山西商人和安徽（新安）商人占据了我国陆上的商业舞台。

　　拙作《城郭市廛—城市的机能、特征及其转型》对于中国城市的性质作了简单的说明。就历代城市的数量与人口，以及城市的建筑规划来看，中国城市在人类史上占有特殊显著的地位。中国的都市基本上是“

城墙都市”，面积远较欧洲与日本的城堡为大，特别是中古以降的许多主要都城，其规模建置，在人类史上常居首位。历代的京城人口，在工业革命以前，甚至直到19

世纪50

年代伦敦兴起以前，也常是当时全世界的记录。城市数量之夥，亦堪媲美西方。城市的内部规划在整个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上更具有十分显著的成功地位。唐宋时代，中国的城市产生了“

革命”，那就是商业性城市的兴起，一方面行政中心的经济机能强化，一方面非行政中心的市镇出现。到了明清时代，市镇的涵义完全以商业机能为标准，甚至有了专业市镇的诞生，市镇人口与数量都愈来愈多，造成了城市化的现象。传统中国城市的特质是城镇一致性，此与西方迥异。中国一直没有都市优越性的观念，也一直不轻视农村和乡土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事实上，传统中国文化的主要据点应是乡村，并没有明显的城市文化。只有唐宋以后商业城市兴起，城市在中国文化的经济生活中才占有较显著的地位。只有近代西化的通商口岸出现后，才改变传统城市的性质，中国城市才具备西方工业化后城市的特征。

　　商业的活动需以钱币为媒介，陈国栋先生的《通货利商—货币与信用》即在叙述货币的发展。先秦是货币的创始时代，先有贝币，后有金属货币。秦汉时代，铜钱成为社会上的主要货币。三国以迄隋唐属于“

自然经济”，是实物货币的时代。唐以后铜钱又恢复了主要货币的地位，铜钱的广泛流通造成长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宋时，由于交易量大增，纸币及其他信用工具应运而生。明、清之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了大量的美洲白银，是白银与铜钱并行的时代，但也造成了经济史上的“

物价革命”，以白银表示的物价大幅度上扬。不过因为货币供给的充足，刺激了生产与就业，而有嘉靖—万历与乾隆—嘉庆两段长时期的经济繁荣。

　　张瑞德先生的《舟车之利—交通与运输》分别从道路、馆舍与驿递制度、人工河道、车、船等几方面探讨传统的交通与运输。综合来看，历代交通建设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此表现于道路网和运河均以都城为中心向外发展。方式上，水运极为发达，但陆运不发达。没有水运可供利用的区域，发展的程度通常也都远较有水运的区域落后，但是中国的水运在传统末期已发展至点，运费无法再降低。技术上，不论是交通工程或交通工具，都有许多省力的发明。胸式马具、鞍套式马具、独轮车、马镫、船尾舵、纵帆、船闸、运河等都是领先西方的发明。运输上，速度缓慢且运费高昂限制了长程贸易的发展，这是历代交通在促进经济发展上的局限。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唐宋元时代曾发展至足以称为“

海权国”的地步，李东华先生的《梯山航海—海外贸易的发展》对此有详细的解说。秦汉时代是中国海外贸易的萌芽期，交通路线一由山东、河北沿海东行往韩、日，一由广东、交址沿海南行往东南亚。六朝时期为进展期。由于印度佛教的大量东传及南朝诸国努力向外发展，使得海外交通、贸易有相当重大的进展。隋初至元末为兴盛期。唐中期以后由于世界性海上贸易圈的形成，东西交通、贸易大为发展，宋元时代的海外贸易更达于鼎盛，其时万邦来会，商旅络绎于途，海外贸易收入增加，贸易地区扩大，广州、扬州等贸易口岸空前繁荣，国家财政依赖海外贸易的程度日甚一日。不幸，明初至清中叶鸦片战争期间却进入闭关时期，对外贸易受到压抑，而对外开放心态的消失，影响尤为深远。

　　国家赋税，关系国计民生，庄吉发先生的《轻徭薄赋—财政与税务》指出：中国历代赋役政策，大体根据儒家的理论，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对赋税的负担，力求公平合理。就其发展来看，上古税收甚为宽大，汉代税额颇轻，三国两晋时代，农民荫附豪门，租额加重，直到北魏均田制出现，租额锐减，始复汉制。唐代租庸调制是由北魏的田制蜕变而来，在轻徭薄赋的传统精神下，使农民有一份限度的生活凭借。唐、宋的二税法，明的一条鞭法，都是赋税制度的改革。但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清初再度宽减。透过以上11

篇文章，我们相信已为传统经济勾勒出较为完整的图像。读者若能从中获得整体的认识，则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愿望。

　　《中国文化源与流》

　　精彩书摘：

　　导言

　　邢义田

　　中国文化有如千里不绝的长江、黄河水。溯其发源，乃是无数支脉；观其流布，则是百川汇聚，万流归宗。古人说：“

江河不捐细流，乃能成其大。”这岂不正是中国文化源起与拓展的写照？东流的江河，千年如一日；绵延的华夏，亦以千岁为春秋。千岁之中，忧患与安乐相承，太平与战乱相因，不也正如江水随境遇而化，时则温柔无限，忽又骇浪惊涛？唯其蜿蜒变化，才见长江、黄河之美；亦唯其兴衰起伏，始证中华文化的坚忍与博大。

　　长久以来，华夏的子孙一直以拥有浩瀚的江河而自负，亦以优越的文化而自傲，奈何水行千里，有时而弱，中国近世，亦呈老大。西潮东来，竟激起“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变局之下，国人张皇失措，或抱残守缺，一意拒外；或尽失自信，以夷变夏；纷扰混乱如是者，已近一百五十年。此其间非无感时忧国之士，力图挽救，然混沌之局，未见廓清，岂不令人浩叹！

　　考其因由，非止一端。如从中国文化源起与拓展的经验考察，可得而言者有二。一是文化有如千层宝塔，乃层层堆叠，非累积不能至其高；又如江河之水，乃波波相连，不可断，亦不能断。无奈近世之人惑于传统应付世变之无力，震于西学之当令，以为非尽弃固有，不足以言革新，唯全盘西化，始克求生存。于是硬生生抛却自家无尽藏，于西学做无根之嫁接。二是文化的兴衰每与能否容纳新的成分，接受新的挑战相呼应。此亦如江河之于细流，拒之则成死水，纳之则诸流并进，相激相荡，永保活力。文化的活力在于兼容并包；非此则彼，必然僵化。考之国史，于先秦、于魏晋、于隋唐，思想非一，种族杂沓，而中华文化之丰富灿烂，皆在此时。千载以下，中国文化能否再创新局，端视我们能否纠正自断脐带、漠视历史的错误。唯有重新体认和吸收传统的经验与智慧，使传统与现代衔接，我们才能更上层楼，也唯有记取“

有容乃大”的历史教训，我们才能创造充满活力的社会。

　　基于这样的体认，本卷十篇论文旨在探讨中华文化的根源与拓展。希望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将个人以及学界的研究成果综合地作一论述，作为我们对中国文化再认识的参考。

　　杜正胜先生的《筚路蓝缕—从村落到国家》，剖析中国文化从八千年前萌芽到四千年前文物灿然大备、城市国家出现的一段历程。根据的考古资料，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已可推到八千年前。当时中原地区的居民选择近水的台地，经营着以种植黍稷为主的定居农业生活。而六七千年前浙江河姆渡的水稻文化证明中国文化的泉源不止一端。先民血汗，点滴汇聚，生活的形态从原始村落进而为城市聚落。这种演变在时间上大致与传说中盛于制作的黄帝时代相吻合。这一段三代以前的“大同”之世后来竟成为中国人向往的黄金时代。

　　历史上中国人如何在以黄河、长江为主体的生存空间里，开创文明，拓展疆域，是刘超骅先生《山河岁月—疆域开拓与文化的地理环境》的主题。全篇指出文明创造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凝聚在古人“

利用厚生”这句话里。而中华文化疆域的形成、拓展的方向以及许多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政治上的特质都与这块大地的性质有关。也许因为如此，我们才常以“

黄河的儿女”自命吧？其实构成中华民族的不止是“

黄河”的儿女。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里，不知有多少不同的血液，像长江、黄河无数的支流，来自各方，后汇合交融，形成一道历史文化的巨流。

　　蔡学海先生的《万民归宗—民族的构成与融合》，强调民族意识是我们认识民族形成的关键。而中国的民族意识是以优越的文化意识为基础的。在“

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原则下，历代不同的种族后都融合在中华文化的熔炉里。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是“ 有容乃大”的见证。

　　文化的源起与拓展有赖于人群心灵的交流。交流的一个主要媒介就是语言文字，中国的语言很复杂，却有共同的文字。这不但构成中华文化极独特的一面，也奠下它绵延统一数千年重要的一块基石。黄沛荣先生的《心声心画—语言和文字》，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了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特色，并从一些文化观念、社会生活和文学的例子点出语言文字和文化的关系。

　　神话代表着一个民族童年的梦与先民对真实的了解。王孝廉先生的《梦与真实—古代的神话》，告诉我们中国并不是一个没有神话的民族。先民自有他们一套解说自然万事万物的观念。今人不能全然明了，称之曰“

神话”。王先生举出创世神话、自然神话、帝女神话、四季与五方的神话以及西北大荒诸神为例，显现中国古代神话丰富的内容。

　　对美的鉴赏是文化一个重要的表征。谈中国文化不能不提艺术。刘良佑先生的《繁花初绽—史前的艺术》主要以陶器为例，刻画出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对色彩、线条、造型高度发展的审美观念。而陶器器形的变化，从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到龙山文化后期，有奇妙的反复现象。至于如何解释，犹待专家学者努力。

　　与西亚两河流域、埃及以及印度的古典文明相比较，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中国文化里理性的早熟。林载爵先生在《人的自觉—人文思想的兴起》一文里，清楚地指出中国人很早即以理性为基础，超脱宗教，建立以人为本的人间秩序。所谓民为神主，知生事人，这种以人为自身主宰的人文精神萌芽于殷商，成形于周初，而总结于孔子。以孔子为代表的人文思想表现在敬天、德治和爱民的具体主张上，而其终极则在于天人相与。

　　本卷后三篇：拙文《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高明士先生的《光被四表—中国文化与东亚世界》和张永堂先生的《有容乃大—中国文化与西方世界》是希望指出，要明了中国文化的凝聚与扩展，眼光不能仅仅限在所谓“

中国”的范围之内。从扩展来说，高明士先生清楚划出一个以汉字、儒教、律令、中国化佛教和科技为要素，在地理上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有机的“

东亚世界”。中国的文化不仅在东亚造成深远的影响，也流播到西方去。张永堂先生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为时悠久，近代更盛。从凝聚来说，中国文化之博大乃是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质素的结果。近代西方文化的输入，影响更是巨大，一直到今天，如何将中外新旧的文化因子适当地凝聚整合在一起，开出新的文化局面，还是一个大问题。这不免牵涉到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秩序的看法。拙文尝试剖析传统中国天下观念的结构，并指出夷夏之防与天下一家为此观念之两端，理想上从天下一家的观念出发，任何文化无不可兼容并蓄，熔铸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而现实上，中国有时不免忧惧，企图抵制外来的影响，以维持中国内部的稳定。时移世变，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应如何在自我与其他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秩序，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解决的。

　　《中国人的理想国》

　　精彩书摘：

　　导 言

　　黄俊杰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它不仅包括具体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经济活动、器物工艺、科学技术等外在事物，更包括抽象的精神取向、宗教礼仪、价值意义等内在活动。其中，内在的心灵世界尤其是构成中国文化内涵充实而有光辉的重要部分。这一个内在的心灵世界自孕育、萌芽以至开展的历程，便是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自先秦以至近代，虽然一方面千折百回，颇见其阶段性之转变；另一方面则曲畅旁通，万壑争流，表现其多样性的内容；但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思想仍呈现出某种一致性，而“

人文化成”的精神正是这种一致性的主要特征。南宋大儒朱子（1130

—1200）在《近思录》卷二曾引《易经》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来说明秉笔作文非圣人之要务。张伯行（1651—1726）集解云：“盖天下之灿然有章者，同谓之文。……

人伦条理，各止其分，乃人之文也。君子观之，而有以成天下之化。”这一段话很可以说明“人文化成”四字的含义。用现代的语言来诠释，我们不妨说，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一项重要精神就是：思想家都面对人生的现实，以植根于对“人”的无限信心而生的理想来正面承担人生的苦难，转化并提升人生的现实。从某一个角度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几千年来的中国思想史，正是中国思想家坚持理想，批导现实、转化现实、提升现实的总记录。

　　中国思想传统中“人文化成”精神的表现可以从主客两方面来观察。就主体—人—而言，绝大部分的中国思想家对于人都充满了信心，认为人生而具有善的秉赋，有其良知良能；或认为人可经由教育或其他途径加以转化，去伪存诚，存天理去人欲，终能成就完美的人格。中国思想家一贯地认为宇宙的主体是人，而人具有先天的善苗或可教化之秉赋，因此，他们对于人充满了无限的信心。由于对人充满了信心，所以大部分的中国思想家都认为：宇宙的主体（人）对于相对于人而言的客体，皆具有加以转化、提升之潜力。人是顶天立地的存在，人与宇宙间超越的存在之间具有德行上的联系；因此，人可以“

上下与天地同流”。人不但不受客观环境或条件，诸如政治权力、社会秩序或经济结构的制约，反而能够以其无限的善性与潜能来转化客观环境。这种以“

理想”提升“

现实”的信念，表现在中国思想的各个方面。就政治思想而言，传统中国的思想家一贯主张“道”尊于“势”，也一贯主张“德”高于“位”，认为“有盛德者必有大业”，认为外在事功的表现乃是内在德行修为的结果，而非其原因。因此，政治权威必须在道德的基础上奠定其合法之基础，而德治始终为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一条主流。相对于历史上政治的现实状况而言，这种思想很有改变现实的企图，也因此具有所谓“乌托邦”（Utopia）性格。因为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具有这种以理想提升现实的性格，所以传统知识分子在个人进退出处之际，就不免徘徊于“仕”与“隐”的两难式之间。用孟子（公元前371—

约前289）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圣之任”与“圣之清”之间的抉择。就社会思想而言，中国思想家也殚精竭虑地思考“群”与“己”之间的关系，对于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如何求得妥善的安排极为措意。就经济思想来看，则均与富之间以及管制与放任之间如何求得稳定的平衡点，也是中国思想家所关怀的中心主题。总结地说，不论是政治、社会或经济等客体方面的问题，中国思想家都倾向于以主体转化客体，以主体作为思考问题的主轴，而“把人当人”正是其中心信念。

　　本书所汇集的九篇论文就是从主体（人）与客体（政治、社会、经济）两方面，分析中国思想家对“理想与现实的对蹠”这个问题所作思考的几个重要成果。

　　曾昭旭先生的《呈显光明?蕴藏奥秘—中国思想中的人性论》，就是分析中国思想传统中对于人性的看法。曾先生从“分解地说性”与“存在地说性”两大范畴，对中国思想中所见的各种人性论细加分疏。

　　蔡明田先生的《德合天地?道济天下—先秦儒道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则进一步分析先秦儒道思想中能表现文化精神或价值，而为人们所崇奉取法的理想人格。蔡先生的研究指出：先秦原始儒道两家思想之辉煌成就均侧重在德性文化，其理想人格均为“圣人”。儒家以使命感立世，较富理之应然义，极高明而道中庸；道家以应化义游世，较富理之自然义，致广大而尽精微。但两者皆为入世、淑世的人道主义者。这两篇文字都触及中国思想中的“道德的主体性”这项特质，与前文所说的“对人的信心”是互相呼应的观念。

　　本书第三篇论文是张端穗先生的《天与人归—中国思想中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观念》。张先生的研究指出：中国思想史上各家关于政权合法化的观念基本上继承《尚书》的天命观，再依思想理路的内在发展与外在环境的要求而呈现不同的变形。张先生指出：中国思想家在理论上都赞成有德者在位，但是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以血缘传承为合法的传统性统治却是常态。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是道统与治统之间冲突的原因。中国传统思想家一贯主张以理想提升现实，以道统提升治统。张先生这项看法也与第四篇论文的见解不谋而合。

　　卢建荣先生在《使民无讼?朴作教刑—帝制中国的德治与法治思想》一文中就指出：不论是法在君上的法治思想或是防范恶君恶吏的德主法辅论，均同具理想性。这种抱道守贞、坚持理想的性格，在儒家思想中表现得尤其深切著明。陈弱水先生在《追求完美的梦—儒家政治思想的乌托邦性格》一文中指出：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流都含有乌托邦思想的性质；这种性质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也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主要难题。这个难题在儒者面临出仕或退隐的抉择之际就更形深刻化。

　　刘纪曜先生的《仕与隐—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两极》一文就是从思想史的立场来分析“仕”与“隐”的问题。刘先生认为此一问题之发展可分为先秦与秦汉以后两大阶段。在先秦时代，儒、道、法三家在仕与隐问题上的观点与态度泾渭分明；秦汉以后，“仕”的方面有儒法合流的趋势，“隐”的方面则有儒道合流的趋势。刘先生在结论中指出：儒家信持“君臣之义”这一项事实，是他们无法化解或突破“

仕”与“ 隐”之两难式的重要原因。这项看法与前此几篇论文正可互相发明，比观印证。

　　蔡英文先生的《自由与和谐—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针对自由与秩序这个问题，来剖析儒道两家思想传统的意蕴。诚如前文所说，这篇论文所触及的，正是社会层面的群己关系的问题。蔡先生的研究发现：不论儒家或道家的思想传统，都肯定人生活上的自由是人存在的究竟价值；人要自由则必须节制本能欲望与善用理性作用。这种思想很能反映出中国思想传统对人之作为宇宙主体的肯定态度。

　　本书析论经济思想的两篇论文是方清河先生的《损有余?补不足—均富的理想》与吴克先生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经济思想中的管制与放任》。这两篇论文共同揭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终鹄的—均富；同时指出：历代经济政策的转变，一方面固与儒道法三家思想之起伏互有关系，另一方面则又与社会经济政治之外在背景互为因果。历代经济政策虽屡有兴革变化，但儒家学者努力于在管制与放任之间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则大致是一条康庄大道，也能体现儒学传统的中庸性格，对于身处激变岁月中的中国人具有永恒的启示作用。

　　《中国人的宇宙观》

　　精彩书摘：

　　导言

　　黄俊杰

　　传统中国思想家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自然秩序与人文理则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传统典籍所谓的“天人之际”这个问题。在“文化中国”丛书的《中国人的理想国》的《导言》里，我们曾提到宋儒常引用的《易经》贲卦彖传“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这句话言简义赅，意蕴丰富，千百载以下诠释不一，近代大儒马一浮先生的解释很有助于疏解本书的主题。马先生说：“天文即谓天道，人文即谓人道。阴阳消长，四时错行，天文也。彝伦之序，贤愚之等，人文也。”（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本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就是传统中国思想家对“天道”与“人道”这个问题的思考结果。本书所收集的八篇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个中心问题。

　　在传统中国思想中，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大致如何呢？尽管不同的时代或个别思想家之间会有若干出入，但是一般说来，传统中国思想家多认为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是和谐而非对抗的。中国文化中不会出现浮士德（Faust）。荀子所持“

戡天役物”的说法也是在“天生人成”以及“明于天人之分”的脉络中提出的。传统中国思想家一贯认为：人道与天道有其感通之关系，天人并非断为两截。《诗经?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些文字都说明天命与人性之间有贯通的关系存在。而自然与人文之间可以透过德性主体而搭起会通的桥梁，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就是指此而言。中国思想家在这个基本认识之下，更强调人本身庄敬戒慎的努力。所以，在公元10

世纪，宋儒对这个问题的辨析愈趋精微，注意到“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的对待消长问题之后，宋明儒也十分注意“功夫”的问题，主张人应努力于“存天理、去人欲”之克己功夫。中国文化中这种天人合一的信念不仅见之于经典著作中，也表现在日常生活里。

　　在先秦典籍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经典都讨论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尤其是《易经》与《春秋》。《易经》讲的是自然秩序的变化，但落实于人间现象，正是“

以天道切人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讲的虽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但精微处则可说是“以人事反诸天道”。在传统中国的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可以体认中国人对“天人之际”这个问题的普遍关切。例如，中国人讲政治，必以“天与人归”为政权转移的根据；讲法律，则不外“天理人情”；讲社会伦理生活，则讲“尊亲配天”；中国的经济活动则是“利用厚生”，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来配合自然秩序的变化，以增益人类生活的资源。而中国思想的境界则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德”，而“知心、知性”则可以“知天”。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对天人关系的关切，与《易经》、《春秋》等经典记载是互相呼应的。

　　在中国的学问领域里，受《春秋》影响的就是史学。中国史学所探讨的虽是世运兴衰、人物贤奸之类的人文现象，但史学研究的终目的则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本书篇论文—林载爵先生的《天道变易?世运终始—历史思想中的发展观念》，就是探讨中国历史思想中天道与人道的变迁这个问题。林先生通论先秦至晚清中国的历史思想，指出中国史学家对变迁的看法兼具线状与循环两种形态。林先生指出“

变”与“

常”是中国历史思考的两个要项，这是很有见解的看法。传统中国史学家一方面垂迹以显本，求变以显常；另一方面则又立本以观迹，体常以尽变。传统中国史学家就在这种历史观之中安身立命，所以一方面既可免于“非历史的心态”（ahistorical

mentality）的陷阱，一方面又能不堕入“历史相对论”（historical

relativism）的险境。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思想传统，的确值得这一个苦难时代的中国人深思！

　　中国人对于人文秩序的安排虽重礼治，但是这并非意味中国没有法律。近的考古成果证实：远在西周时代就已有法律的存在，而中国的法律思想也颇为发达。本书第二篇论文的作者陈弱水先生在《立法之道—荀、墨、韩三家法律思想要论》中，极力阐述荀子、墨子、韩非对于立法准则的思考。陈先生的研究指出：荀子与墨子都具有自然法的法理理论，韩非思想中的法律则无异于统治者为完成自己的目的所作的理智思考之化身。但陈先生又提醒我们，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法律观念仍有两点共通之处：一、两者都肯定奠基于法律的安定秩序的价值；二、两者都没有明白区分法律与政治措施或命令。

　　任何涉及人文秩序的讨论，必然要牵涉到“群”与“己”之间的问题。中国儒家的一贯精神是内圣外王合一，成己成物不二，所以从己身的修养到群体生活的安排，是一种整合性的开展关系。从思想内涵来说，修身（己）的问题是以“仁”为中心而展开；群体生活的问题则是以“礼”为中心而展开。张端穗先生在本书第三篇《仁与礼—道德自主与社会制约》这篇论文中，对“

仁”与“礼”这个问题有精当的分析。张先生在结论中指出：秦一统宇内，使礼的思想成为束缚人心的工具，幸赖许多知识分子对“

道德自主”这个观念的信持，使“仁”的思想一直有源头活水注入，发展日臻圆熟。

　　群己关系在思想上涉及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公”与“私”的问题。在本书第四篇论文中，刘纪曜先生环绕着“忠”的伦理内涵，来分析“公”与“私”这个问题。刘先生的研究告诉我们：春秋时代“忠”的伦理是对君臣双方的共同要求。但秦汉一统帝国建立之后，则“忠君意识”大为发达。因此，一旦皇帝个人私利与国家公利冲突时，君臣之间的困局就不可避免。但就历史所见，在这种困局中，知识分子选择“公忠”伦理的较为常见。

　　与“忠”的观念相对应的是“

孝”这个观念。曾昭旭先生在本书第五篇论文中，详尽析论中国思想中孝道观念的发展。曾先生指出：汉代以后“孝”的伦理逐渐政治化而僵化变质，内在的德性自觉逐渐剥落而徒留其形式躯壳。“孝”的观念的发展与秦汉以降“忠”的观念的变质，基本上是互相呼应的，都与中国从先秦时多元的政治秩序走向秦汉以后政治权威一元化的趋势有深刻关系。

　　从第四、第五这两篇文字的论述，我们可以体认在中国思想及人文秩序中，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本书第六篇，拙作《内圣与外王—儒学传统中的道德政治观念》，即特就这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笔者在拙文中说明：中国历代儒家以道德提升政治的理想，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常受到挫折，但是儒者抱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信念，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维持并发皇先秦时代孔孟所建立的政治思想体系，在遭受到政治权力的打击时绝不曲道以从人。这是儒学传统中为光辉的一面，所以明末大儒王船山在那样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里，仍然对“道统”的延续充满乐观与信心。他在《读通鉴论》中告诉他同时代以及后世的人：“儒者之统，孤行而无待者也；……

斯道亘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勿忧也。”王船山纵览中国数千年来成败兴坏的轨迹，而培育出深厚的历史素养，所以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信心如此之坚定。这是值得这一代中国人特别深思的问题。

　　在前面的一般说明里，我们曾特别强调：中国思想家从不把人道与天道析分为二。本书第七篇，蔡英文先生的《天人之际—传统思想中的宇宙意识》于此节有精审的讨论。蔡先生指出：传统中国思想中的宇宙意识绝未在自然与人文之间切断其感通的关系。

　　中国思想家也常以自然解人文，本书第八篇，卢建荣先生的《从役物到顺化—自然思想的分析》就是分析中国思想家对于文化所抱持的态度。卢先生认为：就中国历史经验所见，对文化持否定态度者由老庄开其宗，而由唐末无能子畅其流；对文化持怀疑态度者则以王弼、郭象及张湛为代表；对文化持肯定态度者则以阮籍、嵇康为著。因此，从卢先生的研究看来，中国思想家在肯定“天人合一”这个思想主轴之下，对于自然与人文之间关系的看法，显然是多样性的。

　　总结地说，从本书各篇文字的论述里，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传统中国思想家肯定天道与人道之间的相关性，所以他们在“

天人合一”这个基础上会通形上问题与价值问题，使人有安身立命的立足点，也使人间秩序的各个面相都有妥善的安排。

　　《中国人的思想历程》

　　精彩书摘：

　　导 言

　　林庆彰

　　我中华民族约有八千年的文化传统，即学术的发展也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三千余年的学术传统，宛如一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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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媒体评论

　　著名学者杨天石推荐：由于政治环境的不同，所以多年来两岸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学者，在历史观、方法论、话语系统上有很大的不同。一段时期里，大陆学者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研究上有一个很突出的毛病，就是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太大，以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因这庸俗的社会学的影响搞得面目全非。这套“文化中国”丛书有别于大陆出版的若干同类书籍。而且雅俗共赏，达到了学术上的一种高明的境界。

　　林载爵： 这一套“文化中国”丛书以119个题目全面性地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各个层面，组合成一幅比较完整而丰富的中国文化。

• 作者：benshuier 发布时间：2019-10-08 21:09:13

  20191008 为了封面买的书，图片和照片拍得都还可以。前半部分建筑的一些手绘图很精彩。但是！！！！本来想给四星，结果。。。介绍建筑的部分估计都是资料拼凑的，表述不太严谨。好几个地方我觉得有问题。

• 作者：柏艾伦 发布时间：2011-01-04 10:48:56

  德国人写的世界贸易法，很好。

• 作者：龙门山下小娃娃 发布时间：2023-04-07 22:26:02

  借错了书，翻了翻，内容蛮有趣。

• 作者：蝉 发布时间：2013-12-09 15:35:22

  :

  B844.2/7764-3

• 作者：闲处住 发布时间：2014-11-25 14:12:22

  2014－11－24读毕。写得实在一般。

• 作者：壹° 发布时间：2017-11-14 17:58:40

  看标题，送给某人，希望她别烦我，这样大家都幸福

• 曾子、子思都是儒家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

  作者：自然减压冥想 发布时间：2024-01-24 09:39:58

  曾子，曾氏，名参，字子舆，被后世尊称为“宗圣”，孔子的弟子，春秋末年思想家、儒家大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七十二贤之一，儒学五大圣人之一。十六岁的曾参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孔子呼而告之，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他声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曾子提出“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要注重人民的道德修养)”的主张。又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即“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亲以《大学》授曾参。曾子参与编制了《论语》，创作《大学》《孝经》《曾子十篇》等作品。

  曾子提出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的政治哲学体系，还有其内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子·大孝》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认为人是天地间最伟大的，“天地之性为贵”（《孝经》）。曾子为人孝悌、诚信，留下了“啮指痛心”（“二十四孝”之一）“曾子杀猪”等家喻户晓的故事。颜回病故后，曾子为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孔子卒，曾子若父丧而无服，守孔子墓。孔子临终将其孙孔鲤之遗孤子思托付于曾子。曾子性情沉静，举止稳重，为人谨慎，待人谦恭，以孝著称。齐国欲聘之为卿，他因在家孝敬父母，辞而不就。曾参以他的建树，与孔子、颜回、子思、孟子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

  曾子著作《大学》，提出了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曾子·天圆》中提出：“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从其行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雪，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

  曾子名言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痹亦弗凭；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处，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上出自《论语》）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大学》）

  孔伋字子思，鲁国人，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孔伋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子（曾参），孔子的思想学说再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孟子是求学于子思的门人。子思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对后世产生的较大影响，主要还在于他的思想方面，特别是他的中庸思想。“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一书中，子思作《中庸》一书，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受儒教祭祀。

• 一位美国医生在华三十年

  作者：乌啦!怀特废墟 发布时间：2021-06-11 16: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