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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文化与女性文学的错位

  作者：酥丝奇 发布时间：2023-10-08 17:26:45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掀起一阵“女性文学热”，这批女性文学作品大多展示出一种都市生活经验。然而，女性文学与都市文化的过分亲和使得其与底层现实发生了错位。

  一、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热”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掀起一阵“女性文学热”。若仔细考察这批女性文学作品，会发现它们大多展示出一种都市生活经验。并且，这种女性文学与都市文化的耦合一直延续到现在。二者的相遇并非出于偶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消费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盛行，这孕育出一批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都市”。都市的文化土壤使得传统父权制受到冲击，因此相较于男性，女性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转型中显得更加如鱼得水，她们获得了更多的机遇与主动。

  可以说，对都市生活的书写是现代女性文学发展初期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但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都市文化开始暴露出其负面性，但当代女性文学中对都市经验的重复逐渐发生了一种与现实的错位，它使得女性文学走向某种程度上的封闭，也喻示着女性文学突围的艰难跋涉。在九十年代，陈染的写作构成了中国女性文学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她1996年3月由《花城》杂志发表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引发了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极大讨论，并成为了“私人化写作”的源头。

  二、都市空间：私人话语的形成

  中国一大批现代都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勃兴，90年代，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这些都市空间孕育了消费主义文化空间，消费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生活模式，重塑了中国社会形态。这一方面会导致人文精神的陷落，审美走向大众化乃至低俗化，但在另一方面，对“物”的迷恋与把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体意识觉醒的表征。

  “物”所象征的“日常生活”，成为了对五四以来启蒙现代性的一种反拨。同时，人们依靠消费来获取对“物”的所有权，并以此标识自己的“殊异性”，反对集体记忆对个人经验的抹杀。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从王安忆的《长恨歌》到陈染的《私人生活》，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许多女作家的写作都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写来反映一种恒久不变的经验，展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觉醒更多是作为“人性”觉醒的一种延伸。相较于男性，女性与新兴的消费似乎天然地具有一种亲和性。在过去，男性将女性的消费视作获取他们符号价值的中介，于是女性在潜意识里就具有“恋物”的倾向，当女性逐渐拥有了个人财产后，“消费”就成为了她们熟悉的、首先可以占领的领域，她们可以逐渐掌握“时尚”的话语权，并从“时尚”中获得个人化的体验。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消费主义更加全方位的压迫下，女性只有通过退回封闭空间的方式，才能逃离被商品化的命运。日常生活的个人话语为拆解公共空间拆解赋予了可能，但是另一方面，过度的“日常”也容易使得人们陷入物质主义的陷阱，流向大众文化的媚俗。然而，商品经济将女性包装为消费对象，这使得女性退回“自己的房间”，对公共空间的疏离在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女性个体意识的生成。

  “私人化”的语言是“个体意识”在女性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一方面，网络媒介的发展使得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被模糊，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依然在物理空间上拉远了现代人之间的距离，并因此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为封闭。但对于女性来说，这恰恰为女性找寻自我提供了一个不被男性话语侵入的领地，正如伍尔夫所说，女性必须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在九十年代的话语语境里，从创伤性的“集体记忆”向“个人经验”的退回符合潮流的选择。同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分化，“女性”话语得以与“个人”话语结合在一起并获得正当性。

  但总而言之，“私人化写作”是与个人意识觉醒相对应的，陈染的《私人生活》以日常生活为小说的切入点，表现出一种对集体话语与宏大叙事的反叛意识，高度张扬个体（尤其是女性）价值，在谈论自己写作《私人生活》的动机时，陈染就曾说道：“我最初的意愿还是叛逆行为——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就认为集体的、国家的、宏大的东西是有力量的，而对个体的、个人的。认为是渺小的。我就是想立足‘个人’……”倪拗拗从小便“带着对世界的不适应和恐惧感”，在学校，老师和同学都孤立她，最后尹楠、妈妈和禾寡妇也一一离开了她，她最终选择生活在浴室里，放弃一切社会赋予她的身份。如《私人生活》中倪拗拗经常“在被子里抚摸着“不小姐”和“是小姐”，并且在这批女性文学中，作家们常常使用“镜子”这一物象去象征自恋化的“对镜自照模式”，而“镜子”同时也在拉康的意义上表达出自我的深层含义。

  其次，私人化写作还体现为对梦境的反复重提。在中西文化传统中，女性往往都与非理性（或感性）相连，而理性、秩序则为男性所有，或许其根源就在于女性受到了更多来自社会的压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女性同样可以利用被“压抑”的“非理性”语言，作为一种超越主流的感受方式与符号化过程，这种语言可以成为挑战父权制文学的武器。在《私人生活》中经常出现预示未来的梦境，如在《一只棺材在寻找一个人》这一章节中，倪拗拗梦到死去的葛家女人躺在棺木中，但她的脸突然变成了禾寡妇的脸，而在《火红的死神之舞》中，倪拗拗也在梦境中窥见了禾寡妇的死亡——她在卧室中被火苗一样的红舌头所淹没，这与和后来禾寡妇遭遇火灾身亡的情节形成了严密的对照。

  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私人化’叙事发展了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现代性。可以说，包括陈染在内的部分女性主义作家，书写的是现代人共同的精神危机与生存困境。并且，女性文学中这些看似边缘、私人的话语其实恰恰表现出女性与政治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她们越是想要逃出意识形态的控制，回到私人空间，越是发现爱欲与政治无法解绑的困境。

  三：都市文明：女性意识的启蒙

  都市空间为个体意识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对于女性而言，都市这一词本身便带有现代文明的色彩，它为女性独立意识的启蒙提供了文化土壤。工业化与城市化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与发展空间，都市文明在物质层面为女性带来了男女平等。城市化所附生的消费主义潮流也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女性意识，都市这一包容的文化空间在精神层面上也部分消解了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

  都市女性一方面比乡村女性更多体验到了现代性的矛盾，即丰富的物质生活与匮乏的精神世界之间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她们又比男性拥有更加敏锐的感知能力与书写方式，她们的感受是体验式的、感官化的。在九十年代以前，文学作品中的终极价值往往来自于逻辑与理性，作家的思维起点是统一性的宏大话语，如人性、历史性、终极关怀与阶级性等等。到九十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目的从“公共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文学的焦点从“人性”转移为“个人”（尽管它们是同一逻辑链上的延伸），这种女性书写的语言开始展露出自己的优势，女性文学作品便可以在更大传播范围内引发社会效应。

  “都市”与“女性”都经由了一个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女性在都市文化空间中获得了现代性启蒙，而她们笔下的人物也经历了由“禁闭”向“出走”的现代化转变。在陈染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往往经历了“失父”的缺失性体验，这导向两个结果：其一是潜意识的报复性行为，其二则是对于精神之父的追寻。陈染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父亲”的形象或类似于“父亲”的替代者，如《嘴唇里的阳光》中的孔森医生、《与往事干杯》中的男邻居、《无处告别》中的气功师等等，这都是陈染“恋父”情结的映射。在《私人生活》中，倪拗拗的父亲自私、粗暴、不负责任，他无论在家庭地位、经济地位还是生理优势上，都在家中占据了绝对权威。而在一开始，倪拗拗的反抗仅仅是个人行为，比如将父亲的裤子剪破，她的排斥并不指向其他男性或父权制体系，而是转而希望获得一种父爱的弥补。倪拗拗与T老师的畸形关系便是这种期望的结果，倪拗拗可以利用的，仅仅是自己的“被欲望”，以“被欲望”作为一种武器，通过拒绝与男性的交往、走向自我封闭来赢取一定限度内的主动权。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都市公共空间依然被男性延续占领后，陈染（及其他部分女性作家）的选择是退回独立的私人空间，并在向内的转型中实现精神的“出走”。陈染最初选择的是“逃亡”这一词汇，即试图逃脱父亲的阴影与规范化的社会状态，但她发现自己“无处告别”。但是“逃亡”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立场，所以陈染也逐渐用“出走”这一词汇替代了“逃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陈染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史上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小说叙事以非健康的姿态统一在一起，展现出非健全的女性人格，这是与最初的成长小说模型相抵牾的。

  对于陈染而言，离开“父亲”的阴影意味着将交往的主体转换为纯粹的女性，在陈染的小说中也经常对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描写。除母女关系外，女性文学作品中往往还会通过书写同性恋主题来表现对父权制的出走。女同性恋被认为是女性结成同盟以反对男权的一种形式，这一同盟为女性提供了“姐妹情谊”，她们在同类中寻找中心，彼此联系并创造新思想，给予女性精神庇护。在《私人生活》中，倪拗拗与禾寡妇之间的关系就展现出同性恋者在彼此身上寻找自我本质的过程。女同性恋提供了一种超出异性恋主义想象的政治视角，它凸显了传统性别结构与性别意识的不稳定性，有助于人们重新对女性主义批评进行定位与思考。这种超性别意识并非完全消除性别意识，而是建立在增强的女性意识基础之上的新性别意识。

  最初，放逐男性的“出走”模式是针对男权中心思想与男女二元对立逻辑的一种反拨，其目的在于建立交往中的主体性而非拒绝交往。这一依靠向内转以完成“出走”的书写方式，企图在放逐男性之后建构起一个依然自足、自洽的女性世界，但它逐渐发展到极致，女性文学变成了狭小空间中的私语与独白。因此，考虑到女权运动的政治指向与现实意义，使男性在文学作品中缺席是否是女性启蒙最好的选择，是值得商榷的。

  四、未竟的“解放”

  只有当私人化的女性经验与集体性的体验相吻合，并且女性个体心灵收获了成长与解放时，才能升华为反抗男性话语与父权权威的资源。如果一味退回封闭的个人空间，在同性话语中顾影自怜，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脱离了社会责任与人文精神。九十年代的“私人化写作”显然没有沿着正确的路径发展，而是滑向了欲望写作的误区。后期的“身体写作”逐渐沦为对女性身体的情欲展览，这完全背离了女性文学的初衷，反而迎合了男性窥视的目光。而从文学外围来看，女性写作丛书的取名如“红罂粟”、“红辣椒”这类危险而迷人的意象，也迎合了传统大众对女性的刻板想象，同时这批女性作家作品也大量营销“美女作家”，利用作家个人形象来消费、炒作。

  因此，与都市文化共生的“私人化”写作发展到极致，便忽视了写作的“群体性”与“历史性”，陷入自我重复并造成女性文学的单一化与平面化。同时，这也导致女性文学一直局限在男女对立的框架中，滑向另一种本质主义。也就是说，女性纯粹的自我表述反而隔绝了女性在政治层面获得成长的可能。一方面，女性文学作品不断向都市文化亲和，而另一方面，女性文学又与更为边缘的底层女性生存状态发生了错位。在女性文学中，鲜少看到底层女性的生活写照，“女性解放”的意识也仅仅在上层精英女性群体中盛行，即过分迎合都市文化而与底层脱节。而这一困境出现的原因正是由于女性私人化写作对宏大叙事的回避，女性的弱势地位使得她们天然拒绝关于历史、阶级、政治等等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这也造成了阶级问题上的相对保守。

  如果说女性文学无意间参与了中产阶级逻辑下的叙事，并落入“欲望生产”的商业陷阱是女性文学的外在困境，那么无力持续生成就是女性文学最根本的内在困境。过于依赖个人经验使得可以从回忆中提取的素材过分有限。如果仅仅停留在私人化的都市生活中不断复沓，其结果就是资源的枯竭，只有敞开自我与社会历史进行链接，才能为女性文学注入活力与生机。也就是说，女性主义不应该成为文学写作的目的，而更应该作为一种方法，应当将“女性”放置于更加复杂的问题场域，寻找“性别”与“政治”之间的一种平衡。

  （本文是一篇缩缩缩略版论文，有缘看到的人轻喷）

• 香文化

  作者：宛庭 发布时间：2013-07-01 14:29:23

  这是一本写得很不错香文化的书，刚开始感觉有些闷，但深入读下，读起来也挺有趣味，大大加深了对香文化的了解，呵呵。应该是我对香味的了解，书中引入很多典籍和故事以说明香文化，可以看得出作者的用心，采材也较深入。

  从书本中，也了解到很多关于日本的香道，关于日本文化的浅薄了解。对于日本的蝉文化，以及中国的古典文化的部分了解理出了一些脉络。由这本书，我又可以发展出看其他的书的想法，但是目前还是打住在这里，当是一个知识的了解就好了。因为这个还是要看缘份呀。不过有了这个基础，我甚是觉得欢喜，作者写出这么好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