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改变伊藤博文形象的决定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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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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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这个人，才有今天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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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强耿直”的一生——这是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对伊藤的评语，也是伊藤的立身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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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1841年生于周防国，1909年（68岁）在中国哈尔滨遇刺身亡。伊藤一生历经幕末维新、西南战争、明治十四年政变、条约修订、立宪政治的确立、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朝鲜统治……他的一生正与近代日本的初创时期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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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之雄广泛涉猎书信、日记等原始史料，立足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描述了伊藤博文“刚强耿直”、波澜壮阔的一生。 这是一部改变伊藤博文形象的决定性著作。

前言 伊藤博文是肤浅草率的人吗？ / 001

第一部　青春篇

第一章　幸遇伯乐木户孝允——从束荷、萩到京都、江户、英国

顽皮少年的成长历程 / 004

幸遇伯乐来原良藏 / 008

遇见松阴和木户 / 009

松阴的影响 / 012

来原良藏的自刃 / 014

听从井上馨之言偷渡英国 / 016

伦敦冲击 / 019

第二章　“外交”舞台大显身手——列强与萨摩藩

乘坐英国军舰回到长州藩 / 022

负责长州藩的外交 / 025

元治内乱的胜利 / 028

高杉、伊藤迷失方向，木户出山 / 031

在长崎成功购买武器与萨长联合 / 033

高杉、伊藤再次迷失 / 036

第一位妻子澄 / 039

与梅子相遇、与澄离婚 / 041

第三章　倒幕战争——不尽如人意的情报搜集

超越长州藩范畴 / 044

侦察京摄 / 046

出差长崎 / 048

倒幕战争中无所事事 / 050

维新政权的诞生与神户事件 / 052

稳定新政府与列强的关系 / 055

第二部　飞翔篇

第四章　与列强的交涉、知性的飞跃——就任兵库县知事和大藏官员

就任兵库县知事 / 060

提议废藩置县 / 062

木户派新生代大藏官员 / 065

推进实务，代理木户 / 069

美国考察、建立自信 / 072

女儿病逝、移居东京 / 075

第五章　岩仓使节团特命全权副使——废藩置县与征韩论政变

废藩置县的局限性 / 080

绝望 / 083

木户的好意 / 085

岩仓使节团启程赴美 / 087

与木户的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 / 090

与大久保和岩仓的关系 / 093

征韩论政变的开始 / 096

“刚强正直”的伊藤大显身手 / 098

第六章　参议兼工部卿的实力——西南战争

32岁入阁 / 104

出兵台湾，木户盛怒 / 108

与木户逐渐疏远 / 110

回应大久保的信任 / 112

代理大久保兼任内务卿 / 114

大阪会议的事前沟通 / 116

对恩人木户感到失望 / 119

岛津久光和板垣退助的离去 / 121

拥有超越木户的权力 / 124

指挥西南战争 / 126

遭到怨恨 / 129

第三部　热斗篇

第七章　伊藤领导体制逐渐形成——大久保利通的接班人

就任参议兼内务卿 / 134

伊藤领导体制的形成 / 136

掌控陆军 / 138

设置冲绳县 / 141

取消参议与卿的兼任制度 / 143

阻止大隈发行国家外债 / 145

摸索立宪政体 / 148

伊藤的立宪政体构想 / 150

对元老院案的不信任 / 153

如何定位天皇大权？ / 154

体弱多病的夫人梅子和女儿生子 / 156

第八章　怒气直冲大隈重信——明治十四年政变

热海会议 / 160

大隈的背叛 / 162

“震惊” / 164

决意驱逐大隈 / 166

岩仓右大臣等人急于制定宪法 / 168

否定井上毅的意见 / 169

开拓使出售政府资产问题 / 172

形成对大隈的包围网 / 174

政变后伊藤领导体制趋于稳定 / 177

第九章　对宪法调查倾注的热情——日本的传统与欧化

“宪法政治”的抱负与重压 / 182

“神经衰弱” / 184

柏林：辛劳与希望 / 187

与施泰因的相遇 / 189

对宪法构想充满信心 / 191

引进君主机构说 / 193

充满自信、回国复命 / 195

第十章　内治为先、日清协调——就任第一代内阁总理大臣

甲申政变 / 198

请愿作为特派全权大使前往清国 / 200

签订天津条约 / 202

慧眼识原敬 / 204

启动大改革 / 205

创建近代内阁制度 / 207

建立全新的官员制度 / 210

主导宫中改革 / 212

决定陆军改革框架 / 213

关注修订条约 / 216

修订条约谈判危机 / 219

第十一章　构建日本的国家形态——《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明治天皇

制定宪法草案 / 224

明治天皇心生疑虑 / 227

创造调停君主 / 228

就任第一代枢密院议长 / 230

枢密院审议 / 232

颁布“钦定”宪法 / 235

天皇对于君主机构说宪法的评价 / 236

津田梅子眼中的伊藤 / 239

宠爱“贞奴” / 241

女儿生子和嗣子勇吉 / 244

第四部　成熟篇

第十二章　失算——大隈的条约修改问题

与大隈重信合作 / 250

爆发对大隈修改案的大批判 / 252

天皇十分任信伊藤 / 255

对大隈外相不再抱任何希望 / 256

期待山县回国 / 259

山县回国 / 261

优柔寡断的山县 / 262

肩负起倒阁之责 / 263

遭到黑田清隆等萨摩派的怨恨 / 265

天皇诏敕授予伊藤元勋待遇 / 266

第十三章　第一届议会的困惑——宪法运用与近代国家的完善

“有序向前迈进” / 270

修改条约新体制 / 273

青木外相的自负 / 275

就任第一代贵族院议长 / 277

给予井上毅的温情和权力 / 279

阻止恢复神祇宫 / 281

第一届议会的准备工作 / 282

井上毅为伊藤倾尽全力 / 285

第一届议会免于解散 / 289

第十四章　维护明治宪法——第二次大选

青木外相逐渐不受信任 / 294

天皇对大津事件的迅速处理 / 296

支持天皇 / 298

天皇的决断 / 300

事件的结局 / 302

伊藤意欲组阁 / 304

政治责任感 / 307

担忧宪法中止 / 310

意欲执掌政权 / 313

坚守宪法 / 316

与山县“交恶” / 320

关于修改条约的思考 / 322

家人患病 / 324

第十五章　与民党合作、修改条约——第二次伊藤内阁

“元勋”内阁 / 328

首相临时代理井上馨不堪重负 / 331

疗养中的伊藤出手相助 / 333

“和协”诏敕守卫宪法 / 335

别了，井上毅 / 339

伊藤、陆奥双人组启动条约修改谈判 / 343

修改条约危机 / 346

伊藤的国际观和“废除条约论” / 349

“我等肩负着日本的命运” / 352

宪法中止危机 / 354

依靠美国还是依靠英国 / 356

伊藤的悔恨 / 358

第十六章　伊藤领导体制的巅峰——文官首相的日清战争

伊藤进入大本营参与军事决策 / 360

预料之中 / 362

摸索战后新体制 / 364

广岛之行 / 367

在陆奥和井上馨的支持之下领导作战 / 368

担心山县的病情 / 370

对旅顺大屠杀表示“愤怒” / 371

救山县于困境 / 372

缔结《下关条约》 / 374

三国干涉 / 376

破例恩赏，关心陆奥 / 378

闵妃（明成皇后）遇害事件 / 381

震惊 / 383

制定日俄协商路线 / 386

联手自由党 / 389

确定日清战后大框架 / 391

给自由党的回报 / 393

陆奥启程 / 395

急流勇退 / 397

迁居和建房 / 398

大矶“沧浪阁” / 400

两个亲儿子和夫人梅子 / 402

第五部　夕阳篇

第十七章　元老的自负——第三次伊藤内阁

漫游西日本，解乏散心 / 408

大失所望 / 411

出席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庆典 / 414

伊藤回国、建造金泽别墅 / 416

天皇和藩阀官员对伊藤的期待 / 417

不喝酒，撑不住 / 419

第一元老的权力与极限 / 420

第三次伊藤内阁出师不利 / 423

“宪法政治”危机 / 425

步子太快，精神疲惫 / 428

仅仅半年，深陷困境 / 431

倒阁、憔悴、错乱 / 433

决心开展宫中改革 / 436

10项宫中改革建议 / 438

伊藤领导体制的衰败 / 441

两封遗书 / 445

第十八章　休养与充电——漫游清国、游说西日本

隈板内阁成立、伊藤游历清国 / 450

“宪法试验”取得“优异成果” / 454

理想政党 / 457

创立政党的准备工作 / 459

再次提议宫中改革 / 461

日俄协商路线的动揺 / 464

义和团之乱、向山县内阁进言 / 465

第十九章　体力衰退与“宪法政治”理想——创建立宪政友会、第四次伊藤内阁

创建立宪政友会 / 470

创建政友会的目的 / 473

政党改造所面临的现实 / 475

“敕许政党”政友会 / 478

山县首相辞职 / 480

第四次组阁执政 / 481

山县系官员的反感 / 483

元老制度、枢密院、贵族院的改革构想 / 486

财政方针的混乱 / 489

活跃的原敬递相 / 491

不愿合作的元老们 / 494

壮志未酬就倒阁 / 496

第二十章　国际协调、政府与议会的协调——避免日俄对立

日俄协商，还是日英同盟？ / 498

英国孤立，日本担忧 / 501

应最先考虑日俄协商 / 503

伊藤访欧，日英结盟 / 505

《日英同盟条约》的内容与效力 / 508

日俄协商的可能性 / 510

桂内阁“但求无事” / 511

迫使政友会妥协 / 513

第二十一章　吾与陛下之事不容置喙——日俄战争

俄国不履行第二轮撤兵 / 518

默许强硬的日俄谈判 / 520

辞去政友会总裁 / 522

决策效率极低的俄国 / 525

断然决定向俄宣战 / 527

未能进入大本营 / 529

受命担任韩国特派大使 / 530

“对韩方针” / 532

伊藤未能在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 / 534

见证西园寺公望内阁的成立 / 536

第六部　老境篇

第二十二章　统治韩国的理想——伊藤就任韩国统监

签署《第二次日韩协约》 / 542

对韩国寄予厚望 / 544

就任第一代韩国统监 / 546

伊藤的统治构想 / 548

担忧满洲问题 / 552

统治韩国第一年的进展 / 554

目标在于“吞并韩国”？ / 557

使用“合并”的理由 / 559

建立李完用内阁，意在调和日韩关系 / 561

荣获臣子最高恩典 / 563

伊藤晩年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 / 564

晚年宠爱的艺妓 / 568

与井上馨的交情 / 569

晚年与山县、大隈、桂太郎的交往 / 571

追思前辈 / 575

第二十三章　“沧浪阁”之梦——韩国民众与大矶町的民众

海牙密使事件 / 578

签署《第三次日韩协约》 / 581

修改宪法体制以失败告终 / 583

韩国的宫中改革与皇太子留学日本 / 586

韩国的司法制度改革 / 589

与桂太郎联手 / 591

伊藤统监心怀辞意 / 294

韩国皇帝南北巡幸 / 596

同意吞并韩国，辞去统监职务 / 599

另一种吞并方式 / 601

为获得司法权的委任竭尽全力 / 603

与大矶町民众的交流 / 605

衣锦不归乡 / 607

思乡之情 / 610

前往京都祭扫木户孝允之墓 / 612

第二十四章　暗杀

关心远东问题与满洲行 / 614

满洲有感 / 617

10月26日清晨的哈尔滨站 / 619

伊藤之死带来的冲击 / 622

国葬 / 624

伊藤遭到暗杀后的影响 / 626

尾　声 / 629

后　记 / 637

学术文库版后记 / 641

主要参考文献 / 644

人名索引 / 655

【作者简介】

伊藤之雄（Ito Yukio）

1952年出生于福井县。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文学博士。曾任名古屋大学文学系助教授等职，现为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有《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导者》、《政党政治与天皇——日本的历史22》、《元老 西园寺公望——始于古稀的挑战》、《山县有朋——一个耿直当权者的一生》、《明治天皇——秋风云散天见晴》、《昭和天皇传》（荣获司马辽太郎奖）、《原敬——外交与政治理想》等，还编著有《原敬与建立政党政治》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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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张颖 ＠Ying的絶対視感

中日同传、双语主持、摄影人、撰稿人。已出版的译作有高畑勋《一幅画看日本》、黑川雅之《依存与自立》等，合著有《中国人在日本 日本人在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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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改变伊藤博文形象的决定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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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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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这个人，才有今天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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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强耿直”的一生——这是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对伊藤的评语，也是伊藤的立身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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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1841年生于周防国，1909年（68岁）在中国哈尔滨遇刺身亡。伊藤一生历经幕末维新、西南战争、明治十四年政变、条约修订、立宪政治的确立、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朝鲜统治……他的一生正与近代日本的初创时期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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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之雄广泛涉猎书信、日记等原始史料，立足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描述了伊藤博文“刚强耿直”、波澜壮阔的一生。 这是一部改变伊藤博文形象的决定性著作。

• 作者：多闻阙疑 发布时间：2021-12-23 16:05:44

  以洗白为目的的材料堆垛，不知道作者是不是伊藤后人。。。很多表述极其恶心，多伴有对史料明目张胆的曲解，就不贴出来熏人了

• 作者：xiaoy 发布时间：2012-04-21 22:50:09

  终于比较清楚的明白了雍正即位前后的史料

• 作者：BAYERN_7 发布时间：2022-02-05 11:21:44

  需要对日本帝国时代的政治有一定认识，方可阅读。

• 作者：disguiser 发布时间：2021-05-29 20:43:26

  托好朋友搞了一本台版，读了几章就有点看不动了，原因也简单，就是每节的内容都太短了，对日本高层交往写的比较详细，但是没有任何对外和内部基本背景，换言之并没有解释清楚每个人物的行事动机，读了这本书，也就是收获了几个原本不熟悉的有名的名字罢了，读这本之前，对于我来说伊藤博文是一位首相，读了之后也只是知道了他是第一位首相，日本元老之一，仅此而已。优秀的人物传记除了要写清传主做了什么以及给出至少一种传主为何要这么做，否则和网页百科有什么区别，人物传记真正的魅力正在于对传主行为和性格的多面性的剖析，算是很厚的一本豆腐帐了，不得不说索恩系列出的质量都比较平庸

• 作者：思想的苇草 发布时间：2021-11-06 20:21:06

  伊藤老爷子这本书可以说把伊藤政治面向该写的都写完了，以伊藤的经历串联了整个日本近代历史，可能对日本近代这段历史不了解的话会很乱，这本书或许可以叫做伊藤及其朋友圈如何改变了日本，以及伊藤在东亚的历史地位述评。（PS整体写的有点流水账）

• 作者：7788 发布时间：2021-05-16 10:45:20

  禁？

• 从下级武士到帝国政治家：伊藤博文和他的“明治幕府”

  作者：索·恩 发布时间：2021-12-13 13:24:58

  未竟的事业

  1909年10月21日，卸任“韩国统监”不久的伊藤博文（1841-1909）从旅顺出发，乘火车一路北上。在漫长的旅途中，伊藤透过车窗，一路观望“满洲”的风景。中国东北平原秋天的苍茫、寥廓与萧瑟，或许让他回忆起了自己超过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政治人生。触景生情，他写下了这样一首五言绝句：“万里平原南满洲，风光阔远一天秋。当年战迹留余愤，更使行人牵暗愁。”伊藤有写“汉诗”的爱好，这让我们多了一个观察他精神世界的窗口。

  诗中所言的战事，是指爆发于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日本在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后，勉强迫使俄国求和，双方在中国东北形成了新的均势。他此行去哈尔滨的目的，就是要和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商讨朝鲜半岛的问题。近代日本一直将俄国视为心腹大患，这应该是伊藤心怀“余愤”与“暗愁”的原因，但还有其他：日本的政治家们一直在盯着东亚大陆日渐动荡的局势。伊藤曾对身旁的人说，他打算明年“作为清国顾问去北京”（615页）；此时他已经六十八周岁，在当时的日本已算是少有的高龄，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其实，这里面也有不得已的因素：历史事实早已表明，东亚大陆权力结构的每一次变动，都足以在日本感到震动，甚至让其伤筋动骨。1850年代后江户幕府体制逐渐瓦解，实际上可视为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造成的巨大冲击的结果。而此时日本已经上升为东亚世界大舞台的主要角色。他无法不为自己领导的明治建国事业感到担忧。

  这首诗成了他的绝笔。25日晚7时，他抵达长春；在参加完中国道台为其准备的晚宴后，深夜，他登上火车继续北上，于翌日上午9点抵达哈尔滨站；此时，科科夫佐夫早已在月台守候。两人一同走下月台后，开始检阅俄国的守备队，然后与列国领事一一握手寒暄。9时30分，当他走到日本欢迎队列前时，军队侧后方冲出一个年轻人。他迅速接近伊藤，连开数枪。刺客是韩国人安重根，半个小时后，伊藤被宣告死亡。这位在1862年以暗杀国学者塙次郎——传言他正在奉幕府命令研究废除天皇一事——登上历史舞台的最下级武士，最终倒在了同样的暗杀当中。

  

  伊藤博文

  或许是看多了维新志士和政治对手接二连三殒命的结局，伊藤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有这样的终局，为此他曾两度留下遗嘱。但与他此前的同志不同，此时倒下的伊藤早已经名满天下：明治维新的元勋、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创制者、先后四次组阁、主导“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出任韩国统监、获封贵族最高的“公爵”尊位……本书作者称他为“近代日本的奠基人”与“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之父”。如果作者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位帝国政治家的诞生”这样的说法，既接近事实，又更符合一般读者传奇故事的预期——伊藤本姓林，出身于当时地位卑下的农民家庭，因成为身份为“足轻”（江户时代武士级别中的最下级）的伊藤直右卫门的养子，他获得了武士的身份。

  伊藤遭暗杀身亡，他领导创建的帝国失去了一位最稳健的舵手。首先，以山县有朋（1838-1922）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进一步得势。山县与伊藤虽然同属于长州派，但晚年二人在政治上多处于对立状态。伊藤的离去使得山县成为对天皇、对日本政坛最有影响力的元老，他图谋侵略大陆的步伐陡然加速，为此后军国主义势力掌控日本政治蓄积了能量。在他的谋划下，1910年8月29日，日本正式吞并韩国。其次，明治天皇（1852-1912）因他最为倚重的老臣身亡，遭受到巨大的冲击；据记载，他听到消息后，“好像突然间变成了老人”，两年后就驾崩了。“伊藤-天皇”的这种明治政治体制勉强经受住了“大正时代”的动荡后，一头扎进了“暗黑的昭和时代”。这是后话，且不掩如下事实的光辉：以他们君臣二人为核心的政治家，用了仅仅一代人的时光，就将日本从欧亚大陆的边缘带到了东亚世界秩序的中心。那么，伊藤如何在个体和国家的两个层面上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耀眼事业？

  作为政治家的伊藤博文，他主导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为近代日本确立“立宪体制”，这无疑是最值得书写的功业。本书作者用意也在于此，在涉及这一体制确立的关键点上不惜笔墨。不过，我们今天重新阅读伊藤，显然不是要再次确认这种与我们平时感觉相去不远的结论；当然，我们也不会仅仅把本书视为“演义”去阅读，满足于历史剧本给我们带来的心灵波动。

  关键的问题依然是：伊藤博文何以取得了成功？假若他未命丧哈尔滨，而是得以成为“清国的顾问”，他会留下什么值得期待的功业吗？包括本书在内的历史叙事并不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但它们却是我们训练自身观察历史与现实时的眼光、格局与心灵的必不可少的材料。我们要盯紧几个关键的节点。

  现实主义的智慧

  1877年，维新元勋西乡隆盛（1827-1877）领导的叛乱（史称“西南战争”）遭到镇压后，明治维新政府消除了旧幕府体制留下的最后的障碍，中央集权的近代政治体制形式上得以完成。但新问题随之出现：在野的力量不满意以长州、萨摩二藩为主的藩阀政权，要求开设国会，确立立宪政体。时任参议山县有朋于1879年向天皇上奏了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提出了包括制定“国宪”、严格执行“行政、议政、司法”三权分立等内容在内的构想。当时实力派政治家，诸如右大臣岩仓具视、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黑田清隆等都相时而动，纷纷附议。1880年12月，伊藤向天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书，主张“政府需要根据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讲究轻重缓急，不急不躁，逐渐接近‘标准’状态”。不过，民间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1881年3月，参议大隈重信（1838-1922）秘密上奏的意见书，可谓一石惊起千层浪。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是采用英国模式，即议会多数党的领袖负责组织内阁，实现“君民共治”，并于1883年初开设国会。这个以英国为模板的激进立宪论，与当时执民间言论之牛耳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的主张几乎一致。

  伊藤博文辗转看到这份上奏书后“勃然大怒”，认为大隈背叛了此前与自己达成的共识。本书作者伊藤之雄写道：“对于大隈来说，如果事态能像建议书那样发展，自己作为政府领导人之一，获得开设国会的主导权，与民权派进行合作，那么当选首相组阁的可能性非常大。这可以说是大隈对以伊藤为中心的藩阀政府的背叛。”（163页）这里之所以要引述这段评论，是因为它在本书节奏舒缓的叙事中有强烈的异色：作者绝大多数时刻对政治家的内心都不动声色，更鲜少从这种旨在获取“权力”的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去描述本书登场的十数位主要政治人物。那他为何要插入这样一段说法？

  这种评论当然得益于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1872年，在维新政府实施“废藩置县”后，出身于肥前藩的大隈重信就与长州藩的木户孝允（1838-1877）、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和土佐藩的板垣退助（1837-1919）共同成为“参议”，是当时大久保利通（1830-1878）体制下的核心人物。这四位参议代表当时的四个强藩，反映、代表了一种力量的均衡（伊藤之雄《元老》）。然而，当木户孝允病故、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后，长州藩的领导权转到被大隈重信视为后辈的伊藤博文手中。此前大隈追随木户孝允，且获得了萨摩一派的支持，但在权力结构的这次变化中，他的内心可能产生了一种被疏远的感觉。

  意味深长的是，日本的历史叙事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大隈重信的这次行动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描述为“明治十四年政变”，本书作者也蹈袭了诸如“政变”“背叛”的说法。这种做法不禁让人疑窦丛生：大隈只是在天皇的要求和催促下，提出了一份要求保密的意见书而已，何以就被扣上了“政变”的帽子？这里面可能包含着日本历史叙事者固有的认知——比如对政治权力斗争的某种厌恶之情等，因为大隈的意见书非常另类，无法不让人联想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说政治家没有任何“权力欲”或“政治野心”，这显然不符合真理，但在日本特殊的政治传统中，将它们显露出来，无疑会让人侧目。历史叙事的这种褶皱往往意味深长；处于权力中枢的大隈的这次行动，确实蕴含着挑战既存秩序的政治能量。

  事实上，伊藤博文作为政治家的本领由此开始发挥了出来。首先，他充分利用了当时民间对政府的批判，运用政治手腕，与萨摩派联手展开了“驱逐”大隈的运动，最终迫使他离开了中央政府。其次，他反过来吸收了大隈展现的政治能量，将创制立宪政体纳入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议程当中。所以，这里要强调的是，伊藤“驱逐”大隈并不是出于权力政治的考量，而是要将他的建国事业最重要的任务，即创立立宪政体纳入自己设定的轨道上来——在欧洲君主国家宪法的基础上，“制定适用于日本政治和文化的宪法”。这次事件结束后，日本决定在九年后的1890年开设国会。

  1882年3月，伊藤动身去欧洲进行宪法调查，第二年8月返回日本，期间他与德国宪法专家“探讨宪法的优劣得失，如入废寝忘食之境”（187页）。从他书信中的这一说法中，我们可见伊藤是一个“为政治而生”的人。他在书信中尤其强调说，针对那些把“英美法自由过激论者的著述”当作“金科玉条”的人，他已经找到了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所以“死而无憾”了（191页）。1882年9月，他在给时任大藏卿松方正义的信中这样写道：“青年书生渐啃洋书，苦思书上之理论，将其视作万古不易之定论，若欲施行之于实地，则为浅薄浮浅之见，却置自国之国体历史于度外，无人之境地创立新政府，不过一般之陋见。”后来，他在回顾宪法制定的情境时还不忘说，“民间之政治家未能理解实际政治之责任，徒扬扬得意地心醉于孟德斯鸠、卢梭等法兰西学者之痛快学说、奇巧言论”；“顺利运用宪法需要见识和气魄，如热爱言论自由，热爱议事公开，或如宽容反对自家的意见之精神，更积累几多经验后始得之也”（泷井一博《伊藤博文》，第二、三章）。他当时面临的来自民间的立宪论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伊藤的这次宪法调查的努力，最终结晶为1889年2月11日发布的钦定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翌年11月29日，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如约召开，宪法随之生效。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伊藤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的“渐进主义”多赞誉有加，他确实显现了出色的现实主义感觉。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后发国家，一举实现英国式的议会民主政治，这在言论市场中非常有竞争力。英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自然会引发学者以及民权活动家的关注。然而，在必然是混浊的政治现实面前，理念的清澈与纯粹往往会成为持有者的盲点；政治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战争”的一种特定形态，它起因于人们对观念、利益必然不同的感知，以及基于各自感知的现实行动。

  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1914-1996）在分析战后日本的言论状况时曾指出，在日本议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时，“用抽象的意识形态和图式先设框架再来考察现实问题”的做法非常危险；在面对混浊的现实时，仅仅抓住一个理念教条而不知变通，或者仅盯着现实的某个侧面而无视其他，实践中往往会产生荒谬的效果。他嘲讽说，有些人觉得“宛如只要高举出反共的大旗就是民主主义的象征！（若如此，希特勒、墨索里尼、弗兰克、东条英机乃至其亚流都是最大的民主主义者。）”丸山还进一步警告说，在日本“政治方向容易仅凭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国会讨论啦，街头演讲啦，或游行、学生运动、署名活动等来判断，在小范围的知识阶层里出现的倾向俨然认定为是主导性的动向，这样会遭到现实的惨痛的报复”（《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伊藤博文在主导日本走向立宪体制时，就是要防止将小范围、特定阶层里出现的倾向“俨然认定为是主导性的动向”，避免遭到现实的“报复”。那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什么是大范围、非特定阶层共有的倾向呢？伊藤在这里展现了他的洞察：日本要成为欧美主导的新世界秩序的一员，成为近代文明的优等生；为此，日本必须实行立宪政体，而其要害不仅仅在于约束君主，更在于约束议会即国民代表的权力。这里面有着他对日本传统权力结构的理解。

  开设国会与创造“天皇”

  伊藤还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如何制定宪法和如何让国会政治运作起来，它们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一部观念上、结构上再完备的宪法，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可能出现意外的问题，甚至引发“宪法危机”。为克服可能出现的危机，完成他的建国大业，伊藤事先做好了准备。

  首先，他围绕“天皇”做足了功课。在中国传统的权力政治观念中，“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任何有权力欲望的人的基本常识，它源于人们对“权威”作用的本能感知：“权威”有着加持或减损“权力”的巨大效果。伊藤博文对此当然了然于胸，而日本封建时代“天皇-将军”天然的政治结构，为他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发动明治维新的各路豪杰以“王政复古”“尊王攘夷”为大义名分，尊重天皇的权威和潜在的权力，这其实构成了随后创制宪法的共识和底层逻辑。在这种共识面前，前面提到的“明治十四年政变”中的大隈重信，可以说是有勇无谋，在政治感觉上甚至不如日本的普通民众。

  天皇的这种潜在的角色，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伊藤目光如炬，他既要让这把利剑能随时展现锋芒，又要将其置于剑鞘当中，避免伤人；他主导制定的德国式立宪君主的宪法，就是这样的剑鞘。但新的问题是，如何让这把剑保持它的锋芒？本书作者描述了伊藤的想法：“伊藤在欧洲进行宪法调查时，学到的不仅是宪法知识，还有如何塑造符合宪法运作的君主（天皇）。符合宪法运作的君主不是专制君主，而是一个平时尽可能不干涉政治、在需要时对藩阀（行政权）内部对立进行调停，并在组成议会的在野势力日趋成熟之后，能对内阁与议会的对立进行调停的天皇。”（227页）

  伊藤认为天皇必须接受宪法教育。为此，他先派遣天皇信赖的侍从藤波言忠亲自去德国学习宪法课程，时间长达两年多。1887年11月藤波回到日本，随即开始为天皇和皇后讲授宪法知识。同时，伊藤还邀请德国人莫尔夫妇，“让他们作为宫内省顾问，以德国等欧洲立宪君主国家为范本，对日本宫中仪式和制度进行改革”。事后看来，这是一种创造“天皇”的过程。

  1888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枢密院”，这是专门为审议宪法、皇室典范等重要法律而创设的机构。伊藤为此辞去首相职务，出任枢密院的首任议长。5月8日，天皇莅临枢密院，举行开院仪式。然而，就在前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明治天皇感到盛怒的事件”：伊藤直到前一天才向天皇递交了天皇要朗读的敕语草稿，“这等于让35岁的天皇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即将颁布的敕语内容，仅仅是朗读伊藤的敕语草稿而已”。据说，天皇非常生气，宣布不出席开院仪式。这其实是明治天皇权力本能的反映。伊藤得知此事后，“诚惶诚恐立即进宫拜见天皇，并对自己未将敕语草稿详细上奏一事致歉，发誓今后绝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结局非常完美：“因为伊藤诚心道歉，天皇也消了气，并按原定计划出席了开院仪式”（231页）。

  如上所见，这个“事件”在传记中得到了异常生动的再现，但它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可不是“实录”一段插曲，而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天皇必须出席枢密院的开院仪式，而他要扮演的角色也必须是宣读一份事先拟定的草稿！问题似乎出在“只是前一天”才拿到草稿的时间问题，这果然如伊藤宣称，是他自己疏忽吗？外人实在不得而知；不过，“诚心道歉”这种礼仪形式上最终解决了问题。经此一事，天皇对自己所接受的宪法教育，当获得了真实的感受。这或许是作为“立宪君主”的天皇的心智结构最终得以成立的瞬间：天皇亲政的冲动得到了驯化和转化。

  在枢密院审议宪法草案时，伊藤对宪法草案的主旨进行了清晰的阐述。他说，欧洲的“宪法政治”在千余年前开始形成，人民并不陌生；但更重要的是，欧洲有宗教的存在，“宗教作为‘机轴’，深入人心、团结人心。然而日本的宗教力量相当薄弱，没有形成国家机轴。……在日本能成为‘机轴’的唯有‘皇室’”（232页）。诚然，日本没有欧洲式的宗教的存在，但天皇的存在足以发挥类似的功能。政治的智慧在于，为政者要基于既定的条件成就自己的事业，而不是抱怨条件的不足，或者全然不顾现实条件的约束而仅凭理念行动。

  宪法生效后，伊藤将他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如何让国会政治健全展开的现实问题上；其中最让人惊讶的是，面对藩阀政治家们几乎集体的反对，他毅然组建了自己的政党：1900年8月25日，他发表创建新党宣言；一个月后，他领导的“立宪政友会”宣布成立。伊藤期待为日本国民、为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等领导的在野党提供一种政党表率，让立宪政治健全地运作起来。伊藤的这一政治行动，得到了天皇的理解和支持；天皇甚至直接下赐巨额资金，供伊藤的新党使用。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明治政府的这种“伊藤-天皇”二元权力体制。

  其实，从1890年第一届国会开始，在野党就充分利用了宪法赋予议会的法案审议权，尤其是对政府预算的审议权，展开了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结果，藩阀政权不得不多次依据宪法规定，宣布解散议会，进行重新选举。但长此以往，国会就将形同虚设，立宪政体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尽管明治宪法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议会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预算审议权，并在政治实践中成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明治宪法就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宪法。政党方面时常表现出的不合作的态度，让藩阀政权的政治家们大为光火，甚至发出了“停止宪法”的威胁。伊藤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了信念的力量：他确信议会政治为文明正道，不会容忍他的建国事业偏离这个正道。

  在伊藤的政府或宪法陷入危机时刻，“伊藤-天皇”这种二元体制的重要性显现了出来，天皇开始扮演“调停君主”的关键角色。比如，1900年10月19日伊藤以政党的身份第四次组阁后，引发了山县有朋一系的政府官员和贵族院的反感。他们联合起来，在贵族院一再否定议会通过的增税法案。伊藤于是向天皇寻求帮助。天皇心领神会，向贵族院下诏，要求贵族院议员“庙谟翼赞”，也就是为政时要考虑帮助天皇。贵族院接到诏书，自然不好违背，顺利通过了相关法案（485页）。天皇的这种角色，可以说完全是按照伊藤的建国剧本展开。

  当然，天皇在明治宪法中的这种暧昧的地位，不能无弊：它为军人干政留下了通道。晚年，伊藤尝试将军部置于文官体系的控制之下，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军人的天职要在战场上展示出来，而越俎代庖，由他们来当政，难免荒腔走板。伊藤博文用一代人的时光建立了让世界感到惊艳的立宪政体，但他身后的政治家和军人们，也只是用了同样的时间，就将帝国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政治的真实品性

  其实，追问伊藤博文何以成功，我们还间接回答了明治日本何以“成功”的问题。后者虽然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重读明治时代的历史，我们多半还是会心生感慨：历史诚然有其自然运行的轨道，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在沿着各自的道路前行，而不可能发生长久的偏离；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确会给后世提供经验和教训。然而，如同我们在伊藤的传记中所见一样，历史舞台中的那些个体，往往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心智结构，那是他们的激情、欲望和抱负自我实现的隐秘舞台。那么，这种历史人物心智结构的特殊性，是否意味着我们读史时抱有的获得普遍启示和意义的期待不合时宜？其实也并非如此。

  伊藤博文得以成功的首要原因，在于他洞察到了日本历史运行的必然轨道，并能将自己的全部生命热情投入其中。明治维新以“王政复古”为口号，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立宪制中央集权制政府，这就是近代国家、近代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明治维新的政治家们高人一筹的地方在于，他们大都把握了这个文明的大势。但同样重要的是，维新政府事实上继承了此前幕府时代权力—权威的分配结构。在幕府时代，武士政治家从天皇那里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代理天皇进行统治；明治政治家能够迅速完成建国大业，名义上同样是执行天皇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伊藤博文主导创建的这个明治日本，还可称为“明治幕府”，而他自身俨然就是这一幕府的“将军”。因此，伊藤博文的明治建国事业之所以显得顺风顺水，成果斐然，其实深深得益于他所打破的那个日本传统政治结构。

  另外，伊藤自身展现的独一无二的心智结构，成就了他个人“从边缘到中心”的跃迁。和他的同侪相比，伊藤展现了一个“为政治而生”的人格的全部属性。为政治而生，而不是靠政治而生，也就是说不谋求满足个人的私利私欲——无论是权力欲望还是物质利益，这其实是明治政治家群体的精神底色，但伊藤无疑表现得更胜一筹。如本书作者注意到的一样，伊藤对自己工作的公共属性，有着最高的自觉：他自始至终自觉自己是在为“天皇”效忠、为日本国家尽忠。在历史与政治认识上，反过来说或许更有启示意义：因为有了这个高度的“忠诚”观念，他才能获得超越当时派阀体系的支持，获得天皇近乎无限的信任，当然同时也获得了日本国民的认同。

  那什么是“忠诚”？宋代新儒学的伟大代表朱子言“尽己之谓忠”，言“诚者实也”，又言“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四书章句集注》）。这可以说是“忠诚”的本义：一个人将个体的生命能量纳入作为“天理之本然”的正道与事业当中；他能时刻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不为私利私欲所左右，所谓“存天理，去人欲”是也。如果说我们能在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获得普遍性的启发和认知，那么，儒学文明本义上的这种“忠诚”的观念、潜能和现实的呈现，可能就是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动的原因。

  注：本文为《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一书导言

  李永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 如何制造伊藤博文的高大全形象？

  作者：读史拼命三郎 发布时间：2022-12-08 15:40:22

  文/王绍贝

  王汎森先生曾在《人的消失？！》一文中提出，20世纪史学中“非个人性历史力量”进行分析和反思，所谓“非个人性历史力量”是指在历史书写中“人”的分量的递减，其更激烈的表现即忽视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忽略“人格性力量”在历史中的作用。譬如新史学强调“团体”、“社会势力”，左翼史学强调社会经济的变迁才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然而任何思想走到极端，都会出现物极必反，日本学者研究明治维新历史，在二战后也出现了从忽略个人性力量，到重视个人性力量的变化，从过去重视社会经济变迁，到今天似乎开始重视明治维新元老和重要倒幕人物的研究。伊藤之雄对日本近代元老群体的研究就是这个趋向的代表，他通过对明治维新时期元老们的细致的传记式研究，将明治维新的政治变迁内在理路分析得非常透彻。

  伊藤之雄这部《伊藤博文：近代日本的奠基人》正是他20年来孜孜不倦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此书通过大量战后才逐渐公布的伊藤博文档案、日记、书信等原始史料，全方位研究和展现了伊藤博文作为日本明治宪法之父的政治家波澜壮阔的一生，同时兼及他的家庭私生活等方面，伊藤之雄力图反驳过去流俗认为伊藤博文是个“肤浅草率”的政客形象，展现伊藤博文“刚强耿直”的一生。伊藤之雄的学生泷井一博在老师的研究基础上，又深入探讨了伊藤博文的政治学思想，写成了《伊藤博文——知性政治家》一书，我们将二书对读，可以更全面深入理解伊藤博文对近代东亚历史的巨大影响。不过在我看来，师徒二人——特别是伊藤之雄，对于明治“元老”群体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从重视个人的历史作用滑向了某种程度的“英雄史观”，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人物的同情理解固然有必要，但用一种几乎满满的、毫无批判意识的、赞美的姿态来研究伊藤博文等元老，过分夸大了政治领袖在历史中的作用，也许他们这么做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日本现实中缺乏有才干政治家的批判，但结果仍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倒幕运动成功后，主导明治维新的领导者是“元老”群体，而元老的本质其实是政治学上的寡头——“一群有着坚定的主张，也并未听命于某位独裁者的人们，因此他们试图设计出一种能让彼此和睦共事的制度。他们是自我任命而非选举产生的，因此他们试图通过一些非选举的途径来了解民众对公共服务最低限度的要求，以防止民众发动叛乱。”（《寡头政治：帝国日本的制度选择》第2章）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伊藤博文这样的个人领袖在制定明治宪法方面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与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没有行政经验的书呆子不同，伊藤既深入研究了西方各派宪法学说，又充分考虑到日本政治传统的现实，制定了表面上天皇是最高权力，实际上是“君主机构说”的宪法方案。但如跳出伟人史观，从当时政治大环境、历史背景来看，明治宪法也是各藩阀势力妥协的产物。明治体制的两个特征——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和独立的军队——其实都是寡头间合作失败的产物。等到1922年山县有朋一死，除了有名无实的天皇以外，军队实际上就不再向任何人负责了。由于军队是独立的，发生政变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并不是因为时运不济。寡头们并未给予选民及其代表充分的否决权，他们可以通过敕令来立法，可以采用上一年度的预算案，还可以在必要时通过紧缩通货来追加预算。因此既不应否认伊藤对立宪的巨大功绩，但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他对于明治宪法的作用，毕竟他也只是“元老”（寡头）中的一员。

  伊藤之雄对于近代日本所走的帝国主义路线也是缺乏批判的，并倾向于将对外侵略解释为内部政治斗争的延续，也就是说，对外侵略其实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明治立国初期的“征韩论”和1871年的台湾生番杀人事件，明治政府都有对外扩张转移内部矛盾的压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伊藤之雄则特别强调伊藤博文主张先完善内政，对外走与清朝和列强协调的和平路线，而实际上伊藤博文并非一味反对战争，而是期待日本内部建设完善，实力强大之后再走对外扩张路线，而非反对帝国主义路线。关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责任问题，伊藤之雄也特别强调了伊藤博文是在努力走协调、避免战争，但实际上伊藤博文在高层决策开战之后，都是扮演了积极的侵略者形象的，这一点也不应被否认。伊藤之雄也特别强调了伊藤博文在这两场战争背后的“文明传道士”立场，也就是类似英国殖民者侵略印度、非洲的心态，认为自己是高等文明，殖民地处于“野蛮状态”，侵略者是给“蛮夷”带去先进文明的“文明传道士”，日本对清朝、朝鲜的侵略，变成了老师教育学生，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早日进入文明社会。竹内好曾指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背后的逻辑就是一种“优等生”文化，而“文明传道士”号称要给“野蛮”的国家带去“文明”和“秩序”，“强加的和平/秩序就是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所谓的“东亚新秩序”，背后的“大义名分”都是如此，而这样的一种逻辑无论如何都是遭受日本近代侵略之苦的东亚各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甲午战争前，伊藤内阁决定，无论清国是否同意，日本都将对朝鲜进行改革。今后，如果清国对于日本干涉朝鲜一事袖手旁观，日本和清国就不会开战，反之则会开战。战争开始后，伊藤列席大本营会议虽然是维新之后文官参与军事的惯例，但他也是唯一被允许列席会议的文官。不管是从内政的角度，还是从外交的角度来说，伊藤都认为日清战争的时机尚不成熟，但在军部前线先斩后奏和元老集体决策面前，他不得不支持战争，并且积极领导作战、制定了攻陷旅顺，并向天津发起猛攻，直到清朝主动提出求和为止。伊藤与陆奥，通过《马关条约》剥夺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将朝鲜变为一个“独立”，以便日本下一步侵略朝鲜。

  日俄在远东有利益冲突，尽管伊藤奉行日俄协调路线，希望避免战争，但在日本最高集团决策层和军部处心积虑的推动下，加上俄国对日外交的傲慢态度——沙皇尼古拉二世一直认为只要自己不发动战争，远东就没有战争，加之俄国的外交决策效率过于低下。日俄战争正是日本基于俄国必然发动战争，因此日本必须先下手为强的逻辑，但其实俄国从来没有在远东发动战争的计划，日俄战争无疑是日本单方面挑衅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开始前，伊藤默许了强硬的日俄谈判路线，这也是挑起战争的重要原因。尽管此时的日本战时体制已经彻底将文官排除出战争决策系统，伊藤也不再列席大本营会议，但战争开始后伊藤仍是积极配合，派自己心腹、贵族院议员金子坚太郎和末松谦澄前往美国活动，让美国舆论支持日本，消除德皇威廉二世散布的“黄祸论”，声称日本人如能将清国人“教育”成“文明之民”，不仅对日本有利，而且对在远东地区拥有利益的西方各国也有利。清国、韩国在日本的“帮助”下走向现代化，贸易往来增加，对于日本和西方列强都有利，这其实也是伊藤的想法。

  伊藤博文作为东亚“文明传道士”的巅峰形象则是在他担任了韩国“统监”时期。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强迫“独立”的韩国签订了《第二次日韩协约》，要求将韩国的外交权委任给日本。伊藤认为韩国人十分“幼稚”，不懂外交，不知“世界大势”，将朝鲜人民地下抗日活动视为：一部分人煽动国民对日本进行无益的反抗。尽管条约中还规定日本保证维护韩国皇室的“安泰与尊严”，并规定条约期限是“直到确认韩国实现富强之时”，不管伊藤如何狡辩，这个条约的实质都是将朝鲜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明白宣示！伊藤被任命为韩国“统监”后，伊藤之雄认为伊藤博文苦心为韩国谋划现代化建设，以韩国关税做担保，贷款1000万日元，主要用于初级教育、改善韩国农业、建设道路、排水、灌溉、植树造林、扩充警力、维护治安等，当然，伊藤希望有一天韩国人能为实现本国的近代化自行负担费用，日本在韩国的投资最终是要得到回报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大的回报。伊藤之雄认为伊藤博文对于韩国的近代化，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对日本有利，但他也坚信这会对韩国有利，尽管韩国人反对，也要坚持下去。日本侵略朝鲜的最后一步是日韩“合并”，由于保存朝鲜皇室，导致朝鲜地下抗战的持续，伊藤最终决定进行日韩“合并”来彻底解决殖民地问题。但伊藤之雄提出，伊藤的这个主张其实也是为了压制日本领导人根深蒂固的大陆膨胀欲望，维持日本与俄国之间的平衡，避免军事对决。但伊藤之雄这样的逻辑实在令人困惑，实际上朝鲜从殖民地变成日本的领土，不是更加刺激军部的野心、增加日后军部坚定对外扩张的信心吗？伊藤之雄还指出，伊藤博文在日韩合并后计划让韩国参照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建立国会两院和内阁，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在日本人的指导下，那么这样的宪法体制真是朝鲜人民想要的吗？伊藤博文有设身处地地考虑过“蛮夷们”的感受吗？安重根代表朝鲜人民做出了回答，伊藤博文最终死于哈尔滨火车站安重根的枪下。